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他提倡的“谴告”说也是借神权对君权的限制。他还提出“限民名田”、“盐铁皆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改良主张④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与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展起着不良的影响。④ 《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公孙弘两次应征两任博士公孙弘（前2o2—前121）字季西汉菑川国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年轻时当过薛县狱吏因事免职家贫在海上牧猪为生。到了四十余岁才愤求学学习《春秋》杂说。武帝初年下举诏贤良文学之士。那时他年已六十菑川国推举他以贤良应征被任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回朝向皇帝报告出使情况时奏事不合旨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元光五年（公元前13o 年）武帝下诏令各郡国举荐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公孙弘。于是他又西去长安到主管征辟的太常衙署参加对策。在这次对策中他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揉和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熔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揉和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杂王霸之道。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当时参加对策的儒士共有一百余人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第时“弘第居下”后来上奏皇帝武帝把他的等第颠倒过来“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阿顺君旨位至卿相公孙弘从狱吏出身通晓法令后来又攻读儒书精通儒术故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所以能够以儒术饰法术即外儒术而内法术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赏识。此人“恢奇多闻”有权术善辩论深谙人情世故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武帝却以为“其行敦厚”“上大悦之”。由于他深得武帝欢心因而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他当了一年多博士就升为左内史从比六百石升至二千石。
公孙弘升任左内史后更加小心谨慎“奏事不可不肯庭辩”恐怕当面辩论会引起武帝的反感。他知主爵都尉汲黯以好直谏深受武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奏事时往往先问清汲黯所奏何事了解他的意图等到汲黯言后然后推衍其说加以挥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对于他的意见“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他还用一种诡诈的方法来取得信任。有时同公卿大臣事先约好在上奏时采取一致的意见；但到了皇帝面前则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往往“倍（背）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当面指责他内怀奸诈不讲信义。他辩解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深以为然以弘忠于己后来凡是有人揭他的短处武帝不仅不听反而更加信任他。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武帝免去御史大夫张欧官职以公孙弘代之。他当左内史不过三年又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1 本节主要依据于《史记·平津侯公孙弘列传》和《汉书·公孙弘传》凡引上述资料者不另作注。当时武帝命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又于东北的 貊地区（今朝鲜东部）设置沧海郡漠南战役后又于河南地筑朔方城设立朔方郡。公孙弘数谏武帝“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武帝命朱买臣等人在设朔方郡、筑朔方城这个问题上出十条策问诘难之。公孙弘在十条策问中未能解答出任何一条。乃认罪道：“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武帝许之。公孙弘平素才智过人为什么在同朱买臣等辩论时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呢？正如韦昭所说：“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为不可不敢逆上耳！”1意思是以公孙弘的辩才不是答不出来只是不敢说深怕违背武帝的旨意。
公孙弘虽为三公但生活非常节俭以为“人主病不能广大人臣病不节俭”常盖布被。汲黯对武帝说：“弘位在三公奉（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以问弘。他承认汲黯所说属实。他说：“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武帝听后“以为谦让”更加信任他。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薛泽罢相后武帝任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弘为丞相三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病卒终年八十岁。
以儒术饰文法适遇其时公孙弘出身贫贱以对策称旨武帝拔为举十年之间位至卿相。
他之所以能出贱入贵平步青云由于当时武帝方标榜儒术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弘既“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深合武帝旨意；又富于才智权术善于揣摩武帝心意精通做官诀窍故能“日益亲贵”始终得到武帝宠遇终于相位正如《汉书》传赞中所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他在当御史大夫和丞相的六年中并无多大建树。
1 《史记·公孙弘列传·集解》注。
第十六章卫青霍去病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均以击匈奴有功为当时名将。而卫青、霍去病以椒房之亲特荷恩宠。
第一节卫青以外戚入仕卫青（？—前1o6）字仲卿西汉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县人本姓郑。他的生父郑季当过平阳县吏因为办事经常出入平阳侯曹寿家。曹寿的妻子平阳公主（原封阳信公主下嫁曹寿后改称平阳公主）是汉武帝之姊。郑季在平阳侯家办事时与平阳公主侍婢卫氏私通生卫青因从其母冒姓卫氏。在此以前卫氏尚生有子女数人长子长君长女君孺次女少儿三女子夫子夫的弟弟步广。他们都是卫青的同母兄姊也都冒姓卫氏。
卫青幼年时曾经回到生父郑季家从事牧羊。后来因不堪异母兄弟的歧视凌辱又返回平阳侯家当家奴年长善骑射为平阳侯府骑卒常骑马扈从平阳公主出游。
卫青的同母姊卫子夫为平阳侯家讴者（歌女）。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出游霸上（长安东郊）还至平阳公主家。平阳公主设宴款待讴者献歌武帝唯独喜爱卫子夫平阳公主“因奏子夫送入宫”1给了武帝年余有身孕。武帝陈皇后母陶长公主（武帝之姑）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怀了孕很妒忌乃使人捕了卫青。当时卫青给事建章（宫名）未知名。幸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率领壮士数人把他抢救出来。武帝闻知其事召见卫青及其亲属厚加赏赐以青为建章殿侍中。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后立为皇后）擢卫青为太中大夫。
善骑射有将才卫青做了几年太中大夫武帝察知其善骑射有将才乃改其文秩为武职任之为将军委以抗击匈奴的重任。
元光五年（公元前13o 年）匈奴单于出兵侵扰上谷郡（今河北西北部）杀掠吏民。武帝拜卫青为车骑将军从上谷出击以公孙敖为骑将军从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东北部一带）出击以太中大大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由云中郡（今内蒙河套地区东部）出击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从雁门郡（今山西西北部）出击。结果公孙敖、李广两军俱为匈奴所败公孙贺军无所得唯独卫青所率一军追击匈奴至龙城“斩虏数百”以功赐爵关内侯。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秋天匈奴骑兵二万入侵扰辽西郡（今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一带）杀辽西太守虏掠二千人；又侵扰渔阳郡（今河北北部）、雁门郡。卫青奉命率骑兵三万人从雁门出击击败匈奴“斩虏数千人”。第二年匈奴又侵扰辽西、上谷、渔阳各郡。卫青率领所部从云中出击又经云中郡至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伊克昭盟等地）之高阙向西扫荡追击直至陇西郡（今甘肃西南部）。这次漠南之役卫青所部汉军纵横数千里击败匈奴“捕虏数千畜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战后封卫青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筑朔方城。
1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1 《汉书·外戚传》。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城。武帝决定大举反击命车骑将军卫青率所部三万余骑从高阙出击；同时以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各率所部从朔方出击皆受卫青指挥。另外又以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各率所部从右北平郡（今辽宁西北部、河北东北部）出击。以上各军共十余万人。这次战役大败匈奴部众右贤王率领残部数百骑远遁“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数十万以至百万）”。大军还至塞上武帝“遣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后又加大司马之号。并封其子卫伉、卫不疑、卫登及其部将为侯。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 年）春天大将军卫青奉命从定襄郡（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出击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数千级而还”。这年夏天卫青又率六将军从定襄出击“斩虏万余人”。但苏建、赵信率所部三千余骑逢匈奴单于所部大军接战一日汉军寡不敌众死伤殆尽。赵信降匈奴唆单于远走漠北俟汉军远征疲敝而击破之。单于听从他的计策远走漠北。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匈奴单于远走漠北后武帝作出决策令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深入漠北以步兵数十万人随其后另有担任运输的军马数万匹军容甚盛。命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分两路出击。又以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皆随从大将军出征。卫青率领所部出塞后侦知单于所在乃自率精兵出塞千余里直抵漠北单于屯兵处见单于正率所部结阵以待。于是两军展开决战。卫青令汉军以兵车环结为营而以精骑五千往袭单于营。傍晚大风飞沙走石两军不相见卫青乘势从左右两翼包围单于营。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估计不能取胜遂乘六骑“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黑汉匈两军展开搏斗杀伤大抵相当。卫青侦知单于逃走轻骑追之自以大军随其后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未擒到单于直追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凡斩虏万九千级”。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奔驰二千余里越过大漠大败匈奴左贤王部斩获七万余人。合计卫霍两军斩获约九万而汉军亦损失士卒数万、战马十一万匹。这次漠北之役是抗击匈奴三大战役（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役。经过三大战役之后匈奴主力被歼。从此单于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漠北战役以后西汉以战马损失过多又以当时正从事于消灭东南、西南割据势力不能兼顾不久霍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匈奴也因疲敝而数使使于汉“将辞甘言求请和亲”。汉匈之间暂时相安无事。
元封三年（公元前1o8 年）卫青病逝谥长平烈侯与平阳公主合葬1起冢象庐山以纪念其破匈奴之功。
卫青有三子皆以卫青战功封侯。武帝末年迷信巫蛊怀疑有人诅咒他派人搜捕巫蛊公卿王侯因此被杀者甚多卫皇后两女及卫伉皆被杀。征和二年（公元前91 年）卫皇后和太子都因巫蛊受害卫氏全家亦遭到灭1 卫青尊贵之后平阳公主改嫁于他但早死故卫青死后与其合葬。
族之祸。
仁善退谦卫青出身家奴虽因其姊之故得以出贱入贵亦由其有将帅之才所以能得到武帝的重用能够建立战功得到高官厚禄。他尊贵后又能谦虚谨慎宽厚待人故司马迁称其“为人仁善退谦”；班固亦称“青仁喜士退让”在作风上与他的外甥霍去病的恃贵而骄、不恤将士有所不同。史称：“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以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2这件事情说明：汲黯不以卫青地位尊贵而卑恭屈膝；卫青并不因此责怪汲黯反而更加尊敬他可谓谦恭待人、礼贤下士。
但卫青在谦虚谨慎中过于小心拘谨“以和柔自媚于上”一味顺承武帝旨意不敢有所谏诤；他虽然“喜士”也能“礼贤下士”却不能招贤荐士苏建劝他注意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自魏其、武安1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也是如此。卫青、霍去病处于亲近的地位深知武帝不满意诸侯王结交宾客为了保全禄位所以不敢招贤荐士。司马迁、班固认为为将之道不应如此故在《史》、《汉》传赞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言及之。2 《汉书·汲黯传》。
1 指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
第二节霍去病年轻为将号称冠军霍去病（前14o—前117）系卫青姊卫少儿之子。他的生父霍仲孺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当过平阳县小吏因事常到平阳侯家与其家侍婢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不久霍仲孺还家娶妻生子霍光遂与少儿断绝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立为皇后少儿更嫁为詹事陈掌妻少儿姊君孺也更嫁太仆公孙贺。数年之间卫氏家族由贫贱平步青云富贵无比。去病亦以皇后姊子早贵年十八为侍中出入宫禁侍从武帝深受信任。武帝以霍去病善于骑射令其随卫青出征。元朔六年（公元前123 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今内蒙河套东部一带）击匈奴接受武帝诏令任二十岁的去病为票（骠）姚校尉以所部壮士为其部属。去病勇敢善战率领所部轻骑兵八百人驰驱数百里奔袭敌营予敌以重创“斩捕虏过当”即斩获过损失之数。论功行赏武帝以去病为功封去病为冠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春天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品秩与大将军相等。去病率领精骑万人从陇西郡（今甘肃西部）出击历经匈奴五王属地转战六月过焉支山千余里俘获匈奴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捕斩“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下诏增封去病爵邑二千户。这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北部、宁夏南都一带）出击去病率领所部深入敌境二千余里越过居延过小月氏直抵祁连山（在今酒泉、玉门以南的甘青边境）大败匈奴军捕获单桓王、酋涂王匈奴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匈奴军被歼灭十分之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河西战役。战后论功行赏武帝增封去病爵邑五千户并封其有功的部将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骠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辉渠侯。
