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死伤的。如《企喻歌》：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自骨无人收。
著名的《木兰诗》最初可能是北朝晚年的作品。历年加工改造到唐初才写定的。先是人民的集体艺术创作又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内容是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这诗塑造了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女扮男装去抵抗外族入侵的英武女性一千多年来为人民传诵不已。
文与笔、骈文的展魏晋以来散文的展向西方面走。一是出现“文”与“笔”的对立。文以抒情笔以应世。文是有韵的文字笔是无韵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总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二是出现骄体文。东汉以前辞、赋、诔、赞以外一般文体都用散文。东汉末散文也渐有对仗的倾向。西晋时潘岳、6机的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这一趋势到了南朝更加展。辞藻愈来愈绮丽对仗也愈来愈工整连辞赋也都骈偶化了。骈体文也传到北方北朝后期的文章辞赋也都骈偶化了。
小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记述鬼神怪异和人物轶文轶事的小说展起来。
这和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以及门阀世族的盛兴是有关系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对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一类小说兴起的时代原因的说明是正确的。
三国两晋时期是神鬼志怪小说的兴起时期现存所谓汉人小说大概皆为晋以来文人方士之伪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章《今所见汉人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还不少。其中晋人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是最高的。《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侠今本为后人所辑录。《搜神记》一书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如《韩凭夫妇》条：宋康王（战国宋君僵）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怒王囚之沦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乎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己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
这一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并通过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鬼神志怪小说之外记述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也颇为盛行。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也作“葛洪《西京杂记》二卷”。但此书内容庞杂人物轶闻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此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所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著《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新语》。《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义庆传》对他编纂《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只载他在徐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之”“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上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6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大约《世说新语》就是6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人集体为他编纂的。
梁武帝时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
原作有误则加以纠正；事有不详则详加引释。其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可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媲美。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保存了当时一些口语。
文字简练往往通过三言两句就能把一个人物性格面貌勾划出来。
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的专著也在这时期出现了。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艺术为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文学的自觉包含着对文学的反思也包含着文学批评。
先秦典籍和两汉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6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著作。
建安时期人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及自觉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汉末评论人物的清议由人到物对文学评论的出现也有影响。
曹丕《论文》对文学作品所以出现体裁的不同和作品优劣差异都提出了看法。《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此四科不同。”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已看到各体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议要求雅论说要求说理透铭诔要求实诗赋要求华丽。气是各人所具的聪明才智各人聪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这是不可强求的。曹丕对文学作品的这些认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论文》提高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地位。汉朝统治者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论文》却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作品的价值比寿命、荣乐还高这就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抬高了文学家和作品的社会地位。
西晋6机作《文赋》。《文赋》探讨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了十种文体比曹丕的文体分四科要细密。《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于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比《论文》只讲形式的提法更进了一步。6机《文赋》还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但从总的方面看《文赋》仍是重视文字技巧对作品内容要求不够。刘勰《文心雕龙》批评6机的《文赋》是：“昔6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就指出了《文赋》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朝齐梁时期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家贫一生未婚娶。晚年出家当了和尚。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著作。刘勰针对当时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对仗、用典、辞藻、声律、只重文字形式、不重内容的风气中肯地提出了批判。对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反对勉强。关于对偶他主张“自然成对”“不穷经营”。对于重形式轻内容他批评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系统地论证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刘勰已接触到文学展规律问题认识了文学要反映现实。他认识到现实是夜不断交易中文学也在跟着现实的变易而不断展变化。
锺嵘的《诗品》是专门评论诗的。他把汉魏以来的五言诗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自汉至梁122 位诗人中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他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他反对写诗用典。他批评颜延之的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他说刘宋中叶以后的诗作像“书钞”一样没有创造性。他说好的诗句都是“直寻”（创造）出来的多不用什么典故。他反对玄言诗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经”。他最推崇建安文学说建安风格有创造精神。他也反对过于讲究声律认为过于讲究声律会损伤诗的自然美所谓“使人多拘忌伤其真美。”
锺嵘《诗品》把诗人分为三品的作法大约是受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它和《古今人表》一样流于主观。而且见解也不高明如它把曹操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却把潘岳、6机列为上品了。这反映锺嵘仍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
这里还要提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这是自周秦以来文章的总集。全书三十卷李善加注时折为六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共分为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萧统选录作品是比较严格的略古详今对晋宋以来的作品选收的比较多选的也比较精。
《文选》的出世本身就是对古今作品的评价它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第五节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方面也有展。无论是绘画、雕塑、书法、乐舞都有成就。
绘画三国时的大画家有曹不兴善画大幅人像。他是画中国佛像画的始祖。曹不兴弟子出名的有卫协和张墨他们在晋时被称为“画圣”。他们也擅画人物所画人物画不仅相貌逼真而且富有神采。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画家东晋顾他之就是卫协的大弟子。顾恺之善画人物他画的人物传神致妙、栩栩如生。谢安称顾恺之的画是“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晋书·顾恺之传》）。他每画成*人物常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他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他画人物很注意描写人物的特点。他“曾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毫。观者觉神气殊胜”（《晋书·顾恺之传》）。他为谢鲲作像把他画在岩石里。人问所以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世说新语·巧艺篇》下同）他要为殷仲堪画像。“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谓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顾恺之的人物画传世的只有唐初人临摹的《女史箴》图卷。这是世界名画中杰出的作品之一。
