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民间手工业在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外秦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也得到展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三种：一为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所经营的手工业；二为大手工业主经营的手工业；三为同农业相结合并作为它的副业的个体小农经营的家庭手工业。三者各占多大比重虽然很难准确回答但三者同时存在却是可以肯定的。如当王莽时“博征天下工匠”以建九庙。这些工匠被征之前显然属于独立的民营手工业者。《史记·平准书》所说的“诸贾人、末作”中的“末作”当就是城市中的独立手工业者。由于他们大都拥有自己的手工作坊故《史记》又称他们为“诸作”《集解》引如淳释“诸作”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即以手工方式为市场而生产的独立手工业者。拥有大量奴隶或手工业劳动者并用以采矿、冶炼和铸造器物的大手工业主在《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有集中的反映。至于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手工业几乎比比皆是。因此秦汉民营手工业一般存在这三种形式。
民营手工业的类别也同官府手工业一样颇为复杂但主要的要算采矿业、煮盐业、冶铸业、纺织业、造纸业及其他杂手工业。
采矿业、煮盐业与冶铸业我们知道早在商鞅变法时就“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1“外收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2随后就有“盐铁市官及长丞”的设置。这表明盐铁早已官营。但自从“汉兴海内为一”有了“开关梁弛山泽之”的条件于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3私营工商业展了这中间自然也包括盐、铁的私营。加上文帝的“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的实行在“山东食海盐山西食卤盐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的情况下鲁国的猗顿“用监盐起家”；邯郸的郭纵“以铁冶成业”；巴蜀寡妇名清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也”；赵人卓氏“用铁冶富”秦破赵迁之于临邛仍“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长拟于人君”；山东的程郑“亦冶铸”秦灭六国后迁之临邛仍营其业“贾椎髻之民”；梁人孔氏“用铁冶为业”秦灭魏后迂于宛仍“大鼓铸”“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人刁间“逐渔盐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④。
吴越一带“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1吴王刘濞得以“专山泽之饶”2“擅障海泽”3“即山铸钱富埒天子”④。“邓通专西山”以铸钱“财1 《汉书·食货志》。
2 《盐铁论·非鞅》。
3 《史记·货殖列传》。
④ 《史记·货殖列传》。
1 《史记·货殖列传》。
2 《盐铁论·禁耕》。
3 《盐铁论·错币》。
④ 《汉书·食货志》。
过王者”以致“秦、雍、巴、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5。汉初所封赵国也“以冶铁为业”6。封于山东之胶东国与鲁国都以“鼓铸盐铁”为务⑦。所有这一切除汉初诸封国之经营盐铁多少有王国经营的性质外其余都是私营盐铁手工业主兼大商人。实则王国所经营盐铁相对于西汉官府中央的官府手工业而言也有私营性质。各王国君主实为大的盐铁业主。
煮盐、冶铁、铸钱三大手工业自汉武帝实行严格的从采矿、冶炼、铸造到销售的官营制度以后私营的比重虽下降了却并未绝迹。故西安城门外现刻有“汝南富坡苑里田戎卖”给官府字样的铜块⑧。元帝时贡禹也说：“民坐盗铸陷刑者多”⑨。即使在王莽严禁私铸钱币的情况下私铸仍然不能断绝出现了“坐..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人以至庶人不可胜数”的局面最后迫使王莽改变“私铸钱者死”的立法“更轻其法”为“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⑩。到了东汉郡国虽仍设盐、铁官但只征税而已实际上恢复了西汉初“纵民煮铸”(11)的制作度。因此之故民营采矿、冶炼等民间手工业便迅展起来。以远在江南的桂阳郡来说这里“县出矿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建武年间迁桂阳太守的卫飒为了不使“招来亡命多致奸盗”就在这里“起铁官斥罢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1。可见在卫氏“起铁官”之前这里的私营采铁与冶铁手工业是十分达的。又河内郡的林虑县西汉在这里设有铁官东汉这里仍然产铁。据《后汉书·党锢·夏馥传》桓帝时馥为人所陷“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庸”。这个“冶家”既用钱雇人冶铁其为民营手工业主无疑。其实不单是一般平民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有私营冶炼之业的。《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壬子年《拾遗记》云：“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黄金为器功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锻之声盛也。”显然郭况实为一个大冶炼手工业主不过像郭况所经营的手工业就不能说是民营了而是官宦人家的。
纺织手工业由于纺织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容易获得又不需要有雄厚的资金一般小农家庭往往又是纺织手工业的兼营者以致当时的统治者言及社会生产时总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这表明家庭的纺织手工业是私营手工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的种植范围和水土所宜于是随着各个地区气候条件的不同带来了农作物产品的差别和产量的多少与优劣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家庭纺织手工业也生了差别。如河内的丝纺织业就比较达。《后汉纪》卷二o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 年）九月5 《盐铁论·错币》。
6 《史记·酷吏·张汤传》。
⑦ 《汉书·终军传》。
⑧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⑨ 《汉书·贡禹传》。
⑩ 《汉书·食货志》。
1 《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载朱穆奏记曰：“河南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这里的“调”是调、调运之意意即在质帝本初元年之前朝廷每年要向河内郡调缣、素、绮、縠等丝织品八万多匹而这些丝织品都是河内郡的农民以纳税形式交给郡里的。如果农民没有普遍从事家庭丝纺织业的情况是不会有这么多丝织品上交官府的。再从“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的话来看表明有官府以钱购买丝织品的迹象但实际上都是取之于民更见缴纳丝织品者都是农户。据《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有户十五万。以十五万户之民一次调丝织品十五万匹合每户一匹则河内地区丝纺织手工业之达可知。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三有“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简文可见河内地区丝纺织品已远销至边郡居延地区反映出河内丝纺织品商品化倾向之突出。又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38 年）诏“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等“答汝（指倭使）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勾文锦三匹”而此皆当时“好物也”1可见绛地、绀地也早已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丝织品的集中产地。至于蜀、汉之地则盛产蜀布；齐、陶之地盛产缣；兖、豫之地多产丝、絺、紵。故“齐、陶之缣”与“蜀、汉之布”并称2。汉简中也屡见“广汉八稯布”及“九秽稯布”等简文；“兖、豫之漆、丝、絺、紵”“为养生送终之具”1；齐地“织作”的“冰纨绮秀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2；蜀地之“女工之业覆衣天下”3其所产的“锦”号为“蜀锦”以致汉末三国时成了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所谓“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④。还有鲁地“颇有桑麻之业”；粤地“女子桑蚕织绫”；燕、代之地“田畜而事蚕”5；三辅地区出“白素”6。特别是巨鹿郡一带和任城亢父等也以产缣称著故官府曾给马援以“巨鹿缣三百匹”⑦；而《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之妻遗淳于衍散花绫二十五匹。”至于任城亢父所产之缣则远销河西走廊及西域故《流沙坠简考释》中有“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的简文。还有陈留郡的襄邑由于盛产优质丝织品故官府在这里设有服官而《论衡·程材》则有“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的话。《陈留风俗传》也有“襄邑..有黼黻藻锦日月华出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⑧此外房县出御绵朝歌产罗绮清河产缣总也同襄邑的缣绣齐名故左思《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的概括。所有这一切不仅说明丝织品与麻织品各有不同的产地；而丝织品中又有锦、缣、绮、纨、縠、缟、绫、罗、白素、帛、绢等之分又各有其集中产地。如此众多的纺织业产品其中固然有的1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
2 《盐铁论·本议》。
1 《盐铁论·本议》。
2 《汉书·地理志》。
3 《后汉书·公孙述传》。
④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诸葛亮集》。
5 《汉书·地理志》。
6 范子：《计然书》卷下。
⑦ 《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东观汉记》。
⑧ 《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
出于官府手工业但小农经营的家庭纺织业和手工业主经营的纺织业也不可忽视而且在纺织技术上锐意改进者和具有专门纺织技术者多在民营纺织手工业作坊中。东汉崔寔做五原太守时为了展本地的民间手工业“乃卖诸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工作机及纺以教民织”1可见雁门、广武一带早已有技术高的民间“织师”而且五原一带民户也普遍学会了纺织技术。边远地区的情况尚且如此中原地区自然更不用说了。
如果以纺织品来说无疑更以民营手工业为主。因为麻的生产者都是小农而且其绩麻、纺织技术性较低麻布的生产也形成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特产；而且麻布的类别也很多。以著名的麻布产地来说除前述之蜀汉地区的“蜀汉布”及“广汉八稯布”外还有产于越地的“越布”曾使“光武帝见而好之”令会稽以此为贡2；还有东莱惤县所产之“惤布”。《说文解字》释惤曰：“惤布出东莱。”即其证。更有“江东葛”《太平御览》卷八六引《魏文帝诏》中有“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语可证。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也多产布。如氐人称殊缕布为“絣”西胡人称毳布为“■”南郡蛮夷所出布称“賨布”又叫“幏布”3。至于麻布的类别许慎《说文解字》中已有緆、絺、绤、绉、紵、絟、繐、紨等之分并谓“緆为细布”“絺为细葛”“绤为粗葛”“绉为絺之细者”“紵为枲类布白而细者”“絟为细布”“繐为细疏布”及“紨为粗细布”。如果按纺织时所使用的缕的粗细而分又有“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及“十稯布”等不同名目。《说文解字·禾部》云：“布八十缕为稯。”“七稯布”大约是最粗布故多为徒隶者之衣。《史记·孝文帝本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62 年）令徒隶衣七稯布。”可证。云梦秦简《金布律》有“褐衣”的名称且用为刑徒与“隶臣妾”之衣。“枲”是制作褐衣的原料枲即粗麻。可见秦汉时均以麻布供徒隶衣着用。实则一般贫苦农民也多作粗麻布故一旦迹为官便称作“释褐”意即脱下褐衣而穿官服了。八稯布与九稯布多为戍卒所服用故居延汉简中常见此等布名。至于十稯布可能是最细的布可以为官俸。《汉书·王莽传》所云：“一月之禄十稯二匹。”即其证。
制陶手工业早在战国时期制陶手工业就很达产地遍及齐、鲁、燕、秦、楚诸国。秦汉时期更有进一步展。秦的制陶手工业多集中于凤翔凤翔彪脚镇画砖最为出色。秦汉官府手工业中也有专门主管制陶业机构和官吏。《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安城设“陶官”《齐鲁封泥集存》有“安城陶尉”封泥便是例证。根据西安汉城出土的各种瓦当文中有“宗百官瓦”、“都司空瓦”及“右空”等文字来看表明宗正属官都司空令及少府属官左、右司空令实为其主管机构。汉武帝时期官府制陶手工业达到了鼎盛时期。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华峤《后汉书》云：“卓曰：武帝时居1 《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引崔寔《政论》。
2 《后汉书·独行·6续传》。
3 均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关字义。
