东汉十二陵东汉迁都雒阳据《续汉书·礼仪志》注引《帝王世纪》东汉十二个帝陵除了献帝禅陵在河内郡山阳以外其他十一个帝陵或在雒阳故城的东南或在雒阳故城的西北。故城东南的东汉陵区尚未勘查情况不明。故城西北当指令洛阳北部的邙山。现在邙山上犹存东汉墓数百座早年从这里流散出来的“黄肠石”很多其中刻有“永建”、“阳嘉”等年号。近年又有许多新的现。公元1964 年曾掘一座早年被盗掘的黄肠石墓墓中尚存铜缕玉衣3o 片；公元1984 年又掘一座被盗掘的黄肠石墓现石上刻有“建宁”、“熹平”等年号并有玉衣同出。由此推定今洛阳邙山上确实存在一处东汉帝陵区；但具体陵名及排列方位则无从确认。位处北邙之阴黄河之阳的所谓光武帝原陵因陵西“光武庙”中有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 年）的修庙碑而被历代史学家所承认。通过近年对邙山东汉黄肠石墓的勘查所谓光武帝原陵的传统看法也有待考古的重新验证。
参考书目1.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o 年1 期。
2.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六）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3.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掘》《考古》1981年6 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 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 年1o 期。
5.郭建邦：《河南孟津送庄汉黄肠石墓》《文物资料丛刊》（四）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
6.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 年3 期。
7.李南可：《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中原文物》1985 年3 期。
第六节汉代诸侯王列侯墓汉代诸侯王列侯的墓葬大约有6o 多座。其中重要的依死亡先后的顺序有石家庄北郊赵王张耳墓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家族墓长沙象鼻嘴吴氏长沙王墓长沙陡壁山吴氏长沙王后曹■墓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并穴合葬墓永城芒山梁王家族墓徐州北洞山某代楚王墓铜山龟山楚襄王刘注墓咸阳杨家湾绛侯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并穴合葬墓广州象岗南越王赵眜墓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并穴合葬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家族墓巨野红土山昌邑哀王刘髆墓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夫妇并穴合葬墓高邮天山广陵厉王刘胥夫妇并穴合葬墓徐州石桥某代楚王夫妇并穴合葬墓邗江甘泉山广陵思王刘荆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夫妇同穴合葬墓定县北陵头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同穴合葬墓亳县曹氏宗族墓等。
墓制的分类和展诸侯王列侯墓的构筑形式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竖穴土坑即在地面下挖出长方坑再在坑底用木板构筑墓室（简称“木椁墓”）或用石板（块）砌造墓室（简称“石室墓”）或用小型长方砖砌造墓室（简称“砖室墓”）。另一类是崖洞墓即开凿山洞将整个墓葬全部穿凿在山中如满城汉墓、铜山龟山汉墓；也有在山坡或山顶上先开凿出竖穴石圹然后在圹底用石块或木板建造墓室如广州南越王墓、高邮天山汉墓。这两种不同的凿山造墓方法都可以达到“凿山为藏”的作用。
西汉早期的王侯墓大多沿袭战国以来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制。注重高大坟丘深邃墓室多重棺椁随葬带有周代礼制象征的铜陶器。大约到文景时期模拟地上府第建筑的风气开始流行椁室规模趋向宏大诸侯王享用的“黄肠题凑”葬制和诸侯王列侯均可享用的玉衣殓服大量出现显示现实生活豪华高贵的丝织品、铜器、漆器、玉器、金银器以及车马、炊厨食品等等都随同埋入墓室中。崖洞墓也在文景时期兴起洞穴中分为前室、中室、后室、耳室、侧室、回廊俨如地上府第。随后为模拟地上府第提供更加方便的石室墓、砖室墓相继出现特别是砖室墓传播最快。东汉时期砖室墓占居绝对优势费工巨大的崖洞墓走向衰退“黄肠题凑”葬制也因不能适应砖室墓墓制而一度改用象征性的“题凑石”（方石）。东汉中期以后大型多室砖墓更加流行强宗豪右僭越诸侯王列侯葬制的越来越多“题凑石”实际上归于消失玉衣也不仅是王侯的专用品。东汉末期战乱不息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盗墓风炽诸侯王列侯的豪华墓葬呈现全面衰败与一般汉墓难于区别了。
两汉王侯墓制举例下面按西汉早中晚三期、东汉前后两期各举一例介绍从中可以看到汉代诸侯王列侯墓的变化情况。
轪侯利苍之妻墓（长沙马王堆1 号汉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北边有斜坡墓道。坟墓的上半部是在原土丘上积土夯筑下半部挖土为穴。坟丘现存高5—6 米。墓口长2o 米、宽17.9 米。墓口下有四层台阶墓坑呈覆斗形往下逐渐缩小。墓底长7.6 米、宽6.7 米、深16 米。棺椁为巨大的木板制成置于墓坑底部正中。椁室井字形中间是棺室四周隔出头箱、足箱、左边箱、右边箱。椁底承托三条垫木。棺椁上下四周填塞木炭和白膏泥。棺室里置四层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为黑地彩绘棺三层为朱地彩绘棺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饰以绒圈锦和羽毛贴花绢盖板上覆盖帛画一幅。死者置内棺中女性年龄约5o 岁左右。葬式为仰身直肢直伸全身裹殓各式衣着、衾被及丝麻织物十八层连同贴身衣二件共二十层。随葬器物集中放置于四个边箱中总数1ooo 多件有漆器、纺织衣物、陶器、竹木器、木俑、乐器、铜镜、农畜产品、食品、瓜果、中草药、竹简和印章等等。根据2 号墓出土的三枚印章证实这里是第一代轪侯、长沙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地。1 号墓与2 号墓并列死者自应是轪侯之妻。而地层关系上稍早于1 号墓的3 号墓（死者利苍之子）墓中随葬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 年）纪年木牍由此推知1 号墓下葬年代应在公元前168 年稍后数年。中山靖王刘胜墓（满城1 号墓）墓穴升凿于凌山岩石中。墓门朝东。全长51.7 米最宽处37.5 米最高处6.8 米；容积约27oo 立方米。全墓分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等六部分。墓道斜坡式。墓道口用二堵土坯墙封门二土坯墙之间灌以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铁墙。甬道紧接墓道长6.76 米、宽4.5—4.8 米、高5.3 米在其两侧为对称的南、北耳室。两耳室均作长条形长16 米多宽3 米多高4.35—5 米。甬道尽端通入中室。中室平面近似方形长14.92、宽12.6 米四壁弧形穹窿顶高6.8 米。中室、南耳室、北耳室和甬道内原来都建有瓦顶的木结构房屋出土时已倒塌。中室后面是后室隔以石门。后室亦作穹窿顶的岩洞。岩洞中用石板建成石屋有门道、主室和侧室三部分。环绕后室还开凿一道回廊。除墓道外各墓室都放置随葬器物。甬道和南耳室共置实用的车6 辆、马16匹、狗11 只、鹿1 只。北耳室置陶器器内原盛酒、粮食、鱼类等。中室主要是铜器、铁器和陶器室内还张设两具帷帐。后室门道置石俑、弩机。主室内设棺床上置棺椁载以柩车棺椁内及周围放置大量铁兵器日常生活用具和五铢钱。侧室象征浴室内置熏炉、铜灯等。总计随葬器物31oo多件全部是实用品。另五铢钱2317 枚。从随葬器物的出土位置看南、北耳室是库房和车马库中室是宽大的厅堂后室是象征卧室的内室。死者身着玉衣头枕镶玉铜枕腰部左侧佩铁刀一把右侧佩铁剑两把。玉衣全长1.88 米由2498 块玉片以金丝编缀而成所用金丝重11oo 克。出土铜器铭文中有“中山府”、“中山内府”封泥文字“中山御丞”铜器、漆器铭文纪年又都在三十年以上。据《汉书·诸侯王表》推定被葬者应是中山靖王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
广阳顷王刘建墓（北京大葆台1 号墓）与王后墓东西并列坟丘相连长9o、宽5o.7、高8 米。坟丘下是墓圹。墓圹呈覆斗形上口长26 米、宽21 米圹底长23.2 米、宽18 米、深近5 米。圹内建木构墓室上下四周铺木炭和白膏泥。木构墓室由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前室、后室、内回廊等组成。墓道在墓圹之南残长34 米。外回廊内置有豹、马、雁等禽兽和陶器、铁器、漆器等。前室放置漆床、六博和陶器。后室有二椁三层棺和大量玉器及玉衣残片死者已被盗出棺外。内回廊放陶器墓道内埋置朱轮木车3 辆马13 匹。此墓早年被盗剩余随葬器物尚有陶器、铜器、铁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共4oo 余件五铢钱1oo 多枚。在内回廊与外回廊间以黄肠题凑隔开。它由大约15ooo 根柏木条堆垒而成柏木条长9o、宽厚均约1o厘米。木头都向内。外围长16、宽1o.8、高3 米；内围长14.2、宽9、高3米。正南有门通向甬道。根据“黄肠题凑”葬制和墓中出土全是武、宣时铸造的五铢钱以及出土漆器上有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纪年结合《汉书·诸侯王表》、《燕王旦传》的研究被葬者可能是死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 年）的广阳顷王刘建。