这年秋天匈奴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武帝命令骠骑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骠骑将军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骠骑乃弛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诣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在这次迎接匈奴浑邪王归降中霍去病又立大功。武帝下诏表彰去病功绩又增封其爵邑一千七百户。由此“去病日以尊贵比大将军矣”。不久汉在河西地区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春天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各率五万骑兵出塞“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原先决定去病从定襄出击与匈奴单于相当；后由俘虏口供获悉单于往东的消息乃变更计划令去病率领所部东出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在北平郡（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卫青率领所部从定襄北上后方侦知匈奴俘虏所供情报不确单于仍留在定襄以北地区并未东去于是卫青立即度过大漠直追单于大军与之展开激战。由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2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和《汉书·霍去病传》。北度大漠奔袭二千余里与匈奴左方（即东方）兵接战大获全胜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1禅于姑衍登临翰海2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约歼灭匈奴左方兵十之二三。此战史称漠北战役。汉武帝以为这次战役中霍去病所部斩获甚多厚加赏赐增封去病爵邑五千八百户并下诏予以表彰。又封其部将路博德为邳离侯卫山为义阳侯复6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后二人为匈奴降将）李敢为关内侯。卫青因斩获不多未蒙赏赐其部将亦未有封侯者。又增设大司马一人由霍去病充任令其品秩俸禄与大将军相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
壮年逝世战功卓著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年）霍去病病逝年方三十三岁。武帝非常哀悼下葬之日令由匈奴归降将士组成的属**穿着黑甲送葬自长安至茂陵（在长安以西今陕西兴平县东）络绎不绝。为他建造了一座巍峨的坟墓以纪念他在抗击匈奴战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谥号景桓侯。
去病死后由其子霍嬗袭冠军侯爵位。嬗后来随从武帝到泰山封禅时夭亡。去病有两孙霍云、霍山。昭帝时云官居中郎将之职山为奉车都尉。霍光临终愿将国邑三千户分封霍山汉宣帝乃封山为乐平侯；不久又封霍云为冠阳侯。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 年）霍云、霍山与霍光之子霍禹皆以谋反被处死自霍去病、霍光以来显赫一时的霍氏家族终遭灭族之祸。霍去病在抗击匈奴战争中战功卓著。“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皆以将军（按：另两出为校尉从卫青出征）斩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其歼敌之众辟地之广在同时诸将中可谓屈一指。武帝封他为冠军侯就是表彰其勇冠三军之意。他“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作战之先“所将常选”“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这说明去病所部是得到特殊照顾优先挑选的。临战时他身先士卒“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亦敢深入”。武帝常欲教之孙武兵法。他答道：“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说明他很注意在实战中运用战略战术。武帝为他修建了宅第。但是由于他少年得志生活优越养成骄奢的习气身为大将却对部下将士漠不关心不了解他们的疾苦。据史籍记载他奉命出征时武帝常调拨给他数十辆车的食物作为犒劳但他却留着自己使用宁肯腐烂掉也不分给将士“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时他远征塞外粮食供应困难士卒愁苦他却在踢球作乐不去抚慰。其恃贵而骄不恤士卒“事多类此”。《史记》、《汉书》以此来说明他的特殊作风。对于一个统率大军的将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1 狼居胥山当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
2 翰海即今西伯利亚之贝加尔湖。
第三节李广年少从戎屡任边将李广（？—前119）西汉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通渭县东）人秦始皇时大将李信之后。他的先世原居长安附近之槐里后来迁徙成纪世代为将以善骑射著名当世。他和卫青、霍去病同是西汉的名将。
李广“结从戎”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击匈奴侵扰势力的战争。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 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骑兵十四万人大举南侵攻朝那、萧关（朝那县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萧关在朝那县境）前锋直抵离长安不远的雍县、甘泉（甘泉宫）。文帝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李广以良家于弟从军。他善于骑射奋勇杀敌擢升为中郎不久升迁为武骑常侍常随从文帝射猎。文帝见李广格杀猛兽勇力过人深为叹赏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当高皇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景帝即位之初李广任北地郡都尉不久调回京师任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时广任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与叛军激战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城下夺得敌军军旗威名大震由此知名当世梁孝王刘武以将军印赐之。战后论功行赏朝廷以广身为汉将不应接受藩王官印故未加赏赐徙为上谷郡（在今河北北部）太守。典属国公孙昆邪谏景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广为离京师不远的上郡（今陕北一带）太守。不久又转任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各边郡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景帝末年李广又任上郡太守。景帝派中贵人（宫内贵官）到上郡视察李广所部的作战演习。中贵人率领骑兵数十人先行忽遇三个匈奴人双方交战中贵人被射伤随从骑兵亦多被射杀中贵人逃回李广营中告知其事。李广认为这是三个射雕的匈奴人乃率领骑兵一百人前去追赶射死二人生擒一人。正返回时忽然望见前方有匈奴骑兵数千人挡住去路。李广的部下以敌我势力相差悬殊惊恐异常慌忙上马欲疾驰回营。李广说：“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因令兵士继续前进进至距匈奴军营二里之处“下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见之以为诱兵之计恐中埋伏果然不敢出击夜半解围而去。
号为“汉飞将军”
武帝即位后“以为广名将也”从上郡太守调入为掌管宫门屯兵的卫尉。元光二年（公元前133 年）武帝采纳王恢之计引诱匈奴单于入塞然后伏兵袭击之。李广奉命为骁骑将军与护军将军韩安国等率兵十余万埋伏马邑（今山西朔县）山谷中后来单于觉中计急忙出塞广等无功而还。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匈奴侵扰上谷杀掠吏民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各率骑兵万人反击匈奴。李广奉命率领所部从雁门出击遭遇匈奴大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1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传》。
兵败被虏。匈奴单于知道李广贤能命令把李广押去见他。匈奴士兵因李广受伤在两马之间套上绳索令其卧在绳索上。走了十余里李广装着伤重昏厥过去察觉道旁有一骑骏马的匈奴小儿趁其不防腾身上马推儿下地取其弓箭鞭马疾驰南行数十里遇见所部残军率之入塞。匈奴遣数百骑追之被李广射杀殆尽。回到长安朝廷以广兵败被虏士卒伤亡大半论罪当斩赎为庶人。广罢职居家时常到蓝田（今属陕西）南山射猎夜半归家行经霸陵（在长安东郊今西安市东）霸陵县尉责以不当夜行把他拘留于霸陵亭下广恨之。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匈奴侵扰辽西郡杀辽西太守击败韩安国所部汉军于是武帝起用李广为北平郡太守。临行请调霸陵尉同去“至军而斩之”上书谢罪。武帝下诏表示不加追究并勉其率军御寇以安边陲。广守右北平数年匈奴畏之不敢寇边号之为“汉飞将军”。不久郎中令石建病死武帝召李广回朝命其为郎中令。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 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匈奴。武帝以李广为后将军与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中将军公孙敖、强弩将军李沮等随同大将军出征“诸将多以军功封侯”而李广无功不得封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汉军大举击匈奴。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从陇西出击郎中令李广、博望侯张骞从右北平出击结果西线大获全胜而东线失利。东线兵力比较单薄由李广率四千骑为前锋张骞率万余骑随其后。广军行数百里匈奴左贤王率四万骑围广广所部兵士以敌我相差悬殊非常惊恐。为稳定军心李广命其子李敢率数十骑驰往敌营附近观察动静。李敢回报说：“胡虏易与耳。”于是军心乃安从容不迫地摆出环形阵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不久匈奴动猛攻矢下如雨汉军伤亡过半弓矢也快用完了。李广乃令将士矢无虚。他连数弩射死匈奴裨将数人匈奴军队暂时向后退却。到了晚间将士畏惧匈奴军队乘夜偷袭惶恐不安“而广意气自如”“军中服其勇”。次日正当与匈奴力战之际张骞所率大军前来接应匈奴军乃解围而去。在这次战役中张骞以行军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李广虽然以少敌多但按照汉法以李广所部伤亡大致与杀伤敌军相当功过相抵未能得到赏赐。
“数奇”而遭不公平“待遇”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大军北伐匈奴。李广多次要求参战武帝以为他年老弗许考虑良久才命其为前将军隶属大将军卫青。卫青侦知单于所在之地自率精兵前往准备与单于统率的大军接战而令李广与赵食其所部并为一军从东道出击。东道不仅绕道路程较远；而且所经地区水草缺少行军困难。李广对卫青说：“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臣出东道且臣结而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卫青因暗中受到武帝告诫以为“李广数奇（命运乖舛）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同时卫青好友公孙敖因不久前战败失去侯位亦愿让他共击匈奴单于给予立功的机会因而不用李广为前锋徙其出东道。广知之深感不平向卫青固辞前往东道卫青不允李广含怒不告而别不得已仍与赵食其俱出东道。由于没有找到向导迷失道路未能度过漠北与匈奴接战。卫青率大军与单于接战后南返乃与李、赵两将军会合因遣长史责问其失道情况并令到大将军幕府对簿。李广对其部下说：“广结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乃以佩刀自刭而死。他的死引起了兵士们和百姓们的深切哀悼。李广出身行伍以战功位至二千石两为九卿（卫尉、郎中令）七任边郡太守历仕文、景、武三朝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以善骑射、有勇略、能力战著名当世。特别是他的廉洁奉公、与士卒共甘苦这种为国忘身的优良作风和爱国精神更是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史称：李广为人廉洁“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所以他死时“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素相识与不相识）无老壮皆为垂涕”。
司马迁叹道：“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这是对李广质朴诚信作风无限的怀念也是对他遭受不公平待遇以至自到深切的同情。后人所谓“李广无功缘数奇”1实在是莫大的误会远不如司马迁了解李广及其遭遇之深。
汉武帝拘泥于汉法对李广赏赐过薄不予封侯位不过九卿。李广曾过牢骚：“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弦外之音他本人不负于世而武帝却亏待了他。武帝妄称李广“数奇”而偏爱卫青、霍去病显然是不公平的。
李广死后其子李敢、其孙李陵皆以勇略而参与对匈奴的战争。李敢在漠北战役中随从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力战夺得左贤王军旗以功封关内侯代其父李广为郎中令。敢怨大将军卫青刁难其父令其饮恨而死乃击伤之。骠骑将军霍去病怨敢击伤其舅卫青而射杀之。李陵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深入匈奴境内作战因寡不敌众又被切断粮道遂投降匈奴。这是李氏的悲剧。
1 王维：《老将行》。
第十七章张骞苏武张骞通西域苏武使匈奴均以对外特殊表现为汉名臣。
第一节张骞通西域匈奴、大月氏和西域诸国张骞（？—前114）西汉汉中郡城固县（今陕西成固县东）人。武帝建元年间骞为郎官。当时汉武帝正准备反击匈奴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域有大月氏国与匈奴为敌。大月氏与乌孙原居河西地区的敦煌、祁连间。后来匈奴攻破大月氏杀大月氏王以其头为盛酒的饮器月氏人被迫西迁迁徙到西域的伊犁河流域（今新疆西北部）。匈奴又指使乌孙远攻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迁徙到妫水（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因而与匈奴积怨甚深；但却无人援助与之共击匈奴。汉武帝听说这个消息为了截断匈奴的右臂（西域在匈奴之右）必须联络西域诸国特别是联络大月氏利用它同匈奴之间的矛盾与之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武帝下令招募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使臣张骞便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西域。汉代的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今玉门关、阳关（皆在今甘肃西北部）以西经过天山南北越过葱岭直至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我国新疆天山南北、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这一地区小国林立号称三十六国后来又分为五十余国是从汉朝通向葱岭以西诸国的交通孔道。当时通往岭西诸国的道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诸国有鄯善、婼羌、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拘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等国皆在今昆仑山以北、塔里木河以南由莎车（今新疆莎车）向西越过葱岭通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诸国由此向南可通身毒（今印度半岛）。北道诸国有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犛、焉耆、尉犁、危须、山国等国皆在今天山以南、塔里木河以北由疏勒（今新疆喀什）西越葱岭通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康居（今中亚阿姆以东、巴尔喀什湖以西之地）、奄蔡（约在今咸海、里海一带）诸国。南北道诸国皆在今新疆天山南路居民大多数从事农业也有畜牧业。天山以北有姑师（后分为车师前国、后国）且弥东、西国卑6前、后国蒲类前、后国等国。这些地方的居民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姑师一带农业比较达。西域三十六国人口稀少最大的龟兹有八万多居民最少的只有数百人除王以外还设有辅国侯、左右将、骑君、都尉、译长等官职。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三十六国受匈奴的役属由匈奴西边的日逐王派遣僮仆都尉进行统治经常率领数千骑兵巡逻各地并征收繁重的赋税。
