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元年（公元19o 年）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④五铢钱之通制才被破坏。
汉代货币制度变化最大而且种类繁多的时期莫过于西汉武帝时期与汉末王莽时期。以武帝时期而言不仅如上述在铜钱重量方面变化不已而且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实行了一次币制大改革增加了以银、锡造的“白币”和以皮革造的皮币两大类货币并提高其与铜币的兑换率其目的既在解决财政困难也在于经济上打击大量贮藏缗钱的富商大贾以及诸侯王的势力。《汉书·武帝纪》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河西、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元其文龟直三百。”这一变革实行后盗铸者不可胜数；商贾也“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更有大农颜异代表王侯宗室的利益认为“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因而引起武帝不悦张汤便利用此事以腹诽之罪处颜异死刑。民间仍反对新币致“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寝不行”1。由此可见尽管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慎阳侯嗣）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2官府严格推行白金、皮币之新币制仍然不能奏效。
在武帝实行新币制的过程中“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于是“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谓“赤仄”即“子绀钱”系“以赤铜为其郭也令钱郭见有赤者”3。由此可见所谓“赤仄”即以赤铜加于黄铜之上以别于民间伪铸官钱。然而不久“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最后只得以取消各郡国的铸钱权而全统之于“上林三官”的办法以防盗铸④。
另一次币制的大变革在王莽统治时期。西汉之末王莽改制其中也包括对钱币制度的改变。其主要作法是：“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钱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王莽正式建立新朝后又一次改变币制一方面“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一方面又大造新币。分为“金货”、“银货”、“钱货”、“龟宝”、“贝货”、“布货”六个种类每类又有不同名目一共达二十八品总称为“宝货”。以金货而言规定：“黄金一斤直钱万。”以“银货”来说又分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以龟宝而言“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④ 《后汉书·献帝纪》。
1 均见《汉书·食货志》。
2 《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3 《汉书·食货志》及注引应劭、如淳语。
④ 《汉书·食货志》。
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以“贝货”而言“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至于“布货”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1如此繁杂的币制又加上复古倾向彼此之间兑换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为市买”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龟贝布属且寝”2。
以布帛充货币如前所述秦汉的货币不论是上币黄金还是下币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但是并不绝对排斥布帛谷物为货币者。如孝文帝时贾山为《至言》以言治乱之道其中讲到文帝曾“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1此官府以帛充赏赐则帛也起着货币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2。这显然也是以帛充赏赐其作用与钱、金相同。又董偃为馆陶公主散财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3这里的“帛”同钱、金并列同起货币的作用。由此可见布帛等实物并未绝对排除于货币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时贡禹主张“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几布帛及谷”④贡禹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如果布帛及谷物已根本无货币的职能他的建议未免过于荒唐。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物的货币化倾向又有明显增加。如东汉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5冯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无布帛之积”6显然布帛有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郑均曾“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⑦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还有夏馥其人“自剪须变形入林虏山中..为治家佣”后其弟夏静“乘马车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⑧。更有献帝时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农业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1 《汉书·食货志》。
2 《汉书·食货志》。
1 《汉书·贾山传》。
2 详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3 《汉书·东方朔传》。
④ 《汉书·贡禹传》。
5 《后汉书·光武帝纪》。
6 《后汉书·冯衍传》。
⑦ 《后汉书·郑均传》。
⑧ 《后汉书·党锢·夏馥传》。
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⑨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帛的货币作用。正因为如此章帝时**主张封钱不用“一取布帛为租”1；而且国家税收中以实物缴纳的部分日益增多详见本卷“租税”篇。
货币铸造权关于汉代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前后也有颇大的变化。如前所云：从秦简得知秦的钱币是禁止私铸的故有惩办盗铸者之律。及乎汉初从《史记·平准书》所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话来看表明汉初即已允许民间私铸币。又《汉书·吴王濞传》谓“孝惠、高后时”吴国因有豫章铜山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刘濞之铸钱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时便已开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5 年）“除钱律民得铸钱”2《汉书·文帝纪》也有同样记载可见文帝之时不仅纵民冶铁、煮盐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民间私铸钱币。正如《盐铁论·错币》所云：“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然而钱币一旦允许私铸一定会出现规格不一、质量不纯和重量不足等问题从而会使钱币贬值出现物重钱轻、价格上涨等现象。因此文帝时的贾谊就坚决反对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认为由民间私铸钱有“博祸”由官府铸钱可致七福3。因此到武帝时期就开始由国家控制钱币的铸造权各郡国铜官亦可铸钱但仍然不免于盗铸与伪滥最后只得将铸币权全部收归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终西汉之世未曾变更。东汉时期史书虽缺乏关于钱币铸造权的记载《续后汉书·百官志》也仅言大司农掌钱谷而不言铸钱的官署。证以出土古物知东汉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簠斋金■》所收建武时期的五铢钱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1 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又《隶续》卷十一《耿勋碑文》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东汉的钱范出土虽不多但可以确信东汉的铸币权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盐、铁之允许民间煮铸1。