中山简王刘焉墓（定县北庄汉墓）坟丘高2o 米底边长宽各4o 米。坟丘地下是一座以石材为题凑的大型砖室墓。斜坡墓道长5o 多米一侧附耳室。墓室平面呈凸字形由甬道、横列前堂、方形后室和回廊组成。题凑位于砖室外围用经过加工的石块单道叠砌形成一圈绕墓室的石壁四边各长2o 米、高8 米、厚1 米左右。在砖室券顶上又平铺石块三层厚约8o 厘米。共用石材4ooo 余块大部分凿成近方形长宽各1 米左右厚约25 厘米。其中174 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氏个别的刻有尺寸。墓葬早年被盗后室棺椁已毁仅存少数骸骨和属于两个个体的鎏金铜缕玉衣片5169 片。劫余的重要器物有刻文“建武卅二年二月”的铜弩机“大官釜”陶釜少数玉衣片背面有“中山”墨书以及玉枕、玉带钩、玉窍塞和东汉五铢钱153 枚。根据题凑石葬制出土属于两个个体的玉衣铜弩机上“建武卅二年”铭刻和石刻题记所提供的年代范围推定墓主应是死于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o 年）的中山简王刘焉与其王后的合葬墓。
中山穆王刘畅墓（定县北陵头43 号汉墓）坟丘高12 米底边直径4o米。坟丘地下砖砌墓室规模宏大由墓道、甬道、东耳室、西耳室、前室、中室、东后室、西后室组成。墓室南北全长27 米多（不计墓道）最宽处13.8 米。斜坡式墓道在墓门南边未掘。墓门内有甬道直通中室。在甬道两侧各有一门通入耳室。两耳室平面均呈长方形东耳室内主要放置陶饮宴器具；西耳室内放置车马器和仪仗用具。甬道与前室连接处又设一封门。前室长5 米、宽2 米放置大量陶俑。前室北部接中室中室作横列式宽敞高大长1o.5 米、宽3.o6 米。中室后部有两条甬道分别通入东后室、西后室。两后室各置一棺一椁均腐朽仅存漆皮。墓葬早年被盗两具骨架弃置中室。在东耳室内现铜缕大理石片4oo 多片和错金铁镜；西后室内现银缕玉片11oo 多片以及错金铁刀、铁剑等兵器。由此知西后室的被葬者是男性身着银缕玉衣；东后室的被葬者是女性身着铜缕石衣。随葬器物大多被扰乱劫余的重要器物有掐丝的金龙、金辟邪、金羊群、银盒、青玉座屏、玉璧、玉璜、铁镜以及各种铁兵器和玉石饰品还有东汉中晚期的五铢钱235 枚。根据五铢钱和大量陶质模型器的断代并据《后汉书》东汉中山王世系的研究推定墓主应是死于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 年）的中山穆王刘畅及其王后的合葬墓。
秦汉墓在帝、王、侯的陵墓以外还有很多。除西藏、台湾以外全国各省都有现。粗略地计算总数约四五万座已掘的有一万座以上。现数量比较多分布比较密集的地方是秦汉的都城和当时的郡县所在地。在这些地方秦汉墓的现多达一千多座。这些墓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当时当地的文化特点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参考书目1.石家庄市图书馆：《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掘简报》《考古》198o 年1 期。
2.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 年版。
3.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掘简报》《文物》1974 年7 期。
4.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 年1期。
5.长沙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墓》《文物》1979年3 期。
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掘简报》《文物》1978 年8 期。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永城芒山西汉梁国王陵的调查》《华夏考古》1992 年3 期。
8.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掘简报》《文物》1988 年2期。
9.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 年1期。
1o.南京博物院：《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 年3 期。
1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掘简报》《文物》1977 年1o 期。
1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o 年版。
14.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掘简报》《文物》1972 年5期。
15.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 年4 期。
1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o 号汉墓掘简报》《文物》1981年8 期。
17.大葆台汉墓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18.南京博物院：《高邮天山—号汉墓掘侧记》《文博通讯》32 期1981 年。
19.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 年11 期。
2o.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 年11 期。
21.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 年2 期。
2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 号汉墓掘简报》《文物》1973 年11期。
23.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 年8 期。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现和研究》第45o—458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第七节秦汉简牍和石刻秦汉考古材料中有关于汉代农业方面的资料关于汉代冶铁业、纺织业和漆器制造业的资料其中不少是关于汉代生产的重要资料。因为本卷丙编对这些问题将有所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出土的秦汉文物中很多带有文字。除了作为书写材料的简牍、缣帛书和主要作为信物的玺印以外还有很多书写、錾刻或范铸在各种器物上的文字例如石刻、金文、陶文、漆书和镜铭等等文字内容十分丰富。因篇幅限制下面也只能就史料价值最大、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又有特殊作用的简牍和石刻略加论述。
秦代简牍秦代简牍重要的现有三批：第一批是公元1975 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编年纪》、《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第二批是公元1979 年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为田律”木牍。第三批是公元1986 年甘肃天水秦墓出土的《日书》等竹简。
云梦竹简出睡虎地11 号秦墓共11oo 多枚。简长23.1—27.8 厘米宽o.5—o.8 厘米。简文墨书秦篆一般写在篾黄上少数两面墨书。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从简上残存的绳痕判断竹简系以细绳分上中下三道编连成册。出土时编缀的绳索已朽没前后次序大部分散乱。从书体、内容和其中多处避始皇名讳得知简文系多人书写有的写于战国晚年有的写于秦始皇时期。竹简经整理编纂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九种。《语书》、《封诊式》、《日书》原有标题《效律》原有“效”字标题其余各书系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所拟定。
《编年记》52 简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o6 年）到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 年）的历史。《语书》14 简。前8 简是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 年）四月南郡守腾颁给所属县、道啬夫的文书；后6 简是南郡命所属各县书曹对吏实行考绩。文义与前8 简相呼应可能是前者的附件。《为吏之道》5o 简每简分5 栏抄写格式相同都没有标题和起迄标识。内容庞杂主要是儒家处世言论的杂抄。还附抄两条魏律内容与出土秦律相近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日书》有两种。甲种166 简正背两面皆隶书字小而密；乙种259 简只正面隶书字较大。两种《日书》内容基本相同所记都是关于预测吉凶和迷信习俗。《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和《封诊式》可通称为《秦法律文书》。其成书年代早晚不同。《法律答问》中的部分律文应是秦孝公时商鞅所立。其他大部分是秦昭王至始皇初年所修订。这批秦法律文书除《效律》是一篇尾完整的关于核验帐目、物资和度量衡器的律文以外其余都不是该律的全文。这批秦律内容十分广泛远远出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立法等方面的内容。举凡农田水利、牛马饲养、粮食贮放、徭役征、刑徒服役、工商业管理、官吏任免、军爵赏赐、物资帐目以及军官任免、军队训练、战场纪律、战勤供应、战后奖惩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其中以刑法最为成熟。简文反映了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这时正是中国从诸侯割据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时期秦简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提供了可信史料。