在西域三十六国以北今天山北路的伊犁河流域有乌孙族。乌孙人原居河西地区后来乌孙人在匈奴指使下远攻已迁至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乌孙人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下来。乌孙有人口六十余万骑兵十八万多人过着游牧生活国王号称昆弥下设相、大禄、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大夫、大吏、舍中大夫、骑君等官吏治理政事。乌孙原来役属于匈奴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反抗匈奴的控制；同时天山南北三十六国不堪匈奴繁重的赋税也渴望脱离匈奴的羁绊。
张骞出使西域1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张骞传》。
正在西域各国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张骞来到了西域。建元三年张骞应募出使之后偕同堂邑氏家的家奴甘父以及随从百余人一起从长安出取道陇西郡进入匈奴境内被匈奴捕获送到单于驻跸的地方。单于下令把张骞扣留起来。经过十余年之久张骞已在匈奴娶妻生子；但他仍然手持汉节不忘记他的使命。甘父原本是匈奴人善于骑射穷困时依靠他射猎鸟兽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后来他们设法逃出匈奴向西走了几十天经过姑师（今新疆土鲁番一带）、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等地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大宛王早已听说汉朝的富强渴望同汉朝通使往来见张骞到来非常欢迎；并问他们的去向。张骞说明自己是出使月氏的汉朝使臣经过匈奴被拘留了十余年现在逃出匈奴来到大宛请求派人送到月氏将来返回汉朝定当厚报。大宛王深以为然派遣向导和翻译把张骞送到康居又由康居送到大月氏。张骞劝说大月氏东归河西地区与汉夹击匈奴。那时大月氏打败大夏占领了肥沃的妫河流域“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不愿东归。张骞居住大月氏很久始终得不着要领只好动身返回长安从大月氏经南道的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地东归。行经匈奴时又被俘获拘留了一年多适逢单于死后匈奴生内乱才又同堂邑父（甘父）携带在匈奴的妻子逃出匈奴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回到长安。从出使到返回前后达十三年之久初行时百余人生还的仅他和堂邑父而已。汉武帝深为嘉奖拜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知道了许多有关西域地区的山川、地形、物产、人口、风俗等情况回到长安后报告汉武帝增进了汉朝对西域情况的了解。
经营南线的建议张骞在出使西域路经大夏时曾经见到了蜀郡出产的蜀布和竹杖。据大夏商人说是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外的身毒买来的。大夏位于汉的西南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想必离蜀郡不远。从汉地经过匈奴或羌地到西域去道远而又艰险又可能被匈奴捕获莫如从蜀地经过“西南夷”地区穿过身毒到西域去路程既近又无被匈奴截获的危险。他向武帝陈说通西域之利以为：葱岭以西的大夏、安息诸国都是大国出产奇珍异物当地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大同小异但其兵力较弱；大宛以北的大月氏、康居等国虽然兵力较强也都“贵汉财物”如能赠以财物令其入朝这样不用动用兵力就可使其归服“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武帝听后“欣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蜀郡、犍为郡（今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派遣使者从冉駹（今四川西北部茂汶一带）、筰都（今四川西部汉源一带）、邛都（今四川西昌一带）、僰道（今四川宜宾附近）四条路线出各行一二千里结果没有找到通身毒之路；后来又听说西南有滇越（今云南昆明一带）可通身毒乃派使者至滇。武帝原来就有意“通西南夷”以费用颇大宣告中止。这时听张骞说可从西南通西域的建议后又重新继续经营西南。后来虽然始终未能找到从西南通西域的道路但却起了加强经营西南地区的作用在那里设置了许多郡县。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 年）武帝以张骞曾经留居匈奴十余年熟悉当地情况令其为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由于张骞熟悉地形了解沙漠地区的水草地使得汉军饮水“不乏”。大军凯旋之后论功行赏封张骞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以张骞为卫尉令其与李广从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击匈奴。李广率四千余骑为先锋张骞率万余骑殿后。由于张骞所部行军迟缓未能按预定日期到达以致李广所部被匈奴大军包围伤亡较重。张骞以后期贻误戎机论罪当斩允其赎罪免官为民。这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地区归属汉朝于是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遂畅通无阻。
第二次通西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张骞又向武帝提出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东归河西地区共击匈奴的建议说：乌孙原处于祁连山、敦煌之间乌孙王昆莫本来臣属于匈奴后来兵力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双方生摩擦乌孙远徙。如今匈奴单于困于汉而河西地区空无人蛮夷俗尚故地又贪财物。如果现在厚币赂乌孙招以东居其故地与汉结为兄弟就可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任命他为中郎将率领随从三百人每人给马二匹；并携带牛羊万头和价值数千万的金帛；另有持节副使多人如道路方便即派遣其到其他诸国通好。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没有受到匈奴阻拦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到了乌孙后张骞说明来意。乌孙自以距匈奴近大臣皆畏匈奴；距汉远又未知其大小不愿东归。张骞留乌孙久之不得要领因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其他诸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张骞返回长安时乌孙派使臣携带礼物随同前来窥视汉朝情况看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势富强回报乌孙王遂与汉朝和亲。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经过六年之久虽未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却加强了汉朝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回长安后被拜为大行掌管各族事务。过了一年多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年）病卒。他死后一年多所遣副使也分别回到长安各国使臣也随同前来纷纷与汉朝建立联系“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促进中西的交流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日趋密切使节往来日益频繁。张骞虽已病逝但是他的声名卓著“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自张骞以通西域致身显贵著名中外“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为备众遣之。..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益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指罗马帝国之亚非部分）、条支（约在今伊拉克东南部）、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岁近者数岁而反（返）”。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臣以及从西域到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十九年之久行程数万里途中历尽艰辛；但他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从此以后西域天山南北各国相继归汉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亦由此开辟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展过程中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苏武奉使匈奴苏武（？—前6o）字子卿西汉杜陵县（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他的父亲苏建在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以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平陵侯曾率领兵士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南）后来升任卫尉之职。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苏建以卫尉为游击将军随从卫青出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地区）击匈奴斩获颇多。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六将军从定襄郡（今内蒙河套以东地区）出击苏建任右将军会同前将军赵信率三千余骑北上与匈奴单于所率数万大军遭遇激战一昼夜部下伤亡殆尽赵信降匈奴苏建脱身归以失军罪论斩允许缴纳赎金免官为民。苏建晚年被起用为代郡太守终于任所。苏建有三子以次子苏武最为知名。
苏武少年时因其父为九卿按照汉朝任子制的规定他与他的兄弟们同任郎官之职。不久升任厩中厩监。
当时汉匈战争频繁但双方仍通使往来不绝观察对方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匈奴先后留汉使路充国等十余人不遣送回国；汉朝也是采取同样办法所留匈奴使节大致与匈奴所留汉使数字相当。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oo 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新立畏惧汉朝兴兵北伐“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以其态度恭顺派苏武为中郎将命其持节护送过去所留匈奴使者归国并以礼物厚赠与单于以为答谢。苏武与副使张胜（时为副中郎将）偕同随员常惠等以及卫士百余人来到匈奴完成使命。
杖节不亏单于准备派人护送苏武等回国忽然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原来在太初二年（公元前1o3 年）汉浚稽将军、浞野侯赵破奴兵败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汉官虞常和匈奴降将缑王（河西战役中随同浑邪王降汉）等。苏武等到匈奴后缑王与虞常合谋正准备劫持单于之母阏氏归汉。虞常在汉时与张胜相知乃以其密谋告知张胜张胜表示支持。后来密谋泄漏缑王等被杀虞常被擒供出张胜参预密谋。单于怒欲尽杀汉使后来听从臣下意见命降臣卫律胁迫苏武等投降。苏武觉得屈节辱命无颜归汉乃引佩刀自刺。卫律大惊急忙抱持已受重伤的苏武召来医生治疗“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苏武复苏后常惠等把他抬回营中“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
苏武痊愈后单于又派卫律前去劝降。卫律当苏武、张胜之面将虞常斩然后举剑击张胜张胜请降；又举剑欲击苏武“武不动”。卫律以威胁无效又以利诱。他对苏武说：“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苏武痛斥卫律说：“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卫律知苏武终不肯降乃报告单于。单1 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苏武传》。
于更想要他投降将他幽禁在装粮食的空窖中不给饮食想迫使他投降适逢天降雨雪苏武饥则吞毡渴则饮雪数日不死。匈奴人叹为神奇乃把他迁徙到北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上使其牧羝羊（公羊）告诉他说：等候羝羊产乳才放他回去。苏武到北海后无人送食以挖掘野鼠所藏的草实作为食物经常手持汉节牧羊；过了几年节上旄毛脱落殆尽。
苏武在汉时与李陵同为侍中平素交情颇深。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即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他深知苏武为人不敢见苏武。后来单于派了李陵前去北海劝降。李陵到了海上置酒设乐与苏武欢饮数日乘间劝苏武说：“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又说你的兄弟听说皆坐事自杀；我来时太夫人（指苏武母）已不幸；你的妻子已改嫁了；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李陵劝说数日苏武始终没有动摇。他告诉李陵如欲逼降愿“效死于前”。李陵见其至诚深深叹息：“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告别苏武而去。
完节归汉昭帝即位后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朝因遣使寻求苏武、常惠等匈奴诈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再次来到匈奴常惠说通看守他的人夜间往见汉使告以苏武未死；并教使者对匈奴单于这样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获得一只雁雁足上系有帛书书上写明苏武现在某地大泽中。使者见到单于后按照常惠所教的那一番话责备单于不诚实。单于大为吃惊只得承认“武等实在”。随即召见苏武及其部属常惠等人允其归汉。除去投降匈奴和已经死去者外随同苏武回国的仅有常惠等九人。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苏武一行到达阔别多年的长安。昭帝下诏令武等拜谒武帝陵园任命武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随武出使的常惠、徐圣、赵终根等三人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告老还乡赐每人钱十万终身免除赋役。“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尽白。”西汉一代奉使不辱使命者以苏武、张骞为最著。
苏武归国的第二年即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o 年）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父子、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昭帝兄燕王旦、昭帝姊鄂邑长公主等阴谋动政变废昭帝黜霍光立燕王为帝。政变失败后苏武之子苏元因参预上官安密谋被处死；同时武又与上官桀、桑弘羊友善；燕王旦又曾上书为苏武回国赏赐太薄鸣过不平廷尉奏请逮捕苏武霍光以武有重名且未参预政变不加追究仅罢免他的官职而已。昭帝死后“武以故二千石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卫将军张安世荐其“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起用他为典属国“甚优宠之”。朝廷大臣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平恩侯许广汉等“皆敬重武”。宣帝悯武年老其子苏元前被处死无人侍奉询问苏武在匈奴时有无子女。苏武报告在匈奴时曾与当地妇人通婚生子名通国因奏请宣帝准其用金帛赎回随从汉使归国立为后嗣。宣帝许之。后来通国随汉使回长安任为郎官。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o 年）苏武病故终年八十余岁。
名垂青史苏武为人廉洁所得赏赐皆施与亲友中贫困的人死后“家不余财”。宣帝甘露年间“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苏武归汉时李陵为之饯别曾说：“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番话确非虚誉之辞。直到唐朝各地尚有苏武庙受到后人的瞻仰凭吊。如唐末著名诗人温庭筠《苏武庙》诗云：“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庙两茫然。云边雁断胡边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这诗表达了后人对他高风亮节的无限崇敬；同时对于汉朝赏功太薄也不无遗憾。