⑨ 《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
1 《后汉书·朱晖传》。
2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3 详见《汉书·食货志》。
1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3o 页。
第六章都会与里（坊）市制度随着秦汉时期手工业与商业的展在广阔的国内市场内逐步形成了一批工商业集中的都会。早在战国时期各都会之间就交通大畅。从巴蜀利用长江水运“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而不费牛马之力”1中原地区进太行山有“太行之道”；东西交往有“成皋之路”特别“无有大山大川之阻”的中原地区“诸侯四通条达辐辏”“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2。再以西汉前期的情况而言“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3。具体而言如下一些地方均当时天下名都大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④又赵之“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5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名都大邑“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中跨街衢之路也。”6这就是说这些地方土地肥沃农副产品丰富加上交通便利为交通要道。因此这些城市都是在经济达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除上述诸名都外还有一些都会如巴蜀之成都、临邛关中的咸阳今河北的曲逆今山东的定陶今广东的番禺及今安徽之寿春、合肥湖北之江陵江苏之吴河西走廊之姑藏等虽然大多数为地方都会但也不乏全国性的大城市。在所有这些都会之中除西汉国都长安外还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与宛五大名都当时称“五都”。王莽时曾在除长安外的上述“五都”“立五均官”其“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其中长安的“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1由此可见长安与五都确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其余则多为地区性城会。兹分别述之于后。
1 《史记·张仪列传》。
2 《战国策·魏策》。
3 《盐铁论·力耕》。
④ 均见《盐铁论·通有》。
5 均见《盐铁论·通有》。
6 均见《盐铁论·通有》。
1 《汉书·食货志》。
第一节六大都会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心脏地带。这里“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有一个农业达的经济区给它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条件。加上自周人以来就已逐步开了这个地区。故秦国继之得以先后都于栎阳、雍及咸阳进一步开了关中地区。由于这里地处陇、蜀之隙故“陇、蜀之货物”多集散于此商贾以多。由于它南通巴蜀巴蜀的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及“筰马旄牛”通过褒斜道而入关中；西北之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而长安为其必经之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故长安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又“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特别是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后东方的豪富之民多徙于此诸帝之陵又在于此于是关中更成了“四方辐辏并至而会”的地方因而“诸田”、韦家栗氏、安陵及杜县之杜氏都成了关中的富商大贾长安便成了全国性的大都会1。“诸田”及栗氏、杜氏等家资“钜万”的大商人衰落后西汉后期又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卖丹致富的王君房卖豉起家的樊少翁及王孙大卿等皆“为天下高訾”其中樊嘉富于家财“五千万”“其余皆巨万”2。因此长安的总情况表现出“五方杂厝”“富人则商贾为利”“郡国辐辏浮食者多”3；一般居民则“益玩巧而事末”④。班固《西都赋》描述其情况说：这里“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咸聚于此。其人生活豪华殊异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其商业贸易之兴隆人口之众多消费之侈靡令人骇异！即使到了东汉时期这里不再是国都所在其繁华之景象依然不减于旧。故张衡《西京赋》说长安除了“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径廛里端直甍宇齐平”的“城市之制”外还有“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和“瑰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郊甸之内卿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盛况空前显然仍不失为一大都会。
洛阳自西周以后在洛阳营建了成周城与王城开始作为军事驻点用以威镇“殷顽民”。这里地处“天下之中”为“都国诸侯所聚会”之地故地位日益重要逐步由军事要塞变成了政治中心和工商业城市。春秋、战国时期洛阳成了东方诸国与秦国作战的要地和贸易的必经之地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秦和西汉时期这里大商人辈出。赫赫有名的师史1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 《汉书·货殖传》。
3 《汉书·地理志》。
④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家财达到“七千万”。其他洛阳人也多利用其“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的便利形势争习商贾之业久留于诸侯国甚至数过洛阳家门而不入1。师史之后至西汉成帝、哀帝与王莽时期又出现了大商人张长叔、薛子仲等“訾亦十千万”2。到了东汉洛阳成了国都人口更加集中地位更趋重要于是富商大贾更集于此。故王符《潜夫论·浮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这表明东汉洛阳城内居民主要是从事手工业与经营商贩之业的人口。班固《东都赋》描述东汉光武帝和明帝时的洛阳城情况说：“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泉流而为沼。..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张衡《东京赋》亦云：“重舌人之九译金稽而来王”少数民族及邻国使人也集中于洛阳。所以直到东汉末年洛阳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城内还是“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1。曹丕建魏正式迁都洛阳不是没有原因的。邯郸邯郸地区处漳水与黄河之间向北可通燕涿向南可达郑、卫又与梁、鲁之地为邻交通便利也是手工业与商业达的地方。故司马迁说：“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又“近梁、鲁”“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2。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了赵国国都为商贾、技艺及倡优集中之地。这里盛产铁矿故郭纵其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3。及于西汉封于赵地的诸侯王国仍“以冶铸为业”④。
临淄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早在战国时期就是手工业与商业十分繁荣的地方。它处于泰山之北“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5的大平原腹地。其地“宜桑麻”；又近海多鱼、盐之利。因此“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其集散地便是临淄故“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民“好商贾趋利甚于周人”6。战国时这里已是有户“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大城市1。到处可以看到“吹笙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踢鞠”2的人群其“七万户”以家五口计算全市人口当在三十到四十万左右。据苏秦估计仅成年男子1 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 《汉书·货殖传》。
1 《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
