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掌管各种织造业。
棉布据魏人孟康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福建早在汉代已种植棉花。《太平御览》卷八二o辑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这里所谓白叠子所织布当为西域生产的“白叠布”。由此可见在三国之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织棉布已传入中原。
南北朝时棉布已广泛流行。高昌为产棉区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196o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o9 号高昌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以大红、粉红、黄、白四色构成几何图案的织锦为丝、棉混合物残长37 厘米宽25 厘米1。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 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2。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匹之多这种棉布显然是当地生产的。棉布和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见棉布产量不会很少。《南史》列传第六十九也记载：高昌“其地高燥”“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 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除吐鲁番外于田一带也有了棉织品。1959 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块长11 厘米宽7 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1。
印染三国时期的织物印染技术是直接继承东汉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东汉时已能染十四种以上的颜色。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锦绮可以看到有大红、绛红、粉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叶绿、白等颜色色彩极为丰富。还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南京以染黑著称所染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为有钱人享用。晋代南京秦淮河南有乌衣巷据称住在这里的贵族子弟及军士都穿黑色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
1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 年第7、8 期合刊。2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 年第7、8 期。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第四节采矿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采矿技术有关文献中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左思《魏都赋》曾提到一种“墨井”从张载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2。可见“墨井”就是采煤井。这表明西晋时中国已开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撑顶板的木头和简单的排水机械。据《晋书》载：石虎因盗掘古墓而现了一个久废的旧煤井其中有支撑顶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1。《南齐书·刘悛传》载“南广郡（令四川珙县西南）蒙山下有烧炉四所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谈到开采丹砂矿时说：“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南朝王韶之撰写的《始兴记》中有一段关于开采银矿的较详细的记述“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2。王隐《晋书·地道记》载有开采金矿的两段文字。其一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这是开采沙金矿。其二曰：“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室三方。云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3。这是偶尔现的山金矿。
2 《四部丛刊·六臣注文选》第89 页。
1 《晋书·石季龙载记》。
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3 《晋书·地道记》已佚转引自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五节冶金三国曹魏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④仍实行盐铁官营。《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刘备任王连为司盐校尉“校盐铁之利”“有裨国用”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1。引吴黄武五年（228）“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2。
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但由于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冶铁业仍具有一定规模后赵、南燕在丰国、绳池、商山设有铁冶3。北魏时经济逐渐恢复《魏书·食货志》记载：“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中必尽坚精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濬县）尤以锻炼军刀著称。北周在夏阳（陕西韩城）设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④。渑池北魏铁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铁器6o 多种4ooo 余件总重35oo 公斤5。《梁书·康绚传》记述修筑浮山堰时曾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北方和南方冶铁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使南方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展。西晋在安徽贵池和湖北武昌设梅根、和塘两冶。东晋在江南诸郡县设冶令和丞6。《晋书·庾亮传》记邓岳在广州“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术是由浙江会稽郡传去的。南朝时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东西冶扬州成为冶铸中心上虞谢平和尚方匠师黄文庆号称中国绝手⑦。
铁范、生铁范铸术和铸铁柔化术等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展百炼钢已相当成熟魏、蜀、吴三国都用之锻制刀剑。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1曹丕《典论·剑铭》说：“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美丽的纹理文似灵龟“采似丹露”“理似坚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览》卷346 引《刀剑录》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称：“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陈琳《武军赋》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晋书》记述赫连勃勃命将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刃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也已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铠甲和兵器制作。
此外在制钢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文献资料。东汉王粲《刀铭》：④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1 《三国志·蜀志·张裔传》。
2 《太平御览》卷89 引陶弘景《刀剑录》。
3 《晋书·石季龙载记》、《慕容德载记》。
④ 《周书·薛善传》。
5 河南省博物馆：《渑池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 年第8 期。6 《宋书·百官志》。
⑦ 《太平御览》卷六o五。
1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内诫令》。
“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这些词句似乎表明类似的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的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2。“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较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由此可知当时不但炼钢技术有较大的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冶铸中的鼓风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改进和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这种鼓风水排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广为流传使用。
这一时期的铜产地主要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省。金、银、铅、锡也有一定开采量。据《魏书·食货志》记载恒农郡（河南陕县）铜青谷矿每斗可得铜五两四铢河内郡（河南沁阳）王屋山矿每斗得铜八两（含铜量约2.5～3.5％）长安骊山银矿每二石得银七两白登山银矿（今山西大同）每八石得银七两（含银量约o.2～o.6％）。总的来说有色金属的生产仍处于恢复和缓慢展的阶段。
除青铜外黄铜和白铜在此期间已有冶炼和使用。《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曹魏钟会《刍荛记》：“秀生似禾鍮石像金”。晋王嘉《拾遗记》说：以鍮石、珷块为隄岸”。梁宗懔《荆梦岁时记》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或以金、银、鍮石为针。”这里的鍮石即是现代的黄铜。至于如何炼得尚待进一步研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螳螂县因山而得名出银、铅、白铜、杂药”螳螂又作堂琅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这里的白铜当即指镍白铜。
2 《北史·綦母怀文传》。
第六节机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机械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出现了一位机械大师马钧。
