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中原匈奴族政权前赵制成测量用浑仪。此仪由史官丞南阳孔挺设计制作成于刘曜光初六年（323）。这台仪器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在此以前使用过的浑仪仅有片言只语的记载而孔挺浑仪则是第一台留下详细资料的仪器通过它可以进一步了解汉代浑仪的基本结构。据《隋书·天文志》所载孔挺浑仪系铜制、由内外两重组成外重由三个相交的大圆环构成浑仪的骨架并由四柱支撑着外重骨架；内重是用轴固定在骨架上的可转动的双环双环直径八尺双环之间夹置一具可以俯仰的望筒1也长八尺。由于年重的转动轴一为天北极另一为天南极所以这架仪器可以方便地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在孔挺以前时间最近的同类仪器当属东汉永元十五年（1o3）左中郎将贾逵的黄道铜议由于该仪加有黄道所以必为三重结构比较繁杂且不易使用2。孔挺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于是将自己的仪器改为两重结构去掉了黄道环。
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宋高祖刘裕于咸阳之战后得到孔挺所制浑仪并在称帝后将其运至都建康（今南京）。刘宋元嘉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展颇好历数的宋太祖刘义隆认为这台浑仪虽然很好但在仪器上着不到日月五星和恒星星象3是个缺欠因而诏令太史令钱乐之制作新仪。钱乐之于元嘉十三年（436）铸成有别于浑仪的浑象。他的新浑象继承和展了东吴的浑象制作技术特别是受到葛衡仪器的影响其结构与张衡的仪器有所不同。新浑象将地平置于球内地平面将大圆球一分为二半覆地上半没地下。在球上缀以星象在黄道上布以日月五星1以水力推动昏明中星与天相应。为了与地平放在球外的浑象区别按宋代苏颂等人的称呼可称之为浑天象2。元嘉十七年（44o）钱乐之又制成一台小型的浑天象直径只有二尺二寸便于搬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浑天象与浑象功能相同本质上是一回事但由于结构变化工艺要求更高一些。球内地平表示人居住的大地如果要在球外能看到球内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装饰这就要求球必须有相当的透明度。其具体制作方法现在已难于查考可能在铸好的骨架上蒙上细铜丝编成的铜网做成透明网球；也可能蒙上纺成的细纱再缀以星体。总之制作难度较大这也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的提高。
浑天象在当时挥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天包着地所以它比浑象更形象1 见《隋书·天文志》。
1 《隋书·天文志》：“其双轴之间则置衡长八尺通中有孔圆径一寸..衡既随天象东西转运又自于双轴得南北低仰。..其仪至梁尚存华林重云殿前所置铜仪是也。”2 《后汉书·律历志》：“黄道与度数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3 《宋书·天文志》：“高祖平长安得衡旧器仪状虽举不缀经星七曜。”1 《宋书·天文志》：“诏乐之更铸浑仪..地在天内..规二十八宿..置日月五星于黄道之上以水转仪。”
2 见苏颂《进仪象状》。
地演示出浑天说的精髓更符合浑天说者的原话。据《隋书·天文志》载刘宋天文学家何承天论浑天象体就说过“详寻前说因观浑仪研求其意有悟天形正圆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何承天观察了仪器演示后对天体浑圆有了新的领悟但他仍相信盖天说的观点把地说成中间高四周低的弧面。浑天象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演示仪器它也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的有力工具。根据实际观测得到的七曜相对于周围恒星的位置可以较准确地将其分别安置在黄道的不同部位然后通过不断观测可以了解它们相对于恒星的运动规律从而测算出行星的会合周期。钱乐之的仪器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据《宋书·天文志》说那台小浑天象“安二十八宿中外官以白黑珠及黄三色为三家星”；而大浑天象则用朱、白、黑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甘、石、巫咸三家星。显然他将陈卓的星官体系固化到了仪器上尽管后来陈卓的图录失佚但钱乐之的仪器却历经宋、齐、梁、陈、隋五个朝代为陈卓星官体系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宋以后梁代也制作过浑象《隋书·天文志》载“梁秘府有以木为之。其圆如丸其大数围。南北两头有轴遍体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及天汉等。别为横规环以匡其外。”这是一台大型浑象。在大木球外匡以地平圆环所以它与钱乐之的浑天象地平在内结构不同。这一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天文知识的进步。
在南朝热衷于制造各种浑象的时候与南朝对峙的北魏却对制造浑仪极为热心。北魏天兴初年（398）太祖拓跋珪命太史令晁崇制作浑仪。仪器完成后晁崇升迁为中书侍郎令可惜后来又为拓跋珪所杀害。永兴四年（412）明元帝拓跋嗣又诏造太史候部铁仪由鲜卑族天文学家都匠斛兰铸成铁浑仪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台钦制浑仪。《隋书·天文志》说它分内外两重“用合八尺之管以窥星度”。永兴铁浑仪的基本结构与前赵孔挺浑仪大致相同但又有新创造。如在底座上铸有十字形水槽以便注水校准水平这是在仪器设备上利用水准器的开端。后魏铁制浑仪是一台质量很高的仪器北魏灭亡后历经北齐、后周、隋、唐几个朝代一直使用了二百多年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天文学家瞿昙悉达还奉敕修葺此仪可见其使用寿命之长。
除浑仪和浑象的研究和改进外公元5 世纪北魏道士李兰还明了秤漏在改革计时装置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秤漏的原理是用渴乌（虹吸管）将漏壶中的水引入权器然后称量水的重量以确定时间“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时经一刻”1。秤漏简易、灵敏可测量很短的时间间隔并且可随时开始和结束测量任意的时间区间因此在隋唐时曾风行一时。
1 见《初学记》。
第三节岁差的现冬至时刻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叫冬至点。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历法家们就把冬至点确定在牵牛初度2意思是冬至点离牛宿距星的赤道宿度不到一度（古1°相当于今o.986°）。公元前1o4 年制定太初历时认为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汉书·律历志》记载刘歆《三统历》认为经过一元后日月五星“进退于牵牛前四度五分”。这说明汉代的实测证明冬至已经不在牵牛初度而是在牛宿以西靠近斗宿的建六星附近。对于这一观察事实思想保守的刘歆并没有在计算中使用三统历中日月起算点仍采用牵牛初度。东汉贾逵测出冬至点既不在牵牛初度也不在建星而是在斗二十一度3明确肯定了冬至点的改变。但他只是想到冬至点位置应予改正而没有深究其中的规律。东晋天文学家虞喜（281—356）字仲宁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毕生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虞喜是一位相信天体运动遵从某种规律的天文学家。他注意到冬至点的改变并且想到仅仅改正冬至点的位置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中国上古时代天文学家利用夜半、黄昏或拂晓时处于正南方的恒星来推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这就是历史上的昏旦中星方法。虞喜考察了历史上的观测记录并现唐尧时冬至日黄昏是昴星在正南方1而他那个时代（约公元33o 年）却移到了壁宿。两宿之间相距很远不可能用观测误差来解释因此他领悟到经过一个回归年之后太阳并未在天上走一周天而回到原处应该“每岁渐差”。所以他提出“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新概念。由此他估算从尧到东晋已历27oo 多年从昴到壁有53 度并得出结论天周与岁终岁岁微差每5o 年会差一度名为岁差。岁差现象是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天文新现之一它使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恒星年和四季变化的周期——回归年（即太阳在黄道上从冬至点运行至下一个冬至点的时间间隔）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对于历法推算和恒星位置的测定都有重大的作用。
2 例如战国时期使用的一种历法《颛顼历》定立春时刻太阳在营室五度。按古度太阳每日移动一度立春前四十五日是冬至可知立春太阳距冬至点45°又根据阜阳出土式盘可知古度营室与牵牛宿度相差5o°可见太阳距牵牛初度为5o°-5°=45°即冬至太阳在牵牛初度。
3 《后汉书·律历志》：“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
1 《尚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第四节太阳和五星视运动不均匀性的现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现是继岁差之后这一历史时期又一最重要的天文现。这一现是公元6 世纪天文观测家张子信作出的。张子信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北魏、北齐时代清河（今河北清河）人。据《隋书·天文志》记载他“学艺博通尤精术数因避葛荣乱隐于海岛中”。在海岛上坚持了三十多年的观测“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从而现“日行在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即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现象。张子信使用的仪器是浑象还是浑仪史无明确记载。根据当时北方长于造浑仪南方长于造浑象的情况判断使用测量用浑仪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拥有实用的仪器并进行了长期的观测他的研究课题、手段和成果都处在当时一流的水平上。汉代天文学家现月行有迟疾刘洪还把关于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引入《乾象历》。由于月亮移动快又有背景恒星作参照相对来说这项研究比较容易而太阳一天只移动大约一度又无恒星直接参照观测远为困难所以张子信的研究工作其难度要大得多。月行迟疾的现导致定朔法的提出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现导致定气法的提出这对历法改革特别是对日月合朔的计算和日月交食的预报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张子信还现了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和视差对交食的影响。他的三大现在历法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并很快被具体应用到刘孝孙历、皇极历、大业历等历法中去。