2 《史记·货殖列传》。
3 《史记·货殖列传》。
④ 《汉书·张汤传》。
5 《史记·齐世家》。
6 《史记·货殖列传》。
1 《战国策·齐策》。
2 《史记·苏秦列传》。
就有二十一万之多。这些说法虽然不无夸大之处但据近期考古掘的情况当时的临淄有大小两城大城为工商业集中的市区还有铸币及冶铁的遗址确不失为一大城市。像刁间这样的大盐商就曾活动于此地。他利用“桀黠奴”之力“使之逐渔盐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3。秦灭齐后虽然迁徙了一批盐铁商人但商贾之业仍很盛行。故入汉之后武帝曾说：“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有十万户天下膏腴莫盛于齐者矣。”④武帝所讲“十万户”虽是古临淄的情况但其言是为了劝慰王夫人不求以子封洛阳而愿封于齐也应是当时现状。至于主父偃则更明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5足见西汉之时临淄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甚至有过战国极盛之时的迹象。所谓“市租千金”尤见其工商业之兴盛。
南阳（宛城）
南阳（宛城）一带相传为夏人所居之地可见其开之早。这里既有一片大平原物产丰富；又“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交通便利故“宛亦一都会也”1。其地风俗杂错人多以商贾为业。秦灭六国后曾把“用铁冶为业”的梁人孔氏等“不轨之民”迁之于南阳。当这些人到达南阳后仍操旧业如孔氏就在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以致南阳的其他“行贾”都以孔氏为师游贾于全国2。刘邦攻宛城时秦南阳守 的舍人陈恢游说刘邦说：“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畜多。”3东汉之时南阳为刘縯、刘秀兄弟故乡尤多富商大贾和大地主。
成都早在秦惠王时就曾命张若经营成都城。于是张若在这里“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④。按成都地处成都平原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5自然条件的优越给成都形成为工商业都会提供了可能。秦灭六国之后又把“用铁冶富”的赵国人卓氏之迁徙于“民工于市易贾”的临邛；这些“迁虏”到临邛后随即“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山东的俘虏程郑也同样被徙于此。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3 《史记·货殖列传》。
④ 《史记·三王传》褚先生补述。
5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1 《史记·货殖列传》。
2 《史记·货殖列传》。
3 《史记·高祖本纪》。
④ 《华阳国志·蜀志》。
5 《史记·货殖列传》。
富埒卓氏”1。临邛与成都同属蜀郡故临邛之富庶繁华实与成都为一体。前后经过李冰、文翁及廉范等名太守的经营开其地更为富庶。特别是东汉章帝建初中（公元76—84 年）廉范为蜀郡太守时“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但居民仍然“夜作”为了“隐蔽烧者日属”廉范乃取消禁止夜作之令但令储水防火而已2。由此可见成都居民早已有“夜作”的习惯有“夜作”必有夜市其工商业达之景象可以想见！故左思《蜀都赋》云：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麪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垒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其工商业兴盛的景象真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1 《史记·货殖列传》。
2 《后汉书·廉范传》。
第二节地区性都会秦汉时期在全国性的六大都会外各地区较小的都会不胜枚举。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咸阳咸阳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o 年）“筑冀阙秦徙都之”1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由诸侯国的都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国都。商鞅变法时曾“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北门者”2说明这时就有市场的出现。秦统一后咸阳的政治、经济地位迅上升。秦每灭一国就模仿其宫室建筑格局重建于咸阳；又建阿房宫等征调之工匠、刑徒和服役之卒动辄以数十万计则咸阳之繁华富庶可以想见。及汉灭秦改都长安改咸阳为渭城县但习惯上仍多称为“咸里”。从地下出土的汉代陶尊、陶瓮及陶壶等陶器上所刻“咸里”、“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亭”等文字3来看证明汉代的咸里（即秦之咸阳）仍是手工业十分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官府手工业多集中于此。因此汉代的咸阳仍不失为一都会。杨与平阳《史记·货殖列传》云：“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正义》曰：“秦关内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绥、银三州皆白翟所居。”又曰：“种在恒州石邑县盖尉州也。代今代州。”又《集解》引徐广曰：“石邑县也在常山。”《索隐》曰：“杨、平阳二邑名在赵之西陈盖衍字。以下有‘杨、平阳、陈掾’因此衍也。”杨即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西。此二地商人既“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则杨、平阳实为联系关中与代北少数民族之枢纽。由于此二地近边胡为用兵必经之地“师旅委输有奇羡”使杨、平阳之民得以“掾其间得所欲’因而商贩之业甚盛。
温、轵温即今河南温县西南；轵在今河南济源南。因此温、轵二地均为黄河之北与太行山之南的两个都会。掘《史记·货殖列传》二地可以“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实由洛阳向东北联系山西与河北的两个地方城市。
曲逆曲逆《史记·货殖列传》未言及之但据同书《陈丞相世家》所云1 《史记·秦本纪》。
2 《史记·商君列传》。
3 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
知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也是一个不小的都会。史称汉高祖“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以此言之秦时的曲逆几乎可以与洛阳比拟。燕、蓟《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其地“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这里“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由此可见燕、蓟实为中原与东北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通商贸易的纽带。
陶、睢阳陶即今山东定陶；睢阳即今河南商邱。战国时的陶位于齐、鲁、宋、卫之间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古济水与菏水在陶这个地方一横一纵地通过。由此可以西通韩、魏南经睢阳而下江淮东走齐、鲁。不仅地势平坦水路密如蛛网。又河、济之间素以产丝、漆著名江淮则多鱼、盐故司马迁称这里为“自鸿沟以东茫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1且以其地理形势而言“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以物产而言“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凡拥有者“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因此之故战国时之范蠡助越败吴后“之陶”于此“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2。到了汉代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辖县仅九个而人口却达一百三十八万之多定陶商业之盛可想而知。
陈陈即今河南淮阳县曾一度作为楚国的都城。它同定陶、睢阳一样是当时水路的枢纽之一。以物产而言这里盛产漆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又“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工商颇达。
江陵（故郢都）
江陵郢都为楚国都城也是当时西楚的经济中心。这里“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谓江陵“亦一都会也”。由于这里物产丰富故昭帝时的文学之士在盐铁会议上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1《汉书·地1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1 《盐铁论·通有》。
