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六卷论述了隋开皇元年（581）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o7）的历史。这是中国中古时代封建社会展时期后期的历史。

本卷上册由史念海同志主编下册由陈光崇同志主编。史念海同志山西省平6县人生于1912 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和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他以专攻历史地理学蜚声中外著有《河山集》（1—5）、《中国的运河》、《中国疆域沿革史》（与人合作）、《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人合作）、《方志刍议》（与人合作）等著作。他撰写了本卷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章；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的第三节；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七章、第八章。

陈光崇同志1918 年生于湖南省安化县。1944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历任湖南大学、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等校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兼辽宁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史学史论丛》、《史学研究辑存》、《资治通鉴选读》、《象山文丛》、《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部分）、《简明中国古代史》（主编并撰写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撰写宋辽金元部分）。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三十七章。

本卷的撰稿人依其在卷中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介绍如下：齐东方同志生于1955 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73 年毕业于吉林省舒兰师范学校美术专业。1982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1992 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三国至隋唐考古和中西交通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已表有关论文数十篇并多次参加国际性学术讨论会。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等。他与张静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张静同志生于1957 年辽宁省沈阳市人。1982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 年于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肄业。她与齐东方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

赵望秦同志生于1953 年陕西省临潼县人。1982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获中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表有《唐方镇年表辨误》、《释韩十四》、《独孤及年谱》、《思陵集于支辨误》、《思陵集史料价值述略》、《6贽年谱》、《唐文献有关6贽事迹之考辨六则》等论文多篇并与人合作出版《水经注选译》等多种著作。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三章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十四章。

牛致功同志生于1928 年河南省偃师县人。1956 年毕业于陕西西安师范学院史地系。毕业后先后在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唐史研究所教授。现为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会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李渊建唐史略》、《唐代的史学与通鉴》、《隋唐人物述评》（合著）等并表有关论文九十余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第一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典志部分的第十二章。

马弛同志生于1941 年河南省鲁山县人。1963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唐史学会秘书长。著有《唐代蕃将》与人合编藏族史料多种并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章第二节。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她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二章。

崔春华同志生于1923 年辽宁省昌图县人。1949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此后在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和辽宁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辽宁省史学会理事。著有《中国古代史》（合著）、《简明中国古代史》（合著）、《夷俗记校注》等表论文多篇。他曾参加本书第一卷的撰写工作并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十五章。

华觉明同志、张柏春同志分别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典志部分共同撰写了第四章的第一、三、五、六、七、九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二、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九章、第四十九章。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的第八、十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赵文润同志生于1936 年辽宁省大连市人满族。196o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影视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等主编有《中国古代史新编》、《隋唐文化》等书并表有关隋唐经济的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五章。

谢元鲁同志生于1949 年四川省成都市人。1978 年考入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1979 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历史地理专业1982 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 年在厦门大学获隋唐史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著有《唐代中央政权史策研究》、《唐德宗顺宗传》等书表有关唐史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十章。

廖德清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第四卷主编之一他偕子廖晓晴同志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他还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七章、第十九章。廖晓晴同志1958 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3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o 年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历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辽宁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编辑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有《杜佑与通典》等论文多篇。阴法鲁同志生于1915 年山东省肥城市人。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9 年毕业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又考入设立于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 年研究生毕业。历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华中大学（武昌迁滇）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现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他与汪绍楹先后两次校点《隋书》主编有《古文观止译注》、《中国古代文化史》（合作）并撰有《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孔子论音乐》、《古代诗歌中的“反唱和”形式》、《试论&1t;乐记》、《我国历史上民族迁徙活动与乐舞文化交流》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三章。

金秋鹏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通史研究室主任。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一节。

田廷柱同志生于1943 年河南省范县人。1969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81 年获辽宁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现为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的研究。著有《唐明皇》、《隋唐士族》、《东观奏记》（校点）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四十四章、第四十五章、第四十六章。

曾贻芬同志1941 年生于北京。196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1 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历史文献学教研室主任著有《文史英华·典志选》并撰有《论&1t;通典自注》、《唐人注释名著三种》等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一章第二节。

赵俊同志1955 年生辽宁省铁岭市人。1981 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1984 年获硕士学位。1988 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二章、第二十三章。

张新清同志生于1941 年辽宁省营口市人。1966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中国教育名人志》（合著）撰有《中国历史名人结局研究》、《唐代马球场》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四章。

纪志纲同志江苏徐州师范学院师资工作办公室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一节。

郑怀林同志陕西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五章第二节。

李春光同志1944 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196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1 年获辽宁大学硕士学位。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著有《古籍丛书论述》、《评译通鉴纪事本末》及论文多篇。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八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第二节、第三十四章。

王荣彬同志西北大学数学系副教授理学博士。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二章。

郭预衡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廖仲安同志1925 年生于四川西昌。1944 年至1948 年就读于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文史专修科、北京大学中文系。解放初任北京市文教机关干部。1956 年后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讲中国文学史。现为中文系教授。著有《陶渊明》、《反刍集》等。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五章第二节。

刘曼春同志1935 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市。1958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任教于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表隋唐史论文多篇。她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三十六章、第四十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四十八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一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

刘雪英同志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

以上撰稿人共38 位。此外何绍庚同志主持了有关科技部分的集稿、定稿工作。刘雪英同志在本卷中做了校对、选图、标目、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曹尔琴同志参与了撰写工作。宫伟同志、栾敬同志参与了摄图工作。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田制、税制、官制、军制、法制、选举制度、行政区域的划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民族的重新组合、社会阶级、阶层所生的新的变化都是应当予以阐明的历史性重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政治家如高颎、唐太宗、魏徵、长孙无忌等军事家如李靖、郭子仪等史学家如刘知幾 吴兢、杜佑等经学家如孔颖达、颜师古、6德明等散文家如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僧如玄奘等还有书法家、画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医药学家等。这样的盛况在其他历史时期是很难见到的。我们要写好一部唐史必须有深厚的功底、高屋建瓴的历史见识、简练生动的表述。当然这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长期不断积累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要求这些条件都具备于一人之身而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补充的。在本卷的编写中有名家的精品也有水平一般的作品这是现阶段的正常现象恐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能有所改变。

本卷所重视的是我们写的隋唐史要写成中国通史的隋唐史。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更不容易这也还需要一个不断展的过程。我们老一辈的文学家陈寅恪、岑仲勉、吕思勉、向达、贺昌群、唐长孺还有其他同志都在隋唐史研究上做出贡献对于这一点也都有认识都在起步或准备起步阶段。本书其他卷也多有类似的情形就不一一再说了。

本卷的编撰前后经历十二年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全稿。

我和念海、光崇都是八十岁上下的高龄了这次学术上的合作十分珍贵。我和念海相识六十年更别有一番历史上的意义。

唐长孺同志和韩国磐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这里我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6 年12 月12 日于北京

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基本史料历代皇朝多重视史书的撰修设置史官专董其事。隋唐两代亦因前代从事踵修。贞观以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在其初年皆曾为前代修史稍后则专重本朝。隋时所修的前代史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魏彦深的《后魏书》、牛弘的《周史》、崔子的《齐纪》、王劭的《齐志》《隋志》未载李德林所撰的《齐史》殆以其子李百药沿其旧作另撰《北齐书》可是两《唐书》则于《北齐书》外均以李德林的《北齐未修书》列于著录之中。

唐初承隋之旧亦为前朝修史于是姚思廉等撰《梁书》和《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德棻等撰《周书》魏徵等撰《隋书》。此五代史皆仅有纪、传而无志故稍后又别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撰者多人仍由魏徵领衔撰修。史志本为别行自成一书其后附于《隋书》实非其旧。当时亦撰有《晋书》虽亦出于众家之手以唐太宗曾经执笔为6机、王羲之两传撰论因称全书为御撰。今传世尚有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亦为唐代初年所撰定。其时张大素亦撰有《后魏书》、《北齐书》和《隋书》惜皆未传世。隋唐两代对于前代史书犹如此重视为之补撰则对于其当朝史事自当特为保存和撰修为后世治史者遗留下珍贵的史料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一节《新唐书·艺文志》乙部所著录的隋唐人所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两代诸史家对于其有关当代史事的撰述《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例皆予以著录而且分门别类示人以规矩。隋祚短促虽有作者为数势难甚多《隋书·经籍志》皆备为搜罗靡有遗阙。唐代史家先后辈出络绎不绝官私撰述均称丰硕。然《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大体以开元为断。其序文中就曾经说过：“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只有《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最为详赡。这里就据以立论。其中偶有阙遗则当略为补苴以见一代的规模。

《隋书》、《北史》和《南史》隋代历年虽甚短促已有其本朝史籍的撰修。王劭于《齐志》之外就另著有《隋书》虽为未成之作亦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隋书·王劭传》说：其所撰《隋书》“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不闻”。唐初撰集前代史书《隋书》与《梁》、《陈》、《周》、《齐》诸史皆同时草创。王劭所撰即令已经杀青恐尚难以之入选。《隋书》撰修经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隋书》谓为魏徵等撰。《新唐书·艺文志》则《隋书》与《志》连言而谓为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与（令狐）德棻、敬播、赵弘智、魏徵等撰。四库馆臣据刘知幾《史通》所载以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并谓他书尚有不同记载。至宋时仍不能划一。宋仁宗天圣时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魏徵与长孙无忌。今本则统称魏徵等撰不再作详细题名。

《隋书》诸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后仿佛仅记有隋一代。诸志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门。分门虽多却是各朝分记。《地理志》虽以隋时疆域为主而附其他四朝沿革于下然总称“九州”亦非隋时定制。《经籍志》综载前代却因时而先后排列次序井然不稍紊乱。当时按四部分类不仅为后来两《唐书》的《经籍》和《艺文》两志所遵循而且直至清代和民国初年相沿未变。

这里还应提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李延寿尝参预《五代史志》的撰修。李延寿两《唐书》皆有传。所撰的《北史》中实包括隋代史事在内。《南史》之本也参有隋事。其所论述的史事全用《隋书》的旧文仅有少许删改处。殆以当朝撰修的《隋书》不便多事笔削的缘故。

《大唐创业起居注》与《顺宗实录》历代撰述本朝史事率先从事于起居注和实录。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使后来者有所依据。隋时已有《开皇起居注》唐初温大雅始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新唐书·艺文志》又载有《开元起居注》其他殆无所闻。隋时未有实录的撰述炀帝即位未久天下即告云扰殆已无暇及此。唐初自其高祖即已撰有《实录》其后至于武宗相继连绵尚无断阙。惟迄今多已亡佚所存者仅《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诸人所撰的《顺宗实录》。《顺宗实录》则以编入《昌黎先生外集》得以保全至今亦难能可贵之事。撰述《大唐创业起居注》的温大雅为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自唐高祖起兵之初即被引为记室参军处于帷幄之中故能悉记其所闻见。所记自其所谓义旗初举之时至于即位称帝之际故以创业为名。其中间有与两《唐书》不尽相合处。《四库全书总目》谓所叙兴师本议起于高祖与两《唐书》本纪所谓举事由秦王说不合。盖当时秦王尚未为太子故未着重渲染有以然也。其他不尽相合处似亦当以温大雅所说为正。盖用兵征伐虽千头万绪殆不容稍有参差。随事属笔当亦不容间或出入。撰起居注本为帝王当朝后的措施武德之前尚不容有此大雅以此名撰述正可显示其用功的细腻当不至多所讹误。顺宗以永贞纪年前后不足一载。然以与宦寺有关故当时多有议论甚至谓韩愈撰史叙事拙于取舍以致繁简不当。盖以所记诸事多为北司所不喜故议论横生且多有修改之说。《新唐书·路隋传》曾记其中一些曲折并说文宗时“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文宗上去永贞已久余波始告平息。若非所记大率翔实何至使宦寺积恨若此。

《通历》唐人在已有当代起居注和实录的基础上亦曾撰修其时的纪传体史书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唐书》1oo 卷又13o 卷为吴兢韦述等所撰又有《国史》1o6 卷又113 卷则不著撰人。别有刘芳《唐历》、韦澳等《续唐历》和吴兢、韦述6长源三家各自所撰的《唐春秋》还有陈岳《唐统计》和焦璐《唐朝年代记》均已亡佚。所能流传于今世的则为马摠《通历》。马摠两《唐书》皆有传为扶风（今属陕西）人。《新唐书》称“摠笃学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通历》盖其中一种。此书曾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著录。其所叙肇自远古仅迄于隋代并未稍及于其当代史事。

《大唐新语》、《国史补》及《传载》《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的杂史甚多唐人所撰当代的史书亦殊不少惟率多佚失今所存者为刘肃《大唐新语》等十种。或涉及一代或仅叙一时自难得一致。刘肃《大唐新语》及李肇《国史补》不著撰人的《传载》论篇幅皆不甚过多《传载》一书仅有一卷其所涉及却相当广泛可以相提并论。撰述《大唐新语》的刘肃《艺文志》于其目下注云：“元和中江都主簿。”然本书结衔则为“登仕郎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若无后人窜改明证自当以此书为正。其自序说：“今起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勒。”是书曾为明人窜改名称以之作为《唐世说》此固是明人的妄为亦是其书上承《世说新语》的体例遂为所窃改。明人不仅窜改其书的名称且曾擅动其中的条目有劳四库馆臣为其重订恢复原貌。所谓条目共有三十篇如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大都有裨于劝戒。撰者自称：“昔荀奭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几前修”。四库馆臣以为这是《新唐书·艺文志》以此书列于《杂史类》的缘由。可是四库馆臣却以此书“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核实而论以唐人记唐代史实平直之处此书有足多者其中所记往往有轶出于两《唐书》之外者考核唐史多可以取证且唐人所撰小说亦往往可资证史并非置之《小说家类》就可削减其应有的分量。四库馆臣未免多所取舍。《艺文志》于李肇《国史补》目下注云：“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本书结衔作“尚书左司郎中”。李肇亦尝撰《翰林志》其结衔则又为“翰林学士左补阙”。前后未能一致。诸家论著于此多所议论考核。仕官升降乃是常事李肇当亦未能免此似不必为此多费笔墨。只是其里籍竟亦湮失不传也是一宗憾事。李肇于其书撰有自序序中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其立意如此自然会有助于考核史事。全书虽仅3 卷所叙述的却有三百零八条事可见其所记事相当扼要。其中多记典章制度以及官吏名人轶事。有些轶事就是始见于此书因而流传后世的“李白脱靴”就是一端。亦兼载社会风俗如扬州王四舅和俞大娘航船等就多为近来治唐史者所引用。今书题名为《唐国史补》与《艺文志》所著录的稍有不同。至于不著撰人的《传载》《艺文志》列于林恩《补国史》之后而《补国史》则又列于李肇《国史补》之后。林恩《补国史》不传于世可能所补的就是李肇之书。《艺文志》于《补国史》之下注为“僖宗时进士”则《传载》的撰者亦当是晚唐时人。《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也著录此书仍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总目》的《小说家类》著录有不著撰人《大唐传载》当系此书。李肇《国史补》后来称为《唐国史补》与此同例《传载》亦可称为《大唐传载》因易代之后历年久远仅以《传载》为名就颇不易得其真谛所在。是书前有自序谓“南行岭峤暇日泷舟传所闻而载之”。四库馆臣还曾指出：此书“所录唐公卿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可见诙谐谈谑的记载唐人著述中多未能全免。并非小说家言即不复能为史家所采用。此书既为撰者泷舟所记自当多系传闻之辞故也难免有与他书有冲突及不相符合处是用之者须斟酌的。

