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胡廷瑞克建宁守将达里麻降。庚子汤和破延平执陈友定。先是友定大会诸将杀明招降使者置其血酒于壶中慷慨饮之誓众死守。汤和师至延平隔水而阵廖永忠渡水攻西门友定诸将请出战不许诸将屡请不已友定疑其部将萧院判、刘守仁有2心杀萧院判刘守仁被迫降明诸士卒亦多逾城夜遁。明将李文忠、胡廷瑞率部会师攻城益急。友定见大势已去饮药自尽其将白哈麻、谢英辅自杀赖正孙出降。明兵入城友定气未绝值大雷雨复苏械系送京师。友定子宗海自将兵来援其父亦被俘送至京师。朱元璋责之曰：“元纲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岂人力所能为。尔窃据偏隅负固逆命害吾参军杀吾使者6梁弗服欲何为哉！’友定对曰：“事败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父子均被诛杀。二月明兵取兴化、泉州、漳州、潮州诸路。友定余部金子隆、冯谷保等曾在将乐、清流、宁化等地据山寨反抗至是年七月均被平定。

陈友定出身贫寒曾为富户佣工。元末农民起义爆他因镇压福建当地起义群众有功从士兵升为军官从小军官又升至行省参政、平章。他以结集义兵、镇压起义群众起家成为割据全闽的土皇帝专权跋扈作威作福敌视农民起义、忠于元廷始终如一直至兵败被杀。

第十五章邱处机八思巴爱薛第一节邱处机金宋蒙三方争取的全真道领邱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山东登州栖霞县人。幼年失母父娶继室抚育之。聪敏强记能日诵千余言久而不忘。金大定六年（1166）十九岁弃家遁居昆嵛山石门峪学道。次年闻重阳真人王喆在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创全真庵道行甚高即前往拜谒礼之为师遂被留庵中掌文翰。其名、字及道号皆王喆所命。王喆本京兆咸阳儒生兼精武艺家产丰厚但文武两业均无成。正隆四年（1159）自称遇异人面授口诀不久弃家屏居终南刘蒋村修道。大定七年游山东得到宁海州富者马钰的尊信乃建庵授徒。其创立的道教新派因主张三教合一道、释、儒兼修倡言“屏去幻妄独全其真”故名“全真”。大弟子有马钰（号丹阳子）、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玄（号长生子）、邱处机（号长春子）、王处一（号玉阳子）、郝大通（号广宁子）及马钰妻孙不二（号清静散人）七人。后全真道门以祖师王喆（重阳）与马、谭、刘、邱、王、郝并称“七真”。

大定九年冬马、谭、刘、邱四子从师至汴。十年初王喆死于寓舍遗命马钰（丹阳）掌教令邱处机师事之。四子遵师命同往王喆原修道处终南刘蒋村故庵（此处全真门人奉为“祖庭”）。十二年赴汴奉灵柩归葬刘蒋村为之守墓。十四年四子分处丹阳仍守祖庭长真、长生往游汴洛传道长春则西至磻溪（今宝鸡东南）凿洞以居日丐一食潜心修炼。二十年移居陇州（今陕西千阳）龙门山娄景洞率门徒数人继续苦修自谓至此道业始成。从居磻溪以来长春道誉渐著秦陇士人颇有与之结交者。二十二年丹阳归山东以关中教门事付处机。二十六年金陕西统军使夹谷清臣差官召他主持终南祖庭。此时全真道在陕右、河南北、山东诸地已拥有很多信徒声名甚大。二十八年初金世宗遣使者访求重阳门人长春应召至中都主持万春节醮事敕建官庵居之。都下亲王、公主及官民等多有来问道者金世宗也两次召见问以养生之术及“天人精微之理”。八月辞还途中在河南北各地传道数月创立卫（今辉县）、孟、洛阳等处道观数所。次年春回到祖庭。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东还栖霞故里；门人先已于其祖宅建长春庵后请于礼部命名为太虚观。

全真道提倡“除情去欲忍耻含垢”“以柔弱为本”不抗争勤耕作耐辛劳。这一套逆来顺受的哲学很有利于统治者因而受到赏识。但其势力展很快到处“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形成宗教社团又引起统治者的疑忌。金章宗明昌初年即以全真“惑众乱民”下令禁罢。明昌六年又“沙汰道流”连终南祖庵也被没官。到承安二年（1197）经长春倾资纳粟金廷才许登、莱、陕右重立道观九所并赐额。全真道经过这些年的挫折后“稍微而更炽”道门复兴长春起了很大作用。泰和三年（12o3）刘处玄（长生子）死后邱处机成为最有威望的掌教领。他1 本传主要依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尹志平《北游语录》、史志经《玄风庆会图说》卷一《龙门全真》等著作。

与金统治者结合起来“达官贵人敬事者日益多”定海军（莱州）节度使刘师鲁、邹谷皆与为友。大安三年（1211）他再次奉召赴都后因蒙古攻金而未成行。次年山东红袄军起义两年中展到数十万人夺取许多州县。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向蒙古求和后即派仆散安贞率军镇压起义时登州、宁海都在起义军手里仆散安贞请长春出面“抚谕”长春果然用说教平息了起义因而得到金朝的封号。

金宣宗迁都汴京后先已遭受蒙古军攻掠过的黄河以北地区更陷入蒙、金及各地土豪武装的争夺攻战之中战祸使人民处于极度困苦境地希望从宗教得到庇护以免兵燹之苦。在这种背景下全真道徒众大为增加成为北方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派别金、南宋和蒙古三方也都想争取它。贞祐四年长春居登州长春观金宣宗命东平监军王庭玉来请公主亦差官来请皆辞不赴。兴定二年（1218）移居莱州昊天观。这一年山东红袄军领李全、益都金元帅**等归附南宋。兴定三年八月南宋命彭义斌、李全邀请长春南行众人以为南方重道他会接受邀请却也被推却。他说：“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所谓“天”其实就是时势。此时金朝已衰弱不足依倚南宋比金更弱新兴的蒙古则势力强盛非金、宋所能抗衡。待机选择新的依托是长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时机果然来到了。这年五月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侍臣刘仲禄荐举长春“有保养长生之术”侍臣耶律楚材从三教“皆有益于世”、能帮助大汗“安天下”的角度也加以赞成。于是成吉思汗遣刘仲禄与蒙古2o 人传旨邀请长春面见。仲禄等经半年跋涉先到潍州访得其门人尹志平同行劝驾十二月抵莱州。尹谓长春：“道其将行开化度人此其时矣。”此言正合其意遂决意应召北行。时年已七十岁。

晋见成吉思汗122o 年正月长春与选定同行的弟子十八人从山东出二月抵燕京。

闻成吉思汗尚在西域惧年老不堪远行欲留在燕京等待班师后觐见。仲禄派使者去西域报告长春亦上表请求。八月应宣德路长官耶律秃花邀请至宣德（今河北宣化）。十月使者阿里鲜、燕京宣抚使王檝分别传达斡赤斤旨意请他西行时先到其斡耳朵。去西域的使者带来成吉思汗诏书敦请西行命仲禄善为护送。次年二月离宣德出野狐岭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向东北行；三月初一至鱼儿泊（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四月初一至斡赤斤斡耳朵（今内蒙新巴尔虎旗东辉河旁）停留十七日转西北行过大海子（呼伦湖）沿6局河（克鲁伦河）南岸西行至其上游又西进入多山地区（土拉河之南）经契丹故城（辽镇州喀鲁哈河下游青托罗古城）度数河及山岭（鄂尔浑河上游东西）六月底至皇后斡耳朵；七月西南行过大山（杭爱山）西行至镇海城（在今哈腊乌斯湖之南）金公主及被掳章宗妃等并众多汉民工匠居此有城郭、耕作。镇海来见长春表示想留在这里过冬以待成吉思汗回镇海称奉有圣旨不许稽其行程愿亲自随从长春去西域遂留弟子九人于此选地建栖霞观；八月八日在镇海、仲禄护送下启行南越金山过大沙陀（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二十七日抵阴山（天山）北西行过二小城至憋思马大城（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九月二日沿阴山北麓西行经诸城由大池（今赛里木湖）南越阴山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十月二日过亦列河（伊犁河）西行十六日至大石林牙（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今古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东南）又十余日至赛兰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南渡霍阐河（锡尔河）十一月十八日至邪米思干（撒马尔罕）。这时成吉思汗正击溃花剌子模王扎兰丁统兵溯印度河而上攻略诸地。又已届严冬长春获准留在邪米思干等待明年春天朝见。1222 年三月阿里鲜从成吉思汗行营来传旨慰劳并告已回师命长春前往朝见。十五日启程南行二十九日渡阿姆河四月五日至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行营。成吉思汗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答曰：“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嘉其诚实命以“神仙”称之。因该地生叛乱准其回邪米思干。八月七日奉旨再赴行营朝见。二十七日随成吉思汗回师北行九月一日渡阿姆河。十五日开始论道由耶律阿海（邪米思干长官）、阿里鲜、镇海、仲禄陪同听讲。阿海充当翻译成吉思汗命记其所论（当用畏兀字蒙文）并“誌以汉字”。自此行途中多次讲论关于长生之术以“减声色省贪欲”为言；关于治国之方则劝以戒杀戮敬天爱民择良吏治汉地等。月末至邪米思干。十月下旬扈从东还十二月末过霍阐河成吉思汗再次召见并集太子、诸王、大臣以长春先后奏对之语告之并谓“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次年二月一再请求先行东还；三月获准命阿里鲜等护送并赐旨许汉地神仙门人并道观悉免差。五月初至镇海城栖霞观。取东南道南还六月二十二日到丰州（今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七月九日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应阿里鲜请求派弟子尹志平持其谕书随之前往山东招谕未降人民。八月中回到宣德。又次年二月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刘敏等遣使者迎请居燕京天长观。

长春的应召西行使成吉思汗十分满意尽管他并无长生之药进奉仍给予极高的礼遇。在东还后还一再遣使传旨问候。居宣德时元帅贾昌来传旨问其回途食宿行旅是否安好“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及入居燕京使者曷剌又来传旨：“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后又命宣差札八（即都达鲁花赤札八儿）传旨表示思念之意并许随意居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即佳”。于是行省及札八以北宫（即金宫城东北之琼花岛离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给之遂立道院于此。又重修和扩建天长观1226 年完工。次年五月成吉思汗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遣道人王志明来传旨改北宫仙岛（即建道观之琼花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之人皆隶焉且赐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其所以如此优待正如多次诏书所示主要是因为长春在汉地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可利用他“招谕在下人户”“以清净道化人”使汉地人民归服和顺从蒙古的统治。燕京等处官员秉承旨意对长春备极尊礼；士人们也竞相逢迎拜谒、求名者不绝于门处于逆境者希望得到他的庇护。长春与其众弟子也利用蒙古大汗给予的特权大肆扩展全真道势力“教门四辟百倍往昔”甚至恃有圣旨、金牌驰驿四出宣称可通管僧尼或抑僧为道改寺为观种下了僧道矛盾尖锐的祸根。不过在当时蒙金战争正激烈进行的情况下长春“大开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对保全人民减轻社会生产力受破坏的程度不能不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全真道势力的扩展丁亥（1227）七月长春病死于燕京享年八十。遗命以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金中叶时全真道初创本主除情去欲清静无为到长春时生了重大变化。尹志平说：“丹阳师父以无为主教长生真人无为、有为相半至长春师父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尝云：‘无为之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行之率不可至..都不若积累功行最为有效。’”（尹志平：《北游语录》）这一演变过程与全真道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正相应。在蒙、金、宋三方纷争中长春成为各方争相笼络利用的对象身价陡增。他选准了最强的蒙古一方为依托完全摒弃师父、师兄的无为思想提倡有为广招徒众扩大地盘和道观财产使全真道势力臻于极盛。其诗文有《磻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其西行旅程以及自奉召启程至去世期间的诗词、讲论；尹志平《北游语录》记载了他的重要议论；《玄风庆会录》1记载了他对成吉思汗“论道”的言论。

1 《金莲正宗记》谓系耶律楚材所记。

第二节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八思巴（hphags-pa1235—128o）又译思八、拔思、八合思巴。

乌思藏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人。家族为款氏（hkhon）。1235 年3月6 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父索南监藏（bsod-nams-rgya1-mtshan）母觉卧公却吉。1244 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致函萨斯迦派领萨斯迦班第达公哥监藏（sa-skyapanditakun-dgah rgya1-mtshan1182—1251简称萨班）邀其前来商谈吐蕃归附蒙古事宜。萨班从大局出接受邀请八思巴遂与伯父萨班及其弟恰纳朵儿只（pc.{0,10}o.{0,10}m9—1267）启行前往1246 年抵达凉州。其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推举贵由为可汗的忽里台大会次年返回凉州。双方商订归附条款由萨班通告乌思藏纳里僧俗领。吐蕃正式归附大蒙古国。嗣后萨班做了阔端的供应上师留居凉州八思巴则随伯父学法恰纳着蒙古服学习蒙古语言并娶蒙古王公女为妻。

1251 年萨班在凉州地方去世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之位。次年蒙哥下令在吐蕃括户八思巴受命派格西朵儿只不鲁克（dge-bshesrdo-rjehbrug）与格西孙不（dge-bshessum-bu）率人配合金牌使者行动。同时蒙哥在吐蕃推行分封制萨斯迦仍为阔端及其后裔封地。