理志》也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是以郢都不失为江汉平原的一大都会。
寿春、合肥寿春楚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o 年）由陈徙都于此。其南即合肥地处江、淮冲要之地江、淮之潮水从南北两方均汇于此为南北皮革、鲍鱼及枫、柟、豫章等木材集散地。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吴吴即今江苏苏州一带。处太湖平原物产丰富。自古为煮盐冶铸之地货物集散之所。故《史记·货殖列传》云：“自阖庐、春申、王濞（即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番禺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地处珠江水系的终点又南临大海交通海外诸国故为岭南货物如龙眼、荔枝、葛布等集散之地。《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致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可通今南洋诸国。
颍川颍川（阳翟）即今河南禹县。《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史记·吕不韦列传》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可见战国时阳翟商业即已达。入汉之后仍然不减故《盐铁论·通有》载御史大夫桑弘羊称：“郑之阳翟”“为天下名都”之一。
荥阳荥阳地处黄河之滨西通洛阳、长安东连大平原北距温、轵甚近一向为郑国的商业要地。郑商人弘高就曾活动于西去二周的商道一带1。故秦曾在这里建立敖仓储积大量粮食。楚汉之争这里更是争夺的中心。自从凿通鸿沟沟通了河、洛东连洙、泗把它同定陶、睢阳、陈乃至江淮一带都连结成一个商业贸易网。《史记》、《汉书》虽未曾突出记载此地的商业贸易达情况昭帝时的桑弘羊却把“韩之荥阳”列为当时“天下1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名都”之一与燕、蓟、温、轵、邯郸及二周并列2足见也是秦汉时期的一个地区性都会。
在上述大小都市里主要居住着五类人：一是皇族、官吏及其他富豪之家；二是官私手工业者及其家属；三是各类行商与坐贾；四是供一、三类人驱使、取乐或为之服务、消遣的被剥削依附人口；五是因各种原因而流寓城市的流动人口和乞丐等。其中一、三类人大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正如贾谊所说：“今世以侈靡相竞”“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认（黼绣）被墙”；供驱使的奴婢也“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庶人“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他们互彼之间尔虞我诈抢劫公行“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他们再以盗窃来的官府财产为自己买得高爵或行贿而为使者以致得以“乘传而行郡国”1。有的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物价“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2。有的大放高利贷再以其钱财贱价收买货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使是其他杂业也能获“什二”的利润3。钱财多了他们除了“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外还“■财役贫”“役利细民”；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势吏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缩”④。到了东汉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更有甚于西汉。他们“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奸谋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綵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綵丝而縻断截以绕臂；..或..裙襦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綵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富贵嫁娶车骈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5直到汉末那些“船车贾贩”的“豪人之室”仍然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侣讴妓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1所以秦汉的都市大抵皆消费性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场所也是统治者号施令之所在而不是为整个社会经济创造财富和提供生产资料的市场。虽然也有个别城市主要由于交通便利周围物产丰富和处于交通要道而形成的但主要是商品的转运和流通场所而不是商品的生产性城市。故秦汉城市虽众商业虽盛商人之获利虽多却不能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甚至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结构的补充物。
2 《盐铁论·通有》。
1 《汉书·贾谊传》。
2 《汉书·食货志》。
3 《史记·货殖列传》。
④ 《汉书·食货志》。
5 王符：《潜夫论·浮侈》。
1 仲长统：《昌言·理乱》。
第三节里（坊）市制度由于我国古代的城市大都附属于政治上的统治中心和军事上的要塞地区。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形成往往先是由于其在政治、军事上地位的重要性所引起。一旦人口集中就有官府手工业与官府商业的出现。春秋战国以后“工商食官”格局破坏后私营手工业与私营商业兴起了。于是每一个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地就产生了固定性的市场定期集散凡从事商贾贸易之人都必须集中于固定的市场内进行。因此之故市场就成了一切奸伪者集中场所。故曹参为齐相将去时曾“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寄乎？吾是以之。’”2这说明当时人把“市”与“狱”并列而且都把它们当成容奸之所。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城市建筑的布局方面先确定政权机构的中心地位奠定“左祖右社”和坐北朝南的格局；然后是居民区谓之“里”或“坊”作豆腐块式的区域用以围绕着政权机构；再是把居民区与市场分开即坊、市分治。不论是“坊”（或“里”）还是“市”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其形状大体为正南正北的豆腐块式方块地区。其大小大体一致四周均有围墙包围各有一定的门径出入。“里”或“坊”有“里门”或“坊门”有人专门监督里（坊）内居民出入谓之“里门监”像秦末的郦食其就曾为陈留高阳的“里门监”1。里（坊）内的居民都不允许向街开门出入总于里门。“市”也有“市门”如秦之咸阳城就有“市南门”与“北门”2。出入也有人监视。市场的集散与市门的启闭都有固定的时间。市场内店铺排列成行谓之次、肆或列肆。卖买皆市开而入市罢而散。这种严格按照居民区与市区的坊市划分、商贾贸易只能在固定市场内进行、坊与市都有固定范围与固定形制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制度就是我国古代的坊市制度。
在城市里设置固定市场的制度战国时的秦国就已有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 年）“初行为市”便是建立固定市场于秦国都城之始。商鞅变法时的新都咸阳也建立了固定的“市”场故有“市南门”与“北门”的专设市门。《史记·吕不韦列传》亦载他以其所写《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求有增损其书者。他之所以把《吕氏春秋》“布”之于市门所在是由于这是人们出入必经之地故可设想为固定市场。《华阳国志》载秦惠王命张若在成都“广营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据此知“市”场之内有“列肆”即排列整齐的许多店铺又有“里”有“阓”即门禁还设有专门官吏主管之可见其为固定市场甚明。《太平御览》卷八二七《资产部·市门》引《三秦记》谓秦之“地市”有市“吏”亦同于成都市肆之有“市官并长丞”。云梦秦简《金布科》有“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更表明“市”为店铺集中之所在而且排列整齐还有“吏”监督。同律又云：“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这更证明诸店铺也同一般居民一样按什、伍组织编制户口并设有“列伍长”还实行2 《汉书·曹参传》。
1 《汉书·郦食其传》。
2 《史记·商君列传》。
连坐之制；另外有官吏经常巡视、监督。这种商贾的户籍大约就是所谓“市籍”。《司空律》还规定：“舂城旦出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阓外；当行市中者回勿行。”意即刑徒外出服役时不准前往“市”场也不许在市门外停留；如果必须经过市场也要折回或绕行决不允许从市场通过。其所以这样规定也许是为了防止刑徒逃亡。姑且不论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它证明秦有固定市场市制却是十分明白的。