顾恺之画人物也画山水。他的《雪霁望五峰》图能干人物背景中扩大和强调山水的气氛。后世称顾恺之为“山水画的祖师”。
南朝前期在绘画艺术方面是人物画和佛教艺术的继续展。人物画仍是盛行的尤其是佛教人物画。山水画已有独立展的趋势。
宋齐时期绘画方面出了很多名家其中最有名的在宋有6探微和宗炳等在齐有谢赫等梁有张僧繇等。宗炳画山水画其他都是画人物的。6探微吴（今江苏苏州市）人。善画人物。张怀瓘说他画的人物肖像“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历代名画记》引）。谢赫《古画品录》把他的画列为上品极为推崇。
谢赫也善于画人物。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目想毫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改变直眉曲鬓与时竞新”（《历代名画记》引姚最《续画品》）。这可见他写生的意境和技巧都很高明。谢赫把绘画中的六法归纳为一定的规律。六法是：（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他宫于写实精神根据自己绘画实践对绘画理论有所展对后代绘画也有很大的影响。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把魏晋以来的名画家二十七人分为六品对于每人都详加评语可以说是绘画批评的开山祖。绘画评论和文学评论都在三国两晋甫北朝特别是南朝产生的。
张僧繇是梁武帝时著名的画家。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的极盛时期佛教寺院壁画也以梁时为最盛。建康更是佛教寺院壁画最集中的地区。僧郝骞的西行求法僧迎佛陀、摩罗萨提等来中国都将印度的壁画画法传入中国。印度的画法是晕染法。前此的中国画是线条法即高古琴弦画法。张僧繇吸取印度的画法以彩色在画面上现示凹凸为中国画法开辟了新天地有这样一个故事“建康一乘寺门上有扁额画为张僧繇笔迹。其花形称天竺遗法、以朱及青绿成之远望眼晕如有凹凸故人称成寺为凹凸寺。”（《建康实录》）这种画法是于线条以外别施彩色微分深浅其凸出者施色较浅凹入之处傅彩较深于是高下分明有立体之势。这和中国原来的线条画法——高古琴弦画法大不相同是画法上的一大变。
张僧繇和顾恺之、6探微被称为六朝画家中的三大家他们的画各有特点。《画断》喻三人之画：“张得其肉（丰润）6得其骨（清秀）顾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
晋宋之际随着门阀世族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山水诗山水画也开始受到重视。刘宋时的宗炳就以画山水画出名。宗炳很喜欢游山涉水的“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晚年住在江陵“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宋书·隐逸·宗炳传》）。
宗炳著有《画山水序》序曰：“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如是则松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历代名画记》引）
宗炳同代人王微和梁时萧贲也是山水画的名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水。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续画品》）。南北朝时期北方也涌现出很多杰出的画家。北齐时有杨子华当时称为“画圣”。北周时有田僧亮他画“野眼柴车称为绝笔”（《历代名画记》）。
从绘画展史来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是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还在开始展的阶段。
书法汉字书法也是一门艺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家辈出。三国时有锺繇、蔡邕、刘德升、胡昭。西晋时有索靖、卫瓘、卫铄（世称卫夫人）。东晋时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南朝有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薄绍之、释智永等。这是魏晋南朝系统。
锺繇曹魏时作过太傅。他的书法兼善各体尤精于隶、楷和行书。
唐代张怀瓘称他的书法“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书断》）。
书法造诣最高的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琅邪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他早年曾从卫夫人受笔法后博采众长创造了新体。他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宗尚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尊称为“书圣”。
王羲之的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现在所流传的《兰亭序》大约是齐梁间人或唐初人所摹临的。
王羲之几个儿子都善书而以献之的成就最大。父子二人书法齐名世称二王。羊欣评献之的字“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书法要录》）。东晋南朝的书法宗二王十六国、北朝则重钟繇、卫瓘。西晋末年范阳卢谌、清河崔悦都以书法著名卢法锺繇崔师卫瓘。卢、崔两家世代以书法称显。北魏的书法传自卢、崔两门。它们的特点是展了汉魏这一系统的风格笔力雄劲骏放结体端庄古雅有别于南朝二王的“流风迴雪”的韵情。在流传下来的敦煌写经和现在出土的北朝墓志中我们还可看到北朝书法风格。
雕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空前展。这和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广开石窟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期主要的雕塑艺术成就都集中在寺庙和石窟里。它受到印度艺术很深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戴逵是著名的画家画人物也画山水同时也是著名的雕塑家善于雕塑佛像。他曾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灵宝寺雕无量寿佛一尊前后费时三年艺术上妙绝当时。
他儿子戴颐也在雕塑方面有很大成就。时“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肿肥耳。既错减臂肿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
（《宋书·隐逸·戴颙传》）。
乐舞在音乐方面这个时期对边区各族的音乐兼收并蓄。这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这些音乐是十六国至北朝后期自西域逐渐传来的中间又经过几次演变。按其传入的顺序先有天竺、龟兹、西凉等乐。天竺乐是前凉张重华时自天竺传入的。龟兹乐是前秦末吕光自龟兹传入的。西凉乐是后凉、北凉时在龟兹乐的基础上结合“胡、戎”音乐形成的。西凉乐当时号为秦汉伎而其所用“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在舞曲当中有于阗乐曲其“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其来源杂有于阗、羌胡不以龟兹为限但与华夏却关系不多。北魏平定河西之后把秦汉伎改称为西凉乐。龟兹乐的声调也有很多变化。北魏平定北燕和通西域之后又输入了疏勒、安国、高丽等国的音乐。北齐时龟兹乐盛极一时乐工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魏、周之际西凉乐地位提高取得国技的称号。北周武帝纳柔然皇后输入了康国乐。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长于弹琵琶传来七调和五旦。七调相当于中国宫、商、角、征、羽、变征、变官五旦相当于十二律中的黄撞、太簇、林锺、南吕、姑洗等五均。隋代郑泽在苏祗婆的基础上测定了其他七律的调声更立七均与十二律完全配合。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纠正了多年以来太乐所奏乐律中的错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
舞蹈和音乐是密切联系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舞蹈也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三国两晋南朝的体系一个是十六国北朝的体系。
南北朝后期有南北之分的音乐舞蹈趋于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音乐舞蹈的进一步展1。
1 以上关于文艺部分大量采用王仲荦《魏普南北朝史》。仲荦在世时本卷主编曾请其撰写这一部分。未能实现而仲荦去世曷胜悼念。
第六节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展。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6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生关系。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外人员的往来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著《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 2）。《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不足。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城里的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极力赞美。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的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的表文称：“或泛海三年6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综合南北朝的文献我们就会现当时国际间交往的频繁。由于贵霜王朝的解体昭武诸国在粟特地区6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的商人十分活跃。天竺方面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南方师子国的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1歌营国的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2在这个时期的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粟特人的东迁。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的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粟特文书中所见的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在南方的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邮也都有他们的足迹。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
