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后汉书·李固传》。
2 《后汉书·李固传》。
就是跟梁冀走的人也难免受祸。“为世通儒”的马融曾为梁冀起草诬陷李固的奏章但因为马融不能事事顺从有时忤旨梁冀便让有司奏马融犯有贪污罪“免官髠徙朔方”。
挥霍无度梁冀之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梁冀也奇装异服扮演风流。梁冀靠孙寿取得了一些权位并与孙寿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勒索财物。当时四方调岁时贡献都是先送到梁府然后才轮到皇帝。吏人行贿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梁冀还遣人交通各族“广求异物”。他霸占人家妻女殴打吏卒“所在怨毒”怨声载道。
梁冀大兴土木营造宅第园囿。孙寿仿效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梁冀夫妇建造的亭台楼阁豪华异常难计其数占地甚广。两人共乘辇车前呼后拥游乐其间日以继夜。“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所起兔苑“经亘数十里”征民工几年才修成。所养兔子如被误伤则置人于死地。曾有西域商人误伤一兔“坐死者达十余人”。梁冀还在洛阳城西起别第“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权压皇帝建和元年（公元147 年）桓帝立梁冀妹为皇后。这样皇太后、皇后均为梁冀的姊妹其权势更加牢固。桓帝益封梁冀一万三千户并增大将军府属官倍于三公。又封其弟梁不疑为颖阳侯梁蒙为西平侯其子梁胤为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公元15o 年）益封梁冀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如长公主。
元嘉元年（公元151 年）朝议对待梁冀之礼。有司奏请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朝会时另坐一席。但梁冀还觉得“礼薄”内心不悦。他独断一切抓权不放。甚至官吏升迁必须先到梁冀家谢恩。辽东太守侯猛任命时未谒见梁冀梁冀“托以它事乃腰斩之”。吴树被拜为宛令到梁冀家谢恩辞行。到任后“因诛杀梁冀宾客为人害者数十人”梁冀深怨之。后吴树迁为荆州刺史到梁府辞行被梁冀鸩酒毒死。
当时郎中袁著愤恨梁冀凶横上书桓帝建议让梁冀致仕交出大权。
梁冀知道后密遣人逮捕袁著。袁著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但还是被梁冀捉到悄悄杀死。袁著的学生被其侮辱朋友郝絜、胡武也被害死。胡武家受株连者六十余人。
梁冀指使众人上书桓帝荐其子梁胤为河南尹。梁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嗤笑”。其叔梁不疑为梁冀的行为感到羞愧遂让位归第闭门自守梁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而害其交往者。至永兴二年（公元154 年）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预”。
梁氏灭族梁冀以援立之功狂妄自大操纵桓帝桓帝内心不平。延熹元年（公元158 年）太史令陈授陈述日食灾异之变咎在梁冀。梁冀得知害死陈授。桓帝由此怒。这时梁冀又欲认邓贵人为己女以自固。实际上邓贵人名猛其母宣改嫁于梁纪（梁冀妻舅）。梁冀欲达到目的害死知情人又欲杀宣被中常侍袁赦觉使宣得知报告了桓帝。桓帝大怒决心除掉梁冀。
桓帝与中常侍单、唐衡、左悺、徐璜、具瑗等人共同谋诛梁冀。梁冀怀疑单等人的行为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逮捕了张恽。桓帝使黄门令具瑗率兵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梁冀宅第。又使人收梁冀大将军印徙封他为景都乡侯。梁冀与其妻孙寿自杀。梁、孙两氏的亲友皆受株连“无少长皆弃市”其他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致使“朝廷为空”。事突然朝野鼎沸“百姓莫不称庆”。“县官没收梁冀的财货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第三十六章班固王充蔡邕班固、王充、蔡邕是东汉时期卓有成就的著作家。其中班固和蔡邕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王充是思想家。
第一节班固班固的生平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是班彪之子。班彪见另传。
班固九岁能写文章诵诗赋十六岁至二十三岁游太学。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
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此时二十三岁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检阅其父所作《后传》的手稿。此后他感到“彪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 年）初年起着手撰写《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是远远不够的。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临时之需未能承担历史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大一统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等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记》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至“建初（公元76—84 年）中”完成了大部分著述任务。“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遂见亲近”。当时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1 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年）班固当了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记录会后奉命根据记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是董仲舒以来儒家学派的法典性著作。
元和元年（公元84 年）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1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2。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 年）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等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班固奉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 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权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过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窦宪而含怒未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将班固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班固去世时《汉书》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几十年才毕其功的；当然其中最主要是班固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有很多诗赋文章明代张溥曾辑《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班固的辞赋班固的辞赋很有成就。他写骚体赋；也写咏物小赋最著名的是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式的大赋。汉武帝好辞赋其时辞赋高度展形成兴盛的文章风尚。宣帝亦好辞赋并有所评论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认为辞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虽有所肯定但亦比之于倡优博弈视为“小道”。扬雄“少而好赋”后来则以为类似“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他认为赋的讽谕作用甚微而“不免于劝”。他不“尚辞”而“尚事”以为“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法言·吾子》）。赋以辞胜辞是赋的特点和优点。有一类赋如司马相如的大赋本来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人之辞和纵横家之辞。扬雄根据自己创作辞赋的经验对辞赋的评价实际是可信的。班固处于汉室的中兴时期作《两都赋·序》再一次评论辞赋的价值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它与诗歌一样是“润色鸿业”为统治者的政治服1 《后汉书·南匈奴传》。
2 《后汉书·南匈奴传》。
务的。他具体地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要也。”他极力提高辞赋的历史地位认为辞赋的兴盛“而后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他所以作《两都赋》却非倡优博弈之戏可比而是解决重大的建都问题的。《两都赋》指《西都》、《东都》二赋西都之宾盛夸西都长安为周秦汉三代名都汉“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东都主人盛夸东都洛阳而语“建武之治永平之事”开国立制归于节俭以说服西都之宾实后汉初期的一篇阿颂之辞。到后汉辞赋的形式已成定局一般堆砌词藻连类并举全面铺陈以达其“劝百而讽一”的旨趣班固的《两都赋》亦不例外。
班固的传记文学在传记文学方面班固也是一把好手。在《汉书》里有不少这方面出色的作品举例来说《李广苏建传》写李广、苏建、李陵、苏武四人。其中写李广基本用《史记》文但有删改有增益有移易段落者。写李陵则几乎重写利用《史记》者极少。从此传可以看出班固并不只是概括地叙述史事而亦不排斥细致的描写。此传写出了一个英勇战斗、以寡敌众最后失败的英雄并同情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引用了司马迁的话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此传详细描写李陵的战斗实际为司马迁给李陵辩护强有力的证词。它的具体描写是文学性很高的史文。