汉代继承了秦的固定市场制度。汉初高祖六年（公元前2o1 年）便在长安“立大市”1。惠帝六年（公元前189 年）夏六月又起“长安西市”2。由此可见汉代的长安不止一个固定市场。后来长安城内还展到九个固定市场《文选·西都赋》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又《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目引《庙记》云：“长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又云：“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据此不仅说明长安有九个固定市场而且每市的大小一致市内还有高楼为了便于监视市内动态。长安九市各有名称其可查者有“东市”其名见于《三辅黄图》卷二、《史记·日者列传》、《汉书·晁错传》及《汉书·食货志》等；有“西市”其名见于《三辅黄图》卷二、《汉书·惠帝纪》、《汉书·食货志》及《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引《郡国志》等；有“柳市”其名见《三辅黄图》卷二及《汉书·万章传》颜注引《汉宫阙疏》；有“直市”其名见《三辅黄图》卷二、《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及《长安志》等；有交门市（在渭桥北头）、孝里市（在雍门东）及道亭市（在便桥东）等均见《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汉宫阙疏》。此外据陈直先生考证还有“高市”之名有出土“高市”陶瓶可证1。长安九市直到东汉仍然如故故张衡《西京赋》中有“郭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垂立俯崇百隧”之语。至于其他城市也类皆如此。《续封泥考略》所收汉代齐鲁封泥中有“左市”、“右市”、“南市”、“西市”等封泥；《考古通讯》创刊号载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二字的陶片；《三国志·魏志·牵招传》谓东汉邺城有“马市”。这一切都表明汉代城市普遍存在设立固定市场的制度。
汉代固定市场之内也同秦时一样设有市门以总出入；设有官吏以司监督；更有高楼“旗亭”便于监视；市内店铺集中排列整齐专为商贾居住之地。例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无泽曾为“汉市长”2；《续封泥考略》有“广陵市长”封泥；《汉印文字征》有“临菑市丞”封泥；东汉费长房“曾为市掾”1。武帝时的官营商业也“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2。《汉书·食货志》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又平帝元1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2 《汉书·惠帝纪》。
1 参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
2 《史记·自叙》。
1 《后汉书·费长房传》。
2 《史记·平准书》。
始四年（公元4 年）在长安“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3。班固《西京赋》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的说法。西汉中期尹翁归曾“为市吏”④。西汉末年梅福弃官隐于会稽“变姓名为吴市门卒”5。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两汉时期的都会里都设有固定市场市场内为商贾集中居住之地；且商贾按经营商品性质不同又划分为隧或肆故有“货别隧分”的状况；市场有固定的市门市门还有专人看守如梅福之为“市门卒”即其一例。至于市内高楼其上有“旗亭”。秦简《封诊式》简文也谓秦的市场设有“亭”上设“亭校长”、“求盗”等员专司追捕盗贼之职。汉代的市场“旗亭”很可能即由此演变而来。今出土汉代市场画像砖中有市门出入者甚多内有高楼其上树一旗大约就是“旗亭”的写照。
市内的物价也有官吏统一管理。秦时有“直市”其所以如此命名取其“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6。秦简《金布律》规定：“有卖及买也各婴其价；小物不能一钱者勿婴。”其所以规定市内商品必须标明价格正是统一物价的措施。汉武帝立平准之制更是为了统一物价。汉末王莽“奏定著令又奏市无二价”1并令王孙卿“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2。东汉初因“长安铸钱多奸巧”京兆尹阎兴以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3。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统一物价以稳定市场而采取的措施。
市场的贸易有固定时间。一般说来交易均在白天进行。随着一天之内贸易**的不同有的规定“一日三会”有的“市曰四合”④。夜晚闭户没有“夜市”。但是随着商业的展东汉时已逐步出现了“夜籴”与“夜作”的情况。《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风俗通》云：“夜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今乃夜籴明其痴呆不足。”又《后汉书·廉范传》谓“建初中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削前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所谓“夜籴”自然是夜市的萌芽“夜作”则为晚上加工从事手工制作之业。商贾贸易突破白天进行的束缚已属是一大进步。甚至西汉之末还出现了突破固定市场的草市的萌芽。《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引《三辅黄图》云：“元始四年（公元4 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令市但列槐树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纪、笙罄、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以此言之这种“会市”已显然不是固定市场有点类似于南朝唐宋时的“草市”。与固定市场并存的就是一般居民区——“里”或“坊”。秦汉城市的居民区都称为“里”。如西汉渭城县（即秦之咸阳）治有“咸里”《关中秦汉陶录》卷三。所载出土的西汉陶器不乏“咸里周子才陶盒”、“咸3 《太平御览》卷八二七引《三辅黄图》。
④ 《汉书·尹翁归传》。
5 《汉书·梅福传》。
6 《三辅黄图》卷二。
1 《汉书·王莽传》。
2 《汉书·食货志》。
3 《后汉书·第五伦传》。
④ 《后汉书·孔奋传》及注。
里蒲奇陶尊”及“咸里高昌陶鼎”等名称1足证秦汉的城市有“里”。又《元河南志》称东汉洛阳城内有“里”。其他史籍及出土墓志中提到城市中有“里”者更是不胜枚举。直到隋代洛阳城内有“里一百三”2。但是城市中的居民区里到唐代一律改为“坊”。《元河南志》卷一宋代洛阳城内“凡一百二十坊”句下注文曰：“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从此以后城市中的里都称为“坊”“坊”与“市”合称即为“坊市”制度。据此似乎唐之前无称城市之“里”为“坊”者其实不然。《元河南志》卷二《晋城阙宫殿古迹》目下列举当时洛阳城内的宫殿、街里名称时其中就提到了显昌坊、修成坊、绥福坊、延禄坊、休征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等坊名同时也讲到了永安里、汶阳里、延嘉里、德功里、宜春里、白社里、步广里等里名。此外在标目中还“诸坊”与“诸里”并列二者都见于《晋宫阙名》一书。由此可见“坊”的名称并非始于唐代至少西晋洛阳城已有“坊”、“里”并存的情况。东汉时虽无“坊”之名但“里”实即“坊”。因此秦汉时期把“市”与“里”截然划分市为商业贸易区里为居民区彼此互不相涉和互不混杂的城市结构就是秦汉时期坊市制度的梗概。这种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它束缚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展也反映出从政治中心、军事重镇而演变成城市的一些都会的共同结构。因此随着后来商品的展和由于经济原因而形成的城市的出现必然将突出古代城市坊市分立的结构。
1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72 页。
2 《隋书》卷三o《地理志》中。