他们在都赖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举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的据点。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的户籍。粟特人的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的统治地区始终是活跃着的。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的特使到处活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现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三国时期访问扶南的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的石勒唐代动叛乱的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的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的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还有师子国的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的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的沙门更是大有人在。据梁启的统计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齐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1。
除了大量的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的旅行记、地方志和物1 见《魏书·释老志》。
2 见《洛阳伽蓝记》卷四。
1 见《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载《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第28～41 页唐以后诸入未计算在内。
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体情况著名的《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释。同时期的著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的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其中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吴佚名的《交阯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中外物资的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1）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1）都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斯坦因在楼兰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展。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 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1。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553 或554 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6 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 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1 见法人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中译本第135 页。
久”。（见《丝绸之路》第148 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著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o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o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
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
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斯文赫定在楼兰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永嘉四年（31o）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泊附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o）、永嘉六年（312）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等人现过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1）怛罗斯战役之后。
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较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著《治国安邦术》（a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k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著作中用过kauseya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的丝是茧抽成的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义净等人所著的《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的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1中国外传的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6两路。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net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厦门话传译的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cai是从北方话传译的。名称的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的不同。
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技术和各种物产也很多。外国史学家喜欢谈论的是玻璃制造技术的输入。原来玻璃的制造以高卢南部和莱因河沿岸地区为最盛后来才转移中东三国两晋时期输入中国称为琉璃器为上层社会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的垄断至此被打破。人们把这件事和蚕种的输出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汉朝从西域输入天马、葡萄以后始终为人们所艳称。曹丕在文章中盛赞葡萄和葡萄酒的甜美以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艺文类聚》卷八七）西域的马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仍在不断输入。不过这时已不是大宛马而是波斯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马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见《洛阳伽蓝记》卷四）梁武陵王纪也西通资陵（今伊朗东部）、吐谷浑有马八千匹。前一个时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经输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犀、象、狮子、鸵鸟、鹦鹉、孔雀等珍禽异兽和真珠、珊瑚、玳瑁、瑟瑟等珍宝之类仍在继续输入。苏合香、薰6香（即**）、郁金香、青木香、安息香、龙涎香、鸡舌香、沉香、藿香、胡椒等香药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等药品白疊（棉布）、波斯锦、金缕织成火浣布等纺织品石蜜（冰糖）、千年枣（即椰枣）等食品多数是初次输入。1大体上输入的商品逐渐定型而香药一项在数量上虽不如以后各代多在种类上已经相当齐备。这些产品在当时人的著作中先著录在正史的外国传中得到反映到了一定时候在有关《本草》的书中作了总结。陶弘景的《别录》和苏敬的《新修本草》就是这样的两部书。梁代以前输入的物品在《别录》多有记载梁代以后的就要查《新修本草》了。（《新修本草》今有影印残卷及尚志钩辑本。上述产品多半列入“新附”项中比较好找。美国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所论列的动植物虽多属唐代以后之物亦可供参考）
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输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论述外有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
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北魏末年洛阳的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的大寺已1 以上参考《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第163—166 页。
1 参考《梁书·中天竺传》《周书·波斯传》及《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载《史学集刊》1986 年第2 期。
约计四千所齐境之内竟达四万余所。北魏的永宁寺和梁朝的同泰寺是当时的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都有具体描述。据说当时的西域沙门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对它歌咏赞叹自称走过好多国家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寺院。在洛阳的寺院里多建有浮图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的形制。至于佛像的雕塑更富于异国的色彩。“摹写真容似丈天之见厢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见双林”。为了便于创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礼之际按照天竺的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云在乾陀罗国（即提陀罗）访问了著名的雀离浮图。特意妙选工匠用铜制造了雀离浮图和释迦四塔的模型。当年的寺院建筑因是土木构成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已大量毁灭。佛塔之属还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层的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
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为最有名。
莫高窟通说以为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近来有人把它推定为西晋时期。云岗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造像碑记最早的为太和七年（483）。石窟的构造渊源于印度巽加和安达罗王朝时代的“支提窟’和“毗河罗窟”。所谓“支提窟”是作为聚会和礼佛的佛殿。其形制一般有两下列往和半圆形空间建有石雕的佛塔。窟顶有卷式装饰一个或数个不等。这种建筑正面有窟门的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阳光透入。这种正面的建筑设计最能引人入胜。在五世纪以后开始雕凿佛像。所谓“毗诃罗”则与此不同它普遍与迎兰混称即讲堂及精舍。最普通的形式是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广堂于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许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于中堂各房内设有石坛或为坐禅之用。中堂正面之后壁与“支提”相仿于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后造有小别室安置佛塔或单设一坛。这两种石窟形制传到中国之后逐渐就中国化了。支提窟的前端往往出现中国屋顶形的“人字披”毗诃卢窟的顶部也出现中国式的藻井。在龙门、敦煌的北朝石窟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印度的支提窟相当于佛教徒的礼拜堂、毗诃卢窟则是佛教徒的住处。到了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了它们是作为功德与宣传之用而修建的。