第十八章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是武帝时期的理财名臣。孔仅、东郭咸阳在武帝时期的盐铁经营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1 本章主要取材于《史记·平准书》及《汉书·武帝纪》、《食货志》等还参考了《盐铁论》。第一节桑弘羊的时代背景及其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的时代背景桑弘羊（前152—前8o）西汉洛阳（在今洛阳东北）人。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弄得“财赂衰耗而不赡”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府库并虚”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剥日趋穷困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这种民穷财尽的困难局面如果继续展下去不仅使垂成的功业隳于一旦还有可能使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危及西汉封建统治。
此时豪商大贾们却“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生产部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皇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面对此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元狩三年（公元前12o 年）起开始重用“兴利之臣”选用善于理财的人任命他们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最受信任的是桑弘羊。
桑弘羊出身于洛阳商人。洛阳处于汉朝中心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展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受家庭经商的影响所以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工商业业务学到工商业知识据说他能“以心计”而不用筹码（当时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进行运算。武帝刚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141 年）他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那时他才十三岁。侍中地位亲近“得入禁中”经常接近天子参预议论朝政。其中有不少人如卫青、霍光得到皇帝赏识升迁至高位。担任此职的多系显官、贵戚以及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桑弘羊以商人子弟得膺此职而历仕达二十余年之久说明汉武帝对他特别重视。
桑弘羊的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是具有法家思想的理财家。他强调厉行法治的重要性主张设法奸禁。他以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惧）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1所以必须严刑峻法。“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2他认为汉武帝任用酷吏杜周、王温舒等以严刑峻法为治是必要的。他说：“杜大夫（杜周）、王中尉（王温舒）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3他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推崇备至说：“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④1 《盐铁论·刑德》。
2 《盐铁论·刑德》。
3 《盐铁论·大论》。
④ 《盐铁论·非鞅》。
桑弘羊虽然推崇法治但也常称引儒书饰以儒术。他认为“仁”与“刑”并非对立而是交互为用“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5。他用四时的代谢说明“仁”“刑”二者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颇有汉武帝杂霸王之道的气味。
桑弘羊还具有兴功利的思想。商鞅主张教耕战实行重本（农）抑末（商）的政策。商鞅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6桑弘羊则肯定商业活动对于春秋战国以来以经商致富的子贡、陶朱公、白圭、猗顿都是非常赞扬的⑦特别是他对法家先驱人物管仲重视展工商业更是颂扬备至。他说：“《管子》云：‘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⑧又说：“《管子》曰：‘..无末利则本业何出？’”1桑弘羊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本末并重“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2他还认为：城市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营工商业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并列举当时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宛等“富冠海内”的名都以说明之3。桑弘羊这种重视工商业展的主张就是他所说的“开本末之途”中的“开末”。
但是桑弘羊所要开的末并非豪商大贾所经营的工商业而是指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他认为封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部门必须由封建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对于阻挠封建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豪商大贾必须予以打击。他斥责豪商大贾为“不轨之民”“困挠公利而欲擅山海”。
第二节桑弘羊的理财活动桑弘羊正式主持财政经济改革是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o 年）开始的。这年武帝采纳大农令郑当时的建议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三人中桑弘羊最受信任。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④“领大农”代行大农令事“尽管天下盐铁”。从此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完全由桑弘羊负责主持。
桑弘羊与孔仅、东郭咸阳先后在财政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
算缗、告缗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具体筹划下西汉朝廷于元狩四5 《盐铁论·论灾》。
6 《史记·商君列传》。
⑦ 《盐铁论·贫富》。
⑧ 《盐铁论·本议》。
1 《盐铁论·通有》。
2 《盐铁论·本议》。
3 《盐铁论·通有》。
④ 治粟都尉：当为搜粟都尉为大农令下属官。
年（公元前119 年）颁布了算缗告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所谓告缗就是向朝廷揭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隐产漏税的违法行为。这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也有打击豪商的用意。“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于是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1。这时桑弘羊正“以计算用事侍中”算缗、告缗这项政策与其不无关系。算缗、告缗令的内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末作（工商业主）、贳贷（高利贷者）、买居邑稽诸物（囤积居奇者）及商以取利者（一般商人）虽无市籍（不论有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每家估计财产多少呈报政府）率缗（“丝也以贯钱”）钱二千而一算（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诸作有租及铸（一般小工业者）率缗钱四千一算（四千钱抽税一百二十钱）；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除了官吏和乡官三老以及北边骑士外）轺者以一算（一般人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百二十钱）商贾人轺车二算（商人加倍每辆轺车抽税二百四十钱）船五丈以上一算（五丈以上船只每只抽税一百二十钱）；匿不自占（隐瞒不报）占不悉（呈报不实）戍边一岁（罚戍边一年）没入缗钱（没收财产）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赏给揭者以没收财产之半）；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以便民敢犯令没入田僮（违令者没收其田宅奴婢）。”由上可见算缗、告缗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拥有大量资财、广占田宅奴婢的豪商大贾这就是张汤所说的“锄豪强并兼之家”。
算缗令颁布之后豪商大贾们强烈反对“富豪皆争匿财”对这项政令采取了抵制态度；只有以经营牧羊业起家的洛阳人卜式“愿输家之半”献与政府作充实边防之用。武帝以卜式为表现好的榜样加以表扬和奖励“以风百姓（商贾）”然而“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能分财助县官”。武帝乃采用告缗手段。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年）武帝派遣杨可主持告缗事；元鼎三年（公元前114 年）重申告缗令。这时任大农中丞的桑弘羊想是卖了力的。在告缗令贯彻实行之后“中家（中等以上商人）大抵皆遇告”由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御史中丞杜周负责审理全国告缗案件。凡是遇告的人很少有得到平反的。实行算缗、告缗的结果：“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豪商大贾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西汉朝廷由此获得了一笔巨款收入。
盐铁官营汉初以来“开山海之禁”听任盐铁私营豪商大贾和诸侯王纷纷冶铁煮盐积蓄雄厚的经济力量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于西汉皇朝都是十分不利的。元狩三年（公元前12o 年）御史大夫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提出了“笼天下盐铁”的建议。武帝当即采纳任用熟悉盐铁业务的孔仅、东郭咸阳为大农丞主管全国盐铁事务。元狩六年（公元前117 年）孔仅、东郭咸阳提出了实行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规定：食盐的生产“募民自给费因官器1 《史记·酷吏·张汤列传》。
作煮盐官与牢盆（煮盐工具）”。这就是说招募盐户煮盐费用自理由官府供给煮盐用盆；煮成后由官府按所值给价。至于铁器的生产则规定在产铁地区设立铁官就地冶铸；不产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利用收集废铁冶铸。食盐和铁器一律由官府统一销售禁止私卖私铸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用六斤重的铁镣锁在左脚上代替刖刑）没入其器物（没收私营者的生产用具和生产品）。”方案制定后孔仅、东郭咸阳在实施过程中以权谋私利而被罢官。于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o 年）桑弘羊被任为搜粟都尉代领大农令事直接管理盐铁。
桑弘羊到任后立即派人到各郡国进行整理清除积弊并扩大盐铁官营的建置在全国各地盐铁产区设立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经过整顿盐铁的产量和销售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
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其法类似盐铁官营由私家作坊酿造由官府统一销售。实行之后也起了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
改革币制汉初以来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私铸之风盛行。其结果造成币制紊乱铜钱大小轻重不一劣币充斥市场。到了武帝时代铜钱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一些诸侯王和豪商大贾、豪强地主乘机利用财势操纵铸币大权积蓄经济力量。文帝时著名政论家贾谊曾建议禁止私铸未蒙采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 年）在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筹划下为了“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西汉朝廷开始改革币制行新币。所行的新币一种是用白鹿皮制成的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规定诸侯王觐见天子时必须用它作为献礼实际上是强迫诸侯王捐献；另一种用银和锡的合金铸成的白金币大者值三千钱中者值五百钱小者值二百钱；还新铸三铢钱以代替过去的半两钱。规定：凡是私铸金钱者都处以死刑。但是由于白金币比值太高私铸者甚多；三铢钱虽行而旧钱未收回币制仍然很紊乱。后来又废白金改铸赤仄钱。不久又因赤仄钱轻而贱人民不愿使用宣布作废。虽有禁铸规定由于盗铸犯法的人多达数十万人诛不胜诛也无法实行。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采取废除一切旧钱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彻底进行整顿：“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1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这种新铸的钱称为三官钱亦称上林钱后世称为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规格相同质量较好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从而杜绝了汉初以来民间私铸金钱的流弊结束了汉初以来币制紊乱的状况。从此以后全国货币统由政府铸造币制归于统一。
均输、平准1 上林三官系掌管上林苑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属水衡都尉。
为了制止豪商大贾们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借此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桑弘羊主管全国财政的时期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实行了均输和平准。均输的设置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桑弘羊任大农中丞时先在一些地区试行。由于行之有效元封元年（公元前11o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中枢设立均输令属于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管理均输事宜。所谓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据《史记·平准书·集解》：均输“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这就是说令各郡国把应当缴纳的贡赋都按照当地市价缴纳当地出产的土特产由各地均输官组织运输工具（其中一部分是由政府工官所制的运输工具）根据物资供需情况或是运往京师或是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区出售。过去各地缴纳贡赋都是自备车辆或是雇商人的车辆运往京师往往运费高于所运物资的价格；而且由于各种物资都集中京师供过于求而有的地方缺乏该项物资却是供不应求商人乘机牟取暴利。设置均输以后既减少了人民远道贡赋的负担以免商人从中渔利；又可使朝廷得以控制运输和贸易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后来又令远方各郡县“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作为贡赋由官府就地出卖既免运输之劳又可调剂当地物价。
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过去商人经常抬高物价特别是元鼎二年开始试行均输以后由于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均输官争购物资富商大贾更是乘机抬高物价引起物价暴涨影响政府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元封元年（前11o 年）为了平抑物价桑弘羊建议“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这就是说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它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和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应。由大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资金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以稳定物价。