第七章国内外交通自战国以来商品经济的展增加了开国内外交通的必要。秦汉时期建立了封建**国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地方各级官吏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地方的军事、政治与财政、治安等情况要及时报告朝廷朝廷的政令也要及时传播各地。特别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及“龙门、碣石北”等不同经济区的存在和彼此之间的不平衡性不仅有必要开交通而且也有条件展交通事业。因此秦汉时期又是我国国内外水6交通路线的开创期和奠基期。第一节秦的水6交通和直道、弛道的修建秦的6路交通要的是以直道、驰道为干线的交通。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初为了形成以咸阳为中心的6路交通网便在昔日因经济的交流而自然形成的国内交通路线的基础上兴建了从咸阳通向全国各地的6路交通干线这便是驰道与直道。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次年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治驰道”1。驰道的修建不止一条路线大约凡是始皇出巡全国各地时经过的地方大都有驰道的修筑。故《汉书·贾山传》载其在《至言》中说：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曾于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立石。”同年又“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刻石。”同年“始皇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行至云梦..浮江下观籍河渡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玡。..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于此可知始皇巡行的大致路线西至陇西东达海滨东南至江、浙、福建南面至衡山北至上党、碣石。其所到之处必有驰道的修建。可见这时已形成从咸阳向西、向北、向东、向东南和正南的驰道网。
驰道的规模“道广五十岁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2由于驰道修筑雄伟牢固以致汉代还完好无损甚至到了明末清初还有遗址保存。顾祖禹曾说：“湖广永州府零陵县有驰道阔五丈余类大河道。《史记》秦始皇命天下修驰道以备游幸此其旧迹也。”1由此不仅可以看出驰道修筑之牢固持久而且表明始皇未到之处亦有驰道的修筑南方、北方并无例外。故《晋书·地理志》载始皇于南方设郡县的同时也开道通路“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可见交广地区也修建了驰道。
驰道之外秦始皇还修建了直达咸阳的“直道”。直道始建于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 年）。史称这年始皇“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2。《史记·六国年表》及《蒙恬列传》均谓：“道九原通甘泉”或“直抵甘泉”因甘泉宫在云阳之故。据《蒙恬列传》修直道之争系蒙恬主持道长“千八百里道未就”似乎没有修成。但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o 年）死于沙丘后即“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丧”1 《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六国年表》作二十八年“之衡山治驰道”这大约专指治“之衡山”的驰道而言。
2 《汉书·贾山传》。
1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一。
2 《史记·秦始皇本纪》。
3表明此道虽未完全竣工却已经能行驶车辆。根据上述记载表明“直道”不同于“驰道”的地方在于其路线直、距离近和行驶快所以修建时必须“堑山堙谷”。始皇死后其尸体之所以从平原至井陉入今之山西目的在于取道九原至甘泉宫的直道以加快度。始皇之所以修快车道单从甘泉直达九原大约与北备胡的战略构思有关。
上述建于秦始皇的驰道与直道到秦二世时仍在进一步修建故史称二世“治直、驰道”④。与此同时他也“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5。
除直道、驰道外早在秦惠王时为了开巴蜀还采用张仪、司马错等人建议修建了“石牛道”1。及秦昭王时相国范雎又建议修“栈道千里于蜀汉”2。这种栈道又谓“五尺道”《史记·索隐》谓“五尺道”之名来源于“栈道广五尺”之故3。
秦在兴建6路交通线的同时水路交通线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回答赵王问时曰：“秦以牛田水通粮”可见秦时已有利用水路运输粮食之事。不过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作秦以“牛田之水”通粮牛田虽成了水名而以水通粮运之事不变。又秦惠王时司马错率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舩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④。这里显然是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至于秦伐越时由于粮食缺乏乃“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5这是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广西漓江以通漕运。至今广西东北地区犹受其益。其他如秦始皇出巡全国各地时曾多次并海而行又几次渡江而南、浮江而下和渡江而还其中自然包括了水路交通路线的开辟和使用。此外从战国继承下来的渠运路线有自“荥阳下行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6于上可见秦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封建车制制度的实行给国内交通的开创立了新的局面。
3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 《史记·李斯列传》。
5 《史记·秦始皇本纪》。
1 《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
2 《战国策·秦策》三及《史记·范睢列传》。
3 《史记·西南夷列传》注。
④ 《华阳国志·蜀志》。
5 《淮南子·人间训》。
6 《汉书·沟洫志》。
第二节汉代水6交通的达汉代交通中心向洛阳的转移交通的展既密切依赖于经济交流的需要自战国秦汉以来黄河下游经济的展也影响到这时交通路线的布局。
我们知道周、秦都是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经济支柱的。秦统一全国后假借政权的力量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水6交通中心。西汉都于长安同样以关中经济区为其立足的根本。故汉因秦旧水6交通线的布局仍以关中为枢纽。但是政治的力量并不能完全改变经济区域的兴衰。长安所在的关中由于其农耕面积的局限性人口集中于京兆、冯翊与扶风而带来的负担以及同成都天府之国的经济阻隔等限制了它的展。因此秦都咸阳当二世“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时已感到粮食不足不得不责令各“郡县转输菽粟刍稾”1。到西汉建都长安之初关中粮食危机已很严重不得不每年“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每年虽“不过数十万石”2但困窘之象已现。其后日益严重。到武帝时仅为了供应长安的刑徒、奴隶的粮食每年“下河漕度四百万石”3。然而从关东运粮难越黄河的三门天险。为了避免这一困难河东守番系想以开河东渠田之所获谷类从渭水运往关中绕过天险。然而其法失败。接着又有人建议“通褒斜道及漕”即以褒水与沔水沟通以斜水与渭水连接至褒、斜之间百余里无水区则“以车转”用以致“汉中之谷”和山东之粟结果同样归于失败1。这些情况表明关中经济区已不足以解决秦汉政权的粮食需要。而地处伊、洛平原的洛阳既无漕运的天险又处在关东经济区的西缘东距自战国以来的关东经济的中心地带“陶”不远。而“陶为天下之中”2范蠡曾看中其地而移居之秦相魏冉以陶为封邑3刘邦即帝位于陶④故西汉之世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虽只辖九县却有人口一百三十八万之多以密度而言居全国之。在这样形势下洛阳的经济地位自然上升。因此西汉以后的水6交通多以洛阳为中转站东汉时期则成了真正的交通中心。
汉代的6路交通汉代的6路交通线除继承和维修了秦的驰道、直道外还新修一些交通线。先以继承和维修秦之驰道、直道而言实为国内6路交通的主要方面。如周勃之击燕王臧荼其“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后又击韩王信“所将卒当驰道为多”5。司马迁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1 《史记·秦始皇本纪》。
2 《史记·平准书》。
3 《史记·平准书》。
1 《史记·河渠书》。
2 《史记·货殖列传》。
3 《史记·穰侯列传》。
④ 《汉书·高帝本纪》。
5 均见《史记·绛侯世家》。
堑山堙谷通直道”6。由此可见驰道、直道成了运兵和一般官吏巡视的道路。为了保持驰道、直道畅通官府重视了维修工作。如武帝曾“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1。又如武帝获得宝鼎以后拟封禅“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2。由此可见官府虽重视对驰道、直道的维修但因维修也给当驰道、直道的郡县带来了灾难。
秦之直道入汉以后在军事意义上加强了它屡为追击匈奴的战略路线。史称：文帝三年（公元前177 年）为抗击匈奴命灌婴率骑兵出击文帝本人则亲到甘泉宫指挥并曾北进至高奴（今陕西安塞）3。后“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④。这是文帝以直道作为对付匈奴的战略通道之明证。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o 年）“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至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还祠黄帝庙于桥山（今陕西黄陵县西北）乃归甘泉。”5武帝所走的路线显然也是由九原直抵甘泉宫的直道。