马钧字德衡曹魏时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是一位杰出的机械明家。他的突出成就是改进织机和明（或改进）翻车。据《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工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易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由于绫机的改良简化使操作简易方便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新绫机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促进了丝织业的展。杨泉《织妇赋》描写织绸女工“节奏相应五声激扬..屈申舒缩沈厚抑扬”。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毕岚曾“作翻车”供洒道之用。这在马钧之前约半个世纪。但毕岚的翻车是否就是后世的龙骨水车不得而知。而马钧所作之翻车则无疑是用于农业排灌的龙骨水车。其结构精巧“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可连续不断地提水效率比其他提水工具高得多并且运转轻快省力儿童都可操作。所以马钧应是龙骨水车的明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继毕岚之后对翻车作了重大改革并用于农业排灌的革新家。翻车问世后迅得到推广并沿用至今。在近代水泵明之前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对灌溉农田展农业生产挥了巨大的作用。马钧还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关于马钧作指南车的问题以及与高堂隆、秦朗在宫廷上的争论史书上有很生动的描写。其后的祖冲之曾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制作安装了内部机构予以修复。但宋代以前史书关于指南车的记载都较简略。直到宋代燕肃于1o27 年吴德仁于11o7 年又先后制造了指南车《宋史》详细地记载了指南车的内部构造。据此人们才对指南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马钩还改进了连弩和石车又利用机械传动装置创造了以木为轮以水为动力变化万端的水转木偶百戏。1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机械明家如杜预、刘景宣、祖冲之等。他们在明或改进各种机械如先进的农业加工机械——畜力连机磨水转连磨水力连机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 《三国志·方技传》。
第七节交通运输工具三国以前6上运输所用的车辆多数是双轮车。双轮车只适用于在平地大道上行驶而在山间小路上则无法使用。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蒲元明了独轮车——“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蒲元别传》）。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濬传》）。这一时期的造船数量很大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所毁官商船只约达万艘；北魏神■三年（43o）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即达三千艘。由此可见造船业之达如何提高船行度是船舶设计建造中的重要问题。祖冲之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认为这是利用轮桨的车船。关于车船的最早明确记载出现在唐代。《旧唐书·李皋传》载有李皋设计的新型战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梁侯景军中有16o 桨的高快艇“鵃■”“去来趣袭捷过风电”1；这是史书所见船桨数量最多的快艇后世快艇大都在4o 至6o 桨之间。船用设备亦有改进如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加大大帆用布12o 幅高9 丈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利于充分挥风帆效率提高船。
1 《梁书·王僧辩传》。
第八节兵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展。在攻守器具方面有火车、石车、钩车、虾蟆车等。梁侯景在制作攻城器械方面尤为突出曾“设百尺楼车”又造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木、阶道车、火车等“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2。攻防器械在战争中挥了很大作用。在官渡之战中先是曹军失利袁绍军“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使曹军“大惧”。曹操便令制造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1。在兵器制造方面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戎”它具有简单的自动射性能。两晋时弩机趋于大型化《晋书·舆服志》称：“中朝大弩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三国时刀已安上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刀的质量也比前代提高了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用这种刀劈砍装满铁珠的竹筒象斩草一样。两晋和南北朝兵器的质量又有了新的突破东晋时明横法钢以制刀剑锋利无比；南朝时改进了灌钢技术提高了钢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制造兵器；北齐綦母怀文所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两晋、南北朝的兵器种类除承袭前代的刀、矛、剑之外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杂色兵器如鞭、锏之类。原来的戟已很少用于战阵而多用于仪仗矛也逐渐演变为枪。
2 《梁书·侯景传》。
1 《三国志·袁绍传》。
第九节造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通过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即证明了这一点。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o％已接近机制纸1。
汉代造纸术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纸原料的扩大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的造纸已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更加精细如舂捣已不止进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有显著增加。为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或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处理的纸在书写时就不会生走墨、晕染等现象。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即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复捞取成千上万张湿纸并且这种先进的抄纸工具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这是造纸技术中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也有了展其中较重要的加工技术是表面涂布即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术是所谓的“潢治”之法。后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这样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黄蘗药力以防虫蛀。另外书中还叙述了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方法。
1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三章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第十节陶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烧制瓷器的生产技术已进入更成熟的阶段。
当时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间有黑瓷等。三国时各地的瓷窑都用当地的瓷土作为制坯原料而西晋的越窑则可能有意识地选用了铁、钛含量较高的瓷土作为坯料使胎烧成灰色对釉起衬托作用并使釉青中带灰色调比较沉静1。这一时期南方各青瓷窑场都使用石灰釉。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其特点是光泽好透明度高。而黑釉则是用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配制。北魏时期青瓷烧造技术传到中原以后又展了黑瓷和白瓷。而白瓷的产生为我国制瓷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前程。早期的白瓷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白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层厚的地方呈现青色说明它脱胎于青瓷。北方青瓷、黑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以后唐、宋时期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和打下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在南方作为日用器皿的数量并不多大量流行的是明器。北方的铅釉器在三国至东晋时期已日趋衰落北魏以后才开始复兴并在汉代传统基础上有了改进其用途日益扩大花色品种增加施釉方式也增多了或黄地加绿彩或白地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并用；从汉代的单色釉向多色釉迈进了一步并为过渡到唐代三彩陶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不甚达制作简陋形态呆板数量不多。但北朝的陶塑艺术则突破了生硬的作风注意了神态的刻划因而造型优美。这一时期的建筑用陶继续得到展砖瓦的生产规模较大产量质量都有所提高。砖瓦的大小、形制均不同于汉代花纹瓦少见大多数是素面瓦。瓦当上的卷云纹渐被莲花纹所代替。吉祥文字仍旧流行并出现印有纪年的瓦当。北魏已使用了琉璃瓦施浅绿色的釉。砖除了有长方形素面砖和绳纹砖外还有供装饰用的大小雕塑砖两种。其中一面塑有神态凶猛、巨口虬须怒目獠牙的兽面造型生动气魄宏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1 郭演义等：《中国历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o 年第3 期。第十一节石油天然气经过秦汉长达四百余年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展这就为三国两晋时期石油天然气的开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这四百年的凿井实践也为石油天然气的开利用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
先人们对酒泉延寿、高奴等地的石油苗有了新的认识。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三》写道：“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水也。”这是对石油的形态、性质及用途所作的详细和真实的记录。其中还明确指出石油非高奴独有。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石油不但被用于照明而且还用作润滑剂“膏车及水碓缸”。
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时史书中出现新疆石油的最早记载。《北史》中记载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一带）“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 甚臭”1。这里讲的“流出成川”者即石油在地表风化后大量流出的现象。当时人们把这种石油视作灵丹妙药认为“服之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长期实践中现了石油的药用价值。17 世纪中亚地区的人们认识到巴库地区石油的药用价值。19 世纪初美国的丹纳用石油制成药品号称可医治百病。相比之下中国对石油药用性的认识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