封为国师掌天下僧政1253 年八思巴与受命经营漠南中原地区的忽必烈初次相会忽必烈接受其密续灌顶。随后忽必烈南征大理八思巴也在凉州主持萨班灵塔开光仪式之后回乌思藏拟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从商客处得知伍由巴大师已去世遂折回。次年在阔端子蒙哥都王的陪同下与从大理班师北上的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忽必烈喜出望外“留下了萨斯迦人（即八思巴）［为他］ 授了灌顶结为施主与福田”（《红史》）。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道诏书（hjah-sabod-yig-ma）宣布保护寺院不受侵害号召僧人不可争官位、依恃圣旨欺凌他人应该“敬奉上天为我祈祷”（阿旺·公哥索南《萨斯迦世系史》）。

1255 年五月八思巴前往河州从涅塘巴·扎巴生格、恰巴·却吉生格及雅隆巴·喇嘛绛曲监藏等人受具足戒。然后到内地从事宗教活动。1257年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写下了《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等诗及《听法广记》。

1258 年佛道争执加剧忽必烈受蒙哥之命在开平城主持大辩论双方围绕《老子化胡经》真伪展开。八思巴参预其事位次那摩大师而名列第二以其雄辩之才为释教一方获胜立下功劳。会后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削为僧伪经被毁。八思巴声名渐著。同年著《道果法明鉴》阐述本派主张。

126o 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王磐：《八思巴行状》）成为全国最高的佛教领。1264 年元世祖立总制院而领之于国师。“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传》）同年元世祖颁布诏书说明自己从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已封之为国师令掌天下僧政不可违背以及优礼僧人保证其寺院财产不受侵犯。

建立乌思藏行政体系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64）夏八思巴与恰纳离开大都前往吐蕃受命建立乌思藏地方行政体系。至元二年（1265）元旦八思巴至拉萨在大昭寺向元世祖献辞遥贺新年春天抵萨斯迦。在萨斯迦修建了塔庙并为七座纪念前辈教主的灵塔树立伞盖、金铜法轮及金顶用金汁写制显密经典及般若等经二百余部同时还向名师大德求学问法增广见闻。

至元四年八思巴建立了“剌让”（b1a-brang）设置司礼官（gso1dpon）、掌内室与服饰之官（gzim-dpon）、司宗教仪式之官（mnetja1-dpon）、主文书官（yig-dpon）、司库官（mdzod-dpon）、司厨官（thab-dpon）、司引见官（hdren－dpon）、司座位官（gdan-dpon）、掌运输之官（skya-dpon）、掌马官（rta-dpon）、掌犏牛官（mdzo-dpon）、掌犬官（khyi-dpon）等十三名负责其起居与日常生活。

八思巴在吐蕃的几年间除了建立地方行政系统之外很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创制蒙古新字。六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及王公大臣的欢迎。八思巴向元世祖献上了受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元世祖大悦随即颁行天下诏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元史·释老传》）次年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作为帝师八思巴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并广做佛事佑国久安。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八思巴率领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次年又在御座上置白伞盖上书金字梵书用以“镇伏邪魔护国安刹”（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集史》）。

萨斯迦派在乌思藏的影响至元八年八思巴离大都至临洮住夏并在当地建寺传法。十一年三月启程前往拉萨由真金太子率军护送帝师之职由其异母弟亦怜真（Rinnet）代理。途中八思巴还多次写信给元世祖问安并祝贺元军攻克南宋诸城劝戒行善止杀。并向真金讲解佛教教义此即后来成书的《彰所知论》。十三年底抵萨斯迦乌思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事务的领都前来相会。次年正月在出密举行了有七万僧人参加的**会真金太子以元世祖的名义充当施主扩大了萨斯迦派在乌思藏地方的影响。

八思巴在萨斯迦期间对乌思藏地方的官员重新作了任命免除了原来还是由他任命的公哥监卜（kun-dgah-bzang-po）的本钦（dpon-netg-btsun） 代之。同时 指定恰纳的遗腹子答耳麻八剌（dharmapa1a-rak**a1268—1287）为萨斯迦款氏家族与教主的继承人。这些措施在当时均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真金护送军返回后矛盾尖锐。《汉藏史集》记“由于本钦公哥藏卜做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朝廷。皇帝顾念朝廷与萨斯迦派关系重大遂决定予以护佑派大臣桑哥（senggha）为领率蒙古大军前往究查”。桑哥率蒙古军七万及朵甘思（mdo-khams）和朵思麻（mdo-smad）军三万人共十万人前往迅击败对抗者处死公哥藏卜。嗣后还拜见八思巴喇嘛。桑哥率军返回后不久128o 年11月22 日八思巴在萨斯迦中的拉康喇让中逝世终年46 岁。“讣闻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史·释老传》）为之建大宰堵波于京师。至治年间（1321—1323）元英宗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324）又以绘像十一幅令各行省为之塑像备极尊崇之礼。

帝师制度的沿袭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方的统治加强蒙、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护佛教各派信仰自由繁荣文化事业等方面有过积极的贡献。由元世祖所确立的帝师制度也为元朝诸帝所沿袭直至元亡。这一制度规定：帝师由萨斯迦一派掌握；由皇帝任命总天下释教兼管吐蕃地方事务；荐举宣政院及乌思藏地方行政官员；为皇帝、皇子、后妃讲经说法祈福祷寿为护国安刹躬尽其力等。有元一代有帝师十四人简介如下：（1） 八思巴（hphags-pa）126o—127o 年任国师127o—1274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2）亦怜真（rin-net1238-1279 或1282）八思巴异母弟萨斯迦款氏家族人。1274 年八思巴前往乌思藏以其继任帝师直至去世。

（3）答耳麻八剌剌吉塔（dharmapa1a-rak**a1268—1287）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恰纳朵儿只的遗腹子。1282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86 年去职。1287 年卒于朵甘思。

（4）亦摄思连真（ye-shesrin-net1248—1294）八思巴弟子之东支夏尔巴（shar-pa）系统。1286 年继答耳麻八剌剌吉塔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91 年去职。

（5）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pahod-zerhan-gsar萨斯迦新寺）传承西夏王室后裔。自1291 年起先后为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直到去世。

（6）辇真监藏（Rin-net1258—13o5）八思巴弟子的东支传承。夏尔巴氏家族人为第四任帝师亦摄思连真之弟。13o4 年任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次年卒。

（7）相家班（sangs-rgyasdpa1 1267—1314）萨斯迦康赛传承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侄西夏王室后裔。从13o5 年至1314 年先后任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及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帝师。

（ 8 ） 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 kun-dgah b1ogrosrgya1mtsnetbsp; 年至1327年先后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硕德八剌及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9）旺出儿监藏（dBang-phyugrgya1-mtshan？—1325）家族出身不详。自1323 年至1325 年先后任元英宗硕德八剌和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或云其为前任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去萨斯迦期间代理帝师。（1o）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 kun-dgah1egs-panetbsp; 年先后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元幼主阿里吉八及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1）辇真吃剌失思（Rin-netgrags－shis）家族出身生卒年不详。

《元史》卷三三文宗二及《元史》卷二o二均记其天历二年（1329）任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2）公哥儿监藏班藏卜（kun-dgah-rgya1-mtshandpa1-bzang-po131o—1359）萨斯迦款氏家族人帝师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之弟。自1333 年至1359 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二十七年。

（13）唆南罗古罗思（bsod-namsb1o-gros1332—1362）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公哥儿列思八监藏班藏卜之子。1361 年至1362 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

（14）喃加巴藏卜（rnam-rgya1dpa1-bzang-po？）据《明实录》卷七七记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1373 年1 月21 日“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遣使来贡方物”可知其曾任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帝师（又见《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第三节爱薛代父应召爱薛（阿拉伯语名‘ 即欧洲语之——耶稣的音译 — Isa Jesus 1227 ~ 13o8）也称爱薛·迭屑·怯里马赤意为通事基督徒爱薛。1西域拂林（porumRom 的突厥语读法指叙利亚地）人。出身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世家。祖不阿里父不鲁麻失均有名望。窝阔台汗时有叙利亚聂思脱里派长老审温—列边阿答（simeonRabban-ata simeon 为其名Rabban-ata 系叙利亚—突厥语混合称号意为师父、长老）者奉命从蒙古至西域传诏谕蒙古军帅勿滥杀无辜保护基督教徒。大约在贵由汗即位时（1246）列边阿答回蒙古朝觐2并推荐不鲁麻失的才能。在汗廷极有权势的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崇信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又很注重收罗人才遂奏请遣使征召。不鲁麻失因年老“辞不能往”以子爱薛能继其家学通晓西域诸国语言和星历、医药之学乃极力推荐于使者让他代父应召。爱薛到蒙古后供奉于唆鲁禾帖尼母子甚受亲信得娶唆鲁禾帖尼的同族侍女（克烈氏亦信奉基督教）为妻夫妇一同当过蒙哥汗之女的傅父、傅母与拖雷家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直言敢谏”反对阿合马爱薛“直言敢谏”忽必烈即位前对他就很器重后召侍左右能时进善言。中统三年（1262）春诏命燕京于二月八日（汉地佛教以此日为佛出家日）大做佛事临大街结五采流苏楼观集教坊百伎备法驾迎佛。爱薛谏曰：“方今高丽新附李璮复叛淮海之壖刁斗达旦天下疲弊疮痍未瘳糜此无益之费非所以为社稷计也。”二月十五日元世祖游燕京道观长春宫欲留宿爱薛又急入谏：“国家调度方急兵因民罢（疲）陛下能安此乎？”其言都得到嘉许。他不仅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反对崇奉佛、道也是从国计民生利害的角度提出意见。如至元五年（1268）春元世祖大猎于保定之新安县（今安新）境多日人民疲于供应。他有意在世祖面前问供给之民：“得无妨尔耕乎？”世祖悟即日罢猎。自蒙古征西域以来有不少擅长天文历法和医药之学的西域人才被征召来华。中统年间由爱薛建议设立了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即命他掌其事。他创立了京师医药院至元十年改为广惠司（正五品机构后升正三品）仍由爱薛兼领。广惠司掌管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为宿卫士及京城疲癃残疾、穷而无告者疗疾。至元十三年伯颜灭南宋班师阿合马以伯颜所赠礼物太薄诬告他私取宋玉桃盏元世祖下令审查爱薛叩头力谏事得解。时阿合马任宰相（中书平章政事）恃宠擅权专事聚敛回回人（木蛮）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势力甚大借机谋利侵害国家财富和百姓。朝中许多官员对此极为不满爱薛也加入了反对阿合马和回回势力的行列。至元十六年有回回商人从八里灰、火里（BarquQori部落名今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取海青鹰隼到大都贡纳所过之处拒绝食用供应给他们的别人宰杀的羊而索要活羊按伊斯兰教规的断喉法宰杀因而搔扰沿途百姓。此事触怒了元世祖下令回回人必须食1 本传资料主要依据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神道碑》（《雪楼集》卷五）、《元史·爱薛传》。2 有关列边阿答及爱薛事迹的西文资料参见伯希和《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15—66。用任何人宰杀的羊肉不许按伊斯兰教规“抹杀羊”违者处死其奴仆告者放出为良并以其主人家口财物赏之。爱薛及其下属基督教徒正利用这道诏令压制回回人诱使他们的奴仆告密夺取他们的财富以致回回人一连四年不敢奉行其教法其经商者纷纷离开汉地不敢再来。后来回回人用重金贿赂丞相以商税减少、珠宝不至为由奏请解除了禁令1。

出使远域爱薛因通晓西域诸国语言曾数次被派遣出使远域。至元二十年四月又奉命副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并充译人（怯里马赤 ke1emechi）。二十一年冬孛罗、爱薛一行抵达伊利汗冬营地阿兰草原（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南境阿拉斯河下游）之满里牙行宫晋见阿鲁浑汗。大汗派出以显贵大臣为的高级使团在伊利汗国受到高度重视《史集》中作为大事予以记载；在梵蒂冈档案中有1285 年阿鲁浑汗致教皇信的拉丁文本信中提到了大汗派来的使者Ise ternet“译人”）即爱薛怯里马赤。孛罗丞相被留在伊利汗国享有极高的地位和礼遇；爱薛则带着阿鲁浑汗献给大汗的礼物宝装束带等回朝。当时叛王海都、都哇正与元军在西北境激战（如至元二十二年进攻和州二十三年战于马纳思河攻彰八里、哈密力等地）爱薛途遇战乱与其他使团成员失散冒矢石出险境路上走了两年才回到大都。他以阿鲁浑所献礼物进呈报告了往返情形。元世祖对他的归来大加赞誉说：“孛罗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即拜平章政事固辞不受。二十四年六月擢为秘书监（掌管皇家图籍及阴阳**并领司天台的中央官署秘书监的长官正三品）1。二十六年置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以爱薛为崇福司使（从二品）。“马儿·哈昔”是叙利亚语mar-hasia 的音译、聂思脱里教派主教的称号（义为圣者）；“列班”即长老；“也里可温”系波斯人对聂思脱里教士的称呼（erke-’un似源于希腊文apν）元代通指基督教教士和教徒；“十字寺”是元人对基督教堂的称呼。崇福司是掌管全国一切基督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品级次于掌管佛教的宣政院（从一品）与掌道教的集贤院相同（从二品）。基督教在元朝境内传播甚广自京城至诸路也里可温为数颇多从此开始和佛、道一样有专门官方机构管理有关他们的各类事情这无疑是爱薛为基督教势力争取到的地位和权益。爱薛及其子相继担任这个机构的长官。元世祖对爱薛日益亲信时常召见他也能提出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如谏止迁移原燕京南城居民以实大都新城请赐宿卫士庐舍下令禁止猎杀怀胎鹿及幼鹿设立广惠司给在京贫穷残疾者赈济、治病等。