《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广陵妖乱志》、《次柳氏旧闻》《艺文志·杂史类》所著录诸书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郑处诲《明皇杂录》、郑棨《开天传信记》、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和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和《次柳氏旧闻》于《四库全书总目》中亦如《大唐新语》等被列入于《小说家类》盖以所载并非尽是实录。郑处诲为德宗时宰相郑余庆之孙。郑棨当为郑綮之误其人曾相昭宗所谓“歇后郑五为宰相时事可知”即是其人。两人上去开天时皆已久远得之传闻之辞不能谓其必无讹误。两书皆多记明皇时宫廷细事兼及当朝人物就是社会杂闻亦皆信笔书载殊有裨于唐史惟《开天传信记》中间杂有神异之说稍嫌病疵。郑处诲别撰有《广陵妖乱志》记高骈镇扬州时为吕用之所惑导致一方乱离事。此书另有罗隐所撰本。罗隐于僖宗时依附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其节度判官论年晚于郑处诲上去广陵乱离已稍远然犹以之见于撰述可知吕用之为祸的惨烈广陵蒙难的严重。《次柳氏旧闻》是得之于史官柳芳的传述李德裕因撰次其说故以次柳氏旧闻相称。柳芳曾因获罪被窜于黔中其时高力士亦被流放于巫州（治今湖南黔阳西南）因相与周旋得悉以前禁中诸事皆芳所不能知者。柳芳以其所闻撰成《问高力士》一书不久即亡佚。后来李德裕之父李吉甫与柳芳之孙柳冕俱被谪东出复得获闻柳冕所道及由其祖处所得的旧事李德裕因加以录集遂传于世。这是李德裕为是书所撰的序文所说的应该是确实的。然其书中多荒诞不经之谈仿佛与辗转传授之迹不尽相符合可能有后人羼入的地方不能即以之为实录。虽然如此明皇时的旧史能有这些书籍流传下来也可以看到开元天宝的往事是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的。

《安禄山事迹》撰述《安禄山事迹》的姚汝能仕履无考仅知其曾为华县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此见于著录。是书记安禄山一生始末兼及安庆绪、史思明父子事。记述虽稍嫌琐杂亦近于详赡。说者谓《新唐书·安禄山传》所载可能取材于是书如果这样说法果属确实则姚汝能的撰述自当有一定的价值。

《奉天录》《艺文志》著录诸家所撰《奉天录》今传世本为赵元一撰著。是书记载唐德宗为其叛臣朱泚所逼逃避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又复受厄于李怀光再播迁于梁州（今陕西汉中）事。据书中自序说：“起自建中四年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二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返神都。”盖德宗辗转迁徙时撰者皆扈从其役目睹耳闻备悉全部历程故所记颇为详赡。德宗播迁虽肇因于朱泚和李怀光山东藩镇亦尝措手于其间。德宗的得返长安固是由于朱泚、李怀光的先后破灭也是唐朝廷和山东藩镇妥协的结果。据赵元一此书就可以明白其中的曲折究竟。

《贞观政要》和《东观奏记》《艺文志》于此还著录了吴兢《贞观政要》和裴廷裕《东观奏记》。吴兢曾参与撰修《唐书》和《则天实录》熟谙唐初史事因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和其大臣之间的言论。贞观之治颇为后世所称道故此书也相应为后世所推崇。裴廷裕于昭宗时为翰林学士。《艺文志》于此目下注说：“大顺中诏修宣、懿、僖实录以日历注记亡缺因摭宣宗政事奏记于监修国史杜让能。”其具体内容也不外如此。

《六典》《新唐书·艺文志·职官类》所著录诸书唐人的撰述居其大半。其中最值得称道而又流传于今世的厥为《六典》。《六典》今称《唐六典》或《大唐六典》若推本溯源当以《六典》为正。《艺文志》详述某撰述的经过：“开元十年起居舍人6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这是说全书是按照当时的官制从事叙述。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门下）、尚书令共议国政也就是宰相之职。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实际上是共同负责。唐更因前代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位于三省之上。故《六典》的叙述最先是三师、三公接着才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执行朝命事务较繁其所辖六部就分别依次叙述再其次则是所谓台、寺、监、卫、府。各分别论述其员数和职掌。其中一些职掌涉及到全国各处因而就可以略觇全貌。就如刑部尚书属下的司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务为“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所管辖的关共有二十六所就分布于全国各地。《六典》不仅为当时官方正式的撰述且多出于名家之手论一代典章制度皆应有所取法。此书撰于开元二十六年自难包括其后至于天宝年间的新制不能以玄宗一朝的规矩视之。天宝以后更无从涉及了。户部郎中所掌有十道的贡赋《六典》于此就分叙十道所辖的州数。其山南道所辖的州中竟然还有唐州。唐州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本来是隶属于河南道至德以后始割属山南道。开元时撰修《六典》诸家如何能知至德后事？这显然是后来窜入的。

《翰林志》、《翰林学士院旧规》及其他有关的撰述《艺文志·职官类》著录有李肇《翰林志》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不著撰人的《翰林内志》。其中《翰林内志》佚失已久。而《翰林志》和《翰林学士院旧规》为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中得以广为流传。洪迈之书中且收入韦执谊《翰林院故事》、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皆以唐人记载唐事殊为可贵。翰林院为当时文学之士待诏之所。而当时掌制诏书敕者多为此中的学士。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更为特殊的甚至受拜为宰相。这一清华处所深为当时所重视故亦得多所记载。李肇撰《翰林志》时以监察御史入学士院身历其境故所记颇为详赡。其他韦执谊、韦处厚、元稹诸人亦莫不如此。杨钜为懿宗宰相杨收之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从昭宗东迁寻卒则其所撰述应为唐人有关翰林学士院的最后记载。

《高氏外传》和《朝野佥载》《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有郭湜《高氏外传》、张鷟《朝野佥载》、封演《封氏闻见记》和李绰《尚书故实》四种皆传于今世。

《艺文志》在著录《高氏外传》时即注“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所谓《高氏外传》当记高力士的生平。郭湜因得罪宦官李辅国而被贬逐于巫州当时高力士亦被贬于其地因得相与谋面。郭湜在《高氏外传》中说：“况与高公俱婴遣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按所记尚多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唐玄宗由蜀中归来颇受制于李辅国《旧唐书·宦官李辅国传》谓“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然所记仅移上皇居西内一事。《新唐书》所记亦仅此一事只是较为详备而已。而《高氏外传》所记则玄宗自蜀中归至凤翔后即已见于形色其他更非一事故可补史文的阙失。

撰《朝野佥载》的张鷟其生平事迹两《唐书》皆附见于其孙张荐传。生当武后之时下及开元中年故其所记诸事以武后时为多。盖耳闻目染随笔记载也是难得的。《旧唐书》谓其“下笔敏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唐书》则谓其“浮艳少致理其论著率诋诮芜猥”。张鷟著述不少《新唐书》所说未必就是指《朝野佥载》而言然读其书时就不能不有所警惕而须再作考核。虽说如此究竟是当时闻见的记载属于第一手的史料其功也未可见没。

《封氏闻见记》和《尚书故实》撰《封氏闻见记》的封演两《唐书》无传。据其书中所见其初为天宝时太学生其后为藩镇幕僚德宗建中年间尚在魏博田悦的幕中。书中随年纪事约有百余条惟脱落殊多难为完帙。《四库全书总目》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诙谐数条而已。”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恰当的。《四库全书总目》每以唐人杂史改入《小说家类》惟以封演之书与李绰《尚书故实》仍列于《杂家类》中显示其间似有不同处。李绰于所撰的《尚书故实》中曾述其撰述的缘起他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圃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也许是杂有诙谐的缘故故其所记颇为芜杂。不过既是张公对客之言当不至过于诬罔。其中小有讹误处亦是难免因随意道出固不易作详赡的订正。《艺文志》于此书之下注：“尚书即张延赏。”《四库全书总目》谓“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兄弟间”。张延赏为德宗时宰相乃张嘉贞之子非其四世孙也。《国朝传记》和《传记》《艺文志·杂传记类》又著录有刘■《国朝传记》。《艺文志·小说类》中还著录有刘■《传记》并注说：“国史异纂。”刘■为刘知幾之子。两《唐书》皆有传即附于其父传后。刘知幾为唐代知名史家以著《史通》为当时后世所景仰■兄弟亦皆以学术知名于世。《新传》谓其“著《史例》颇有法”。《旧传》于《史例》之外还说到他所著的《传记》皆未曾涉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它承袭前代一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 卷。其他还有《令》、《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7o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奭民国曹元忠今人贺次君皆有辑本。其他各书皆为王谟所辑王仁俊亦辑有《十道志》和《郡国县道记》。王谟尚辑有不著撰人的《并州记》和6广微《吴地记》。两书皆不见两《唐志》著录。《并州记》当如《冀州图经》等书。《吴地记》亦是方志撰著。王谟等人所辑自是零篇断简然亦可借以略知各书的概况。

《两京新记》《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

第二节《新唐书·艺文志》甲丙两部所著录的隋唐时人所撰述并流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人所撰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于其乙部诸书之中甲丙两部诸书中亦有可考核隋唐史事的撰述也一并加以论述。

《教坊记》、《乐府杂录》和《羯鼓录》《艺文志·乐类》著录仍流传于今世的撰述就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和南卓《羯鼓录》。

崔令钦所论述的教坊为唐代所置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据《新唐书·百官志》说武德时“置内教坊于禁中”开元初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伎”。崔令钦此书就是记述开元时教坊的制度、轶闻及乐曲的内容或其起源。《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于《小说家类》并谓崔令钦仕历已无可考。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于隋时有恒农太守崔玄度者其后人有国子司业崔令钦当是撰《教坊记》者。《全唐文》收有《教坊记·序》并为之撰小传说：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其序中说：“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俸禄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书中除教坊制度外附载有当时流行各种歌曲约三百有余。唐玄宗最嗜音乐唐代音乐亦以开元天宝间最为繁盛。得崔令钦所记当时盛况亦可借以略觇其梗概。

《艺文志》于著录段安节《乐府杂录》时注安节为文昌孙。《新唐书·段志玄传》说：“成式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而未言及其撰《乐府杂录》事。安节自序其书说：“洎从乱离礼寺隳颓簨虡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舞咸皆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可以看到《乐府杂录》对《教坊记》有所补缀可能所辑录曲调较为周详。《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列乐部九条次列歌舞俳优三条次列乐器十三条次列乐曲十二条终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然有说无图其旧本佚之欤？”由此足觇其所记载的丰硕。《总目》又说：“惟乐曲诸名不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备与王灼《碧鸡漫志》亦互有同异。盖茂倩书备载古题之目灼书上溯宋词之源而此书所列则当时被之管弦者详略不同职是故也。”安节书作于离乱之后礼寺隳颓之际自难求其完备。郭王后来补缀较前有所增多也是事理的必然大不足作相互的较量惟彼此参照使有唐一代的乐曲多能仍现原貌亦是难能可贵的事例。

撰《羯鼓录》的南卓两《唐书》皆无传。《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其所撰《唐朝纲领图》并注明其字昭嗣大中黔南观察使段安节《乐府杂录》亦称之为黔帅其生平可以略知。羯鼓如其名称所示是从域外传入的乐器。《旧唐书·音乐志》说：“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唐明皇最喜击羯鼓故在当时社会上成为一种风尚。《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分前后二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四年。前录叙羯鼓源流后录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而附录羯鼓诸宫曲名。”其中有篇末文不相属处。四库馆臣因之就说：“乐工专门授受犹得其传文士不谙歌法循文生解转至于穿凿而不可通也。”这不仅《羯鼓录》如此即如《教坊记》和《乐府杂录》所传诸曲调恐也难免有同样的归宿盖曲调极易失传曲调失传文字记载也只能领会其意。作为史事记载正不必肆意求其能被诸管弦也。

《艺文志·甲部》著录诸书可以作为隋唐时史料的大体如斯。

《魏郑公谏录》《艺文志·丙部》列儒家类。其中著录有魏徵《谏事》。《旧唐书·魏徵传》：“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则所谓谏诤言辞并未撰著成书。今传本《魏郑公谏录》所记即魏徵谏诤言辞。魏徵曾受封为郑国公殁后谥“文贞”故书名如此。是书撰人为王方庆。方庆名王綝以字行两《唐书》皆有传曾相武后。本传称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书凡二百余卷惟未一道及撰《魏郑公谏录》事。《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又《杂传记类》著录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皆与《谏事》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并说：“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盖先有是书传本而后确定其撰述者期其能与各种记载相吻合。两《唐书·王方庆传》虽未能备举所撰述的书名然就所撰《文贞公事录》和《魏文贞故事》亦可略知其对魏徵崇敬的情绪故以此书为方庆所撰当得其实。魏徵谏诤为唐初朝中盛事见誉于当时后世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所记载。两《唐书·魏徵传》所述可能亦多出自此二书。四库馆臣说：“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所说应是持平之论。今传世尚有《魏郑公谏录续集》为元翟思忠所撰集。四库馆臣谓其“捃拾旧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虽有这样的小疵其续补之功还是可以称道的。

《历代三宝记》和《大唐内典录》、《续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艺文志·儒家类》之后当数到“道家类”的释氏。这里可得论述的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道宣《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晖《法苑珠林集》、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续大唐内典录》等。

费长房为隋时人。《历代三宝记》亦见《隋书·经籍志》中杂家类的著录。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目录的总集。不仅集录历代的译经并将译经人的小传附于所译的经目之后还将每部经的年代逐一交代清楚使阅者能以备知有关的情况。是录虽远至东汉之时却也集录了隋时诸经。据其所记自东汉至于隋时译述之人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所翻译撰述共两千一百七十部其中隋时为十九人和七十五部书。由此可以了解隋时佛教的承受及其展的过程。其后至于唐代道宣所撰集的《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集的《续大唐内典录》也起到同样的功效。《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仅于其下注西明寺僧撰道宣曾为西明寺上座故《艺文志》称其书为西明寺僧撰。《大唐内典录》撰成于唐高宗麟德元年故智昇为之续撰。智升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难总括有唐一代。智昇还曾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不见于《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虽以大唐为名其实也如《历代三宝记》一样兼列前代甚至照抄《历代三宝记》。《续大唐内典录》以续为名自是续麟德以新增的译本。《开元释教录》虽亦以开元为名却是著录从东汉以至开元年间的经书。书中皆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及其存佚现况末列小传各详其人的生平始末。其后半为别录分别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落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入藏录。这应是对当时译经的再整理可以据之了解隋唐两代佛教流行的盛况。

《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道宣的撰述很富。《广弘明集》最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梁释僧佑曾撰集《弘明集》辑存东汉以下至于梁代阐述佛法的文章。《广弘明集》实为《弘明集》的续编不过体例稍有不同。其**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等十篇分别辑集帝王、僧俗论述弘扬佛法的文章以见佛法的无边。如《广弘明集》之例《续高僧传》自亦是续前人之作。梁慧皎曾撰述《高僧传》。道宣所作即系续慧皎之书。其中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篇。大体遵循慧皎体例而间有所变动。其中有正传且有附传。据近人统计见于正传者为四百九十八人见于附传者二百二十九人。其中隋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六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二人。唐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八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七人。皆远于前代。1《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下注：“起梁初尽贞观十九年（645）。然本书《昙光传》叙昙光逝世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已在贞观之后。《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之后接着又著录其《后集续高僧传》。《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并著道宣《续高僧传》两种一作2o 卷一作3o 卷。当如《艺文志》所著录而省去“后集”二字。可能后来两本相合成为一本因而就有贞观以后的记载。如所记载的麟德二年尚在唐初已有如许高僧可知其时佛教展的盛况。《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和《后集续高僧传》之外还著录僧道宗《续高僧传》。不仅重出而且还是误载。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法师传》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义净为与玄奘先后皆往印度求法又同享1 《中国佛教》第四册苏晋仁《续高僧传》。