实行均输、平准的结果不仅打击了富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活动有利于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也开辟了财源为西汉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实行均输、平准之后朝廷仓库储存的粟帛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郡）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赏赐桑弘羊黄金二百斤赐爵左庶长。除此还采取过“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的政策。实行告缗之后西汉朝廷以所没收的商贾田地假与关东地区受水旱之灾而四处流亡的流民从事耕种；还把朝廷掌握的一部分园池苑囿租与贫民解决了一部分流民和贫民的耕地问题。还招募各地流民、贫民迁往西北沼边各郡并令戍边的兵士进行屯田一时之间民屯、军屯布满边野对开边疆、巩固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财活动的成效这次财经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是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从而使正在进行中的对匈奴战争和对边疆的经营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如《汉书·食货志》所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其次通过各项财经改革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豪商大贾和地方割据势力（诸侯王、豪强地主）“擅山海之利”、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积蓄反叛资财和造成币制紊乱的大患既有利国计民生又加强了皇权。第三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边疆屯田的政策不仅是有益于当时的国计民生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桑弘羊不但是汉武帝兴功立业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具有远大眼光的杰出的理财家。
只开源未节流桑弘羊虽然是一位卓越的理财家但是他只能为武帝开辟财源而不能使其节约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只能开源而未能节流要取得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当时除了封建国家的庞大开支外武帝本人的挥霍浪费也十分惊人。武帝多年来养成豪华奢侈的积习大修宫室迷信方士巡游无度浪费掉无数的钱财。仅以元封元年（公元前11o 年）那次巡游为例“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武帝前后巡游二十余次其挥霍浪费不可胜数。故武帝末年出现了比过去更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因而加重百姓的负担终于激起农民起义迫使武帝不得不转变政策下轮台之诏“陈既往之悔”转而采取“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第三节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死盐铁会议汉武帝对桑弘羊一直是信任的。天汉元年（公元前1oo 年）桑弘羊被任大司农（前一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天汉四年（公元前97 年）桑弘羊坐子弟犯法被贬为搜粟都尉但武帝命他代行大司农事。后元二年（公元前87 年）武帝病逝。临终在遗诏中提升他为御史大夫与新任命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netbsp;、左将军上官桀“受遗诏辅少主”。
桑弘羊对武帝末年政策上的转变不理解因而对于霍光奉行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抵触情绪。这种在政见上的分歧充分体现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 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
盐铁会议是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召开的。《汉书·杜周附延年传》记载：“（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悦民竟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之。”参加盐铁会议的有代表朝廷的丞相田（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还有来自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盐铁官营等各项财经政策、对匈奴的和战政策以及“德治”与“法治”上。
在为汉武帝前期政策的辩解中桑弘羊据理力争力陈盐铁官营之不可罢。他仍然主张继续征伐匈奴继续采取以严刑峻法为治。而贤良文学们则提出应当“劳而息之”、省除严法的意见同武帝晚年政策的转变相吻合也是对霍光奉行这项政策的肯定。这次盐铁会议既肯定了武帝前期的政策也肯定了武帝后期的政策为霍光继续奉行武帝末年政策制造了舆论使反对霍光现行政策的桑弘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霍光借桑弘羊之口驳倒了贤良文学罢盐铁之议。会议之后霍光只是宣布罢了酒榷而盐铁官营则继续推行下去。
桑弘羊之死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即元凤元年（公元前8o 年）桑弘羊参与了以上官桀父子为的谋反事件。
当初昭帝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netbsp;、左将军上官桀为副。不久辅政大臣之间逐渐失和生了争夺权力的矛盾。上官桀父子不愿屈居霍光之下暗中策划夺取权力欲取霍光而代之。
桑弘羊以功自傲瞧不起霍光。又曾因为子弟求官被霍光拒绝而怨恨霍光。同时由于政见上的分歧使他在上官桀与霍光两派势力的斗争中站到了上官桀父子一边。
上官桀父子暗中策划“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燕王）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1他们上书诬告霍光有不臣之心并多次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没有得逞便决定动政变废掉昭帝另立新主。不料事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宗族也被诛灭。桑弘羊1 《汉书.武五子·燕刺王传》。
的儿子桑迁逃亡外地不久也被捕获处死。
桑弘羊评论桑弘羊是辅佐汉武帝建立功业的能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所提出的“开本末之途”这种农业与手工业并重的经济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可谓具有卓识。他所筹划、主持的各项财政经济改革措施不但在汉武帝完成其巩固统一、加强集权的功业中立下了大功；而且对后世也有重大的影响。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所以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第四节孔仅东郭咸阳孔仅西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是资财累千金的大冶铁商。东郭咸阳西汉齐人是资产累千金的大盐商。他们对于盐铁生产有丰富的经验又在兴功利上有所建议得到武帝赏识故提拔为大农丞委以主管全国盐铁的重任。从元狩三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2o—前111 年）的十年间他们跟桑弘羊一起共同主持进行了财经改革的工作。
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孔仅、东郭咸阳领盐铁事他们“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韦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给赐经用也。公用属大司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并于元狩六年制订了盐铁官营方案（见本章第二节）。武帝命孔仅、东郭咸阳驰赴各郡国贯彻执行。
孔仅、东郭咸阳在建立盐铁管理机构时安插一些经营盐铁的大商人担任各地盐官、铁官。这些人虽熟悉盐铁业务但多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不仅制品质量低劣而且还任意抬高价格因而影响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行之数年流弊日趋严重破坏了盐铁官营的声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孔仅、东郭咸阳被罢官。
第十九章张汤杜周张汤、杜周世称“酷吏”而廉、贪不同。如从封建**主义体制的建立来说二人都是武帝时期有功的名臣。
第一节张汤少有狱吏之才张汤（？—前115）西汉京兆杜陵县（在今西安市东南）人。少有吏才精通刑律。幼年时父为长安县丞因事外出命汤守家回家后现肉被鼠盗食大怒责打汤。汤乃挖掘鼠洞捕得盗肉的鼠和吃剩的肉。他把鼠放在堂下像审问囚犯那样加以审讯。审讯程序从传讯到定案非常完备然后取鼠与肉结案定罪按刑律将鼠处以磔刑。他的父亲把判决书取来观看文辞非常周详而准确同老狱吏一样感到非常惊异以其有狱吏之才命他学习刑律。其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县吏做了很久。
田胜（武帝母王太后的弟弟）为九卿时因罪关押长安狱中“汤倾身事之”对他关怀备至。田胜出狱后被始立的武帝封为周阴侯同张汤结为至交引其拜见当时的权贵人物。宁成出任内史时用汤为内史掾以其能干向丞相府推荐得以调任茂陵尉掌管为武帝预建陵墓事宜。
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时征辟张汤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皇帝推荐他任为侍御史办理案件。在治陈皇后巫蛊狱中深究党羽受株连而死者三百余人。武帝以其能干迁升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定律令条文严刻特别是对现职官吏尤严。
执法深苛不久武帝以张汤明法令擢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赵禹迁为掌山海池泽税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两人交谊虽深而志趣不同。赵禹为人廉洁奉公性情倨傲“务在绝知交宾客之请”孤立独行。张汤则多权术“舞智以御人”起初为小吏时与世沉浮以势利相交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当时武帝方提倡儒术重用文学之士。“汤决大狱欲傅（附会）古义”乃从博士弟子中选拔学习《尚书》、《春秋》的人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使其按照古义来解决疑难狱案。在上奏前先向皇帝说明原由。凡是皇帝同意的即以板书之制为律令作为断狱的依据用以宣扬皇上的聪明善断。如果所奏不合皇上旨意汤即主动承担责任引过谢罪而不推过于贤能的属吏。这样即使所议有错甚至有罪也能得到皇上的谅解而免于罪。如果所奏事得到皇上的嘉奖他就奏禀皇上说：所奏事非我所能知这是属官某人的意见。“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
在判断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皇上想要治罪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严刻的属官去办；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释放或从轻落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轻平的属官去办。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权势的豪强必定“舞文巧诋”引用严刻的法令条文多方罗致其罪；他所想要开释的即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具文上奏按律应当治罪他却常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往往得到从轻落或无罪开释。
张汤当大官后注意修身之道；结交宾客供给饮食；对于故人子弟做官吏的以及贫穷的亲族都加以照顾厚待。拜访公卿大臣他不避寒暑非常1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张汤列传》和《汉书·张汤传》。
殷勤。所以张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却得到这样的声誉。许多执法严刻的官吏都乐为之用多成为爪牙使用的“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公孙弘“数称其美”。他治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件都从严追究党羽受株连者很多。与淮南王案件有牵连的严助、伍被武帝以严助是素来亲信的臣僚伍被曾劝说淮南王尊重朝廷“欲释之”。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为造反出谋划策严助本是亲幸之臣乃私交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武帝从其议。“其治狱所巧排大臣自以为功多此类。”由于武帝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需要依靠张汤等人为之推波助澜；张汤也能迎合武帝旨意虽用法严刻亦附会儒术礼遇文学之士“由是益专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 年）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十余年间由小吏升迁到三公。建议兴利张汤任御史大夫后由于当时匈奴浑邪王降汉赏赐甚多；大举出击匈奴军费开支浩大；加之以关东地区连年水旱流民需要安置、供给因而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想出了一套财政改革的办法统一币制“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针对当时财用不足情况每上朝奏事他都议论如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往往谈论到傍晚皇帝因有兴趣而忘了吃饭。当时的丞相碌碌无能无所建白充位而已“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骚动不安。虽然在财政经济上作了一些改革但国家获利不多。因为“奸吏并侵渔”营私舞弊于是“痛绝以罪”。由是受到众人怨恨“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于汤”。但武帝对他仍然言听计从倚之如左右手。他尝有病武帝亲临其家探病“其隆贵如此”。
当时武帝对匈奴大事征伐匈奴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议论可否。博士狄山以为“和亲便”。武帝问其所以然。狄山列举高、惠、文、景之世采取和亲政策“天下富实”“今日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武帝问汤汤说：“此愚儒无知。”显然是支持武帝兴功的态度。狄山反唇相讥攻击张汤为“诈忠”。武帝怒形于色问：“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狄山答：“不能。”又问：“居一县如何？”对曰：“不能。”复问：“居一障间如何？”狄山自度辩穷必定下吏处治只好答道：“能。”乃遣狄山乘障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斩了狄山的头而去。自此以后群臣震恐。
招怨致祸田甲原是张汤当小吏时的朋友。他见汤权势太盛指责其过失告诫之。张汤当了七年御史大夫果然遭到杀身之祸。
御史中丞李文同张汤原来有矛盾在张汤部下想要从文书中寻找其错误以中伤之。汤所亲信的廷尉史鲁谒居知道张汤心中不满乃使人上书告李文奸事武帝令汤审讯汤挟怨判文死罪。他本来知道这是鲁谒居令人告的。当武帝问起上告变事缘何而起之时汤假装吃惊说：“此殆文故人怨之。”鲁谒居因病卧床不起汤往探病为其摩足。赵王因为张汤和鲁谒居曾经排挤过他心怀怨恨探知汤为谒居摩足乃上书告张汤为谒居摩足“疑与为大奸”。武帝令廷尉追究其事谒居病死事情牵连其弟其弟被囚禁于官狱。张汤曾来此狱现谒居弟被囚想要暗中营救他而表面上假装不予理睬。谒居弟不理解汤的用意心中怨恨便使人告张汤同谒居合谋陷害李文之事。武帝令御史中丞减宣审讯这件事情。减宣与张汤不和严加追究尚未上奏适逢有盗贼掘埋在文帝陵园内的瘗钱丞相青翟在上朝时与张汤约定在朝见天子时同时谢罪。到了天子面前汤以为巡查陵园是丞相职责与他无关因而不肯谢罪。丞相谢罪后武帝令御史追查此事汤欲告丞相知道陵园事而不揭纵容盗贼丞相听说非常恐惧。