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窑数千处引凉州材木东下以作宫室为功不难。”裴注引《续汉书》云：“杜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由此可见在终南山有官窑区专门烧制官瓦。除官府制陶业外民营制陶业也同样存在。特别是今之咸阳县窑村汉人称“咸里”、“咸亭”或“咸阳亭”就是西汉民营制陶手工业的集中地。因为在这里出土的陶器中有“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里亭久陶瓮”等等字样的若干陶片或陶器而这些陶器上的文字大都写上了私人的姓名这同官府手工业题名的作法大不相同故知为私人制陶者所题亦得知汉之咸里为民营制陶业的集中所在1。
秦汉时期的制陶手工业中值得注意的是釉陶的正式出现和彩陶的盛行。早在商代和西周就已有在陶器表面上釉的开端。1953 年在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中现了一种豆青釉布纹陶尊质地坚硬有不吸水性。次年在西安封普渡村西周长田墓中也现了带豆青色釉的陶豆。这说明商周时就已多少知道上釉的技术。不过这时的上釉技术还仅仅是开端陶器表面还没有光泽色泽也不纯正。但是汉代北方的釉陶不仅数量多而且色泽或作浓黄或作深绿；南方的釉陶多是淡绿色或淡黄色这说明上釉的技术已有展。因为釉是一种矽酸盐施于素底上经过火烧就成了有釉的光泽面可以洗涤而不剥蚀更不会被玷污。釉的色彩取决于在砂酸盐里加入某些氧化物。如加入氧化铁即成黄色经过还得火又呈青色即成青釉也即青瓷的前身2。汉代的釉陶色彩纯正这说明已经懂得加入氧化铁和掌握火候等技术。这就为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造船和造纸手工业以造船手工业来说属于官府者《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缺载其主管机构及官名但京兆尹有“船司空县”颜师古注曰：“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以此言之秦或汉初本有船司空一官。又同书水衡都尉属官有“辑濯令丞”师古曰：“辑濯船官为檝櫂之假借。”《汉书·地理志》载庐江郡有楼船官显然是郡国主管造船的官吏。从当时用船从事水战的需要量以及江南民间水上交通的需要来看官府和民间的造船业应当都是存在的。从吴王刘濞能造“一船之载当中间数十辆车”1的大船和公孙述能“造十层赤楼帛兰船”2等情况看造船业的分工应当是很细致的。特别是长沙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型前后有三舱有桨十六支后有舵广州出土的木船一件船上建重楼桨十橹一。如无达的民间造船业为基础官府也无法造出这种大船来。可惜史料缺载无以知当时民间造船业之详情。
造纸手工业的出现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我国史学界公认：“纸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明之一。它的明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推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在中国有了纸才有印刷术的明；有了纸才能大量地抄书藏书印书书籍才能流通文化才能传播；有了纸在世界艺术史上大放异1 上所引陶器字样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2 参阅：《中国青瓷史略》。
1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2 《后汉书·公孙述传》。
彩的中国绘画才能得到蓬蓬勃勃的展。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同样大的。传到欧洲就助成了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化。”1事实正是这样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西汉史籍缺载关于造纸的主管部门和官吏但西汉时确已有纸的生产。《汉书·游侠·原涉传》谓他在武帝时曾“削牍为疏”可见这时尚无纸的使用。但《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云：“时儿生**日。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蹏犹地也梁纸素令赤书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又引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由此可见西汉后期确已有纸使用。
东汉前期已有纸写经、传者。《后汉书·贾逵传》云：章帝时“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李贤注曰：“竹简及纸也。”所谓“简纸经传各一通”即简写经传与纸写经传各一通。可见和帝之前已有用纸写经传者。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云：永元十四年（公元1o2 年）“至冬立为皇后。..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此事生在蔡伦于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o5 年）奏上其新的造纸术以前三年更见蔡伦之前早已有以纸充贡献之物者。近人劳榦在其《论中国造纸术之原始》一文中说他于1942 年秋天曾在额济纳河流域的烽燧台下在已掘旧坑中现了一张汉代的纸尚可见三十余字且此旧坑曾出土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 年）及七年的兵器簿还出土了一枚永元十年的木简。此纸出土的位置在永元十年木简之下表明它埋入地下的时间应在永元十年之前。由此可见在元兴元年蔡伦明造纸术之前已有纸的使用了1。1958 年5 月在西安市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一叠大小不等的古纸片共有八十八片。据鉴定是用大麻的韦及树纤维制作的植物纤维纸。又1973 年至1974 年在内蒙居延汉代遗址中也现了麻质纤维纸。可见蔡伦之前确已有植物纤维纸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术而已。到了东汉官府造纸手工业正式规范化了由少府属官尚方令主其事。《北堂书钞》卷一o四引《东观汉记》曰：“蔡伦典作尚方作纸。”又《太平御览》卷六o五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伦纸也。”《后汉书·宦者·蔡伦传》云：“永元九年（公元97 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o5 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李贤注引《湘州记》曰：“耒阳县北有汉黄门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也。”《后汉书补注续》云：“汉人能为纸者蔡伦之外又有左伯。伯字子邕东莱人。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又为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邕之纸妍妙辉光。’”由上可见早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确已有纸的使用。不过这时的纸多丝、絮参用造成。大抵这段时期各地都在改进造纸的技术。故东1 季羡林《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11 页三联书店1982 年版。
1 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册。
汉和帝时前后蔡伦、左伯同工造纸之术。他们的作法显系总结大量民间造纸之法而成并实现了从丝、絮参用造纸别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植物纤维造纸的飞跃。从此以后用纸日多如《北堂书钞》卷一o四引马融《与窦伯可书》云：“孟陵来赐书见手书欢喜何量！书虽两纸八行行七字。”又同书同卷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云：“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按马氏为顺帝与桓帝间人崔瑗则为吏于安帝以后可见在和帝时蔡伦明造纸术以后不久纸的使用便大为推广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造纸手工业的展。
如上所云东汉时期的民间手工业似有展的趋势至少采矿、冶炼与铸造手工业是这样。造纸手工业则是新兴的手工业官府未立专官经营应以民营为主。造船手工业曾有官营者但是主管机构并不很多可能也以民营造船手工业为主。正因为如此东汉时人王符曾以洛阳为例描述当时手工业与商业等末业的兴盛情况时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千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1毫无疑问这些为末业者都是属于民营手工业。1 《潜夫论·浮侈》。
第四章手工业技术秦汉时期的手工业在生产技术上多继承前代的传统而各有所展。如土木建筑水利的治理等等都是这样的。同时也有新的开拓造纸术的出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第一节建筑木结构的广泛使用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是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其主要成就是框架式结构和“斗拱”结构的高度展。从具体结构来说它们都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面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这种建筑结构体系到汉代已趋于成熟并已用拱作为柱、梁之间的过渡设施同时起装饰作用。自两汉到清代的两千多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展的。所谓“墙倒屋不塌”是说明梁柱系统的木结构的优点并且在室内空间的分隔、开辟门窗、墙的用料和施工等方面都具有灵活性。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构从1975 年浙江河姆渡原始公社遗址的掘看自新石器晚期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凸榫又有卯眼。五里碑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这些都说明这种建筑结构是我们先人独立创造的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至今仍广泛使用。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自然资源条件差别很大各民族的习俗和生产展也各有特点。因而在建筑形式、用材和结构方面都表现出十分丰富多采的内容如黄土高原多用夯土版筑、打坯砌墙或打土为窑西南地区部分为亚热带气候炎热而潮湿用木、竹搭成“干阑”式结构。利用硅酸盐粘土材料烧制砖、瓦是从战国起建筑材料的一大展。在还原气氛下使砖瓦成为灰色尤为我国独创。秦汉时期小条砖逐渐趋向模式化还创造了榫卯砖、企口砖、楔形砖等。“秦砖汉瓦”表明在秦汉时期综合使用木材、砖瓦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已相当成熟。此外在建筑物中还采用了金属构件例如秦代用“金杠”。木构建筑的这类铜构件可以加固节点和装饰门窗。到了东汉由于冶铁业的展能提供大量廉价、优质的钢工具石构建筑如石室、石阙、画像石墓等大量涌现。以石阙为例目前已现汉代石阙二十余处。建安十四年（公元2o9 年）建成的四川雅安高颐阙最为精美其上仿木结构做出直料的基座、层檐和斗拱。1953 年掘的沂南东汉画像石墓全由石块砌成其中有一幅画面为两个院落组成的建筑物并有角楼、石阙、华表对研究汉代建筑布局很有价值。
西汉时已出现多层建筑到东汉得到了迅展。在梁柱上再加梁柱的迭架技术的应用表明了木构技术的重大展奠定了后世木构高层建筑技术的基础。
宫殿建筑和万里长城秦汉时期宫殿建筑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其主要形式仍是战国时期盛行的高台建筑但规模更加庞大宏伟。所谓“高台建筑”是一种夯土和木结构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它把许多单体建筑聚合在一个阶梯形夯土台上。秦代建成的咸阳新宫、朝宫等都是在夯土台群上修建的庞大宫室殿屋群。公元前212 年秦始皇兴建的朝宫尤其华丽壮观朝宫的前殿就是著名的阿房宫《史记》中称它“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
在建筑技术上有着伟大成就的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从战国时代起燕、赵、魏、齐等国便各筑有长城以防备其他国家和游牧民族的侵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三十六万民工花了十多年时间将列国长城连接起来西起临洮北达阴山南至雁门关东接燕长城直达辽东工程十分浩大。以陕西韩城县现存魏长城为例基部宽7 米顶宽4 米用黄土夯筑烽火台每边宽7 米高9 米。现存的秦长城有的用粘土夹杂碎石夯紧夯窝小而密集相当坚牢。汉代修筑长城的技术和规模又远胜前代。《居延汉简》称汉代长城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玉门关汉长城残高仍有4 米多自地面5o 厘米处起每15 厘米铺芦苇一层夯土中加入小石子。烽火台每边宽17 米高达25 米有的用土坯砌筑也夹有芦苇以增强抗压力防止冲刷。长城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聪明才智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的高水平。
城市建筑和规划古代建筑规模的宏大和技术的进步又表现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汉长安城周长达25 公里比当时的罗马城要大三倍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有重要地位。这座城设有十二座城门门道下有砖券下水道。城内三分之二为皇室、贵族占有其中未央宫竟占全城面积近四分之一。有八条主要街道可容十二辆马车并列驰行。又设有九个“市”。居民多在城的东北隅。全城划分有16o 个街坊所谓“街衢相径”在城市规划上已有很高水平趋于定型。张衡《西京赋》说是“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正是这一大城市的真实写照。汉初建长安城进行了多年每次征距长安城六百里以内的农民十四万人服役（为期一月）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贵族宅第“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1。由于崇尚厚葬在营造墓室方面也是煞费经营造成极大的糜费。而平民百姓则是穷困到“无立锥之地”居住条件极为简陋。