盛名的高僧。当时中土僧众前往印度求法者络绎不绝于道蔚然成为风气其中获有成就的高僧为数不少义净以其亲身经历就其所见所闻撰为是书使当时顶礼膜拜的僧徒见于记载也是难得的盛事。在印度求法的高僧自以中土为主也间有朝鲜、越南的僧众更有来自中亚细亚的。据其所记中土的高僧有玄照、道希、师鞭、道方、道生等四十四人朝鲜阿离耶跋摩、慧业等八人越南运期、木叉提婆等六人还有中亚细亚的两人。每人一传记各人的乡里籍贯西行所经的道路和在各国学习佛法的情况。义净还撰有《南海寄归法师传》《艺文志》未见著录。义净赴西域求法来往俱取道海上中途多在室利佛逝（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住。此书即撰著于室利佛逝故称《南海寄归法师传》。书中多记载印度和南海各地僧徒日常行事的法式间及中土僧徒践行的违异处可以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参阅。

《法苑珠林集》《法苑珠林集》《艺文志》著录撰人为玄晖今本作道世撰。玄晖为道世的字以避唐太宗讳故以字相称。曾参预玄奘的译场工作。道世所撰初为《诸经集要》顾名思义应是据佛经钞撮而成其后因扩充成为《法苑珠林集》。其书每篇前各有序文称为述意。子目前有的也有述意有的则付阙如体例似非一律皆按佛经故实分类排列尚便于参考引用。

《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艺文志》于著录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兼著录辨机《大唐西域志》。不仅书名相同即卷数亦均为12 卷。《艺文志》于玄奘条下注：“姓陈氏缑氏人。”玄奘《旧唐书》有《传》《传》作洛州偃师人。偃师和缑氏邻县今皆为河南偃师县。《传》称：“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皆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其时辩机为大总持寺沙门曾助玄奘译经不应于玄奘所撰之外别撰《大唐西域志》。《艺文志》所著录当是重出。陈振孙《书录解题》作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大总持寺僧辩机撰当是其时撰述的具体情况。今传世慧立和彦悰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云的三藏法师就是玄奘。是书未见《艺文志》著录以编入《大藏经》而得流传于世。是书记载玄奘生平由载诞于缑氏起至玉华宫舍化止。中间对于玄奘的远游西域各国及归来译经诸事皆缕缕叙述使读者想见其为人。以之与《大唐西域记》参照更可略见其壮志与毅力。《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时日本国僧徒真人元开撰有《唐大和上东征传》和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义净《南海寄归法师传》和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样《艺文志》对真人元开和圆仁的著作也未著录。当时西行求经渡流沙攀高山途中皆历经艰险而越海至扶桑波涛汹涌其艰险亦当不下于流沙和高山且其所记殊有关于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可不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鉴真渡海传法事。鉴真自幼即入扬州大云寺为僧曾至洛阳、长安等地潜心研究三藏钻讨律学成为江淮一带闻名的授戒大师。他愿东去日本传法先后五次起程历经挫折未能如愿。直至第六次始得安抵东土。《东征传》中绝大部分篇幅详叙其浮海历程。当时中日之间船舶往来水路的曲折及风波的艰险显示无遗；书中兼叙其在日本传法的事迹为研究中日之间的交往者所不可或阙的撰述。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圆仁为日本平安初期的僧侣。他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浮海入唐在中土留居十载于宣宗大中元年（847）归去。书中按日记体裁记其所见所闻的经历不仅记其中土各处的山川、道路人情、风俗甚至生活琐事亦在记载之中。圆仁久居长安于都城中的寺院、佛法所记尤多。圆仁居于长安时正值会昌毁佛为了避难易俗服外逃因而归国。毁佛在国史并非仅此一次其他各次由于无具体记载不易备知详情。会昌毁佛由圆仁所记可知其尾经历的全部过程也是难得的际遇。

《刊误》和《资暇》《艺文志》于子部诸书中特有《小说家类》。虽说是小说其中可资证史的亦殊不少。如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苏鹗《杜阳杂编》和《演义》、韦绚《刘公嘉话录》、赵璘《因话录》、段成式《酉阳杂俎》、高彦休《阙史》、范摅《云溪友议》、张固《幽闲鼓吹》、《桂苑丛谭》、《玉泉子见闻真录》等十一种。

撰《刊误》的李涪《艺文志》无说两《唐书》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本书结衔所称的国子祭酒考核亦未得确证大约为唐末之人。四库馆臣说：“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下卷间及杂事..亦颇资博识。”还说：“唐末文人日趋佻巧而涪独考证旧人亦可谓学有根柢者。”这样说来李涪在当时应为有心之人故其书亦颇资参证。撰《资暇》的李匡文《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当为李匡义字济翁其说诚是。《读书志》谓其序文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故著此书。上篇正误中篇谭原下篇本物以资休暇云。”今本序文已佚亦不著三篇之目。然其叙述仍仿佛序文所云。其中论述虽间多非其本朝事故亦可有助于唐史的论证。今本作《资暇集》盖后来所增益的。

《杜阳杂编》和《演义》撰《杜阳杂编》的苏鹗《艺文志》于其注说：“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家住武功杜阳川杂录广德以至咸通事”。《艺文志》又著录苏鹗所撰的《演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是书并以之与李涪《刊误》、李匡文（义）《资暇集》、丘光庭《兼明书》同列谓“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李涪、李匡义的撰述如上所说是颇有可取之处的。陈振孙以苏鹗书与之并列足证其气味的相同。《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总目》虽称道是书却对于《杜阳杂编》稍有微辞。除指出其若干舛迕处并说：“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

《刘公嘉话录》和《因话录》《艺文志》于著录韦绚《刘公嘉话录》时并注：“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著录是书并说：“（韦绚）幼从学于禹锡录其话言。”书有韦绚自序谓是撰于大中十年其时绚正为江陵少尹。并叙述其于长庆元年从刘禹锡问学的经过据说：“（刘公）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其不暇记因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仅由这篇序文也就可以略知是书的轻重。《艺文志》于著录赵璘《因话录》时注说：“字泽章大中衢州刺史。”本书结衔却说是“员外郎赵璘”。撰述的体例是以宫、商角、徵、羽分部。宫部记载有关帝王诸事。因此指出“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以上皆入此部”。角部所记载的为人凡不仕者。徵部所记载的为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这是说记事因为徵为事的缘故。至于羽部所涉及的事物不能附于以上诸部的皆入此部。《四库全书总目》指出：由于璘家世显贵能多识朝廷典故娴于旧事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可资考证在唐人说部中犹足以称为善本。

《酉阳杂俎》和《阙史》《艺文志》著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段成式为穆宗宰相段文昌之子两《唐书》有传皆附载于文昌传后。成式自序其书说：“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所记故多谲怪其标目亦奇诡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尸穸》之类”。《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成式所记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也不尽属怪异不经之说其中《寺塔记》就足以作为证明其中所记自大兴善寺以下共有十六寺寺中雕塑、绘画以及舍利塔皆详细记载迄今能知当时寺院的盛况端赖此书未可以其杂有怪异而摒之不足相数。《艺文志》著录是书3o 卷未曾说到有续集。今传本有前集2o 卷又有续集1o 卷合为3o 卷与《艺文志》所著录的不同。可能是后来有人辑佚补缀因而前后参差不一。《新唐书·艺文志》于所著录的《阙史》仅说为高彦休所撰别无其他说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高彦休自号参寥子乾符中人。《四库全书总目》谓高彦休应为五代时人五代时人的撰述何以能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中？是书虽著录于《小说家类》中于唐代后期掌故轶事多所记载不尽作玄怪之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云溪友议》和《幽闲鼓吹》《艺文志》著录诸书中有范摅《三溪友议》并注：“咸通时自称五云溪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记唐开元以后事”。并说：“摅五溪人故以名书。”《四库全书总目》曾举出其中属于委巷流传失于考证的若干条并谓其颂于頔的宽仁诋李绅的狂悖毁誉不免失当然亦不能不承认其中所说诗话大抵为孟棨《本事诗》所未载逸篇琐事颇赖以传。《艺文志》著录张固《幽闲鼓吹》别无他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张固为懿僖间人所纪唐二十余事（按：此为袁本所说衢本则作“纪唐史遗事二十五篇”）。《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固所记虽篇帙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按其所记虽篇帙寥寥然上起开天之际涉及元和、会昌年间下至宣宗大中之时其间轶闻琐事颇见叙述也是相当广泛的。

《桂苑丛谭》和《玉泉子见闻真录》《艺文志》还著录有《桂苑丛谭》其下注冯翊子子休当是撰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以之入于《杂史类》并说：“杂记唐朝杂事僖昭时。当是五代人。邯郸云姓严。”所谓邯郸云当是李淑《邯郸书目》。按是书中甘露寺一条称吴王收复浙右之岁其时为昭宗天复二年杨行密于这一年始封吴王故书中有这样的称道撰者有这样的记载当是由唐入于五代不必即因此而谓其人为五代人。所记虽多为僖昭朝杂事然亦有涉及前代的。治唐末史事不失为可资参考之作。《艺文志》接着著录《玉泉子见闻真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不著名氏的《玉泉笔端》并说：“有序中和三年作。末有跋云扶风李昭德家藏之书也。即故淮海相公孙。又称黄巢陷洛之明年跋亦不知何人。别一本号《玉泉子》比此本少数条而多五十二条无序跋录其所多者为一卷。”所谓别本《玉泉子》自当与《玉泉笔端》有关出自一人之手。《玉泉子》虽无序跋《玉泉笔端》的序跋却已明示中和三年和黄巢陷洛之明年则当为僖宗时人所记亦当以唐代后期事为多。《四库提要》谓今本共八十二条或即陈振孙所录之一卷而《书录解题》讹八字为五字耶？

《茶经》和《耒耜经》《艺文志》的《小说家类》中还著录了6羽《茶经》。6羽《茶经》如何能著录于《小说家类》？这显示出《艺文志》的分类并非完全恰当。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杂艺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谱录类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似均未妥。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于《农家类》颇得其宜。因是书“载产茶之地、造作器具、古今故事”。书中所记以造作器具和古今故事为多。6羽立意自以品茶为主可是也不能不讲求茶的产地。唐人嗜茶茶税为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论唐代经济史的不能舍茶而不论故6羽的书仍未可偏废。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到6龟蒙《耒耜经》。是书虽记载江东的农业未能兼及全国。唐人有关农业著述不多是书亦未为《艺文志》所著录与6羽《茶经》相比照似未能偏废。

《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艺文志》的《杂艺术类》著录当时名画很多足见当时对于此道的重视。其中著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彦远又撰有《法书要录》著录于《艺文志·小学类》。《小学类》并注彦远为弘靖孙乾符初大理卿。《新唐书》弘靖即附见于其祖《张嘉贞传》中。《传》称弘靖“家聚书画侔秘府”。彦远能撰成这两书当与其家世有关。故其自序说：“家世藏法书名画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彦远既能面对真迹所言或不虚妄。《书法要录》虽是集古人论书的言辞且远及于东汉然其下则迄于元和所述唐代书家仍居有相当重要部分。《历代名画记》自亦论述远古然唐代画家就有二百零七人远于以前各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唐代颇重宗教寺观画壁率出名家手笔能有详细记载洵属难能可贵的盛事。

《书断》和《唐画断》《艺文志》著录《书断》于《甲部·小学类》今移于此与《唐画断》比类论述。《书断》为张怀瓘所撰。《艺文志》著录此书时并注：“开元中翰林院供奉”。书中论述各种书体如古文、大篆等也是远征前代兼及当世。唐太宗以下的书家也都在叙述之列。《四库全书总目》说：“其记述颇详评论亦允。张彦远《书法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张彦远及张怀瓘所述皆兼及前代其专论有唐的则有朱景玄《唐画断》。《唐画断》也见于《艺文志·杂艺术类》的著录。《艺文志》并说朱景玄为会昌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唐朝画断》一书并说：“唐翰林学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画录》。前有目录后有天圣三年商宗儒后序与《画断》大同小异。”《书录解题》原来是以《唐朝名画记》另作一目《唐朝画断》条所说的“一名《唐朝名画录》”以下数语本在另一目《唐朝名画录》条内乃为后人所移动遂改写于《唐朝画断》下而《唐朝名画录》一目并未删去仿佛另是一书。书中以神、妙、能、逸四品分论当代画家共一百二十人当时能手当皆荟萃于此了。

《艺文类聚》和《北堂书钞》《艺文志》的《类书类》所著录的书著名的是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初学记》杜佑《通典》和《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著录《艺文类聚》时并注：“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同修。”《旧唐书·孝友·赵弘智传》说：“十数人同修《艺文类聚》。”据《旧唐书·儒学·欧阳询传》同修者尚有裴矩、陈叔达。其他则尚待考索。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分门类事兼采前世诗赋铭颂文章附于逐目之后”。所分门类共有四十八部州郡、帝王、后妃、储宫、礼乐、职官、封爵、治政、刑法、祥瑞、灾异等皆在其中。是书撰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自不能具载当时史事不过隋世旧史仍可据以参考。其中间杂武德以后诗人的篇什当为后来所窜入不能以之为小疵。

《北堂书钞》的撰者虞世南两《唐书》均有传。虞世南于隋大业时累迁秘书郎。北堂为秘书省的后堂世南当年撰述就在北堂故其书以《北堂书钞》为名。诸家著录皆称唐虞世南撰。虞世南由隋入唐其事业主要为唐时的成就不过是书撰述却在隋时。《隋书·经籍志》著录不著撰人《书钞》当是虞世南所撰述的。《隋志》作74 卷两《唐志》皆作73 卷若不是一书何至卷数竟尽乎相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是书分八十部八百一类。其中曾杂有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等项。是书虽多记前代然撰述于大业年间上距隋的开国已经稍久自易间杂隋初诸事。今传本为明人陈禹谟所删补至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真。这些都和撰书的年代显然不同是容易区分的。

《初学记》《艺文志》于所著录的《初学记》下加注：“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所谓张说类集要事就是《艺文志》于《初学记》之前所著录的《玄宗事类》。是书本是玄宗教子学文因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 务取省便故以《初学记》为名。此事见于刘肃所撰的《大唐新语》的《著作》篇中应是实录。今按其编制体例每篇先为《叙事》次为《事对》再次则为《诗》、《赋》、《赞》、《颂》、《文》等皆是便于初学的取次。是书共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其中有天、地、州郡、帝王、职官、礼、乐、政理、文、武、道释、居处等部皆不乏可作史事参考的材料。