此外这一时期在石油应用上还有一项重大突破。石油密度比水小可以漂浮在水面燃烧不易被扑灭。根据这个特性人们次将石油用作火攻原料。北周武帝宣政年间（578）突厥围攻酒泉酒泉人以石油为燃料焚烧突厥攻城器具突厥人用水扑火火不但不灭反而愈烧愈旺突厥军大败。这样酒泉城才未被突厥军占领1。这个战例在中**事史和石油应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石油逐渐成为火攻武器的重要原料。
人们在对石油认识加深的同时对天然气的开利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曾亲往临邛观看天然气井的壮观景象2。这时临邛的天然气井“深六十余丈”3如果折成现行公制相当于138.24 米。这样深的井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天然气井挖凿成功后如何采气便于利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天然气井采气的最早记录见于晋朝张华《博物志》。书中记述临邛天然气井“执盆盖井上煮盐”的采气法。说明最早的采气装置是“盆”即煮盐的铁盆反盖在井上④使井底上升的天然气不致扩散和泄溢。然后“以竹木投以取火”5。这就起到采气和利用热能的作用从而成功地开浅层天然气。此外人1 《北史·西域列传》。
1 《元和郡县志》卷4o。
2 《异苑》。
3 《太平御览》卷869。
④ 《四川通志》卷59。
5 《博物志》卷2。
们还掌握了竹筒采集储存天然气的技术6。
这时的天然气不但被广泛应用还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著名文学家郭璞在其《盐池赋》中写道：“饴戎见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左思更有“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1的佳句。大书法家王羲之因听说四川天然气奇景写信问友人具体情况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名帖2。秦汉时期天然气井仅限于巴蜀及陕西少数地区。魏晋时期现天然气苗的地区有所扩大。据《博物志》记载酒泉延寿的人们不但现了石油而且也现了天然气喷出地面燃烧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晋书》中记载炎熙元年（3o6）五月“范阳国地燃可以爨”。地燃即天然气喷出地表燃烧的现象。当时范阳国辖境相当于今河北涞源以东固安、永清以西徐水、容城以北北京房山区以南的地区就是今华北油田所在地。一千六百多年前我国人民就在这里现天然气并用于烧饭这是很了不起的。不久人们又在这一地区幽州遒县现了天然气。魏晋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力也不断加强虽然这时还摆脱不了神秘主义的桎梏认为石油、天然气为“异物”但对它的产状、性质及用途已有较深刻的了解并大胆地将这些“异物”用于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这一时期对石油苗、天然气苗的记载为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兴起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现油气显示较多的地区如玉门、延长、新疆、四川等都成为后来石油、天然气勘探的重要地区。我国早期的油气田正是在这些史料所提供的范围内建成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开利用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重要阶段。
6 《华阳国志》云：“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后汉书·郡国志》云：“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
1 左思：《蜀都赋》。
2 《王羲之汇帖大观》上海碧梧山庄1932 年据南宋贾似道藏淳化阁草帖影印。第三章门阀制度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本卷综述编已就门阀制度作了简要的叙述本章继而作更为详细的考察。为了保持论述专题的完整性两处文中难免有重复的地方。
汉魏以降的“门阀”一语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按“阀”通“伐”义为功劳。与另一义指资历的“阅”字往往连用。有无伐阅乃任用、提拔官吏之极重要条件。考虑伐阅之风先秦已萌芽。据徐中舒、唐兰先生考证金文中屡见之“蔑历”大体就是简阅、称美某人功劳、资历之意。“伐阅一语就是蔑历一语的变异”1。
本来伐阅仅与官吏个人相关连东汉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多人出仕于是出仕者的伐阅便又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载张纮草成关于孙坚、孙策经历、功业的文章孙权读后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家门阀阅”的简化便是“门阀”。随着魏晋九品中正制之推行和士族之展“门阀”之义有时指“土族”、“高门”。《宋书·百官志》称：殿中将军等“晋孝武太元中改选以门阀居之”。《周书》赵贵等传末：“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均其证。但更多的还是相当于“门地”、“门第”的同义语。如《后汉书·宦者列传》末范晔“论曰：..刑余之丑..声荣无晖于门阀”。《北齐书·赵郡王睿传》：“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由于两义可以相互补充覆盖面比较宽所以本文采用了“门阀制度”一语。
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逐渐派生的。所以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只有到了隋唐以后方才逐渐完全转化为社会制度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本章仅论述主要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之时期的门阀制度到南北朝结束为止而不涉及隋唐以后。
这一门阀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鼎盛于东晋及南北朝前期1而衰落于南北朝后期。
第一节门阀制度的萌芽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
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2。它们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其鼎盛标志。然而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主要依靠乡举里选通经入仕建立在个人才德和儒学传统基础之上特别1 唐兰：《“蔑■”新诂》《文物》1979 年第5 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 《考古学报》1978 年第2 期。两位先生具体训诂略异大体意思则同。
1 南朝前期指宋、齐北朝前期指魏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
2 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2 期。
是在兴起的前期。
大约到了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1。这是汉代著作中第一条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的材料2。所谓“族姓”或作“姓族”当指世家大族。《后汉书·朱穆传》：“侍中..皆用姓族”。章怀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同书《独行6续传》也称：“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同书《张堪传》称：“为郡族姓..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受业长安..诸儒号曰圣童”。《群书治要》卷四五引《昌言》说得更清楚王侯子弟“生长于骄溢之处..其行比于禽兽也。..故姓族之门不与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常）不和睦闺门不洁盛耶”。可见仲长统虽反对选士论族姓却仍赞许姓族之门风。这种“姓族”王侯愿与通婚而它竟加以拒绝。联系上引材料除了世家大族还能是别的哪种社会力量呢。
《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谓衣冠即衣冠之族亦即世家大族。《后汉书·党锢尹勋传》：“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是为证。衣冠家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不谢人恩这与仲长统选士而论族姓之说正好一致。
然而从仲长统把选士论族姓视为“一俗”将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
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1又证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制度顶多只能算是这种制度之萌芽。前引《英雄记》提到衣冠子弟自以为当得富贵然而又限定必须是“有材秀者”这与后来纯以或主要以门地选士存在明显区别反映东汉后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衣冠子弟”已有一些特权但“材秀”仍是重要标准。所以公孙瓒在“衣冠家子弟”下提到另一类型“善士”也自以为当得富贵同样给予压抑。按“善”本吉、美、德行好之义。《后汉书·党锢传序》称党人多“名士”又说“皆天下善士”。而党人正以德、才著称见党锢各传自明。可见公孙瓒所以在“衣冠家子弟”之下紧接着又举“善士”绝非偶然正是东汉末当得富贵者中德、才标准仍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反映。又《英雄记》称公孙瓒“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称“庸儿”也证明主要着眼点不在门第。
更能说明门阀制度在东汉后期尚未形成的材料是《后汉书》中的《陈寔传》、《郭太传》。他两人尽管出身贫贱可是因为“博通坟籍”或“天下服其德”不但深受公卿士大夫尊礼陈寔还多次被推为三公之选死后“司空荀爽（出身名族颍川荀氏）..并制缞麻执子孙礼”。这在门阀制度形成之后是不可想象的。《三国志·卢毓传》：毓于曹魏之时两为吏部尚书前后历五、六年“于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反映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选举思想和制度仍重在德、才反过来也就更加证明东汉后期选举论“族姓”只可能是一种风气门阀制度仅处在萌芽阶段。
1 《意林》卷五引《昌言》。
2 至于仲长统所说“阀阅”一语则出现较早见《后汉书》中《章帝纪》、《韦彪传》。不过指的是被选举者个人的功劳、资历这与“族姓”不同。
1 《意林》卷五引《昌言》。
《通典·选举四》记载：沈约认定两汉官吏之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裴子野以为两汉取士“学行是先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这正是门阀制度尚未最终形成的一个有力侧证。
第二节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影响甚大本章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仅研究一下：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一些什么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重上奏日“如（癸酉）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放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此“二品系资”既为诏书承认自为一种正式制度而非仅社会风气。按李重上奏在惠帝元康年间“二品系资”之制当建立于上奏之前或许就在晋武帝太康末年。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目的是“平次人才之高下”1与官品不同。本文试称之为“人品”2。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晋书·卫瓘传》：上疏称九品之制开始“犹有乡论余风”（指根据德、才评定）“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说“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指霍原）为列侯..不应寒素之目”。可见资即指爵位列侯与卫瓘“居位”之说吻合。按卫瓘上疏于太康五年“计资定品”大概不久就正式形成制度：二品系资。