1 《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第二节水利秦代的水利事业秦代开通的水渠和运河有秦渠、灵渠和江南运河。
公元前215 年秦将蒙恬领兵十万驻守在现今的后套地区。为解决军粮组织士兵在黄河沿岸开垦土地修筑灌渠此即秦渠。秦渠位于宁夏平原从青铜峡边开凿上口和下口两个渠口经金积引黄河水向东北流过灵武城北全长75 公里有大小支渠222 道灌溉农田18 万亩至今仍在使用。公元前214 年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湘桂交通。船只可以从湘江过灵渠到达桂江。灵渠全长35 公里主要工程有铧嘴、大小天平、北渠、南渠。当初灵渠的主要功能是航运现在则主要用于灌溉。关于江南运河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
汉代的水利事业汉代水利事业蓬勃展水利工程布及全国。有名的水利工程如山河堰是汉水支流褒水上的著名引水灌溉工程传说是楚汉相争时由萧何、曹参主持修建的。六辅渠是兒宽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主持兴修的以郑国渠北面的冶峪、清峪、浊峪等几条小河为水源灌溉地势较高而郑国渠又无法自流灌溉的农田1。白渠是太始二年（公元前95 年）修建的因为是赵中大夫白公建议修筑的故因人取名。它“穿渠引泾水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2。成国渠大约汉武帝时修筑从今眉县引渭水东北流穿过漆水河至今兴平县境入蒙茏渠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的农田。龙渠大约是汉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间（公元前128—前117 年）修建的。它引洛水灌溉临晋平原当渠道通过商颜山时采用井渠施工法开创了隧洞竖井施工的先河。在施工中由于挖掘出恐龙化石故取名龙渠。六门筦又称六门陂是汉元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于建昭五年（公元前34 年）主持修建的。它位于穰县（今河南邓县）之西壅遏湍水设三水门引水灌溉。元始五年（公元5 年）又扩建三石门合为六门故称六门筦。鸿隙陂是汉成帝以前修的位于淮水和汝水之间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蓄水灌溉工程。鉴湖又称镜湖是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o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的。它是在各分散的湖泊下缘修一道长围堤形成一个蓄水湖泊。“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浙以无凶年。”1黄河的治理1 《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125、126 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 年版。2 《汉书·沟洫志》。
1 见《通典·州郡》十二所引刘宋孔灵符《会稽记》。
治理黄河是汉代的重大水利工程。西汉初年黄河尚比较安定只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 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2。决口后曾派许多民工前往堵口从而揭开了汉代治黄的序幕。汉武帝时黄河决口频繁出现曾造成连续二十三年的泛滥灾害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o9 年）派汲仁、郭昌主持堵塞决口工程。在几万民工的奋斗下终于堵住了决口这就是瓠子堵口。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黄河又在馆陶和东郡金堤一带决口淹没土地十五万顷成帝派王延世主持堵口工程。王延世采用竹笼装石“两船夹载而下之”的施工方法很快将决口堵住。可是只过了两年黄河又在平原决口这以后的近百年内黄河泛滥不止封建统治者不积极治河致使人民灾难深重。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 年）才派王景主持治理黄河。王景动员组织了数十万人修筑黄河大堤花费以百亿计。一年后工程完成使改道后的黄河河床得到固定摆脱了原来高出地面的地上河床使洪水灾害相应缓解。王景在治理黄河的同时又整修了汴渠“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1从而展了水门技术。
汉代的水利史专著汉代出现了水利史专著——《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河渠书》的体例是司马迁创的它系统论述古代治水史实以及当代的防洪、航运和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指出少数水利工程效益短暂得不偿失要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比如山西引汾溉汾阴引河溉汾阴蒲板的工程仅利用几年就因河流摆动位移使工程失效。褒斜航道工程修成后因坡度大水流急不能通航。龙渠花了十余年修筑可是使用时间很短造成惊人的浪费。这种从正、反两方面来写水利史的方法是很有价值的。《汉书·沟洫志》是《史记·河渠书》的续篇“沟洫”二字规模太小不如“河渠”取义恰当。将《沟洫志》与《河渠书》对照不难现《志》前面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基本上全部抄录自《书》但有的地方作了简省有的略有增加有的只是个别字作了改动。自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起为《志》的新内容：引泾增修六辅渠和白渠的由来与过程；齐人延年关于引河入内蒙古大沙漠然后东流入海的大胆设想及建议；黄河决口改道的历史及治理方策的多次论争；王莽当权时王横在议论治河的言谈中曾引《周谱》记载“定王五年（公元前6o2 年）河徙”。这是黄河改道最早的记载1。这些记载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后代的治水工作有实际意义。2 《史记·河渠书》。
1 《后汉书·循吏·王景传》。
1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第37 页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第三节纺织秦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展秦汉时期纺织技术较前代更为展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汉时纺织品的花色品种十分丰富。以丝织为例在缯或帛的总称下有纨、绮、缣、绨、、缦、綮、素、练、绫、绢、縠、缟、■、■以及锦、绣、纱、罗、缎等数十种。这说明当时织造技术达到了纯熟的境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汉代出现了彩锦这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且锦上织绣文字。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还现了几种起毛锦说明汉代就创造了起绒织物并成为我国传统的织锦工艺之一。汉代的布以麻、葛为代表。麻布的质量很好有些甚至可以和丝、罗、绮相仿。此外汉代还把毛织成或赶成毡褥铺在地上这是地毯的肇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水平。经鉴定马王堆出土丝织品的丝的质量很好丝缕均匀丝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薄如蝉翼”的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16o 厘米两袖通长19o 厘米领口、袖头都有绢缘而总重量只有48 克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丝如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各方面没有一定水平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染色工艺在秦汉时已很达有一染、再染加深加固颜色的技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色套印花纱及多次套染的织物据分析共有36 种色象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29 种涂染的有7 种以绛紫、烟、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在染料上无论是植物性染料、动物性染料还是矿物性染料的运用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经过练染加工的织物颜色绚丽光彩动人。
汉代织物上的花纹图案内容多为祥禽瑞兽、吉祥图形和几何图案组织复杂花纹奇丽。在织造技术上主要有彩绘和印花两种形式。彩绘和印花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很多归纳起来约为两种：一是彩色套印一是印花敷彩。“两者的共同点是线条细而均匀极少有间断现象用色厚而立体感强没有渗化污渍之病花地清晰全幅印刷。这可见当时配料之精印制技术之高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1纺织机械的展秦汉时期纺织机械主要有纺车、布机、提花机等。汉代的纺车是由一个大绳轮和一根插置纱锭的铤子组成绳轮和铤子分装在木架的两端以绳带传动。纺车既可加捻又能合绞和纺坠相比能大大提高制纱的度和质量。秦汉时期的布机由滕经轴、怀滚、马头、综片、蹑等主要部件和一个适于操作的机台组成。由于采用了机台和蹑操作者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可用脚踏提综腾出手来更快地投梭引纬和打纬从而提高了织布的度和质量。提花机是比一般布机更复杂的织机。据汉代王逸《机妇赋》记载汉代的提花机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中国传统提花机的各种主要部件从性能方面看已经能织造任何复杂变化的纹样。秦汉时期的纺织机械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李约瑟博士认为西方的提花机是从中国传去的使用时间比中国晚四个世纪。
第四节采矿汉代矿业的特点秦汉两代具体记载采矿技术的文献非常缺乏。除了一些零星记载外没有专著。从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汉代采矿业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开采的矿藏种类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开采的主要矿藏有铁、铜、金、银、锡、铅、丹砂、盐、玉、石油、天然气、雄黄、雌黄等十余种其中尤以盐、铁、铜的开采规模最大获利最多。“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1公元前一世纪时每年十万余人去“攻山取铜铁”所凿矿井深达“数百丈”。2汉武帝时全国设铁官49 处盐、铁官所在地一般即是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从《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的统计对比中得知铁官所在地的41％是铁的产地。当时比较有名的54 个采矿点分布在31 个郡国。第二是开采的矿石种类有所增加。以铜为例汉以前开采的铜矿石主要是孔雀石〔cu2（co3）（oh）2〕、自然铜（cu）、赤铜矿（cu2o）和蓝铜矿〔cu3（co3）2（oh）2〕。汉代又增加了硫化铜（cuFes2）。山西运城洞沟东汉铜矿遗址就是开采硫化铜的古矿井3。第三矿井中运输矿石的工具有显著进步出现了和现在手工煤窑用的四轮小斗车类似的车子。河北承德汉代矿冶遗址出土了这种车子的铁车轮。
汉代采矿技术关于汉代的采矿技术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只能据现存汉代古矿井了解。比如河南巩县铁生沟有汉代采铁矿的矿区内有方形和圆形两种竖井。类似的竖井在徐州利国驿汉代冶铁遗址采矿区也有现。铁生沟矿井是沿矿脉平行掘进的井下有道有的巷道为斜坡形可能与矿脉走向有关。沿巷道下掘便进入矿床。从竖井和斜巷的位置看当时已对不同的矿床采取了不同的采掘方法1。
河北承德专区汉代铜矿遗址矿井约有一百多米深中部采矿场上遗留有坑木整齐地堆成四方形有两米多高已经朽坏。有的坑木被压断坑道里尚有未运走的矿石。矿石从坑道顶端（即掌子面）开采下来后先运到采矿场然后从矿井中运出去。掘出来的采矿工具有铁锤、锤形器、钎子、铁锄、铁车轮等。由于矿井顺着矿脉开凿因此矿井的形状不是直上直下而是弯曲的。在有斜坡的地方矿石靠人背在平坦的坑道里则用斗车拉2。
193o 年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刻描绘出采矿的劳动1 《汉书·食货志》。
2 《汉书·贡禹传》。
3 安志敏等：《山西运城洞沟的东汉铜矿和题记》《考古》1962 年1o 期。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 年版。2 罗平：《河北承德专区汉代矿冶遗址的调查》《考古通讯》1957 年1 期。场面。在开采场里有的用镐挖有的用钎凿还有三人合作的场面：一人扶钎两人用锤打。矿石挖出后从竖井中提升出去3。这个画像石刻与古矿井遗址反映的情况相符。
3 见《文物》1959 年1 期。
第五节冶金秦汉冶铁业的展秦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促进了冶铁业的展有利于钢铁技术的进步。始皇陵侧出土的秦代大型铁铧长达三百毫米重十余斤。近年来河北围场县等地也先后出土秦代铁权。从战国时已用“铁杖”“铁殳”作兵器看《史记·张良传》记载夯土使用重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当非虚传。