班固写苏建基本为《史记》文增末句引出苏武目的在新写《苏武传》此为《史记》所无。《苏武传》也是有文学性的史文是班固的新创。它表现出另一个英雄形象出使匈奴十八年千辛万苦始终不屈终有匈汉和解得以归汉的一日。它写苏武迎汉李陵送别的场面最为动人：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聵。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兮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这是李陵的自辩和自责可见李陵原无投降匈奴之意只是因为汉武帝听信流言蜚语随便杀了李陵全家使李陵无以自明无路可走而不得不耻辱地留居匈奴直到匈汉和解苏武还朝才有机会吐露自己的心情。这段悲壮的描写使二千年后读者认识到这场悲剧真正的根源只是汉武帝封建主义的无情和黑暗的**。
《李陵传》和《苏武传》是《汉书》后部分突出的传记文学。
《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班固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史学方面他所著《汉书》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o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 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个别篇章贯通古今数千年（如《古今人表》和十志）。全书八十余万字。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舍弃“世家”体例较为严整。它为断代体“正史”定下了格局遂为后代正史不祧之宗。我国传世的“廿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的体例。详赡是《汉书》的一大特点。《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自《史记》甚至有抄袭之嫌但实际上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删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和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议、诗赋、文章。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加以编撰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作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写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
从《汉书》的总体来看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明年月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之《史记·将相名臣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的任免；《古今人表》把远古至楚汉之际的人物列为九等未列汉人。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先专传、合传后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
十志最体现《汉书》的详赡。《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西周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和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详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不小。
《汉书》所记民族历史比《史记》增多了。它把《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样的记述为后世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文赡而事详”之誉。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又一大特点。先它肯定大一统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秦汉的一统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史记》已写出了中国古代趋向统一的历史大势但尚未完整地记载汉代统一的历史。《汉书》吸收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展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述汉代统一给汉代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一统大业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其次它推崇汉为正统。《汉书》写道：“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高帝纪》）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和篡汉的王莽政权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王莽传》）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家有正闰之论。同时它卑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史记》将陈涉列于“世家”将项羽列于“本纪”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王莽建立过政权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也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于“传”。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正统思想。《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
再次它独尊儒学思想。《汉书》评司马迁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司马迁传》）这正表明它以“圣人”之是非（实即封建正统思想）为准则。它独尊儒家和《六经》把诸子、诗赋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为游侠斥其为“背公死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老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
还有它杂有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它在记述史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得“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的符应（见《天文志》、《五行志》）这种思想渗透于其书。不管作者是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而为汉朝封建统治服务。
《汉书》因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深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甚众颜师古的《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等都对汉书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节王充王充的生平王充（公元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先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县）王氏家族。先辈曾几世从军有功。祖上以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今址不详）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里。此后他家或务农或经商并有世代任侠的传统。
王充家境贫寒困难的环境使他很早成熟。儿童时“恭愿仁顺礼敬具备”。六岁开始习字八岁出入书馆。稍长王充开始学习《论语》、《尚书》一日可背诵千字。青年时期入太学读书曾以班彪为师。
刚刚成年的王充就承担起养家重任。先是回乡以教书为业在地方官府做过小官吏。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
元和三年（公元88 年）他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公元88 年）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
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思想王充继承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他对天地的性质做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夫天者体也与地同。”不论天是体还是含气的自然都从根本上肯定了天地的自然物质属性。
从天地的物质属性出王充阐了天地自然无为的理论观点。所谓天地自然无为就是：“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他认为天地的运行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不具备任何精神作用人和万物都是在天地运行中自然产生的是“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而绝非“天地故生人”“天故生万物”。他用气和气化说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丰富了古代的朴素唯物论。
在天人感应说甚嚣尘上之时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他先对当时盛行的君权神授之说和谶纬符命的种种神异传说做了有力驳斥。王充对于当时流行的刘邦母与蛟龙感而生刘邦的传说大胆提出异议。他说：“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对美化统治者的符瑞说如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鱼、赤乌而受命等神话王充用偶然巧合加以解释：“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