总之大体是先开风气后定制度。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 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1 《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2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2 。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1。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2。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3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未出仕前用裴子野的话便是“还齐布衣之土”。而前者却有“二品系资”。“公门”、“卿门”的子弟在未出仕前已有很大可能评为人品上品为以后在仕进上越虽有德、才而资不够的官吏及其子弟开辟了广阔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④。
那么“二品系资”的“资”或者说“唯以居位为贵”的“位”指多高的官位呢？
一般当指官品五品以上官位。这从下述零碎材料中可以推得：《晋书·刘弘传》：郭贞人品四品在晋本任官品八品的尚书令史1。张昌在荆州起事用他为官品六品的尚书郎自是大力提拔但他“遁逃不出”。荆州刺史刘弘为鼓励此忠君行为“辄以..贞为信陵令（官品六或七品）”当然也意味不次拔摆。可见适应人品四品的官品一般当为八品2。
《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下引西晋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人品）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也”。按中散大夫官品第七；司马佃镇东大将军府之从事中郎官品当第六3。可见人品三品一般当与官品七品相适应如用为官品第六的从事中郎便算越品位。不过这种关系大概只限于朝廷官吏至于地方官吏则要宽一些。《晋书·王彪之传》：为吏部尚书。宰相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指宰相司马昱）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1岂可处卜1 只有西汉初规定需以列侯为丞相可这只涉及个别官职。
2 《晋书·文苑王沈传》。又参《晋书·段灼传》。
3 参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1 期。④ 曹魏虽无“二品系资”但已有九品中正制。由于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大体同步展紧密关连“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风气在曹魏后期当已流行刘毅也批评它是“魏氏之弊法”所以这里把曹魏、西晋归为一个阶段。
1 见《通典·职官十九》“晋官品”。以下凡官品出处均见《通典》。
2 《晋书·刘弘传》记载刘弘还用以“孝笃”著称人品为四品的南郡廉吏仇勃“为归乡令”。按归乡县属晋荆川建平郡见《水经·江水》注“又东过秭归县之南”下杨守敬疏。上引郭贞之信陵县亦属此郡。据《晋书·地理志下》建平郡人口稀少统县八户一万三千二百每县不到一千七百户在荆州二十二郡中居下等则县令之官品一般恐为七品而不可能是六品。信陵县当同。既然官品七品对人品四品来说是拔擢一般自当与官品八品相应。
3 据《通典》“晋官品”公府从事中郎官品第六与诸大将军长史、司马相等则诸大将军从事中郎官品自当第七。但司马伷是皇叔、郡王身份特殊故从事中郎或官品第六。1 阎步克以为此处“三品”当作“二品”方与语气事理相合见“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 年2 期。其说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句容县”下曰“晋元帝兴于江左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彼）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此材料说明：1.所谓三品县、二品佳邑当指例用人品三品、二品充任县令的县。这两县县令官品应俱为第六2。联系上引司马伷表证明与人品三品相适应的官品除了七品还有六品。曲安远人品当在三品以下所以用为秣陵今后“谈者纷然”王彪之当然更拒绝将他补句容令。这和郭贞人品四品因德行可嘉被拔为信陵令在制度上正好相衔接。2.湘东郡太守官品第五殿中待御史官品第六。奚朗人品当为三品任殿中侍御史合乎制度所以王彪之不置可否。他对用奚朗为郡太守之所以反对当因官品第五例以人品二品充任或以人品三品中“人才可拔”者补而奚朗两个条件都不够3。由此可见人品三品、四品例用官品一般都在六品和六品以下则人品二品以上例用官品一般自当在五品至一品④。《晋书·温峤传》：东晋初上书反对选拔“使臣”“取卑品之人”建议其资格“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按二千石为汉官等级相当于魏晋官品四、五品1；二品则为人品。此奏说明：1.所谓“卑品”自指人品三品以下。2.前考人品三品例用官品为六、七品则联系此奏“二千石”即官品四、五品按制度自应以人品二品例用。其所以要提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当因东晋初“卑品之人”因军功等升迁“二千石”的不少湿峤以为他们不够资格充使臣所以要限定“二千石”中“见居二品者”。3.温峤的意图也有另一可能即高官显贵子弟定为人品二品已起家并历官七品、六品者经验还不够不能胜任出使重任所以建议历练多年已升至“二千石”以上者充任。
不管怎样人品二品例用官品四、五品以上当是常制。这样我们便找到了前述恶性循环的一个环节：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五品以上官品的资格。则在有关史料奇缺条件下据此推定下一个循环：只有本人或父祖有了五品以上官品方可获得人品二品亦即认定“二品系资”之资“唯以居位为贵”之位为五品以上官品当无大误。
将官品五品与六品之间定为人品上品和卑品例用官位的分界线也和其他制度符合：《晋书·礼志下》：西晋元会朝贺二千石与千石（官品六品）以下礼制截然不同。“王公二千石”可“上殿”向皇帝敬酒而“千石、六百石（官品七品）停本位”。朝朔望时“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千石以下只能在殿下祝贺。《晋书·舆服志》：皇帝出巡“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中二千石）、谒者仆射（二千石）..皆大车立乘为畿内第二品县”是其证。
2 据《通典》县令官品或六品或七品。秣陵、句容属丹阳郡东晋以后人口仅次于吴、会稽、吴兴诸郡各县远居全国其他县之上县令自当为官品六品。参《宋书·州郡志》。3 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另外曲安远、奚朗也有出身寒人无中正品第的可能。
④ 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官品五至一品位置少某些官品六品之清要官也有例用人品二品的如上举公府从事中郎、二品县县令即是。此外 人品二品之起家官及早年为官仍得从官品六品以下开始只不过他们可以较快地升至官品五品甚至三品以上而人品三品以下一般最高只能升至官品六品。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26o 页。
1 《隋书·百官志上》：梁武帝于官品九品的文书上注曰：“一品秩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
驾驷”与千石以下制度不同。
《南齐书·礼志上》：曹思文上表称西晋太学生三千人“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子弟）得入国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
《通典·礼十三》：东晋后期国子学废已久孝武帝时尚书谢石请恢复旧制。帝纳其言“选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入学）。..而品课无章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臣闻旧制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当即殷茂所说“冠族华胄”应该都是门地二品。由于东晋后期官分清浊门阀制度已经确立（见第三节）而淝水战后估计门地非二品因军功升迁四、五品以上浊官或不分清浊之地方官者不少1而国学一时未加区分只要二千石以上子弟便予以吸收这恐怕就是所谓“品课无章”、“混杂兰艾”。由此证明直到东晋后期官品五、六品之间这条制度上的分界线依然未变；而且在一些冠族华胄中更加重视二千石中人品或门地二品与卑品之别。这是温峤建议精神的进一步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举出一证。《晋书·桓玄传》：篡位前“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数百人”。和孝武帝时相比学官当即国子学官“二品子弟”大多数当即“公卿二千石子弟生”。不同的只是桓玄出身第一流高门谯国桓氏门阀烙印极深不让学官教授二千石以上浊官等子弟企图以此笼络门地二品“冠族华胄”求得大力支持。
总之通过以上考证我们确信“二品系资”之“资”是指五品以上官品。而前述由于人品、官品之间的恶性循环所导致的西晋过渡性门阀制度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差别正是以官品五品以上和六品以下出现明显界限为其主要特征。《晋书·刘毅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其“寒门”、“势族”的界限便是如此并非如门阀制度已经确立的东晋以后是以血缘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以血统高贵与否为区分。虽然出身低微只要升迁至官品五品以上便成势族；反之尽管出身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如家族成员官品长期徘徊在六品以下仍是寒门1。简言之这一阶段的门阀制度其大体趋向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在不生意外的情况下（如族灭本人不寿而子弟又早夭等）又导致官品进一步提高。这和东晋南北朝大体趋向是门品决定官品再导致门阀档次的进一步提高有着显然区别。这种门阀制度我们其所以称之为过渡性的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1.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刘毅激烈批评九品中正制核心便是反对中正评定人品“随世盛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他一再强调“才实”、“才德”实际上也就是否定了“资”。卫瓘公开反对“计资定品”主张恢复乡举里选更是重视才德之证。刘毅、卫瓘都是大臣两人不但公开上奏而且武帝览奏后至少表面上“优诏答之”“善之”这些表明作为定品标准德、才虽然逐渐被忽视但在制度上仍占主要地位。对于“计资定品”的出现卫瓘在奏文中用了“中间渐染”四字也证明只是一种风气、倾向尽管已经十分严重。
如果以为刘毅、卫瓘上疏时间稍早“二品系资”之制或许尚未建立1 地方官不分清浊及其原因参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122 页128 页。1 参见胡宝国：《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1 期。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二品系资”已行之后的材料。如前引《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在反对评定霍原人品为二品时除指出他身为列侯谈不上门寒身素外还批评他“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而尚书吏部郎李重为他辩解只陈述、宣扬他的德行而不及是否有世祚之资。这决非偶然正好表明霍原能否进入人品二品关键在德才。荀组明白如果霍原“德礼”有闻则加上世祚之资岂不更应评为二品尽管可以不名“寒素”。李重也明白只要在“德礼”之论证上站得住脚不管霍原有无世祚之资都有希望升入二品。最后李重之议得到批准。这正是有了“二品系资”之制后德才仍为定品极重要标准之证。也就是说这时官品五品以上之“势族”其子弟要定为人品二品虽在“资”上比官品六品以下“寒门”子弟占有优势但决定因素仍在德、才。如果德、才不够至少在制度上是不能进入二品的（中正迎合“势族”是另一回事）。相反“寒门”子弟德、才够了仍可以通过“寒素”之目进入二品虽然此目比较狭窄。