秦国公之封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加授爱薛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荣衔优遇益隆。因其年老特赐腰舆乘以出入宫廷。大德元年（1297）遥授平1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回回抹杀羊做纳》；《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6—347。1 据《秘书监志》卷九职官题名（作海薛）。

章政事。大德七年以后元成宗久病国事多取决于皇后卜鲁罕爱薛常数月不得一入见。这几年屡有灾异皇后以爱薛知天象有时召见询问。他乘机进言力陈弭变之道辞语激切不被采纳。十一年元成宗死皇后谋立安西王阿难答遣内官到秘书监迫取仅供御览的秘文爱薛厉色拒绝表明了他在这场皇位继承斗争中的态度。元仁宗母子诛灭卜鲁罕和阿难答一党迎海山即帝位为元武宗。以爱薛为忠封秦国公。至大元年（13o8）六月爱薛病死于上都家中。

据程钜夫撰的爱薛神道碑有子六人：也里牙袭职为崇福使、领司天台事；皇庆元年封秦国公为权臣铁木迭儿之婿后以贪赃罢。天历元年（1328）命为太医院使。至顺元年（133o）复加秦国公同年以诅咒皇帝罪被诛。腆哈翰林学士承旨。黑厮光禄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哈提举广惠司事。咬难为宿卫。另据姚燧《牧庵集》所载爱薛尚有一子名阿实克岱（原文应为阿台）先于也里牙任崇福使；其子蒙克特穆尔（原文忙哥铁木儿）为元武宗侍臣至大二年任尚书省左丞爱薛遂以孙贵追封秦国公。元仁宗即位后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惩治尚书诸臣忙哥铁木儿被杖流海南1。

1 参见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穹庐集》页93—1o8。

第十六章札马鲁丁郭守敬第一节札马鲁丁关于札马鲁丁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十三世纪来华的元代回回天文学家。他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知识介绍到中国并起编纂了《大元大一统志》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展作出了贡献。

札马鲁丁是汉文音译。在元、明、清代的文献中就有不同译法。《元秘书监志》译作札马剌丁或扎马剌丁。《元史·天文志》作札马鲁丁。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曾对汉文文献中一些民族的人名译法作了大规模的修改。札马鲁丁于此时被改作札玛鲁鼎。今取《元史·天文志》的译法统作札马鲁丁。

关于札马鲁丁的生年、祖籍或出生地以及其早年的活动史迄今未清楚。国外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他来自波斯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加城（今属伊朗）。当时统治波斯等地的蒙古伊利汗旭烈兀曾接受波斯天文学家纳剌丁·图西的请求从1259 年起聚集了一批天文学家在马拉盖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天文台。英国学者李约瑟等就认为札马鲁丁是在这座天文台工作的一位学者。后来他由旭烈兀或其后裔的派遣来到中国1。

对这一传统的说法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上述说法与中国的文献不合。他提出札马鲁丁可能是中亚细亚的布哈拉城（今属乌兹别克共和国）人2。

根据中国现存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o）以前到中国的。《元史·百官志六》有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忽必烈于1258 年底起兵攻宋此后他一直处于繁忙的军政事务中。《元史·百官志》所记的情况不大可能生在1258 至126o 年之间。即使札马鲁丁是在这期间来华的那么他也不大可能是马拉加天文台的人。因为这座天文台当时还正在酝酿、筹组和开始建造。因此山田庆儿对传统说法的否定是有道理的。至于是否确实是布哈拉城人则由于中亚等方面的史料不足有待新的材料现时再断定。又《元史·世祖本纪》中提到：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这里的“岁甲辰”是指1244 年。当时忽必烈正是三十岁。所谓文学之士乃是泛指学者。这段记载表明忽必烈招请四方学者的起始年份是相当早的。因此推测札马鲁丁来华时间的上限可以早到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下限则为忽必烈即位的前一年即1259 年。较可能的是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或稍后。

据前引《元史·百官志》表明札马鲁丁来华后最初并没有正式的官职做了些什么工作也不清楚。不过忽必烈是不会让一位有才能的回回学者长期无所事事的。查《元史·食货志》有段记载：1 J.neednetbsp; 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株式会社みすず书房198o 年版第48—53 页。世祖中统二年（1261）..是年三月又命札马剌丁籴粮仍敕军、民官毋沮。这位为元朝筹办军粮的札马鲁丁很可能就是那位《元史·百官志》中提到的“回回为星学者”。事实上以天文学家著名的札马鲁丁确实从事过与天文历法全然无关的工作。看来札马鲁丁是一位具有多种才干的人物。在蒙古汗国和元皇朝统治时期包括回回在年的色目人具有仅次于蒙古本族人的民族地位得到蒙古族统治者较大的信任和重用。因此委派这位回回星学者札马鲁丁担任极重要的筹粮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也不足为怪。

札马鲁丁的天文工作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至元四年（1267）。计有二条。一是《元史·天文志》称他在这一年造了西域仪象七件。另一是在《元史·历志》说他这一年撰进《万年历》得到元世祖的批准颁行。这两件工作无论哪一件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由此可以肯定扎马鲁丁在1267年以前若干年就从事这两项重大的天文工作了。

此后史籍中对札马鲁丁的活动屡有记载。

至元八年（1271）元皇朝在上都（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建立回回司天台札马鲁丁被任命为“提点”（即台长）。

至元十年（1273）札马鲁丁以回回司天台提点的身分被元世祖任命兼职为新设立的秘书监两长官之一。另一长官是汉人原任户部尚书的焦友直。秘书监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收藏的历代图籍和阴阳**从事皇帝特命的撰述任务等。而元代的司天台则因当时认为其工作关涉皇家机密故也被划为秘书监管辖。元代回回司天台和秘书监的主管人往往是兼任的札马鲁丁就是这一惯例的开始者。担任秘书监职务的人都是皇帝较信任之人。据《元秘书监志》记述札马鲁丁曾被引到万寿山（今北京颐和园中的万寿山）下的浴室里向忽必烈奏事。如果不是忽必烈十分信任他那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在他领导下的秘书监引进了许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天文学、数学、星占学等方面的图书、器物其中著名的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等著作还有大量阿拉伯的地图等。元代的秘书监是当时中国与阿拉伯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心。

与此同时札马鲁丁官阶日升。他在任司天台提点时才是从五品官任职秘书监就一下子升到从三品。几年之后他又被宣授嘉议大夫职衔那是正三品的官位。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升任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就成了从二品的大员。集贤大学士主管的集贤院职掌“提调学校征求隐贤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元史·百官志三》）都归集贤院管理。作为一个回回人札马鲁丁被任命为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事务最高机构的主管领导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

在这段时间里札马鲁丁除了从事日常的天文工作和秘书监、集贤院的领导工作外还做了许多培养和提拔后进的工作。

札马鲁丁在后期还做了两项特别重要的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完全与天文学无关。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札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与丝绸同局造作”。撒答剌欺是一种波斯或中亚地区的纺织品。此种织物的原料、结构及品质特点迄今我国学术界均未弄清楚。但它是一种美丽又高贵的织物则无疑义。《元史·百官志》记载称元廷因札马鲁丁的成功而“改练人匠提举司为撒答剌欺提举司”（《元史·百官志一》）。若非撒答剌欺有特殊的吸引力元廷是不会这样做的。《元史·百官志》并无明确记载札马鲁丁是否当了撒答剌欺提举司的提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当。因这提举才正五品而札马鲁丁当时已是从二品了官阶相差太远。无疑这个纺织机构应该是由他领导的。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继札马鲁丁任秘书监的另一个回回天文学家可马剌丁兼任了撒答剌欺人匠提举。按照封建皇朝任命官吏往往重视循例的习惯来看札马鲁丁在这个因他的努力才得以创立的机构的领导地位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如何札马鲁丁把一种新的纺织技术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纺织技术的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项工作严格来说则应与天文学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向忽必烈提出编纂全国地理图志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批准其工作就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最后成果就是著名的《大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不但在当时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有关札马鲁丁的活动史书有记载的最后年头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秘书监志》记载他在这一年的两项活动。一条有关荐举人才一条则为编地理图志的人请支报酬及请求给他们提职。此后在元人的史料中再未现他的活动。清人钱大昕却提到《大元大一统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后由札马鲁丁及其助手秘书少监虞应龙两人一起进呈朝廷1。现尚不清楚钱大昕此说有什么根据。但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秘书监名义上奏的已不是札马鲁丁而是可马剌丁。由此看来札马鲁丁很有可能在此以前已去世了。至于钱大昕之所以还把他列为进呈《大元大一统志》的第一责任者当是因为札马鲁丁一直是编撰这书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人们也可推测至元二十七年并非是札马鲁丁的卒年而只是他离开秘书监之年而已。这样他还是有可能与虞应龙一起于至元二十八年进呈《大元大一统志》。一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让札马鲁丁离开秘书监至少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可能性较大的是札马鲁丁于129o 年故世。

天文仪器的创制札马鲁丁一生中有三项业绩值得详细研究：造七件西域仪象、编制《万年历》、编修《大元大一统志》。

造七件仪象在《元史·天文志》有具体的介绍。此事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今据迄今所见有关研究新成果叙述如下2：一、咱秃哈剌吉《元史》汉译为混天仪。根据有关描述知道这架仪器有一个地平环一个垂直于地平环的子午双环双环的中线即相当于观测地的子午线。这两组环互相固结不动。在子午双环之内还有一对较小的双环它们的中线则相当于天球上的赤经圈可以绕着天球的南北极作东西方向的转动。这些环圈1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841o页。

2 . hartnerThe astronominettsofnetgtheir IdentifinettotheInstramentsoftheobservatory ofmaraghaIsis195oVo1.41p184。J.nedham。snet in netbidgeuniversitypress1959 pp.373—374。薄树人：《回族先民札马鲁丁的科学贡献》载《科学》杂志1986 年第4 期。

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的结构一致。但是在这套结构之内还有两个中国传统浑仪中所没有的环。《元史·天文志》对此是这样描写的：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即上述可转动的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之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所谓有窍的铜方钉是指一块直立在各环面上的小方铜片。铜片上开了缝从缝中可以观测天体。由铜片所在位置可以在各环面刻度上读出天体的相应坐标读数。这种铜方钉实际上是一种观测用照准器其功用和古代浑仪中用来瞄向天体的那根细长管子——窥管相同只是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不相同而已。既然咱秃哈剌吉的第三、第四环上装了照准器则它们应是能提供经度或纬度读数的环圈。从上引《元史·天文志》的描述来看它们应是黄道环和黄经环。黄经环的中央有一条极轴轴的两头套连在可转动的赤经双环上离南、北极各二十四度的地方。这两个套连结处的中心就是南、北黄极。黄经环可以绕着南、北黄极轴旋转。只要转动赤经双环使仪器上的南、北黄极摆到与天球上的南、北黄极相应的位置；再转动黄经环使天体处在黄经环面上；然后把黄经环上的铜方钉对向那个天体这时就可从黄经环刻度上读出铜方钉所在的位置读数这个读数就是天体的黄纬。至于黄道环则当是垂直地固结在赤经双环上且与黄经环的黄极轴也相垂直。这时黄道环与赤经双环相结而有两组结点这两组结点的两个中心点就分别是仪器上的冬至点和夏至点。它们分别离赤经双环中腰（即仪器上的赤道圈）的南和北各二十四度。转动赤经双环把黄道环摆到和天球上的黄道相一致的位置上移动黄道环上的铜方钉就可测读出天体的黄经。在现今的北京古观象台上还存有一件清康熙十二年（1673）制造的黄道经纬仪。除了这件仪器的可转动的赤经环只是单环而不是双环这一点外其他的结构大体与《元史》所描述的咱秃哈剌吉相一致。

咱秃哈剌吉是一种源自古希腊的托勒密式黄道浑天仪它与我国传统的赤道式浑天仪相比较在外形上大体相似都是在一个球面空间内由多层环圈所构成；但是两者的具体构成和功用则不相同。因此《元史》中把咱秃哈剌吉译成“混天仪”混字与浑字音近而字不同翻译者是颇为有心的。二、咱秃朔八台《元史》释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从《元史》所作的具体描述来看这是件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明的天文仪器。西方学者称之为托勒密长尺。