第五节历法的进步三国时蜀汉一直沿用后汉《四分历》吴用《乾象历》曹魏于景初元年（237）颁用《景初历》。晋改《景初历》为《泰始历》继续使用后秦使用姜岌《三纪历》北凉用赵■《元始历》。南朝刘宋于元嘉二十二年（445）颁用何承天《元嘉历》南齐《建元历》实为《元嘉历》。梁天监九年（51o）改用祖冲之《大明历》陈继续使用到南朝亡。北魏自颁的历法有李业兴为主编制的《正光历》东魏时用过李业兴新编《兴和历》北齐颁用《天保历》北周颁用过《天和历》和《大象历》。
在以上提到的历法中刘洪的《乾象历》以引进月行迟疾为其创新在计算日月交食时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位置代替平均位置；杨伟的《景初历》也论述了月离运动不均匀提出了求日食食限的方法；赵■的《元始历》改变了一直使用的十九年七闰法提出章岁6oo 年设置221 个闰月的新闰周但其中最好的历法当数《元嘉历》和《大明历》。
何承天（37o—447）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曾任刘宋衡阳内史、著作左郎、太子率更令领国子博士、御史中丞等。少时曾随舅父徐广学习天文历算。徐广坚持对日月五星的观测长达4o 年他去世后何承天又坚持观测4o 年积前后8o 年的实测资料而编《元嘉历》可见该历有较好的观测基础。《元嘉历》的改革和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日月食确定日度这个方法是后秦姜岌明的何承天加以应用和推广成为后世历法普遍采用的方法；根据实测中星和历史资料推得岁差每百年差一度改进了虞喜的岁差值元嘉历采用回归年长度为365.2467 日优于汉代以来颁用过的各种历法；特别是何承天创用定朔算法使朔望与月球实际位置相符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记载何承天还创立了调日法的算法在数学史上和历法计算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祖冲之《大明历》的主要成就是：肯定“冬至所在岁岁微差”是第一部将岁差引入历法的创新历法并为后世历家所遵循。祖冲之经实测定出当时冬至点已移到斗十五度经与后秦姜岌的观测值比较现不到百年冬至点已移动了二度因而定岁差为45 年11 月差一度。他也认为十九年七闰不够精密应该采用新闰周。他提出的新闰周是391 年144 闰根据这一闰周推算出的交点月长为27.21223 日与今测值27.21222 日只差十万分之一日；推算出的近点月为27.554688 日与今测值27.55455o 日相差不到十万分之十四日。大明历定回归年长为365.2428 日与今测值只差万之六日朔望月长为29.53o59 日。《大明历》采用的其他一些数据也都是当时最好的数据。祖冲之于大明六年（462）上书刘宋政府献上《大明历》但因遭到宠臣戴法兴的反对而未能颁行。他逝世后他的儿子祖暅又于梁天监三年（5o4）和天监八年、九年三次上书要求采用《大明历》。经实测检验新历为密这部当时最好的历法终于在天监九年（51o）正式颁用实现了祖冲之的遗愿。 所以有“天周岁终”的说法。虞喜现冬至点每岁都西移一小段距离则太阳在黄道上经过一年到达下一个冬至点需要再运行一小段距离才能回到原出点于是一周天就不等于一岁了。第六节宇宙论有关天地结构的讨论在南北朝时代也是相当活跃的。汉代之前基本上有三家就是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南北朝时期又提出三种看法：“昕天论”、“穹天论”和“安天论”。前二种在历史上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安天论”。它的作者就是现岁差的虞喜。“安天论”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宣夜说提出的观点难以接受产生了一些误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杞人忧天的故事。
东晋张湛为之作注的《列子·天瑞》篇载有一位杞国人听到宣夜说认为日月星辰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就害怕天会掉下来而地也会崩坏于是终日寝食不安身无所寄。懂事的人解释说日月星辰是积气所致不会掉下来即使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地是积块而成到处都塞满了人们仅仅在地上行走怎么也踩不坏的。这则故事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地的一种看法。虞喜的“安天论”展了宣夜说的宇宙无限思想认为天高没有边际地深无法勘测天在上有安定的形态地在下有静止的实体天地彼此覆盖形象相似天圆地方的说法是不对的。日月星辰各自运行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就象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止一样（见《晋书·天文志》）。除了上述看法还有一派可称作“浑盖合一”派。北齐的信都芳和南朝梁代的崔灵恩都属这一派他们认为浑天和盖天是一致的只是一个仰观一个俯观观测角度不同而已。浑天说和盖天说是人们对天地结构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角度的认识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各种学说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以取得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认识。但是采取掩饰矛盾的作法甚至迁就错误的观点将两种对立的看法。勉强地合而为一则是不正确的。
第二十五章物理学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物理学中虽然总的说来没有取得如先秦和秦汉时期那样多的丰硕成果但在力学、声学、光学、电和磁学等知识方面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新的进展。
第一节力学知识力系的平衡三国时期人们已研究了系统的力的平衡问题。魏明帝（226—23o）时关于凌云台的修造和倾倒情况是很突出的例子。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木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1这一段话是说在建造凌云台之前预先做出精密的设计建台时又“先称平众木轻重”这样建成的楼台便“无锱铢相负”因而尽管高台常随风摇动但仍保持了力系的平衡而不致倾倒。后来魏明帝令用大材扶持反而使楼台颓坏。当时的人就议论说此台之所以颓坏是由于“轻重力偏”所引起的后果。这一事例反映了我国当时建筑师的高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具有较高的力系平衡的知识。
辘轳的新用途除了用辘轳打水或提举重物外魏时还以辘轳举人。《世说新语》载：“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子孙无复学书。”梁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曰：“韦诞字仲将京兆杜陵人太仆端子。有文学善属辞以光禄大夫卒。”又引卫桓《四体书势》曰：“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凌霄观误先订榜。乃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1《世说新语》说韦诞是“登梯题之”而《四体书势》则谓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上”看来后者或较可信。因匾额高于地面达二十五丈安梯登梯都相当困难。
水浮力的巧妙利用在先秦、秦汉造舟技术以及浮囊渡江等知识的基础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舟量物”的好办法。这就是人所共知的曹冲称象的故事。《三国志·邓哀王冲传》载：“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致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用可分解称量的重物（如一堆石头）代替不可分解的巨象在船的吃水线（水痕）相同的情况下算出巨象的重量这确是巧妙的办法。近人陈寅恪认为曹冲称象的故事系佛教故事流传中国后比附而成的1季羡林亦持此说1这或许有可能。中印文化交流甚早公元前2421 《隋书·律历志》。
1 刘义庆：《新语世说》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1 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五《巧艺·第二十一》。
1 《陈寅恪文集之一·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o 年版第157—161 页。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 人曾携带梵本经籍到过咸阳。至少在公元前1 世纪印度佛教已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2。但是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载：“予按《符子》曰：‘朔又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桥即大衡器）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乃知以舟量物此燕昭王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前279年在位此时佛教故事或未传入中国那么浮舟量豕之事可说是中国之明。然而《符子》原书已佚且系汉晋时人追叙春秋遗事难以为据。不过以舟量物之事不论是否由印度传入（抑或由中国传至印度）从《三国志》所载可知我国魏晋时期已经拥有利用水浮力称量重物的知识了。
除以舟量物外水浮力还广泛利用于农事选种上。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说：“将种前二十许日开出水洮（浮秕去则无莠）即晒令燥种之。”3又说：“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1水浮法选种虽初见于《齐民要术》但其渊源应当更早。
对大气压力和浮力的进一步认识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关尹子》载：“瓶有二窍以水实之倒泻闭一则水不下盖不升则不降；井虽千仞汲之水上盖不降则不升。”2这是一个关于大气压力的实验。所谓不升不降或不降不升之说即是人们从实验中得出的经验知识。当瓶倒覆之时二孔之中只有其一孔进入空气另一孔才可出水；若闭其一孔即不让空气进入瓶内（不升）则另一孔的孔面就会被空气所阻水也不会流出（不降）。井筒汲水气从筒外降至井之水面则水可从筒汲上；若气不降（例如井盖严密封闭空气无由出入）则井水亦不被汲上（不升）。当时人们虽没有明确的“大气压力”的概念但业已知道空气具有阻遏水的流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浮托水孔中的水的能力。魏晋时期人们还利用空气的反作用力制成飞行器具。葛洪（284—363）