附带一说从《李重传》可知晋惠帝曾专门下诏举寒素。又《晋书·隐逸范乔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乔..。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优论”。这与上述惠帝诏举寒素似乎是一回事。从尚书郎王琨荐司徒张华于乔特优论1联系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司徒府不从后沈又抗诣中书中书复下司徒府出现荀组与李重辩论一事证明“寒素”一目极受重视执行得很认真。东晋以后便不见这种情况了。
和德、才仍受重视紧密相关的现象便是裴子野所说的在魏晋“草泽高士犹厕清途”1。如出身“兵家子”少为县小吏、亭子的刘卞因有才干最后升为并州刺史、太子左卫率（官品五品）。祖父曾为“苍头”的熊远靠自己的才干、“忠公”东晋初升至官品三品大臣侍中、太常卿。“出自寒素”的陈頵主张“随才授任”反对“藉华宗之族”取官仍历官品三品、四品的尚书、州刺史诸官。至于“早孤贫为县吏”被轻为“小人”的陶侃由于吏才、德行西晋末已升为人品二、三品方得出任的郡中正东晋初因军功卓著又封长沙郡公位大司马（均官品一品）更是一个突出例子2。当然出身寒微因军功而历高位的南北朝一直不断；可是由“小人”升郡中正的一般情况下却几乎见不到。《晋书·李含传》：“门寒微”遭豪族排挤曾仕不入流的“门亭长”但因州刺史“素闻其贤”经过推荐、提拔终于人品得定二品并领始平国中正。由此可见陶侃的殊遇决非个别这正是两晋之际亦即由门阀制度初步形成期向确立期过渡时德、才标准尚未完全被忽视的反映。
2.这一阶段的户籍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的士庶区别。这从免徭役之制便可见到。
如所周知门阀制度确立和鼎盛时期士族除了铨选上享有特权还在徭役上享有特权：复除。然而在西晋《晋书·食货志》载太康法令却是这样规定的。
1 据《晋书·张华传》华从未位司徒具体人或有误。
1 《通典·选举四》引裴子野语。
2 以上四人分别见《晋书》本传。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古田。..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八、第九品一户。
关于占田这里不论。而从荫亲属、荫客规定中可以清楚看到享受特权最多的是现任官吏。他们两者兼而有之而“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则仅有荫亲属之权。这里的“士人子孙”虽非指现任官吏但从其与“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并列数量应该较少和东晋南北朝一郡一县就有较多的“士人”、“士族”情况不同1。或许主要指的是魏晋时期声望特别高的士人本人及子孙均未出仕西晋为了表示对儒学、德行之尊重所以给予某些照顾。如《晋书·隐逸范粲传》：本人是“时望”西晋时不仕武帝予以优待使“以二千石禄养病”。子乔声望也极高“凡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再举清白异行又举寒素一无所就”。这样的士人西晋肯定不会让其子孙服徭役所适用的恐怕就是上引太康法令规定。又《晋书·孝友玉裒传》：父王仪为司马昭司马因直言被斩。裒“行己以礼”“博学多能”但一生不仕晋朝“三征七辟皆不就”。所教授之门人应服徭役“告裒求属（县）令”。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从“德薄不足以荫卿”句联系王裒随后送门人至县服役县令“以为诣己整衣出迎之”并免除了该门人徭役等情况看王裒恐怕也属太康法令中“士人”范围所以县令对他很礼貌但他只能荫亲属、子孙而没有资格荫客包括门生。县令放免其门生乃属特殊优待并非法令规定。像范粲、范乔、王裒这样的士人全国肯定不多。他们之所以能荫亲属与“先贤之后”取得这一特权一样道德意义恐重于政治意义这和东晋以后大量士族复除主要是王朝借此求取这一社会力量的支持是有所不同的。近人论证士族身份有无法律界定时有引此太康法令中“士人”依法可荫亲属以为“士人”即士族似是不确的。
如果这种理解不错则由此可以推断在魏晋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依靠高官显贵父租之血缘关系而享有免役特权的士族。除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士人子孙”等特殊情况外按制度有官则可荫亲属以至荫客哪怕出身寒微仅八、九品的官吏；如果失官或死去子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仕则不但不能荫客连荫亲属之权也失去哪怕原来是五品以上甚至三品以上“势族”也不例外。一句话在魏晋离开官位基本上不存在士庶差别。《礼记·王制》：公、卿、大夫、士都是“官”其下则为“庶人”礼制差距极大。魏晋政治、社会制度基本上未脱离这一范畴。士庶之别乃以官品九品上下为标准极不稳定。原为庶人如果出仕官品九品以上户籍就应注为“士”享受一些特权。《三国志·王粲传附吴质传》注引《魏略》：“始质为单家少游邀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可见本来“出官”就应得到“士名”亦即户籍上注为“士”。吴质因眼中只有京师贵戚不把“乡里”势力当一回事所以遭到压抑。另一种情况是原为官品九品以上“官”已有“士名”但如果失1 参见《南齐书·顾宪之传、王僧虔传》。
官户籍上则又恢复成编户齐民作庶人对待丧失一切特权。士庶区别的这种不稳定性便是门阀制度处在过渡阶段只能算初步形成时期的又一特点。
3.由于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庶人仕进之路还不算很窄所以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并不很严。如东晋南北朝士庶之间几乎不可能的通婚问题这时却仍存在可能。《世说新语·贤媛》：司徒王浑子王济为驸马、待中见一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母钟琰出身名门（祖钟繇曹魏三公）也说：“诚是才者其地可遗。”及至见面后评价说：“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这表明地寒如兵家子（低于庶人）只要有才虽会遭到一些压抑但在较长时期内仍可“申其才用”。上述兵家子如果形骨有寿征则门阀高到三公之家也将与之通婚。这同样属于门阀制度处于过渡阶段或初步形成时期之特点。
第三节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
魏晋时期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阀制度东晋以后逐渐转化成按血统高贵与否区别的门阀制度出现了“膏腴之族”、“华族”、“高门”、“次门”、“役门”等长时期内一般不因官位有无、高低而生变动的社会等级。北魏孝文帝也进一步接受这种门阀制度广泛推行。
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确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三：一、人品的评定由西晋“二品系资”犹重德、才进一步演化成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即所谓“凡厥衣冠（冠族华胄）奠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宋书·恩幸传序》）。因而后来便出现了“门地二品”之用语1。官职的清浊升迁之迟是否达到五品以上清官高位全都与门阀或门地是二品还是卑庶相适应。《晋书·王述传》：出身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官品七品清官）”。王导是东晋开国元勋他不依德、才而依门第辟人自开一代风气。《南史·谢方明传》：出身第一流高门陈郡谢氏东晋末刘穆评他与另一著名高门济阳蔡廓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就是说单凭门阀两人今后就有资格当三公（官品一品）何况还有才干。总之这个时期一般不再是官品决定人品和门第高下而是门品决定官品。至南北朝高级士族特权更加制度化。南朝前期有“甲族（高级士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低级士族）以过立试吏”之格见《梁书·武帝纪上》。第一流高门依惯例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北朝前期魏孝文帝“制定姓族”全盘接受并推行魏晋以来门阀制度任用官吏“专崇门品”形成“以贵承贵以贱袭贱”2。
二、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宋书·宗越传》：“本为南阳次门（即低级士族不服徭役）”。东晋未地方长官赵伦之觉户籍混乱乃命长史范觊之加以整顿。范“条次氏族辨其高卑”宗越被改定为“役门”需服徭役。后来宗越以军功升为“扬武将军（官品四品）领台队”“启太祖（宋文帝）求复次门”许之。可见“次门”、“役门”是按“氏族”血统“高卑”决定的；而且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及官位高低而变化。否则如果仍像西晋那样依官位区分士庶则宗越已有四品扬武将军军号自可依军功升迁荫亲属、荫客何必请求皇帝批准改回“次门”按特殊情况处理呢？请求皇帝特批本身就表明按制度“役门”无法改变。这也就是说自东晋以后按制度庶人凭才干虽能取得官位却无法升为士人家族在户籍上仍为“役门”。
三、在社会风气上士庶界限森严即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1 《宋书·范泰传》。又《晋书·桓玄传》：“二品子弟”亦门地二品。2 《魏书·韩显宗传》。
士族如与比庶人地位还低的工商杂户通婚刘宋时曾规定“皆补将吏”1即降为比“役门”还贱的兵户、吏家；北魏则规定“犯者加罪”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2。士族如与庶人通婚虽打击没有这么重也会成为门阀之玷。南齐士族王源与寒族满氏联姻竟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请求免王源“所居官禁锢终身”。3《魏书·公孙表传》：表孙邃、叡乃堂兄弟只因叡母出自高门渤海封氏本人又为第一流高门清河崔氏之婿而邃母出自雁门李氏“地望县（悬）隔”二人声望便大不相同。以至善人伦的祖季真“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所谓“当须好婚亲”更重要的倒不在吉凶会集时人们礼遇高低而在它涉及仕进升迁的迟官品的上下。《魏书·韩显宗传》：称“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宦”指官之清浊“婚”就是看是否有“好婚亲”。这和《晋书·杨佺期传》“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
的记载时间虽相差约一百年精神可说完全一样。此外《南史·玉球传》：出身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任吏部尚书。“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宋文帝）上尝命球..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又说明士庶之际私下绝不交往。
以上特点也可以说是门阀制度确立、鼎盛的标志。
下面再就几个有关重要问题作些说明、考证或推测。
高门、次门形成的原因按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其高门、次门的形成、固定大概和长时期内一定的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有极大关系。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便极大程度决定于几代人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官品一至五品这一因素。
上节已讲“二品系资”之资一般指的是五品以上官品按制度德、才仍为当时定品极重要标准。虽有资如无德、才仍无法评为人品二品以上从而也就无法最后升至官品五至一品。当然刘毅、段灼所说的中正官对“势族”的逢迎、照顾正在逐渐瓦解这种制度但如果皇权伸张这种瓦解过程必然较慢或者说门阀制度不可能很快确立因为从整个封建皇朝统治着想迅抛弃才德标准是十分不利的。可是东晋以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环境加了上述制度的瓦解过程。即由于种种机缘东晋王朝君弱臣强以北方一批“势族”为主联合江南一批大族把持了统治大权。如果说西晋“二品系资”尽管对“势族”作了很大让步着重考虑的仍是整个皇朝利益所以定品不放弃德、才标准的话那么东晋制度很大程度上考虑的便是各“势族”利益皇朝利益必要时得服从这些“势族”利益。于是定品注意德、才拔擢寒素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合潮流。相反在君权不张情况下“势族”子弟定品要比刘毅上书之时受到更多的照顾。估计东晋初期“下品无势族”现象一定更加突出从而使“势族”子弟除早卒者外升迁至官1 《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大明五年条及胡注。