谴告说是汉代天人感应论的核心。王充对它进行了重点批驳。灾异说特1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充传》和王充《论衡》凡引上述传文者不另作注。别重视日食、月食认为这是统治者失德所致。王充指出：“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对于所谓旱灾是天神对人君骄横暴虐的谴责涝灾是天神对君主迷恋酒色的惩罚虫食谷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对官吏为奸的警告等等神学呓语王充都予以有力的批驳。他还运用矛盾律对谴告说进行总的清算：“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
王充还追究谴告说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无神论思想鬼神之说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脚点是古代较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主张。
王充先从形神关系上对无鬼论加以论证：“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强调“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这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无鬼说他还做了一个风趣、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古以来死者亿万“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说明鬼神怪念的产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优惧忧惧则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所谓鬼不过是人们由于疾病、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这个说明很接近客观实际。
王充还把无鬼论引入薄葬说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1。王充克服儒、墨两家学说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张与无鬼论结合起来使这一主张立足于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论道：“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因而“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这对于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众多信男信女无异当头棒喝！
当时各种迷信禁忌之说盛行举凡盖房迁居、丧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择良日卜吉凶唯恐得罪鬼神触犯忌讳招来祸患。王充在《论衡》中专门写了《四讳》、《■时》、《讥日》、《辩祟》、《难岁》、《诘术》、《解除》、《卜筮》等篇章一一对世俗迷信的各种说法作了批驳。如说“或有所犯抵触县官罹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处不慎饮食过节不曰失调和而曰徙触时。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有事归之有犯无为归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遣殃。疾病不请医更患不修行动归于祸名曰触祸”实在是舍本求末的行为是“用知浅略原事不实俗人之材也”。这是非常清醒的药石之言不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充对卜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认为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决定于人事也决定于时命唯独不决定于鬼神。他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这是可贵的见解。
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忌讳迷信之说呢？他认为：一是统治者神道设教“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二是人们对于吉凶祸福产生种种错觉把许多巧合事件作为吉凶的根据；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是在“惊惑愚暗渔富偷贫”。所以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实知的认识论思想对于知识来源问题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源于后天的学习。他申明：“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用认识论划清了与先验论的界限。
对于儒者论圣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离奇妄语在《实知》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觉的十六件事实加以诘难。如“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劳询问呢？
王充还强调实践对于知识技能的决定作用：“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过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这是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高见。
王充还强调感觉经验的可贵也看到了直观感觉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知识还必须经过一个“揆端推类”、“以心原物”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判断过程。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推断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把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充在认识论中提出的“效验”就是用事实来检验言论的当否。他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这个观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别是非的水平也增强了王充论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验”的方法对儒家经传虚妄失实之处提出质询和攻讦。
王充认为古书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都经过了增饰与放大。他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章中列举出很多经传及传说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实例加以反驳。比如：儒书里面“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可是又写有尧、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尧、舜、成王既然大动干戈四出征伐怎么可能“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呢？另外所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说法他都认为是在夸大其词。他正确地阐明这些说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夸张、虚美是起不到预期宣传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的尊古卑今之论时表述了今胜于古的历史展观点。他把周与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理直气壮地声言当今胜于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问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
王充自己对《论衡》的写作旨意做了明确说明：“《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求真求实是王充理论学说的根本出点是《论衡》一书的灵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内在矛盾王充的进步思想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显的内在矛盾。
王充在《论衡》中用《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章颂扬汉朝的历史功绩这对于战胜复古倒退思潮推进社会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宣汉”用意真诚无可怀疑；所谓“宣汉非出本心”的说法是一种误解。但是王充宣汉很少使用历史的方法却把瑞应说当作最得力的武器。这就产生了他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反对感应论与宣扬瑞应说对瑞应说时而赞同时而反对的矛盾。在《恢国》中甚至重弹“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的滥调。