青川木牍出土于郝家坪5o 号秦墓。长46 厘米、宽2.5 厘米、厚o.4 厘米。两面修治平滑都有墨书文字。正面是武王二年（公元前3o9 年）命丞相甘茂、内史匽更修《为田律》共三行121 字。律文是关于田亩阡陌封埒的设置以及对阡陌封埒的保护和道路的管理维修规定。背面文字四行33 字内容是与律文有关的纪事。更修《为田律》出土于四川青川表明这是秦政府针对蜀地新移民的情况而更修的其目的在于维护新移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如何理解律文中畛封埒的含义以及畛封埒和阡陌的关系学者间还存在较大分歧。
天水竹简现于放马滩1 号秦墓共46o 枚。简上原有三道编绳上下端各空出1 厘米为天地头简文以古隶书体写在篾黄上最多每简43 字一般25—4o 字。出土时编绳已不存次序散乱无篇题。经整理内容有“日书”和纪年文书两类。纪年文书8 简系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 年）邽丞向御史呈奏的“谒书”叙述一名叫丹的人的故事。推测丹是1 号墓的墓主。《日书》有两种。甲种73 简简长27.5 厘米。乙种379 简简长23 厘米。以形式论均系抄自当时日者占家手中的巫书有不少言天道鬼的迷信条文而更多的是讲人与人相关的事是研究先秦和秦文化的重要资料。
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本世纪初西方学者便进入我国西北甘新地区即汉代河西四郡和西域从事考古活动。从公元19o1 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现汉晋简牍。随后中国学者也有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很多新的现。
1.居延汉简公元193o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汉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燧遗址中采获汉代简牍约1oooo 枚年代约自武帝末至东汉中叶以西汉简为多。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资料已全部表并有不少研究论著问世。公元1972—1976 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第一次掘地点的附近掘获19ooo 多枚。内容甚丰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薄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其中纪年简1222 枚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至新莽及于东汉建武初年的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其中以宣帝时期为最多。除少数爰书简、律令简、蓬火品约简已表外大部分尚在整理中。
2.敦煌汉简包括汉代敦煌郡和酒泉郡即今甘肃敦煌县、玉门市和酒泉县。
先后现六批。第一批是公元19o7 年英籍考古学家a.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采集7o5 枚。第二批是公元1913—1915 年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和酒泉县西北采集168 枚。第三批是公元1944 年中国学者夏鼐在敦煌小方盘城掘48 枚。第四批是公元1979 年在玉门花海现91 枚。第五批是公元1979 年甘肃博物馆在敦煌马圈湾汉烽燧遗址中掘1217 枚。第六批是公元1981 年在敦煌酥油土现76 枚。六次总计现汉简23o5 枚。敦煌汉简大部分是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及其下属各烽燧的文书档案内容大多与屯戍有关。年代自武帝末起至东汉中叶以东汉简稍多。属于酒泉郡的汉简包括酒泉郡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的简内容亦多屯戍文书。最早的纪年简是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 年）又有元帝、成帝、王莽以及东汉明帝、安帝年号简。上述六批敦煌汉简资料已全部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中。3.悬泉置汉简公元199o 年现于甘肃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汉代邮驿悬泉置遗址中。遗址总面积约225oo 平方米由坞和厩两部分组成。经初步掘出土简牍15ooo 余枚麻纤维纸、帛书、封泥、五铢钱、文化用品、丝织品、铁工具、粮食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共265o 余件。简牍多数出土于坞外西侧的废弃物堆积区内有清晰的按时代自然堆积的层位；少数出土于房屋、马厩内的垃圾中。经初步整理绝大多数是木简少量竹简。简牍形制有简、牍、觚、封检、楬、削衣等。完整或较完整的簿册约4o 册。纪年简最早是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 年）最晚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o1 年）以宣帝、元帝、成帝时简最多。文书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书、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尚难以确定篇名的古佚书多种。悬泉置遗址简牍的出土使我们对两汉邮驿设施的职能、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管理制度等有了初步的认识。简牍内容突破了敦煌、居延汉简的内涵拓宽了简牍研究领域为汉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屯田制度等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4.西域汉简公元19o1—1941 年外国学者曾多次进入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活动掠掘大量汉文简牍、纸文书和佉卢文文书。汉文简牍、纸文书大部分是魏晋及前凉时期的屯戍簿册小部分属东汉；佉卢文多属经卷文书年代与汉文相若。公元193o 年和1934 年中国学者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获汉简71 枚内容亦多屯戍簿册年代集中于西汉宣、元、成三世不见东汉简。公元1959 年新疆博物馆在尼雅遗址掘获佉卢文简牍66 枚。公元198o 年新疆楼兰考古队又在楼兰城址掘获魏晋前凉木简、纸文书576 件。另有2 枚佉卢文木牍年代属东汉晚期。
汉墓中出土的简牍汉墓中的简牍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土的。重要的有下列几起：1.武威汉简共三批均出于武威汉墓中包括公元1957 年磨咀子6 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公元1959 年和1981 年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和公元1972 年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仪礼》简共三本九篇实存469 简27298 字。它不同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经过勘对、考订证明是失传的西汉庆（普）氏本或后（仓）氏本。抄写时间可能在西汉晚期。它们都是当时经师诵习的本子。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公元1959 年出土的王杖1o 简记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 年）幼伯受王杖事并录西汉建始二年（公元前31 年）“年七十受王杖”的诏书和河平元年（公元前28 年）殴击王杖主当弃市的令。公元1981年出土26 简也是与王杖有关的诏书令简并录汝南郡王安世等皆坐殴辱王杖主弃市的令。旱滩坡医药简牍92 枚出土于东汉早期墓内容抄录的都是当时的验方比较完整的有三十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有些药方还记录了病状、服药方法、针灸穴位、禁忌等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药物学和针灸学的重要资料。
2.银雀山汉简公元1972 年出土于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两座汉墓中。1 号墓出土竹简（包括残简）49oo 多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就被疑为伪书这次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案因之得以彻底解决。2 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是迄今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时期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比墓葬稍早从简文书体属早期隶书看应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的。