三位长史1朱买臣、王朝和边通过去都曾当过二千石的官也都是因事贬官为丞相府长史。他们当二千石时张汤还在当小吏。张汤曾多次以御史大夫代行丞相事他知三长史原来都是贵官故意凌辱他们以部下僚属之礼待之因此三长史都怨恨他。他们对丞相说“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因派狱吏捕捉、审讯与汤有关系的田信等人令其供认与张汤勾结、汤欲奏请的事信常先知消息以囤积居奇致富与汤均分。武帝听说此事问张汤：“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既未申辩也不谢罪。减宣又奏汤与谒居合谋事。武帝以为汤怀奸欺君派遣使臣责问汤汤自陈无此事不服。武帝乃令赵禹责汤。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意思是你杀人甚多现在应该明白自己审处。张汤乃上书皇帝指出：“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居官廉洁死后家产所值不过五百金皆得之于赏赐别无其他产业。他的子弟准备厚葬他的母亲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名而死何厚葬为！”乃以牛车送葬有棺而无椁。后来武帝尽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武帝对张汤之死深为惋惜对其子张安世多加照顾擢升其官；昭宣时竟至拜相封侯。
1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
第二节杜周执法以“当时为是”
汉武帝时代以执法严刻著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杜周（？—前95）字长孺西汉南阳郡杜衍县（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义纵任南阳太守时“以为爪牙”推荐他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他为张汤服务汤称赞之官至御史。受命查办沿边郡县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廪问题。他在查办过程中严格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于他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因而得到武帝的赏识加以重用同减宣更替任御史中丞十余年。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武帝后期用刑益严。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1以“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公元前95 年）病死。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
1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杜周列传》和《汉书·杜周传》。
1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为九卿之一。第二十章司马相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大文学家。司马迁还是当时的大历史学家大天文学家。
第一节司马相如及其文学成就司马相如的早年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四川成都市）人2。少时好读书、击剑。因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名相如。大约生于汉文帝初年。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相如年在二十“以訾为郎3为武骑常侍侍卫景帝。这个职位（秩六百石）对能文能武、年轻的司马相如是合适的但他并不乐意。景帝七年（公元前15o 年）梁王入朝随从人员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辞赋家。景帝不好辞赋对他们并没有注意而司马相如见到他们却很喜欢。司马相如托病辞去侍卫的职务而以游士的身份作梁国的宾客。梁王令司马相如与诸先生同游共处。他已有辞赋的修养又与众多的辞赋家相处他的创作**和才能自然地增长起来。过了几年他写了一篇《子虚赋》盛言齐楚两国国王奢侈田猎状况借以讽谏梁王。又有《美人赋》写司马相如与梁王对话言己不好色之经历以讽谏梁王。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 年）梁王卒游士们多散去司马相如亦回成都。这时他已三十多岁家居贫穷无以为生跟十多年前很不同了。司马相如应友人临邛（四川邛郲）县令王吉之招前往临邛生出一段与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文君的爱情故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与之驰归成都。卓王孙大怒不给文君钱财。文君与相如往临邛开酒店。文君卖酒相如与奴婢一起系长围裙做杂事。卓王孙闻之以为耻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景帝末年（公元前141 年）司马相如已年近四十虽有名气仍在成都赋闲。新到任的蜀都太守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1。但这个小组里面不可能有司马相如。
武帝好辞赋。建元元年（公元前14o 年）即位后即以安车蒲轮征召著名的老年辞赋家枚乘来长安枚乘奉诏成行可惜在路上逝世了。
武帝偶读《子虚赋》并以为好以“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为恨经过狗监蜀人杨得意的介绍便召来司马相如。相如见武帝后。承认自己是《子虚赋》的作者并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那就是《上林赋》。武帝又加称赞并赐给相如笔札任相如为郎。《子虚》、《上林》都是大赋是司马相如对辞赋的开拓和独创表现了一代汉赋的新风貌。
武帝即位后通过各种形式选用人材。在宫廷内即在自己的身边也聚集不少人物以备使用。其中尤亲幸者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1 司马相如的材料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司马相如传》者不另作注。2 《史记》、《汉书》传俱未叙述司马相如家世其家为蜀郡本土人或迁自“秦晋一带”？近人王瑶持后说参看其《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中国文学论丛》。
3 《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142 年）五月诏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又曰：“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注：应劭曰：“十算十万也。”又《汉书·文帝纪·赞》曰：“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注：师古曰：中谓不富不贫。”据此景帝初年司马相如“以訾为郎”则其时为中民之家有赀在中算以上其家尚不贫。
1 《汉书·循吏·文翁传》。
寿王、司马相如。但武帝对待他们也有不同。相如常托病不出逃避外事。东方朔、枚皋态度滑稽说话无根据武帝视他们如俳优。“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1在这班内廷人物中严助选用最早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二年间。司马相如为郎当在此后不久。
司马相如为郎后常怕事避事并不积极争取任职只以辞赋之长侍从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 年）武帝始改换服装在长安城西南一带地方游行打猎吾丘寿王为之规划区域界线扩大上林苑为天子游猎行乐之地。司马相如曾从武帝到长杨宫打猎武帝年富力强好登临险阻亲自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劝戒以为这里有危险应避免不测之祸“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这《谏猎书》是短篇散文。武帝赞赏他的谏言。回来过宜春宫这里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作《哀二世赋》是短赋哀二世之行失实藉以讽谏武帝应留意自己的行动。于此可见相如侍从武帝所尽力的一斑。大约不外文字讽谏。
出使巴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武帝听从番阳（江西波阳县）令唐蒙的建议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计取南越。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并准许他带领巴蜀民千人前往。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随外还动一万多巴蜀民转运粮食违抗者即以军情制裁。巴蜀民大为惊恐或逃亡或自杀。武帝恐怕巴蜀民变就命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向民众解释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司马相如在他的文告《喻巴蜀檄》里一面说唐蒙“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司马相如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蒙蔽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唐蒙这时已由巴郡的符关（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朝。唐蒙回长安报告后武帝就在那里建立了犍为郡。
这时西南夷的邛、筰等的君长知道南夷与汉朝交往得汉财物赏赐很有好处因而也表示愿意归汉请求汉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武帝认为这话有理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汉朝去通好。又派了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三个副使。他们乘坐四匹马拉的传车急奔蜀郡很快就到了蜀郡治所成都和夷人谈判并用巴蜀地方官吏赠送的货币财物以安慰他们。这里是司马相如的故乡蜀都太守以下都出城欢迎县令背着弩矢走在前面开路蜀郡地方人民引以为荣。卓王孙和临邛的一些豪绅都通过司马相如的家人献牛酒以结交友好。卓王孙不胜叹惜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因而又分与女儿文君财物和给男儿的一样多。司马相如和西南夷谈判很成功“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司马相如回朝报告武帝颇为高兴就在西南夷置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附隶蜀郡。
但是事情还有些曲折。司马相如奉命出使的时候蜀郡父老曾表示不赞成以为西夷地方没有用。朝廷上大臣也以为蜀郡父老的意见对。相如当时1 《汉书·严助传》。
也想进言劝止。但此事原是他建议起来的因此又不敢进言。于是设辞为文借蜀父老的口而已责问辩论一面暗示天子一面又宣明自己奉使的动向令百姓知道这原是天子的意图。此文即《难蜀父老》作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 年）。
不久有人上书告相如使蜀时受贿遂失官家居。他的家在茂陵是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年）建造的自己的陵园并改为一个县。这也是皇家新的游苑别墅是武帝集中“豪杰”及“乱众之民”的禁区。相如为郎后侍从武帝大概就住在这里。
司马相如失官家居一多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武帝复召他为郎。从郎官到郎官十多年来司马相如官未有进他已五十多岁不年轻了。这时公孙弘、张汤逐渐得势而为高官他们都善于体会武帝意旨出言行事加强汉朝的**统治自皇亲国戚至平民百姓一批一批地被杀。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司马相如仍从武帝只是备员而已。他与卓氏婚家有余财。有“消渴疾”常称疾闲居以为文著书自娱。
乐府工作和孝文园令汉初已有草创的乐府（音乐歌舞机关）主其事者为夏侯宽。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武帝定立祭祀天地（郊祀）的礼仪由于制礼作乐的需要正式成立乐府扩大其组织充实其内容。一方面命使者采集南北各地方曲调歌谣到乐府里来诵读歌唱一方面又选派他身边的辞赋文人为乐府制作歌诗以备合乐歌唱司马相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他没有具体的官职为乐府制作一些诗歌是可能而合适的。武帝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总领其事。他精于音律能创作新声变曲为武帝所喜爱。司马相如为乐府偶然制作几歌诗1实际地位和生活并没改变还是很清闲的。
后来司马相如由郎官转为孝文园令就是掌管孝文皇帝的陵墓事务。
由汉宫武帝身边出来主管祖宗陵墓更清闲了。但他专业始终不离辞赋。他见武帝又好讲神仙之道就对武帝说：“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相传神仙都居山泽间形容清瘦这不是帝王应有的仙意于是写成《大人赋》。相如奉献了《大人赋》武帝大为喜悦读了《大人赋》好像自己飘飘然飞上了青云遨游于天地之间而成神仙了。本来他的意思是要劝止武帝不要好神仙结果反而使武帝感到神仙之乐更好讲神仙之道了。
又后来相如因病辞去孝文园令得到武帝的允许。于是他家居茂陵养病。相如的病一天天重了武帝要人到他家去取书并说若不去取后来遗失很可惜。于是就命所忠这人前往相如家取书。所忠到后相如已死家中无书。问其妻文君文君说：“长卿家中从来没有书他常常著书常常被人取去所以家中没有书。长卿在死前曾为一卷书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即以此卷进献。’此外没有别的书了。”此卷遗书讲的是帝王封禅事正合武帝的意。所忠奉上相如的封禅书武帝大为惊奇。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终年六十左右。
1 《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朝陇》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天马》十（其一）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可能出于司马相如之手。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是西汉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有诗歌、散文和辞赋而以辞赋为大宗。他仕宦于景帝及武帝前期约四十年终不得意“盖雄于文者常桀骛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1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可能有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文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武帝从政治需要出重视建功立业实际有用的文人而不仅仅以文辞取士。而相如一生恰恰只以辞赋擅长。
汉武帝时代以屈原赋为典型的骚体赋犹兴盛一时。司马相如亦常作这类赋如《大人赋》等。而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独创一格则是他的宏篇巨制如《子虚赋》、《上林赋》。它们的特征以子虚说“云梦之事”为例：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厉碝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糜芜诸蔗猼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菴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栌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猨蠷蝚■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 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这可见其夸张实事全面铺叙连类并举侈陈物象句式整齐文辞华丽。它们是从散文变来、名副其实的辞赋。其源应溯于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与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之辞。司马相如《答盛擥问作赋》：“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他的大赋实欲纵横悉陈网罗一切表现了广泛富丽的气格是汉赋展新的里程碑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由文景无为而治走上强大繁荣在文学上的反映。他的散文《上谏猎书》、《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亦表现了气格雄伟、说理畅达的特点。相如有文字著作《凡将篇》可见其文章特别是大赋以辞藻繁富著称决非得之朝夕而是有其深厚的素养的。
“然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词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他的突出成就在于大赋。扬雄《校猎赋》、《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大赋都是受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影响。明王世贞评之曰：“《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指贾谊）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固）、张（衡）、潘（岳）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扬雄）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1可见司马相如的大赋实一代汉赋之冠。他不愧为西汉的大文学家之一。