汉代新建的6路交通路线重点放在通往巴蜀、西北、北边、岭南及西南等地区。以蜀道之开辟而言在秦时之栈道外汉代更多兴建。故《史记·货殖列传》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说法。武帝时有人建议修褒斜道“天子以为然”乃“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6。这条褒斜道虽然主要是水路交通线但其中也包括6路交通线。又《析里桥郙阁颂》记载了改散关之“嶃漯”（即栈道木柱）为“石道”的事实。从此“常车迎布岁数千两”交通大便故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能“乘四乘之传”至蜀1。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 年）“通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2。后褒斜道失修到东汉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 年）汉中郡太守鄐君以广汉、蜀郡及巴郡之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斜道共造“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公元66 年）四月成就”因此从“益州东至京师安稳”3。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 年）废去了子午道再次开通汉中的褒谷与斜谷合称褒斜路尾凡七百里④。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 年）司隶校尉杨孟文又在这里“凿通石门”修建桥梁5。是以汉末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多从褒斜道并于斜谷口造邸阁以储军粮；曹军御蜀也多从斜谷以攻汉中6。
6 《史记·蒙恬列传》。
1 《汉书·王传》。
2 《史记·平准书》。
3 《汉书·文帝纪》。
④ 《汉书·匈奴传》。
5 《汉书·武帝纪》。
6 《汉书·沟洫志》。
1 《汉书·司马相如传》。
2 《汉书·王莽传》。
3 《续古文苑·鄐君开通褒斜道记》。
④ 《后汉书·顺帝纪》及注引《三秦记》。
5 《续古文苑》卷一三王升《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
6 分别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后主传》及《魏志·曹真传》与《武帝纪》等。以向西及北方的道路而言秦始皇时早已开通至回中的驰道。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o 年）“卒治雁门阻险”⑦；元封四年（公元前1o7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道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⑧。次年又循此道巡行至鸣泽之后“从西河归”⑨。东汉建武年间由于进兵需要又“从番须、回中”、“伐山开道”、“径至略阳”⑩。这两条道路都因军事需要而开尤以前者为最。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 年）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作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1。
尤为重要的是开辟了通向河西走廊及西域诸国之通道。汉武帝时期为了打通往西域的经济通道和防御匈奴的军事需要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建置了驿道还有烽燧亭障等一系列军事设施这于出土汉简中有大量的记载。然后又在此基础上继续向西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线。所谓“西域”即今新疆及中亚的部分地区。这里同我国中原地区早有交往带有神秘色彩的《穆天子传》就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时过葱岭至中亚地区的情况；东西方丝绸的贸易也由此通道。后来由于匈奴崛起赶走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并占领其地以为从西、北面包围汉皇朝的“右臂”地区于是早已存在的“丝绸之路”从此中断。为了打通这一通道汉武帝先派兵进攻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人。连战连捷的结果使祁连山以北和合黎山、龙山以南约一千公里的狭长峡谷地带——河西走廊的通道打通了。接着又派张骞通西域说服了西域诸国从此东西方的交通又畅通无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外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渡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南道即敦煌出阳关向西经罗布淖尔（即罗布泊）至楼兰再依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向西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西行经且耒、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今新疆沙车）、疏勒等地越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再向西南至罽宾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或向西到大月氏、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至于犁靬（今地中海东岸）是为南道。另一条自敦煌向西出玉门关西行至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傍天山南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侧向西经危须、焉耆、尉犁、乌垒、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与南道相合再西行越葱岭西向至于大宛、康居又折经安息、条支而达大秦、犁靬等地是为北道。一般说来南道开通较早张骞通西域后更为畅通；北道到汉宣帝时期才畅通无阻。到东汉后期此二道已展为南、北、中三道详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以向西南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而言早在战国楚威王时曾“使将军庆o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后..至于滇池”。不久秦与楚争夺巴郡⑦ 《汉书·武帝纪》。
⑧ 《汉书·武帝纪》。
⑨ 《汉书·武帝纪》。
⑩ 《后汉书·来歙传》。
1 《后汉书·王霸传》及《杜茂传》。
与黔中郡通西南夷之道遂绝1。汉武帝时期用唐蒙、司马相如等人建议致力于开西南夷地区。先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用唐蒙将兵“从巴蜀筰关入”夜郎国服之“乃以为犍为郡”；与此同时又“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司马相如也认为“西夷邛、筰可置郡”2。武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o 年）“巴蜀卒治西南夷道”3。自此以后“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④。在修建通西南夷道的过程中“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散币于邛筰以集之”官府被弄得财政困难最后不得不采取“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的办法以缓和矛盾1。唐蒙“略道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后邛、筰等地之西夷君长也要求“与汉通”于是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筰、冉 、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筰。”2通过唐蒙与司马相如的经营“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3。
在中原地区也因地势险恶程度的不同设有关隘以控交通路线之咽喉。洛阳向东有“成皋之口”；其南又有轘辕、伊阙之道；从长安向东南有武关至南阳之道；此外还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等通道要冲④。可见从长安和洛阳通往上述诸地均有重要的6路交通线。