《通典》撰述《通典》的杜佑为唐德宗、宪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传》说：“（佑）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传》还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杜佑虽因刘秩的书而另撰新著并未遵守刘秩成规两书因而并传于世。《艺文志》也就一并著录。《政典》久已不传于世可能就是由于《通典》的大传于时因而佚失的。《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杜佑此书说：“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四库馆臣这样的称道其实并未中肯。杜佑这部书固然是上肇始于黄帝唐虞三代然其下限并非至于南北朝以及隋时而是迄于天宝之末。这是刘秩《政典》原来的规模。杜佑既是广刘秩的书是不会缩短其所记载的年代的。按照杜佑的本意虽是迄于天宝可是肃、代以后间有沿革还是一并附注的。从其书叙述的内容来看显然是略古详今隋唐两代是不容偏废的。考唐以前之掌故者以是编为渊海就是探索隋唐两代的史事的同样也要以是编为渊海。二百卷的《通典》共分九门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每门各有子目若干。杜佑自序说：“既富而教故先食货。行教化在设官任官在审才审才在精选举故选举、职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兴礼乐故次礼、次乐。教化隳则用刑罚故次兵、次刑。设州郡分领故次州郡。而终之以边防。”可以说是治国的要务都全面顾及到了。后来两《唐书》的撰修所立各志大体也皆和《通典》的八门相仿佛而间有出入。可是《通典》所论述的并未全为两《唐书》各志所采撷。唐代各项仓粮为国计军糈所倚赖而义仓所储更为备荒的要政。两《唐书》虽皆有所论述诸仓储蓄总数却均未道及。《通典》则详细列举天宝八载（749）仓储备见全国的确数。书中分别举出这一年关内、河东、河西、陇右和籴的石数也举出北仓、太仓、含嘉、太原、永丰、龙门诸仓储粮的石数更分别举出全国各道正仓、义仓、常平仓所储的石数。这些仓粮的石数后来都为郑樵、马端临所引用载入《通志》和《文献通考》之中可见是相当重要的。若仅依两《唐书》就难免有误。

《白氏经史事类》《艺文志》于所著录的《白氏经史事类》下注：“白居易撰一名《六帖》。”今传本作《白氏六帖事类集》。今传世又有称为《白孔六帖》的盖宋时孔传亦曾撰《后六帖》后人因合刊为一书另取此名。白居易两《唐书》均有传。《郡斋读书志》亦著录此书并说：“以天地事物分门类为对偶而不载所出书。”又说：“世传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名目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内倒取之钞录成书故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体例与《北堂书钞》同而割裂饾饤又出其下”。既与《北堂书钞》有相同的体例作为类书还是可以备翻检的。

第三节《新唐书·艺文志》丁部所著录的唐人撰述并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代的文集相当繁多凡能文和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士莫不各有其文集。诸家身世不同经历各异文笔亦有差别因之其所撰文集就各有风采难得一律。不过当时人士于身没之后其子孙多为之树碑立传延请能文的人为之撰墓志铭竟成为社会风气。诸家文集中殆无不备录其所撰的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既列叙墓主的生平功绩兼及其交游过从其中不乏与史料有关的事迹为治史者所珍视。按照这样的说法则所有的文集都应视为史料也非过份。只是在这里逐一论述却似嫌繁多因而就不把有关墓志铭的部分包括在内。

《王勃集》、《盈川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初文士以“四杰”最为著名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各有文集《艺文志》著录《骆宾王集》、《卢照邻集》、又《幽忧子》、杨炯《盈川集》和《王勃集》。四人者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在《文苑传》中《新唐书》在《文艺传》中。《骆宾王集》《四库全书总目》作《骆丞集》。当系骆宾王曾为临海丞故有是称。今两本并行于世。《卢照邻集》《艺文志》兼著录《幽忧子》幽忧子为照邻号兼著录两本显示两本各不相同。《崇文总目》仅著录《幽忧子》遗掉《卢照邻集》。《四库全书总目》又作《卢昇之集》。昇之为照邻字。名号不同书名也就有了差异。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集并行于世。杨炯曾为盈川令故其文集以盈川为名。今亦有直称《杨炯集》者。王勃字子安其文集亦称《王子安集》。王勃和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承六朝之后以骈体撰文多为后来人所非议杜甫且直斥四人的轻薄为文。不过骆宾王以曾参与徐敬业征讨武则天的战事所撰的《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与高宗武则天之际的史事就颇有关系。由其他三人的集中也可略知唐初有关的史事就史论史倒不必专论其文章的体裁。

《陈子昂集》陈子昂两《唐书》皆有传。子昂字伯玉曾官右拾遗故其文集亦称《陈伯玉集》或《陈拾遗集》。其所撰《谏灵驾入京书》两《唐书》皆已采入本传。书中论当时关中灾荒事皆得其实。《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论安抚金山十姓于同城权置安北府以及巩固甘州诸事皆为当时北边防的要务。《上蜀川安危事》和《上蜀川军事》论减少蜀川输粮于边事《上军国机要事》论宜重视突厥、吐蕃不宜多与契丹较量事亦切中时弊。其外尚有他篇皆可与史文相对照也许还可以补史文疏略之处。

《张说集》张说两《唐书》皆有传为玄宗宰相受封燕国公其文章典丽弘赡与受封为许国公的苏■并称为燕许大手笔。《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作《张说集》。今本或作《张燕公集》从其封号；或作《张说之文集》说之为张说的字。张说既以文章著称又在朝中故所撰文多与时政有关。其所撰《谏避暑三阳宫疏》即为两《唐书》本传所采撷。《谏泼寒胡戏疏》指出由西域传入的泼寒胡戏在长安中所起的不良影响。当时由西域传入的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至为广泛张说还为玄奘《大唐西域记》撰序可知其对西域文化不至于有所反感。泼寒胡戏使他特疏请求禁止显示外来文化并非皆是尽善尽美甚至与中土文化格格不入者。唐代前期朝野上下皆重文事然武功亦并未稍懈边兵驻屯东西弥望无际而决胜于疆场之间尤有赖于骑兵。骑兵所恃惟马自唐初起即重视养马而陇右尤为养马的适宜场所。张说所撰《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对于自唐初以来陇右养马的成就娓娓论述可见一代的典制。《四库全书总目》说：“（说所撰）《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称万年县令郑国忠状六月十三日县界霸陵乡有庆山见醴泉出。而《唐书·武后传》载此事乃作新丰县皆与史传颇有异同。然说在当时必无讹误知《唐书》之疏失多矣。”

《张九龄集》张九龄亦为唐玄宗宰相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作《张九龄集》。今传本或如《艺文志》之旧作《张九龄集》或作《张曲江集》、或作《曲江集》、或作《张子寿集》。九龄为韶州曲江人字子寿集名殆即因此而稍有歧异。九龄为相久制诰多出其手所撰制诏大体编入集中。尤多关于周边各部落和镇抚边庭的将帅可以见当时边防的策略。《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他诏命亦可多与史传相参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书》而核之《唐书·外国传》所载奚事自开元以后仅有李大酺、鲁苏、李诗延、宠婆固诸酋长名而不及归国知记载有所脱漏允可以补史之阙。”集中有《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失利送戮京师批》谓禄山不宜免死。两《唐书》本传皆引用此批并明白指出出于张九龄之手而不为玄宗所采用其后遂酿成大乱。可知这道批文实为当时关键所在。《王维集》开元、天宝间王维以工草隶善画有名于当时。两《唐书》皆有传。

《艺文志》著录有《王维集》。今传本除称《王维集》外又有《王摩诘集》和《王右丞集》。摩诘为王维的字故以之名集。王维曾为尚书右丞称为《王右丞集》就是以官名相称。王维佞佛其集中多存有和佛教有关的文章。集中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洛阳郑少府与两省遗补宴韦司户南亭序》。唐时韦杜两家为长安城南望族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指他们说的。既是世家望族庭园别墅皆以华丽为人所瞩目。这两篇序文就可略见当时豪奢的景况。

《高适集》高适两《唐书》皆有传。其集《崇文总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并见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却未予著录。高适官终左散骑常侍故今本亦有作《高常侍集》。所撰《陈潼关败亡形势疏》显示当时军令的不统一监军的不恤军务焉有不败之理。《唐书》虽亦有所记载似不如此的明显。《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指出当时河西驻军犹仰江淮运来的粮饷而皇朝却在河西和籴。其间隐情《序》文自不便明言这是很值得研讨的。《李白草堂集》和《杜甫集》唐代诗人以李白、杜甫最为名家。两《唐书》皆有传各分别在《文苑传》和《文艺传》中《新唐书·艺文志》中自亦著录其全集。李白为《李白草堂集》。《艺文志》并说：“李阳冰录”。《杜甫集》后还著录《小集》也并说：“润州刺史樊晃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有《李翰林集》、《杜甫集》和《集外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著录《李翰林集》和《杜工部集》。李白曾待诏翰林杜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故皆以名其集。《书录解题》谓王洙合《唐志》所著录的《杜甫集》和《小集》遂为定本。今传世作《李翰林集》、《李太白集》和《杜甫集》、《杜工部集》。李杜二人皆为诗家。诗家歌辞亦多与史事有关。杜甫的“三吏”、“三别”皆可显示出乱离之时人民的痛苦而《丽人行》更显示皇室贵戚的穷极奢侈。李白所撰《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谓兖州为郡有十一县任城县有户过一万七千。这可与《旧唐书·地理志》相较以见所记的兖州各县人户相差至为悬殊。杜甫所撰《东西两川说》论当时两川防守治乱可以和史籍相参证。《岑参集》岑参生平见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曾为嘉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岑嘉州集》。岑参于天宝年间先后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北庭都护封常清幕中因得远历西域各地所赋诗多能描述西域风物。《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开篇就说：“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以见唐时疆域的广阔。

《元结文编》《艺文志》著录《元结文编》。元结《新唐书》有传。其字次山号漫叟曾为道州刺史。今传本有《唐元次山文集》、《元次山诗集》、《唐漫叟文集》。元结为刺史时道州曾为“西原蛮”所攻破。所撰《奏免科率状》和《奏免科率等状》《新唐书》曾采撷入本传中。所撰《道州刺史厅壁记》当系道州尚未为“西原蛮”残破时的作品。其中记所谓前辈刺史贪婪害民事“不觉涕下”。这样的记载为以前所少见。《新唐书》不以之叙入本传中当属阙失。

《刘长卿集》《艺文志》录《刘长卿集》特别叙述刘长卿生平直至其终于随州刺史。今传本就直称《刘随州集》。长卿文章不多诗篇不少。长卿以诗名于上元、宝应间其时上去安史乱离已稍远社会残破仍多未恢复。《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当税苗充为官俸钱》有句说：“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丘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新息道中》说：“古木苍苍乱离后几家同处一孤城。”这样的描述在史籍中是不多见的。

《颜鲁公集》安史之乱时颜杲卿、真卿兄弟最受人称道。杲卿殉国真卿其后为皇朝重臣。两《唐书》皆为其兄弟立传。真卿撰述丰富。《艺文志》著录所撰《吴兴集》、《庐陵集》和《临川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北宋时都已亡佚其时有吴兴沈氏和宋敏求所编本南宋时皆已漫漶不完别有留元刚所编本传世。颜真卿曾受封为鲁郡公殁后谥为文忠故今传世有《颜鲁公文集》、《颜鲁公诗集》和《文忠集》。所撰《论百官奏事疏》两《唐书》皆已采撷入于本传中。所撰李光弼神道碑以之校两《唐书·李光弼传》其中多有为传文所未载者。即此已可补史籍之阙。真卿练达世事其文可补史阙的也就不仅李光弼神道碑一文。

《毗陵集》《艺文志》著录有独孤及《毗陵集》。独孤及两《唐书》皆有传。独孤及官至常州刺史。常州旧为毗陵郡故其集以毗陵为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作《常州集》当是因毗陵改称的。今传本仍作《毗陵集》。所撰《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叙天宝时征南诏募兵事。所说的相国卫公指的就是杨国忠。所召募的为燕赵少年和韩魏劲卒凡万八千人。《旧唐书·杨国忠传》仅说“其征皆中国利兵”。《新唐书·兵志》曾说过“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而未说远征军士的来源独孤及所说就可为之充实。

《欧阳詹集》欧阳詹《新唐书·文艺传》有传。其字行周曾为国子监四门助教。

今传本作《欧阳行周文集》或作《唐欧阳四门集》、《欧阳行周集》。其所撰《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指出当时全国县的等次其赤、畿、望、紧、上五等县的县分别为万年、渭南、郑县、夏阳和韩城。所记和《新唐书》大略相同而与《大唐六典》颇有差异这当是后来的更改。一代制度前后未能尽属一致欧阳行周所记就是具体的例证。

《吕温集》吕温两《唐书》皆有传。吕温为八司马之一。王叔文受贬时温出使吐蕃得免于难其后官至衡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吕衡州集》。吕温字和叔因又称《吕和叔集》。今皆有传本。所撰《简获隐户奏》记为衡州刺史搜括隐户事。当地不税户竟过差科户一倍有余。唐代前期户口逃亡已成为严重问题。开元时宇文融以搜括逃户颇著功勋。全国十道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平均算计一道也只是八万余户。吕温在衡州竟括得一万六千余户论情形当更较开元时为严重。为什么逃户如此的众多是应该探索的。吕温说：“（逃户所在）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可见虽是逃户仍难逃避剥削。

《权德舆集》《艺文志》著录权德舆《童蒙集》1o 卷《集》5o 卷和《制集》5o 卷。权德舆字载之曾相宪宗谥为文公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说：“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不言《童蒙集》和《制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权德舆集》5o 卷并说：“尝自撰《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权丞相集》5o 卷并说：“杨嗣复为序。..序又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是《制集》亡逸已久。诸家皆不著录《童蒙集》可能并未传世。今传本有作《权德舆集》的也有作《权文公集》和《权载之集》的。元和年间宪宗对于藩镇不再姑息不时挞伐镇抚德舆亲历其间曾多所建白所撰《请置防御军状》、《徐州事宜奏》、《淮西招讨事宜状》、《昭义军事宜状》、《恒州招讨事宜状》、《山东行营事宜状》虽是当朝议论实可与史籍相互比证不容舍置不论。

《韩愈集》和《柳宗元集》《艺文志》著录有《韩愈集》和《柳宗元集》。韩柳文章不惟有声当时就在后世其声誉也未稍减。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官至吏部侍郎谥曰文。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官至柳州刺史。两《唐书》皆有传。柳宗元文《崇文总目》著录作《柳子厚集》。今传本除作《柳宗元集》外还有作《柳先生集》、《柳河东集》、《柳柳州集》、《河东先生集》也有径作“柳文”的。韩愈文今传本为《韩昌黎集》、《韩吏部集》、《韩文公集》、《昌黎先生集》也有径作“韩文”的。韩愈和柳宗元虽皆以文章有名于当世其中不乏和史事有关的篇章。况且其时有些大事都是他们所亲历的所撰写的文章更为史家所重视。唐宪宗佞佛自凤翔迎佛骨至长安。韩愈上《论佛骨表》愈因此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两《唐书》皆采撷入《韩愈传》。在此以前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据说此碑未多叙李愬功愬诉于禁中诏令磨韩愈所撰文别命段文昌重撰。此事载于《旧唐书·韩愈传》中《新唐书·韩愈传》未予记载《资治通鉴》也未有一言涉及。可知宋祁和司马光等仍然重视韩愈的碑文。柳宗元以曾为王叔文所引用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撰《捕蛇者说》以具体事例论述当时的苛政可知唐代后期民不聊生的原因。所撰《段太尉逸事状》记段秀实事三则。他说：“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邰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这应是确实无误的撰述。《旧唐书·段秀实传》竟未稍加引用。《新唐书·殷秀实传》采撷所记在邠州折制郭子仪的儿子郭晞所部士兵不法事和在泾州代农民偿还泾大将焦令谌田租事遂使传文更为生动。另一事为不受朱泚馈赠《新传》未为引用则这篇记事状仍当为治史者所乐读。