王充用元气自然论批驳了神学目的论。但在人的穷通祸福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上由于他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懂得在社会本身寻找原因只好拾起命定论武器说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这种命是在娘胎里就决定了的人们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由个人的命定推而广之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于时数：“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这个论断的要害是除了命或时数之外人事与社会因素都与国家治乱安危无关。甚至还说：“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从中我们看到他从依违于循环论和天命论之间最终滑向天意史观的轨迹。这造成了他思想中另一个重大矛盾。即在命运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思想在从畏天、戡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进程中它是一个严重的历史倒退。这是王充思想中的最大弱点。
王充在否定有鬼论的同时主张有妖说这妖怪到处存在：“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承认妖的存在是王充向迷信妥协的表现这同承认人死为鬼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此有妖论成为王充思想的一大芜累。
承认王充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不论是源于他所处时代科学与思维的不达；是源于他阶级地位的限制；还是源于他稍嫌严重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都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贡献出那么多至今还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瑰宝。
第三节蔡邕1蔡邕家世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六世祖蔡勋好黄老汉平帝时为郿县令。王莽篡汉拜蔡勋为厌戎连率（陇西郡守）。蔡勋面对印绶仰天叹道：“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祖父蔡携字叔业汉顺帝时“以司空高弟迁新蔡长”。父蔡棱字伯直“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人爵不升”。行为清白谥曰：“贞定公”。
蔡邕笃孝。母尚滞病三年他侍母“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里“高其义”。
政治活动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o 年）蔡邕步入仕途先在司徒桥玄府干事受到桥玄的器重出补河平长。不久召拜为郎中校书于东观进而迁为议郎。
先是朝议认为“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到了这时又制订了“三互法”规定诸州郡行政长官不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两州人士及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任官。其目的是防止官吏来互相勾结庇护。但“禁忌转密选用艰难”致使幽、冀两州欠缺不补。所以蔡邕上书皇帝指出幽、冀两州官职欠缺不补耽误了政事就是因避“三互法”。他建议赶快突破禁令选用人才安置诸州刺史。结果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
灵帝时天灾连年不断雷霆、疾风、地震、陨雹、蝗灾等往往数害并加之鲜卑不时侵扰百姓赋役加重。熹平六年（公元177 年）七月灵帝制书“引咎”要求群臣各陈政要及当务之急。
蔡邕上书陈述七事。第一行祭“宜如旧典”。他说：郊祭“五帝”是为了“导致神气祈福丰年”；庙祭祖宗是为了“追往孝敬”。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应当排除一切禁忌按故典行祭。第二广开言路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他认为国之将兴能听到至言从而“内知己政外见民情”。第三广求贤才“以劝忠謇”“博开政路”。第四督察贤奸。应当恢复朝廷遣使的办法“纠举非法”同时“更选忠清平章赏罚”。对官吏要进行年终考核处分优劣“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第五以经术取士。不能以“书画辞赋”的“小能小善”取士而要取“通经释义”的人才。第六考察治民的长史。应“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以政绩的优劣定赏罚升黜。第七慎选太子官属。他指出前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须知今虚伪小人“假名称孝”应当“搜选令德”。
蔡邕所陈七事大多与官吏制度有关。他认为天灾**与官吏良莠有密切关系；而解决的办法只有革除吏制的弊端惩治不法官吏选择贤良任用。
1 本节主要依据《后汉书·蔡邕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蔡邕的奏疏送了上去灵帝采纳了部分建议如亲自迎气于北郊行辟雍之礼令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者一律改为丞尉以及置鸿都门学等。但是对于涉及吏制弊端的问题灵帝并未触动因此问题依然如故。
当时灾异多次出现吏民惊忧。光和元年（公元178 年）七月诏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netbsp;等人引入崇德殿使宦官曹节、王甫询问灾异产生的原因以及清解的办法。蔡邕认真作了回答。皇帝又特诏要他不必顾虑“指陈政要”封好上奏。蔡邕说天对于汉朝非常关怀“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现在生灾害主要原因在“寺署”（指宦官）这是老天给予的监戒。还有一些灾异是“妇人干政”、“小人在位”的“天戒”。对付的办法只有“忍而绝之”意即解决宦官专权、妇人干政等问题才是报答“天望”的切实措施。末了他还要求皇帝保密泄密则有“杀身之祸”。灵帝看了奏章而叹息因起更衣。宦官曹节在后偷看了奏章并泄露了出去。一些仇家便伺机报复。
蔡邕与司徒刘邰原有矛盾。其叔蔡质与将作大匠杨球也有矛盾。杨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使人飞章诬告蔡邕、蔡质多次以私事“请托”于刘邰邰不听蔡邕怀恨在心便企图中伤之。灵帝得书令尚书召蔡邕诘问。蔡邕上书陈述情况：我与刘邰本有宿怨错在对方我父子（指叔父蔡质与己）本无伤陷对方之事竟然出现谤书应当以我之言与刘邰“参验”以澄清是非。实际上问题出在我上次的奏章中“讥刺公卿内及宠臣”招来了诽谤。请灵帝主持正义否则“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再者这事与我叔父蔡质无关不当株连于他。我年已四十六孤特一身忠言而死“死有余荣”。灵帝昏愦无能。蔡邕及蔡质还是被关进洛阳牢狱被劾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定了“大不敬”之罪弃市。
案件报告皇帝。中常侍吕强觉得蔡邕无罪为其说情灵帝也想起以往的奏章下诏“减一等与家属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即流放朔方而不能再赦免了。杨球收买刺客令追杀蔡邕于路途。刺客为蔡邕的忠义所感动不肯下手。杨球又贿赂其部主毒杀蔡邕而受贿者反以其情告诫蔡邕要严加防范。因此蔡邕幸免于难徙居于五原安阳县。次年大赦灵帝改变“不得以赦令除”的诏令宽宥蔡邕还归本郡（陈留郡）。
蔡邕在五原安阳县服刑九个月将还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王智乃宦官王甫之弟。酒酣王智起舞对蔡邕劝诵蔡邕却不予理睬。王智在宾客前感到失了脸面恼羞成怒骂蔡邕道：“徒敢轻我！”蔡邕拂衣而去。王智记恨在心密告蔡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宦官更加“恶之”。蔡邕为了避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在吴度过了十二年。
跟董卓的关系中平六年（公元189 年）灵帝卒董卓为司空。董卓想借蔡邕的名气巩固地位征他入朝。蔡邕称病不出。董卓大怒骂说：“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令州郡催蔡邕行。蔡邕不得已应征拜为祭酒“甚见敬重”。继而补侍御史又转为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不久迁为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初平元年（公元19o年）拜蔡邕为左中郎将随献帝迁都长安封为高阳乡侯。
董卓的宾客部曲欲推崇董卓比姜太公称为“尚父”。蔡邕说：姜太公辅周翦商故特为其号。你威德“诚为巍巍”然还不可称尚父要等到关东平定车驾还返旧京洛阳然后才议尊号。董卓接受了他的意见。当时关东以袁绍为的反董势力很强蔡邕之言实是反对尊董卓为“尚父”的托词。初平二年（公元191 年）六月蔡邕借董卓问及地震答道：地动者“阴盛侵阳”乃“臣下逾制”所致并指出董卓车舆僭越的事实。董卓于是改乘“皂盖车”。蔡邕的诸多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董卓的权欲。蔡邕虽然很受董卓器重并想借此提出有益时政的建议。但董卓刚愎自用蔡邕恨他很少听取意见对从弟蔡谷说：“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表示想脱离董卓而东去以待时机。蔡谷说他状貌异常很难瞒过众人。蔡邕只好作罢。
董卓被诛时蔡邕在司徒王允处不经意地叹息形之于色。王允勃然斥之说：董卓乃“国之大贼”你受其“私遇”而忘大节岂不是一路货色。即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表示愿受刑得以“继成汉史”。士大夫为其说情太尉马日netbsp;也劝王允勿失人望。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蔡邕遂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
善音律能文章有志于汉史蔡邕博学多才他善音律能碑传文字有志于续修汉史。蔡邕善弹琴还能制作琴深知琴音。他逃难于吴时听到吴人烧桐炊饭的火烈声知道是良木乃以桐木制琴果然出美妙之音而琴尾犹焦故时人称为“焦尾琴”。他在家乡时应邻人之召去饮酒到达时乡人已酒酣听到屏后弹琴之声仔细听之觉得琴音有“杀心”便返回家去。主人得知蔡邕至门而去便向蔡邕追问何故。蔡邕说了原因众人觉得奇怪。弹琴者说：我鼓琴时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我唯恐螳螂受害这可能就是“杀心”形之于声吧？蔡邕莞然而笑说：这就是了。
桓帝时宦官徐璜、左悺等五侯专权恣肆听说蔡邕善于弹琴以皇帝的名义令陈留太守督促蔡邕到京师。蔡邕不得已行至偃师称病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
蔡邕著述很多“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其中《释海》是蔡邕仕宦前的作品其宗旨是“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表达“贫而不耻”的思想标榜淡于名利的清高品格。《释诲》体现了蔡邕早期的思想状态。