莫高窟的造形艺术彩塑较多属于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有三百多小千佛约有千数。就其题材来说多为释迦、弥勒、多宝佛的塑像其次是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属。浮塑方面以飞天、伎乐为最多。人物面部造形含有西域形象的特点。其衣着或祖肩或通肩衣纹细密而贴体菩萨披肩长裙与裸其上体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健陀罗作风的影响。
云岗石窟以石刻造像著称于世。在最早的昙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的皇帝为模特儿即：太武帝（18 窟）、明元帝（19 窟）、道武帝（2o 窟）、景穆帝（17 窟）、孝文帝（16 窟）。颜面和服饰都有西域的影响但由于以帝身为佛体的关系中国人的气质己显然增加了。虽然如此第八窟的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罗天五头六臂乘金翅鸟的鸠摩罗天、十三窟的供养天人像都是外来的东西。特别是不少窟内出现的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以及《维摩诘变相》浮雕等等反映的是异国情调在表现手法上则流露了中国的作风。
龙门石窟中的北朝石窟以古阳洞与宾阳中洞为最有名。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傍有二菩萨南北两壁各有三列大龛小龛百计。雕像丰富多采精美异常龛楣、龛额的设计诡形奇制、变化多端为龙门石窟之冠。古阳洞的造像还有浮雕佛传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层大龛之间有一佛传图而南壁的释迦多宝龛媚上有佛传浮雕它完整地刻画了释迦牟尼的入胎、诞生、立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的整个过程。在情节的选择和构图的安排上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把成道放在正上方的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宾阳中洞就是帝后礼佛图所在之洞。这个洞窟佛像的特点汉化的色采更为明显表现了由云岗向隋唐过渡的作风。（有关三大石窟部分参考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458—519 页）
敦煌莫高窟全部石窟共六百余中有壁画的共有468 个。壁画的作风有印度样式的有波斯萨珊式的有属于于阗、龟兹系统的也有完全是中原传统形式的。壁画的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在古代凡是用绘画或雕刻表现在佛经中故事的场面叫作“变现”、“变相”一般简称为“变”。壁画中这种“变相”或“变”又可以按照它所依据的经典分为三种。一是根据某一部经典将其中所述的信仰中心例如某佛以及其侍从在其所领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绘画表现出来。二是依据释迦牟尼传记的经史将佛的一生的故事单独地或系统地描绘出来。三是依据佛本生故事来绘图。
麦积山1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从正面看很像当地农家的麦积堆。由最低处之五一号龛至岗顶高142 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间显得很奇特很突出。
麦积山有一百八十多个龛和窟。规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号）高5.97 公尺横广14.91 公尺进深最大处11.5 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龛小到人都进不去。此外还有几个崖阁。“上七佛阁”（oo四号）最大它的长廊——“散花楼”在七个大石龛的外面高16.7 公尺长3o.5 公尺。麦积山造像始建年代根据西崖第一一五号窟中须弥座上的墨书愿文看来至晚在北魏景明三年（5o2）以前就已经有完整的龛窟和造佛。据《魏书》的记载则早在公元四二四——四二六年之间就有高僧隐居麦积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见这时期这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地已有可能营造石窟。
记载中的麦积山那些壮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崖阁、龛和窟中的塑象、石刻、石碑、壁画还保存了不少。除了无数用模型印制的小佛象之外大小佛像约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砾岩石质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样这些佛像几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西部小龛窟的佛像毁坏程度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妆的。未经重妆的塑像虽然被烟薰得黝黑丧失了外部妆绘的灿烂色彩可是作为雕塑来看形象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为北魏杰作。石碑十八块有简朴而优美的浮雕。因为受了地震、潮气（麦积山终年多雨）、流水和野乌的损害现存的壁画不多虽然多半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都是当时的美术精品。
麦积山那些静坐着的、眼光向下、永远微笑着的佛或菩萨似乎在沉思1 以下关于麦积山石窟的论述节取自王朝闻《麦积山石窟艺术》原载《人民画报》1954 年第二期。似乎陶醉在某种幸福的瞑想里似乎存心不和观赏者生关系观赏者却不能不被那特别而不普通的神态所吸引。
例如一二三号窟内的佛像之一它那种矜持温婉和愉快的神态是很自然很生动很感人的。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国北魏其他各地区同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有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外形还显得有些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左侧的小佛像就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
以面部而论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却显得更婉美动人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
印度的天文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拾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搶仙人、竭伽仙人并未详。《法苑珠林·传记篇》有《婆罗门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云：梁武纪年无天和自是天监之误）摩勒国沙门释达流支法师译出”1。此书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婆罗门天文经》当是一书。《隋书·经籍志》又有《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又《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开皇十二年（592）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见唐《贞观内典录》。梁启云：“所谓‘乾文’者当是天文书也。”其说可信但书皆不传。
印度的历算《隋书·经籍志》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并不著撰人。《续高僧传》卷二《达摩多传》云：“（隋）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兼通佛典和一般学问长于数学以中印两国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因而写成这本著作可见婆罗门算法当时确有人传习。
印度的医药之学《隋书·经籍志》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通志·艺文略》亦著录此书又有《龙树眼论》一卷《郡斋读书志》云：“《龙树眼论》三卷。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姚振宗认为晁志所载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残卷。其说近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在唐代中国还有到处行医的印度眼科医生。《隋志》又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原误作“录”据《通志艺文略》改）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这些医方的内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青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宋史艺文志》有《着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论》一卷。诸书的书名、卷数均不相合 而且全部久已不传故无从论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医学而且由中国翻译之后又流传到了日本它的形响就不小了。
1 按：“天和”二字不误。“梁”当作“周”。《续高僧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三：“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季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即指此书。北周时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共译《五明论》。五明者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见《大唐内典录》卷五上）。参与这次翻译的还有阇那崛多由沙门智僊笔受（见《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所记与此有异。它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沽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日内明畅究五乘因果妙理。”（见同书卷二）。根据以上的解释：声明是研究语音、语法、修辞的学问。工巧明是工艺、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等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医方明即包括医、药、针灸、禁咒在内的印度古代医学。因明即印度的逻辑学。内明是印度的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分歧牵涉到各宗各派的教义一时还难以说清。《五明论》的汉译说明印度文化已经比较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展。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第一节农业展的形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农业的展上南北有显著的差别。北方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儿经由破坏到复苏的迂回曲折的展道路使其原来居于农业生产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南方由于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并因为北方的动乱而为农业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人口的大量南迁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入等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