《刘禹锡集》和《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元氏长庆集》及《小集》、《白氏长庆集》。并于《小集》注为元稹《白氏长庆集》下注为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游时称“元白”。后又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元稹字微之曾相穆宗。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刘禹锡字梦得曾为太子宾客。两《唐书》皆有传。元、白两家文集皆编于长庆年间故均以《长庆集》相称。刘禹锡以曾为太子宾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刘宾客集》且有《外集》。陈振孙于所著录《白氏长庆集》下说：“集后记称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之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五十七卷。时会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后七十卷’。当时预为志时未有《续后集》。今本七十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今传本元氏所撰作《元氏长庆集》或《元稹集》。白氏所撰作《白氏长庆集》或作《白香山集》、《白乐天文集》、《白氏文集》、《白居易集》。刘禹锡所撰作《刘禹锡集》或作《刘宾客文集》、《刘梦得文集》。元稹所撰《同州均田状》显示同州虽行两税而非两税田亩竟有各色各等甚至还有左神策军军田田亩之外税钱更多。同州还是畿辅之地尚且若此其他偏远的州县恐多有负担。所撰《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说到明州每年所进奉的海味三石运送到京约计需九千六百余人这也应是一宗苛政。若不是见于文字记载是不会明了其间的真象的。白居易所撰的《新乐府》其中有些篇什都是对于当政的讽刺。《杜陵叟》有句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卖炭翁》有句说：“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同样显示生民的疾苦。刘禹锡所撰《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记修筑自散关至剑阁千一百里的驿路。蜀道难行旅人视为畏途历来多有修凿得有文字记载其修筑经过也可以补史籍的阙文。

《李翱集》和《皇甫湜集》李翱两《唐书》皆有传。翱字习之殁后谥曰文今传本文集或作《李文公集》或作《习之先生全集录》。皇甫湜字持正《新唐书》有传。今本文集称《皇甫持正集》。李翱曾累次上疏对朝政有所匡正。其《疏改税法》就提出建中年间推行的两税法本以便民当时绢重钱轻税户纳绢米不多即可完税。可是后来粟帛日贱虽税额不变民间已不堪负荷。因此李翱疏中就要求“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则百姓足”。两《唐书·食货志》皆再载元和十五年改税法事仅说中书门下据群官杨於陵等议。两《唐书·杨於陵传》亦未一道及此事。杨於陵当时为户部侍郎当是依例转奏。始创这种意见的可能就是李翱。这篇疏文很可以补史籍的阙文。皇甫湜不轻行文故所撰不多其《论进奉书》亦切中当时的弊病。当时藩镇及地方官吏欲求恩宠就借口地方财政间有羡余以之进奉到皇室的内藏。皇甫湜在这里特别指出：“凡诸州府必有羡余不归于王廷必没于私室。”因之他请求藩镇或地方官罢使或卸任之后一定要说明羡余的数目妥事收管以作地方上非常的用项。皇甫湜的建议是难于为皇室所接受的可是这确实是当时民间共同的愿望。

《会昌一品集》《艺文志》著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姑臧集》、《穷愁志》和《杂赋》。李德裕字文饶封卫国公两《唐书》皆有传。武宗会昌时兼守司徒故其集称《会昌一品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皆为著录并著录所撰《平泉诗》和《别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会昌一品集》和《别集》、《外集》。并说：“《一品集》者皆会昌在相位制诰、诏册、表疏之类也；《别集》诗赋、杂著；《外集》则《穷愁志》也。”《直斋书录解题》另著录有《李卫公备录》其中有《姑臧集》、《献替记》、《辨谤略》诸书。并说：“《姑臧集》者兵部员外郎段令纬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门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贡图》及歌诗数篇。其曰‘姑臧’未详。”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有《跋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三跋书录解题》说：“十六国之吕光据姑臧其地为今凉州德裕为剑州西川节度使当是取其地之相近者以名集也。”这样羌无故实的言辞是难得取信于人的。今传本除用《会昌一品集》外又有《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李卫公文集》、《李文饶公文集》等名称皆兼有《别集》、《外集》等有的还有《补遗》。李德裕于穆宗朝即已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咸出其手会昌时独柄国事前后六年文集中所载诏诰尤为繁多这都是治唐史者应作为资料的。

《樊川集》和《沈亚之集》《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和《沈亚之集》。杜牧两《唐书》皆有传。唐时都城南韦、杜两家皆为望族杜家所居即在樊川故杜牧以樊川为集名。今传本仍作《樊川集》。沈亚之字下贤今传本即作《沈下贤集》。杜牧《樊川集》中的《上李太尉论**书》叙述当时**以其劫掠的所得入山博茶得茶之后便出为平人可以到处贩卖不畏人吏。据说：“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这竟然是长江下游南北普遍情形。史籍是难得看到记载的。杜牧久官江左所言当得其实。沈亚之为吴兴人曾游历西北边地所撰《临泾城碑》记郝玼兴筑临城事。自临泾筑城吐蕃内侵不敢再过其地。两《唐书》虽皆为郝玼立传所记至为简略。沈亚之这篇碑文相当详赡。据其自述：“余西道塞历岐陇而边人无幼老尽能诵郝玼之功”故为之记。有了这篇碑文两《唐书·郝玼传》就更为生动。沈亚之所撰《陇州刺史厅记》也可以说明在与吐蕃的争战中陇州的重要地位。

《文泉子》《艺文志》著录刘蜕《文泉子》并注：“字复愚咸通中书舍人。”

曾为左拾遗。文泉子盖其自号。今传本作《文泉子集》亦有作《刘拾遗集》的。今传本已非旧帙其篇为《论令狐滈不宜为左拾遗疏》。令狐滈之父为令狐绹其时方为当朝宰相。刘蜕慷慨陈辞令狐滈终于改官而刘蜕亦被贬为华阴令。此事两《唐书·令狐楚传附令狐滈传》中皆有记载当非细事。《令狐滈传》皆作右拾遗当依刘蜕疏以左拾遗为正。

《经纬集》《艺文志》著录孙樵《经纬集》并注：“字可之大中进士第。”今传本或作《孙樵集》或作《经纬集》亦有作《孙可之集》的。集中于晚唐政事多所议论《复佛寺奏》直指大中初年恢复佛法的非是《寓汴观察判官书》斥责汴军所侵州县者反逾东西军皆能切中时弊。《兴元新路记》记沿途道里曲折尽致文中并说：“郿多美田不为中贵人所并则籍东西军居民百一系县。”可知当时生民的不易。

《一鸣集》《艺文志》著录司空图《一鸣集》。司空图字表圣两《唐书》皆有传。司空图生当唐末乱世曾营别墅于中条山王官谷并撰有《山居记》以记其事。记中说所居有濯缨亭一鸣牕。集以一鸣为名当是这一缘故。今传本皆作《司空表圣集》。《四库全书总目》举《集》内的《韩建德政碑》说：“《五代史》谓乾宁三年昭宗幸华州所立还朝乃封建颍川郡王。而碑称为乾宁元年立已书建为颍川郡王盖史之误。”这样称道是不错的。所撰还有《复安南碑》记高骈征安南事。此事两《唐书》皆有记载。而史文简略司空图的碑文亦可有所补益。

《樊南甲集、乙集》《艺文志》著录李商隐《樊南甲集》和《樊南乙集》。李商隐字义山两《唐书》皆有传分别列于《文苑传》和《文艺传》中。商隐撰著不少著录于《艺文志》的尚有《玉溪生诗》及《赋》、《文》。今传世有《李义山文集》、《李义山诗集》以及《樊南文集》。商隐名位不达多为入幕之宾。其集中所录的以代幕主所写文书为主虽非出自己意亦多与史事有关。其中有《代仆射濮阳公遗表》。所谓濮阳公即镇守河阳的王茂元。茂元曾为吕元膺留守东都判官李师道潜谋洛邑之役茂元以幕僚膺其锋表中所说“蓝衫不脱竹简仍持因为麾兵虏其元帅”亦是纪实之笔。此事《旧唐书·王茂元传》中未见记载《新唐书·王茂元传》所记与《遗表》略同可以互相对勘。集中又有《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这是因卢龙张仲武大破奚寇而进的贺表。表中备载是役诛杀数目。《新唐书·奚传》亦备载是役所获与遗表所言略同。《旧唐书·奚传》则说：自至德之后奚、契丹亦少为寇何也？

《翰苑集》《艺文志》著录6贽《论议表疏集》12 卷和《翰苑集》1o 卷并于《翰苑集》下注“韦处厚撰”。6贽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门下平章事殁后谥为宣公。两《唐书》皆有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翰苑集》22 卷并说：“自南宋以后已合议论表疏为一集而总题以翰苑之名。”今传本仍作《翰苑集》亦有题为《唐6宣公翰苑集》。唐德宗为李怀光所逼南幸兴元情势相当危急德宗下诏罪己所下的诏书即为6贽所撰为《奉天遣使宣慰诸道诏》。据说这道诏书颁布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6贽所撰诏诰很多两《唐书》本传间有采撷。所撰《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尤能显示当时社会不安的因素治史者皆不宜忽略。

《论事集》《论事集》为李绛撰。李绛曾相宪宗两《唐书》皆有传。《艺文志》著录此书并注：“蒋偕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作李绛《论谏集》并说：“其甥夏侯孜所编大中史官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李司空论事》并说：“唐大中史官蒋偕录。司空者李绛深之元和宰相也。”《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作《李相国论事集》并说：“旧本题曰《李深之文集》。”今传本亦作《李相国论事集》。《四库全书总目》称道此书说：“遗闻旧事纪录颇详多新旧《唐书》所未载亦足以备参考。”还说：“王楙《野客丛书》引其救郑絪一条谓足补《唐书》之疏。叶梦得《避暑录话》引其论吐突豕璀安南寺碑楼一条订《唐书》之误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证矣。”这是有益史学的撰述也是值得重视的。

《桂苑笔耕》唐代人士有关其当代史事的撰著有崔致远《桂苑笔耕》。《艺文志》著录崔致远撰著并称崔为高丽人宾从及第曾为高骈淮南从事。自《崇文总目》以下诸家多不著录。书中所记晚唐史事多能和史籍相参证是不该弃置的。所撰《奏请叛卒鹿晏弘授兴元节度使状》就是一例。《旧唐书·僖宗纪》：“中和三年六月杨复光卒于河中其部下忠武八都头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十二月忠武大将鹿晏弘陷兴元逐节度使牛勖自为留后。”崔致远的文章却说是“陈许军溃散节级鹿晏弘领兵马二万余人打破金、洋等州突入兴元府”。崔致远的奏状请求即授节钺。《旧唐书·僖宗纪》于中和四年九月记载：“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讨”则显然已不是留后。《旧唐书》有关的记载显得隐隐约约似仍为唐皇室讳得崔致远所撰文就可稍稍明了其中的究竟。

《本事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孟启《本事诗》列于总集诸书中。孟启当为孟棨盖因形似而误。孟棨两《唐书》无传。王定保《唐摭言》曾道及其人的生平《四库全书总目》据之并据书中有关记载谓此书作于唐僖宗避难于兴元之时。《总目》还指出书中所记惟乐昌公主及宋武帝二条为六朝事余皆唐人。所记间有失实处然唐代诗人的轶闻琐事颇赖以保存流传。

《浣花集》《浣花集》为韦庄所撰。韦庄生当唐代末季后入仕前蜀王建处两《唐书》皆无传《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著录所撰书。《浣花集》所录韦庄的诗篇亦如其他所赋多为感兴之作殊不足以之作为当代史料。《浣花集》中未编入所作《秦妇吟》。此诗描述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后城中乱离的现象兼叙此妇经由汴河辗转入蜀途中艰苦的经历为史籍所不易叙及的事迹。其中对起义军多所诋毁但也暴露唐军的一些罪行。据说此诗写成后颇为时人所惊讶韦庄因而亦自讳言故亦未收于《浣花集》中。清末始于敦煌所藏唐五代写本中现。近年重印《浣花集》因以补入有裨于唐代末年的史事研究。

第四节隋唐以后有关隋唐史事的撰述唐人素重史事其初年创业始定就开始撰修“五代史”《隋书》就是其中之一部。接着又撰修起居注和实录列为定制。稍后更撰修纪传体的《唐书》和《国史》。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书》及《国史》共有四种。其中13o 卷本下注：“（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崇文总目》作了较为详备的记载据说：“原释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军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既有著录又作较详的论述是当时这部原始的《唐书》依然存在。《崇文总目》还著录有唐各帝实录自唐高祖至于武宗。武宗以后虽仍续有撰修由于乱离频仍难得都能保存下来。就是《武宗实录》也有阙损。《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武宗实录》为3o 卷《崇文总目》仅著录1 卷可知佚失很多。后晋时曾颁下诏令搜求武宗及其以后各帝实录可能并无所获《崇文总目》的著录就是具体的证明。

今传世的《唐书》有两种就是《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以“旧”相称是因为有了《新唐书》易于区别才添字改称的。

两《唐书》的修撰《旧唐书》的撰者从《崇文总目》起就作为刘煦等。其实刘煦只是以宰相监修国史并非执笔撰修者。《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于开运二年（945）六月记载：“监修国史刘煦、史官张昭远等以新修《唐书》纪、志、列传并目录凡二百三卷上之。”刘煦于开元元年七月始以宰相监修国史前后亦只一年1何能有若此作为？石晋撰修《唐书》起意于天福元年（936）其时赵莹即以宰相监修国史1。其后至天福六年（941）又复下诏命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同修《唐史》仍由赵莹以宰相监修2。《五代会要》还特地采录赵莹于这一年的奏文一则要求下诏征求旧史举凡武宗与其以后各帝实录以及自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传记和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诰册书等再则陈述撰修帝纪、列传、十志的意见3。可知撰修工作是这一年才正式开始的。

撰修《唐书》赵莹虽是最初的监修者其端者却是贾纬。《旧五代史·晋书·贾纬传》曾明白记其间的经过。传文中还说：“纬属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诸帝实录自武宗而下阙而不纪乃采掇近代传闻之事及诸家小说第其年月编为《唐年补录》凡六十五卷识者赏之。”这是1 《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纪》。

1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高祖纪》。

2 《旧五代史》卷七九《晋书·高祖纪》。

3 《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为撰修《唐书》所作的准备工作。有人说当时李崧也曾参预撰修其实这是不确实的。当贾纬提出应该从事撰修时李崧还曾经反对过。《旧五代史》李崧本传也没有记载显然是靠不住的。

刘煦等撰修《旧唐书》时是能够获致较为有利的条件的。当时上距唐天祐倾覆之际只不过三数十年尚非过久故老旧人仍有存者可以据以搜访往事。而吴兢、韦述等人所撰的《唐书》和唐代诸帝的实录大都还未佚失可供采撷修补。《武宗实录》既多所散佚宣宗以后诸帝的实录又复不存也就是会昌至天祐六十年间的史事多有阙略好在贾纬的《唐年补录》或可稍供补缀。正是由于有这些较为有利的因素《旧唐书》还能保存许多原始的史料。经前人考校核实代宗以前的数朝纪传就是多钞实录国史原文。其中且有直言今上者。所谓今上是史臣对当时皇帝的称谓正显示所录并是旧史原文1。然而还有更为明显的当时执笔史臣的姓名也还有依然未能改正。《顺宗纪》后的“史臣韩愈曰”《宪宗纪》后的“史臣蒋系曰”就都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其他仅著史臣而未称姓名的尤非鲜见2。能够保存如许的原始史料就是值得称道的所在。

当然像这样有2oo 卷的史书也并非就毫无疵病。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就曾经指责过：“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漏阙又是非失实甚至以韩愈文为大纰缪。”《四库全书总目》也说：“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尾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旧唐书》的撰修正当五代乱离之时四郊多垒戎马倥偬能够撰修成书实为难得。书成未久契丹已攻陷汴京未遭佚失也是一宗幸事。

《旧唐书》撰成后到了北宋仁宗时又有《新唐书》的撰修。旧籍俱在为什么又要另撰新书？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文中曾经有所说明。表文以为有唐几三百年的史事应该“粲然著在简册”可是由于“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才不能不另行撰修。这显然都是对于《旧唐书》的指责。前面曾征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对于《旧唐书》的批评晁公武由所批评的言辞得出结论说：“故仁宗时删改盖不得已焉。”《新唐书》的撰修人为欧阳修和宋祁。其实当时参预撰修的还有他人。