咱秃朔八台有一根垂直立于地面的铜表高七尺五寸。表顶设有机轴。

轴上悬挂二根五尺五寸长的铜尺。外面的那根尺上附有同样长的窥管一根用来瞄准天体。两根铜尺的底端又都连在一根横尺上。整个仪器可以绕铜表转动而窥管则可以高低转动。这种仪器可用来测定任意方向上的天体的天顶距。窥管、始终置于铅直位置上的里面的那根铜尺及底下的横尺三者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其顶角即天体的天顶距。它可以由窥管所指示的横尺上的读数用三角学方法计算出来；也可以直接在横尺上刻出相应的顶角度数。托勒密在其名著《天文学大成》第五卷第十二章中介绍过这种仪器不过托勒密的铜表是三角形的而咱秃朔八台的铜表则可以是方柱形或圆柱形的更可能是圆柱形的。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元史》汉译为春秋分晷影堂。据有关描述这台仪器是置于一座基本密闭的屋子里的只在顺东西方向的屋脊上开了一道缝让日光从缝中射入屋内。屋中有一座台台面南高北低与天赤道面平行。贴着台面放置一条铜的半圆环半圆的半径长达六尺。另有一根六尺长的铜条一头固定在半圆环的圆心上一头可贴在环面移动。当春秋分时太阳正处在赤道面上太阳光就正好照射到环面上观测此时的太阳位置便可求得准确的春、秋分时刻。与春秋分晷影堂相类似的仪器现在在印度的德里、斋浦尔等地还可以见到不过它们都是露天的。这些印度仪器是十八世纪初的印度天文学家摩诃罗阇·贾伊·辛格所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这种仪器的照片称之为二分日晷（equinonetdia1）。但这是定节气的仪器称之为定时刻的日晷是不妥当的。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元史》汉译为“冬夏至晷影堂也”。据有关描述这件仪器也是安置在房子里的。房子有五开间大。屋脊顺南北方向且上开一道缝。缝的正下方立一道墙。墙上挂一条长一丈零六寸的铜尺。又以挂尺之点为中心以尺长为半径在墙上画一仰天的半圆规环。环上标有刻度。墙底下还挖有一定深度的坑以便人可以站在铜尺的一端进行观测。每当太阳到达子午线时日光从屋缝中直射下来。转动铜尺对准太阳从半圆规环上可以读出太阳的地平高度或赤纬。因为冬、夏二至是太阳赤纬最小和最大的时刻所以使用冬夏至晷影堂即可测定冬、夏至的准确时刻。

这件仪器实际上就是后来在欧洲广泛使用的墙仪。《元史》虽然称之为用来测太阳定节气的但用该仪器测量任何其他天体的赤纬也是同样有效的。

五、苦来亦撒麻《元史》汉译为“浑天图”。从具体描述来看当是一种天球仪。它与中国传统的浑象无大差别只是其上所绘的当是阿拉伯天文学中的星座。六、苦来亦阿儿子《元史》汉译为“地理志”。历来的研究家一致认为这是地球仪。从《元史》的描述中可知这个木制圆球上画着白色的6地和绿色的江、河、湖、海。6地和海洋的比例为3∶7与现今的结论很接近。球上画有许多小方格用于计算道里的远近。但当然这些小方格并不是真正的方格而是经纬线所形成的网格。

早在札马鲁丁之前五百多年唐代的僧一行已提出了地球的纬度里差数据；之前四十多年蒙古汗国的耶律楚材也提出了在寻斯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的纬度上的东西里差问题。但是统一的、比较科学的经纬度概念和明确的地球概念是在札马鲁丁的地球仪上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并未在元代的科学史上产生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这是置于回回司天台上的仪器其他学者能见到的极少。其二与这些新天文概念相联系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没有翻译介绍过来即使别人见过这架地球仪也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些全新的概念。

七、兀都儿剌不《元史》原文作“兀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但据德国学者哈特纳的研究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一种天文仪器名叫a1- ustur1ab即后来在欧洲也风行过很长时间的星盘。此仪器名的词尾音应该是“不”拉丁文等欧洲文字也都如此。从《元史》有关具体描述来看这确是一件星盘。因此上述《元史》有关这件仪器的名称及说明是有讹误的。应当改正为：“兀都儿剌不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

根据《元史》的描述札马鲁丁星盘上的观测照准器是一条铜条中间钉在星盘中心可以绕中心旋转。铜条二端各屈起一小块垂直星盘盘面。这二小块铜片上各有一个孔二孔的联线正好经过盘面的中心轴线。通过这二个孔就可观测太阳或恒星以确定时刻。这是又一种与中国的窥管形制不同而功用相同的观测照准器。

以上这七件西域仪象与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除了少数相似之点外无论从结构、形制和具体功能来说都大有不同。而这些特色鲜明的仪器却对以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的展没有重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英国李约瑟认为“由于它们不适合中国天文学特有的体系——有天极并使用赤道坐标”（《中国科学技术史》）。例如托勒密式的黄道浑仪或长尺就很难使不采用黄道坐标系和天顶距的天文学家感兴趣。

李约瑟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与这些仪器的运用极为相关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的缺乏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平面三角学、球面三角学等等都没有在当时被译成汉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员外传统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很难了解和使用这些仪器。关于这一点对比一下明末清初的情况就可明白。以星盘为例。它在明朝末年由欧洲耶稣会士再次传入中国。由于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6续把《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译成了汉文又在介绍星盘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学知识因此星盘就很快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当时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李之藻专门为之写了一部说明书名为《浑盖通宪图说》。

虽然对中国的传统天文仪器展没有重大影响但是却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既然这七件仪器已在中国的司天台上安装那么不但在这个台上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用它们从事观测而且对这个台之外的天文学家也可能产生某种启和影响。例如当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展传统的天文仪器时有两点当是从扎马鲁丁的仪器上借鉴来的。

其一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立运仪等仪器中废止了中国传统的观测照准装置——窥管而改成象扎马鲁丁星盘中一模一样的窥衡即一根贴着仪器刻度环面旋转的铜条两端立有两块带观测孔的小铜片（郭守敬称此铜片为立耳）。

其二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的时刻盘上采用了传统的整个圆周分成1oo 刻的制度（这是中国传统的制度）之后又将每1 刻再分成36 分而这是传统时刻制度中所完全没有的。它当是札马鲁丁仪器上所用36o°制度的衍生。因为1oo 刻x36 分刻= 36oo 分而36o°x1o 分度=36oo 分。且36o°或36oo分的刻度分划比传统的1oo 刻或传统的1oo 刻x6o 分刻＝6ooo 分的刻度分划较容易达到精密的程度。

《万年历》《元史·历志》载：“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遗憾的是这《万年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法？史书上没有留下一点儿具体的资料。

《元史·仁宗本纪》中提到皇庆二年十二月辛酉（1313 年12 月23 日）“可里马丁上所编《万年历》”。可见在札马鲁丁初次进呈《万年历》之后至少一直行用到1314 年而这大概也不会是这部历法行用的最后年份。在中国历法史上一部历法能行用到46 年以上这寿命也就不算短了。

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札马鲁丁在司天监的副手司天少监可马剌丁曾奉皇子安西王的命令每年推算、编撰回回历两本。又在《元史·食货志》上记有天历元年（1328）皇家卖的历日——即每年民用的历书——数字在总数3123185 本历日中有回回历日5257 本1。相比起来这个数字的确很小。不过既然回回历日在天历元年有卖当然其他年份也是会有卖的。照此说来元皇朝稍许颁行的是《回回历》。

历日或历书向使用者提供了他在一年中从事各种活动的一个时间坐标。作为国家政权来说它不可能容许一个国家内有二种不同的时间坐标因为这将引起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除非国内有宗教信仰或生活习惯比校特殊的民族为了照顾这部分人民会允许他们使用特殊的、合乎其信仰和习惯的历日。但这必然只是限于这些民族内部的、小范围内的事。一当这些民族要从事出本民族范围的社会活动时他们就必须使用全国统一的历法否则将导致混乱。这样的行为规则在中国封建皇朝执行得更加严格因为中国的封建皇朝一向把“颁正朔”视作是自己的权力标志。所以元皇朝可以颁行万年历但这只是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故称为“稍颁行之”。因此可以肯定元皇朝绝不会向这部分人民提供二种不同的历法否则岂不自找麻烦？这样看来札马鲁丁——可里马丁的万年历和《元史·食货志》上所说皇家卖的《回回历》历日应是一回事。

至于说到可马剌丁为安西王推算、编纂回回历两本一事则因为可马剌丁是札马鲁丁的下属（后来又成为札马鲁丁的接班人）故可认为札马鲁丁当时已将推算、编纂《万年历》的事交给了可马剌丁。安西王（忽必烈的第三子忙哥剌）封于至元九年卒于至元十七年。《元史·诸王表》称他被封后“出镇长安”。长安本是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城市又是与西北各地伊斯兰民族交往的要地。因此安西王自有必要早一点得知明年的回回历日故可能与可马剌丁私相交往要求尽早得到此物。不可能想象安西王会要求可马剌丁为他编二本与朝廷颁行的《万年历》全不相同的《回回历》。如果他要的历日与朝廷颁行、卖的历日不同那么第一他要了也没有用；第二他就犯了自行正朔的大罪。在他那样的地位这可是与不臣、谋逆相联系的罪名。这反过来也表明《万年历》与《回回历》当是一回事。

当然也有可能《回回历》和《万年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它们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历法而只是同一个历法下的两种形式不同的历日（历书）。比如说《万年历》是一种长达几年、几十年的历日就像现今市面可见的一些万年历一样。《万年历》中的“万年”两字只是表示所预推的历日年头较长。而《回回历》则是一种每年一本的历日这种历日除了《万年历》中也会有的各月历日安排；伊斯兰教的各种节日、礼拜日期；朔、望等天文现象之外可能还有关于日、月、五星的位置；合乎阿拉伯星占学的各种吉凶、宜忌等的历注之类等等。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回回历每本售价和大历（即根据《授时历》编印的颁行全国的历日）每本售价一样都是纹银一两。可见两者的篇幅和刻印的工本是很相似的。

1 《元史·食货志·额外课》。

总之《万年历》和《回回历》应是同一种历法所编的历日；两者的形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无论如何两者的历日安排是应当一致的。在承认历日安排一致的前提下也许两种历日（历书）的形式不一样的可能性更大些。

《大元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是一部官修的全国地理志书。从至元二十二年修起到二十八年进呈共成书七百五十五卷。其后因得到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地图又加重修。重修工作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o3）完成撰书一千三百卷。这前后两部书的绝大部分都已佚失。当代学者赵万里曾努力汇辑残存资料于1966 年出版了《元一统志》辑本两册。辑者在序中指出是书曾引用了大量宋、金、元时代的地方志“此书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此书学术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不过赵万里序中未提及是书的编纂经过在给辑本署名时又只列了一千三百卷本的进呈者的名字因此现代的一般读者已不知道本书的编撰还有札马鲁丁的巨大功绩。

元末有位身居宰辅高位的学者许有壬曾于元至正七年（1347）为《大一统志》写过一篇序。序中说到当时的朝廷曾决定将这部书的七百五十五卷本刻印“以永于世”2。为此才有旨命他作序。他明确指出这部书是由札马鲁丁创议修撰的。

很幸运的是元代王士点撰的《元秘书监志》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编撰《大一统志》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可清楚地了解到札马鲁丁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一、札马鲁丁是修撰《大一统志》的起者《元秘书监志》卷四中收录了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的一道文书其中摘录有札马鲁丁的奏文：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做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太史院编历法是指编《授时历》一事。此历于至元十七年冬编成十八年颁行天下。故札马鲁丁在此称“做有”。《大元本草》之事鲜见本草史家提起。从文字语气推断当时似正在编纂中。何时编完最后定名是什么均尚无考。但肯定当时也应是件学术界的大事。札马鲁丁以编历法和编本草两件大事为说辞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批准秘书监也做一件大的编纂工作：把国家疆域内各地地图拿来做有关地域的文字介绍。此项要求得到元世祖的批准经由中书省交秘书监办理。

当时兵部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也提出了由各行省提供所辖郡邑的图志及各路、京、府、州、县的沿革的要求。因此当札马鲁丁的奏章批回到秘书监后秘书监即提出由翰林院和兵部“各差正官与本监一同商量编类”。此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于是《大元大一统志》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1 赵万里：《元一统志序》载赵万里辑校《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 年版。2 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二、札马鲁丁重视《大一统志》中的地图工作札马鲁丁非常重视地图的工作。他在给忽必烈的奏章中就强调：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图子。但是画的路分、野地、山林、里道、立堠每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来的把那的做文字呵怎生？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札马鲁丁的思想里是要以地图为本来写志书。而他的地图也主要着眼于地理景观。所谓路分是指元朝的一种行政区划——路的区域四至；所谓野地、山林是笼统地指路内的自然地貌；所谓里道是指路内外的交通道路而所谓立堠则是指古代沿交通要道设立的里程碑式的堠堆（五里一单堆十里一双堆）。至于所谓地生出来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当是指当地的物产资源也可能还包括地面的重要建筑物。

值得注意的是札马鲁丁曾把大量回回地图带到了中国。他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上的一道奏章中说道：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哩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札马鲁丁在这里说到他掌握有许多回回地图。这些图是当时的汉人看不懂的。他要把它们与原有的汉文地图总做一个图子。他的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这样一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西域地图不但大大扩充了地理知识而且随之也引进了阿拉伯的地图制图法。而这种有地球概念为背景的地图制图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因此从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地理学史的角度来看札马鲁丁的工作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对《大元大一统志》的佚失就格外感到痛惜。