三国两晋时期北方农业由调敝到复兴自汉末以来北方农业区迭遭战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史称“时大饥荒”1。“岁旱虫蝗少谷百姓相食”2。饥荒之严重不仅劳动人民惨罹茶毒拥兵割据的势力也深受影响“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之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1。饥荒持续时期之长也是空前的从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到建安元年（196）曹操在许下屯田已历十二年之久实际上直到建安之末（219）饥荒的展也没有完全得到控制。持续的大饥荒使北方农村呈现空前的调敝加之“兵难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业捐弃居产流亡藏窜”（《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昔日繁荣的关中三辅地区“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山东地区“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2。“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3。“是时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④。
曹操对于恢复和展北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安元年（196）曹操在挟汉帝都许后接受枣抵、韩浩的建议在许下兴立屯田。当年获得丰收“得谷百万斜”5。于是从许下向北方各地推广同样获得成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屯田使大量流民成为政府的依附农民在政权力量的强制推行下与土地结合起来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种解决了军粮匮乏的问题。与此同时又“于征代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晋1 《三国志·魏志·曹洪传》。
2 《三国志·魏志·张邈传》。
1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2 《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曹瞒传》。
3 《三国志·魏志·袁术传》。
④ 《三国志·魏志·张绣传》。
5 《三国志·魏志·任峻传》。
书·食货志》）大兴军屯。黄初元年（22o）魏皇朝建立后民屯方面没有更多的进展军屯方面却有进一步的展尤以正始年间（24o—249）邓艾倡以五万人在淮南北的军屯成效突出1。
与此同时曹操针对当时“户口耗减十裁一在”的情况大力采取措施迁徙人民充实司、冀、雍州等心腹地区。几乎整个建安年间都在进行这一工作。不仅从边境地区徒汉族农民进入腹心地区而且迁徙少数民族入居内地以增加劳动力。
在地方上各郡县官吏也致力于“招怀流民兴复县邑”（《三国志·魏志·张既传》）。如吕虔为泰山太守“诸山中亡匿者尽出安土业”（《三国志·魏志·吕虔传》）。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郑浑为冯翊太守“前后归附四千余家”（《三国志·魏志·郑浑传》）。苏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之甚谨..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由是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有的地方官吏还为“新集”的流民制定“移居之法”令其伍、比相保不复流散。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曹魏统治之下的北方农业生产呈现复苏的景象。在各个屯田区域大批流民复归土地荒芜了的农田得到开垦如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邓文在淮南北屯田获得巨大成功“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田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郡县所辖广大的个体农民经济也呈现活跃的景象。在曹魏的辖境内已从汉末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由于农村经济的复苏个体农民经济相应有了迅的恢复和展那种军事编制的民屯组织已不适应生产展的需要于是到了魏末晋初便先后两次宣布取消民屯全部成为郡县编户农民了。
西晋初期尚能励精图治展农业。《晋书·食货志》称：“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晋武帝曾一再下诏敦促“省摇务本并力垦殖”他深知“使四海之内弃末返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于是累累下诏敦促郡国守相计吏巡行属县“敦谕五教欢务农功”“务尽地利”。地方官中有很好贯彻这一路线的如王宏为汲郡太守“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史称“时谷贱而布帛贵（武）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可见粮食产量的增加太康元年乎吴之后六十余年的分裂扰攘局面终于结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种统一安定的局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展同年颁布了占田、课田令更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出现了“太康之治”的繁荣局面。史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干宝《晋纪总论》）。撇开封建史家溢美的成分太康年间农业的兴旺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安定、繁荣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便又一次遭到空前的破坏。
永熙元年（29o）司马炎死后的第二年爆了八王之乱接着又是空前纷1 《三国志·魏志邓艾传》。
扰的十六国之乱北方农业区再度遭到空前的破坏。史称“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同、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北方农业生产的破坏从晋惠帝即位之后开始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直至十六国后赵政权建立为止约三十年间了无宁日农业萧条饥荒频仍民不聊生“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懂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魏书·食货志》）。
十六国北朝时用北方农业的破坏与缓慢展十六国北朝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北方在政治上经历了由分裂割据到实现南北统一的漫长过程在农业生产上也几经由破坏而复兴的曲折历程。西晋末年的战乱严重地破坏了北方在魏晋八十余年间恢复起来的农业生产“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慕容皝载记》）。“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北部中国又一次陷入“天下饥乱”的境地。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当时主要的农业区。
在十六国时期北方农业曾出现两个恢复年代。即在石赵政权时和苻秦政权时。永嘉六年（312）石勒根据汉人张宾的建议定都襄国。建兴元年（313）在他的统治区“司冀渐宁人始租赋”（晋书·石勒载记》）。建兴二年（314）“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货二匹租二斛”。大兴二年（319）石勒建立后赵在即位之后即“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均百姓田租之半”。大兴四年（321）“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太宁二年（324）以右常侍霍皓为功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6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规定“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咸和五年（33o）石勒即皇帝位。史称“勒以休瑞并臻逻方慕义赦三岁刑以下均百姓去年逋调”。这种政治上的安定气氛多少反映了其统治区内农业生产恢复展的情形。
357 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他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中最重视农业生产的一位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间前秦境内农业生产有了较大起色一度几有升平气象。其即位之后即大力改变农桑废业的情况以“课农桑’为事。第二年即巡视各地“丐所过田租之半”。下令“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晋书·苻坚载记》）。他即位不过五年即已收到显著成效出现了“田畴修辟帮藏充盈”的景况。中原地区农业又从石赵后期以来的衰败中复苏。苻秦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政治的安定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基础上苻坚得以凭借“国内殷实”的实力次第打败各割据政权统一北方形成与江南的东晋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在十六国时期除了石赵和苻秦的时候曾呈现农业的复苏外在辽东的鲜卑慕容氏统治区和凉州张氏政权统治区内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展。
鲜卑慕容氏兴起于辽东。元康四年（294）慕容庞迁居于大棘城（辽宁义县西南）“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开始经营农业。永宁（3o1）年间幽州一带生大水慕容廆“开仓赈给幽方获济”（《晋书·慕容鹿载记》）可知农业已有一定的展。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战乱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土地 吸引着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这对于这一地区农业的开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其子皝继位继续前代展农业的政策“躬巡郡县劝课农桑”。
在中原地区干戈扰攘之时西北的凉州地区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安定的地方。“中州虽乱此方安全”（《晋书·张轨传》）。于是避战乱的流民纷纷涌向这里。劳动力的增加和较长期的安定环境有利于凉州地区的开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刑清国富的局面。