在《抱朴子》中说：“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师言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罡气故也。”3飞车是类似竹蜻蜓之类的玩具状如现在的电风扇其叶片从轴心按一定方向顺次斜插可借助空气的浮力升空。其中所谓“剑”即是通过牛革绳以旋动轴心的拉弓。近人王振铎对此飞车作了精审的考证和复原1。《抱朴子》的作者指出太清之中罡气能托起人（胜人）并说鸢飞高空虽不复扇翅仍可渐乘此罡气而自进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空气浮力有较深的理解。晋人郭璞（276—324）注《山海经》时也谈到“飞车”。《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条下郭璞注：“其人善为机巧以取百2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 年版第122 页。3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78 页。1 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收种第二》。
2 同上卷二《水稻第十一》。
3 《关尹子》卷下《九药篇》。
1 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卷第十五。
禽。能作飞车从风远行。汤时得之于豫州界中即坏之不以示人。后十年西风至复作谴之。”2类似的文字也见于晋张华（232—3oo）《博物志》中3。
2 王振铎：《葛洪&1t;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中国科技史料》第6 卷第1 期（1985 年）。3 《山海经·海外西经》郭璞注。
第二节声学知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声学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和对音律的研究两个方面。
律管气柱振动问题对律管内气柱振动的研究是由乐器的以管定音引起的。汉代京房现律管的音高与管长不协提出“竹声不可以度调”因而创设以弦定音的弦准“均钟”。但弦线对湿度要求较高季节变化对“准”的影响较大。晋代荀勖（？—289）另辟蹊径研究律管的音高和管长关系解决了以管定音的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就是律管的气柱振动问题。一支开口的律管管内的气柱振动要越出管端即气柱的长度要比律管稍长。长出部分的数值正好等于律管长度与另一较高四律的律管长度之差这个差数即是所谓“管口校正数”④。荀勖是通过对音高的辨别得出这个校正数的。《晋书·律历志》载：“荀勖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肆弹击必合律吕。”也就是说荀勖利用这一管口校正数制出十二支笛管以应十二律。笛管上所开各孔合于音阶各音。以黄钟笛为例：荀勖当时黄钟的长度为9 寸折合今尺为2o.7798 厘米而较高四律的姑洗长度为7 寸1 分1 厘强合今尺为16.4186 厘米相差4.3612 厘米这就是黄钟笛上的管口校正数亦等于黄钟笛的气柱长度同该笛宫音孔位至吹口距离的差数。荀勖以此差数（即管口校正数）用三分损益法精确地定出了黄钟笛上宫商徵羽各孔位置制成了音高准确的管乐器。这种对管内空气振动的研究和对律管音规律的探讨以及管口校正数的得出是中国古代律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音律研究的新成果汉京房为求旋宫转调在十二律的基础上用三分损益法定出六十律这种作法虽然繁琐且并未解决旋相回宫的问题但其积极探求真理的态度客观上推动了律制的研究。南北朝时刘宋太史钱乐之对京房六十律加以引伸在宋元嘉年间推出三百六十律以附会周年36o 日。这类引伸没有多大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同时代人何承天（37o—447）则摈弃京、钱之法只在十二律内进行各律长度的调整使得最后一律能回到出律上。以黄钟律为例黄钟律长9 寸生律第11 次得仲吕长6.66 寸再生律一次即用三分损益法求得律长4.44 寸。移低八度得倍长8.88 寸比出律（黄钟）短o.12 寸。何承天将此差数o.12 寸适当地分作12 份分别加在各律上形成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初步使十二律周而复始近似地达到了旋相回宫的目的。1共振现象的研究④ 张华：《博物志》卷二《外国》。
1 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7—13o 页。共振现象在声学中即是共鸣现象。这一现象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就已被观察到了。《庄子》和《易传》中都曾有所记载。魏晋时期人们除了认识共振现象外还掌握了消除共振的方法。刘宋刘敬叔（39o—47o）在《异苑》中有两条记载涉及共振现象：“魏时殿前大钟无故大鸣人皆异之。以问张华华曰：‘此蜀郡铜山崩故钟鸣应之耳。’寻蜀郡上其事果如华言。”“晋中朝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之。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1前一条记的是共鸣现象。张华认为魏殿大钟是因蜀郡铜山崩毁而引起大鸣的。但蜀郡与魏都洛阳遥遥相距其铜山崩能否引起洛钟大鸣值得怀疑。然而张华作出这样的解释说明他对共鸣现象早有观察并具有一定知识因而当洛钟无故大鸣时能断定它是共鸣现象。后一条记的是共鸣消除法。张华不但具有共鸣的知识而且还知道如何消除共鸣的办法。从现代科学观点看共鸣是因振动体的固有频率同周期性作用的外力的频率相等或相接近而引起振动体振幅的剧增。张华叫人把铜澡盆（振动体）磨掉一些是为了使其重量变轻改变其固有频率这样铜澡盆就不会同洛钟生共振共鸣现象自然就消除了。
1 参见缪天瑞：《律学》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1—123 页。第三节光学知识对视差和大气消光问题的认识我国在战国秦汉之间就提出了对人眼所观察到的远处物体距离远近的判断问题其中“小儿辨日”的故事尤为著名。《列子·汤问》载：“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1日初出时远还是日中时远的问题实际上是个光学问题它涉及到视差和大气的消光等因素。这个问题从汉代就开始讨论了。东汉初年桓谭（前？—56）在《新论》中提到：汉“长水校尉平陵关子阳目为日之去人上方远而四旁近”1。东汉王充（27—约79）则把日中时的距离看作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而把日出入时的距离看作是斜边从而断定“日中近而日出入远”；至于日中近为什么反而看起来小则是由于亮度对视觉影响的结果（“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日察火光小夜察火光大也”）2。西晋束晳则认为日中与日出入同人的距离相等（“旁方与上方等”）。他先从生理上找原因认为人们习惯于平视对于同大的物体仰视时总觉其小（“旁视则天体存在于侧故日出时视日大也。日无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厌。厌而形小伸而体大”）。又从亮度上分析人们视白小视赤大（“日始出时色白者虽大不甚；始出时色赤者其大则甚”）。还从比衬的角度分析认为有比较则觉其大无所比较则觉其小（“且夫置器广庭则函中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则八尺之人犹短。物有陵之非形异也”）。因此他认为“物有惑心形有乱目”“此终以人目之惑无远近也”。总之束晳从生理、亮度、比衬三个方面解答了日出日中的视差问题3。后秦姜岌赞同日出日中与人距离相等的观点。他还进一步指出日出日入时所呈现的赤色是由于“地有游气”作用的结果（“夫日者纯阳之精也光明外耀以眩人目故人视日为小。及其初出地有游气以厌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无游气则色白大不甚矣。地气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时日色白”）。在这里姜岌用“游气”已对日出入时的赤色作了科学的解释实际上他所认识的是关于大气的吸收与消光问题④。
关于多面平面镜成象和凸透镜取火的认识魏晋时期人们已开始用多面平面镜进行成象实验。葛洪在《抱朴子》中说：“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者照之时前1 刘敬叔：《异苑》卷二。
1 《列子·汤问》。
2 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
3 王充：《论衡·说日》。
④ 王锦光等：《中国光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第128—129 页。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1用两个平面镜或用四个平面镜照人可得到众多的人像“所见来神甚多”即指此。这是葛洪的实验所得。
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万毕术》载有削冰令圆以取火的方法。晋张华也提到此事而且他更进一步提到用珠取火。他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说者此未试。”2这是现存历史文献中最早关于用珠取火的记载说明当时人已有以珠聚焦取火的知识。当然这里所说的珠应该是相当大的水晶球、琉璃球或玻璃球。关于以珠取火在晋王嘉所撰的《拾遗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糜竺“货财如山不可算计。内以方诸盆瓶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阳燧旱燥自能烧物。”3王嘉认为这是因“阳隧旱燥”起燃但文中提到“设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所以也有因珠聚焦起火的可能性。
1 薛道远：《大气吸收、消光和蒙气差现象在我国的现》载《科技史文集》第3 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o 年第77—78 页。
2 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
3 张华：《博物志》卷四《戏术》。
第四节电磁学知识我国远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进行观察研究并创制了磁性指向器——司南。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观察研究仍在继续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关于静电现象的进一步现汉以前人们已知玳瑁、琥珀等物体经过摩擦可以吸取草芥等一类轻小物体。至三国时期人们又现霉以后的腐芥不被吸引。《三国志·吴书》载：“虞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侯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书曰：‘仆闻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1从现代科学观点看草芥要能被琥珀吸引必须干燥在带静电的琥珀作用下草芥表面也形成带相反极性的静电层因而能被琥珀所吸引。而腐芥则含有水份本身已成为导体自然不能被琥珀吸引。年仅十二的虞翻闻知琥珀不取腐芥说明时人已经有此经验知识。
南北朝时期人们还通过能否拾芥的试验来判断琥珀的真伪。刘宋雷教在《雷公炮炙论》中写道“琥珀如血色熟于布上拭吸得芥子者真也。”2可见此时对于琥珀拾芥现象的认识已相当普遍了。
关于尖端放电及导电现象的记载汉时已现“矛端生火”的尖端放电现象。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亦载“晋惠帝永兴元年（3o4）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光遥望如悬烛就视则亡焉。其后终以败亡。”1此处的“戟锋皆有火光”等语亦应是一种尖端放电现象。