三、札马鲁丁为推进编篡工作而积极荐举人才后来任秘书少监并与他一起联名进呈《大一统志》的虞应龙就是经他推荐而从秀才被破格提拔上来的。

札马鲁丁为了加快工作进程曾多次尽力督促各方努力工作。他甚至还亲自过问为工作人员支请伙食费及对他们“从优升用”等具体的人事工作。由于札马鲁丁在《大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需要从事许多具体的学术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参加本项编纂任务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所以秘书监曾专门请求中书省批准给札马鲁丁配备了一名汉语翻译。仅此一事就可想见他和《大一统志》的关系有何等之深了。

第二节郭守敬生平事迹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生于元太宗三年（1231）卒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

郭守敬的父亲情况史传未载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郭荣是饱学之士尤精通数学、水利。在郭荣的教养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很强的动手能力。有当时人的记载1他曾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出一架测天用的浑仪而且还堆土做了一个土台阶把竹制浑仪放在上面进行天文观测。他还曾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弄清了这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的、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计时仪器的工作原理。

当时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大学问家刘秉忠因守父丧正在邢台西南武安县境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者有后来的大数学家王恂。郭荣和刘秉忠是好友知此消息后就把少年郭守敬送到刘秉忠门下深造。这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郭守敬后来的一生事业却很重要。

刘秉忠守丧期满后回到了忽必烈身边。郭守敬则回到了他的家乡。这时的郭守敬已小有名声。在他成年不久忽必烈派来安抚邢台一带地方的脱兀脱和刘肃等起了整治开挖水流河道的工作并专门聘请郭守敬承担工程的规划设计。郭守敬依仗家传绝学再加上认真的调查勘测很快就弄清了因战乱而破坏了的河道系统。随后的疏浚整治工程使 漫的水泽各归故道并且在郭守敬的指点之下一举挖出已被埋没了近三十年的石桥遗物。这项工程受到了时人的传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邢州新石桥记》1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轻的郭守敬。

126o 年忽必烈登上了皇位。他任命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到大名路（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等地任宣抚使。张文谦把郭守敬带在身边协助他办事。郭守敬所到之处做了许多河道水利的调查勘测工作。他还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铸了一套他少年时所探究的莲花漏不过大概他把作为装饰性的莲花作了改动因此改称为宝山漏。

中统三年（1262）春张文谦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忽必烈即在开平府（后称上都）召见了他。召见时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实际资料因而所提计划都很具体而有明显的说服力。忽必烈对他大加赞赏当即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次年他又升任银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1264）初夏忽必烈派唆脱颜与郭守敬二人去西夏一带视察河渠水道。几个月后又派张文谦作为朝廷的代表治理西夏（相当于今甘肃东部、宁夏、内蒙西部一带）。郭守敬在张文谦的领导和支持下修复了黄河中、上游许多被破坏了的渠道受到西夏人民的爱戴。当地人民曾在渠头上为他建立生祠。

1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1 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三。

至元二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至元八年（1271）升任都水监。至元十三年都水监并入工部他被任为工部郎中。

这一年元兵攻克南宋都临安全国统一在望。忽必烈想起了已于两年前去世的刘秉忠曾在生前提出过的建议：改革历法编修新皇朝自己的历法。为此他下令设立太史局（后改称太史院）任命张文谦和另一位大臣张易主持；任命当时任太子赞善的王恂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后正式任他为太史令。王恂除了调集大都、临安等地的天文官外还聘请了其他一些专家包括当时的理学家许衡和杨恭懿等。其中王恂的老同学工部郎中郭守敬则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后来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据当时人记载参加修历的主要人员有明确的专业分工1。其中王恂负责历法的推算而郭守敬则负责仪器和观测。郭守敬在这项工作中挥了惊人的创造力明了十多件天文仪器把我国光辉的天文仪器制造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峰。郭守敬还组织并亲自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为新历提供了坚实的观测基础。

新历于至元十七年（128o）冬初步告成被定名为《授时历》并颁了次年的历书。但从至元十八年起几个主要的修历人员都先后去世或退休于是只好由郭守敬担负起了整理和总结新历资料的浩大工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整理成《推步》（历法计算的步骤与方法）七卷、《立成》（各种天文计算表）二卷、《历议》（评议历代历法的各种得失及新历的优点所在）三卷等书从而使《授时历》得以流传后世。至元二十三年（1286）郭守敬被任命为元皇朝的第二任太史令。于是他把上述几种书以及《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等书一并进呈朝廷。其后他还著有《时候笺注》（研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物候现象和人们届时应从事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二卷、《〈授时历）修改源流》一卷、《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研究历代用圭表测影定冬、夏至时刻的问题）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等重要著作也都藏于官府。但这些书现都已失传令人十分痛惜。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提出利用滦河水道向上拉纤可到上都；又有人提出从麻峪经泸沟（即今永定河）往上可到上都附近的荨麻林（今河北省万全县西北）。忽必烈派郭守敬去调查。郭守敬调查表明这两种方案都是不可行的。在向忽必烈汇报时郭守敬提出了自己的十一项水利计划。其中第一项是提出修一条从大都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的运河以解决向大都运粮的问题。忽必烈对此极为重视并决定重新设立都水监由郭守敬领导把开凿运河作为要任务进行安排。至元三十年秋天这条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通惠河工程全部完成。从此南来的船舶经大运河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中。

此后郭守敬身兼天文和水利两方面的领导工作。至元三十一年他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但仍然要他过问水利方面的工作。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有人提议在上都西北的铁幡竿岭下开出一条宣泄山洪的渠道向南通往滦河。成宗把郭守敬召到上都商议。郭守敬根据地势和历年山洪资料指出这条宣泄山洪的渠道要宽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约8o—115米）。但经办此事的人认为郭守敬太夸大了就把他定的宽度缩减了三分之1 杨桓：《太史院铭》《元文类》卷十七。

一。谁知次年山洪暴时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滥成灾还险些冲了元成宗的行帐。元成宗在避水时叹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没有听他的话！”此后郭守敬的声望更高了。大德七年（13o3）元成宗诏令年满七十岁的官员都可以退休独对郭守敬因为许多工作都要依靠他故破例不准他退休。由此形成了一个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这样郭守敬就一直工作到去世。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天文工作上的贡献郭守敬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制造仪器、从事天文观测和为《授时历》作整理定稿工作。

一、天文仪器的制造郭守敬为完成《授时历》工作创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四件可携至野外观测用的仪器。这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在郭守敬的门人齐履谦为他写的传记中全有记载每件还附有极简洁的一二句赞语1。但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传记中合计仪器总数为十三件。由此后世研究家颇为迷惑。但细检齐履谦所记叙及其他各种史料实为十二件。至于四件可携式仪器则在齐履谦也全部罗列。这十六件仪器中有九件在《元史·天文志》有较详细记载：简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符、闚几和正方案。其中仅正方案被称为可携式仪器。

1.简仪这是郭守敬明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加以简化、改造而成。浑仪是一种赤道装置。它由七八个同心圆环组成共分三层。外层古称**仪起固定架构作用也可以测读地平方位角等读数。中层古称三辰仪包括赤道环、黄道环和白道环可以读取赤道度数、黄道度数和白道度数。内层是个双层的圆环古称四游仪。在这双层环中夹有一条两端开口、供瞄准天体用的窥管。四游环可以绕整个仪器的极轴旋转；窥管则可以在夹层中绕整个仪器的中心旋转。这样就可以把窥管瞄向星空中的任何一点。浑仪是中国古代在天文仪器方面的一大创造它在世界天文仪器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只是由于浑仪窥管外的环圈较多有相当一部分空间被遮蔽了使用效率受到一定影响。

郭守敬的简化是省去与黄道度数、白道度数有关的圆环。把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形成一架独立的仪器—立运仪。郭守敬的改造则是改造了同心结构把**仪和三辰仪中的两个赤道环都移到四游环的南端用一组云柱架子斜托着它们。四游环转动轴的北端则用另一组云柱结成一个小圆环让圆环中心套着轴的北端。转动轴安装得和天球周日转动轴（也就是地球自转轴）相平行。这样就形成一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这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后在现代天文望远镜中得到广泛运用。这是简仪成功的第一个事例。由于撤去了许多圆环在四游仪的上方一无遮拦观测范围和效率就有了增加和提高。

郭守敬对浑仪中的窥管也作了改革。传统的窥管是个细长的正方立柱管柱的两端开有圆孔。这种细长的中空的立柱体在加工精度上是比较困难的。郭守敬撤去了柱管的三个面只剩下一面可贴着四游仪环面转动。这一1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面就像一根尺子故改称窥衡。窥管两头开观测孔的小正方板现在是垂直立在那条尺上的故称为立耳。这样的构造比管子容易加工得多。

由于中国古代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位置时有自己的特点：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纬的量中国古代用其余角——去极度来表示；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经的量中国古代用入宿度（即待测天体与其前在二十八宿中某宿的距星的赤经差）来表示。前者在简仪中的四游仪上可以直接读出；后者在浑仪的情况下是采取二次观测法即把窥管先对准某宿距星从赤道环上读出四游仪所对的读数；然后快转动四游仪把窥管对向待测天体再从赤道环上读出此时四游仪所对的读数。前后两数相减可得天体的入某宿几度的数值。因为二十八宿的距星各有不同的去极度与待测天体的去极度一般来说也都不同因此即使是一个熟练的观测者在前后二次观测之间也都必须用相当一段时间。而天球是在不停转动的。这就使前后二次观测所得的差数并不是这两个天体之间真正的赤经差而是有一定的误差。针对这个情况郭守敬又在简仪上增加了二个部件。它们都是一条长尺称为界衡贴在简仪南部的二个赤道环上中心可绕着四游仪转动轴旋转。每根尺子的两端都用细铜线连接起来细铜线又穿过四游仪的北极轴端。于是二线一尺形成一个平面。观测时可以由两个人分别把一根尺的二条线对向距星或待测天体这样可以同时得到二个读数其赤经差的误差较之浑仪观测所得就可降低。就是在一人观测的情况下因为每次不需要瞄准一个点而是瞄向这个点所经过的线因此所需的瞄准时间也就少得多。这样也就降低了误差。

简仪的刻度也比较精细。古代浑仪刻度一般将圆周分成度或者3651 41oo 刻。每度后来又可分成4 等分每刻则分成6 等分。这样古代浑仪的最小刻度数是度和刻（古时分刻为分 刻即为分）。而简仪上的刻度则度分成等分； 刻分成等分即最小读数是度或刻1 41 61 611o1361 6o 1o1 1o 1 36与古浑仪相比读数精度大大提高了一步。

简仪的二个赤道环是重叠在一起的。一个固定不动好像浑仪的**仪中的赤道环上刻时刻制度。一个可以转动好象浑仪三辰仪中的赤道环上刻周天度数。为了增加可转环的灵活性郭守敬在二环中间装了四个滚柱这种机械装置可说是近代滚柱轴承的祖先。西方类似的明是郭守敬之后两个世纪的意大利大科学家达·芬奇所作出的。

2.候极仪古人早就知道北极星不在正北极点上在周日运动中北极星绕不动的北极画出一个圆。在安装浑仪时应把浑仪的转动极轴对准这个北极星轨迹的圆心。郭守敬明了候极仪专门用来作这件事。这件仪器的主要功用是校正仪器极轴的安装位置。故在简仪中就包容了它。在简仪南北极轴的大小两圆环中都有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十字中心就是极轴中心。北极一端的十字上叉处又置一小圆环圆环中有正置的正十字铜条。十字中心离北极轴中心有个固定的距离甲。简仪南极轴处也有一组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其上叉处置一方铜板板中心开一小圆孔。圆孔中心和南极轴中心的距离也正是甲。因此从南端的方铜板小孔中心到北端小十字中心的连线正与四游仪的转动轴中心线平行。通过南端小方铜板的中心向北观测应看到北极星在北端的小圆环内。当北极星的轨迹所画出的圆其圆心正好和小十字中心重合时简仪的极轴就被安装正确了。否则就应加以调整。

3.立运仪这是把浑仪中的地平环分离出来而构成的一个独立装置。一个地平环水平地卧在地上（仪器底座上）另一个可转动的环立在地平环的中心名为立运环。立运环的转动轴就是从天顶到地平环中心的铅垂线。立运环上也附有一条窥衡可以用它来观测天体的地平高度（或天顶距它与地平高度互为余角）。至于地平方位角的测定问题则因没有史料留存故只能推测：或许它是和简仪相仿有一条界衡它的两端用细线和立运环转动轴的上端相连。转动界衡让二线与所测天体重合就可从界衡所在读得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也可能不用界衡而是从立运环的所在估读出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一般而言古代对于地平方位角和地平高度这样的量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因此从立运环所在进行估读也不是件不可以的事。现今史料所传这件立运仪是安装在简仪北部的云柱架下的。实际上它是一件简仪的附属装置。虽然如此这件能同时读出地平高度和方位角的仪器在古代世界还是很有意思的。直到清初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北京制造的6 件仪器中有2 件是分别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地平经仪和测读地平高度的地平纬仪。在中国把二者功能合在一起的地平经纬仪则是法国传教士纪里安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所制造的。