3.马王堆汉简（附帛书）公元1972—1973 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1号墓出“遣策”竹简312 枚3 号墓出“遣策”竹简4o3 枚医书竹简2oo枚（内木简1o 枚）另有木牍7 枚。1 号墓竹简出土时已部分散乱经复原研究其顺序大体是：开头副食品、调味品、酒醴和粮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妆用具和衣物；最后是乐器、竹器以及木制和土制的明器。遣策与随葬品对照大多数符合这对简文的辨识和随葬品的定名都有很大帮助。对汉初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习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3 号墓的遣策内容与1 号墓略同但增加了车骑、乐舞、僮仆及所持兵器、仪仗、乐器等方面的内容。医书简分为两卷其中一卷的内容与《黄帝内经》近似。木牍7 枚其中3 枚记侍从、车骑；2 枚记随葬食品及其盛器；1 枚记衣物；最后1 枚记下葬日期及缄封者。据银雀山《元光元年历谱》简推算3 号墓的埋葬时间应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 年）二月。1号墓大约稍晚数年至十余年。
帛书出3 号墓东边箱一漆盒内。分两种：一种写在48 厘米的整幅帛上；另一种写在24 厘米的半幅帛上。形制与简册制度基本一致。出土时断裂破损严重。除个别外均无篇题。经拼复编纂大致可确定为28 件计12 万余字。仿《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术类和地图。六艺类4 件：《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4 件：《老子》甲本附卷后佚书3 种《九主图》《黄帝书》和《老子》乙本。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种3 件。数术类11件：《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篆》《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方术类5 件：《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 种《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 种。另有地图两幅：《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
帛书大部分用朱丝栏墨书也有一部分未划行格。字体有篆、隶两种。有的书写十分工整有的较潦草似非一人一时书写。篆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 年）左右；隶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文帝初年（公元前179 年）左右。
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科学等各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又可以作为校勘某些传世古籍的依据。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帛书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经考定马王堆3 号墓墓主系轪侯利仓之子他用帛书随葬说明这批帛书是他生前读用或爱好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死者甚至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倾向。
4.张家山汉简公元1983—1984 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247、249、258三座西汉前期墓。247 号墓竹简最多达12oo 余枚简文约3 万字。这是我国汉简的一次重要现其重要性可与睡虎地秦简相埒。简文内容有一半以上是汉初律令。律名与睡虎地秦律简相同的有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等；与秦律简不同和新增的汉律有奏律、亡律、户律、杂律、史律、告律、贼律、兴律、赐律、捕律、均输律、爵律、津关律、收律、具律、□市律以及奴婢律和变（蛮）夷律等等。这批汉律的现使我们对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内容有较具体的了解为探讨汉初社会制度开拓了新的眼界。此外竹简中还有《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五部佚书以及日书、历谱、遣策。《奏谳书》是一部与汉律相关的重要文献。《算数书》则是早于《九章算术》成书的一部数学著作。目前材料尚未全部公布估计还有很多重要内容未被揭示出来。
5.凤凰山汉简公元1973—1975 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8、9、1o、167、168、169 六座西汉墓**竹简548 枚木简74 枚竹牍1 方木牍9 方共4ooo 余字全部属早期隶书约抄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这批简牍多数是“遣策”所载随葬品的类别、排列次序、数量等与椁内实际情况大体相符。属于文书、契约、账目类的竹简17o 枚木牍5 方出土于9 号墓、1o 号墓内容涉及田租、算赋、刍稿税、徭役、贷种实、乡里收支账目等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有“告地策”竹牍、木牍各1 方分别出土于168 号墓和1o 号墓。据牍文所载死者姓名、里居、爵位、下葬年月日推定168号墓死者是“市阳五大夫■少言”下葬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 年）；1o 号墓死者是“平里五大夫张偃”下葬于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 年）。6.扬州汉简两批。一批是邗江胡场5 号西汉墓。共木牍13 方内容为神灵名位牍、日记牍、文告牍、丧祭物品牍。另有记载随葬器物的木签6 枚、木觚7 枚。另一批出仪征胥浦1o1 号西汉墓有“先令券书”竹简16 枚赙赠木牍、木觚各1 方木牍衣物券1 块。“先令券书”是墓主朱夌临终前夕所立遗嘱文书。立嘱人、代书人、证人一应俱全显然具有法律效力。它是我国考古现中时代最早的遗嘱在汉代简牍中甚为罕见。
此外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古籍残简多种。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4o 号墓）出土《论语》、《儒家者言》等古籍残简多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 号西汉墓出土似为兵书佚文残简多种。
秦汉石刻秦汉石刻包括碑、碣、摩崖、墓记和石经。从北宋以来一直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著录数以千计。一般称“秦刻石”、“汉代石刻”或“汉代碑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有不少新的现。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东巡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时都立纪功刻石。除碣石刻石可能是摩崖刻石以外其他都是碣刻。现在仅存《琅琊刻石》残块和《泰山刻石》残片还有后世仿刻的之罘、碣石、会稽三石拓本。
汉代石刻绝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西汉时期不多传世仅见《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等数石。东汉石刻以碑刻和摩崖石刻为大宗刻文内容除了仍以纪功颂德为主以外还出现许多记事碑和契约性质的碑刻。专门用于墓葬的墓碑、墓记和专门用于刊刻经籍的石经也在东汉时期出现。褒斜道石门上的《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伯邳生平碑》以及《刘平国碑》、《西狭颂》、《裴岑纪功碑》、《曹全碑》、《张迁碑》等都是有名的纪功碑。现存山东省曲阜孔庙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碑文记述祭孔盛况及修饰孔庙等活动属于记事碑刻。公元1958 年河南南阳出土的《张景造土牛碑》记述张景包修土牛等设施也属于记事碑性质。券约碑刻则以1973 年偃师出土的《侍廷里 约束石券》最具特色。石券记侍廷里二十五个父老成立里“ ”敛钱买容田的一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刻石以为约束。公元1966 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和传世的会稽买山地石刻也属于这一类。但不论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碑刻它们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墓碑立在墓前。墓记置于墓内或刻于墓内石壁或刻于墓前石祠。刻记死者姓名、官职、生卒年月以及对死者的悼词或颂辞；而且经常采用韵文形式造句。最著名的墓碑是《鲜于璜碑》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立公元1973 年现于天津武清县同时掘鲜于璜墓。碑座为长方覆斗状碑身高242、宽81—83、厚12 厘米。碑圭形题额居碑正中下方一圆穿。额文阳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十个大字。题额两侧刻青龙白虎各一。碑阴额刻一朱雀。碑身两面刻文皆隶书。正面碑文记述鲜于璜的生平经历、死亡年月附以颂辞；碑阴刻长篇四言韵语末附其家族世系。碑阴的这种文式在汉碑中尚属少见。墓记出土很多。公元1929 年洛阳出土的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公元1973 年南阳出土的许阿瞿墓记公元198o 年邳县出土的缪宇墓记公元198o 年嘉祥宋山出土的安国墓祠题记和公元1973年苍山出土的元嘉元年（公元151 年）墓记是其典型。苍山元嘉元年墓记还是一篇很优美的韵文作品对研究当时的音韵、文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刻经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 年）。魏正始年间又刻“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并立于汉魏洛阳故城南郊太学讲堂的东西两侧。原碑早已不存。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五十年代初期马衡将全部出土残石汇编成《汉石经集存》。七十年代在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太学遗址中又现汉石经残石6oo 多块碑趺14 块。经复原研究对碑石数量、排列次序以及在校勘经本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