雷击是自古常见的现象。南北朝时期人们对雷击现象有了新的现。《南齐书》载：“永明八年（49o）四月六日雷震会稽山阴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电火烧塔下佛面而窗户不异也。”2保林寺塔顶由金属为之佛面也由金粉涂刷这些都成为导体当雷暴之时高能量的雷电使塔顶及佛面形成瞬时电流从而导致熔化而木质窗户则不受影响。
静磁现象的进一步认识和利用上文提到虞翻已知“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此处的“曲针”
当是与钢（铁）针相对的由较软金属（如金、银、铜等）制成的容易弯曲的针。三国魏曹植（192—232）在他的一诗《矫志》中说：“磁石引铁于金不连。”此处的“金”是与铁相对提的可见也是指铁以外的金属。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用磁石对铁及其他金属做过实验从而知道磁石只能引铁其1 王嘉：《拾遗记》卷八《蜀》。
2 《三国志·吴书第十二》卷五十七注[1]。
1 雷教：《雷公炮炙论·琥珀》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 年版第32 页。2 干宝：《搜神记》卷七。
他金属都不能被吸引。
雷敩还用磁石吸铁的特性来判别磁石的优劣。《雷公炮炙论》云：“夫欲验者一斤磁石四面只吸铁一斤者此名延年沙；四面只吸得铁八两者名曰续未石；四面只吸得五两已来者号曰磁石。”3从雷敩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他对磁石的吸铁性是做过多次实验的。
磁石吸铁的特性还被应用于医疗上。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说：“治小儿误吞针：用磁石如枣核大磨令光钻作窍丝穿令含针自出。”1这种治疗小儿误吞针的方法后世多有采用。
对静电现象和静磁现象的解释对于习见的静电、静磁现象我国古人曾试图加以解释。晋郭璞在《山海经图赞》中说：“磁石吸铁琥珀取芥气有潜通数亦冥会物之相投出乎意外。”2郭璞认为磁石和铁、琥珀和芥的这种物物相投的现象是很奇妙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两种物体均有“气”的“潜通”的缘故。他认为这种气的潜感是物体的本性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数亦冥会”）。事实上郭璞的这种观点是对先秦元气学说的展和具体运用这是很可贵的。此种“气”的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世学术的展。
3 《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
1 《雷公炮炙论·磁石》王兴法辑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6 年版第54 页。2 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六。
第二十六章地理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既继承了秦汉的传统又有新的创造如裴秀的制图理论葛洪的“沧海桑田”地壳变动思想利用信风航海的最早文献《法显传》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杰出的地理著作《水经注》等。这些新的地理学成就构成了这个时期地理学的显著特点。
第一节地志和地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主要指史书中的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等。
这是继承《汉书·地理志》的传统但在某些方面却有所倒退。例如《晋书·地理志》它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内容比《汉书·地理志》少只有户数无人口数。除地名较丰富外其他地理内容都很贫乏。《宋书·州郡志》虽然有户数和人口数但记载简略地理内容贫乏。新的内容是增加了侨州郡县的记载。《南齐书·州郡志》比《宋书·州郡志》更简单仅有地名沿革其余一概不录。《魏书·地形志》比上述三种书有进步除了有户数、人口数外还记载了地貌类型、墓、冢、陵、碑的资料所记地名数目也过了《汉书·地理志》。总的来看这个时期对《汉书·地理志》的传统继承得不好把应该继承的东西丢掉了或是淡化了因此这个时期的地志其价值都不如《汉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虽然都不如《汉志》但地记却得到了很大的展各个重要地区都有“风俗记”或“风土记”边远地区则有“异物志”。此外记山水还有“水道记”、”山水记”。如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顾启期的《娄地志》、韦昭的《三吴郡国志》、顾夷的《吴郡记》、郭璞的《临安志》、朱育的《会稽土地记》、周处的《风土记》等。这个时期由于地记的数量很多且卷数少不便于保存和流传因此南齐6澄（425—494）搜集了一百六十家地记著作按地区编成《地理书》149 卷目录1 卷。梁人任昉（46o—5o8）又在6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八十四家著作编成《地记》252 卷。可惜这些著作都失传了。直到清代才有人作辑佚工作。如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陈运溶的《麓山精舍丛书》使久佚的地记著作略见端倪。
第二节常璩与《华阳国志》常璩（生卒年不详）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出生于世家大族。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常璩劝李势降桓温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今南京市）。常璩的著作有《华阳国志》、《汉之书》（后改名为《蜀李书》）。今存《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成书于永和四年（348）至永和十年（354）之间。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全书12 卷约十一万字。卷1—4讲巴、蜀、汉中、南中四个地区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情况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其他各卷讲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和列传。《华阳国志》开创了地方志综合记载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地理、科技等各项史实的先例资料非常丰富。比如关于使用天然气煮盐和凿井采盐的记载很具体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文献。关于李冰开蜀地经济所作的贡献也以此书记载最详细。此外还有温泉、盐池、矿冶、纺织等自然资源和生产技术的记载。
第三节地质、矿物学方面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地质、矿物学方面取得了四项比较大的成就：第一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中提出了“东海三变为桑田”的地壳变动思想后来演变出“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它正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海6变迁思想在地质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二梁代出现了新的探矿理论著作《地镜图》原书已佚现在只能从后人的引文中看到部分内容。主要观点是把地表植物与地下矿藏联系起来开创了地植物找矿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如“山有葱下有银”“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器”等。它的理论是现代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肇端。
第三梁代陶弘景（452—536）对某些矿物的鉴别方法很科学如硝石和朴消他用观察燃烧时冒不冒紫青烟来区别。硝石即kno3染火焰成呈紫色所以陶弘景说：“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1。朴消即芒硝（na2so4·1oh2o）火烧无紫色。
第四矿物知识。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是讲炼丹的其中说到炼丹矿物原料有汞、硫、铅丹、雄黄、雌黄、丹砂、石胆（硫酸铜）消石（硝酸钾）、赤石脂（赤铁矿）、矾石（白明矾）、寒羽涅等对多数矿物原料进行了解释说明它们的特点、产地、性能和功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矿物43 种大部分矿物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如雌黄、云母、硫黄、钟乳、白垩、石灰、水银、消石、芒硝、滑石、紫石英、白石英、慈石、石膏、理石、方解石等。此外书中记载的化石（琥珀）成因说也是比较早的。裴秀、郦道元、法显在地理学方面都有所成就其中如裴秀的贡献还有很大的影响。本编对于他们都分别立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1 郭璞：《山海经图赞·北山经》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第二十七章生物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生物学有很大展这主要表现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多种依一定分类系统记载动、植物名称（通名或异名）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的动植物志。与此同时对昆虫和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第一节分类学的展在前一卷的叙述中已经提到《尔雅》中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尔雅》不仅著录了59o 种动物和植物指出他们的名称和别名而且还根据他们的形态特征分别纳入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中。《尔雅》成为后人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典籍。东汉对有个名叫窦攸的官员由于能根据《尔雅》记载识别各种动、植物因而受到汉光武帝赐给万匹帛的奖赏。汉光武帝还号召群臣要他们的子弟向窦攸学习《尔雅》。自汉代以后有许多学者研究《尔雅》所载之动、植物其中以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最为重要。