传世的《蔡中郎文集》保留了蔡邕七十余篇作品其中多数是碑铭。碑铭虽然有歌功颂德的成份但它的史料价值却很高个碑传所传记的一些人《后汉书》颇缺其传故碑又成了独一无整二的史料。碑文中的得意之作是《郭林宗碑》。蔡邕在碑文中称郭林宗“砥节励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他曾对友人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1熹平四年（公元175 年）蔡邕曾与当时一些学者“奏求正定《六经》1 《后汉书·郭太传》。
文字”以订正后学对儒家经籍的穿凿得到灵帝允准。他自书丹于碑使工人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蔡邕所作碑文很受当时人的喜爱。传说祢衡能背下来他的一篇碑文“惟两字缺”2。
蔡邕的史学造诣也很深。他曾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因遭事故不得成书他曾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后汉书·蔡邕传》引李贤注引《邕别传》说“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能复操笔成草致章阙廷。诚知圣朝不责臣谢但怀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以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会臣被罪逐放边野恐所怀随躯朽腐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绪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目并书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
蔡邕既死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此可见蔡邕对汉史造诣之份量。蔡邕所叙汉事有《灵帝纪》及十意有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淹没多不存。看来继汉史者班固以后蔡邕是一大家。
第三十七章仲长统王符崔■仲长统、王符、崔■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
第一节仲长统生平与著述仲长统（18o—22o）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
仲长统自幼勤奋好学。他博览群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青、徐、并、冀（今山东、淮北、山西、河北）等地游历访学扩展了自己的学识。凡是与他交往的人都很佩服他。当时的并州刺史高于是袁绍的外甥向来贵显有名门下网罗了不少游士。仲长统去拜访他很受敬重。高干以当世事务向他请教他指出了高干的毛病在于“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提醒他应深以为戒。高干十分自负听不进仲长统的逆耳之言。仲长统见言不见从就辞别而去。不久高干举兵叛乱灭族。仲长统不拘小节一些人目他为“狂生”。他有政治见解却不愿做官。每当地方官想推举他出仕他总是以病为由加以拒绝。他的才智得到尚书令荀彧的赏识被推荐任尚书郎。后来一度做过丞相曹操的军事幕僚。汉献2 谢承《后汉志》卷五。
1 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帝被逼退位之年他与世长辞年四十一岁。
仲长统著《昌言》一书三十四篇大概在宋代开始散佚现存者均已收入严可均《全汉文》中。
天人关系论仲长统在天人感应学说居于正宗统治地位的时代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们的行为与措施是关乎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
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他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霍光、丙吉、魏相等二主数子之所以威震四海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他不便明言的昏主庸臣败国亡家的现实则告诉人们：“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仲长统明确划开具有神学意味的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强调人事、人略的重要把“知天道”、“信天道”作为下愚不齿之民、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才从事的低级迷信活动表现出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态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积极的意义。
仲长统认为应该遵从的“天之道”是星辰运行、四时代序等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而不是吉祥灾异的神学虚构。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他以农业为例说明顺应自然的重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而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强调自然的变化有一定规律人们根据其变化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得到成功。仲长统还对当时流行的巫祝、祈禳、丹书、厌胜、时日、风水等神学迷信活动做了揭露批判。他指出要想寿孝吉祥就要从讲究卫生、医治疾病和修正行为等方面努力来求得。舍此而求诸鬼神迷信是通人所深疾的迷、误、惑的行为。他说：“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1这个批判是很深刻的。
历史治乱说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他阐述社会的治乱遵循着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由人事而决定的演进程序与天命、历数是没有关系的。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武力兼并天下建立统治秩序。他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竞起焉。”
第二阶段：人心思安社会稳定。他说“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
百姓“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处于秩序初建的稳定阶段即使是无德、无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第三阶段：运徙势去天下大乱。“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统治者骄奢淫逸罪恶多端使生灵涂炭祸乱并起自身的威权也就随之丧失。
历史的治乱过程从争夺权势开始经继体之君凭借威权进行统治到滥用权势导致败亡这样循环往复进行。这个趋势是由人们行为决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他的结论。把君主**作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他历史眼光敏锐之处。指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观趋势显示出他历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义的历史治乱说同三统循环的神意史观相对抗更表现出他历史观的珍贵价值。但满目疮痍的动乱现实、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历史治乱看作周而复始的过程落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计和“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的历史结论虽然具有揭露封建统治反动本质的思想意义却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他对社会似乎已完全绝望“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无边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历史展的光明前景。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怀疑论是消极无益的。
政治批判思想仲长统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有世脱俗、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又时时为经济残破、战乱不息、民众流离的悲惨世界而感愤叹息；他既有社会危乱、无法救活的悲叹又不放弃对匡世济民良策的寻求。
仲长统对东汉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观察揭示了造成国家衰败、社会残破的原因。他的批判笔触先指向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淫无度。他指斥帝王“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大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帏为城搆帐为宫起台榭则高数十百尺1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
壁带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绨锦之饰。”1对于恶性展的豪强大地主势力他进行了抨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他们运用诈力聚敛财富作威作福不要说广大劳动人民被他们敲骨吸髓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是“清洁之士”也“徒自苦于茨棘之间”。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抓住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东汉政权的颓靡不振与外戚、宦官势力的膨胀是分不开的。他阐述外戚专权的危害：“汉兴以来皆引母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又说：“东汉桓、灵之世宦官跋扈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