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十。
1 《艺苑巵言》卷二。
第二节司马迁的早年家世、青少年时期司马迁2字子长3。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 年）④生于左冯翊夏阳县的一个农村（今陕西韩城县南芝川镇）。这个地方东临奔腾怒吼的黄河北有横跨黄河的龙门山。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
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o—前135 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o～前111 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作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于元光、元朔之际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公元前129—前128年）曾亲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影响。
还在司马迁童年的时候（建元二年公元前139 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槐里县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周围三里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到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 年）汉武帝为了加强统治听信说客主父偃的献计把全国地方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2 此下三节关于司马迁的资料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者不另作注。3 参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史记》一“迁字子长”条。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有子曰迁”条“附案”。
④ 司马迁生年旧有二说。一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年）一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 年）。本文从后者。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梁启《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户迁到茂陵。
在汉武帝始而鼓励人民、继而压迫豪强迁徙茂陵的形势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和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为司马迁的新籍贯。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都移家茂陵。后来到司马迁五十岁的时候（太始元年公元前96 年）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这时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和公开、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很大的城市了。
长途旅游和郎官经历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二十岁的司马迁云游祖国各地访问名山大川。他从京师长安出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他到了长沙（国）的罗县访问了县北汨水楚国诗人屈原自沉的地方。而后从长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古代传说帝舜南巡死葬的九疑山（湖南宁远县境）又顺沅江而下。这就是他所说“窥九疑浮于沅湘”的情况。
司马迁在“浮于沅湘”之后东浮大江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皆东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然后顺江而下东南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山上有一洞传说禹王进去过因而叫禹穴。司马迁到这里来是为了“探禹穴”的。之后他回到会稽郡的吴县登上了姑苏山眺望了所谓五湖。
司马迁在游历了江南之后渡江北上先到达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东南）这是汉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他访问了淮阴父老从父老们的口中得到了许多生动的淮阴侯的故事。然后他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到达了鲁国的都城（今山东曲阜县）。这是古代文化的一个中心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生长的地方。他访问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阙里；还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等遗物又看见在孔子的遗风影响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他在这里旅居的时间相当长观察体会处处可以看到孔子的遗风。他还特地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过一趟。
司马迁在游历了齐鲁之后就转向南游。他在邹县逗留下来游览了秦始皇东巡郡县曾到过的峄山。由此向南经过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司马迁和父老们谈话。从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是秦楚、楚汉战争必争之地也是赫赫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他从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丞相曹参是这里人。丞相萧何是沛郡的丰县（今江苏丰县）人和曹参同事。汉高帝刘季当时为沛县泗水亭长和萧何是同乡。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也是沛县人当日原是卖狗肉的。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原以编织养蚕器具为生还时常为丧家作吹鼓手。司马迁在这里参观了他们的故居听到他们为平民时的许许多多故事觉得闻所未闻。还有汾阴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吏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緤、安国侯王陵、辟阳侯审食其等等也都是沛县人。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颖阳侯灌婴原是这里一个贩卖绸缎的小商人。最后由睢阳而西就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是魏国的都城。司马迁在这里访问了所谓“夷门”原是大梁的东门。当年魏国贵族信陵君无忌谦恭下士亲身拜访夷门监者侯嬴。父老们还为司马迁讲述秦魏最后一战的故事据说秦军围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秦人就这样灭了魏国。过大梁而西司马迁大概没有再到别处去就一直回长安了。
司马迁这一次长途跋涉游历了祖国的广阔山河接触了各地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这对于他后来写作《史记》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丰一带的访问对于他叙述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和以刘季为的汉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面貌必然会生很大的影响。司马迁这样一次有目的、有意义的漫游大概需要一二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司马迁在旅游之后又过了几年约在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元狩、元鼎间公元前122～前116 年）开始登上仕途的阶梯作了一名“郎中”。这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月俸三百石实领十七斛。郎官的一般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不出巡的时候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卫士；出巡的时候他们是车驾的侍从。平常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很有光彩一旦由内廷外调往往改为“长吏”。所以郎官是富贵子弟追求仕进的目标。司马迁得到小郎官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儿子变为武帝左右的亲信那也算很不容易了。
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郎官身份当然和宫廷内各种官吏一样是要侍从皇帝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 年）冬十月（这时历法仍以十月为岁）武帝开始出巡郡县。先到雍（今陕西风翔县）祭祀五帝。之后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在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的汾阴（今山西荥河县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一切仪式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西返到了洛阳。武帝这一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迁父子都是跟着的。第二年冬十月武帝照例到雍祭祀五帝。之后西过陇坂（山名在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然后回到甘泉（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后来司马迁回忆说：“余尝西至空桐（崆峒）。”就是讲这一次侍从武帝西登崆峒的事。
崆峒侍从的明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秋后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廷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过去二十多年来武帝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去西南所负通好和开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使命看来司马迁此时已经表现出很有才能被武帝认为是当朝众多的“辩知闳达溢于文辞”1的人材之一取得了武帝的重视和信任因而才能有这次西南之行的使命。他这次到西南去条件好得多了巴蜀人民多年来开辟了通往巴蜀以南的道路。司马迁当时由长安出南出汉中（今陕西汉中南）经巴郡（今四川重庆市北）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县）由犍为郡到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西）。然后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东南）过孙水（今安宁河）桥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1 《汉书·东方朔传》。
县东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汉源县东南）。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西昌）、筰（汉源）、昆明（今云南保山、腾冲、顺宁等地）”的具体路程。司马迁这一次的出使收获无疑也是很丰富的。从此司马迁对祖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便有了较亲切的认识。这对他后来的有关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汉武帝在平定了南越、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便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o 年）冬十月亲自率领十二部将军出长城向多年威胁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这时休养兵马不敢出头。接着东越人也来投降武帝把他们迁到江淮间来以便控制。这样就结束了东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据局面出现了帝国统一的新形势。于是汉武帝便决意及时举行“封禅”典礼。这种典礼是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资格作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实行其对人间的统治。汉初六七十年还来不及做这种事。到了武帝时代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不但巩固而且强大展了就不断地有人劝武帝举行封禅。到了东南沿海完全平定匈奴远遁漠北这个时候该是庆太平、告成功的时候了武帝就把封禅典礼提到出巡的日程上来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o 年）春正月当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回来赶到洛阳见到了快要死去的父亲。因为他的出使尚未复命也因为他作郎官的经常职务他不能多耽搁必须赶快再去山东侍从武帝。
武帝到了山东先东巡海上而后在泰山上下祭祀了天地。复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境）。又巡辽西郡（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郡（内蒙古五原县）。五月回到甘泉。司马迁这一次从巡参观了长城内外对祖国北方的认识更扩大而充实了。
元封二年（公元前1o9 年）的春天武帝东巡又祭祀了泰山。而后亲临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南）瓠子的塞河工地。这是黄河的一个老缺口二十多年来常常决开。这次武帝亲临工地命文武侍从百官都去背柴草参加塞河工程。
司马迁这时虽新遭父丧但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参加了负薪的行列。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
在郎官的职务上因为不断地侍从武帝和奉命出使的关系司马迁游历了祖国更多的地方接触了更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同时也见识并结交了宫廷内外的许多人物获得了更多的见闻；他的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了。
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o8 年）司马谈逝世的第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但他在作太史令的时候也还有一种无定而经常的职务这就是和作郎中一样仍需侍从武帝。武帝这时还是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1o7 年）冬的北巡（自言“北过涿鹿”就是这一次侍从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马迁都因太史令的职务不断地侍从武帝。他自己也说过：“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1这对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不是防碍而是更有益处。随着仕途的升迁和阅历的加深他对祖国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太初元年（公元前1o4 年）司马迁更因太史令的专门职务倡议并主1 《史记·封禅书》。
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即为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三节司马迁的史学成就父亲司马谈的教导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人。他的这种素质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