郭璞（267—324）字景纯河南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在注释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尔雅》视为研究动、植物的入门书在《尔雅注》的序中说：“若乃可以博物而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也。”郭璞遵循《尔雅》原有的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对所记载的动、植物先用他生活时代人们通行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鸤鸠、鴶鵴”。郭璞注则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指出鸤鸠、鴶鵴就是当时人们常见的布谷鸟江东人也叫它“获谷”。郭璞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动、植物的正名和别名而且还根据自己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知识对许多动、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例如对于桑天牛《尔雅·释虫》只是著录了它的古老名称“蠰啮桑”。而郭璞注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这里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桑天牛的形态和生活习性。郭璞还为《尔雅》所载动、植物绘图使用了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隋书》记载他著有《尔雅图》十卷。但原图早已失传。现在大家能见到的《尔雅音图》是清嘉庆六年（1o81）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的《尔雅图》。郭璞的研究和注释使《尔雅》中所包含的动、植物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更为鲜明。《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参考书。
比郭璞早些时候的三国吴人6玑字无恪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所提到的动物和植物进行注释和描述的专著。原著已佚但从书名可以看出6玑显然也是按照草、木、虫、鱼、鸟、兽进行动植物分类的。这部著作今有罗振玉辑本分上、下两卷共载动、植物154 种其中草类54 种木类36 种鸟类23 种兽类12 种虫鱼类29 种（各家统计数字略有不同）。6玑联系实际对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态、产地和用途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他们的异名、今名。书中对芄兰是这样描述的：“芄兰一名萝摩幽州谓之雀瓢。蔓生叶青绿色而厚断之有白汁。鬻为茹滑美。其子长数寸如瓠子。”这样的描述抓住了蔓生的萝藦科植物的特点使人很容易就和今天所称的植物萝藦（metep1exisjaponica）对应起来。根据生态特点6玑将“鹭”和“鹈”都归为“水鸟”。他说：“鹭水鸟也好而洁白故谓之白鸟。齐、鲁之间谓之舂鉏。辽东乐浪吴扬人皆谓之白鹭。大小如鸱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鹰尾喙长三寸许头上有毛十数枚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甚好。将欲取鱼时则弭之。”这里对白鹭的形态特征和不同地区的称谓都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次对我国珍禽“鹤”作了形态和分类描述：“鹤形状大如鹅长三尺脚青黑高三尺余。赤顶、赤目。喙长三尺余。多纯白亦有苍色。苍色者人谓之赤颊。常夜半鸣。..其鸣高亮闻**里雌者声差下。今吴人园囿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我国常用的鹤类有五六种这里所描述的是我国最常见的白鹤即丹顶鹤（grus netsis）和赤颊鹤（grus 1eunet）。对于莎鸡6玑指出：“沙鸡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六月中飞而振羽素索作声幽州人谓之蒲错。”这些描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和观察是写不出来的。上述事例说明《毛诗草木鸟鲁虫鱼疏》对动、植物的分类描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6玑所记载的动、植物的分布地区已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涉及现在的朝鲜和越南可见其视野之广阔。
《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对药用动、植物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展新现的药用动、植物种类不断增加。陶弘景（452—536）编著《神农本草经集注》时他所著录的药物已增至73o 种。陶弘景打破了《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方法。就所著录的药用动、植物而论他基本上将动、植物纳入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五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再分上、中、下三品。很明显地已将三品分类放在很次要的地位。这一改进对后来本草动、植物分类有很大影响。这部著作在动、植物形态鉴别描述方面也更为细致。例如说：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作桠根甜少膏；赤术叶细无桠根少苦多膏区分得很清楚。
这个时期在分类学方面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随着我国南方经济和生产的展对南方动、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先后产生了二十多种“志”、“状”、“记”等形式的著作著录并描述我国南方的动物和植物。早在东汉时就有杨孚《异物志》（又称《南裔异物志》）问世。原书已佚从后人征引中还可以看到有关翠鸟、鸬鹚、孔雀、荔枝、龙眼、..等有关南方动、植物的描述。晋初沈莹所撰《临海异物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我国江南沿海地区草木禽兽、矿物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其中记述了约六十种鱼四十多种爬行动物和贝壳动物二十多种鸟类和二十多种植物。《南方草木状》旧题永兴元年（3o4）嵇含撰（关于该书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至今尚无定论）。这是专述南方植物的专著颇类当今之地方植物志。全书著录华南植物八十种分草、木、果、竹四大类系统完整描述典雅。《南方草物状》是东晋徐衷所撰原著已佚从后人所征引的内容来看至少记有植物五十种鸟、兽、鱼、蚌、贝等动物十七仲。此外还有《广州记》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志”、“状”、“记”一类著作所载之南方动、植物不少于235 种极大地丰富了关于中国动、植物种类的知识。第二节生态知识的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学知识也获得了进一步展人们就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展的影响及生物之间各种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分布的影响。秦汉前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论述。秦汉以后进一步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在《南方草木状》和《南方草物状》等著作中记述了各种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性勾画出把南岭作为我国南北植物分布的分界线思想。如指出芜青不能生长于南岭以南即使种植到南岭以南也要生变异。戴凯之《竹谱》记述竹类数十种指出由于气候寒冷所以黄河以北竹类很少而南方竹类却非常茂盛。他所记述的各种竹类分布状况大致上将淮河、秦岭作为竹类植物分布的北界。在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个别耐寒竹种才能良好生长。
温度对昆虫育的影响亦被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现。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在开利用动物资源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显著例子之一。在长期养蚕生产中不断积累了关于蚕与环境关系的知识。众所周知蚕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区别。一化性蚕一年只能孵化一次二化性蚕一年能孵化两次。即使当时温度很高二蚕卵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孵化这在昆虫学上称为“滞育”。在晋代人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用低温催青蚕卵就可以中断滞育使二蚕卵在当年就能继续孵化。据郑辑之《永嘉郡记》（公元4 世纪）记载当时浙江温州地方蚕农的具体做法是将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所产的卵放在低温环境中（如山间冷泉）“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样经低温而孵化出来的蚕其所产的卵在当年就会继续孵化。当时蚕农利用低温影响家蚕育的方法实现利用二化性蚕在一年内孵化多次以便饲养多批蚕。关于昆虫寄生现象的现在中国传统生物学史上也颇具重要意义。
《诗经》中有“螟岭有子蜾蠃负之”的诗句。螟岭是鳞翅目昆虫蜾蠃即细腰蜂。螟岭的幼虫被一种细腰蜂掳走这本是一种自然界常见的现象。但在汉代以前人们还不了解这种现象的自然本质。汉代扬雄在《法言》中认为蜾蠃掳走已经死亡的幼虫是为将它咒成为蜾蠃。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如许慎、6玑等都相信这种说法。陶弘景最早揭开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秘密。他通过实际观察现细腰蜂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色黑、腰很细、含泥作窠并产下如粟米大小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窠内作为子代成长时的食物。他说另外还有一种是在芦竹内作窠它捕取青虫作为子代食物。根据这些现他正确地指出所谓“取青虫教祝使变成己子”的说法是错误的。陶弘景的现对后人进一步研究昆虫的生活是很有启的。
在古代养蚕中人们也现了蚕蛆蝇的寄生现象。蚕蛆蝇在古代称为“蚃”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尔雅·释虫》。郭璞在《尔雅》注中指出“蚃”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蛹虫”。蚃为什么叫“蛹虫”我们从宋代6佃《埤雅》记载中得到了解答。《埤雅》：“蚃旧说蝇于蚕身上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蚃子入土为蝇。”原来蚕蛆蝇是家蚕害虫它在家蚕幼虫体上产卵待蚕化蛹成茧时蚕蛆蝇卵便孵化为蝇蛆蝇蛆咬穿蚕茧钻入土中不久便化为蚕蛆蝇。因为人们主要是在蚕蛹身上现蚕蛆蝇幼虫所以就称它为蛹虫。蚕蛆蝇寄生现象的现为防治这种家蚕害虫提供了依据。