汉代冶铁业较秦有更大展。西汉中期武帝刘彻和桑弘羊等实行盐铁官营全国设立了四十九处铁官人力物力相对集中推广先进技术。西汉三大手工业中冶铁业占着主导地位。《汉书·贡禹传》说：当时“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实际上包括民间开采以及《盐铁论》所说“家人合会”这类小规模经营方式在内参与冶炼铜铁的人数远不止此。西汉末年和新莽时期以盗铸论罪的数以十万计就是证明。在广大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冶铁作坊。以河南为例解放以来经过普查、掘和据文献所载可以确定有冶铁遗址的所在已有十八处所占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至十余万平方米。其中如巩县铁生沟、南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均经大规模科学掘。巩县铁生沟现大量经破碎拣选的矿石和木炭、铁渣炼炉遗址十八座和藏铁坑、大铁块多件。南阳瓦房庄在三千平方米的掘区域内找到三个铸造区和一个炼钢锻造区现多个熔炉遗址“人排”遗迹大量铁范、泥范和各类铁器、耐火砖等。郑州古荥镇1965 年、1975 年两次掘现两座大型炼铁高炉遗址大积铁多块其中最重者达二十多吨烘窑十余座和大量泥范、铁器、铁渣、鼓风管、矿石等。温县西招贤村冶铁遗址在一座烘范窑内出土三百多套完整的叠铸泥范。这些重大现为研究汉代冶铁生产和冶铁技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炼铁技术在炼铁技术方面以古荥冶铁遗址为例一号高炉炉缸呈椭圆形面积达8.5 平方米炉高约5—6 米炉容达到5o 立方米左右估计日产量有半吨到一吨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这是相当可观的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椭圆形炉型反映了冶铁工匠增大炼炉产量的重大努力和对鼓风与炉径相互制约关系的深入认识。在古代鼓风器风量、风压较小的情况下这是扩大炉容多加鼓风器使风能达到炉缸中心的一个途径。炉基南面的坑中重达二十余吨的大积铁证明高炉曾多次修筑、使用。对积铁、铁块和铁渣的分析和计算证实汉代已有意识在炉料中加入石灰石作熔剂以降低炼渣的熔点改善渣的流动性和炉况。
汉代的生铁一般是高碳低硅的白口铁。由于炉温增高和熔铸技术的改进从西汉前期起就出现质量比白口铁为优的灰口铸铁如河北满城刘胜墓所出车■就是用灰口铸铁造的。南阳瓦房庄出土的西汉东汉铁釜、浇口各一件则是高磷灰口铸铁。磷份增高使铁水流动性改善适用于薄壁大型容器的铸造即使在现代也还有这样使用的。汉代出现这种新的铸铁材料应是冶铁工匠有意地加入高磷铁矿或富磷熔剂的结果。特别重要的是在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出土的铁器组织中还现了质量十分优良的球状石墨（铁生沟铁铲和瓦房庄铁）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中的一类a 级球状石墨相当。球墨铸铁是1947 年才在英国研制成功的一种高强度铸铁材料目前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在其研究过程中曾受到韧性铸铁中偶而出现的球状石墨的启。而我国早在西汉后期已出现了球墨铸铁可说是冶铸史上的一个奇迹。
制钢技术汉代工农业生产和军事活动的需要使各种制钢技术得到蓬勃展。西汉前期刘胜墓所出钢剑经检验是由块炼铁渗碳反复锻打而成的由于锻打次数增多钢的质量比战国燕下都钢剑有明显提高。到了东汉时期又出现了以炒钢为原料的经“三十炼”的金马书刀和钢刀。《汉金文录》著录的永元错金书刀铭文为“永元十六年（公元1o4 年）广汉郡工官..卅炼史成长荆守丞主”。1974 年山东苍山县出土的东汉钢刀铭文有“永初六年（公元112 年）五月丙午造卅炼大刀吉祥”为接近共析成份（碳含量千分之八）的高碳钢锻成。稍后一些时期在东汉中平年间（公元184—189 年）又出现具有“百炼清刚”铭文的百炼钢刀。
另一卓越的制钢工艺——铸铁脱碳成钢则是从高度成熟的铸铁柔化术衍变而来。通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汉代冶铁工匠对于生铁的机械性能随着碳份的高低而变化这一点已有深入的认识。在实践上他们能够把碳含量达4％左右或更高的铸铁经过脱碳使内层也消除白口铁的组织通体都成为高碳钢。这样就创造了一种在固态下通过高温脱碳处理把生铁变成钢的先进工艺。郑州东史马出土的东汉铁剪和南阳东汉铁戟等就是这样制成的。由于生铁在浇注过程中非金属和金属夹杂物可上浮撇去金属组织较为纯净。因此铸铁脱碳后所得到的钢和现代碳素滚珠轴承钢的质量相近。这种制钢工艺从目前资料看是我国所独有很有独创精神。
西汉时期钢铁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炒钢（或炒铁）的明。它是在地面上挖出缶状炉缸内层涂以耐火泥上置顶盖做成炒钢炉。冶炼时将生铁料烧成熔融或半熔融状态鼓风吹炼并加搅拌使成为熟铁或在有控制地脱碳的条件下成为低中碳钢以至高碳钢。流传至今的传统炼钢工艺仍沿用了这种方法。因为它以生铁为原料价廉易得生产率高因此和其它制钢方法相比有极大的优越性。它的出现和逐步推广改变了整个冶铁生产的面貌是钢铁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炒钢技术及热锻制钢大大促进了百炼钢的展使之进入成熟阶段。巩县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都出土有炒钢炉说明炒钢技术可能在西汉中期或稍迟时已经明。东汉时期铁器种类增多锻铁器比铸铁器有明显增加铜兵器全被铁兵器取代社会生产力也较西汉有提高这和炒钢的明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制钢术的进步需要更多的生铁作原料从而促进炼铁技术的展。巩县铁生沟似已试用煤来冶铁。用煤作燃料是冶铁技术提高的重要因素。在鼓风技术方面东汉时期以水力为动力创制了“水排”鼓风装置在钢铁史和机械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从南阳地区诸冶铁遗址的实地调查看有些炼炉即建在河边很可能采用水力鼓风。南阳自战国以来即以冶铁著称南阳大冶孔仅曾任西汉大司农和大农丞领盐铁事等要职境内又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水排”在这里产生是很自然的。
铸造技术在铸造技术方面汉代使用铁范和韧性铸铁更加广泛技术上高度成熟。如南阳瓦房庄出土经检验的铁农具就有八件是韧性铸铁的并且大都是质量较好的黑心韧性铸铁。它们铸作精细退火完全有的和现代韧性铸铁已无原则区别。温县烘范窑出土的叠铸范是战国齐刀币叠铸技术的进一步展。其**有十六类铸件三十六种规格如各种车马器和权等最多的一次可铸得八十四件铸件工艺设计和制作都十分精巧。为了易于清理、打磨内浇口薄仅2 毫米采用预热铸型浇注。这一技术在解放后多年内仍被一些工厂用以大批量地铸造纺织机、缝纫机的零件。
汉代《淮南万毕术》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曾青”指天然硫酸铜。它与铁作用得金属铜。这就是胆铜法它开创了水法冶金的新途径。关于铜镜铸造方面长期使人们感兴趣而又众说纷纭的是透光镜的铸作。河南省博物馆所藏西汉铜镜一面经过测试证实有“透光”效应1。近年来经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与试制已经弄清楚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由于镜体很薄又在背面铸出花纹冷却时造成铸造应力再加磨制而使镜面具有微小的曲度这样在光的照射下就可将镜背花纹、文字反映出来。汉代一些少数民族如居住在滇池周围地区的滇族具有达的青铜文化。
石寨山、李家山等处先后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和铜柄铁剑等造型、铸作都很精美。其中如贮贝器盖的细小部件应是用失蜡法铸成的。大量青铜农具（如斧、等）的出土证实这里也和商周时中原地区一样曾使用青铜农具进行耕作。汉代式样的“滇王之印”和铜洗又说明汉代在云南设郡后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有所加强加了经济、文化展。此外如广西岭溪县等地出土的五铢钱、铜鼓等也是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共同展的实物例证。
1 赵新来：《介绍一面西汉透光镜》《河南文博通讯》1979 年3 期。第六节机械农业机械农业机械方面牛耕的推广是社会生产力展中的一件大事。汉武帝时推广大型铁农具牛耕得到进一步普及。所谓“耦耕”当是两牛抬扛合引一犁的耕作方式。汉代畜力犁已采用犁壁从山西平6等地汉墓出土的犁耕图看犁由犁辕、犁梢、犁底、犁铧、犁壁组成并可用犁箭调节耕地深浅已基本定型。长江中、下游在西汉时期农业生产还比较落后如《史记》所说：“饭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以后南方逐步推广水利与牛耕并普及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
由赵过倡制的三脚耧是武帝时期推广应用的先进播种机械。它有三条耧脚下套三个小铧用来开沟；每两脚间为一田垄；由闸板调节耧斗开口以控制种子流量；耧后拖挂一木棒木棒下端为方木框横放垄上一次可完成开沟、下种、覆盖等工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畜力播种机。《盐铁论》说：“铁器民之大用也。”又说：“器便于不便其功相计而倍也。”这正是汉代对使用农业机械和先进农具的正确认识。
扬水机械和风扇车在扬水机械方面除使用桔槔和辘轳外到东汉毕岚已展为翻车。《后汉书·宦者·张让传》记载：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翻车主要是应用链传动的原理将低处的水提升到高处可用于灌溉和排水等。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扬水机械。
西汉时我国已经使用了轮扇。《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工丁缓..作七轮扇连七**皆径丈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寒颤。”1973 年河南济源县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陶风扇车明器。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明了谷物脱粒后清理籽粒分出糠粃的风力机具。它把轮扇连续扇风以及籽粒重则沉、粃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起来应用于一个机械之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在辽阳三道壕东汉晚期古墓的壁画上还有另一种玩具风车。
水碓用脚踏碓来舂米明很早。东汉时桓谭《新论》载有水碓已利用水力驱动水碓。南阳地区又用水力来驱动鼓风器称为“水排”更是机械史和冶金史上的重大明。欧洲十六世纪用水力鼓风对当时的钢铁生产曾起了很大作用。中国“水排”的使用比欧洲早一千七、八百年。由于它“用力少见功多”逐步得到推广直到近代在东南、西南等地区仍有使用于炼铁的。水排是根据水碓凸轮传动的原理使水碓通过曲柄摇杆、绳、绳轮和鼓风器联接而创制的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动力机、传动机构和工作机的机器。据《后汉书·杜诗传》记载南阳太守杜诗注意冶铁生产兴修水利“造作水排”对这一鼓风机械的推广应用起了促进作用。
候风地动仪汉代在机械方面的另一杰出成就是张衡明的著名的候风地动仪。中国古代对地震这一自然灾变早有认识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从而产生了创制地震仪的科学构想。张衡生于东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 年）《后汉书·五行志》载从公元92 年起连年生地震出现地裂、山崩等灾变。正是在这种地震频仍和战国以来机械学展的基础上经过刻苦的钻研、摸索张衡在阳嘉元年（公元132 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比欧洲同类仪器早一千七百年。据《后汉书·张衡传》候风地动仪是用精铜铸造形似酒樽直径约1.94 米高约2.72 米的大型仪器。器内正中立有“都柱”周围有八条滑道（“八道”）装有八组杠杆。樽体周围按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铸有八个龙头分别对应“八道”。龙头口含铜丸下蹲八个张口向上的铜制蟾蜍。它的原理和现代倒立式震摆相同。当地震震中较远时由于体波（在地球内部传播的地震波）传播度较快先被仪器接收因惯性作用都柱倾倒通过杠杆作用龙口张开铜丸落入蟾蜍口中出响声即可报知地震。文献记载及现代实验表明这种装置能测得一、二级的无感地震。地动仪和张衡所制浑仪、浑象都设在洛阳灵台。有一次陇西生地震地动仪的西方龙口落下铜丸从而作出正确的记录。过了几天人们才从驿马邮传知道陇西地震的确讯。这证实了地动仪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它的结构和形象由王振铎先生复原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此外张衡还明了水运仪象（“作浑天仪以漏水转之于室内”）这是我国第一台用水力作动力的天文仪器又是最早的机械计时器。
《西京杂记》记载：“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什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司南车驾四中道。..记道车驾四中道。”沈约所著《宋书》与《宋史》都说张衡制作过司南车或称指南车。记道车又叫记里鼓车。它利用车轮的转动自动表示出车行的里数和现代汽车上的里程表的作用相同。
机械中转动原理的应用秦汉时期机械中应用了凸轮传动、链传动、曲柄摇杆传动等原理这是这一时期机械技术的重要成果。根据考古掘所得的实物和文献记载至迟在西汉就明了齿轮并且不久就应用了齿轮系1。1975 年山西省永济县出土了两个铜齿轮相互啮合较好。据同时出土的遗物推断这两个齿轮至迟是西汉的遗物1。记里鼓车必是通过齿轮系传动实现准确可靠的记程张衡的水运仪象和指南车也必是采用了齿轮系2。可见汉代已对齿轮传动比有定量的认识这是机械学的重大进步。秦汉时期掌握的几种基本的、重要的机械传动原理为后世机械技术的展打下了基础。
1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明史》第一编第93 页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1 6敬严、田淑荣：《中国古代齿轮新探》同济大学科技情报站印。