他认为豪强势力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土地私有自由兼并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改变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法。土地公有使民财均匀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如果一时不能恢复井田制也要采取变通措施“限夫田以断并兼”。即使是“土广民稀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绝不能任人自取。
为了防止外戚、宦官擅权他主张逐层选拔人才充实到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使通治乱之大体者总纲纪以为辅佐；知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下无侵民之吏京师无佞邪之臣。”1他还主张选任称职的丞相总领朝政或给三公以重权削夺外戚、宦官权力。这在当时是很切实的救弊措施。
仲长统十分重视德教与刑罚的关系问题阐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2在以德教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十六条政务原则：“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他认为以此十六条作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坚持下去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仲长统的人生观是迷惘、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以儒家学说指导为人处世。在事亲、敬君、交友方面都要尽心诚意既要孜孜不倦内省诸已又要对尊长、朋友负责勇于纠正他人的过失。他轻视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贱”、“三奸”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3要求士人达到儒家标准。
1 《全后汉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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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王符隐居著书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1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论求贤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论边事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
（《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不迷信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展王符继承和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论正学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先圣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师求学才智博德硕的故强调所有的人都要求学受教。
关于教学的内容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
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节崔寔做官为民崔寔（？—约17o）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少时沉静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
其祖父崔寔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为人正直曾规谏窦宪“擅权骄恣”。其父崔瑗锐志好学能传其父业善于文辞有名于世。他为汲县令时“为人开稻田数百顷”“百姓歌之”。临终嘱咐儿子崔寔：“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归乡里。其寔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1可见他颇有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其父去世崔寔遵照父亲遗嘱留葬洛阳隐居于墓侧。服丧毕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举征诣公车因病未对策除为郎。经羊傅、何豹的推荐崔寔拜为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任史职著作东观。
后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地处西北天气寒冷土地宜植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到任后拨出一些钱支持和教导百姓种麻、纺绩使民有衣可穿“得以免寒苦”。其母刘氏博览书传颇有淑德对崔寔“常训以临民之政”。崔寔有政绩与其母的教训有关。这时西北地区生民族纠纷和矛盾崔寔练兵马严烽候积极防御遂得以安定。
后崔寔因病征召还京拜为议郎又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 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
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道混乱称疾不办事数月免归。所撰《政论》据“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犁”云云可以推断大约写于为辽东太守及其后一段时期但也不排除此前写有部分文字的可能。
崔寔一生清素。其父去世时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穷困”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为此职业只是为了生活需要“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做官后“愈贫薄”。病死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殓）”受人资助才得以办完丧事。崔寔于建宁年间病卒。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内容。
论政尚法崔寔的《政论》全书已佚一部分文字节存于《后汉书·崔寔传》及《群书治要》等清人严可均收辑残文断片于《全后汉文》。
他身经乱世置身政局对于世道官风颇有体会和认识。他指出当时有1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崔寔传》及《政论》。
1 均见《后汉书·崔骃崔瑗传》。
“三患”：一是奢侈。手工业者制造奢侈品商贾贩卖之民众被诱而买之于是奢侈成风。二是上下匮乏。奢侈风气所及民多贱视正业而奔竞淫侈误了粮食生产奸盗增多仓廪空而囹圄实“上下俱匮无以相济”。三是犯法者众多。富豪者养生送死大讲排场极事铺张“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
“三患”何以严重？崔寔认为主要的问题光是君主昏暗不明。他说：“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寔不自睹。”昏君表现不一“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然结果是一样“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难免生患难和危乱。
其次是官风不正。崔寔对此有些揭露。他指出：“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征用民众劳力“更不与直（值）”即不给适当的报酬。百姓上诉“终不见省”即不予理睬。或过几年才给一点欠款也是大打了折扣；或是给一些陈旧废弃之物百姓得到也不好使用。“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意思是百姓见官惧怕而逃走如果被捕强迫劳动也不为其好好干活造物让其享用。官吏“上为下效”败坏风气“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这样有害无利都是由于官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这就是“聚敛之臣”、“贪人败类”所造成的恶果。他又指出：“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饕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矛）悉钝。”就是说有些负责监管制造兵革的官吏偷工减料加以盗窃从中大捞一把而制品质量低劣不堪使用。这样“铠则不坚弩则不劲”“兵钝甲软不可依怙”国家不仅遭受财力人力的耗损而且有损武备能力。
他还指出现在大小官吏不思尽心职守而“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察深诋以中伤贞良’。他们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以致坏官不臭良吏被害。而君主又不了解下情用人不当“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凶残者更为毒辣仁贤者也受影响而变坏。于是被害的百姓“嗷嗷之怨咎归于上”甚至“仇满天下”。
崔寔认为面对政敝风坏必须改革。他说君主御世譬诸“乘弊车”破车载不了人或物“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改旧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如果不加修理而乘用之便有“摧拉捌裂”的危险。他认为如今“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而思中兴。必须想出济时拯世之术“中兴之主亦匡时失”。
如何匡时之失？崔寔认为先要总结西汉为政得失的经验教训不必纯法远古。他说：“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汉宣帝“严刑峻法”天下治安；汉元帝“多行宽政”终于致衰。“政道得失于斯可监（鉴）”。这里强调的是“严”。关键是要懂得“与世推移”的道理。他进一步论道：“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治理乱世只有尚严用刑罚才能奏效。“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对此尚宽岂能奏效复古之法更是行不通。