参考书目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3.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掘简报》《文物》1982 年1 期。
4.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 年2 期。
5.曹延尊、徐元邦：《简牍资料论著目录》《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o年版。
7.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1944 年。
8.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o 年版。
9.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 年1 期。
1o.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46 年版。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 年版。
1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悬泉置遗址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2 年1 月5 日。
14.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1948 年。
1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 年3 期。
16.侯灿：《楼兰新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1988 年7 期。
17.林梅村：《楼兰新现的东汉佉卢文考释》《文物》1988 年8 期。18.甘肃省博物馆等编：《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 年版。
19.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o 年9 期。
2o.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
21.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75 年版。
22.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
23.陈美金：《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文物》1974 年3 期。
24.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 年版。25.湖南省博物馆等：《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掘简报》《文物》1974年7 期。
26.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27.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 年2 期。28.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 年1 期。
29.长江流域第二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掘简报》《文物》1974 年6 期。
3o.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168 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 年4 期。
31.凤凰山167 号汉墓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167 号汉墓掘简报》《文物》1976 年1o 期。
32.扬州博物馆等：《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 年11 期。33.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o1 号西汉墓》《文物》1987 年1期。
34.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 年2 期。
35.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o3 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 年8 期。
3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2 期。
37.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版。
38.郑杰祥：《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文物》1963 年11期。
39.黄士斌：《河南偃师县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 年12 期。
4o.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文物》1974 年4 期。
41.天津市文管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年3 期。
42.南阳市博物馆：《南阳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年8 期。
43.南京博物院等：《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 年8 期。
44.济宁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嘉祥宋山198o 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 年5 期。
45.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2 期。
46.方鹏钧、张勋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198o 年3 期。
47.马衡：《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考古》1982 年4 期。
第八节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汉代少数族地区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北方地区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遗迹和遗物；今新疆地区以于阗、楼兰、姑师、乌孙等西域诸国的遗迹；以及川西云贵地区以滇、夜郎为代表的西南夷遗迹。
北方地区本世纪初瑞典人安特生等人曾在今内蒙古西部收集过一些以各种动物纹为特征的匈奴文化系统的遗物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青铜器”。科学的匈奴考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展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已获得多批匈奴墓葬资料。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的重要资料有：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墓群阿鲁柴登墓葬凉城县的毛庆沟墓地乌拉特中后旗的呼鲁斯太墓地准格尔旗的西沟畔墓地玉隆太墓地机沟、瓦尔吐沟的遗物以及宁夏固原县鸦儿沟、杨郎村的遗物。这个时期的匈奴墓以出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著称。主要的器形有“触角式”短剑、鹤嘴形斧、弧背凹刃刀各种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牌饰和带扣。属于战国晚期的阿鲁柴登墓出土金鹰冠饰等一批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西沟畔2 号墓出土9 件汉字刻款的金饰牌、银节约尤引人注目。
属于两汉时期的匈奴考古资料重要的是准格尔旗西沟畔、东胜县补洞沟、宁夏同心县倒墩子三处墓地以及族属尚有争议的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墓地。