害虫天敌的现是对园艺生产的一个重要贡献。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我国南方果农已经知道利用一种“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来防治柑桔害虫。南方柑桔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所谓“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即现今的黄猄蚁（oenetaragdina）又称红树蚁常于柑桔树上网丝筑巢“其巢如薄絮”能吞食柑桔害虫。从《南方草木状》记载看当时已有专门收集和贩卖黄猄蚁的商贩。他们以“席囊”或“布袋”贮蚁售给果农放养于果树上以捕食害虫。这种利用捕食性昆虫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很先进的。
第三节微生物知识我国很早就对微生物的活动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到公元6 世纪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历代在利用微生物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书中有关制曲酿酒、作酱、制醋（酢）、作豉、制乳酪等论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在认识利用微生物酵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制酒一般包括制曲和酿酒两个步骤制曲就是在酿酒前先培养微生物菌种。《齐民要术》酒曲分为两大类即笨曲和神曲这相当于现在的大曲和小曲。根据《齐民要术》记载用神曲酿酒“一斗杀米三石”即用曲量只需原料总量的三十一分之一；用笨曲酿酒“一斗杀米六斗”用曲量也仅占原料总量的七分之一。可见当时我国酿酒酵中糖化力和酒化力都有明显提高。在制曲过程中要掺入生料这起到了接种微生物的作用。制曲时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调节都提出了相当周到的措施并把“五色衣成”作为制成曲的标准可见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在酿酒酵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曲势”。所谓“曲势”就是现在所说的糖化酶和酒化酶的活力。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根据“曲势”来分批投料。
我国传统的酿醋法通常是淀粉糖化、酒精酵和醋酸形成三个过程在同一醪液中进行的。北魏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醋酸的形成与醪液中菌膜的生成有关。《齐民要术》把醪液中醋的菌膜的生成称之为衣生。他说：“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动挠搅之。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这里已将“衣生”和“衣沉”与醋酸的形成联系起来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醋酸生成是与某种生命物质的作用有关。
第四节戴凯之与《竹谱》《竹谱》（公元5 世纪中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竹类植物专著。作者戴凯之字庆预南朝刘宋时武昌（今湖北鄂城）人曾被派遣为南康（今江西赣州）相才章富建所著《竹谱》亦为韵语。
中国有丰富的竹类资源尤其南部地区不仅竹资源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我们祖先很早就已对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开和利用。《诗经》、《禹贡》、《山海经》、《周礼》、《尔雅》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竹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和展有关竹类的记述也就更多了。沈莹《临海异物志》就记述竹六种《南方草木状》亦描述了六种竹。戴凯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大大丰富了有关竹类的知识。《竹谱》全书以韵文为纲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解释。书之开头是对竹类植物特点的概括指出竹体“既刚且柔非草非木”是植物界里的一个大类。“竹”就是这一大类植物的总称。植物界中有竹犹如动物界中有“虫”、“鱼”、“鸟”、“兽”一样。《竹谱》指出虽然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关于竹类的分布特点《竹谱》说竹“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竹类不耐严寒因此其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竹谱》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如《竹谱》是这样描述“棘竹”的“棘竹生交州诸郡。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纵横相承如掺车一名笆竹”。根据这些描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它和秆粗质厚节上有刺地下茎为合轴型的箣竹属植物对应起来。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所见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至少也有三十多种。所记竹种类之多是空前的。
《竹谱》继承和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次对我国的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思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二十八章医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医药学展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则是内容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系统总结。因此无论医学之基础理论或是治疗经验都有着较明显的进步。
第一节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内经》的整理研究《黄帝内经》成书以来已历近千年之流传除文字古奥难懂外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已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急需予以整理训解。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曾任太医侍郎对《内经》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该书虽然在南宋时已佚但其内容由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医术高明故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1。
《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晋代王叔和对仲景书颇为重视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之辨证论治后者专述一般杂病之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有人认为王氏可能是张仲景的学生或曾见过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士妥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1。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孙奇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1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2但也有指责者如明清学者主要批评王叔和于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以及在编次、序例中多有谬误等3。但对这些批评意见有更多医学家为王叔和辩护如清代徐灵胎强调：“不有叔和焉有此书。”④可见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对展仲景学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脉学和中医诊断术王叔和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切脉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门重要学科也是中医学术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晋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说今山东济宁）人。性沉静博通经史医术精良尤擅切脉集《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之脉法结合个人多年临床切脉诊断的丰富经验编撰《脉经》1o 卷。《脉经》之卓越贡献有：1.总结前人经验确定24 种脉象使1 《本草经集注》。
1 陈邦贤等著《中国医学人名志》。据《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年版。1 皇甫谧：《黄帝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重版。2 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3 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