2 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明史》第一编第93 页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巧工丁谖作“被中香炉”在任何位置均保持水平不致倾倒其持平装置和现代陀螺仪的万向支架相似反映出汉代机械学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机械与冶金技术的展明与应用机械要求有相应的制造技术。金属零部件的采用对机械制造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冶金技术的展使金属切削加工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五铢钱其外圆上有车削或锉削的痕迹刀花均匀切削振动波纹清晰椭圆度很小。同墓出土的器物中还有铁锉、铁凿、三棱型青铜钻、青铜弩机和青铜箭头等。其中青铜弩机的结构相当复杂但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很高青铜箭头经过了抛光。以上表明当时的金属加工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不仅反映了当时高的冶铸技术也展示了各种机械联接方式如镶铸、铸焊、对焊、钎焊、过盈联接、销联接、铆接以及精确的孔加工技术和装配技术。王莽时中国已有先进的测量工具其结构和功能基本上与现代卡尺相同1。
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第61 页。第七节交通运输6路交通秦汉时期6路和水路交通都得到了较大展。
驰道和栈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了多条大道。如从咸阳到今包头西面修筑的驰道宽达22 米有的路可高出道旁1—1.5 米用红砂岩石填筑山口凿出宽达5o 米的通道工程技术水平很高规模很大。
栈道的修筑始自战国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展。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在筑路工程中适应十分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出色的技术能力。西汉前期已有四条通四川的栈道。东汉时在三门峡黄河北岸开凿栈道于花岗岩悬崖上向壁凿出凹字形空间路面宽1—2 米工程非常艰险至今犹存和平年间的题记。
6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各种车辆。汉代车型名目繁多如《汉书·舆服志》所载辂车、安车等。车辆设计因不同的用途而异大多为两轮车还有结构简便、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辽宁辽阳西汉遗址出土有铁车輨（车轴承）、车■（铁圈）等物说明汉代已在车轴上加铁圈使与铁轴承相配其间加上油脂润滑以增强车轮的牢固性减少与轴承的摩擦力。
水路交通和造船业与6路交通相并行的是水路交通的展及造船业的兴盛。秦代开凿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它的总体布局和具体设计都是很科学的在我国和世界航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水军体制展了用途不同、类型多样的舰船。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记载有艨艟、舰、船、艇等船型分别用于作战、航行。此外还有“高十余丈”的“楼船”。
汉代船舶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橹、舵和布帆等的明和应用。橹是比桨效率高的推进工具俗语有“一橹三桨”之说。船尾舵的出现大概在两汉之交它使人们能够轻便灵活地掌握特定的航向。刘熙《释名》说：“随风张幔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这说明至迟到东汉已使用布帆它是利用风力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的重大明。橹、舵、帆的使用标志着汉代造船、航海技术已较成熟。有人认为1974 年在广州掘的秦汉遗址是一所造船工场并据船台规模推算已能造宽达七、八米的大船。但也有人认为这处遗址是一水上建筑。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造船、航海技术的成熟海上交通已很达。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海路交通已可达今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斯里兰卡、马来半岛等。在朝鲜、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曾有汉代文物出土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东汉桓帝时大秦王派遣使者航海来到中国又开辟了中国和大秦之间的海上通路。这在本卷别处都已有所论述。
第八节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明之一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关于造纸技术的起源它的明者究竟是谁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后汉书·宦者·蔡伦传》的记载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于永元十七年（公元1o5 年）明的。但近年在甘肃金关、陕西扶风、甘肃天水放马滩等地的考古掘中先后现了西汉古麻纸从而说明我国至迟在西汉就已经明了造纸术。这在本编第三章中已有较多的论述。
蔡伦虽不是纸的最初明者但他是造纸技术史上杰出的革新家。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耒阳）人是汉和帝时的宦官。永元十七年（公元1o5年）他把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制成的纸献给汉和帝。这种纸非常受人欢迎并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在造纸工艺方面除漂洗、碎切、浸沤、舂捣、打浆外还可能采用了用石灰碱液进行烹煮的化学处理方法以使植物纤维更易分解。蔡伦的伟大功绩在于他“造意用树肤、麻头、敝布、鱼网为纸”在造纸原料上和方法上都有革命性的改进使得纸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蔡伦之后东汉末建安年间东莱（今山东黄县东南）人左伯字子邑“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南齐萧子良在答王僧虔的信中说：“左伯之纸妍妙辉光。”据说左伯的造纸法到唐代还在沿用但具体制法已不可考。第九节陶瓷陶塑技术秦都咸阳宫殿遗址出土的大量空心砖、板瓦和瓦当以及秦始皇陵陶俑坑出土的大批兵马俑反映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水平在出土的大批兵马俑中最高的将军俑身高达1.96 米陶马体型大小与真马相似高约1.7o米。俑是泥质灰陶相当坚硬结实烧成温度在9oo 度左右气孔率26％吸水率15％这说明俑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
汉初的陶塑艺术明显继承了秦代的艺术风格。型体虽比秦代小但仍然比较高大注意细节的刻划形象生动逼真威严庄重。题材方面除了军阵场面外还有宫廷侍女、乐舞、杂技、宴饮等。西汉后期陶塑所反映的则是地主阶级追求财富追求生活享乐的内容。到了东汉陶塑题材更加广泛有说书俑、农夫俑、舞蹈俑、乐俑、动物俑等。
画像砖和瓦当建筑用陶方面汉代的画像空心砖比秦代更展砖面上拍印的画面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富形象更生动使得画像空心砖不单是建筑材料而进一步成为富有艺术价值的陶质工艺品。这种画像砖还为今天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真实资料。如河南郑州新通桥汉墓画像砖。画像内容包括阙门建筑、各种人物、乐舞、车马、狩猎、驯兽、击刺、禽兽、神话故事等四十五种1其中许多内容跟科学技术有较密切的关系。
四川现的东汉砖室墓中的画像砖并不是用作建筑材料而是作为装饰品。这种画像砖的画面题材非常广泛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类：第一类是生产场面包括播种、收割、舂米、酿造、盐井、探矿、桑园等。第二类是建筑画像砖主要是庭院建筑及室内陈设和阙观建筑两项。第三类是社会风俗场面包括市集、宴乐、游戏、舞蹈、杂技以及官宦士绅的家庭生活等。第四类是车骑出行的场面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骄奢的生活。第五类是神话故事2。
汉代瓦当的特点是文字瓦当占大多数。按文字内容可分为四类：1宫殿类；2官署类；3祠墓类；④吉语类。除文字瓦当外还有带纹饰图案的瓦当画面仪态生动。尤其以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为代表作画面气势磅礴姿态雄伟。
铅釉陶的明汉代制陶工艺的一个重大成就是低温铅釉陶的明。它的应用和推广为以后各种不同色调低温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铅釉陶大约在汉宣帝以后才有较快展。到东汉已在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湖南、江西等地流行。1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1972 年1o 期。2 冯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1961 年11 期。
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使釉呈现翠绿色铁使釉呈黄褐和棕红色釉层清澈透明表面光滑平整。但是汉墓中现的铅釉陶全是明器无实用器物。这可能跟它的低温烧成不宜实用有关。从化学成份上看这种釉药主要含氧化铅（约65％）和氧化硅（约3o％）及少量的金属氧化物着色剂是一种低熔点（约7ooc）的硅酸铅玻璃物质。它的主要原料同古代炼丹家使用的丹药原料十分相似说明铅釉的明和展与古代的炼丹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原始瓷秦代的原始青瓷是1977 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内城与外城之间的秦代房基中现的。它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胎、釉原料不同器物成型方法不同品种和装饰也不同。从西汉到东汉早、中期的三百年间原始瓷得到了迅展并且在东汉中、晚期展为瓷器其烧制技术已基本成熟从而开创了我国陶瓷生产的新阶段1。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上虞小仙坛东汉瓷窑遗址出土青瓷片的分析制瓷原料采用窑附近的瓷土矿烧成温度已达131o±2ooc釉料中含氧化钙15％以上着色剂氧化亚铁（Feo）的含量为1.26％三氧化二铁（Fe2o3）的含量为o.58％其还原比值为2.17表明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釉呈较为纯正的青色没有流釉现象。瓷胎的显微结构与近代瓷基本相同说明东汉时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掌握了复杂的青瓷烧成技术。东汉瓷器的主要品种是青釉瓷和黑釉瓷主要产地在今浙江的上虞、慈溪、宁波和永嘉一带。新出现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122 页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第十节玻璃近年考古掘表明我国早在西周时就自创了与西方古代玻璃组成迥异的铅玻璃。战国时玻璃制作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玻璃珠串即为实物证据。作为文字旁证公元前四世纪的《庄子·让王》及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览冥训》中多次提到：“隋侯之珠”。对于这种玻璃珠的制法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云：“隋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
秦汉时期的玻璃制作技术大概掌握在炼丹家手里主要是伪充真玉或供服食之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道人消炼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兼鱼蚌之珠。”自汉代起又不断有质量较高的外国玻璃输入。《汉书·西域传》载：“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出虎魄、壁流离。”与此同时西方的玻璃技艺也传入中国。
第十一节漆器漆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在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使用加进红或黑色颜料的色漆髹饰食器或祭器。到秦汉时期漆器手工业的规模和范围更加扩大髹漆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展。《史记·货殖列传》载商人在“通邑大都”可以经销“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足见当时漆器业的达。《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关于制漆用“阴室”的记载。漆汁在阴湿条件下聚合成膜后容易干涸而阴室的建立正是为此创造条件。本世纪以来各地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质量优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精美漆器便是漆器工艺提高的明证。名贵的漆器其价格远过铜器《盐铁论》说：“一文杯得铜杯十”。
汉代漆器的制作有相当细致的分工。从出土汉代漆器的铭文看当时髹漆技术的工序有：素工（作内胎）、髹工和上工（上油漆）、黄涂工（在铜制附饰品上鎏金）、画工（描绘油彩纹饰）、■工（雕刻铭文等）、清工（最后修整）等。此外还有供工（负责供料）、造工（管全面的工师）以及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监造工官组织十分严密。各工序顺次相接分工合作使漆器生产工艺日臻完善盛极一时。
漆不仅用于漆器他如船只、建筑物等也常用漆来保护并增加美观。
由于漆的广泛应用漆树种植面积很大种植者亦极富有《史记·货殖列传》载“陈、夏千亩漆”其人与“千户侯等”。
第十二节酿造秦汉时期的制曲技术有明显提高。汉代扬雄的《方言》里已经出现了许多种曲的名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饼曲也”。饼曲至今仍是通用的酒曲而秦汉时就已开始制造。秦汉时期酿酒工艺有一个重大革新即酿酒单独用曲初步形成了我国酿酒的独特体系。《汉书·食货志》载：“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这不仅是最早记录酿酒单独用曲的配方而且是关于酿酒原料与成品比例的最早记载。秦汉时期的酿醋、作酱工艺也有较大展。《齐民要术》引汉人所著《食经》说：“作大豆千岁苦酒（醋）法：用大豆一斗熟汰之渍令泽炊。暴极燥以酒醅灌之。任性多少以此为率。”据此可知我国以酒酿醋的方法至迟应起源于汉代。《齐民要术》还引汉代《食经》中的“作麦酱法”云：“小麦一石渍一宿炊。卧之令生黄衣。以水一石六斗盐三升煮作卤。澄取八斗著瓮中炊小麦投之搅令调匀。覆着日中十日可食。”此外还有作肉酱法、作鱼酱法等等。