西沟畔掘8 座匈奴墓时代相当西汉早期至中期。补洞沟掘9 座属于西汉末至东汉初的南匈奴墓。西沟畔4 号墓是西汉初期的匈奴贵族墓。墓中出土一批精致的以金银玉石琉璃等质料制作的头饰和项饰高浮雕的盘角卧羊金饰牌、花草纹的包金带饰品以及与西汉中原贵族墓所出极为近似的玉舞人、龙虎纹佩饰等都是难得的珍品。其他16 座都是小型的竖穴土坑墓葬俗仍保留传统的殉牲习俗随葬少量的工具和器皿其中既有本族特征的小口细颈瘦腹罐和衬托草木图案的动物纹饰牌又有相当数量的汉式器物如铁鼎、铁剑和铜镜等。
倒墩子掘27 座西汉中晚期匈奴墓情况与西沟畔、补洞沟所见略同除多数是竖穴土坑墓以外还有少数偏洞室墓。也有殉牲习俗。随葬小口细颈瘦腹罐和衬托草木边饰的各种动物纹饰牌以及来自中原的陶器、漆器、铁器和五铢钱。根据出土遗物的特点结合文献推断应属于西汉安定郡属国降汉之匈奴人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西沟畔、补洞沟和倒墩子都有小口细颈瘦腹罐随葬而这种形式的陶罐在蒙古诺彦乌拉和俄罗斯外贝加尔的汉代匈奴墓中也经常被现；各种动物纹饰牌也基本相似。说明它们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能够反映匈奴文化面貌的器物群。
北方草原最东端的西丰西岔沟地处西汉辽东塞外、长城以北。墓地面积约8ooo 平方米估计有墓葬5oo 座已遭部分破坏仅掘63 座全是长方形土坑墓单人葬。墓地中心的墓葬较大随葬品较多；墓地边缘的墓葬较小一般只随葬1 件粗陶罐、一副铁刀锥和零星的服饰品。共出土遗物138oo 多件。带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遗物主要是带扣、各种动物纹饰和骑士出猎捉俘虏的雕像。汉式遗物有铁工具、各式刀剑、铜镜和铜钱。关于西岔沟墓地的族属一般认为属于匈奴部族集团但也有认为应是东胡族的乌桓人。
此外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曾现1 座西汉初匈奴墓出土2 件透雕角抵纹铜饰牌。内蒙东胜县、陕西榆林县、西安市曾现东汉匈奴语官号印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现1 座东汉南匈奴墓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巴里坤、木垒等地也零星现南匈奴遗物。这些都对匈奴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汉代鲜卑考古资料在东部最重要的是吉林榆树县老河深墓地时代约当东汉初期或稍晚。辽宁北票、义县等地现的慕容鲜卑遗迹已属魏晋时期。西部的拓跋鲜卑遗迹从北起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南迄内蒙古河套东部都有现。重要的有满洲里附近的完工墓群、扎赉诺尔墓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遗迹乌兰察布盟二兰虎沟墓群以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砂凹地墓群。
榆树县老河深村共掘鲜卑墓128 座。墓葬由北向南呈长条形分布排列有序多数头向西。墓地西部和南部集中一批较大的男女并穴合葬墓或一男二女并穴合葬墓。并穴合葬墓全是竖穴土坑。有木棺仰身直肢葬式。男墓在右女墓在左；或男墓居中二女墓在两侧。随葬品大多是实用器。男性墓随葬品较多主要是铁制的兵器、工具、马具和动物纹铜饰牌间或有汉式的铁长剑和铜镜。女性墓大多随葬金银饰品及少量铁马具、工具。殉牲用马有的墓实行火葬。
老河深墓地的文化面貌与西岔沟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大体相似都出土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炊具——镂空圈足铜鍑类似的带扣和动物纹饰牌。但老河深多铁器制作一般较工整显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故推定其时代约当东汉初期或略晚。东汉时这里属鲜卑东界东与夫余相邻。从墓地反映的民族习俗与史籍记载相印证推定为鲜卑人墓地。
拓跋鲜卑是鲜卑诸部中居于最东北的一支早期活动在大兴安岭北部。
公元198o 年在鄂伦春嘎仙洞现北魏石刻证明这里是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后来拓跋部从东北逐渐向西南迁移。完工墓群和扎赉诺尔墓群就是他们留下的时代最早的遗迹。完工掘6 座墓都是竖穴土坑以桦木板为椁实行家族丛葬殉牲牛马狗亦同埋坑中。随葬品较多主要的是各种骨器、石器、珠饰和铜扣带饰。陶器有壶、罐等数量不多皆手制。葬俗和器物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反映出当时拓跋鲜卑以游牧经济为主内部维持着大家族组织。随葬品中还现有陶鬲、漆器和绢麻残片说明当时与汉文化已有联系。扎赉诺尔东距完工约6o 公里掘31 座皆竖穴土坑墓内置桦木棺大部分单人葬。陶器出现轮制器形较多。铁兵器和铜炊具（鍑）已出现。随葬品和殉牲的数量已有很大差别。从葬俗到随葬品都可以看出扎赉诺尔墓群与完工墓群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展阶段。扎赉诺尔墓中出土有汉式规矩镜“如意”锦残片又有匈奴文化特征的铜鍑和各种动物纹饰牌说明墓地主人与汉文化的联系又受匈奴的影响。
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和百灵庙砂凹地三处墓地是拓跋鲜卑南迁而后西迁路线上的三个地点。南杨家营子除有墓地外还有居住遗址。这三处墓地的墓制和随葬器物与扎赉诺尔相近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从陶器和骨器的制作看显然又比扎赉诺尔进步。由铁工具的大量使用和骨纺轮的出现又可以看出这三处墓地的经济生活比扎赉诺尔有了展。南杨家营子出土一枚东汉中晚期五铢钱砂凹地出土剪轮五铢二兰虎沟墓中随葬日光镜、“长宜子孙”镜和铸有“大吉”的铜铃表明这三处墓地已经接近东汉晚期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
以后拓跋鲜卑继续向西南迁移活动范围集中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凉城至山西大同一线沿途又有不少遗迹和遗物被现但时间已进入魏晋时期了。
新疆地区新疆的考古资料按不同的文化类型大体上可分五个部分即：南疆塔里木盆地的遗迹；罗布泊古楼兰遗迹；东疆的石堆墓；伊犁河的土墩墓和北疆的石人石棺墓。
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资料主要是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和和田县的买力克阿瓦提遗址。
尼雅遗址于本世纪初被英籍a.斯坦因等外国探险家所现并遭到多次掠掘。公元1959 年新疆博物馆又作过调查对其中的两处聚落遗址进行局部掘。获得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木器、陶器以及“长宜子孙”残镜、东汉五铢钱、汉“司禾府印”印范；还有书写佉卢文、古和田文的简牍。在遗址北边现一片墓地许多独木舟式的棺木已暴露在沙面上。掘的一具木棺作四柱足的长方箱形长约2 米。直接埋于沙中无墓圹。棺内有夫妻合葬干尸二具男右女左。男尸黑高鼻高颧骨女尸多辫。二具干尸所着的衣物绝大多数是内地生产的丝织品包括汉字织锦“君宜高官”铜镜还有两块蓝白色的蜡染印花棉布。掘者根据遗址所在的方位与《汉书·西域传》相印证推定这里应是西域的精绝国。
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位于和田县南玉珑喀什河西岸。公元1928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作过勘查现有平面方形的内外两层城垣。公元1977—1979 年新疆博物馆再次调查时城垣已毁仅存大小高低不等的土墩和数百个柱础石。在遗址北部掘一处寺庙遗址掘获一批佛像残块和壁画残片。寺庙附近掘获一件大陶缸内盛西汉五铢钱约45 公斤。遗址中部又有陶窑和烧成的陶器遗存。掘者认为这里似为西域于阗国的一个城府。
本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桔瑞等先后到罗布泊古楼兰城址进行考察掠走大批文物。公元1929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这里掘。公元1979—198o 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又对它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和掘。现存的楼兰古城址建于东汉平面呈方形每边长33o 米左右。在城内调查和掘的佛塔建筑、官署遗址以及先后挖获的汉文木简412 件、纸文书164 件则主要属于魏晋时期。在楼兰城郊掘9 座汉墓。出土许多珍贵的丝毛棉织品其中有不少是内地生产的汉隶织锦、铜镜、漆器、五铢钱。根据对墓中6 个头骨的测定结果有5 个属欧洲人种1 个属蒙古人种。5 个欧洲人种中有4 个与地中海东支的印度——阿富汗类型接近1 个介于地中海与帕米尔——莫尔干类型之间。另1 个属蒙古人种的头骨接近于南西伯利亚类型。由此似可认为古楼兰地区的居民种族是以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占优势的。
东疆的石堆墓分布在哈密至阿拉沟一带。因墓坑地面上有块石封堆故名。共掘152 座。石堆呈圆形或长方形大小不等一般直径2.5 米、高o.2—o.5 米。石堆下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葬。早期墓一般随葬红色彩陶器、木器、骨蚌饰品。后期墓出现男女合葬一般随葬红色素陶器、铁器、丝织品。较大的石堆墓往往在石堆四周围筑石垣平面近方形长宽各1o余米。墓底置木椁室椁盖上铺苇草其上填石积沙直至地表。随葬富有地方特色的金银牌饰和内地生产的漆器、铜镜。石堆墓的碳素测定并校正早期墓约当战国；后期墓约当西汉。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汉中期以前在吐鲁番盆地及其周围居住的是姑师人。汉武帝遣赵破奴破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后期的石堆墓应属于车师前国初期阶段的姑师人。