十六国后期北魏崛起于代北。鲜卑拓跋魏是对北部中国农业展有贡献的。拓跋族原是游牧民族在其与汉族人民接触后逐步转向农业。拓跋珪建国后加了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过程。登国九年（394）他“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桐阳塞外”（《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平定中山后“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师各给耕牛计口授田”（《魏志·食货志》）。同时又于都平城“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年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魏书·食货志》）。经过这一番努力拓跋魏的农业生产已建立了初步基础“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魏志·食货志》）。不过由于战争频繁“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其农业基础还是薄弱的。到了拓跋焘时北魏农业有了更大的展。北魏统治者依靠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的实力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当拓跋焘“戎轩四出”“廓定四表”（《魏书·世祖纪》）之时以其子拓跋晃监国。太平真君年间（44o—451）下令修农职之教使“垦田大为增辟”。“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这时拓跋魏已经建立了坚实的农业基础使几经破坏的北方农业又得以恢复和展起来。到孝文帝施行均田制、三长制之后北方的农业生产推到了自汉魏以来的又一个新的高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魏书·食货志》）。
但是到了北魏后期农业生产又遭到破坏。“正光（52o—525）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百姓怨苦民不堪命”1。及至庄帝之时“承丧乱之后仓凛虚罄”2。“自永安（孝庄帝年号528—53o）之后政道陵夷寇乱实繁农商失业”3。北魏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分裂形成东西魏对峙局面。由于东西魏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④。相继建立的北齐、北周政权虽然先后颁行了均田制度农业生产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但始终没有达到北魏中期的高度。
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的展从统一的东汉皇朝瓦解之后江南开始出现独立的政权从孙吴建国12 《魏书·食货志》。
3④ 《隋书·食货志》。
历东晋和宋、齐、梁、陈约三百七十年间除西晋一度统一江南之外始终存在南北分割和对峙的局面。史称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于北方来说安定的政治环境农业在这三百七十余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展。虽然中间也有波动起伏但其展的总趋势是向上的。六朝时期是中国农业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江南农业逐步得到开其经济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黄河流域而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东汉末年由于北方生战乱人口南移的趋势展。这不仅使江南劳动力得以增加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生产技术带入这对于江南农业的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孙氏政权的建立既是江南经济展的结果同时反过来又有利于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开。
永嘉乱后北方人口比东汉末年以更大的规模向南方迁移史称“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1。据估计截至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九十五万占当时南方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2。大批劳动力的补充是南方农业得以加展的重要条件。东晋朝廷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巩固偏安政权对农业生产也不敢放松。在南北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农业有了迅的展时人已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晋书·诸葛恢传》）的说法提示了南方经济地位上升的信息。在督课州郡农业的同时还大力实行屯田规定“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太兴二年（319）后军将军应詹上表建议：“江西良田旷废未久..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并在寿春“绥集流散”“专委农功”。规定“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同上）。北部边界的屯田还是有一定成效如北兖州“有阳平石鳌田稻丰饶”。桓温平蜀后将荆州移治江陵。其西部的临沮”道带蛮蜑田土肥美”于是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南齐书·州郡志》）。从东晋建立以来直到孙恩、卢循起义爆之前江南境内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战争之扰所谓“自晋氏迁流迄于太无（晋孝武帝年号376—396）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宋书·武帝纪》）。这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对江南农业的进一步开是有利的。
东晋末年刘裕注重展农业“抑末敦本务农重积”从而使东晋末年再度呈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局面（《晋书·武帝纪》）。宋文帝继续大力劝课农桑一再下令“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紵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宋书·文帝纪》）。宋文帝元嘉（424—453）之世农业生产取得空前展史称“元嘉之治’。沈约评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的繁荣状况称：“自义熙十一年（415）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元嘉三十年453）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五四传论）。这种展势头到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间仍未停止“自江以南在所皆穰”其中尤以荆、扬二州最为突出史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宋书·何尚之传》）“江左以东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毅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宋书》卷六六传论）。荆扬二州地位之重要成为六朝政权之1 《晋书·地理志》。
2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 期。
支柱这主要决定于其富厚的经济力量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宋书》卷五四传论）。农业开最好的地区当推长江下游的吴会地区。元嘉二十二年刘溶上书盛称吴兴郡之富庶：“彼邦奥区地沃民阜一岁称稔则穰被京城时或水潦则数郡为灾。”“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之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宋书·二凶传》）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已过了当时农业最达的关中平原。晋末宋初这几十年是六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展的最高峰而其生产水平已呈现越北方的展势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除了吴会地区以外江南其他地方的农业也有长足的展。南部如湘州“湘川之奥民丰土闲”（《南齐书·州郡志》）。梁中大通二年陈庆之除南北司二州刺史“江湖诸州（《资治通鉴》胡注“谓洞庭、彭蠡间诸州也”）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梁书·陈庆之传》）。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最为沃壤”江北如寿春“地方千余里有陂田之饶”。雍州“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南齐书·州郡志》）。淮南郡“姑熟饶旷..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字高薨阡陌如绣”（《陈书·宣帝纪》）。
农业生产的展使南方的粮食充盈。在刘宋后期周朗说“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宋书·周朗传》）。这反映了粮食市场交易繁盛的情况。同时南朝政权的粮储也大为充实国家的仓库仅都一地就有龙仓（即石头津仓）台城年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太仓东宫仓等都之外的大粮仓有豫章仓、钩矶仓、钱塘仓等“并是大贮备之处”此外国家及诸州郡各有仓库。
梁朝后期由于政治**横征暴敛阶级矛盾尖锐。太清二年（548）
的侯景之乱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战乱长达四年之久对江南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破坏成为六朝经济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江南农业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节农具的改进和北方旱作地区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重修政和证类本草·玉石部》“铁精”条引南齐陶弘景的话：“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熟铁）作刀镰者”。近年从河南渑池、洛阳四川昭化湖北均县江苏南京等地出土的大量农具犁、铲、、锄、镰等也都为白口铁柔化制成的。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制造农具的原料质量有较大提高。成书于后魏的《齐民要术》其中记载农具有二十余种主要有犁（长辕犁、蔚犁）、锹、铁齿4 ■（人字耙）、耢、挞、水斫、耧（一脚耧、二脚耧、三脚耧）、窍瓠、锄、锋、耩、铁齿耙、鲁斫、手拌斫、碌碡等种类相当齐全可以适合各种农活的需要。农具的性能也有所改进如齐地的蔚犁操作时比长辕犁灵便适用于多种用途对土壤的适应性也较强。此外还增加了新农具如前面所列举的二十余种农具中有许多是汉代刘熙编撰的《释名·释器用》篇所未记载的。在耕作方面耙和耱为以前所没有的“耙”在《齐民要术》里叫铁齿4 ■；“耱”是无齿耙。它们的出现是整地工具的一大进步。中耕农具除锄、锋、耩外有专门用于蔬菜园艺的“手拌斫”、“铁齿耙”
等反映出中耕管理上进一步细致化的特色。这一时期以水为动力的水碓、水磨颇多见于文献记载1；近年来考古出土的碓、磨也很多。它们的普遍应用促进了中国古代食物构成的变化和麦类种植的推广。
北方旱作地区的特点是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匀春季雨少多风旱；夏季到初秋雨量偏多冬季雨雪也不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作区种植业以生产粟、麦为主。为解决春种粟时遇春旱秋播麦时逢墒缺这一突出问题农民们在前人土壤耕作技术的基础上改进了耕犁明了耢和耙等整地工具并创制了耕—耙—耱一整套的土壤耕作技术。使北方广大灌溉条件较差或没有灌溉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春季风旱和秋季缺墒的威胁。
耕—耙—耱土壤耕作技术的要点：先是要耕好地在犁细的基础上进行耙、耱。据《齐民要术·耕田第一》记载当时耕地已颇为讲究以操作时期分有春耕、夏耕和秋耕；以操作程序先后分有初耕和转耕（第二遍耕）；以耕翻深度分有深耕和浅耕；以操作过程的方向分有纵耕、横耕和顺耕、逆耕等。此外对耕地的时宜、深浅度书中也有记述。其次是要多次耢（耱）地。《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特别强调“犁欲廉劳欲再”。“廉”就是犁条要窄小地才能耕得透而细；在此基础上“劳欲再”。铁齿4 ■将耕后的大土块耙小耱则使小土块变成细末。多次耙耱能使土壤细熟上虚下实有利于保墒防旱。耙耱进行的时间则以“燥湿得所”为好。我国古代北方旱作地区的历代农民就是利用耕—耙—耱这一整套保墒防旱技术向干旱作斗争夺取农业丰产的。
1 《太平御览》卷762“碓”引《魏略》：“司农王思宏作水碓。”《南齐书·祖冲之传》：“冲之..于乐游苑造水碓、磨”。