司马谈约生于汉文帝初期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和黄子都是当时有名的有关专家。黄子即黄生。司马谈病危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低着头流着眼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一段对话表明司马谈父子把论述“春秋”以来的历史书特别是汉兴以来的历史作为周公、孔子著史事业的继续。他们认为这四百多年历史的存佚要决定于他们是否能尽到史职。他们父子在著史工作上是有真挚的使命感的。这是中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父子以后是不断有人继承的。汉代史事为什么在《史记》中占了很大分量又为什么写得特别精彩也是这个原因。
司马谈对战国以来的许多学派有相当广泛的接触。他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要旨是一篇有名的学术评论。篇中对阴阳、儒、墨、名、法等五家一一论其短长对道德家则称道其能吸取各家之长以达到政治上的无为而无不为。当代学者多因此认为司马谈属于道家至少是倾向于道家。其实并非如此。司马谈的病危遗言说的是儒家的孝道说的是儒家的修史传统并没有道家气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里所指儒家的缺点毕竟只是技术性的东西而所说儒家的长处则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这是封建社会的本质性的东西。所谓“弗能易”等于说永无变更。司马谈对于儒家的尊奉可以说是很明白的。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
《史记》的撰述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o4 年）开始著作《史记》。《史记》之名是后人所题。这时汉兴已经百年（公元前2o6～前1o4 年）在秦火之后又6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给司马迁著书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调查了许多古代历史传闻和故事接触了伟大国家现实面貌和当代许多重要人物并从许多前辈重要人物的子孙后代得到了从未记载的许多谈话资料。在著作的形式上由于过去一些历史著作的启司马迁把古今历史作一次通盘的清理而纳入于“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本纪通过帝王的活动提携一代一事。表记历代大事特别是要把错综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书是论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会现象。世家记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列传记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这是包括多种体裁的综合体。旧称之为纪传体是不确切的。全书有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一百三十篇上起传说时期的黄帝下至于司马迁的时代上下三千年五十二万六千字。
司马迁在开始著作后的第七年遇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早年见过李广；后来与李陵同在宫廷侍从虽未相熟成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奇士”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公元前99 年）李陵与匈奴战于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境）最后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以为李陵决不会向匈奴投降。因此触怒了武帝下了监狱。审讯的结果司马迁得了“诬上”（欺骗皇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这时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 年）他的全部著述工作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
汉武帝时代犯死罪的人根据两条旧例可以免死：一条是拿钱赎罪；一条是受“腐刑”。这时司马迁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受“腐刑”。要多少钱可以免死呢？从此后三年内两次免死诏令看来需要五十万钱。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产。司马迁既然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自己又官小家贫哪来这许多钱呢？用钱赎罪这一条生路司马迁和一般穷人一样是走不通的。因此司马迁实际只有两种选择：是死还是受“腐刑”？他想到人总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有轻重意义的不同的。他觉得如果他这样“伏法”而死那就象牛身上少一根毛是毫无意义、很不值得的。为了完成著史的工作他宁可忍受“腐刑”的屈辱。
司马迁出狱后作了中书令。这个官也是汉武帝新设的“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经常职务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事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这好象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除了坚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味。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 年）的四五月间写信给他“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十一月司马迁给任安写了回信。司马迁在信里详细地诉说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并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看来这时他的著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年龄是五十三岁。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可考。他是怎样死的最后活到多大年纪都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他大约卒于武帝末年（公元前87 年）左右一生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o8 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 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经过了十六年。这是他的著述事业的主要阶段。在这之前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o9 年）由于漫游祖国侍从武帝和奉使西南地区他读书时间好象很少但这些接触实际的经历却成为他后来写作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侍从武帝巡行四方一事是贯彻终身的）。在这之后即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 年）以后他除了担任中书令一职经常在武帝和尚书中间传达事务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于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补加工。司马迁坚持完成的著作即《史记》与他一生丰富的实践经验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有着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司马迁在致任安书中说他的《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对于所著书的概括。他对于他的概括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从司马迁别的有关的论述来看他的概括可包含下列几条的意思在内：一、历史是有变化的。二、历史的大的变化是有阶段性的。三、历史的变化今不必不如古有时还更胜于古所谓“世异变成功大”。四、在历史变迁中天道的作用往往是不可知的人事的作用有时是很显著的但人事的作用还不能摆脱天的束缚。五、司马迁公开以创史的历史家自命。司马迁的历史思想是很丰富的其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辩证的因素还有其他进步的因素这都还有待于认真的研究。
第四节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上的成就传记文学在《史记》中的地位《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书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书而当中的传记部分尤为精彩。《史记》的世家三十其中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是孔子、陈涉二人的传记其他各篇也都是叙述秦以前地方割据世袭的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列传七十叙述贵族、贵族公子、各种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人、俳优、幸臣以及少数民族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类形人物活动的历史。本纪十二中不全是传记但也有多篇传记。由此可见《史记》的中心部分是从古到汉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朝历代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传记在《史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一新的历史方法是司马迁的创。但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大变革的结果解放了奴隶产生了新的阶级关系活跃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在展的小生产互助中个人的作用更突出了。诸子百家从代表各自阶级、阶层的利益出风起云涌于政治和文化的斗争舞台表现了蓬勃的朝气。这些都给司马迁以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提供了历史内容的前提。而《左传》、《国语》、《国策》等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片断形象这对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汉朝大一统的统治已经百年产生了一代新的历史人物更有记载的必要。司马谈在给司马迁的遗言中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正是一代新人物需要记载的反映。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这在书八章里就有显明的表现。就中心部分讲不但写汉族、少数民族即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以多民族而存在的历史也写了一些域外民族君长与中华民族通使往还以及斗争的历史；不仅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也写了一些下层社会人物的历史反映了全面的历史观。其次他承认历史并不永远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展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依历史变化顺序而编写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展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秦应“世异变成功大”；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对的。
实录精神《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实录精神。后于司马迁不远的西汉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依照班固的解释“实录”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照事实实事求是地直录。这里包含着认真对待历史实际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对于古代历史“实录”是考订、选取、运用历史资料问题。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特别是汉代当代的历史就不只是现成资料的摘录、移写问题而是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能不生“忌讳”的问题。司马迁坚持了“实录”的精神。《史记》的人物传记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到地方长官等等他固然不抹杀他们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愚昧、偏私、腐朽、丑恶以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最重要、最大量的一部分在于揭露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其目的虽在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而他写的是实录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从实录的精神出司马迁所选的人物不是取决于其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其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官为丞相的人他不一定为他们作传。但却写了许多下层人物的传记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因为这些人都是有某些可取之处。人物选定了之后就是具体的叙事问题。以人载事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始终这是司马迁的创。人物无论大小他的生平事迹总是很多的又如何写呢？司马迁的笔法是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如《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公孙弘：“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又说：“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详（佯）与善阴报其祸。”这个人是被汉武帝特别提拔作丞相的。这里可见作者注意写他的为人内外两方面。“弘为人恢奇多闻”写为人表现宽弘奇伟知识很广博。“弘为人意忌”写其对人多有积怨外宽内深是写其心。又如《酷吏列传》写张汤：“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乾没”是空手得利的意思。这是写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表现。下文又说：“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则写其为大吏时为人颇为宽厚有利于人。这些例证都可见司马迁写人物传记要写出其为人大体并注意其复杂性。司马迁是不喜欢公孙弘和张汤的但是写了他们的好处。概括言之《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过去有人说：“《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1又有人说：“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2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用事实来表示自己对所写人物的爱憎态度。
如有名的《项羽本纪》他同情项羽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作者没有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是有显明的表示的。又如《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写法比较特别或则舒孤愤提出问题；或则略似后世作家作品评论。伯夷这个人在战国时有很多传说汉朝初年也有不少传说都赞美这个人但没有具体的事实给这个人作传没有多少事可写。传说中有伯夷为人清廉司马迁为其作传对那些不清不廉的有所借鉴有所标榜。《屈原贾生列传》也是如此事实也是不多的。这两篇传和其他的传不同确是《史记》人物传记的变体。这和传主事迹渺茫或较少有关系也1 顾炎武：《日知录》卷六。
2 刘载熙：《艺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