伊犁河流域的土墩墓因地面上有圆丘形的封土堆故名。土墩墓大部分是几个或十几个为一组。土墩大小不等但每组土墩墓的大小基本一致。封土内经常现马羊狗的骨骸封土上或铺一层卵石有的封土周围环绕浅沟。公元1961 年以来先后在昭苏县夏台、波马掘土墩墓19 座。墓室竖穴土坑东西向南北并列排列。可分三期。早期墓一般随葬手制的陶罐、陶钵、陶碟；中期墓也以陶器为主器形较规整新出现陶碗、陶盘、陶烛台还有汉式的铁环骨刀和铁犁铧；晚期墓的陶器皆轮制器形也较复杂个别大墓随葬丝毛织物、金器、铜器、漆器等。掘者推定它是西汉时期的乌孙人墓葬；并且认为西迁后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居民以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相对定居生活。昭苏土墩墓的13 具人骨鉴定还表明土墩墓的死者大部分是欧洲人种头骨并有少量蒙古人种混血。在6 个女性头骨中有2 个混杂的类型其中1 个似与南西伯利亚类型接近。昭苏乌孙人骨的研究结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乌孙人材料的研究基本相符。
北疆的石人石棺墓分布在准噶尔盆地周围。公元1961 年进行一次广泛调查公元1963 年在阿勒泰县克尔木齐掘32 座。有的在墓地周围竖列矩形石垣石垣前立石人或三四块条石。石垣内埋多座墓葬。墓制有竖穴石棺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个别的土坑墓在骨架四周围以数块片石构成象征性的石棺。竖穴土坑墓上都有卵石封堆或在封土上覆盖卵石。竖穴石棺墓一般没有。葬式以屈肢葬居多仰身直肢葬较少个别作俯身直肢葬。石垣内的方形大石棺墓中还经常现乱骨葬肢解埋入交互叠压或身异处一般埋数人多达二十人（以头骨计）。掘者认为他们的身份应是殉人。随葬品很少放置无规律。主要是石罐、石镞手制的陶罐还有少量的铜器和铁器。由于考古工作做的还不多它们的时代和彼此间的关系都不甚清楚目前只能笼统地认为石人石棺墓可能是西汉至唐代一千余年间生活在这里的几个不同民族的遗存。
西南地区居住在今川西高原和云贵地区的各族汉时通称“西南夷”。
已现的“西南夷”墓葬和遗物已遍及这三个省的四十多个县市二百多个地点。按不同的文化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滇池为中心的滇墓；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各族墓；黔西北的“夜郎”墓和川西的大石墓和石棺葬。
滇池区域的考古现以晋宁石寨山墓地最负盛名。公元1955—196o年先后掘4 次共现墓葬48 座出土遗物4ooo 多件。公元1964—1979年先后在安宁太极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又掘同一文化性质的墓葬88 座出土遗物3ooo 多件。公元1977 年以来滇池附近各县的三十多个地点又有零星现。大致说来这种文化分布在以滇池为中心东北至曲靖西至禄丰南至元江的范围内。由于在石寨山6 号墓中现了金质的“滇王之印”所以将这种类型的墓葬称为“滇文化墓葬”或简称“滇墓”。这种墓葬的时代延续很长大约从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根据几种主要青铜器的组合、演变可以把这批墓葬分为三期。第一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随葬尖叶形锄、粗茎剑、空钺、“石寨山式”铜鼓、贮贝器、干栏式房屋模型、透雕动物饰牌、圆盘状饰牌、璧环状手镯和圆形扣饰为典型的“滇文化”器物。第二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中期。这时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兵器、生产用具逐渐减少内地输入的铁器和模仿内地制作的器物大量出现。第三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这时地方民族特色的器物近于绝迹内地输入的铁兵器、生活用具和五铢钱已占绝对优势。
随葬器物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变化反映了自战国末楚将庄o 入滇直到汉武帝在此地设置益州郡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滇人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社会形态。不少学者从多方面的材料论证滇人的社会性质是处于奴隶占有制的早期阶段。西汉末到东汉原有的滇文化已不复存在与中原汉文化融合为一体。
洱海区域的“西南夷”材料比较复杂可分土坑墓和大石墓两大类。重要的土坑墓有楚雄万家坝墓地祥云大波那墓地和剑川鳌凤山墓地时代大多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早期。在永胜县金官龙潭和大理市大墓坪、金梭岛等地也有零星现时代较晚。土坑墓有单人葬、二次葬、多人合葬或解肢葬。葬具有木棺、独木棺、铜棺或无葬具。随葬器物以青铜器为主但器形颇不一致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是剑、斧、锄、鼓和镯。剑作空心扁平茎、山字形格；斧身扁平形似钺滇池区域未见；锄身近方形或半圆形与滇池所出近似；铜鼓造型似滇池区域所出但较原始、简朴；镯多数为长条形铜片弯曲而成亦不见于滇池区域。祥云大波那墓地还有干栏铜房屋模型、家畜模型。晚期墓出土的同类器器形已有变化而且有铜铁合制器和铁器。大约在西汉末到东汉滇西大部分地方已进入铁器时代。关于滇西青铜文化土坑墓的族属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比较倾向的意见是：青铜文化时代的洱海区域居民属氐羌系的昆明诸种而万家坝介于滇与昆明交界处所反映的基本经济社会是“耕田有邑聚”应属于濮系的“靡莫之属”。滇西大石墓分布于金沙江至怒江一带材料比较零散有的与土坑墓杂处部分随葬品也相似但滇西大石墓实行多人一次性丛葬（主要是多人二次捡骨葬）与本地土坑墓不同与川西南大石墓也不是一个文化系统。看来应是滇西青铜文化的另一个类型。
贵州西部的赫章县可乐区和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区先后掘近2oo 座富有本地特征的墓葬。这两批墓葬都作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与滇池区域的小型滇墓近似。随葬带有民族特征的器物也与滇墓所出的相同或相似。贵州西南部也有零星现。赫章、威宁汉初属西南夷的夜郎故地汉武帝以后是犍为郡汉阳县地。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夜郎与滇同属“魋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两地所表现的文化面貌的一致性是与史籍记载相符合的。这两批墓葬的掘为探索战国秦汉时期古夜郎的文化提供了第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但是两地掘的都是小型墓还不足以反映当时夜郎的典型文化面貌。夜郎文化的真象还有待进一步充实、验证。
川西南大石墓以安宁河流域为中心沿河两岸都有现而以西昌县境内分布最为集中。这里的大石墓系在地面上用巨石砌成石室长达1o 多米。实行二次捡骨葬人骨直接堆积在墓底可延续使用数百年埋葬若干代人与滇西建于地下的大石墓不同。早期墓的随葬品大部分是实用的陶器以双耳敞口罐为主每墓随葬常达1oo 多件。石器和青铜器不多。晚期墓随葬青铜器增多以镯、环、钗等装饰品为主。铁器开始出现。大石墓出土的无格铜剑、长骹矛、铜柄铁剑、双耳敞口罐、凸唇边手镯、玦形耳环、玉石管饰等与滇、“夜郎”系统的器物近似其分布地域和时间又与《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中的邛都相符。由此推测川西南大石墓可能是邛都人的遗存。
石棺葬又称石棺墓、石板墓、板岩葬。主要分布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汶的沿河两岸。共掘8o 多座。墓向大体一致似行氏族公共墓地制。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单人葬麻布裹殓；也有少数行二次葬或火葬。随葬品不多一般只有二三件陶罐。现最多的是一种富有特征的双耳罐。有的可从随葬品的不同来区别性别：男性随葬剑盾；女性随葬贝饰、蚌饰和纺轮。少数较大的墓现有秦汉铜钱和中原式器物。石棺葬大约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晚期。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冉 在筰的东北它的位置正当岷江上游；武帝时在冉 地区设置汶山郡郡治在今茂汶境内。由此推测石棺葬可能是冉 一类民族的遗存。
川西云贵高原古代民族众多迁徙不定来源复杂除滇池区域有较多的考古工作以外其他区域工作不多又缺乏研究。以上意见只能说是目前的倾向看法不能作为定论。可以说明的一点是自汉武帝开拓西南夷设置郡县后中原物质文化大量传入与富有特色的西南夷各族文化相融合。西汉晚期到东汉西南夷各族文化相继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土坑墓、砖室墓或崖墓随葬井灶壶罐成为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的地方文化。
参考书目1.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36 年版。
2.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198o 年7 期。
3.伊盟文物工作站：《东胜县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与考古》1981 年创刊号。
4.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 年1期。
5.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 年3 期。
6.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现》《文物》196o 年8、9 合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版。