第三节农作制的展由于社会经济的展需要多种多收以及农作物种类的变化形成了多样化的农作制度。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作物有几十种之多。粮食作物有谷、黍、稷（■）、粱、秫、大豆、小豆、大麦、小麦、瞿麦、水稻、旱稻。此外还有纤维作物、饲料作物、染料作物、油料作物等。种类繁多的作物为进一步展轮作复种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黄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大致有：（1）粮、豆型绿豆（或小豆、瓜、麻、黍、胡麻、芜菁、大豆）—谷—黍、■（或小豆、瓜）；大豆（或谷）—黍、■—谷（黍■）；麦—大豆（小豆）—谷（黍■）。（2）粮、麻型小豆—府—谷。（3）粮食、蔬菜型小豆（晚谷或黍）—瓜—谷；蔓菁（或大、小麦）—蔓菁—谷等轮作方式。江南地区则展了二熟制。二熟制主要是双季稻东汉时已见记载。西晋左思《吴都赋》提到：“国税再熟之稻”。以稻作为统治者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足见栽培已相当普遍。南方在水热条件特别好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三熟制如湖南便县（今永兴县）界有温泉水“左右有田数千亩资之以溉。..温水所溉年可三登”1。
间、混、套作和复种轮作一样也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阳光能的重要措施。我国的间、混、套作始于公元前一世纪经过五百年的展到后魏已初步奠定了技术基础。《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林、粮间作有桑苗下“种绿豆、小豆”“绕树散芜菁子”2；蔬菜间作有“葱中亦种胡荽”等3。混播已用于饲料生产“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④。套作也有初步展“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子而锄之拟收其根”5。《齐民要术》的记载还反映出人们已深刻认识到间、混、套作中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采取了正确的选配作物组合和田间配置方式。
种植绿肥是以田养田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时已从以前的“■埋青草”作为绿肥展到有意识的栽培绿肥。关于栽培绿肥的记载始见于晋郭义恭《广志》：“苕草色青黄紫华（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6。后魏时期北方已广泛利用栽培绿肥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并说利用绿肥和施肥有一样功效而省施肥之功力。对各种绿肥作物的肥效还进行了评价和比较：“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种七、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1。当时的绿肥轮作有苕、稻轮作绿豆、小豆、胡麻与谷子轮作还有与瓜、葵等蔬菜轮作的。这时绿肥轮作制的比较展是与人们对绿肥肥效有了相当认识以及存在着地多人1 《水经注·耒水》。
2 《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
3 《齐民要术·种葱第二十一》。
④ 《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
5 《齐民要术·种麻子第九》。
6 《齐民要术》卷1o“苕”引。
1 《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少、肥源不足的经济原因有关。
第四节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的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认识到选种和良种繁育是作物增产和提高品质的重要因素。具体采取的措施是：“粟、黍、■、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至春治取别种以拟明年种子”；“其别种种子常须加锄。先治而别埋还以所治蓑草蔽窖”。2上述做法已近似近代的“种子田”和良种繁育是品种选育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把选种、留种、建立“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精细管理、单种单收、防杂保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措施奠定了我国传统的选种和良种繁育技术基础。这一时期涌现大量农作物新品种特别是谷类作物的品种大大增加。如西晋郭义恭《广志》中记载粟的品种十一个水稻品种十三个；而《齐民要术》记载的粟品种就已有八十六个水稻品种二十四个（内糯稻十一个）。南方栽培稻除有秔稻和秫稻之别外还有两熟稻、再生稻等品种。品种的命名“多以人姓氏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1。《齐民要术》还谈到关于品种的分类标准称：“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并把八十六个粟的品种按性状又分为四大类等。对与育种目标有关的一些问题如矮秆与高产之间的关系、产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也已有一定的认识颇为难能可贵。
播种质量比以前提高了人们已掌握种子好坏的测定、选种、晒种、催芽等技术。《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用“口含少时”测定麻子的好坏2和“于火上微煮韭子须臾生芽者好”3的方法都为简易而又快的测定法。用清水净淘种子强调曝晒种子以及浸种催芽也被视为种子处理的重要环节。为做到适时播种、争取增产已总结出了一些重要作物的播种期《齐民要术》把谷子、黍■、春大豆、小豆、麻、麻子、大麦、小麦、水稻、旱稻、胡麻瓜等许多作物的播种期分为“上时”、“中时”和“下时”。“上时为播种最适宜的时期。并指出要根据物候现象、土壤肥力和墒情等条件确定播种期；提出了种谷早晚要搭配、一般宜于适当早种以及闰年应迟种等原则。播种形式在《齐民要术》中记述比较多的有“漫掷”即散播；有类似近代条播的“耧种”和“耧耩漫掷”；有类似近代点播的“■种”、“耧耩■种”和“逐犁■种”等。还指出播种量和种植密度以及播种深度和播后镇压都应注意“因时”、“因土”制宜的原则。水稻移栽技术《齐民要术》中有最早较为具体的记载：“既生（指秧苗）七、八寸拔而栽之”1。还称：“栽法欲浅”插时“根须四散则滋茂”2。
这一时期田间管理中有几项突出技术值得注意。第一项是认识到做好中耕除草工作有利于保墒防旱和熟化土壤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因而操作上比以前更精细提出多锄、锄小、锄早、锄了的要求《齐民要术·种谷第三》称：“锄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大、小麦第十》称：“凡五谷2 《齐民要术·收种第二》。
1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2 《齐民要术·种麻第八》。
3 《齐民要术·种韭第二十二》。
1 《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
2 《齐民要术·旱稻第十二》。
唯小锄为良”。中耕除草的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五种：锄、耙、耢、锋、耩。以锄为主视幼苗生长情况而定。苗生长较小时中耕一般用耙和耢；苗生长较大时用锋和耩。其次是水稻生产中已出现了烤田技术。《齐民要术·水稻第十一》中指出：第二次“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决去水”措施就是中国水稻烤田技术的最早记载。“曝根令坚”即通过烤田土壤环境改善后促使根系向纵深展使稻株茎杆坚强有利防止倒伏。第三《齐民要术》“种瓜”和“种葵”中都强调要尽量利用冬雪蓄墒。“种葵”中所说的“若竟冬无雪腊月中汲井水普浇悉令彻泽”是中国蔬菜生产中实行冬灌的最早记载。第四对病虫害的防治有合理轮作、选育抗病虫的优良品种和贮藏时进行防治的农业防治和药物防治方法。我国利用生物防治由来已久始见于此时期的《南方草木状》。书中记载：“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世界上利用天敌进行生物防治的最早记载。第五在粮食储藏方面出现了“窖麦法”、“劁麦法”和“蒸黍法”值得一提的是“劁麦法”这一特殊储藏法《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倒刈薄布（佈）顺风放火火既著即以扫帚扑灭。仍打之”“如此者经夏虫不生”。■的储藏法也较特殊要求■子脱粒后立即蒸一遍并趁湿热时密封收藏。
第五节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园艺方面果树和蔬菜的栽培技术有展与提高。
果树种类和品种增多北方除枣、桃、李、梅、杏等“五果”外还有柿、梨、栗等。南方果树《齐民要术》卷十辑录的有几十种。果树品种培育也很早就受到重视《广志》中记载有“长二寸”的东郡谷城（今山东阿县）紫枣“小核多肌”的大白枣等二十三种。《广州记》称壶桔（金桔）“有七、八种”。果树栽培技术的提高表现在繁殖上重视“栽”（包括扦插、压条、分根和嫁接）而不“种”。人们从实践经验中得出了“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1的认识。嫁接技术这时有显著展。西汉末《氾胜之书》中只谈到草本植物——瓠的靠接法而《齐民要术》记述的则已由草本展到木本由靠接展到劈接由近缘嫁接展到远缘嫁接；在目的上由单纯为了结大的果实展到选择接穗和砧木使果树提早结实和改良品质。《齐民要术》还记载了提高座果率、能增大果实的“嫁树法”和“疏花法”2。果树的防寒防冻已有裹缚、熏烟、埋蔓等方法。
蔬菜种类比秦、汉时期增多据《齐民要术》记载有葵、菘、葱、韭、蒜、蔓菁、芦菔、芸苔、各种瓜类等三十多种。栽培技术提高的主要表现先是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年之内可多次收获《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三掐更种一岁之中凡得三辈”；《蔓菁第十八》：“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其次在菜园地的选择、整地作畦、匀播种子、施肥灌溉以及贮藏等方面的技术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如蔬菜埋土贮藏保鲜的技术至今仍在沿用。有的特殊栽培技术其巧妙令人叹服。举一例而言《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中记述的利用大豆帮助甜瓜出苗法：把大豆和瓜子各数粒种在一个坑内大豆顶土力比甜瓜强大豆吸水后膨胀子叶顶土而出甜瓜子的幼芽就随着豆苗顶松的土跟着出苗。等瓜黄长出几片真叶再将豆苗掐断还可利用断口上流出的液汁润湿瓜苗附近的土壤。
畜牧兽医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展。《齐民要术》把畜牧生产实践经验和技术上升到理论性高度总结出“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1十六字的总原则既全面又确切。相畜术有突出成就《齐民要术》记载了先采取淘汰严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驽”再相其余的外形鉴定法。不仅有整体观念而且有明确的重点部位如相马“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廓欲得张；四下（四肢）为令欲得长”2。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良马的标准型。在鉴定技术上还掌握了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的有机联系“相马五脏法”说：“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同上）。对母畜和仔畜的选种工作已很重视尤其对仔畜的选种更严提出羊羔要“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1至今我国西北牧区仍选留冬羔作种。对1 《齐民要术·插梨第三十七》。
2 《齐民要术·种枣第三十三》。
12 《齐民要术·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1 《齐民要术·养羊》。
猪的选种则要求“母猪取喙短无柔毛者良”2。《齐民要术》还阐述了远缘杂交可使生物产生变异和杂种优势以及远缘杂交的后代杂种不育的事实称：“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草骡不产产无不死。养草骡常须防勿令杂群也”。畜、禽繁育的公母配合比例：羊为“大率十口二羝（公羊）”鹅为“三雌一雄”鸭为“五雌一雄”鸡为雌鸡十只雄一”。牛、猎的阉割技术已达到可以避免破伤风致死的高水平。