曾公亮的进《（新）唐书》表中曾列举有欧阳修、宋祁、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述《新唐书》撰修的经过说：“初庆历中诏王尧臣、张方平等刊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为纪、志祁为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同编修。”也有人说欧阳修只撰修了帝纪至于志和表则是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诸人分别撰修的1。曾公亮当时是提举编修故书成后得以领衔进上。

曾公亮的进书表中对《新唐书》的成就曾作概括的评述表中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依据。”这事增文省的说法自来几乎成了对《新唐书》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1t;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2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二一章《隋唐五代学术》。

1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五。

的定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旧唐书》撰修于乱离之世文献记载多有丧失虽曾下诏访求佚书所得并非甚多。《旧唐书》循《隋书》成例也撰成一篇《经籍志》以著录前代旧籍和唐人新著。志中所载天宝以后的撰述实甚稀少几乎寥若晨星。这应是当时皇朝的庋藏也应是撰史诸人所能见到的图书。这样稀少的图书而欲求所撰修的史籍了无漏遗实在是戛戛乎难哉！《新唐书》撰修的时候上距宋朝的开国已经将近一百年了。长期的承平使散佚的文献6续逐渐出世。成书于仁宗庆历元年（1o41）的《崇文总目》所著录的撰述即远较《旧唐书·经籍志》为繁多《新唐书》撰成于仁宗嘉祐五年（1o6o）距庆历元年才二十年《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群籍已有尚未见之于《崇文总目》的。史料丰富若此怎么能不使所记载的史事较前有所增加？还应该指出《旧唐书》撰修时晚唐史事所可作为凭借的只有贾纬的《唐年补录》。《新唐书》撰修时宋人对于唐史的论著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举其著者如孙甫《唐史记》、赵瞻《唐春秋》、陈彭年《唐纪》而赵邻还追补唐实录会昌以来日历参预撰修《新唐书》的宋敏求亦补撰唐武宗以下六帝实录1而胡旦也撰有《唐乘》2。撰修《新唐书》诸家自可利用这些新得的成就从事补缀刊正。因而所谓事增自然是必然的趋势。以《新唐书》和《旧唐书》相比较综计《新唐书》删去《旧唐书》的传61 篇增添的新传三百三十一篇另外还增添了两篇志和四篇表。这不仅是事增而且所增加的还是很多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列传和志表的总的篇数至于列传中具体增添的事例那当然就更为繁多了。赵翼在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特列了《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一目罗列所增的与史事有关的文句如《代宗沈后传》《旧唐书》仅说：“陷贼后不知所在。”《新唐书》则于其下增：“高力士女冒为后迎还上阳宫力士子知其非具言其情诏贷之。”这样的增添共有九十七传。有的传所增添的还不仅一事合起来算计当然就更多了。赵翼于此还另立一目为《〈新书〉立传独详处》。据说：“《新书》诸传较《旧书》多大同小异不过删其芜词而补其未备无有大相径庭者惟刘晏、6贽、李绛、高骈、高力士六传所增于《旧书》几至倍蓰。”所增的段落这里就不必一一征引。可以说所谓事增确系事实并非称道者的过誉。

《新唐书》在事增的同时还显得文省。《旧唐书》的一些芜词就多被删去还有一些骈文或者被删去或者被改动自然会减少篇幅。《旧唐书》2oo 卷《新唐书》225 卷。卷数增多是事增的表现。据说《旧唐书》全书共为三百零九万字。《新唐书》全书共为三百六十九万字。《新唐书》卷数增多了字数相应也有所增多。其间差别并不是很大可能是《新唐书》要稍多些。不过应该指出《新唐书》在纪传和志之外还有《宰相世系表》等四种表。表是不应和纪传在字数方面相提并论的。如果实际算起来《新唐书》的字数也许还要少些。这应该是文省的具体例证。

曾公亮自诩的这种优越之处也遭到一些非议。《四库全书总目》就曾说过：“是书本以补正刘煦之舛漏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新唐书》；《宋史》卷二o三《艺文志》。2 《宋史》卷四三三《胡且传》。

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搜及小说而至于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于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祟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所言大致可说是较为公允的。像这样一部巨著欲求了无瑕疵也是难于避免的。

应该说《新唐书》可以称道的篇章也还是不少的。《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较之《旧唐书》可谓是独辟蹊径。史籍有表肇源甚早司马迁和班固相继制作就颇受人称道。陈寿、范晔及其后来的撰述者皆未能追踪前贤显然有所不足。《新唐书》能够补苴这样的遗阙就不能置而不论。《宰相表》略同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时就有数员有时更代频繁专列一表自有其可取的地方。唐中叶后方藩兴起几遍全国若不为之列表是不易知其起伏曲折的。唐代承南北朝之后崇尚门第《宰相世系表》的制作也是自有其社会的因素不过其间亦借以保存若干和宰相有关人物的名字为后世治史者提供考核的方便并非毫无作用。《新唐书》撰修时吕夏卿曾参预其事。夏卿通谱学世系表的编制就是出于夏卿之手《宋史》称他“于《新书》最有功”1。可知《新唐书》诸表能够见称于世不是没有来由的。

《旧唐书》初撰修时赵莹就提出建议谓于纪传之外别撰十志2。其后书成却撰修了十一志。多寡虽少有不同篇目则仍因袭前代旧规并未稍事溢出。《新唐书》有所增加成了十三志。新增的为《选举志》和《兵志》。唐代以科目取士虽是因隋旧制科目繁多却远于隋时。这是一代的大政专列成一志是有必要的。唐代始建皇朝强兵猛将实为当时主要的凭借中叶以后反为兵事所困列志论述和《选举志》有同样的必要。其中容有记载不尽属实的地方这就有待于后来的考核了。还应该称道的是《地理志》论述的详备。《地理志》不仅记载州县沿革、人口、贡赋和矿产还特别记载各地的农田水利这不仅过《旧唐书》而且也是以前各史的《地理志》中少有的。有了这样的记载可以显示一代农业的规模对于治史者也是别开生面的助力。

有关《隋书》、两《唐书》的考核、订正和补苴的撰述《新唐书》的创修是因为《旧唐书》的卑弱浅陋未符众意；可是《新唐书》撰成之后也招致了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王得臣《麈史》谓吕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别撰纪志因谓同局且私心不满。其实也未必见得就是如此。据晁公武所记吕夏卿曾戒其子弟勿妄传出所撰《兵志》事当系所撰未为同撰修者所通过而又未忍抛弃故“自秘之”。很可能是始撰时分工未能明确以致有这样一些事故不应认为是私心不满。虽然如此也并非就了无异议。稍后的吴缜就别撰《&1t;新唐书1 《宋史》卷三三一《吕夏卿传》。

2 《五代会要》卷十八《前代史》。

纠谬》。吴缜指责撰修《新唐书》有八失并以所提出的谬误之处归纳为二十门每门之中各举出具体的事例。今按其所述多有中肯之处也有不免过于求疵的地方。像《新唐书》这样出于众手的巨著也不能说其中就没有牴牾踳驳的记载。就是到现在这样的考核订正还是不少见的。吴缜还撰《五代史记纂误》。这是继《新唐书纠谬》之后继续订正欧阳修撰史的作品。如前所言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追循《春秋》笔法侧重于褒贬于史事的考核稍欠功力故吴缜得以抉出其中的阙误。这对于研治唐史还是有所裨益的。

两《唐书》先后撰成并行于世。这充分显示有唐一代史料的丰富。两《唐书》合计共有225 卷翻检起来就难免有些麻烦。还是在宋时已有《新唐书略》的编撰。此书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陈振孙说：“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采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之有伦理者也。”这样说来当时相似的编撰应不只吕祖谦这一部书可能是吕祖谦名重一时故特见于著录。元明两代未见有这样的编撰《明史·艺文志》著录梁寅《宋史略》和《元史略》性质可能相同只是转移到《宋史》和《元史》。迄于清时才有沈炳震所撰的《新旧唐书合钞》。吕祖谦的书仅以《新唐书》为主沈书则兼取两《唐书》。既兼取两书篇幅就会相应增多不过两书合计删去的还是不少。纪传皆以《旧唐书》为主诸志则以《新唐书》为主。这不仅是由于《新唐书》诸志的记载较为详备而且还增添了《选举志》和《兵志》如皆以《旧唐书》为主这两志就将无所附丽。所谓为主者则是纪传各篇皆以《旧唐书》作为正文而以《新唐书》所载不同于《旧唐书》的作为注文附于其下。至于诸志的编撰亦同此理就是以《新唐书》为正文而附注《旧唐书》的歧异记载。其间互相违异之处也曾略作考核不过只是以本书参证或两书互证而未多所涉及显得较为局促。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丁子复《唐书合钞补正》当是匡正沈炳震之书的。

对于所说的两《唐书》互相违异之处也还有人继续考核。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就是其中的一种。此书不若沈炳震书的备录原文仅摘录其违异之处而论证其间的是非。核实来说是以《旧唐书》论证《新唐书》的谬误处与吴缜《新唐书纠谬》稍有不同。书中多引用吴缜旧说也可以略见其绍递的痕迹。《清史稿·艺文志》于赵绍祖《新旧唐书互证》之后还著录张道《旧唐书疑义》和罗士林等《旧唐书校勘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更著录岑建功《旧唐书佚文》虽未获读其书当亦属于考核校订补佚之作惟已不以《新唐书》为限而转着眼于《旧唐书》了。

作为两《唐书》的考核订正还应该提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并著有《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赵翼著有《陔余丛考》王鸣盛亦著有《蛾术篇》可以一并论及。《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如书名所示所论述的皆系多种史籍不过论述唐史在其书中仍各占有相当地位不应以其不专论一史而稍事忽略。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追踪《春秋》以褒贬为主。其实这在《新唐书》中已稍露端倪。钱大昕因此就说：“欧公《本纪》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1王鸣盛也评论《新唐书》过1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唐书直笔新例》。

于简略并举例证说：“德宗出奔奉天全赖6贽草诏罪己以激厉将士而新纪尽削不载贽本传载奏议甚详而语令不便入之所谓武人悍卒感动流涕者竟不一见于史此其失也。”2赵翼《廿二史札记》尤多论述两《唐书》和两《五代史》的撰修经过及其各自之间的相互比较文辞精湛论证详确不仅论证彼此的互异和谬误处而且还涉及传世版本的脱误处。这些论证都能有助于对唐代史料的利用和探索。

清代学者治史多以其所得撰为札记并以之流传于当时和后世。钱大昕、赵翼、王鸣盛三家都以史名其书故得以综论如上。其他虽不以史名其名书中也不乏有关史事的论述。顾炎武《日知录》就是具体的例证。《日知录》中就有专论《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条目。而论《新唐书》尤为繁多。其中说到“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太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并说这都是宋祁不喜对偶文字因而取去失中。所说也不是毫无理由的。顾炎武以后这样的论述更是不乏其人阎若璩《潜丘札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都有有关的论述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纪传体的史书起自《史记》就是以前所称的正史。《史记》成书后6续有为之作注释迄今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犹附《史记》并传于世。其后《汉书》及《后汉书》亦皆有注。自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后这种作注风气就暂衰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樊先生《注唐纪》和窦苹《唐书音训》后来不复再见著录当是早已佚亡。直至清末始有唐景崇者撰《唐书注》行于世的仅为所注本纪部分。书以注《唐书》为名其实只是《新唐书》。所注多所采撷不限于以本书纠正本书或两《唐书》互证。惟志、传部分尚未面世显得有所不足。

一代史书所涉及的岁月往往相当悠长所记载的史事就难免有不周之处。鸿博加班固的《汉书》其中志表就有人为之疏证校补。而《后汉书》、《三国志》以及南北诸史的疏记校补尤为繁多。《隋书》和两《唐书》也就都是少不了的。对于《隋书》的疏证校补也是集中在志表两个方面。所补的表为万斯同《隋诸王世表》、《隋将相大臣年表》和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万斯同著有《历代史表》自梁陈以迄隋时诸表皆取之于《历代史表》。诸王表因当时受封者究属有限表中所列易于了然。将相大臣年表乃是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旧规以显示一代当朝的人物。举凡三师、三公、尚书令、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监、诸部尚书皆列入表中能够起到和《汉书·百官公卿表》相似的作用。《隋唐之际月表》所记更为详赡。隋唐之际群雄并起有义的农民有地方官吏还有一方豪俊。据所统计不下一百二十余人自大业七年（611）王薄、窦建德等起兵至贞观时次第为唐所削平其间十余年纷扰无宁日其间兴亡一一列之于表检阅就会相当方便是可以称道的。

至于对志的疏证校补则集中于《地理志》和《经籍志》两志。前面说过《隋书》各志本是《五代史志》只是附于《隋书》之中并不限于有隋一代。《地理志》以隋时疆域为主附载梁、陈、周、齐的沿革于各州县之下。南北朝的疆域沿革至为杂乱梁、陈、周、齐当南北朝的后期承其余绪建置更为繁多《志》文简略所记就不易周详。杨守敬《隋书地理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o《新旧唐书二》。

志考证附补遗》也辑录于《廿五史补编》中。书中随文考证更能显示个中曲折。《隋书·地理志》记长安城东、西、南面各有三门仅举各门的名称而未备载各门的具体位置。杨守敬书据《长安志》谓东面三门北为通化门中为春明门南为延兴门。其西、南两面各三门也准此。又如《隋书·地理志》于东莱郡观阳县下说：“开皇十六年分置牟州”杨守敬书则说：“《元和志》开皇三年置牟州《寰宇记》同非分置也。”这就不仅限于疏证了。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较之《地理志》更为丰硕所著录各书不仅限于五代其上可以直追《汉书·艺文志》。清代为其补苴考证者三家。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仅就《隋书》列传中所载有关的撰述补其所未及著录各书。章宗源和姚振宗皆撰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对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各书逐一加以考证。姚振宗书后出往往引用章宗源书并时加以订正。章宗源书亦广事征引所论述率多以阐明各书的渊源而且兼及其内容有的还加以是正补苴。姚振宗书则于涉及著录之书的有关文献率皆尽量征引显得更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书》115 卷并注：“汉护军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章宗源考证说：“今存颜师古注本较应劭本多五卷。《唐志》两本并存而脱‘应劭集解’四字。”姚振宗于《隋书·经籍志》本条之下加注说：“应劭当作蔡谟”。接着就依次征引《太平御览》、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和《列女·班昭传》、《史通·六家篇》和《正史篇》以及《玉海·艺文篇》以见班固及班昭撰史的经过接着又引《晋书·蔡谟传》和颜师古《汉书叙例》以见蔡谟确曾为《汉书》作过《集解》。接着更引《唐日本国见在书目》、《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和《四库简明书目》以见《汉书》之有颜师古注。最后征引章氏《考证》并加按语说：“章氏以此为应劭本不知实蔡谟本也。”这样的考证确实显得渊博却也不免失之繁琐。