4.仰仪这是一台铜制的、中空的半球面形仪器形状像口仰天放着的锅。半球的口上刻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半球内面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座标网。半球口上还用一横一竖两根十字交叉的竿子架着一块小板板心开一小孔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像坐标网上立即可以读出太阳此时在天球上的位置。更妙的是当生日、月食时仰球上的日像或月像也相应地生亏缺现象。这时从仰仪上可以观测出日、月食生的方位亏缺部分（称为食分）的多少以及各种食相生的时刻等等。这件仪器后来传入了朝鲜朝鲜人民把带小板的十字竿改成一根尖顶的竿尖顶位置则正在半球面的中心。这件改造了的仰仪能更精确地测读地方真太阳时因而改名仰釜日晷。现今在汉城就还有这样的实物遗存。

5.浑象这是一台天球仪与现代常见的天球仪本质一致只是安放在一只方柜子中。方柜的面相当于地平面半个天球露在方柜之上。柜内有机轮系统可以用漏壶流水来推带使之与实际的天球作同步运转。这是对张衡所创的水运浑象传统的继承。

6.高表古代有一种测量二十四节气时刻的仪器叫做圭表。表是根垂直立在地上高八尺的竿子或铜柱。圭是从表足下往北延伸的一根平放的尺子大多为石刻。每天正午太阳投射出表影落在圭面上测量影子的长度可以推算出冬至和夏至的时刻等等。圭表是件简单而实用的仪器、但有个缺点主要由于空气中微粒尘埃的漫射使表影的顶端界线模糊不清这就影响了观测精度。

郭守敬将圭表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原来表高的五倍故称高表。绝对数据增长到五倍同样的测量误差其影响就缩小了五分之四。关于这一点后世的天文学家也都认识到所以从阿拉伯世界到印度天文仪器巨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这方面郭守敬是先行者。

郭守敬的高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顶不是完全的实体实体只有三十六尺。在其顶上升起二条龙抬着一根水平的、直径三寸的横梁。梁心到表顶为四尺梁心到圭面为四十尺。郭守敬这样设计的缘故下文自明。

7.景符这是一件与高表相配合使用的仪器。一个座架斜撑一块宽二寸、长四寸的小铜板。铜板中心开一小孔。利用针孔成像原理使太阳光在小铜板背后成一光亮的像。把景符放在圭面上合适的地位当太阳过子午线时太阳和表梁在圭面上投出清晰的影子：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光点中间有一条纤细的黑线。测量从表足到那根黑线的距离这就是高表的影长。由于使用了针孔成像原理景符到圭面的距离很短这样阳光漫射使表影模糊的问题就解决了。

古代测量影长的读数精度只能到寸以下的分。再往下因为影端模糊的问题就不再有意义而且在刻度上求分以下的单位也很困难。郭守敬由于使用了景符测量的读数精度就可以到分以下的厘；厘以下还可估计到五毫。至于他在量度实践中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可达到厘和估到五毫的精度则史无明文无可猜测。

8.闚几这件仪器也是配合高表使用的。古代圭表技术只能用于测量太阳影长月亮和星星的光太暗弱没有人想过用圭表来对它们进行测量。于是郭守敬明了闚几来从事这件古人所没有想到的事。

闚几是一张长六尺、宽二尺、高四尺的桌子。桌面上开一道长四尺、宽二寸的缝。缝两旁刻上尺、寸、分的刻度。把闚几放在圭面上人蹲在几下进行观测。几面上横放着二根长二尺四寸、宽二寸、厚五分的木条称为闚限。它们的两头各比闚几长出的二寸处又各往下增厚二寸。这样它们就可卡紧在闚几边上。观测时用于挪动南闚限使其北边沿和高表横梁的下边沿及待测天体的下边相重然后再挪动北闚限使其南边沿和横梁上边沿及天体的上边重合。折取二闚限位置的中线所在就可得到天体的表影数。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表高就只有三十六尺。如果要求四十尺表的“影长”当然还要经过一定的折算。

重要的是据《元史·天文志》记载表明当时曾提到过用远隔两地的高表、闚几同日观测由此可以推算星、月离地面的距离。这样的测定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只可惜当时的推算方法和实测事例都没有留传下来否则将为中国天文学展史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

9.正方案这是一件所谓供行测即可以携带到野外用的仪器。是一块四尺见方厚达一寸的板。板四周开水沟放水可以调整仪器的水平位置。从板中心画一个十字直达边缘。以十字中心为心作十九个同心圆圆的半径从一寸起一寸一寸增加。最外第十九个圆则画成双重的以便中间画上刻度线。最内层的半径一寸的圆上做成一个高二寸的圆台。中心打洞洞内立表。表高一尺五寸冬至时则改为一尺高表；夏至时则改成三尺。改变表高的目的是使一年四季里中午表影一定会落在最内圆之外、最外圆之内。每天从日出开始监视正方案上表影的移动情况。每当表影正落到一个圆上时就记下记号。表影从西方进来到中午时影最短下午则影从东方出去。一般来说在一个圆上有二个记号。将这二个记号折取其中中点和圆心相连就得南北线。如果每个圆上都得到相同的南北线则这条线就是正确的南北线。当然做这种观测应当在太阳赤纬变化很小时效果较好。这主要是在夏至或冬至前后的若干天内若在春分或秋分日附近则太阳赤纬的变化较大此时只能使用正午前后少数几个圆上的观测结果。

有意思的是正方案也可以用来测定北极方向。把正方案侧立在已确定了的正南北线上。用某种方法测定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也即地理纬度）。然后从十字中心斜引一线与水平横线所成角度和地理纬度相等则斜线所指即为北极。以后在安装其他仪器时极轴所指即以此正方案上的斜线所指为准。

以上九件在《元史·天文志》中有介绍的仪器研究的人较多大体对其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都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1。其他七件中有二件可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找到一些史料。这二件中的一件是固定安装在天文台上用的叫星晷定时仪；另一件是所谓可携式的“行测之器”叫悬正仪。

1o.星晷定时仪根据齐履谦记述和赞语有人判断所描述的是具赤道式日晷。故提出星晷和定时仪是两件仪器1；其实齐履谦的记述有脱文失落了赤道式日晷的名称和星晷定时仪的赞语2。但从《李朝实录》卷七十七《世宗实录》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日条记载这些猜测都错了。星晷定时仪应是一件仪器《李朝实录》称之为日星定时仪。星晷定时仪中的“星晷”二字应理解作星和晷这个晷字作日影解而不作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器物解否则将和定时仪中的仪字意义重复。但星晷二字合在一起确实有这么一种器物。例如《明史·天文志一》中就几次提到星晷这种仪器。所以星晷定时仪一词确实容易引起误会。朝鲜学者改称为日星定时仪是很合理的。关于这件仪器的具体情况齐履谦留下的四句赞语：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

此外则无考。但在《李朝实录》中却有对日星定时仪结构的详细介绍此段文字转录于下：（日星定时仪）其制用铜为之。先作轮势准赤道有柄。轮经（径）3二尺厚四分广三寸。中有十字距广一寸五分厚如轮。十字之中有轴长五分半经二寸。北面剡掘中心存一厘以为厚中为圜穴如芥。轴以贯界衡穴以候星也。下有蟠龙含轮柄。柄厚一寸八分入龙口一尺一寸出外三寸六分。龙下有台广二尺长三尺二寸有渠有池所以取平也。轮之上面置三环。曰周天度分环曰日晷百刻环曰星晷百刻环。其周天度分环居外运转外有两耳经二尺厚三分广八分。日晷百刻环居中不转经一尺八寸四分广、厚与外环同。星晷百刻环居内运转内有两耳经一尺六寸八分广、厚与中、外环同。有耳所以运也。

三环之上有界衡长二尺一寸广三寸厚五分。两头中虚长二寸二分广一寸八分所以不蔽三环之画也。

腰中左右各有一龙长一尺共捧定极环。环有二。外环、内环之间勾陈大星见；内环之内天枢星见。所以正南北赤道也。外环经二寸三分广三分。内环经一寸四分半广四厘。厚皆二分。些少相接如十字。界衡两端虚处内外各有**。定极外环两边亦有**。以细绳通贯六穴而结于界衡之两端所以上候日星而下考时刻者也。

周天环刻周天度每度作四分。日晷环刻百刻每刻作六分。星晷环亦刻如日晷。但子正过晨前子正如周天过一度为异耳。

1 参见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 年版。

1 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

2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3 原文以“经”字代“径”字。下同。

上述文中把日星定时仪的大小、结构乃至一些细部都已说得很清楚可不必再作解释。唯一不太清楚的是捧定极环的二条升龙立在什么地方？所谓“腰中左右”究竟是什么涵义？此事幸得上引《李朝实录》原文之后还有一段铭文：“双龙挟轴擎定极环”。可见这：“腰中”就是“贯界衡”的轴。这两条龙当然不会站在界衡之上因为这样将要妨碍观测。应当是站在赤道轮中的十字距上的而且从器物本身平衡的考虑可以推知当是在子午向的那条铜距上的。

仔细推敲这段文字可以现日星定时仪与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可能有细节上的差别。这主要是指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中是“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也就是说星晷定时仪中未必有一套定极环等等的结构而是用某种方法测定了北极方向之后用一根指标竿固定地对向它就行了。这样做当然不如有定极环可以随时观测校正仪器的极轴方向；反之它因为没有二条立龙故此仪器的使用范围要比日星定时仪来得宽广些。两者各有利弊。

11.悬正仪这件可携式仪器过去被推测为是一种校正仪器垂直方向的辅助仪器。1究竟具体结构是什么？中国文献中未查到资料。查《李朝实录》在卷七十七“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条下记有戊午年春承旨金墩所作的一篇记。记中描述了世宗十四年壬子秋七月起世宗命大提学郑招、艺文馆提学郑麟趾、中枢院使李藏及户曹判书安纯等制造天文仪器修筑简仪台、报漏阁、钦敬阁等工程情况。还提到了当时所造的多种日晷。其中有一种称为悬珠日晷结构如下：方趺长六寸三分。竖柱趺北凿池趺南。画十字于趺北。悬锤于柱头与十字相当则不必水准自然平整。画百刻于小轮。轮经三寸二分。有柄斜贯于柱。轮心有窍贯一细线上系柱端下系趺南。线影所在便知时刻。

这是一台赤道式日晷只是用北高南低的一根线来代替通常的晷针罢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悬锤校正的设备和方法。在趺北画一个十字从柱头悬一个小重锤下来当它与十字中心相当就使仪器自然得以平整。这种装备和校正方法在天平日晷、定南日晷等仪器中曾多次使用。这应是郭守敬所明的悬正仪。正象郭守敬的候极仪成为简仪中的一个装置一样悬正仪也可以不是一件独立的仪器而是一件辅助装置。

此外还有玲珑仪、证理仪和日月食仪三种固定式仪器丸表、座正仪二种可携式仪器尚未有可考的资料以使研究者们得到肯定一致的结论。

12.玲珑仪关于此仪郭守敬当年的下属太史院校书郎杨桓写过一篇铭文1；明代叶子奇的《草木子》中也有一段关于玲珑仪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有人判断玲珑仪是一种演示性的假天仪2。人进入仪器腹中去仪器本身是个中空的大圆球球面上凿着与恒星位置相应的孔。人在里面可以看到星星的东升西落。也有人认为这是件假天仪式的浑象天球的制作材料是与玉相类似的半透明的玻璃3。

有人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札记认为这是一件精巧的浑仪④。更有1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1 杨桓：《玲珑仪铭》《元文类》卷十七。

2 李迪：《对郭守敬玲珑仪的初步探讨》《北京天文台台刊》第11 期1977 年7 月。3 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みすず书房198o 年版第2o7—2o9 页。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4 卷第459—464 页。人指出这件浑仪是明代仿制浑仪的母体5。据说晚清时来华的伟烈亚力（a1exandery1ie1815—1887）就认为利玛窦在札记中所描述的浑仪是玲珑仪6。后来德礼贤（dasqua1em.d'e1ia）在编辑《利玛窦全集》及研究利玛窦札记中所述在南京所见天文仪器那一大段文字时也将利玛窦所见到的浑仪释为玲珑仪1。但事实上这都是误解。利玛窦本人并未说过自己在南京所看到的那架精美巧妙的浑仪有个玲珑仪的名字。

有人详细分析了杨桓《玲珑仪铭》等较可靠的资料后认为只有解释作假天仪式的浑象才比较合理2。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铭文中“十万余目经纬均布”“遍体虚明中外宣露”“人由中窥目即而喻”等句的理解就观测用的浑仪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13.证理仪齐履谦赞语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则一之作证理仪。”所谓“证理”是指证明古人称月行九道实即一道的道理。至于如何用仪器来证明法因无线索无可推测。

14.日月食仪齐履谦赞曰：“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这件仪器是用来验证历法的所以可能是一件具有实测性能的仪器。究竟如何尚待研究。

15.丸表据推测可能是一具新型的天球仪式日晷。在一个可携式天球上刻着时角一赤纬坐标网。天球赤道上安设一条赤道环。赤道环上装一根可沿环移动的、垂直天球面的晷针。当把这样的丸（天球）表（晷针）携到一个新的地点后先把丸表的极轴校正得与天的极轴相平行。丸表上的赤道环与天赤道平行。这时移动晷针当它的日影最短时从晷针所在的时角线即可得知地方真太阳时。