这一时期虽无专门兽医书留传下来但在《齐民要术》和《肘后备急方》中都有所记述。对传染病、侵袭病已知采取隔离预防措施如说“羊有疥者间别之不别相染污”。治疗主要有药物和针灸如马、羊的疥癞治疗有十种药方马、牛蹄病的治疗方法有十多种。不过药物治疗还处于初步展阶段《齐民要术》记载的四十八个处方《肘后备急方》收录的十八个处方均属单方和偏方用药一、二味多的也只有五、六味。《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伯乐疗马经》一卷《马经孔穴图》一卷说明家畜针灸学在此时期已基本形成。
这时期黄河流域蚕桑生产在全国仍占较重要地位江南地区有显著的展。蚕桑技术提高的表现是桑树繁殖较普遍地采用压条法《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称：“大都种椹长迟不如压枝之。无栽者乃种椹也”。压条方法是当年正月、二月压条第二年正月中截取移栽。再就是人们对蚕的化性、眠性有了确切的认识所记述的蚕有一化、二化三眠、四眠之分并说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种1此系利用低温控制产生不滞卵从而达到一年中分批多次养蚕的目的。这是中国古代养蚕技术取得的一大进展。
2 《齐民要术·养猪》。
1 晋郑辑之撰《永嘉记》记述：永嘉有“八辈蚕”。原书已佚失此段记述由于《齐民要术》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第六节贾思勰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国古代农学名著。对后世农学的展有深远影响在世界农业科技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作者为后魏贾思勰其籍贯研究者一般推测为山东益都（今寿光县一带）人。《魏书》中未见其传。根据书上的题署“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说明他做过高阳太守。后魏有两个高阳一属瀛州（旧治在今河北高阳县东二十五里）一属青州（旧治在今山东临淄县西北三十里）较多研究者认为他任职的是青州高阳郡；也有学者认为是瀛州高阳郡。
《齐民要术》成书年代在公元六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间。据书中所记载的具有地区性的农业资料分析其反映的地区范围主要在后魏统治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据《齐民要术·序》记载：贾思勰“采据经传爱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写成此书。书的内容则“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全书共计十卷九十二篇约十一万余字。九十二篇之外的“杂说”为后人所加。卷一总论耕田、收种二篇种谷一篇；卷二包括谷类、豆、麻、麦、稻、瓜、瓠、芋等十三篇；卷三为种葵、蔓菁等蔬菜作物十二篇苜蓿、杂说各一篇；卷四总论园篱、栽树二篇果树十二篇；卷五有竹、木及染料作物十篇伐木一篇；卷六为家畜、家禽和养鱼六篇；卷七为货殖、涂瓮各一篇酿酒四篇；卷八、卷九有酿造、酱、醋、豉和食品制作以及贮藏二十二篇还有煮胶、制笔墨各一篇；卷十“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一篇引载了一百多种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栽培植物和六十多种野生植物。总之范围广泛综揽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
《齐民要术》在唐代以前通过传抄而流传。至今所知刻本始于北宋初的崇文院刻本。此后复刻本和传抄本多至二十余种。有日、英文译本。
第二章手工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第一节建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
佛教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北魏洛阳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这在《洛阳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作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永宁寺培是该时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层。除了木塔以外还展了石塔和砖塔北魏时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 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1及梁江陵湘东苑2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展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1 见《洛阳伽蓝记》。
2 见《太平御览》。
第二节水利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动荡分裂水利事业受到影响总的来说成就不如两汉。但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的水利事业则较两汉有所展。
在农田水利方面大多数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门使之挥灌溉效益。比如曹魏时期刘馥与邓艾在屯田区兴治芍陂、茹陂等就属此类。孙吴在今南京东南十五里修了娄湖周围七里溉田数千亩。西晋光熙元年（3o6年）陈谐在今丹阳县城北作堰拦马林溪水成塘周长一百二十里汇集七十二条山溪水溉田数百顷。曹魏嘉平二年（25o 年）刘靖在蓟城（今北京）修戾陵堰、车箱渠引湿水（又称■水今永定河）灌溉土地万余顷。这个时期的水利著作以郦道元的《水经注》为杰出代表。所记载的水道变迁及水道位置资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据。书中所记著名水利工程有28处包括农田水利治理黄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运河等。此外还将先秦至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使今天的读者及水利学史研究者能够据此恢复当时水利建设的部分面貌。书中不仅记载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而且记载修筑水利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等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水利学史时必不可少的。《水经注》由于对水道记得详细准确加上支流、湖泽分汉城邑山岭等资料所以能够全面地来考察一条河甚至一个流域的情况从而能够推断人工治理的利弊及兴废为今天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水经注》在水利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
第三节纺织三国时的纺织业汉末蜀地丝织业已很达所产蜀锦以精丽著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国时诸葛亮也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1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1。
吴国割据江东提倡桑蚕业因而纺织生产有所展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迅扩大6凯疏谏孙皓提到：“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2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情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的簇室选择条件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缫丝产品质量也很好如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产高级的“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如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锦和五岳列国地形锦。
曹魏虽据有纺织业的中心襄邑、洛阳等地但由于长年战乱等原因这些地区的产品“皆下恶”无法与蜀吴相比拟。但魏国没有官营纺织手工业专门从事官练的织造如《魏志·司马芝传》记述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
两晋、南北朝的纺织业自两晋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于他们习于罗纨绮縠等丝织服物桑蚕业也随之南移并促进了南朝丝织业的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设平准掌织染大力生产各种丝织品。丹阳有斗场锦署无疑是官设纺织手工业。此种机织技工是刘裕灭姚秦后由“平关右迁其百工”而来。其后锦署成为南朝官府手工业常设纺织机构制作王室服物。
南朝纺织手工业展迅宋时“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1。当时使1 《诸葛亮文集》。
1 《太平御览》八一五卷引《蜀志》。
2 《三国志·吴志·6凯传》。
1 《宋书·孔季恭等传》。
用三国时展起来的一蹑鼓动数综的较先进的机织技术织造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禁岭南作此布”2。梁时镶嵌金箔的罗已织得十分精美。《吴越钱币志》提到织文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锦的产量很大梁侯景据寿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3。陈时曾有“上织成罗文锦被二百诏于云龙门外焚之”④的记载。南方织造技术驰名塞外《南齐书·芮芮虏传》载：“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但南方本为麻葛产区桑蚕和丝织虽渐兴起产量尚不丰富服物仍以麻葛织品为主。
后赵石虎都邺城（河北临漳）在各族混战中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方。石赵的丝织业相当达。6翽《邺中记》载邺城设织锦署“巧工作锦”“皆数百人”。邺锦、蜀锦齐名名目极多据《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随后建立的前秦丝织业也很达如苻坚时（357—394）秦州刺史窦滔妻作回纹锦远近闻名。
北魏统治者在纺织业原很达的河北地区搜罗到大批纺织工匠因而纺织品产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时屡见“赐群臣布帛各有差”、“赐天下镇成将士布帛各有差”、“以绸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1的记载。拓跋焘时平城宫内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有“丝、绵、布、绢库”常以“金锦缯絮”2颁赐臣下。及至元宏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人并将“御府衣服、金银、珠玉、锦绣”等物“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3。元翊时听任百官进左藏库取布绢“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齐和北周沿袭北魏制度重视展纺织工业。如北齐设“太府寺..统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别领京坊、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信都（河北冀县）三局丞”④。当时的丝织业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贡奉绫锦最多的地方。织物非常精丽《北齐书·李元忠传》载元忠“曾贡世宗蒲桃酒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北周也在泾州、雍州各地分设织局令丞、司织中大夫、小司织上士以及缝工、雕工、韦工、玻工、毳工、绩工、织丝、织采、织枲、织组等各中士、下士2 《南史·宋武帝纪》。
3 《梁书·侯景传》。
④ 《陈书·宣帝纪》。
1 《魏书·高祖纪》。
2 《南齐书·魏虏传》。
3 《魏书·高祖纪》。
④ 《隋书·百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