对于两《唐书》补苴订正的尤多。先赓续隋代万斯同《历代史表》中又复制有唐表计有《唐将相大臣年表》、《唐功臣世表》、《唐镇十道节度使年表》、《唐边镇年表》、《唐宦官封爵表》、《武氏诸王表》、《唐诸蕃君长世表》黄大华亦撰有《唐藩镇年表》唐代历年悠久皇朝将相名称时有变更武德初年三公之外仅有中书、门下、侍中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阃外之事则仅有一西讨元帅。贞观初年朝内有了吏部侍郎参预朝政阃外又有行军总管。贞观后期更有了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他变更改革也屡见不鲜。中叶以后盐铁使和观军容使都成了中枢的大员。这样繁多的名称和执掌能够列于表上一目了然也是方便的。其他一些表也都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撰《新旧唐书合钞》的沈炳震也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这不是补苴而是如书名所示的从事于订讹。沈炳震说：“《新书·宰相世系表》舛讹特甚。其小疵则以孙为子以弟为兄甚则以甥舅为父子合二氏为一族。”沈炳震还提出更为严厉的指责甚至说到“举可废也”。前面曾提当时参预《新唐书》撰修的吕夏卿。吕夏卿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以当时公认精于谱学的名家制成《宰相世系表》竟受到这样的指责可见谱学是不易讲的。

诸家补表之外劳经原也撰有《唐折冲府考》。折冲府为唐代前期有关府兵的设置。唐代前期兵力的强盛得力于实行府兵制度。《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以及《庸六典》和《通典》都有记载。就是后来《文献通考》、《玉海》等也都有论述。劳经原皆总为汇集列于篇。《新唐书·兵志》仅举十道折冲府的数目而未详其确地。《地理志》虽于有关府州举出若干折冲府的名称阙佚者甚多。《唐折冲府考》主要是补苴这些府名及其所在地。在论述关内道之初先举出有府的数目接着凡起例说：“今补十五府。”如果说是补苴应该是补《新唐书·地理志》的不足处。

《资治通鉴》的《隋纪》、《唐纪》及其有关的撰述以编年体记载隋唐两代史事的有司马光撰的《资治通鉴》。这部书本来仅称《通鉴》后来宋神宗为之写序改称《资治通鉴》并且说：“贤于荀悦《汉纪》。”以资治为名是因为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的缘故。当时襄佐司马光撰修的为刘攽、刘恕和范祖禹。南北朝部分的主持者为刘恕唐五代部分则为范祖禹所主持。其中《隋纪》8 卷《唐纪》81 卷。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前的几年则见于《陈纪》之中。

《资治通鉴》网罗各方面有关的史料剪裁考订汇为一书博大精深历来都受治史论政者的推崇。可是其中名物训诂并非尽为世人所了解因而多有为之撰注者不过传世的仅胡三省一家。胡三省的注文当其最初撰述时本是依6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别为《广注》单行。后经乱离原稿散失再次补撰因以注文散入《资治通鉴》有关各条之下就是现在所见的传本。《资治通鉴》既已弘博深邃无所不包注文也就随之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举凡天文、历法、礼乐、庶政皆都有所注释。胡三省尤精于地理注文也以此见长。例如河西九曲的得失和唐与吐蕃的强弱很有关系得胡三省的注解其地所在就更为明了。河西九曲本为唐朝的疆土由于金城公主的下嫁吐藩才以金城公主汤沐邑的名义取得其地。两《唐书·睿宗纪》皆失载此事仅于《吐蕃传》略一涉及。两《唐书·吐蕃传》亦未指明九曲的所在。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时陇右尽失故也难说到九曲仿佛已成化外。胡三省在这里特为注明：“九曲者去积石军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盖即汉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济、大漠门等城以守之。”像这样的注释散见于《资治通鉴》各纪文下使读者能多所了解。司马光曾经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有了胡三省的注文是应该好一点的。到了清代更有专论胡三省注文的撰述《清史稿·艺文志》就著录有陈景云《通鉴胡注举正》、钱大昕《通鉴胡注辨正》和赵绍祖《通鉴注商》三书。

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同时又撰《资治通鉴考异》和《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撰修时曾经搜罗当时的古今史籍据说除正史之外杂史多至三百二十二种。各种史籍不尽相同且有极为抵牾的。这些不同的记载当然不能并载于《资治通鉴》之中。《资治通鉴》所载的乃是经过司马光详细的考核而著其所认为正确的结果。《资治通鉴考异》本是单行成书的这种单行成书的版本今仍有传世。另一种则是附于《资治通鉴》相应的本文之下这是胡三省所附入的。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曾说过：“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这样和《资治通鉴》同书并行对于阅读的人们是有很大的方便的。由于所考证的条目很多在现在通行本《资治通鉴》中随处可见。如安禄山乱事初起时唐玄宗听信监军边令诚的诬告遂于潼关斩封常清和高仙芝其时封常清曾有表文奉上《明皇幸蜀记》、《安禄山事迹》和《旧唐书·封常清传》都不相同。司马光采用了《旧唐书》的说法并说明其所采用的原由。其他条目大致都是这样。这是显示他的撰修史书认真的态度也是对后学的示范。

《资治通鉴》为294 卷的大著上起战国下终五季历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欲求一目了然却也并非易事。《资治通鉴目录》的撰述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司马光在进书表中就曾说过：“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资治通鉴》是按年撰述的目录当然也是按年撰述。这和《史记》、《汉书》的年表差相仿佛。胡三省在所撰《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可见和一般目录的作用不尽相同。后来到南宋时吕祖谦别撰《大事记》就以《史记》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以后事。这样的撰述和《资治通鉴目录》差相仿佛。《大事记》仅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再未接续撰述下去。其实已有《资治通鉴目录》《大事记》也就不必撰述下去。目录之中仅记大事由目录以概括全文也由目录可以了解重要事故用以检阅《资治通鉴》应该是很方便的。司马光有关的撰述尚有《通鉴释例》乃是撰述《资治通鉴》时所定的凡例。此书未与《资治通鉴》同时进奉传世南宋时始为世人所知。当时传世的尚有《通鉴释文》分别为司马康和史照所撰皆多乖剌处。胡三省因之别撰《资治通鉴释文辨误》指正两书的讹误。《释文辨误》援据精核有助于阅读《资治通鉴》本书。

《资治通鉴》以编年叙事一宗史事往往不是一年之中就能具见始末而一年之中可资记载的史事又不仅一宗这样兼容并载自不易得到头绪。袁枢所撰的《通鉴纪事本末》恰能解决这样的困难。这是分钞《资治通鉴》的原文以事为类各自另立标题自成起讫。虽皆为《资治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体例极为精审在当时已为史家所称道后来梁启也是盛加赞赏以为善钞书者亦可成书。其实只是钞撮之功于隋庸史料并无所增益。《资治通鉴》所涉及的事物至为广泛普遍钻研自是正理专攻其中一端也有其必要的意义。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如书名所示就是专就地理而言的。其中列《历代州域总叙》隋州郡、唐十道、十五道、二十四都督、十节度、六都护、河北二十四郡都在论述之中更特列《十道山川考》和《唐三州七关十一州考》隋唐地理亦可据以粗得其轮廓。

范祖禹《唐鉴》则依《资治通鉴》所记载的重要史事再加以论断。范祖禹曾参预撰修《资治通鉴》分掌唐史因以其所得撰成《唐鉴》。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每于得失兴亡重要关节处以“臣光曰”开端为议论。范祖禹的《唐鉴》也应是按照司马光的旧规抒其个人的政治见解。范祖禹在《唐鉴》的序文中说：“谨采唐得失之迹善恶之效上起高祖下终昭宣凡三百六篇为十二卷名曰《唐鉴》唐之事虽不能遍举而其大略可以睹矣。”据说范祖禹此书曾进呈宋仁宗并为当时所重视南宋理宗淳祐年间张端义撰《贵耳集》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可见当时重视之一斑。

南宋时朱熹撰《通鉴纲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并说：“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益》。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表岁以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其实朱熹并未亲自撰述。《四库全书总目》就曾明白指出：“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就是这样一部书经过康熙皇帝的批览遂成为《御批通鉴纲目》。其实朱熹当时撰写这样的凡例并着人编撰也只是想使作资治的《通鉴》更能挥资治的作用并不是对史事多所补益。这和范祖禹的《唐鉴》一样虽然都受到一时重视都难得说到在史料方面的价值。康熙皇帝的批览也当不是从其史料方面着眼。其时吴乘权撰《纲鉴易知录》也许如其名称所示只是便于初学虽曾为人所习知是说不上有什么学术的意义的。

《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宋敏求撰。《宋史》有其传附于其父宋绶传后。他曾参预撰修《新唐书》并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148 卷是谙熟唐代史事的史家。《唐大诏令集》是搜集和编撰唐代帝王所颁的诏令而成的。宋敏求自序说：“厘十三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旧唐书》多采撷诏令以入史文但汇集到这样多的篇目却是少有的成就。其中政事类共包括三十八项自礼乐、刑法以至于讨伐、平乱涉及到全国许多方面；蕃夷类也包括绥抚、盟文等十项都关系到皇朝的大政是唐代史事的重要部分。其余帝王、皇太子、诸王、公主、大臣等类也都包括为数不同的项目皆可以用之核证史文不可或缺。

诏令既是当时皇朝颁布的正式文书所涉及的人物、官制、地名以及相关的史事不容出现任何的差错。一代史书其中的不少部分就是依据这些诏令撰修而成的辗转采撷引用就难免出现若干讹误。因而再以诏令核对史书就可有所校正。这样的事例以前也曾有人指出过这里还可再列举一二。《唐大诏令集》的《蕃夷类》中收有《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这是玄宗开元四年（716）颁下的诏令可是两《唐书·薛讷传》皆未道及。《旧唐书·玄宗纪》却说：“突厥可汗默啜为九姓拔曳固所杀。”《新唐书·玄宗纪》更说：“大武军子将郝灵俭杀突厥默啜。”皆不载此制诏仿佛和薛讷无关。《唐大诏令集》的《政事类》中收有开元十三年（725）颁下的《改丹水为怀水敕》。丹水在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敕》中更明白指出：“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可是《新唐书·地理志》却说：“泽州高平有泫水一曰丹水。..有省冤谷本杀谷玄宗幸潞州过之因更名。”泽州属府五为丹川府也并没有改为怀仁府。《新唐书·地理志》素以详赡见称有关丹水和丹川府的记载当是依据开元十三年以前的册籍转录仿佛并无改称事。《敕》文于“改丹水府为怀仁府”下接着还说：“其乡里名号亦仰州长官随事改易。”《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的杀谷改为省冤谷事当是依据《敕》文改正的。杀谷既已因《敕》改正奈何丹水和丹川府尚存旧名这就不能不说是预修《新唐书》的人采访未周了。宋敏求之后再未见有续作辑录补苴看来并非易事。赖有《唐大诏令集》原书具在史家就藉以考核唐史订正讹误。钱大昕《诸史拾遗》就不乏例证之作。钱大昕曾据懿宗咸通九年（862）颁布的《分岭南为东西道敕》所说的：“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宜割桂州管内龚州、象州容州管内藤州、岩州并隶岭南西道收管”以证明《新唐书·方镇表》咸通九年下所说的：“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增领蒙州”的蒙州应为象州之误。这样的以《唐大诏令集》参证唐史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唐才子传》和《登科记考》宋代及以后诸代为唐人作传的并非多见有之当推元时辛文房《唐才子传》。辛文房为西域人以能诗著名。《四库全书总目》谓是书由《永乐大典》辑出。原本1o 卷总三百九十七人（当为九十八人）。中间有散佚处经过补苴共得二百四十三人又附传者四十四人共二百八十七人。是书国内虽有散佚日本却保存有完帙刊于《佚存丛书》中。列传二百七十八人附见者百二十人与原本相符。所列诸人中见于《新唐书》的约百余人。此百余人传记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虽有异说殆皆置之不论。如《陈子昂传》记其于圣历初解官归里事即取材于《新唐书》《旧唐书》则未涉及此事。其间斟酌去取对《新唐书》也多有是正。《新唐书》以陈子昂举进士在文明初。文明元年（684）为唐高宗崩逝的次年恐亦无暇开科取士《唐才子传》以之置于开耀二年（682）似较为合理。徐松《登科记考》亦从其说。然其书往往来撷当时传记或小说家言不免有夸大失实的地方。《唐才子传》以论诗为主诗人的生平事迹虽稍有穿凿傅会和不尽真实之处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新唐书·艺文志》的《杂传记类》著录崔氏《唐显庆登科记》、姚康《科第录》、李奕《唐登科记》今皆佚失不存。唐代重科举而进士尤为重要。每次所取进士的名额并非很多然名列榜上的率能获致高位为世所重。诸家所撰的《登科记》所记自是科举的盛事。崔氏所撰以年代标书名可知当时撰述者甚多不仅所著录的三种。到了清代徐松撰《登科记考》由有关的史籍、方志、类书、总集、别集、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记载中广为搜罗采撷撰集成书。全书3o 卷前24 卷按年记载当时有关的文诰政令考题答卷进士姓名而且兼及进士以外的其他各科。其后两卷则叙五代诸朝事。另有附考和别录数卷。附考叙未有确实年代的进士、明经、制科、诸科登第者的姓名。别录则摘录有关科举的各种记载。这样的撰述对于一代科学取士的制度、措施、科目、登第者的姓名皆备加论列而考证又皆精辟是值得称道的科举史料的汇编。

由《崇文总目》到《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有关隋唐史籍的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于乙部史录的《刑法类》之后列有《目录类》所著录各书今皆亡佚。《宋史·艺文志》踵其旧迹继有撰述所著录的亦复不少。然多已亡佚。今传世习见的为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秘书省书目》陈骙《中兴馆阁书目》张攀《中兴馆阁续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有袁本和衢本两本间有差异未能尽同。今传世尚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惟未为《宋史》所著录。宋以后撰述的尤多《四库全书总目》后出著录的亦复不少。这些目录撰述有的仅列书名有的则作题解。题解亦有繁简差别。《四库全书总目》则每书皆有提要于著者姓氏书的版本以及有关评论多能详为陈说。各家书目均备录所见各书隋唐史书自亦包罗在内随时翻检有关史料的存佚就可具知其中记载亦可稍悉其崖略。

有关隋唐史料的金石文字撰述《宋史·艺文志·小学类》中著录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如隋唐诸史《经籍志》和《艺文志》的体例可是在《目录类》中又再加著录。以金石证史为史家重要功夫似以列入《目录类》为宜。

《集古录》为欧阳修所撰录其所藏金石的跋尾。今传本共有四百余跋分为1o 卷与其初本的篇数不尽相合。或其间有所增益。1o 卷之中有关隋唐时跋尾为5 卷最后一卷中尚有数篇。隋碑仅有14 篇不足与唐碑相比。欧阳修在《自序》中说：“可与史传正其阙缪者以传后学。”其子棐在所撰《录目记》中也引用了这句话可知其搜集遗物撰述整理的意义所在。以金石证史跋文中殊不少见。《隋陈茂碑》所载陈茂仕官履历曲折详尽跋文因说：“《隋书·列传》载茂事尤多阙缪”并说：“碑云茂字延茂史亦阙。”《唐张九龄碑》所载与《唐书》时有违异处甚至年寿官爵亦不相同。跋文就指出：“年寿官爵其子孙宜不缪当以碑为是也。”

《金石录》宋赵明诚撰。是书上承欧阳修《集古录》的体例著录其所藏的从上古三代至于隋唐五季以来的钟鼎铭文和碑铭墓志的金石文字有的还作有跋尾。赵明诚在其所撰的序文中说：“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因考其异同参以他书撰成是书。书中所著录金石碑刻共有二千其中属于隋代的八十四件属于唐代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件。就是五代也有十五件。跋尾属于隋代的九篇属于唐代的多至一百六十七篇可说是相当丰硕的。