16.座正仪这当是一种校验大型仪器底座的水平位置是否正确的仪器。可能是从中国传统的水平仪展而来的。

以上十六件仪器都是郭守敬在为创编《授时历》的工作期间所明制造的。而在创编《授时历》工作前后他还制造并创作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多数是计时器或与计时器有关的仪器。工作之前制作的仪器有：17.宝山漏这是根据燕肃莲花漏的原理建造的。

工作之后所制作的仪器有：18.大明殿灯漏又称七宝灯漏。作于元世祖晚年。此仪器《元史·天文志》有关于外形方面的记载。这是一架高一丈七尺的大型仪器有四层。顶层是代表日、月、参星、心星的四个神每天左旋一周。次层有龙、虎、鸟、龟四种动物像分布在东、西、南、北四方每到一刻就跳跃鸣叫。再次层有十二神分执时辰牌。到某个时辰该神就在四门通报。另外有一个人常以手指时刻牌上的刻数。最末层在四角上各设钟、鼓、钲、铙各有一人一刻鸣钟二刻打鼓三钲四铙。所有动力机构和主要传动机构都藏在一个柜子里用水来推动。

此器因较复杂也没有关于机械部分的任何说明流传下来故迄今尚未5 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6 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

1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 卷第5 章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53 页中译者注2。2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第2 节“关于玲珑仪”《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期。

有人作过研究。

19.灵台水运浑天漏1 制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这又回到古代的水运浑象传统既有报时刻的部分又有演示天球周日转动的部分。这项仪器的复杂程度远较原来的要高。其中主要是有日月二环在随天球作周日转动的同时又要表演其在星空间的周期运动。因为日、月的运转度不同且日的视运行轨道——黄道与天球转动的赤道不在同一平面上这种机械结构就比黄赤道在同一平面时的结构要复杂得多。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台仪器的机轮共有25 个那的确比宋代苏颂《新仪象法要》所记的机轮要多。2o.柜香漏中国古代有焚香的习惯或为敬神礼佛或为去秽除臭。如果香制得均匀燃烧时空气相对稳定那么焚香可以作为计量时间的一种方法。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晷漏四法”条记道：“铜壶、香篆、圭表、辊弹。”这香篆就是香漏。因为把香制成曲折盘蛇形（以减少占地面积而又能燃多时间）有如篆字故称香篆。郭守敬把香放入柜中大抵是为了保持燃烧时空气流的稳定。至于其具体结构则无资料可考。

21.屏风香漏这当是把香篆放在屏风上的了。齐履谦说“以备郊庙”1大概这件屏风是在皇帝祭神、祀祖时放在神庙里的。郊祀庙祭时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多有时刻规定因此计时仪器是少不了的。使用屏风香漏则兼有计时和敬神的作用。

22.行漏这是供皇帝出行时随行用的。《宋史·舆服志一》记有一种行漏舆要用六十人来抬着走的。舆中的漏是一种很大的秤漏。郭守敬的行漏是个什么结构也因缺乏史料已无考。

综观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仪器大多具有设计科学、结构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点而且绝大多数都注意到仪器安装的校正装置。他的创作博得同时代和后世的高度赞扬。王恂是很高傲的人每见到郭守敬的新创作皆为之心服。三百年后利玛窦在南京看到几件明初从北京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天文仪器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1。这几件仪器后又于清初运回北京。后来在十八世纪康熙、乾隆年间的几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当作铜材熔化掉了。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二、天文观测郭守敬运用他改进、创造的天文仪器进行了许多精密的天文观测从而使《授时历》的编制有了可靠的观测基础。他所从事和领导的观测项目甚多。仅举几例来说明。

1.冬至时刻的测定冬至时刻是中国古代编算一年历日的起始时刻是极重要的基本数据。

郭守敬在大都运用4 丈高的木表每天中午太阳到正南方时观测影长。然后运用数学方法推算出从至元十三年冬至到十六年冬至的时刻及这期间的三个夏至的时刻。这中间共利用了九十八组观测数据反复核较处理是很谨1 此器在《四库全书》本的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中称为“灵台水浑莲浑天漏”。显然有误。1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1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年版。

慎的2。

他还从八百多年前的祖冲之所做的冬至时刻观测开始选取历史上比较可靠的六次冬至时刻的测定由此定出了一个回归年数值为365.2425 日。此数值与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制成于1199 年）中的数值相同是祖冲之以来最精密的数值。郭守敬还进一步证实了回归年长度逐渐缩小的规律定为每百年往后减少万分之一日。此数虽较现代天文学测定的数值要大（约为后者的16.3 倍）但却优于其前辈杨忠辅（杨忠辅的数值约为现代值的34.5倍）。

2.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测定中国古代为了确定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就在天空黄道、赤道带附近选取了二十八组恒星作为量度日、月、五星位置的相对标志。这二十八组星称为二十八宿。每组星中又选取一颗星作为标志星称为距星。这一宿的距星到下一宿距星之间的赤道度数（即这二颗星之间的赤经差）称为这一宿的距度。二十八宿的距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基本数据之一。从西汉太初改历时的唐都起到郭守敬为止中国历史上共进行了六次测定。以郭守敬的测定精确度为最高其误差的绝对值平均为o°.o75 或4＇.5。

郭守敬还做过全天星表的测定工作。所谓星表通常是指具有坐标位置的恒星目录。中国最早的星表是分载于唐《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星表》。此表约共121 颗星（今本《开元占经》佚失6 星）坐标位置取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一入宿度和去极度。据研究此表测定于西汉中期约公元前78 年1。其后唐、宋两代也都有过全天性的星表测定。其中以宋仁宗皇祐年间（1o51—1o53）所测星数为最大在中国古代283 星官（星组）1464 星范围内大约测定了将近36o 颗星2。郭守敬的工作应当汇集在他的《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及《新测无名诸星》一卷两书中。遗憾的是这两书都已不存。从这留下的二个书名可以推想前一部书是当时有关中国传统的全部1464 颗星的星表后一部则是出了中国传统星官范围的其他恒星。令人感兴趣的是郭守敬是选取的哪些无名星？根据什么原则选的？怎么称呼它们？这些星的选取和阿拉伯的星表是否会有某种关系？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由于此书一佚均无法解答。

前一部书虽已佚但最近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明代抄本《天文汇钞》收了一篇题为《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的文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图的形式绘出传统星官中的267 官1374 星（其余16 官89 星当是某种遗漏）且在741 颗星的边上注出了该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另有633 星未注数据。对这份特殊形式的星表潘鼐认为是元代郭守敬所测无疑1。其理由：（1）其中列有二十八宿距度数值和黄道十二次宿度数值均与《元史·历志》所载《授时历经》中的数据相同2。（2）各种度值数据均采用百分制即1 度分为1oo分。这与郭守敬的方法也相同。

对此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所载的不是郭守敬的数据而是其后2 关于具体计算方法参阅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三章（一）第67—72 页。1 孙小淳：《汉代石氏星官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 卷2 期1994 年。2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3 章第3 节学林出版社1989 年版。

1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 年版。

2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 年版。

一百年左右的明初人所为。其结论主要来自对741 颗星的座标数据所作的数理分析；同时指出所绘的冬至、夏至点和春分、秋分点的位置也是明初的数值3。虽然他和潘鼐的结论不同但他也承认该书曾受到郭守敬的深刻影响。

3.四海测验中国古代历法都是以都作为计算基点。许多天文现象如日月交食的时刻、食分当地的昼、夜时间长度等等却是因地而异。在唐代僧一行在改历时就提出应派观测队到全国十三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以便使新历能适应全国的要求。元朝比唐朝疆域辽阔因而郭守敬奏请元世祖批准派出十四个观测队到全国二十七处地点观测。这次史称“四海测验”的部分结果在《元史·天文志一》有记载。有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和大都七处各测出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地理纬度）、夏至日中时八尺高表的影子长度（大都为四十尺高表的影长）以及这一天的昼、夜漏刻数（昼夜时间长度）。其余二十一处地点则只留下一项北极出地高度的数据。据对现今可考的二十处观测地点所测北极出地高度计算平均误差为o°.35。关于检验夏至日正午表影的数据以大都、和林、岳台三处可考的地点来说只误差几分（现代单位1 度＝6o 分）最大也仅13 分。其精确度是比较高的1。

4.黄赤交角测定地球的赤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也称为赤道或称天赤道。地球绕日公转的轨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称为黄道。黄道和赤道之间有个交角称为黄赤交角。这是天文学上的基本数据。许多历法计算上的问题都要用到这个数据。郭守敬通过观测太阳一年中去极度的数据得到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夏至去极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这两个数据相减差数除以2即得黄赤交角为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化成现代使用的单位则为23°33＇33″.9。运用现代历书天文学公式可推知当时的黄赤交角值应为23°31＇58″.o2。郭守敬的误差为1＇35″.9。古代的黄赤交角测定值中虽然有比郭守敬更精密的。例如北宋史序等人编撰的《仪天历》其误差只23″.9。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误差也仅39″.o。他们都比郭守敬要精密。但郭守敬的观测在当时世界上已是非常先进的了。欧洲要直到三个多世纪以后才有可与郭守敬相比的观测出现。

5.一些历元时刻的测定在现代天文学上各种天文周期都有自己的起算点。这种起算点称之为有关的历元。当然在推定、编排一部天文年历或民用历书时都只能用一种历元为主而把其他历元都归算到这个指定的历元时间系统中去。在中国古代这些归算的目标和方法都比较特殊。实际上是推算出一个理想的历元这个历元是各种天文周期的共同起点。因此这个理想的历元一定离开现实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古人称之为上元。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各种天文周期的数值测定得越来越精确这个上元离开现实3 孙小淳《〈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提要》《中国科技典籍通汇·天文学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1 潘鼐、向英：《郭守敬》第三章第（三）节第79—86 页。

2 现代历书天文学关于黄赤交角ε值的计算公式是由美国天文学家纽康（simonnenetb）于19o1 年提出的公式为：ε＝23°27＇o8″.26—46″.845T－o″.oo591T2＋o″.oo181T3 式中T 是从19oo 年起算的儒略世纪数（1 儒略世纪＝36525 日）往过去为负。

也越来越远。例如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中的上元离他的编历年份竟有8863 万余年。如此巨大的数字要在历法编算中使用对古人来说是件极其费力的事。因此到郭守敬时代王恂等人就决定断然废除上元。他们改用至元十八年（1281）天正冬至（即至元十八年开始之前的那个冬至时刻实际上在至元十七年内）为其主要起算点。其他各种天文周期的历元均推算出与该冬至时刻的差距称为相关的“应”。由此形成一个天文常数系统。在这个天文常数系统中《授时历》提出了七应。这些应值的确定先必须依赖有大量的天文观测有的还须经过复杂的计算但郭守敬及其观测班子的工作则是个基础。

这七应是：（1）气应。这个数据的含义是从作为历元的那个冬至时刻与其一个甲子日夜半之间的时间距离。郭守敬等人历时三年多的对日影长度的观测共取得九十八组数据。并进而推算出这三年中的冬至及夏至时刻最后确定至元十八年的天正冬至为己未日六刻正。用现代通行的单位说那是在128o 年12 月14.o6 日。按照现代理论的推算郭守敬等人测定的这个冬至时刻十分精确。（2）转应。历元时刻与其前面一次月亮过近地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从所留数据得知郭守敬测定的那次月过近地点时刻在128o年11 月3o.87 日。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o.15 日。这是历代测定中最佳结果之一。（3）闰应。历元与其前一次平朔之间的时间距离。（4）交应。历元与在其前一次的月亮过黄白道降交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5）周应。历元时刻太阳所在的赤道宿度位置与赤道虚宿六度之间的角度距离。这是7个“应”中唯一不是时间量的“应”。但因郭守敬等人把一个圆分成365.2575度其数值和太阳（实即地球）的一个恒星年（相对任一颗恒星太阳在天上绕行一周的时间）长度365.2575 日完全相同。故周应虽然是个角度的量但却完全可以当作时间量来运算。郭守敬等测定在历元时刻太阳在赤道箕宿1o 度。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o.22 度。在古代诸历中准确度是比较高的。（6）合应。历元与其前一次五大行星平合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因为每颗行星的平合时刻各不相同所以合应实际上是5 个数据。（7）历应。历元与其前一次的五星过近日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这实际上也是5 个数据。

以上十五个数据中除水星平合时刻和火星过近日点时刻这两个数据的误差较大外其他都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最精确的或近于最佳的。

三、《授时历》在《授时历》创作中郭守敬虽然有专业分工他负责制器和测验但与整个创作中的其他部分以及总体工作并非全然无关。《授时历》的编制是一件规模较大的集体工作。工作中既有专人分工负责也有重大问题的集体讨论。《元史》作者除了在王恂、郭守敬的列传中记叙了改历之事外还在许衡、杨恭懿等人的列传中也作了相当篇幅的叙述。这些叙述中都透露出《授时历》编撰工作的集体性。按照当代科学史家钱宝琮的观点甚至可认为早在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等人同学的时代他们就对历法问题有过许多探讨1。