此外更有从中原通往南越及交趾等地的6路交通线。早在秦时通往南越有“越道”又名“新道”。秦曾设横浦关、阳山关及湟溪关。其中横浦关在仁化县北一百三十里；湟溪关在乐昌县西南二里；揭阳在阳山县阳山关当在此。及汉初南越王赵佗绝此三关从而断绝了“新道”5。到西汉武帝灭亡了南越国后这条“新道”得以畅通。东汉建武时为了进一步开这一地区以“越之故地”含洭、浈阳、曲江三县“内属桂阳”。由于其“民居深山”“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民乘船名曰传役”以致“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卫）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1于是从桂阳通往南越故地的6路交通便利了以致合浦郡之民多拥有车辆2；安帝、顺帝时从南海出的道路可以“载之兼两”3。此外通往交阯也有新开6路。史称：“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东汉建武时期郑弘为大司1 《汉书·西南夷传》。
2 《汉书·西南夷传》。
3 《汉书·武帝纪》。
④ 《汉书·西南夷传》。
1 《史记·平准书》。
2 《汉书·司马相如传》。
3 《史记·平准书》。
④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5 《汉书·南越王赵佗传》及《索隐》引《南康记》、《补注》引沈钦韩据《广东新语》等所作考证。1 《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2 《后汉书·循吏·孟尝传》。
3 《后汉书·吴祐传》。
农“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④。
汉代的水路交通汉代的水路交通较秦已有较大展。汉武帝之平定两粤均用水师如“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宁波附近）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粤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公元前11o年）冬咸入东粤。”5其征南粤则“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 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6由此可见从浙江、江西、广西、湖南和四川都有通向南粤和闽越的水路和海运路线。在同闽粤王战斗中“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今泉州城北）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兵浮海直抵泉山陈舟列兵”1可见海运路线也相当达。自定两越江南的水运更有所展。故司马迁把拥有“舡长千丈（指舡的总溶积）”的人可以同拥有“木千梓”、“轺车千乘”的人一样“比千乘之家”的富有程度2更可见水运达的梗概。至于利用长江以通水运者更不乏其例：早在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o5 年）就曾“悉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击楚3；“蜀汉之粟”也可“方船而下”；景帝时吴王“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④；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o6 年）南巡“自寻阳浮江”“舳舻千里”5；东汉初岑彭之攻公孙述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矣”彭于是装苴进、楼船、冒突、露桡数千艘..南阳、武陵、南郡兵又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6；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 年）巴郡“郡治江州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⑦；汉末曹操之下江东亦凭水师；孙权之破曹操于赤壁亦藉水师之力。由此可见不论是运兵及行旅往来均有赖于长江水路者。中原地区的水运路线多御赖于渠道的开凿以通漕运。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穿漕渠通渭”⑧；河东太守番系之建议穿引汾、引河以开渠除了灌溉之外便是为了“谷从渭上”免砥柱之险；河南荥阳有狼汤渠东南至陈入颍长七百八十里；陈留有鲁渠受狼汤渠东至阳夏入涡渠；又有濮④ 《后汉书·郑弘传》。
5 《汉书·闽粤王传》。
6 《汉书·南粤王传》。
1 《汉书·朱买臣传》。
2 《史记·货殖列传》。
3 《汉书·高帝纪》。
④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5 《汉书·武帝纪》。
6 《后汉书·岑彭传》。
⑦ 《华阳国志·巴志》。
⑧ 《汉书·武帝纪》。
渠长六百三十里；浚仪有睢水东流入泗过郡四长一千三百六十里1。所有这些渠道无一不是为了漕运之便。
秦汉水运路线的展除上述外还表现在国内海运方面。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吴国与齐国等临海国家已在沿海海上活动如吴之“舟师”自海入齐被齐人打败2。范蠡“浮海出齐”“耕于海畔”3即其例证。及乎秦汉海运大有展尤以吴、会及交、广地区为最。除上述西汉武帝平两粤时曾利用海运外交趾等七郡的贡献转输也“皆从东冶（即今福建）泛海而至”④；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时也曾“阴乘船去郡”5；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 年）桂阳太守周憬亲见此郡“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源”。憬又命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6。汉末王朗被孙策战败后乃“浮海至东冶”策又追王“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⑦；汉末“初平中天下乱。（桓晔）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⑧。由上可见沿海地区的海运确已相当达尤以交趾、福建一带为最。
1 均见《汉书·地理志》。
2 《左传》哀公十年。
3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④ 《后汉书·郑弘传》。
5 《后汉书·第五伦传》。
6 《隶释》卷四熹平三年《桂阳太守周憬功勋碑铭》。
⑦ 《三国志·魏志·王朗传》。
⑧ 《后汉书·桓晔传》。
第三节秦汉时期对外的交通路线前云从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葱岭以东者属国内交通范围；越葱岭而西的通道即属国外的6路交通路线此不赘述。对安息、大秦等国的交通：丝绸之路从我国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大秦诸国的国外交通路线要的还是水路交通线即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末三国之前人们只知有通往大秦等国的水道而不知有6路正如鱼豢所云：“前也但论有水道不知有6道。”1。大秦与我国的交往其所以选择海上路线而不择6路主要是因为受到安息等必经之国的阻扰和破坏。即使是海上路线也往往为安息等国得其利。它们往往从海道得到中国的丝绸后又于海上卖给大秦国商人因为中国商人很少从海上到达大秦者也如鱼豢所说大秦“又常得利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2从中国通往安息、大秦的海上丝绸之路据《魏略·西戎传》所载如下：“大秦道既从海北6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所谓“大秦道既从海北6通”即指6路丝绸之路而言；“又循海而西”才是指海上丝绸之路。从其下文看可能是先到交趾再从交趾到番禺（广州）或东冶（福建）。到交趾后又有一条水道通到今四川省大约是经过横断山脉中的水道。结合前引大秦商人“数与安息诸交市于海中”的情况看大秦商人仅到安息南面海中而已东至交趾者大约多为安息商人。又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中亚的大夏国已拥有从身毒（即今印度、巴基斯坦）国得到的“蜀布”与“邛竹杖”可见四川的物产早已流入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1。其流通路线有可能经今云南地区的6路也有可能是通益州、永昌之水路。又汉末的刘巴从“巴入交趾”后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2。由此可见牂柯道可通交趾而牂柯道主要为牂柯江“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其江流至夜郎国境内“江广”有“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王常“以财物统属夜郎”以致产于蜀郡的“枸酱”在南越王处可以吃到显然是通过夜郎的牂柯江而运达番禺的3。然则从巴、蜀出经牂柯江确可达于番禺；既到番禺离交趾、印度只一间耳。可见汉代同交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除6路外确有水路交通线可以沟通。到东汉时大秦国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④至于印度和帝之前多从6路与中国通后因“西域反1 《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2 《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1 《汉书·西南夷传》。
2 《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
3 《汉书·西南夷传》。
④ 《后汉书·西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