其次要注意取士用人。崔寔认为应当网罗贤士注意养士。他说：“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士。”“马不素养难以追远；士不素简难以趋急。”“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招贤就得识别贤佞。他说贤人并不书名于脸以待沽而且往往遭受排挤和压抑“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明君“其犹慎之”即要求君主谨慎地辨别贤佞而选士。他提出关心和爱护官吏既要“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即要分清官吏的功过取其所长而原谅其小过失；又要增禄养廉。他指出：“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待遇低下养不了父母妻子要他们“临财御众”犹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即不贪污那是办不到的。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意谓官吏便有以权谋私执法者而为盗贼之事生。尽管有个别的廉吏然而“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意思是虽然也有一贯廉洁的人但只是极少数是不能作为天下通例的。故他强调对待官吏应当“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俸）不与百姓争利”。要争取使官吏养成“习推诚之风耻言十五之计”。
此外崔寔还论及“民不可轻”；徙民于“土旷人稀”之处既可活民而有利开；不可数赦“赦以趣奸”不利于治等等。
崔寔评论崔寔撰《政论》以论政颇受时人称许。仲长统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意思是《政论》可作为君主的座右铭或参考书。范晔写史也予以肯定曰：“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曰：“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曰：“子真持论感起昏俗”。他们对崔寔《政论》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司马光认为崔寔严治之说针对时弊可以“矫一时之枉”；但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义”他说只有“宽猛相济”才能“政和”1。王夫之既不同意崔寔严治之说也不赞同司马光宽猛政和之说而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说2。其实崔寔严治之说是以官吏为对象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针对于民。而且崔寔既讲严又讲宽；既讲刑罚又讲重赏、厚禄有点辩证法。他揭露时弊对症下药颇有实事求是的味道。
第三十八章檀石槐第一节鲜卑势力的展檀石槐（137—181）2鲜卑族领。
1 见《资治通鉴》卷五三。
2 见《读通鉴论》卷八。
1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鲜卑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2 按：《后汉书·鲜卑传》有“光和（公元178—184 年）中檀石槐死时年四十五”的记载而《后汉东汉前期匈奴又一次南北分裂南匈奴依附于汉北匈奴势单力弱鲜卑势力逐渐展。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 年）鲜卑向汉朝“始通驿使”。建武三十年（公元54 年）鲜卑领於仇贡等到洛阳朝贺“慕义内属”受光武帝的封赏。从此两族和好达数十年之久。“明、章二世保塞无事。”和帝永元（公元89—1o4 年）年间汉军击破匈奴北匈奴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当地匈奴部落“皆自号鲜卑”。从此鲜卑逐渐强盛。自永元九年（公元97 年）起处于辽东的鲜卑数次寇扰汉境肥如、渔阳等地。安帝永初（公元1o7—113 年）年间鲜卑领燕荔阳到洛阳朝贺邓太后封赏之命他居于宁城（即宁县今河北万全）地区通市交易筑馆接待。“是后或降或畔（叛）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公元二世纪前期其势力展到今冀、晋二省的北部不时骚扰汉境但汉朝尚能防御之。
第二节鲜卑“大人”
永和二年（公元137 年）檀石槐诞生。传说其父投鹿侯在匈奴从军三年其母在家生子自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实际上是私生子。其父不信其说遗弃此儿。其母私语家令收养取名檀石槐。
檀石槐长到十四五岁时智勇双全。曾单骑击退另一部落的骚扰夺回被掠的牛羊“由是部落畏服”。他制定和维护法令处理部落内部纠纷“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威信很高于是被推为“大人”（即部落领）。
第三节称雄于北方檀石槐建“庭”（部落联盟中心）于弹汗山欼仇水（今名东洋涧）地区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兵马很盛东、西部落领都归属之。这时鲜卑南抄汉境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势力大为扩张“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檀石槐把幅员辽阔的鲜卑占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从右北平（郡治土垠在今河北丰润东）以东至辽东接夫余、 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郡治沮阳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大致是今河北丰润以东为东部今河北怀来以西为西部东、西二部之间为中部。三部之地包括今内蒙古、蒙古的大部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北京、山西、新疆的一部分。三部各置领掌管都统属于檀石槐。
这时檀石槐招诱汉人采集铁器利用汉人的技术和物资制造武器和工具展生产加强兵力称雄于北方大漠南北。
永和二年（公元156 年）秋檀石槐寇抄云中郡被汉度辽将军李膺击退。延熹年间（公元158—167 年）鲜卑多次寇抄北边汉郡为患不浅。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汉朝担心不能抵制鲜卑遂遣使者持印绶封檀石槐书·灵帝纪》未记檀石槐之死足见范书对檀石槐死期并不明确。《资治通鉴》写明檀石槐死于光和四年（公元181 年）。此从两书所记推断檀石槐的生卒年。
为王欲与其“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更加寇抄汉之边郡。
汉灵帝（公元168—188 年）时汉朝幽、并、凉三州缘边各郡年年遭受鲜卑寇抄有时一年被掠数十次“杀略不可胜数”。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秋北地太守夏育上奏灵帝提到“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足见事态极为严重。他建议集中汉兵出塞击之。朝廷未许。田晏通过中常侍王甫的关系求得为将愿与夏育并力讨伐鲜卑。灵帝乃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汉朝群臣意见不一于是召集百官议于朝堂。议郎蔡邕论说：华夷关系有悠久的历史因历史各阶段形势不同时和时战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一概而论。汉武帝因文景之积蓄穷兵黩武有得有失晚年后悔乃息兵罢役。如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而鲜卑强盛占据匈奴故地“称兵十万”；加之中原铁器传入鲜卑逃去的汉人又为之谋主使鲜卑“兵（武器）利马疾过于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夏育、田晏辈岂能取胜。假如大事用兵弄得内外交困便难收拾故强调守御而不出征。灵帝不从命令夏育、田晏、臧旻各率汉军马骑三道并出以讨鲜卑。
檀石槐命令东、中、西三部领各率众迎战将汉军打得落花流水。汉军“死者十七八”即战死三分之二夏育等三将被罢了官。从此鲜卑仍然寇抄汉之边郡。
这时鲜卑族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以供给食物檀石槐亲自巡视各地现乌侯秦水（今名老哈河在内蒙古东部）流域数百里之内池泽中有鱼但无法捕取。他听说倭人国善于以网捕鱼便东击倭人国收得千余家渔民迁徙到乌侯秦水流域命令他们捕鱼以资助鲜卑食物。
光和四年（公元181 年）檀石槐死时年才四十五岁。其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乃父“贪淫断法不平众畔（叛）者半”。寇抄汉北地郡时被汉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幼兄子魁头为领后来骞曼长大与魁头争权内部矛盾严重“众遂离散”。自檀石槐以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鲜卑统一势力丧失各部实已相对独立。
檀石槐在鲜卑族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汉书·鲜卑传》所论“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并非虚言。他实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
第三十九章党锢东汉“党锢”事件株连上千人有史可查姓名者数十人著名者十余人。据《后汉书·党锢传·序》称：“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窦武、陈蕃等实是反对宦官专横的“党人”之领。故本篇先据《后汉书》之《窦武传》、《陈蕃传》传写窦、陈二人；再据《党锢传》从二十一人传中选写李膺、杜密、范滂、张俭、贾彪五人；还据《郭太传》传写郭泰共写八人。
1 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之《党锢传》及《窦武传》、《陈蕃传》、《郭太传》凡引此数篇文字不另加注。
第一节窦武谋除宦官窦武（？—168）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窦融的玄孙。其父窦奉是定襄太守。他少时以“经行”著称显名于关中。
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其长女入宫为桓帝的贵人不久立为皇后。
窦武先为郎中随即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为城门校尉。他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这时有羌蛮之难岁俭民饥他得到皇家赏赐的财物或散给太学诸生或以粮食施于贫民。永康元年（公元167 年）当宦官专横李膺、杜密等为党事拷问之时窦武上书切谏为李、杜等“党人”伸冤认为这些人“建忠抗节志经王室”“皆国之贞士一朝之良佐”并说应当贬黜宦官“案罪查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做到“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桓帝下令赦免李、杜等。