第十三节制盐煮盐是秦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之一。汉武帝时实行盐铁专卖制度。著名的《盐铁论》反映了盐在当时国家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盐卤即池盐。《盐铁论》则说汉代海盐场规模大的有千余人之多。井盐多集中于四川境内。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境）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近年成都附近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砖中现几幅描写当时盐井的开采情况图从中可以看到盐井取卤用的起重设施汲卤滑轮以及火井煮盐活动等这表明汉代井盐生产已经具有较高水平和相当大的生产规模。
第十四节石油天然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利用石油资源的国家之一。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有关石油天然气的文献记载。《汉书·地理志》称：“高奴有洧水（肥）可■”1。高奴即今陕西延长一带这里后来成为我国最早的一处油田。洧水是今延河的一条支流。这里的石油埋藏较浅地表经过长期的侵蚀石油渐渐露出并在河水携带下漂浮水面从而被人们现。当时人们已知道石油的可燃性并按其状称之为“肥”。此后又现甘肃酒泉的石油。《后汉书·郡国志》“酒泉郡”“延寿”刘昭注引《博物记》说那里的石油“如煮肉洎羕羕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不可食..谓之石漆”。
石油天然气埋藏在地下它的开利用与凿井技术的展是密不可分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凿井技术的国家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氏族时期已有人工开凿的井。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经验的长期积累人们凿井技术也向前展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为凿井技术开辟了新的道路。春秋时期我国开凿的井深度有的已过8oo 英尺1。战国后期（公元前255—前251 年）在李冰的带领下四川广大地区开始穿盐井、诸陂池2为地质凿井和石油天然气的开利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最早开始地质凿井的巴蜀地区恰好是石油天然气的富集区。人们起初并不是为了开凿油气井而是在挖凿盐井的过程中偶然现石油天然气。有人甚至认为天然气井就是盐井3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石油天然气的初次开有着共同特点。
如果说秦汉时对石油的开仅限于油苗现阶段那么大量史料表明当时人们对天然气这种新能源的认识和开利用已达到较高水平。最初的天然气井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火井”。四川临邛县的天然气井是我国记载较早的天然气井之一④。《华阳国志·蜀志》提到：“孝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 年）..时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这说明西汉宣帝时临邓已广开盐井在这基础上现临邛“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跃数十里。”又据刘敬叔《异苑》卷四载：“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可知临邛天然气井最晚应始于宣帝之后“汉室之隆”的时期也就是通常所说“光武中兴”这一阶段即公元25—54 年。人们很快根据天然气的可燃性把它用于照明“以竹筒盛其光可拽行终日不灭也”1。因为天然气燃烧所出的热量大温度高比干柴、木炭等燃料的性能优越所以人们把它用于煮盐生产。天然气井是开凿盐井的副产品同时也促进盐业生产的展。四川成都西门外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提供了当时人们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景。五口大锅并排置于灶上在灶门处排列着三、四根管线直通锅底这些并排的管子输送天然气供盐锅下燃烧用以煮盐2。另外邛崃1 见王先谦《汉书补注》。
1 （美）维斯里·欧文：《石油现者的历程》（英文版）。
2 《华阳国志·蜀志》。
3 《文选》引左思《蜀都赋》刘逵注。
④ 见《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博物记》及《蜀都赋》注。1 《华阳国志·蜀志》。
2 见（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四卷第二分册图396 的说明文字。县花牌坊出土的另一块画像砖也表明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已开始利用天然气煮盐3。用天然气煮盐蒸快收效大。据《后汉书·郡国志》“蜀郡”“临邛”刘昭注引《蜀都赋》注云：“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盐耳。”此外《华阳国志》、《四川总志》等书也有同样的记载④。这些资料表明中国人不仅创建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天然气井而且最早利用天然气从事盐业生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征服天然气的国家并以此为能源为世界科技史和能源开史谱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天然气井是钻凿水井和盐井过程中现的。它的燃烧现象曾使科技不达的古代先民为之迷惑。《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祠天封苑火于鸿门”。同书《地理志》中亦有“西河鸿门县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中出”的记载。另外应劭在《地理风俗记》中亦提及訚阴县火井庙1。上面所提到的鸿门、訚阴即今陕西省神木县一带属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东北边缘这一带出现天然气苗是极可能的。古代先民最初接触到天然气时认为地下冒火是神的表现所以建庙立祠以示恭敬。像这样对天然气井的崇拜并非仅见于中国。《马可·波罗游记》中同样记载中亚地区的拜火教徒对巴库天然气井顶礼膜拜的场面。天然气燃烧有时极为恐怖火焰高达数十米面对面目狰狞的熊熊烈火我国先民并没有单纯地、一味地敬奉它而是利用它的特性为人类造福使人们生产生活得以改观。天然气井以其神奇的出现壮观的燃烧和广泛的应用为文人骚客提供歌咏的极好题材。《蜀都赋》中盛赞天然气井把它与铜梁、金堂、龙湫相媲美当作蜀地名胜其后人们对天然气的歌咏更是接续不绝。
3 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第3o8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年版。④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四川总志》记载：“井有水火取井火煮水一斛得盐五斗家火煮之则盐少。”
1 《地理风俗记》：“訚阴县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火井庙火从地中出。”第五章商业和货币第一节官营商业伴随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展秦汉时期的商业经济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秦汉时期的商业有官营和民营之分。在中原地区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商业活动。
关于官营商业新近出土的云梦秦简为我们提供了证据。《关市律》云：“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缿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所谓“作务”《汉书·尹赏传》王先谦《补注》释“无市籍商贩、作务”语时引周寿昌曰：“作务作业工技之流。”《史记·平准书》有“诸作”一词《集解》引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卖之。”由此可见这条简文应释为“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卖产品”表明有官府直接经营的商业存在。又《金布律》规定：“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蚩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之尽七月而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卖之。”这表明县、都官等官府的机构都有出卖其破旧器物及原料的权力。同样《廐苑律》也有关于官府廐苑可以出卖其死亡“公子牛”的规定；《仓律》还有官府可以出卖其所饲养的猪、鸡所生产的“子息”的权力。至于盐、铁更是官府经营的主要产品《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秦惠王时张若治成都“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及长、丞”《史记·自序》谓马昌“为秦主铁官”等等都是秦时官府直接经营盐、铁之证。故《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曰：商鞅变法后官府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官府经营商业的作法到西汉初期有所放宽特别是关于盐、铁的经营“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1和允许私家出卖盐、铁使官府商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事不旋踵武帝时又实行了官营盐、铁的政策并扩大了经营范围乃至除盐、铁之外的金、银、铜、丹砂和酒的生产和销售都进入了官府经营的领域。昭帝之时酒的专卖制度虽然取消了但盐、铁的官营一直循而未变。王莽统治时期官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东汉时期虽然把盐、铁改为各郡国主管实行了民营官税的制度2但其他官府手工业部门依然存在。个别的郡县仍然实行官府经营采矿、冶铁和销售的制度如东汉初期的桂阳郡便是如此以致一岁之入增加了五百余万3可见耒阳县官营冶铁的规模之大。
官府的商业经营可以盐、铁说起。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o 年）以东郭咸阳与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采取“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官与牢盆”的办法煮盐有“敢私铸铁器、煮盐（《汉书·食货志》作“鬻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凡“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1这就是1 《盐铁论·错币》。
2 参阅高敏《东汉盐铁官制度辨疑》。
3 《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1 《史记·平准书》。
说盐、铁的生产与销售都由官府进行主持其事的机构按颜师古所说为“主鬻、铸及出纳之外”的“作官府”2主持的官吏为各地的小铁官及“吏”。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o 年）桑弘羊领大农取代孔仅之后鉴于过去“诸官各自相争”的情况“乃请罢大农部官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输盐铁官”以经营盐铁3。又以酒的经营来说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初榷酒酤”其法系“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其所以谓之“榷”是取“以木渡水”之意意即“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④。也就是从酒的生产到销售都由官府直接经营。再以其他产品的经营来说则以均输之法处理之。所谓均输之法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据《史记·平准书》其法是“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名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同书又曰：“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集解》引孟康曰：“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盐铁论·本议》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以卜式的话来说：“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师古注曰：“市列谓列肆。”综上均输、平准之法其中都包含“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的内容。不独出卖盐、铁是如此出卖均输之物和买卖“天下委输”都是如此。至于官府出铁器或设店铺于成市以吏主之农民只得“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到达之后“吏数不在器难得”多次落空1。有时官府“铁官卖器不售”则采取摊派办法“或赋与民”即使是“坚 ”之器也是一个价格还“善恶无所择”2。因此由官府统一价格和亲自出卖各种商品虽然有控制物价抑制富商大贾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所以早在汉武帝时朝廷中就出现了反对官府经营商业的主张卜式等人就是代表。只因武帝坚持如此未能废除。及武帝死昭、宣二帝时期论争进一步激烈。论争的结果虽未曾取销盐、铁官营的制度酒的专卖却废除了。到王莽时“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并“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既控制物价又经营商业贸易3以致出现了“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卖贱取于民民甚患之”④的状况。不过王莽的官经商业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冲击得一干二净。东汉以后包括盐、铁在内都取消了官营制度纵民煮铸官府置盐、铁的征税而已。故东汉时2 《汉书·食货志》。