2 见《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诏、《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年诏。
3 《文选》卷四十沈休文“奏弹王源”。
品五品以上的或然率更高。
试看以下几个“势族”所达到最高官位的材料（均见《晋书》各传1。每个“势族”只举显赫的一、两支。1、2、3..各代表一代人但不一定是父子关系）：太原王氏：1.王昶：曹魏司空一品（指官品下同）。2.王浑：西晋司徒一品。3.王济：西晋太仆三品。4.王述：东晋尚书令三品。5.王坦之：东晋中书令三品。6.王愉：东晋尚书仆射三品。
琅邪王氏：1.王祥：西晋太保一品。2.王裁：西晋抚军长史五品。3.王导：东晋丞相一品。4.王洽：东晋中书令三品。5.王珣：东晋卫将军、都督二品。6.王弘：刘宋太保一品。
颍川庾氏：1.庾峻：西晋侍中三品。2.庾琛：东晋会稽太守五品。3.庾亮：东晋司空一品。4.庾龢：东晋中领军三品。5.庾恒：东晋尚书仆射三品。谯国桓氏：1.桓颢：西晋郎中六品。2.桓彝：东晋散骑常侍三品。
3.桓温东晋大司马一品。4.桓玄：东晋太尉一品。
陈郡谢氏：1.谢衡：西晋国子祭酒三品。2.谢裒：东晋吏部尚书三品。3.谢安：东晋太保一品。4.谢玄：东晋前将军、都督二品。5.谢混：东晋尚书仆射三品。6.谢弘微：宋侍中三品。
泰山羊氏：1.羊忱：晋徐州刺史四品。2.羊权：东晋黄门郎五品。3.羊不疑：东晋桂阳太守五品。4.羊欣：宋中散大夫四品。
通过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第一这些家族除个别人外全都取得五品以上官品。这种官品和人品二品的结合并在这些家族中不断重复不知不觉提高了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于是同时逐渐出现一个显著变化：取得高官要职不再仅看作个人德才杰出和资历深、功劳大的结果而先是看作家族血统高贵秉赋异常的外在表现。上引刘穆之评谢方明为“名家驹”与蔡廓“直置并台鼎人”便是反映这种观念之一例。与这种观念上变化紧密相联系大概也是同步形成的则是制度上的人品演化为门品。“门地二品”出现了。自负“门地高华”、“膏腴之族”1的风气流行了。就这样高档次官品与人品的结合和反复取得导致了高门甲族的形成与固定。
第二同是五品以上官品由于也有高下之分这些家族又区别为第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如泰山羊氏四代人的官位都徘徊在四、五品之间所以只是一般高门。据《世说新语·方正》泰山羊氏与名族琅邪诸葛氏为“世婚”。《世说新语·文学》羊氏子还与琅邪王氏联姻。这些都是羊氏为高门之证。可是羊欣得罪司马元显元显竟以他为“本用寒人”的后军将军府舍人以示侮辱这又表明羊氏并非第一流高门否则司马元显决不敢如此毫1 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1 分别见《建康实录》卷十隆安二年九月、及《晋书·王国宝传》。
无顾忌。上举除羊氏以外的五大家族则不同。他们多数达到官品三品以上而且每个家族全有人取得官品一品或主持国政或立下辉煌功勋。太原王浑在西晋有平吴之功。琅邪王导为东晋开国元勋。颍川庾亮及弟庾冰（中书监三品；车骑将军二品）先后与王导、何充分主国政。谯国桓温不但很长时间（十九年）掌握“内外大权”官居一、二品而且西灭成汉北伐中原。陈郡谢安、谢玄淝水之战以少胜多阻遏了北方胡族之南下立下不世功绩。这些便大大提高了这些家族的声望标志了其血统之高贵使之成为第一流高门。
第三同是第一流高门由于达到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时间有早晚门阀形成时间也就不同。太原王氏、琅邪王氏、颍川庚氏都是在西晋或东晋初期使有人升至官品一品并建立功勋主持国政的家族所以确立第一流高门地位也早。而谯国桓温建立功勋取得官品一品稍晚陈郡谢安更晚因而家族开始遭到一些轻视。如太原王述不愿与桓氏联姻；谢氏被讥为“新出门户”1。可是终究因为桓氏、谢氏官高功著其第一流高门地位谁也无法否认太原王氏最后仍不得不与桓氏通婚。陈郡谢氏进入南朝更是后劲十足与琅邪王氏一起展成两支并秀的甲族之甲族。相反颍川庾氏、太原王氏、谯国桓氏因在东晋稍晚和末年的激烈政治、军事斗争中几乎族灭后人在南朝官位较低很少取得三品官品无一升至一品所以尽管仍是高门已从第一流宝座上跌了下来。
总之在东晋君弱臣强的特殊环境里以上几个“势族”由于种种机缘几代人中反复取得人品二品和五品以上官品于是逐渐形成、固定为高门甲族。其中较多取得三品以上特别一品官品的“势族”又形成、固定为第一流高门。这样由于个人官位显赫而形成的“势族”通过家族几代人中的官位显赫便起了质的变化而展成以家族血统高贵为标志的高门甲族、膏腴之族了。
《新唐书·柳冲传》：柳芳记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虽然其中“四姓”之说可能有些问题1；是否主要以北魏官爵为标准重定门阀高下也值得怀疑（见后）；但祖上如无魏晋官爵便依三代人在北魏反复取得官位上下确定门第高低这恐不会是孝文帝创造应该承袭有自可作为前述东晋高门甲族形成、固定原因的一个侧证。
以上是高门。
次门大概是由刘毅所说的“寒门”中经常评为人品三品至九品反复充任一般最高达官品六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可举彭城刘氏家族为例。据《宋书》纪、传刘裕父系、母系、妻系三代官位可查者十三人1。除一人于制度尚疏1 分别见《晋书·王述传》、《世说新语·简傲》。
1 据《资治通鉴》卷一四o建武三年“魏主雅重门族”条及胡注“四姓”指卢、崔、郑、王而不是甲、乙、丙、丁。依柳芳说“四姓”位在膏梁、华腴之下亦与该条所载太和十九年诏（又见《魏书·官氏志》）推崇“四姓”而不及其他的精神不合。
1 因为刘裕父亲可考者人数太少所以把母系、妻系也一并统计。好在当时婚姻论门第官位高下应接近。参见祝总斌：《刘裕门第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82 年1 期。
的东晋初位至五品清官散骑侍郎三人位至清浊不分、官品五品的郡太守外其余多数（七人）均位在官品六、七品之间（如尚书郎、治书侍御史、县令等）；还有两人则是东晋后期高门所不屑为的郡功曹。试将这些官位和上述泰山羊氏相比虽然两者有的是交错的如都有郡太守可是就整体看则有明显区别。泰山羊氏这支可考者十八人2一人早卒其余十七人官品五品以上者十二人。十二人中五人为刺史、太守七人为清望美官（如黄门郎、中书郎）包括三品、四品各一人。剩下五人也全为六、七品清望官（尚书郎二人；车骑掾、卫军功曹、州别驾各一人）。对比之下刘裕家族包括婚姻家族主体官位在官品六、七品且杂有低微官职。而泰山羊氏这支主体官位在官品五品且除不计清浊之刺史、太守外均清望官。所以一个当为次门一个则是高门界限是清楚的。
刘裕家族在次门中品第又是比较高的。据《宋书·武帝纪》：“初为冠军（将军）孙无终司马”。冠军将军为位次很后的三品军号其司马官品大约在七、八品官品之间。如所周知刘氏家族到刘裕时已破落得很厉害“盛流皆不与相知”。可是起家仍为司马这只能用门品在次门中还较高来解释。类似情况还有刘牢之、刘毅、刘迈、何无忌、檀凭之等人。如刘牢之虽“世以将显”但第一流高门玉恭曾当众拜他为兄自亦次门。他的起家是谢玄建武将军参军。建武将军虽为四品军号但谢玄还“监江北诸军事”独当一面所以刘牢之的参军当与刘裕的司马官品相仿1。估计他们的门品（原为人品）当在三品。
次门中品第比较低的大概由经常评为人品四品以下反复充任一般是官品八、九品的家族固定而成。它们就是后来常见的“寒微士人”或“人士之末”2。宗越可能本来就是类似门第所以比较容易降为“役门”。东晋末刘宋初的鲍照虽起家宋临川王（刘义庆）王国侍郎（官品八品）可是如考虑他“家世贫贱”因刘义庆“爱其才”给予优待实际上与“人士之未”巢尚之因得君主赏识而“补东海国侍郎”情况略同应该也是“人士之末”原来起家官恐只能是官品九品而与刘牢之、刘裕有别3。出身这种门第一般情况下如要充任供士人铨选的官位恐终身只能徘徊在八、九品官品之间④。可是鲍照因为有才干所以除历清浊不分的、官品达六、七品的海虞令、秣陵令、永嘉令外还升至一般供士人铨选的太学博士（七品）和前军刑狱参军（七品）越了门第应得官品。不过也正因原来门品太低官位也就到此为止五十多岁死去迄未再升进。
至于役门本魏晋以来之庶人亦称寒人当由无人品、无任何官位或即便入仕也只能反复充任不入流寒官的家族固定而成。因为史书中这方2 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下册高门世系婚姻表。
1 参《晋书·刘牢之传》、《世说新语·文学》“桓玄下都”条注引《续晋阳秋》。2 分别见《隋书·百官志上》、《宋书·恩倖传》。
3 参见《鲍参军集》虞炎序；巢尚之情况见《宋书·恩倖传》。
④ 其所以认定“人士之末”官位徘徊在八、九品之间是因据《隋书·百官志上》所记梁、陈“寒微士人”充任的流外七班正好是东普、宋、齐的官品八、九品考证见后。又以理推测士人出仕这类门第官吏数量最多。可是因他们门品低官位又不高很难有什么事迹故史书极少为之列传。偶尔有记载也只是其中极个别因特殊机遇而越了门第应得官品的人物。巢尚之、鲍照即其例。我们决不能据此便忽视“人士之末”按制度绝大多数当徘徊在八、九品官位间的事实。
面记载极少所以只能作此推测。
以上由于一定人品、官品在一个家族中反复出现而形成、固定的门第最后都要经过一定手续由皇朝认可。东晋以后多次进行土断和整顿户籍主要目的是为了固定和增加剥削对象则在这同时认可或调整高门、次门、役门等是十分必要完全有可能的。前引《宋书·宗越传》东晋末赵伦之镇襄阳使长史范觊之整顿户籍改定宗越为役门其事虽然不是全国性的却足可说明门第之形成、固定须经封建政权认可后者有权整顿、调整。《南齐书·王僧虔传》：为会稽太守“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被劾“委州检削”“坐免官”。所谓旧门乃士族之泛指。虽然这条材料时间稍晚但东晋南朝制度一脉相承南齐“旧门”之固定须要地方长官批准其制应沿袭自东晋。
以上还表明两晋门阀制度之确立有一个按官位高低区分的“势族”、“寒门”、庶人等向按血缘关系区分的高门、次门、役门等展的过程。前者与后者虽不能截然分开但也不能等量齐观。
《晋书·石勒载记下》：“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这个“士族”指的是过渡阶段的“势族”加“寒门”呢？还是确立阶段的高门加次门呢？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决不能把它理解为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先石勒所清定的“五品”、“九品”指的是人品而不是门品。
《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所载石虎诏书对我们理解石勒这一措施大有帮助。该诏书称：“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自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石勒）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遏）浊使九流咸允也”。这就表明石勒、石虎只不过照搬了曹魏之制并无展。意谓“扬清激浊”中之“清浊”也只是指的人伦上的清浊1竟谓要严格按德、才定品。这和后赵统治状况也相适应。当时西晋原“势族”、世家大族之留中原者多不愿与石赵合作。为稳定统治石赵固然不放松对他们的争取下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即其一例；但更重要的则是把希望寄托在愿意为自己效劳的一般士人甚至庶人上。清定五品续定九品的对象应该就是这些社会力量。主持选举和清定人才的张宾当即属西晋的“寒门”2亦其证明。因而石勒所“典定”的“士族”应该就相当于西晋人品九品、官品九品以上的官族。目的是通过定为“士族”给予荫亲属、荫客特权进一步笼络他们使之死心塌地忠于自己。也就是说石勒所典定的士族身份失官也就失去应大体与西晋一样而和门阀制度确立时期的士族不同。这是因为石勒之时还不具备形成后者的条件。从以下几条材料也可看出石勒以及随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士族是按官位高低区分的：《晋书·石勒载记下》：“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1 《晋书·刘毅传》：指责中正定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石氏之清浊即此处之清浊并非官分清浊之清浊。《论衡·累害》“清浊殊操”。《论衡·命禄》“操行清浊”刘毅、石氏清浊之涵义与此略同。
2 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张宾赵郡人。并非望族。敦煌现的唐代姓望资料赵郡无张氏即一侧证。参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王仲荦、唐耕耦两文所举氏族谱。张宾父张瑶官止中山太守。西晋重内轻外。祖上无显宦仅一代官止太守也不可能是“势族”。
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按“公族大夫”见于《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荀家等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石勒似采此制。故第一句话当理解为朝臣凡椽属以上之家族称士族统被迁徒由公族大夫领之。此按官位定士族之一证。