是年冬桓帝死新即位的灵帝才十二岁。窦武任大将军封闻喜侯子侄三人也封为侯掌握权要。
窦武辅政常有翦除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也素有此心两人合谋起用李膺、杜密等人任以要职共定计策。天下士人闻风振奋。
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五月日食窦武借此为由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并先下手诛了中常侍管霸、苏康二宦官并要动手杀曹节等人窦太后犹豫未决拖延了时间。
迟疑致败到了八月有人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窦武马上着手准备罢了黄门令魏彪以亲己的小黄门山冰代之将狡猾的长乐尚书郑■关进北寺狱。陈蕃建议立即杀了郑■窦武不同意命令山冰等人审问之供辞连及曹节、王甫等宦官并欲上奏收捕之。
是夜窦武归府住宿时宦官朱瑀得知消息偷看了他的奏章大呼窦武、陈蕃阴谋废皇帝而谋“大逆”立即组织反抗力量。曹节闻之惊起挟持灵帝关闭宫门胁迫尚书官属写诏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收捕山冰等人。杀了山冰释放了郑飒。接着劫持窦太后夺去玺书。并使郑■等持节收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奉诏驰入步兵营射杀使者。召集北军数千人屯于都亭下对军士下令：“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五更时分王甫集结讨伐人马于朱雀掖门。次日早晨两军对阵于阙下。王甫的军士逐渐增多对窦武之军喊道：“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军士素来畏服宦官到了中午窦武之兵几乎散光了。最后窦武被围自杀被枭于长安都亭。他的宗亲、宾客、姻属都被杀害。家属被流放遥远的日南郡。窦太后被软禁于云台。
这时宦官得志士大夫丧气原为窦武府掾的胡腾（字子升）独为窦武殡敛行丧因此也被禁锢。
第二节陈蕃志在清世陈蕃（？—168）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人。十五岁时曾单独住于一室庭宇芜秽有客来访对他说：你为何不洒扫庭院以待宾客？他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客知他有清世之志非常器重之。
起初仕于郡举孝廉任郎中。因母去世弃官服丧。服丧之后为刺史周景辟任别驾从事因谏诤不合随即离去。
经太尉李固推荐征为议郎再升为乐安太守。当时李膺任青州刺史有“威政”之名属官闻风多自引退陈蕃独以“清绩”而留任。郡人周璆是个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总不理睬只有陈蕃能请得动他以礼待之。有个叫赵宣的平民葬亲而不封闭墓道居在里面服丧二十多年乡里称孝地方长官多次以礼请之。郡人向陈蕃推荐此人。陈蕃与赵宣相见问起他的妻和子得知他的五个儿女都是丧服期间所生。陈蕃大怒斥责其伪装孝道表里不一“诳时惑众诬污鬼神”随即判处其罪。
大将军梁冀致书于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骗求谒陈蕃怒而杀之因此下放为修武令。
陈蕃后为尚书。当时零陵、桂阳二郡“山贼为害”大臣议论派兵镇压。陈蕃上疏驳之说：二郡之民闹事一定是地方官“贪虐”所致应当审查地方长官清除“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更选清贤奉公之人去宣布法令安抚百姓。又提出裁减朝廷和宫中的冗员除去奸恶。因此触忤左右被排挤出京为豫章太守。后又征为尚书令。为人严肃不接宾客送人不出郭门。反对宦官陈蕃任光禄勋时感到“封赏逾制内宠猥盛”乃上疏进谏提到“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夫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但求有所改正。这主要是针刺皇帝信任宦官的。延熹六年（公元163 年）桓帝到广成苑打猎陈蕃上疏谏道：当今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兵戎未戢四方离散”又值农忙不当逸游而不恤民。未被桓帝采纳。
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陈蕃为太尉。这时中常侍苏康、管霸复被任用宦官得势排挤他人。李膺及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等都因忤旨而抵罪。陈蕃在朝会时为李膺等反复说情辞意恳切。在宦官专横与反宦官专横的斗争中有些朝臣惧不敢言陈蕃独自上疏说：“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自从除外戚梁氏之祸后“近习（指宦官）之权复相扇结”。他建议应当“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选任清高之士“斥黜佞邪”之徒。桓帝不采纳。朝野怨之。宦官由此更怨陈蕃。而太学生敬重之誉其为“不畏强御陈仲举”。
次年李膺等以“党人”案下狱考实。陈蕃上疏极谏为李膺、杜密、范滂等伸冤说他们“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拷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并指责桓帝“遇贤何薄？待恶何优？”桓帝讳其言切借口说陈蕃征用下属不当罢了他的官。
灵帝时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窦太后因陈蕃在桓帝时坚决拥立她为皇后又因陈蕃与窦武共参朝政此时欲封其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陈蕃上疏辞让。窦太后不许陈蕃固辞“章前后十上竟不受封”。
“党人”失败这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宦官谄事太后膨胀势力“多行贪虐”。陈蕃恨之志诛宦官而窦武也有此谋。他自以为德于太后一定可以如愿先向灵帝上疏指出宦官侯览、曹节、王甫等是“元恶大奸”如不急诛必生变乱并希望皇帝宣示自己的奏章。窦太后不采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陈蕃因与窦武合谋决心诛除曹节、王甫等宦官；并立即起用原被废黜的“党人”李膺、杜密等共定计策。
建宁元年（公元168 年）五月陈蕃劝窦武上书窦太后要求立即诛除专横的宦官。窦太后不同意。窦武和陈蕃先诛了**宫内的中常侍管霸和苏康又多次要求诛除曹节等人窦太犹后豫不决故久未动手。到了八月陈蕃与窦武准备对曹节等下手。九月曹节等人觉矫诏收捕窦武等人。窦武抵抗不力而失败自杀。陈蕃时已七十多岁闻知事带领属官及诸生八十余人持刀冲出承明门攘臂大呼“黄门（指宦官）反逆”。终因势小力弱而被捕关进黄门北寺狱被害。家属被流放门生、故吏都被免官或禁锢。
第三节李膺附杜密受士人仰慕李膺（11o—169）字元礼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祖父李修安帝时为太尉。父李益赵国相。李膺生性高傲交结不广只是和同郡荀淑、陈寔等师友往来。
他起初举孝廉得到司徒胡广征召举高第升任青州刺史地方长官怕他严明多望风弃官而去。后为渔阳太守不久转为蜀郡太守调任护乌桓校尉。鲜卑来骚拢时他常亲自率军迎击。后因公事免官退居于颍川郡纶氏县教授学生常达千人为世人所仰慕。南阳人樊陵求为他的学生他不接受。樊陵后来因阿附于宦官当上了太尉仍为志节之士所羞。荀爽拜谒李膺时因能为他驾驭车马而特别高兴并宣传此事。有的士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名为“登龙门”。可见对他为人仰慕之一斑。
永寿二年（公元156 年）鲜卑寇掠云中郡李膺任为度辽将军担任抵御任务。由于他抵御得力寇掠者惧怕放还一些被掠的人口边郡得以稍稍安宁。
延熹二年（公元159 年）为河南尹。当时宛陵大姓羊元群从北海郡罢官归来偷偷地带回“奇巧”财物。李膺揭之并想查办其罪。羊元群向窃据大权的宦官行贿反使李膺坐罪罚到左校（官署名）做苦工。
起初李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共同立志纠罚奸倖之徒而这时冯绲、刘祐也因获罪在做苦工。司隶校尉应奉了解其情上疏桓帝为李膺等说情认为李膺等人素有功绩秉公执法百姓称许反而受罚应当宽恕以免激化矛盾。李膺等人才得以免刑。
使宦者畏惧李膺又被任为司隶校尉与太学生领郭泰等结交反对宦官专权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之誉。这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闻知李膺严厉惧罪逃至洛阳藏匿在张让宅中。李膺知道张朔的罪状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辞立即处决。张让为弟向桓帝诉冤桓帝诏李膺入殿而亲自诘问为何擅自诛杀官员。李膺据理对答还要求给五日期限追查恶分子。桓帝觉得李膺无罪不再追问便让他退出。从此宦官都小心翼翼不敢再出宫门。桓帝觉得奇怪而问其原因都说害怕李膺。
经历两次党锢事件延熹九年（公元166 年）李膺等捕杀与宦官勾结的卜者张成之子。宦官集团乘机反扑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随从宦官的要求下令逮捕党人李膺也被捕。审查此案经过三府（汉代的太尉、司徒、司空所设的府署合称三府）时太尉陈蕃认为李膺等颇有声誉罪名不实不肯“平署”（联合签署）。桓帝大怒将李膺等人关进了属于黄门署的北寺狱株连达二百多人。外戚窦武等出面援救桓帝才将李膺赦免“禁锢终身”不许做官。官府中还记录有党人名单。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回乡后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山中士人“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等到陈蕃免了太尉朝野之人都属意于李膺。荀爽担心李膺因名高而致祸写书劝告他明哲保身。不久桓帝死灵帝立外戚窦武为大将军名臣陈蕃为太傅两人共掌朝政合谋诛除宦者重新任用名士任李膺为长乐少府。但因宦官势大一时未曾动手。宦官却在建宁二年（公元169 年）先制人迫使灵帝收捕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后宦官得势又肆意逮捕“党人”。乡人劝告李膺逃匿李膺毫不畏惧。结果李膺及杜密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处死。同时受株连而被处死、迁徙、禁锢者“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
李膺的妻子迁徙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李膺的门徒景顾因漏名而未被处治其父景毅不愿苟安上书请求免去侍御史的官职而返回家乡蜀郡。
时称“李、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