④ 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第285—287 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临床切脉诊断有所准绳；2.列举八项相类的脉象可为切脉鉴别之依据；3.系统论述了脉学理论知识和切脉诊断的部位和方法；4.详论各种脉象之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之辨别；5.叙述了人体脏腑之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证之间的关系；6.对各种疾病之脉证、妇人脉证以及小儿脉证等均加以记述。《脉经》对中医诊断学之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但推动了中医学的进步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公元**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1o 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鼎立的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而丰富展起来的。《脉经》不但为阿拉伯医学所引进而且早在6 世纪已传至朝鲜、日本。公元17 世纪后还被译成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5。在脉学诊断之外此期还出现了病理解剖诊断技术如《南史·顾恺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告诉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惨遭杀害刚兴起的求实精神就这样被泯灭了。《庾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之预后吉凶。此举虽不符合卫生要求然而我国诊断糖尿病以小便甜为依据即源于此从而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针灸学之整理与提高晋人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此期针灸学展承先启后的代表作。皇甫谧（215—282）字士妥幼名静自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境）人。幼年家贫务农为生从坦席学儒。中年因病风痹肢体活动受限始钻研医学。为人沉静寡欲好学博览专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玄宴春秋》等。魏晋时多次谢绝当局而不仕一心致力于学术和医学研究。在针灸学展上他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有关内容为基础结合历代医学名家的有关论述和经验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12 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氏在编撰过程中遵循“删浮词、除重复、论精要”的原则使前世针灸学得到明显的提高。《针灸甲乙经》共128 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针灸学的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使中国针灸之穴位总数达654 处其中单穴48 处其他则为双穴分布于全身14 个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现者则称之为经外奇穴。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经验及理论也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是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针灸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展针灸学的典籍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科书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法文等译本在欧洲流传。因此皇甫谧在医学界并不以文学、史学闻名而以其针灸学上之卓越贡献为历代医学家所推崇而闻名于世。
5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伤寒论”条。
第二节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展丰富多采的医疗方剂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亦甚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收录此期医学家医药方书约有百种其中在当代及后世有着明显影响者如：陈延之撰《小品方》12 卷范东阳撰《范汪方》176卷姚僧垣撰《集验方》1o 卷徐叔响撰《杂疗方》22 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学术水平的佳作。这些医方著作一般多真实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较广泛地流传着。例如：《小品方》曾流传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曾被列入医学院校教材而广为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之综合性著作也多有引用。可惜这些医方书籍几乎全部散佚但由于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大量引用而尚能窥其梗概。
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之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传授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政府也很强调医学籍贯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所以“世医”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5o5—572）字士茂世医出身祖籍东莞（今山东莒县）迁居丹阳（今江苏镇江）。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之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曾任南齐政权的兰陵太守。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后因战乱被俘至北魏封西阳王。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对《雷公药对》及《药对》等书详加修订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譬如他总结和挥中医学之“七方十剂”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七方即大、小、急、缓、奇、偶、复；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濇、燥、湿。由于他阐了经典总结了新经验故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譬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结合陶弘景“诸病通用药”从而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之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徐之才除展了中医方剂学外对妇产科学也研究有素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育等很有见地。他还撰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等。徐氏历代以医传家学贯南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
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展我国现存较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后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1o 卷而流传于世。据龚氏序刘涓子晋末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据其序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疗伤“千无一失”并谓“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各种化脓性感染、疥癣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14o 多个。所有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更有价值的是该书提倡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在此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俗称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外医药学交流公元519 年扶南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木香等；中天竺等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6、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密、香附、诃黎勒、雌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此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状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公元541 年朝鲜请中国医生治病公元552 年我国以《针经》赠送日本又有吴人知聪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16o 卷赴日传播中医学。尽管中国尚不统一战争不断但医药之与国外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展和进步。葛洪和陶弘景是这一时期的医学的大家本编已分别为他们立传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十九章妇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妇女的记录慢慢地多起来。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梁武帝女《临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记室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又著录有“《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亡。《妇人集抄》二卷”。这些都是妇女自己写的书。《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杂文》六十卷”原注称：“为妇人作”。又著录“《女鉴》一卷梁有《女训》十六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并录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娣姒训》一卷冯少胄撰。《贞顺志》一卷”。这些大概都是男性作者为妇女而写可能主要是关于妇女教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以上所著录的这些书当是了解当时妇女情况的重要资料可惜都失传了。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都有《列女传》而其中可用的资料不多。现在只能就各书所见零碎的材料取其有突出成就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汇成本篇。