3 《汉书·食货志》。
④ 《汉书·武帝纪》及注引应劭、韦昭语。
1 《盐铁论·水旱》。
2 《盐铁论·水旱》。
3 《汉书·食货志》。
④ 《汉书·王莽传》。
的官营商业基本不复存在了。
第二节民营商业战国时期秦国已有了民营商业。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87 年）“初行为市”。1秦孝公时都城咸阳已有市故商鞅得以“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以募能徙者2。《商君书·垦令》有“重关市之赋”的规定；《三辅黄图》载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处有“直市”；《华阳国志·蜀志》谓成“市张列肆”；《汉书·王莽传》言及秦“置奴婢之市”。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秦国存在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固定市场。虽然这中间也包括官府经营的商业但民营商业也是其组成部分。云梦秦简中有专门的《关市律》显然是关于管理关卡及市场交易等的法律其中讲到“官府之吏”之从事商业者同“贾市居列者”同时并存显然表明民营商业的存在。《司空律》也有“作务及贾而负债者”当其输作官府时“不得代”的规定更是清楚地表明民营手工业者与民营商贾的存在。《法律问答》中称东方诸国入秦国贸易的商人为“客”、“邦客”或“旅人”且明文规定珠玉等贵重商品不得“卖于客”；“客”必“请簿传于吏”才能进行贸易。这些“客”和“邦客”无疑都是民营商贾。因此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在官营手工业与商业之外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民营手工业与商业。尽管这时抑制民营商贾甚至展到给贾人另立户籍和以贾人、有市籍者、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戍边仍没有从根本上取缔民营商业。
到了西汉民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同上承战国以来商业达的余绪有关；另一方面是“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1的统一局面与奖励政策的结果。加上汉初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展在各地区经济展不平衡和土特产各异的情况下“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2就显得格外重要。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的商贾贸易之风大兴。大批农民或出卖剩余产品或脱离农业走向手工业与商业；战国和秦皇朝以来就存在的大商人更是乘秦末战乱之机牟取暴利以致顿时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逼得其所欲”④的局面。在商业达的情况下不仅“吴越之竹”“隋、唐之材”“江湖之鱼”“菜、黄之鲐”5“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枬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兗豫之漆丝絺紵”6等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即便是产于不同地区的甚至穷乡僻壤的金、银、锡、铜、铁、丹沙、姜、桂、玳瑁、珠玑、马、牛、羊、骡、驴等等也进入了商品的领域。以致当时的“通邑大都”各种商品都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比价大约一千瓮酒、一千甔酱、牛羊豕皮各一千、谷一千锺、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材一千根、竹子一万根、轺车一百乘、牛车一千辆、上漆木器一千件、铜器一千钧、素1 《史记·秦始皇本纪》。
2 《史记·商君列传》。
1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 《盐铁论·本议》。
3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④ 《史记·货殖列传》。
5 《盐铁论·通有》。
6 《史记·货殖列传》。
木铁器与巵茜各一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豕各一千只、奴婢一百人、筋角丹沙各一千斤、帛絮细布各一千钧、文采一千匹、榻布皮革各一千石、漆一千斗、蘖麹盐豉千荅、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粟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其价值大体相等1。如果能拥有上述诸商品中任何一种的量其富有程度就可以“比千乘之家”2。故司马迁明确指出：一个封君食其封户之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亲出其中”而一个“庶民农工商贾”之家“率亦岁万息二千”故“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其富与封君相等故“命曰素封”。如果以商品的价值去估算“6地牧马二百蹄千蹄角千千足平、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放锺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3。正因为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而实现为私有财富因此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普遍流行的概念：“用贫求富”之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就是所谓“末业”即经营手工业与商业尤其是商业“贫者之资也”④。从事商贾之业成了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达的商业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
由于民营商业的达以致出现了两大类型的商贾：一是所谓“行商”
即流动性商人他们打破地区与地区之间界限勾结官府周流天下如师史之“转谷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曹邴氏的“贳贷行贾遍郡国”；齐人刁间之“逐渔盐商贾之利”5便是例证。二是颜师古所说的区别于“行卖曰商”的“坐贩”谓之“贾”简称“坐贾”即固定性的商人。这就是《史记·平准书》中所说的“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的贾人他们大都在城市里设有固定的店肆还有屯积货物的仓库贱买贵卖操纵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所谓“踕财役贫”“废居居邑”“买居邑稽诸物”使“封君皆低仰给”；更有甚者“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1。他们“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还“因其富源交通五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2。其中尤以从事“冶铸煮盐”之业的商人更为猖獗南阳孔氏、鲁人曹邴氏、齐人刁间、蜀人卓氏与程郑即其代表人物。其他如宣曲任氏乘秦汉初粮食缺乏之机囤积粮食而致富；茂陵焦氏以“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而富“数千万”3；“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逾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锺”；至于其他以“力农畜工虞商贾”而致富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④。秦汉商贾之业的达于此1 见《史记·货殖列传》。
2 见《史记·货殖列传》。
3 见《史记·货殖列传》。
④ 见《史记·货殖列传》。
5 见《史记·货殖列传》。
1 《史记·平准书》。
2 《汉书·食货志》。
3 《汉书·酷吏·田延年传》。
④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货殖传》。
可见其一斑！
由于秦和汉初的这批大商人多从战国时期蝉联而来故多同奴隶主阶级关系密切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大批奴隶拥有者如蜀地的卓氏就有“僮千人”。他们除了利用其雄厚的财富操纵物价贿赂王侯之外或如宣曲任氏之制造粮荒；或如关中“子钱家”之目睹七国之乱不肯贷钱给官府而坐观成效；特别是“冶铸煮盐”的盐铁商人“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之急”；更有甚者还大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乘赋敛之时半价购买农民粮食进而兼并农民土地掠买农民人身为奴隶使“黎民重困”也妨碍新兴地主阶级扩大其私有土地。尤其令人惊心动魄者他们利用财富收拢民心招集亡命图谋不轨。如“豪强大家得营山海之利采矿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1以致造成了“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众私门成党”的状况出现了“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的局面2。因此这时奴隶主商人的所作所为已经出了经济上单纯牟利的范围对新兴封建制度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与展封建制度有必要扶植与展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于是一个旨在打击奴隶主商人以废除奴隶制残余和确保封建制度巩固与展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抑商政策便应运而生了。故早在商鞅变法之时就把这类商贾视为害人的跳蚤。秦始皇时期进而确立了贾人另立户籍的“市籍”制度并不允许他们入仕也不给予土地。滥入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中的《魏户律》就对“假门逆旅”和“赘婿后父”作出了“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仍孙”等规定。这种“籍”显然就是商贾等人的市籍。秦简中抄入《魏户律》表明秦也用此律。证以《汉书·晁错传》所载错于汉文帝时追述秦始皇时的情况所说的“吏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有市籍者”充“谪戍”等语不仅表明至少在秦始皇时期已有“市籍制度而且还有把贾人罚充戍边的作法。与此同时秦灭六国后还有原先居住在齐、鲁、梁、赵等地的大盐、铁商人卓氏、程郑、孔氏等或迁之于巴蜀或徙之于南阳而且称他们为“迁虏”或“不轨之民”1这又一次反映出这时一些盐铁大商人同秦政权处于对立状态。汉代继承了秦时打击有市籍商人的政策汉初“天下初定”之时刘邦立即“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后“孝惠、高后时”即使在“弛商贾之律”的情况下“市井之子孙”仍然“不得仕官为吏”2。元、景之时虽允许私营煮盐冶铸之业而“有市籍者”仍“不得官”3。及武帝之时除有市籍的商贾不得为官外又颁布了“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的法令④；紧接着又对贾人实行了“等商车”、“算缗钱”和谋取资财税等税制甚至对已经拥有奴婢与田地者还通过杨可告缗加以没1 《盐铁论·复古》。
2 《盐铁论·禁耕》。
1 《史记·货殖列传》。
2 均见《史记·平准书》。
3 《汉书·景帝纪》。
④ 均见《史记·平准书》。
收以致商贾交出的“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5。最后又实行盐、铁、酒以官营政策把商贾从这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中赶出来还杜绝私铸钱币除犯法者没为奴隶外没有犯罪的只要是有市籍商贾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 年）也以之列入“七科谪”之内用以罚充戍边。这种“笼天下盐铁以排富商大贾”6的作法给了奴隶主商人特别是他们中的盐铁商人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起到了“鉏豪强并兼之家”⑦的作用既解决当时的财政需求也削弱了同地主阶级争夺土地的商贾势力保证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与展。
由于秦汉的上述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打击商贾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故其他无市籍商贾虽然也受到了加重各种商业税的影响但并未彻底破产。加上昭帝时官营酒酤的取消民营商业又有了经营的天地。故自昭、宣以后及乎成、哀民营商业又有展以致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家财巨万的新富商大贾故史称齐地的“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洛阳“师史既衰”之后“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关中之诸田“既衰自元、成及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太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1总的情况则是：“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2可见西汉武帝之后民营商业又在恢复展中。