后来到了清代金石证史更为学人所重视撰述者前后相继钱大昕就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传在《清史稿·儒林传》中。大昕著述宏富有《潜研堂文集》行世。此金石文字跋尾不在其集中。《跋尾》涉猎广泛所跋唐人碑刻墓志亦非少数且多能与史文相对勘。《九成宫碑》为欧阳询所书欧阳询结衔称兼太子率更令。称兼是唐初制度并非以他官再兼率更令而是欠一级的称谓。这种称谓得到这样的解释可为了解唐初制度略得助力。《李抱真德政碑》结衔中有礠州而两《唐书·地理志》、《五代职方考》皆作磁州。钱大昕因此指出：“州县之名当从其时本称史臣秉笔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决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于史学也。”与钱大昕同时的王昶亦撰有《金石萃编》。其所搜罗更为丰富。王昶在自序中曾谓其收集金石的不易历经种种困难“而后自三代至宋末辽金始有一千五百余通之存。”全书16o 卷其中隋时3 卷唐时78 卷两相合计已过一半如果加上五代4 卷就更为繁多。书中不仅备列金石上所刻的文字而且还附载各家的题跋如其序中所说：“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就全书稽考自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后各家撰述殆无阙失。各篇之后又多为按语对于前人所说每加匡正可以说乃其时集大成之作。其按语中多有以金石证史的论证可以说明论史是少不了金石的。

王昶于《金石萃编》著录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所刻的《郎官石柱题名》。所谓郎官指的是唐尚书省所领的二十四司的长官即郎中和员外郎。二十四司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分管全国的政务故其地位相当重要。《题名》由吏部郎中起温彦博、杨纂皆在其列而温彦博前尚有郑元敏等七人可知题名始于唐初。温彦博和杨纂两《唐书》皆有传传中均未记载任郎中事则《题名》可补传文的阙遗。大中以前郎官姓名多见于此其重要意义不言可知。王昶于著录《题名》后复撰《郎官石柱题名考》其后赵钺和劳格又撰《郎官石柱题名考》较王昶所撰更为详赡。王昶说：“今所题名只左丞一柱拓亦不全存者只七面内多泐字计其姓名可见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除去姓名不全者二百七十七人其全者有二千九百十五人。内姓名再见者五百四十七人三见者一百四十人四见者二十六人五见者六人通共重见者七百十九人。”王昶据两《唐书》列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小传考核可考者仅得五百七十六人无考者一千六百廿四人。赵钺和劳格所考收获殊多无考者仅一百九十余人。各部补遗得六百三十四人补辑礼膳两部共得二百十一人著录郎官总数四千一百五十余人。不仅过王昶所考而且远溢于《郎官石柱题名》之外。

王昶于《金石萃编》中又著录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的《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御史台为唐代掌刑法典章、纠正百官罪恶的机构。精舍本为僧侣讲道之所御史台有台狱建此精舍当是借以起感化的作用。在这样的精舍立碑却题各级御史的姓名因而也成为重要的刻石。王昶仅著录此碑铭未再作考核。赵钺和劳格则撰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王昶著录此碑时曾加按语说：“碑阴题名：上截凡侍御史并内供奉一百二十二人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四百九十七人；下截及左右棱不书官位者一百一十九人；中间搀入‘郑韬会二十七日寓直’一行；左侧题一百三十三人右侧题侍御史兼殿中一百三十八人；碑额题监察御史四十二人；碑阴额题知杂事御史五十一人。”并指出：“碑阴题名重复自再见以至三见四见者不一而足或由前后屡任则屡书之然亦不尽符合者。”赵钺和劳格则另加考核举出其人的籍贯、出身、经历并注明出处共得八百三十一人已过题名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成就也是可以称道的。

王昶撰《金石萃编》之后后续者仍颇不乏人据《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就有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6耀遹《金石续编》、王言《金石萃编补略》、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等亦皆有刊本传世惟搜罗较为丰硕的当推6徵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是书以补正为名就是用以补《金石萃编》成书后新现的各刻并正其未是处。所补的据说有两千余种成书13o 卷。其中隋代5 卷唐代5o 卷如果加上五代的3 卷共有58 卷将及全书的半数。亦如王昶旧例附载有关各家跋尾惟上距王昶为时并非过久所附跋尾就不如王昶的繁多。可是王昶以后新撰而又未能广为流行的有关著述如严可均的《平津馆金石萃编》、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皆以能见诸征引而多为世人所知。然亦有为《金石萃编》所不应阙的如唐《巂州都督姚懿碑》已见《金石录》和《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姚懿为姚崇之父既赵、钱两家皆已著录《金石萃编》奈何竟然遗之又隋《梁州使君陈茂碑》为开皇十八年所立《金石萃编》作十四年《补正》为之指出确是能以正之。惟两书皆备列《陈茂碑》文《补正》后出反不若《金石萃编》的详尽而不详尽的地方又未指出其所阙字复未作出说明仅引《平津馆读碑记》说：“茂《隋书》有传以碑校之传所载官阶多阙。”如按所录碑文参证则《隋书》所载官阶诚有阙少处却不能指责为多阙。可能是当时撰集时未能细加核对致有此不符处。则引用是书还应细加斟酌不宜炫其丰硕而尽相信其偶有不符处。

还可以提到的则为林侗《唐昭陵石迹考》。张弨《昭陵六骏赞辨》和孙三锡《昭陵碑考》皆为《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昭陵碑刻虽仅分布于其陵园之内然实关系唐代初年的史事考核辨正当能充实其时的史料。唐人年谱的撰述唐时谱牒最为盛行华族名门无不有其家谱。到了宋代更有年谱之作。年谱按谱主的生平经历按年记述虽亦可溯源于家谱流派却各异其趣。宋人洪兴祖撰有《昌黎先生年谱》记韩愈的行事。鲁訔亦撰有《杜工部年谱》鲁訔之前吕大防已撰《杜工部年谱》惟亡佚不存。《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赵子栎《杜工部年谱》惟谓“其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迄至清时撰年谱之风大为盛行为唐人所撰的却殊不多见。见于《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仅有丁晏《6宣公年谱》与《汉郑君晋陶靖节魏陈思王年谱》合编。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的亦仅江榕所辑《6宣公年谱辑略》一种。

记载隋唐地理的图书地理撰述可以上承贾耽《十道志》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当数到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乐史撰述此书也就是参酌贾耽和李吉甫的旧规再作考核而且也增加了新的项目。书中征引繁博前人撰述的地志、杂记、诗赋、文集在所不遗。许多佚失已久的记载还能略见其梗概。贾耽《郡国县道四夷述》宋初犹存《太平寰宇记》就多所引用。清人王谟辑佚共得五十四条。其中出自《太平御览》的仅有七条而出自《太平寰宇记》的就有四十七条。唐代其他著作也多赖以保存。此书撰于宋初即依宋时疆域区划分别撰述。其时尚未改行路制仍存道名惟已分为河南、关西、河东、河北、剑南西、剑南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山南西、山南东、陇右、岭南十三道不尽与唐时相同但所改易的并非多数各道府州仍多因唐旧论及隋唐地理亦相当详赡可与《元和郡县图志》相互参证。

其专论隋唐两代全国地理的则有清代末年杨守敬所撰的《历代舆地图》中的《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杨守敬于历代地理志用力最深前曾述及其所撰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分别据《隋书·地理志》和两《唐书》的《地理志》绘制有助于《隋书》和两《唐书》的钻研。

隋时仍以长安为都惟于龙原下另建新城唐代因之不改。绵延久长几三百年。长安于宋时已废不为都却仍为世人所重视。宋敏求就曾撰述《长安志》。《长安志》虽泛及周秦往事和建都于长安的皇朝隋唐旧迹实为其主要论述所在。唐时韦述的《两京新记》叙述长安和洛阳的城郭里坊惟不免疏略。宋敏求依其所述更为周备。举凡城郭、宫室、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及风俗、物产、寺院、道观莫不毕具。尤其对于坊巷、住宅、肆市、园林等更是纤悉无遗为研究隋唐都城史事不可或缺的撰述。今《两京新记》已残缺不全《长安志》就弥足珍贵。

宋敏求还撰述《河南志》。《河南志》的撰述还在《长安志》之前。《长安志》的体例当是遵循《河南志》的旧规。其后元人再撰《河南志》即多移录宋志原文。宋志遗佚已久仍可于《元河南志》觇其本来面目。

对于长安旧迹的记载应该提到张礼的《游城南记》。张礼于宋哲宗元祐年间撰成此书记其在长安城南的游踪。其时上距唐末都城东迁已逾百年。长安外郭城早已拆毁罄尽惟樊川风物尚依旧可观。张礼所记举凡门坊、寺观、园囿、村墟以及前贤遗迹见于记载的皆据其耳闻目见详加描述使读者按图索骥仿佛就在目前。书中间有续注无注者姓氏详其文义当是出于金时人的手笔可见是书见重于世为时已久。

更推而广之则为《雍录》。《雍录》为南宋程大昌所撰述。其时长安久已为金人所据有程大昌自难亲历其地因而就只能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于关中古迹悉加考订尤着意于周秦汉隋唐五代的都城于唐代更为详备。《四库全书总目》虽指出其体例丛杂和未免疏漏然亦不能不称许其搜罗既富辩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

下至元代李好文复撰有《长安志图》。北宋时即已有《长安图记》吕大防称之为《长安故图》并为之说。此图旧有碑刻在西安碑林今已残缺。《四库全书总目》说：“好文因其旧本芟除讹驳更为补订又以汉之三辅及元奉元所属者附入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泾渠沿革制度皆在焉。总为图二十有二。”然今本实有图二十与所说不同。此二十幅图中唐代宫殿陵墓图就有七幅。今本题河滨渔者编类图说。必中达为其《泾渠图》作序称其人为李惟中。惟中即李好文之字河滨渔者盖其别号。

元代骆天骧还撰有《类编长安志》。如书名所示是就宋敏求的《长安志》分类辑出。骆天骧在其自序中说：“每患《旧志》散漫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所谓《旧志》即指《长安志》而言。他还说：“自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全书分为京城、宫殿室庭等三十一目可谓详赡惟间有排比杂错遗漏重复之处。书中列有石刻一目备载当地的碑碣。由于在当地撰述易于现如《杨玚先庙碑》、《李晟先庙碑》当时仍立于原处故能为所载及。《金石录》未能加以著录盖赵明诚未能涉足关中故也。

迄至清代徐松又撰《唐两京城坊考》。徐松在其自序中说：他在纂辑唐文时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为宋敏求旧帙与《长安志》相配合。因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作《唐两京城坊考》。此书5 卷前4 卷叙长安后1 卷叙洛阳。叙其间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皇宫、苑囿、渠道等并附绘制有关舆图。因为是依据《长安志》和《河南志》撰述的即因两志之旧而加以佐证和补阙。《长安志》于朱雀门街东三街由北向南第十一坊昭国坊内载有裴子余、郑絪、庾敬休、李寰、崔琯五家宅。《唐两京城坊考》据《独异志》补前进士李蒙宅据《唐语林》补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郑余庆宅据《乐府杂录》补将军韦青宅据《白氏长庆集》补刑部尚书白居易宅据温宪《程公墓志》补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己宅据《酉阳杂俎》补泾原节度使段祐宅。像这样佐证和补阙在其两京的叙述中是随处可见的。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唐晏《渤海国志》又著录黄维翰《渤海国志》。《渤海国志》论述唐代位于粟末水（今松花江）上的渤海国。这是对于唐代周边各国少见的论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这两部撰述于《史部载记类》中。载记为记载非正统者事迹的史书《晋书》记载刘元海、石勒事即称为“载记”。渤海国不能与前赵、后赵相等如何也入于“载记类”中？《新唐书·艺文志》以张建章《渤海国记》著录于《地理类》中《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自应遵从旧规不宜自标新奇。

记述唐代掌故轶事的小说先应提到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崇文总目》以下各家目录皆著录于“小说类”中。记唐朝进士应举登科杂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书共分六十三门然今本实为一百五门。岂晁公武所见本与今本不同其间曾有所颠倒？唐代重科举科目相当繁多有明经、俊士、明法、进士等五十八科。而进士最为当世所重视。由《唐摭言》所记载的掌故、轶事足以看到一代的风气。书中虽多载掌故、轶事亦可以补《新唐书·选举志》的不足。唐初贡士由吏部策试主其事者为考功员外郎。其后改归礼部。这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转折。《选举志》记其间经过仅说：“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这样简单的言辞不足以见其间的过程《唐摭言》的《进士归礼部》篇记载相当详赡有助于了解。《选举志》还提到曲江会和题名席而未稍作说明。《唐摭言》的《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也都作了详赡的记载。

其次是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曾历事前蜀、后唐以迄后汉诸朝两《五代史》皆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其中多记宫中琐闻杂事兼及宫内外习尚。间有与史实不合处。民间传言间有讹误也是难于尽免的。

其时南唐尉迟偓撰有《中朝故事》见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尉迟偓仕于南唐南唐李氏自谓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书中所记诸事间与史事违异未尽翔实。《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如崔彦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马光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亦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所说诚是。

南唐刘崇远亦撰有《金华子》。《郡斋读书志》说：“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并以刘崇远为唐人。刘崇远诚生于唐末然仕于南唐不应复以唐人相称。《四库全书总目》说：“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并说：“（其中）不免传闻异词然要其大致可信者多与《大唐传载》诸书摭拾委巷之谈者相去国悬绝矣。”这样的评论也颇公允。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题《金华子杂编》。

当时曾仕于荆南高氏的孙光宪亦撰有《北梦琐言》。《崇文总目》及《郡斋读书志》并加著录。《郡斋读书志》还说：“记唐至五代及十国杂事”。孙光宪曾劝高继冲以三州地归宋为宋朝所重。《宋史》有传。所记相当广泛于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门阀、文士、僧道皆有涉及。《四库全书总目》虽讥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然亦不能不认为“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

入宋以后犹有相似的撰述钱易的《南部新书》即其中的一种。钱易之父俶为吴越王《宋史》有传。钱易撰述丰富《传》中备载《南部新书》及其他撰述。《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仅说是记唐故事《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是所记多唐遗事。《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多录逸闻琐语而朝章国典因革损益亦杂载其中。故虽小说家言而不似他书之侈谈迂怪于考证尚属有裨。”

北宋后期王谠复撰《唐语林》。《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未详撰人效《世说》体分门记唐世事新增《嗜好》等十七门余仍旧云。”《直斋书录解题》则指出为王谠所撰。谠为徽宗时人已在北宋后期。《四库全书总目》颇称道此书谓“虽仿《世说》而所记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明视刘义庆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撰集的《太平广记》为当时的古今小说集大成之作。主其事者为李昉、扈蒙等十余人。书成于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太平广记》为名。撰集此书时于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皆广为搜罗据近人统计所引书共四百七十五种。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篇幅虽然浩瀚却也易于翻检。所采用各书由汉代以迄宋初唐人所撰为数殊为不少。陈鸿祖《东城老父传》、陈鸿《长恨传》皆在其中。唐人撰述诸书多有亡佚幸赖此巨著得以流传。

《唐会要》唐代史籍有一种新的体例称为会要。会要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的史籍分门别类易于翻检也记载周边各族和国家。会要的撰述始于苏冕。《旧唐书·儒学·苏弁传》后附有传称“冕缵国朝攻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新唐书·宣宗纪》：“大中七年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赐物有差。”《艺文志·类书类》亦著录苏冕《会要》和《续会要》。《续会要》修撰官除杨绍复、崔瑑诸人外还有裴德融、周肤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可是《唐会要》却说：“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1然《旧唐书·苏弁传》只说其聚书事而以撰《会要》为其兄苏冕事与《唐会要》所说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苏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大中七年诏崔铉等撰次德宗以来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续冕书。“晁公武也没有道及苏弁则苏冕撰书事应是确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