8.黄盛璋：《新出汉匈奴语官号印辨正》《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 年版。
9.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 年4 期。
1o.王炳华：《新疆东部现的几批铜器》《考古》1986 年1o 期。
1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 年版。
12.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6 期。
13.郑隆：《扎赉诺尔古墓群》载《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群》《考古》1964 年1 期。
15.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载《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16.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 年5 期。
17.李逸友：《扎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1979）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o 年版。
18.新疆博物馆考古工作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 年3 期。
19.新疆博物馆：《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群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文物》196o 年6 期。
2o.a.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 年版。21.李遇春：《新疆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遗址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1 年1 期。
22.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
23.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京1948 年。
24.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掘简报》《文物》1988 年7期。
25.韩康信：《新疆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86 年5 卷3 期。
26.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槨墓掘简报》《文物》1981 年1 期。
27.新疆博物馆等：《新疆吐鲁番艾丁湖古墓》《考古》1982 年4 期。28.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葬》《考古》1984年1 期。
29.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
3o.新疆博物馆等：《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31.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考古组：《昭苏县古代墓葬试掘简报》《文物》1962 年7 期。
32.韩康信、潘其风：《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考古学报》1987 年4 期。
33.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石棺墓调查简报》《文物》1962 年7、8合期。
34.新疆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掘简报》《文物》1981 年1 期。
3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 年版。
3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2 期。
37.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 期。
38.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o 年版。
39.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 年3 期。
4o.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槨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 年12 期。
41.大理州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槨墓》《文物》1986年7 期。
4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掘报告》《考古学报》199o 年2 期。
43.《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 年版。
44.贵州省博物馆：《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 年2 期。
45.贵州省博物馆：《赫章可乐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 年2 期。46.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 年2期。47.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郊大石墓》《考古》1983 年6 期。48.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o 年4 期。49.罗开玉：《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考古》1989 年12 期。
第三章研究概况第一节近代史学关于秦汉史的研究秦汉史的研究可以说从汉初就开始了。6贾的《楚汉春秋》、贾谊的《新书·过秦》是这方面有名的著作。此后司马迁、班固、范晔的书裴骃、司马贞、张守节、颜师古、李贤的书都是研究秦汉史的巨著。这些书是以叙述的形式或注释的形式出现的。在它们之后还有不少这样的著作。到了近代秦汉史的研究要比以前兴盛。有的研究是就历史的进程阐明历史展的规律；有的研究是就残阙、隐晦的资料掘出具体的历史面貌。这都是以前研究工作中很少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西方考据方法的输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不同性质的作用。
王国维、顾颉刚、吕思勉、劳榦王国维、顾颉刚、吕思勉和劳榦是近代从不同角度研究秦汉史而有显著成就的史学家。
王国维重视考古新现的材料并把它同文献材料相结合在秦汉史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还在2o 世纪初当敦煌汉简现后即引起他的注意认为汉代简牍材料对于西北史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所著《流沙坠简》1等著作对于汉代简牍和西北史地研究均有开创之功。王国维对秦汉制度的考证方面表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其中如《汉魏博士考》2是通过对博士制度考证来研究汉代经学演变的文章。文章不仅对汉代经学博士、博士人名、博士职掌及博士弟子等作了全面的考证而且论证了汉代经今古文学的“代谢”及其“枢纽”之所在。《秦郡考》3和《汉郡考》④对《汉书·地理志》前后自相矛盾和后人的争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对匈奴史的研究有重大贡献。所撰《鬼方昆夷a狁考》5是近代国内第一篇研究匈奴族源的名作。文中把钟鼎彝器铭文与古书记载互相释证认为商周间的鬼方、昆夷、獯鬻西周末的a狁入春秋后的戎、狄战国以降的胡皆与匈奴是一个系统为同族异名。匈奴的先祖鬼方等原来活动地区达于黄河岸边后由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其活动地区逐渐向北退至长城以北。自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提出匈奴先祖乃“夏后之苗裔”说后学者多相信此说。王国维提出“此族见于最古之书者实为鬼方”说是对匈奴族源研究的重大突破。此说为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赞同。此外他的《匈奴相邦印跋》一文对于研究匈奴官制、文化以及匈奴文化关系等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顾颉刚对秦汉史的研究以《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最为重要。这篇文章表在公元193o 年的《清华学报》后收入由他主编的《古史辨》第五册。这篇长达十四万字的文章分二十四个题目对自邹衍“五德1 均见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卷十七、卷四。
2 均见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卷十七、卷四。
3 今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卷十三。
④ 今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卷十三。
5 今见《观堂集林》卷十二、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