第一节女诗人蔡琰1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文学家蔡邕之女。她博学有才辩妙通音律。
《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曰：“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蔡琰在音律方面的才能在幼年已有所表现。
蔡琰初嫁江东卫仲道。仲道早死琰回娘家居住。兴平年间（193—195）天下混乱琰为胡骑所虏居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惜蔡邕无嗣以重金将琰赎回再嫁陈留董祀。董祀犯法当死琰蓬徒行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旨甚酸哀当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满一堂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你的情况我很同情可是定罪的文状已经出怎么办？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便把文状追回。因问蔡琰听说夫人原先藏书很多不知还能记忆不。蔡琰回答说原来先父留下的书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把能回忆的各篇亲自写出后与曹操藏书核对没有错误和遗漏。
蔡琰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写诗二章。其中一章为五言《悲愤诗》。诗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己。有客自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夏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别离。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影怛咤靡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诗包括三段。第一段是说董卓的残暴和篡汉的野心。第二段是说她在胡地所感到生活的困难听到中原有使者来迎接她回去时的喜悦以及她不忍离开子女的依恋心情。第三段是说她回到中原后所看到的依然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从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生活上的安定。全诗感情充沛写出乱离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感人至深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三国初期文学上的杰作。近人认为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并列。诗长五百四十字也是前所未有的。
蔡琰所著还有另一《悲愤诗》见《后汉书·列女传》有《东征赋》见《昭明文选》。相传《胡笳十八拍》1也是蔡琰所作但有不同的见解。《胡笳十八拍》的内容及其艺术成就与《悲愤诗》相类似但还不能据此论定十八拍为蔡琰所作。
1 本节材料见《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第二节刘兰芝抗婚1刘兰芝据说是建安年间庐江府吏焦仲卿的妻子。她聪明、美丽、能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受过较高的教养。十七岁出嫁到婆家与丈夫恩爱又致力于家庭纺织。她每天从鸡鸣开始织布夜夜不得休息只用三天就织出了五匹布。而婆婆却嫌织得太慢百般加以挑剔。兰芝实在做不下去了。
焦仲卿了解了情况后上堂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说情。他说儿子的骨相不好幸亏娶了这个媳妇可以长久相处。现在我们一起生活才二、三年时间不算长并没有什么斜歪之事不知她如何不好？焦母说你的心眼太小了。媳妇不懂礼节举止随便我久已不满岂能按你的意思去做！我们东邻有贤惠女子长得也很漂亮我可以替你求婚。你快把这媳妇打了吧！仲卿长跪乞求说若是休了她我决不再娶。焦母听后大怒说你好大胆！竟敢替老婆说话。我已跟她没有情意可言不会答应你了。
焦仲卿回到自己房中看见妻子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说这是母亲强迫她离去不是自己的意思。他请兰芝暂时回娘家暂住等他把府里的公事办完再去接兰芝回来请兰芝不要违背他的意思。兰芝说：不要再找麻烦了。自从嫁到你家后事事顺奉公婆进退那敢自专昼夜辛劳孤孤单单总觉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原想准备奉养老人到底。哪想到这样做还是被驱遣！又说：我有生光的绣腰襦有垂香囊的红罗帐还有箱帘六七十个各物都有它的特点。人贱了东西也算不了什么留着送人吧！时时安慰自己久久不要相忘！
天亮了兰芝离开焦家的时间到了。她认真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上堂辞行焦母毫无挽留之意。兰芝又与小姑告别小姑泪落如珠。
焦仲卿骑着马送兰芝到了路口下马对兰芝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兰芝说：我很感激你的诚意希望你不久来接我。她把仲卿比作磐石把自己比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只是兰芝担心自己的兄长性情暴躁由不得自己。俩人依恋不舍地分手了。
到了娘家兰芝进退两难。母亲见到她回来感到意外拍着手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教你学了许多本事想你不会不守婆家的规法你今天没有过错怎么倒自己回来了？兰芝说儿愧对母亲但儿实在没有罪过。母亲听了大为悲痛。
兰芝回家不多日便有媒人来说亲。媒人是为县令的第三郎说亲据说这位年青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便言多令才”。母亲要兰芝答应了这门亲事兰芝噙泪说：府吏和我结誓永不别离今日违约恐不合适。母亲便回绝了媒人。
隔了几日太守遣府丞来求亲说是他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兰芝的母亲再次谢绝了媒人她说“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兰芝的哥哥听说此事后却颇不以为然。他对妹妹说：做事何不掂量掂量！你先嫁府吏后嫁郎君这是天地之别够你享受了。有郎君不嫁你还想去哪里？兰芝仰着头回答道：你说得不错。在家事夫婿中1 见《乐府诗集》。
途回兄门由你安排吧我哪能自己决定。虽然我与府吏有约但怕是日后却永无相聚之时了。这时兰芝所处的境况已经是若不改嫁就无家可归。她答复哥哥的话只能说是她已作了采取最后步骤的思想准备。
结婚的日期很快定了下来。男方的聘礼十分丰厚据说是“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兰芝对这一切视若不见只是遵照母亲的嘱咐含泪作嫁衣。
焦仲卿听说后立即告假回家。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马儿嘶叫起来。兰芝听见了熟悉的马嘶声慌忙出来相迎远远地看见了焦仲卿。兰芝上前拍着马鞍对仲卿说自从分别后事情变化很大如我所言我的亲父母兄弟逼我嫁给他人你没有什么指望了。焦仲卿故意挖苦兰芝说：贺你高迁！磐石可保持千年不变而蒲苇只是一时的纫劲。你当荣华富贵我却要独赴黄泉！兰芝说：你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都是被逼迫所为。你被逼离婚、而我也是被逼嫁人。黄泉下相见不要违背今日的诺言！俩人约定后各自回家。
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轿子把兰芝抬走了。兰芝好容易熬过了一天。夜深人静了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提起衣裙脱去丝鞋投水自尽。焦仲卿知道后也在树下自缢而死。人们痛惜他们二人的死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后来有人为刘兰芝写了《孔雀东南飞》的长诗流传后世。
今案刘兰芝不慕权势不爱金钱、财物、玩好也不追逐贞妇烈女的名声。她是为了维护夫妻恩爱的纯洁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她在中国妇女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反映了中国妇女中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节谢道韫的才辩2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谢道韫是在这个风气影响之下的一个才女。
她的父亲是晋安西将军谢奕丈夫是江州刺史王凝之。她自幼聪识有才辩。叔父谢安曾问《毛诗》中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青风仲山甫永怀以谓其心。”谢安说她有雅人深致。
一次家人们聚在一起天上下起雪来。谢安便问大家这雪象什么？
有人回答说象在空中撒盐。道韫说不对象柳絮迎风起。谢安听了很是高兴。
凝之的弟弟献之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让婢女告知献之说欲为小郎解围。她施青绫步鄣自蔽参与谈议客不能屈。
晚年道韫嫠居会稽。太守刘柳久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韫素知刘柳之名也不推辞。她“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脩整带造于别榻”道韫丰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刘柳大为叹服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使人心服的人。
一千多年来谢道韫和蔡文姬一直是流传很广的人物。
道韫著有诗赋诔讼《隋书·经籍志》录有《谢道韫集》二卷。
2 见《玉台新咏·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
第四节苏蕙巧织回文图诗苏蕙字若兰苻秦时期始平（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晋书·列女传》有传但所记过于简略。依《烈女传》所记和有关记载考证苏蕙是秦州刺史窦滔的妻子善属文。窦滔因事徙流沙苏蕙未相从而去。窦滔违背夫妻告别时的诺言在外再娶。苏蕙非常伤感织成回文诗以赠滔。回文诗或称璇玑图诗共八百余言上下左右婉转读之皆成章句。原图五色相宣用以区别三五七言诗句后来变五色为黑色诗句便不可读。约在宋元间僧起宗以意推求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明康万民增读其诗四千二百零六。两家合计共七千九百五十八。《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但求协韵成句而不问义之如何辗转钩连■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为若兰本意如斯则未之能信。存以为艺林之玩可矣。”《四库全书总目》的意见是正确的。而苏蕙作为回文图诗的创始人其运思之巧也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