《晋书·苻坚载记上》：苻坚建太学“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行礼于辟雍（太学）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这“公卿以下子孙”、“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以前引石勒措施例之恐即“士族”。可见直到苻坚之时太学入学资格仍和西晋以官位高低为标准之制同1而与东晋末桓玄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之制异则在石勒之时岂能形成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我们知道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与东晋不同加上胡汉隔阂的存在所以门阀制度确立的时间也比较晚一些。《晋书·慕容宝载记》：“定士族旧籍”时在公元396 年或许这才是北方门阀制度确立的一个反映。既称“定”就不是沿用而是新定。又称“士族旧籍”恐怕指的是后燕以前旧的户籍上的士族。在这以前如石勒等全都按出仕本朝的官位高低将九品以上定为士族。而一般不承认被推倒王朝户籍上之士族除非他们归附了本朝。从慕容宝开始对旧籍上士族不再一概否定即便未出仕新朝根据情况不少人仍可予以承认。“定士族旧籍”的内容或许就是如此。另外从永嘉末年以来留在北方的某些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河东裴氏等每个胡族王朝上台全都有人出仕而且位居公卿经过几代家族声望大大提高成为不管出仕与否胡族王朝全得考虑依靠或拉拢的力量。这些情况大概就是慕容宝其所以要“定士族旧籍”的一个客观动因。当然南方东晋门阀制度的确立对之也有很大影响。
役门之出仕及出仕后免徭役问题在门阀制度确立之后高门、次门、役门等已经固定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以及官位高低而生变化。这种制度十分有利于高门甲族而不利于次门、役门等。许多特权特别是出仕中升迁迅轻易取得美官、高官等特权被高门甲族垄断长期把持次门特别役门等很难染指。不过为了维护整个王朝的统治高门甲族又不能把什么事务都包下来特别是他们鄙薄的武事、吏事必须依靠次门、役门以至兵户、吏家去承担。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以下制度：第一虽为役门等但如果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在职期间本人和家族沿用西晋太康旧制仍可免徭役（官品九品以下大概不能荫族）。只不过去职之后仍须按“役门”等门第服徭役。和高门、次门无论在职、去职均享有免役权相比这种优待是很有限的可是毕竟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第二推行西晋已经萌芽的官分清浊之制使之逐渐确立1。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刺激役门等贡献个人才能为皇朝效力的积极性。因为根据这种制1 西晋官品五品以上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入太学；前秦只有太学卿大夫、士以上元子入学。两者具体规定虽不同但按官位入学之精神是相同的。
1 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一文有详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度高门所不愿为、不屑为的武官和吏事烦杂的文官虽不是清官但品级并不低有的高到三品以上在统治人民指挥战争上权力很大。另外还有不分清浊的地方官（县令、太守、刺史）取得一定官职的役门等也可升任1。另一方面又不影响高门甲族的优越地位。因为役门等不得为清官清官必须由士族铨选。清官不但社会声望远高于官品高的浊官、武官而且升迁迅易于飞黄腾达。特别是朝廷大权掌握在高级士族手中。他们虽鄙薄武事但还是通过文武兼任或文武迭任方式紧紧抓住军事长官（如各地都督）的位子。
这些就使役门等官位虽高也只能从属于高级士族为他们服务。《晋书·陶侃传》：庾亮抵抗苏峻失利“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将军（指庾亮时以护军将军为征讨都督）为此非融等所裁。’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殷融出身陈郡殷氏是名族；所任将军府司马也是士族常出仕的幕僚性质之武官。王章事《晋书》仅此一见不知详情推定出身将门。陶侃的意思是：殷融本来出身名门故是君子王章出身将门故是小人。但现在殷融作为幕僚打仗失败后归过于府主而王章却风格甚高肯替庾亮承担责任故从思想品质言两人倒换了位置。按王章敢于替庾亮承担全部责任陶侃也没有斥他不够资格可见其将军官品不低权力不小但他从门第言仍是小人和殷融存在士庶之别。《晋书·郭默传》：“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以后虽逐渐升至官品颇高的后将军（三品）领屯骑校尉（四品）但仍被官品与他相等然出身大族的平南将军刘胤视为“小人”。这种制度和风气正是又拉拢“小人”又保证“君子”优越地位的手段。
第三如果役门等因功勋能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甚至五品以上职位子弟又能小心谨慎将以上官位接连保持两、三代还可以改换门庭成为高门或次门。如彭城到彦之曾以担粪自给显属役门。但自因军功封侯升至护军将军（四品）第二代位至州刺史（四品）第三代位至五兵尚书（官品三品）到氏便升为高门1。这种制度与风气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个更大的刺激。当然由于高门甲族的压抑与排斥以及当时役门等家族本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取得高官要职并维持两、三代的几如凤毛麟角；但将六至九品官位保持两、三代升为次门的虽然不多却也不能算很稀罕特别南朝。
以上为役门等出仕的制度。
至于次门本为士族无论出仕与否均免徭役自比役门等优越。但在高级士族掌握统治大权的东晋同样受到压抑仕途升迁困难因此对待他们也有个如何调动其积极性问题。估计上述关于役门等出仕的制度有的1 关于地方官不分清浊的原因宫崎市定以为是西晋行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晋书·王戎传》）世族、寒门均得先经宰县故无法分清浊。其实西晋官分清浊仅处萌芽时期地方官恐怕还不存在是否分清浊的问题。而到东晋并未继续推行甲午制。地方官其所以不分清浊很可能是因为统治地方事务极烦杂边境还有战争原则上无法排斥让有才干的役门、将门充任：但地方上有丰厚剥削收入高门都力争当外官因而清浊之分也就无法适用地方官。
1 《南史·到彦之传》：彦之孙到■竟讥琅邪王晏官职“清华所不为”。侄到溉位吏部尚书。到氏门阀自己成高门。
固然与次门无关（如出仕九品官以上免徭役）有的则大体也适用于他们。如次门虽有取得清官资格但所得官位除清度低外品级也不可能高因为高级清官多为高门把持。因此次门也往往把出仕武职或清浊不分的地方长官作为晋升的终南捷径。而且应该说在东晋通过这一途径取得高官的次门因为条件稍优数量要多于役门。同样次门两、三代中保持五品以上高官升为高门的可能性也大于役门等南朝前期材料稍多见后。
以下着重讨论一下役门等出仕后的免徭役问题。
如上所述役门如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去职后不能免徭役但在职期间依太康制度是可以荫三族的。然而自刘宋元嘉年间起生了对役门不利的变化。
《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又以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例其余悉倩暂征行。唐长孺先生认为：“虽然这里没有说凡充任上举官职的才是士族但既承认其免除兵役权利实际等于宣布这些官职是最起码的士族标识。”又指出“寒人”如仕至这些官职“也当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1此说可酌。这似是把役门、寒人仕至这些官职免役与是否士族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诚然士族中层次低的往往充任这些官职甚至高门也有起家或历官州从事的然而仕至这些官职的却不限于士族也可以是役门、寒人。如《宋书·武念传》：乃“三五门”即仕至宋孝武帝当皇子时军号抚军将军任雍州等州都督的“参军督护”。唐先生自己也举了好几个寒人仕至参军督护、国三令的例子。可是这些人怎么能因此便“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呢？试看下例：《南史·江敩传》：宋末齐初寒人纪僧真得君主宠幸自小吏仕至中书舍人（官品七品士庶杂选）、尚书主客郎（六品清官）、太尉中兵参军（官品七品）官位都高过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可是他仍非士族。他对齐武帝说：“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意即将门第改为士族）”。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结果纪僧真碰了一鼻子灰叹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考永明年间江敩任司徒左长史谢■为吏部尚书。当时纪僧真必仍为役门或吏家武帝是要他找江敩等将出身或门第改为士族1而江敩予以拒绝。《江敩传》又称：“时人重敩风格不为权幸降意”。这既说明当时权幸改变门第的不在少数一般司徒左长史、中正无此“风格”所以江敩为1 参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71 页及72 页注一。虽然唐先生在作出上述论断前曾说“规定最起码的士族起家官是在元嘉二十七年”。似乎要讨论起家官可是因为何尚之议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问题所以在具体分析中实际上主张仕至这些官职就是“起码士族”。
1 这当中定有一套制度和手续因史料阙如试推测如下：凡士族均有门品归司徒左长史掌管吏部尚书则据品铨选。而役门等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大概仍无门品与司徒左长史不生关系直接由吏部尚书根据另一套制度铨选。要改士族不但要司徒左长史准予定门品而且也要吏部尚书将其铨选由役门等改为士族铨选系统这就是为何要找江敩、谢■两人之原因。
人所重。另一方面又说明如不经一定手续即使在君主示意下仕至清官甚至更高的三品以上文职大臣（如南齐王敬则、陈显达均位三公）也非士族。
再举一例：《文选》卷四十《奏弹王源》一文反映南齐士族王源因与寒人满氏联姻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此事前已提及。而据沈约文满璋之官“王国侍郎”。如是皇弟皇子王国则侍郎官位高过“国三令”；如王国等级较低（如嗣王）待郎官位也大体与皇弟皇子“国三令”相等。如果仕至这一官职就被认作“起码士族”便不会生弹劾问题。实际情况是：沈约虽提到了这一官职却不把它当一回事仍从血缘上揭：“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这又证仕至这些官职的寒人仍是役门、庶人不是士族。那么何尚之的建议如何理解呢？
便是要求进一步改变西晋太康制度压缩官吏荫族特权。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这之前即便役门凡官至九品以上在职期间均可荫族这是沿袭太康旧制。可是自东晋门阀制度确立以后高门、次门不管出仕与否均可免役；再加上战争频繁役门等立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者日多这样可供王朝役使的对象便在减少。到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兵力不足”怎么办呢？对士族不敢碰便在役门头上做文章。依何尚之议仅只征“三五民丁”即“三五户”亦即役门之民丁但实行一个新制度即将三五户中本来出仕至九品以上官位所享有的荫族权予以压缩改定为大体官品七、八品的州从事、皇弟皇子国三令等方能享有。为了缓和这些被剥夺荫族权之寒官的不满规定“悉倩暂行征”意即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而且限于兵役。可是因为整个说来徭役、兵役等需大于供这个口子一开便收不住了不但后来征行照此办理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徭役、杂役。太康制度便改变了。这是门阀制度确立高门甲族掌握大权（何尚之即高门）压制役门、寒人的又一表现。据《宋书·羊玄保附羊希传》记载：为尚书左丞在离元嘉二十七年不久的大明初建议改变旧制允许官吏占山护泽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依次递减七、八品听占一顷五十亩而九品却与“百姓”同仅听占一顷。这种压制绝大多数由役门、寒人充任的九品官吏特权的作法与何尚之议的精神正好遥相呼应（泰山羊氏亦高门）可作为前述对元嘉二十七年改制新看法的一个旁证。