东汉时期由于取消了西汉武帝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各郡国产盐铁者虽仍设有盐官、铁官但仅征收租税而已其生产与销售均由民间经营故民间煮、铸之业又盛。其他商贾贸易也相当昌盛尤以洛阳为最。王符在其《潜夫论·浮侈》中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堵塞道路游手巧充盈都市。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这说明东汉时期洛阳商业达之状况而且表明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大都如此。故谓东汉手工业远远不如西汉者未免忽视了东汉无《史记》、《汉书》那样的《平准书》、《食货志》及《货殖列传》等记载这一事实。不过东汉时期的大商人较之西汉其“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的倾向更明显了。许多富商大贾同时就是大地主而且以其田庄为基地进行商贾贸易活动从而削弱了他们作为富商大贾的色彩。正如当时人仲长统所说：“豪人之世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件。车船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2又云：“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3这些豪人大都是通过商贾而致富然后用之购买土地而成了“田亩连于5 均见《史记·平准书》。
6 《史记·平准书》。
⑦ 《汉书·张汤传》。
1 《汉书·货殖传》。
2 《汉书·货殖传》。
1 《史记·货殖列传》。
2 《昌言·理乱篇》。
3 《昌言·提益篇》。
方国”的大田庄主。这种富商大贾向大地主的转化一方面增加了自秦和西汉以来的出身平民的豪民地主的势力构成了后来庶族地主的前身；另一方面投资于土地的结果既削弱了资金周转的量又以其安闲的田庄生活束缚了再去从事商贾贸易的活力从而反过来影响了商业的展。特别是自给自足性的地主田庄的普遍出现对市场的需求也相对减弱；加上东汉后期战乱不已名都大邑相继在破坏之中以致终于造成了东汉末年商品经济急剧下降的状况。
第三节边区及域外商业活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见于记载的商业活动也起源甚早。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来说云梦秦简中的“客”、“邦客”和“旅人”中除了有从东方诸国来的商人外也有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商人。秦简中的“臣邦真戎君长”1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戎翟君公”便是例证。秦灭六国时被迁徙于临邛的赵氏、卓氏其贸易“倾滇蜀之民”；被迁于临邛的山东程郑也“贾椎髻之民”2；著名的大畜牧业主乌氏倮以其所获“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3所有这些显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贸易。至于汉代同北边匈奴、鲜卑、乌丸等族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贸易更为频繁。自景帝时起就与匈奴“通关市”虽有战争也未曾终止。直到东汉匈奴仍“远驱牛马与汉会市”。仅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 年）的一次北匈奴就“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交易”④。与鲜卑、乌丸的贸易则盛行于东汉光武帝时。此时东汉复置乌丸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5。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贸易早在汉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6。又汉初“高后时有司请禁南粤关市铁器”⑦可见在此之前中原与南越地区已有民间贸易。当时同边境国家的贸易尤为达。先汉代与南方邻国之间贸易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开始了。故当张骞到西域后就见到了我国的蜀布与邛竹杖等商品在大夏行销。张氏问从何来回答是：“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⑧由此可见蜀国贾人早就同印度、阿富汗等国有贸易关系。东汉时“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1自此以后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至大秦者”。直到三国孙吴时才遣会稽人刘咸送大秦使者秦论刘咸死于道也未曾到达大秦2。汉代通过6上丝绸之路同西方诸国的贸易尤为达。早在汉代以前我国通过河西走廊就与西方诸国生关系。至西汉武帝时“始通罽宾”。罽宾实行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使者来中国往往以奉献为名。“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3到西汉末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其目的也同样是“欲贾市为好”④。东汉和帝1 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简文。
2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3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④ 《后汉书·南匈奴传》。
5 《后汉书·乌桓传》。
6 《史记·西南夷列传》。
⑦ 《汉书·南粤赵佗传》。
⑧ 《汉书·西南夷传》。
1 《后汉书·西域传》。
2 《梁书·诸夷传》。
3 《汉书·西域传》上。
④ 《汉书·西域传》上。
时李恂被征拜为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李恂“一无所受”5甚至外戚私家如梁冀之流也“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6。总之通过6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商业贸易频繁有利国用。正如《盐铁论·力耕》所云：“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池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看来当时人已经懂得进出口贸易必须遵循利用利民的原则。当西汉东西贸易极盛之时“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到了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 年）都护班遣甘英使大秦于是“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1。
在这一系列的海路与6路的对外贸易中不仅扩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眼光加强了同周围邻国的友好交往而且使南洋诸国及西方诸国的奇珍异物骡驴牲畜和许多不产于中原地区的货物得以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丰富了我国物产种类对我国中原地区社会生产的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也使中国文明得以传播当时的世界为世界人民提供了物资与精神文明。5 《后汉书·李徇传》。
6 《后汉书·梁统传附玄孙冀传》。
1 《后汉书·西域传》。
第四节货币货币的产生有它古老的历史。它开始表现为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后来才逐步确定为一种等价物的形态进而有金属货币的出现。秦汉时期是金属货币的重要展期它把黄金与铜钱固定为金属货币的复本位制并称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把珠玉、古代的龟币、贝壳及银、锡等金属都排除在法定货币之外只能作为珍宝与器饰看待几乎从此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黄金和铜钱据云梦秦简所载秦国时的货币还是黄金、铜钱与布三本位制。《金布律》规定：“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这说明铜钱和布都是秦国的法定货币本位。又出土《秦律》讲到对犯人罚款时有“赉钱如律”的话；当时计算各种实物的价值时也往往以若干钱计算；这说明铜钱确是法定的货币。《金布律》又规定：“钱十当一布”、又规定每“一布”是“袤八尺幅广二尺五寸”的标准星这表明法令对每“一布”的规格和它同铜钱的兑换率或比价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此外《法律答问》简文中还几次提到给追捕逃犯有功者以奖励黄金“二两”的规定如“当购二两”、“人购二两”、“购人二两”等。这里的二两显然是指黄金而言。因此黄金也是法定货币的本位之一。故秦国实行的是黄金、铜、布的三位制货币体系即尚未完全摆脱以实物作为等价物的状况。从前引“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表明人们逐步倾向重钱而不重布故有此规定。再结合《封诊式》简文中关于惩办盗铸钱币者的案例考察说明秦国的铜钱铸造权是属于国家的私铸铜币是违法的。
由三本位制货币完全过渡到金属货币的二本位制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现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统一全国后下诏“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其中就包括统一货币制度。所谓统一货币其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统一货币的形制。据太史公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龟贝。”1据考古掘还有刀币、铲形币。总之形制不一不利于商品流通。故秦始皇废除各国不同形制的货币统一于圆形的铜钱。二是统一货币的二本位制和取消以实物“布”及银等为货币的本位。《汉书·食货志》云：“秦兼天下币为二等”即黄金与铜钱从而确立了黄金与铜钱的二本位制取消了秦国时以“布”为货币的制度明确规定这些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为币”2从而完全确立了金属货币制度。三是统一重量：“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曰半两重如其文。”3每一溢黄金重二十两。但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不明。
汉承秦制在货币方面也基本如此。汉代也以黄金与铜钱为主币。但改1 《史记·平准书》。
2 《史记·平准书》。
3 《史记·平准书》。
黄金的计量单位为斤不再称镒。凡云“一金”即黄金一斤故《史记·平准书》云：汉以“黄金为一斤”。至于铜钱汉初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④名曰榆荚钱重三铢较秦半两钱重十二铢者四钱当秦一钱而已5。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为每斤黄金当钱一万。汉武帝曾铸黄金为麟趾马蹄形金故颜师古说：“今人（指唐人）往往平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刊制巧妙。”直到今日仍有地中得马蹄金者由此可见武帝时已正式铸造了金币。又由于每个金币的重量一定都为一斤故每一斤黄金又称为“一金”百斤黄金则称“百金”千斤黄金则称“千金”余以类推。是以西汉史籍中屡见“百金”、“千金”等词既省“斤”字又去“黄”字其实皆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奇怪的是在西汉时普遍使用的黄金货币到东汉时已极少见而且日益退出了货币领域变成了稀罕之物。
汉代变化较多的是铜钱问题。如前所云汉初以秦半两钱难用改铸每钱重三铢的榆荚钱。由于钱太轻加上“不轨逐利之民”的囤积居奇活动使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1。于是高后二年（公元前186 年）“行八铢钱”2（按《汉书·高后纪》注应劭认为“八铢钱”本秦半两钱但《古今注》谓秦半两钱重十二铢与此矛盾）。但到了六年（公元前182 年）六月又“行五分钱”应劭认为是恢复汉初榆荚钱3。到“孝文五年（公元前175 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④。《史记·平准书》载此事作：“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据此益知高后六年所“行五分钱”确为“榆荚钱”。到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o 年）“行三铢钱”。5建元五年（公元前136 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6又《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作建元五年“行三分钱”。元狩四年（公元前125 年）又“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⑦。次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⑧自此以后无改易五铢钱者。观上述铸钱的轻重变化不已最后才定于五铢。直到平帝元始中先后共铸造五铢钱共二百八十亿万余。1下及东汉仍如旧铸五铢钱行于世。至东汉末期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铸四出文钱”2而其重“犹五铢两”只是在形制上作“四道连于边轮”而已3。“四出文钱”之名即由此而来。献帝④ 《史记·平准书》。
5 详见《古今注》。
1 《汉书·食货志》。
2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3 《汉书·高后纪》。
④ 《汉书·食货志》。
5 《汉书·武帝纪》。
6 《汉书·武帝纪》。
⑦ 《史记·平准书》。
⑧ 《汉书·武帝纪》。
1 《汉书·食货志》。
2 《后汉书·灵帝纪》。
3 《后汉书补注》引《献帝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