附带一说史学界有认为出身州从事是起码的士族标志我们觉得这个论断尚可斟酌。按《隋书·百官志上》萧梁天监官制改革后门地二品者官分十八班门地不登二品者为“寒微士人”又有流外七班安置他们。这流外七班大体相当于晋宋八、九品官位（考证见后）。我们知道寒微士人也是士族数量较多。《南齐书·6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中资产过三千者占一半以上到三分之二。可“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从这句话虽无法断定其绝对数字但绝不止三百、五百户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大多数当为层次比较低的寒微士人。这些士人据天监官制需经历了流外七班方能登流内一班。州从事属于哪一班呢？如按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和皇弟皇子北徐、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言分别是流外六班和五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八品。如按扬州、南徐州西曹祭酒从事、议曹从事言则是流内一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七品。把起码士族之标识定为出身州从事则出身梁流外四班至一班或刘宋官品九品的寒微士人岂不被排斥于士族之外成了役门了吗？这不可能也不符历史事实。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还需对唐先生据以论断的两条材料加以考证。一条即《宋书·索虏传》何尚之参议上面已经指出它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官其中免役资格与是否士族不是一回事。另一条材料为《南史·庾革传》原文如下：“后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时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遂止。”
这段记载具体史实有误见《廿二史考异》卷三七但不影响我们讨论的问题。唐先生把“名挂士流”理解得太实以为邓元起只想要个起码士族身分以便“取得士族荫族特权先是免役特权”。可是原文明明说“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先是为了社会声望。如果这一动机是事实则在大量寒人通过非法手段“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起码士族）”的南齐（《南齐书·虞玩之传》）仅仅改为起码士族是否能满足他的愿望呢？考南齐永元末邓元起已历官槐里令、弘农太守、武宁太守（官品五品）地位虽不高也不算低（《梁书·邓元起传》）。所以所谓“愿名挂士流”恐怕不只是想取得一个起码士族或寒微士人身分而是一句谦词实际上是想取得较高门品和地望让“乡里”羡慕。试看邓元起终于争取到的皇弟皇子荆州议曹从事据《隋书·百官志上》载在梁流内一班略当宋齐官品七品大体是层次较高之低级士族或一般高门的起家官。《宋书·王玄谟传》：出身太原王氏不达的一支上代多郡太守起家徐州从事史。
《南史·顾琛传》：出身吴郡顾氏。曾祖和晋司空祖、父并七品清官琛“起家州从事”。《南史·张岱传》：出身吴郡张氏祖敞度支尚书父裕都官尚书均官三品岱起家州从事。由此可见州从事是一种趄点稍高的起家官恐不是起码士族或寒微士人的标志。
士族队伍的变化和梁武帝改制在东晋社会渐次形成、固定的高门、门地二品直到东晋末年数量仍是不多的。如前面已引东晋末桓玄为了笼络人心“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据《通典·职官十九》晋代内外文武官六八三六人（官品九品以上）其中内**四人外五九四二人。我们无法知道桓玄的“二品子弟”是否包括外官中门地二品姑且全按内官计如一官有子弟二人则全部内官共得子弟一七八八人1“数百人”只能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数百人中再扣除虽门地二品然未出仕户之子弟则不难看出九品以上内官中大部分必由门地三品以下官吏组成。然而正是这少数门地二品特别是其中第一流高门掌握统治实权形成东晋“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2。可是到东晋末年随着高级士族特别其中第一流高级士族的腐朽门阀政治无法维持下去了。大体从东晋末至南朝前期士族队伍生如下变化：第一随着宋、齐两代皇权政治的恢复原为低级士族的皇族凌驾于高级士族之上成为享有种种特权的特殊高级士族只是文化素养、儒学传统一时还跟不上特1 《通典》记载的当是西普官数但东晋大概减少不多因《通典》同卷记刘宋内官八二三外官五三四九东晋当相仿故此处不再区别。
2 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 年2 期。
别在刘宋3。这一状况在政治上形成两个特点：一是皇帝重视吏事往往信用气质比较接近、长于吏事的寒人、役门为近臣（如中书通事舍人）甚至倚为顾问造成“寒人掌机要”之局面。另一特点是皇族本身也长于吏事他们与皇权存在矛盾甚至尖锐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往往成为皇帝信用的另一对象而且官位远高过寒人近臣。以刘宋六十年统治言皇族任尚书令或录尚书事之时即占三十六年。扬州刺史掌握京都地区军政大权前后十七人皇族即占十二人1。
第二在宋、齐原东晋第一流高门太原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都没落了。王、谢两族虽仍显赫但真正得君主信任执掌实权的却极少并各有其特殊原因。如齐代的王俭前后任尚书仆射、尚书令共十年除了本人才干外主要是以死心塌地投靠萧齐为宋、齐禅代竭尽智力的代价换来的。这种情况在第一流高门中极为罕见。由于此故陈郡谢氏在宋、齐两代无一人任尚书令、仆射。其他琅邪王氏即便入选也多为形式。如王球即一著例：为仆射装病“朝直至少”以至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要“以法纠之”因宋文帝称他为“时望所归”“遂见优容”（《南史·王球传》）。第三低级士族和高级士族中声望稍低的家族相继配合皇族执掌大权。如上述刘宋的尚书令或录尚书事皇族充任以外的二十四年中徐羡之、傅亮、柳元景、袁粲任职一共占去十六年。徐羡之、傅亮被琅邪王氏轻为“中才寒士”、“布衣诸生”实属于一般高门。袁粲虽出自著名高门陈郡袁氏但袁粲这一支却“饥寒不足”走向衰败父袁濯早卒未仕母“躬事绩纺以供朝夕”。袁粲于宋孝武帝世飞黄腾达升至吏部尚书。因凌辱“寒士”孝武帝大怒揭其底曰：“袁濯儿不逢朕员外郎（即员外散骑侍郎官品五品）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见《南史·袁粲传》。这话一方面表明袁粲门第并不显赫另一面也反映或许孝武帝正是有意识重用这一类门第的人以压制第一流高门的。后来宋明帝临终赐“门族强盛”的尚书左仆射琅邪王景文死相反却以尚书令袁粲为主要顾命大臣可能也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关。柳元景上代最高位不过清浊不分的郡太守本人以武功显原来当是低级士族1。仕于东晋南朝的这一支河东柳氏似自元景以后方升高门。刘宋六十年尚书仆射中原次门更多。如孟f 、刘延孙、刘遵考、刘秀之、颜师伯、刘勔、柳世隆均是。其中颜师伯就是一个颇有军事、政治才干深得宋孝武帝宠幸而又被袁粲轻视的“寒士”。刘延孙与皇室本非同族但因有军事政治才干宋孝武帝与弟竟陵王刘诞生矛盾时竟破例“与之合族”以便用他为“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的南徐州刺史以防刘诞（时诞为都督南兖州等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镇广陵。南徐州刺史所居京口与广陵正好隔江相对）。从刘延孙两任尚书仆射官至侍中、车骑将军并两领徐州大中正推测他这时肯定已由次门升为高门了。像颜师伯、刘延孙3 《宋书·明恭王皇后传》：出身琅邪王氏。明帝在宫内“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王皇后“以扇障面”曰：“为乐之事其方正多。..外舍（指娘家琅邪王氏）之为欢适实与此不同”。明帝大怒。而皇后兄王景文闻之则赞后“刚正”。此即两种门阀差别的一个表现。
1 以上俱见万斯同《宋将相大臣年表》。
1 《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称柳氏西晋有吏部尚书柳轨、侍中柳景猷恐不可靠。《晋书》无柳景猷其人柳轨只是尚书郎见《贾充传》。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西晋吏部尚书也无柳轨。所以柳元景侄柳庆远《梁书》本传称他“世为将家”。
这类原低级士族数量多于一般高门；而且和东晋之时比儒学修养、文化素质正在日益提高已越来越成为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不少役门、寒人靠吏干、军功升至较高官位经过钻营依合法手续将户籍改为士族。如上述宗越请宋文帝特批邓元起请随王萧子隆照顾均是。此外还有更多役门、寒人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改注户籍。据沈约说不过“用一万许钱”贿赂便可使“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因为人数相当多竟造成“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缺职由于此”（见《通典·食货三》）。不过以上两类役门、寒人转成的士族一般说社会声望还较低绝大多数乃是寒微士人政治上作为、影响不大。
总之在皇权政治得到恢复的宋、齐两代士族队伍生的变化是：原东晋一流高级士族声望虽然更高实权却进一步丧失。原为低级士族的皇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转为特殊高级士族；声望较低、腐朽性较少的原某些高级士族（如陈郡袁氏袁粲这一支、河南褚氏褚湛之、褚渊这一支等）上升为著名高门；数量稍多有军事政治才干的原低级士族有的已上升为高门有的极力想升为高门。以上三类士族一般说以皇族为主、相互配合乃是支持皇权巩固王朝统治的主要力量。此外不少役门、寒人转为寒微士人少数且通过吏事、军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九品以上甚至更高官位。不过总的来说在南朝前期这一类人政治影响还不大。
对于以上士族队伍的变化封建皇朝怎么适应呢？除了宋、齐两代对非法混入士族队伍的役门不断采取整顿户籍办法加以清理外最突出的一项措施便是梁武帝天监初总结宋、齐两代经验教训面对现实实行了官制改革特别是天监七年更进一步将魏晋以来的官品九品改为十八班。据《隋书·百官志上》整个改革具体内容主要有二：第一魏晋以来官品九品与人品九品相适应而改革后的官品十八班只有人品二品在当时即门地二品方可铨选。“其不登二品者”即门地三品以下只能铨选流外七班。
第二改革后的官品十八班并不是原来官品九品一分为二而是大体把原来官品七品以上官位打乱重新排列组合而成。原官品八、九品官位则多半降为流外七班。
关于后一问题需加考证。
宫崎市定氏曾断定：十八班是宋、齐宫品六品以上重新组合而成七品以下则入流外七班和蕴位、勋位1。此说可酌。
事实是这一分界线大体上说不在六、七品之间而在七、八品之间。
亦即十八班大体是由宋齐官品七品以上重新组合而成。《宋书·百官志》载官品七品凡十类官绝大多数进入梁制十八班便是明证：1.诸卿尹丞：梁太常丞在五班；宗正、太府、卫尉、司农、少府、廷尉等丞在四班；光禄丞、太仆、大匠丞在三班；鸿胪丞在二班；太舟丞在一班。
2.太子傅、詹事、左右二卫率诸官之丞：梁太子太傅、少傅丞在五班；太子詹事丞在四班。太子左右二卫率丞梁制失载：但“太子二率殿中将军”梁在一班。而据与梁十八班相适应的1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316—317 页。
陈官制九品有“太子左右二卫率殿中将军及丞”在第九品2可见太子二率殿中将军与太子二率丞品级相等前者梁在一班则后者自亦当在一班。3.诸军长史、司马六百石者：梁制失载。但据陈制诸军长史、司马六百石者有的在八品有的在七品可证梁制必在流内。
4.诸府参军：梁诸府等级高下不一。最高者为皇弟皇子府以下递为嗣王府、庶姓公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最低为庶姓持节府。其参军除庶姓持节府在流外七班外其余都在流内高的如皇弟皇子府正参军还在四班。
5.戎蛮府长史、司马：梁制只载诸戎蛮府中品位最低的“杂号护军”如镇蛮护军、安远护军的司马在流外七班1然据陈制诸戎蛮府长史、司马六百石者俱在八品可证梁制这类官一般亦应在流内。
6.公府掾属：梁制在六班。
7.太子洗马、舍人、食官令：梁制太子洗马在六班太子舍人在三班太子食官令不载。但《宋书·百官志下》称：太子食官令“职如太官令”而梁太官令在一班食官令当相若。
8.诸县（署）令六百石者2：梁制太官、太乐、太市、太史、太医、太祝等诸署令在一班。县令不载。然陈制县令六百石者在九品可推知梁当在流内。
9.谒者：梁、陈制均不载。可采迂回办法推算。据宋志谒者仆射在五品谒者在七品相差两品。梁制谒者仆射在六班如按相差四班至五班计谒者亦当在流内。
1o.殿中监：梁制但有殿中外监在寒人充任的三品蕴位殿中内监在寒人充任的三品勋位。《唐六典》卷十一也称由“位不登（流外）七班者”充任。《通典·职官八》则称：梁陈殿中监“资品极下”。可见这一官职由晋宋官品七品跌到梁陈的蕴位、勋位属于特殊变动不能反映官制改革的一般情况。
由上可见宋制官品七品的十分之九均转入梁改革后官制的流内一班以上。
再考察宋志的官品八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