在估价集体工作的体制下郭守敬的作用时应注意的是：一方面郭守1 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初刊于《天文学报》四卷二期 1956 年12 月。收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的《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352—376 页。敬所分工负责的任务一定会吸收别人的智慧和劳动。例如关于全天恒星星表的测定就不是哪一个人所能独力完成的。至于在测定七应的工作中也离不开历法的推算和对数据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该肯定在整个历法的创新和改革中也凝结着郭守敬的贡献和智慧。在新历颁行后不久主要骨干王恂等因先后去世或辞归2唯剩下郭守敬继续工作一人整理了《授时历》全部文稿。因此郭守敬功不可没。这也就是后人把《授时历》的成就都归于郭守敬的重要原因。《授时历》除了在天文数据上的进步之外在计算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的创造和革新。主要特点有：1.废除上元积年这一点前面已述。

2.以万分为日法古代的天文数据都以分数形式来表示。例如《四分历》的回归年长度为日朔望月为日。这中的就称为日法。

西汉《太初历》或《三统历》取朔望月为日回归年则为日。

365142949994o429438136538515391 4这两历就称81 为日法。后人为区别起见又称《四分历》的4 为岁日法而《太初历》的81 则为朔日法。后世各历也都有自己的朔日法或岁日法。唐代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曾明回归年和朔望月统一的日法但其用分数表示的方式一直未变。但这种分数方式难以立即比较数值的大小在历法计算中又需作繁杂的通分运算很不方便而且随着天文数据测定的进步古人实际上已逐渐明白无法用一个分数来完全准确地表达这个数据的值。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有人企图打破分数表达法的老传统。南宫说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o5）编的《神龙历》即以百进制为天文数据的基础。曹士 于唐德宗建中年间（78o—783）编的《符天历》更明确提出以万分为日法。但《神龙历》未获颁行。《符天历》只行于民间被官方天文学家贬称为小历。到《授时历》中始以宏大的革新精神断然采用以万分为日法的制度使天文数据的表达方式走上了简洁合理的道路。

3.明正确的处理三次差内插法方法自隋代刘焯以来天文学家使用二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等各种非均的天体运动。但实际上唐代天文学家已现许多运动用二次差来计算是不够精确的必须用到三次差但关于三次差内插公式却一直没有找到只能用一些近似公式来代替。《授时历》明了称之为招差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三百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而且招差法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推广到任意高次差的内插法这在数据处理和计算数学上是个很大的进步。

4.明弧矢割圆术天文学上有所谓黄道坐标赤道坐标、白道坐标等等的球面坐标系统。现代天文学家运用球面三角学可以很容易地将一个坐标系统中的数据换算到另一个系统中去。中国古代没有球面三角学古人是采用近似的代数计算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授时历》采用的弧矢割圆术将各种球面上的弧段投射到某个平面上利用传统的勾股公式求解这些投影线段之间的关系。再利用宋代沈括明的会圆术公式由线段反求出弧段长股关系的方法是完全准确的。它们与现今的球面三角学公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 王恂卒于至元十八年。许衡于至元十七年告病辞归次年卒。杨恭懿至元十八年辞归后即不再返回朝廷。张文谦于至元十九年拜枢密副使次年病故。张易于至元十九年受他人案件的株连而被处死等等。1。

以上这些计算方法上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王恂但是其他学者也为此付出了劳动。特别由于郭守敬是《授时历》的最后整理定稿者使这些突出的天文学、数学成就得彰后世故其功不可没。

水利工程上的成就郭守敬生平的第二项事业是水利。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项工程：修复西夏水利和开凿通惠河。

1.修复西夏水利所谓西夏水利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府银川市）一带黄河两岸的水利设施。

这一带早在秦汉时起就6续开凿了许多河渠引黄河水灌溉由此构成一张水渠网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粮仓。但在元朝开国前历年征战严重毁坏了原有水利设施使此地九万多顷良田荒芜人民常年处于饥饿之中。郭守敬的有关修复水利工作主要据齐履谦的记述1。

郭守敬对原有的十二条正渠六十八条大小支渠“因旧谋新更立牐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整修原有的渠道使之焕然一新原有已损毁的牐堰也修补更新。总之这项工程大抵是因旧整修即令有新渠开挖、新牐堰的建立也不会很多。所以全部工程才能“役不逾时”干了不到一个季度“渠皆通利”。当然这也是因为涉及千百万人的生计大事上、下均望其成。投入和工效一定都是极高的。此事的成功对郭守敬来说在于他有组织大型工程的才能干的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因而人民才会在渠上给他立生祠。

2.通惠河的开挖元世祖把都定在大都（今北京）。为了供养大都臣民的生活保证帝王、贵族们的享用许多物资都要从南方运来其中粮食每年需要从南方征运数百万斤之巨。在金代就利用华北平原上的天然水道与自隋唐以来6续开挖修建的南方运河相连网建立了一个水上运输系统从南方往金朝中都（今北京）运送粮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系统的终点不是在大都而是在京东的通州。通州距离金中都和后来的元大都还有好几十里路。这一段路程就只能依靠6运。而6路运输的成本很高并且一到雨季道路泥泞难行牲口倒毙粮车陷在泥中运输效率极低。因此自金朝起人们就力图开凿一条从通州直达京城的运河以解决运粮问题。

通州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往通州沿途筑一系列牐坝使南来的船逐级上驶。这样就必须在大都城周围寻找水源以保证运河的水量。大都城郊有西北方的高粱河西南方的凉水河其水量都很小不敷运河的用水。大都城北几十里处有清河和沙河虽有一定水量却因地形自然流向东南成为通向通州的温榆河的上游。大都城西几十里的浑河（今称永定河）水量在当时是相当大的。金朝时曾从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1 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文中专有一节讨论弧矢割圆法见《天文学报》四卷二期1956 年12 月；收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1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麻峪村开了一条运河经过中都注入通州城东的白河。但因浑河中泥沙极多运河很快淤积；加之夏、秋洪水季节浑河水极其汹涌极易泛滥对运河两岸造成威胁。所以开凿了十五年之后又复把运河上游的口子填塞了。这个使命最终落到了郭守敬的身上。而郭守敬也不是一举成功的。

由于金朝开挖的运河正流经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的一段完全可以利用因此所需解决的只是上游的水源。

早在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郭守敬初见忽必烈时所提的六项水利工程计划中第一项提的就是此事。他计划把清河的上源中从玉泉山涌出后东流经瓮山（今万寿山）南面的瓮山泊（今昆明湖的前身）再向东的那一支流改道向南注入高粱河再进入运河。这项计划曾经实施。但因只是一泉之水只能用于增加大都城内湖池宫苑的用水量对航运则无裨益。

三年以后他从西夏回来又提出了修运河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利用金人所开浑河的口子只是另在金人运河的上游开一道分水河引回浑河。当河水暴涨危及下游时就开放分水河闸口解除对大都城的威胁。同时考虑到浑河水携来的泥沙问题他撤去了运河上的闸坝以使泥沙自然运走。这种设想固然有其道理但大都到通州运河段的水位下降梯度虽比大都以上的运河段梯度较小却仍然是相当大的没有闸坝控制巨大的粮船就无法逆流而上。因此这个方案在至元十三年（1276）实施完成以后只对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及放送西山砍伐木料的作业有所帮助。

此后郭守敬总结了两个方案失败的教训并在大都周围仔细地勘测水文和地形起伏情况。只是由于他又被调去修历才把此事搁下了。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建议利用滦河和浑河溯流而上作为向上都运粮的渠道。元世祖不能决断。派太史令郭守敬去实地勘查。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已现这些建议不切实际。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其中第一个就是他已筹划多年的大都运河新方案。

这个方案利用他第一次方案中凿成的把瓮山泊流出的一支清河上源引向南面高粱河的河道。为了进一步扩充水源又把昌平县神山（今称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此后河水并不径直南下而是反向西引到西山脚下再沿西山往南沿途拦截所有原来从西山向东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使汇成流量可观的水渠再经高粱河进入流向通州的运河。因为这些都是清泉水源泥沙很少运河下游可以无顾虑地建立船闸使粮船平稳上驶。元世祖对这一方案极为重视下令重设都水监命郭守敬兼管都水监事并调动几万军民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动工。开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员一律到工地劳动听郭守敬指挥。此举虽然只是个象征但却反映了元皇朝对这条运河的重视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权威。整个工程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运河连同全部闸坝工程就完成了。这条运河被命名为通惠河。而自昌平到瓮山泊的一段又特称白浮堰。从此以后南来的船舶可直驶到大都城中作为船舶终点码头的积水潭上登时桅樯如林热闹非凡。通惠河不但解决了运粮问题而且促进了南货北销繁荣了大都城的经济。

通惠河工程从技术上来说最突出的是白浮堰线路的选择。白浮泉的源地海拔约六十米高出大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角约十米。但因两者之间隔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地带它们的地势都在五十米以下甚至还不到四十五米。因此如从白浮泉直线南下则泉水势必沿河谷东流而下进不了运河。如果用架渡槽的办法则也只能引白浮一泉之水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费工甚巨。而郭守敬所选的线路虽然迂回却保持了河道较小的水位落差梯度且可拦截沿途所经的诸多水源使流入运河中的水能有较大的水量。因为从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线距离有六十多华里（三十多公里）在这么长的路程上地形有几米的起伏那是很微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郭守敬的地形测量技术实在是很高的。当代许多地理学家考察了白浮堰线路之后对郭守敬的成就无不交口赞誉。

光辉业绩郭守敬的毕生事业和主要成就虽在天文和水利两个方面但他却是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有他的创造性的贡献。

他曾提出以海平面作为基准比较大都和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两地地形高下之差这是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创始。

他在西夏水利工程结束后曾溯黄河之流而上探寻黄河的源地。由此他成为以科学考察本身为目的专程探求黄河河源的先驱者。他的探查结果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传世的第一部河源考察成果专著为都实所撰《河源记》此是至元十七年（128o）都实奉忽必烈之命专程考察河源的纪实。先前郭守敬的考察对都实肯定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简仪中使用了滚柱轴承以使简仪南端的动赤道环可以灵活地在定赤道环之上运转。西方的类似装置是在二百年后才由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明的。

他所创作的大明殿灯漏是第一架与天文仪器相分离的独立的计时器在中国钟表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在景符、仰仪等仪器中反复运用了针孔成象原理。这在中国光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成就。

这样一位有多方面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身后自然会得到后人的赞扬和敬仰。

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对他更隆重纪念。1959 年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门厅中陈列了他明的简仪元代展品中设立有他的胸像和事迹介绍。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家乡建立了郭守敬纪念馆。在北京积水潭上的汇通祠中也陈列有关事迹和开挖通惠河的介绍。1962 年邮电部就行绘有郭守敬像和简仪的纪念邮票共二枚1。197o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其位置为134°8°n。1977 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小行星2o12 号正式命名为郭守敬星。中国天文学会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委托在八十年代举办过几届有关天文学前沿的世界性讲习班这些讲习班也是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

1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共8 枚）编号纪921962 年12 月1 日行。郭守敬像为第7 枚简仪为第8 枚。

第十七章王祯黄道婆忽思慧第一节王祯王祯的身世和劝农活动王祯《元史》中无传《山东省通志》也未载他的事迹只知他是山东东平县人。《东平县志》有“王构传”附带一笔提及：“同郡有王祯者为丰城1县尹著《农书》行世。”

王祯活动的时代正当元朝初期至中期。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建国号为“大元”。他在未登大位前就已采纳耶律楚材等的建议重视农业生产。登位后即“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同时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具体措施设置农业管理机构和官员。中统元年（126o）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中统二年立劝农司。至元七年（1278）“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元史·食货志》）。同年又颁布劝农立社条规十四条。此外还组织人编写和多次印《农桑辑要》一书。元皇朝统一江南后江南经济得以继续展东南地区北运大都的粮食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三百五十多万石。经济作物棉花这时已推广到淮河和长江流域。随着全国农业的恢复和展迫切需要一部总结并指导南北方农业生产的农书。而元初编写的《农桑辑要》有很大局限性所记载总结的农业科技知识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王祯的《农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王祯的家乡东平位于山东西部是大运河和黄河交汇之处元初已文人荟萃。当时名士加王磐、李昶、徐世隆等都先后在东平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人才著名的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谦等。孟祺于至元七年（127o）任山东西道的劝农副使也是《农桑辑要》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行对包括王祯在内的东平知识界必然有所影响。王祯自元贞元年（1295）至大德四年（13oo）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在任期间他生活俭朴曾捐出薪俸兴修当地的学校、桥梁、道路教农民种植树艺施舍医药给有病的穷苦人。六年后调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尹。由于王祯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颇有好评人们称他“惠民有为”（《旌德县志》）。据《农书》他自称：“愚尝客居江淮”1“尝见于江浙农家”2“又见江南春夏之间用此挟贮泥粪”3均反映了王祯对当时的江南农业生产是非常熟悉的。

从《农书》的字里行间还可分析出王祯的思想品行。

先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农书·自序》开头就说：“农天下之大本也。”又说：“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遵循这种农本思想身体力行教民耕织。为了1 此丰城应为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

1 《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沙田”条。

2 《农器图谱集之八·蓧蒉门》“筛谷拐”条。

3 《农器图谱集之十二·舟车门》“划船”条。

总结经验他立志编写一部《农书》“不揆愚陋搜辑旧闻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三百有七十。”戴表元为《农书》写序介绍王祯在旌德时劝农事迹：“丙申岁客宣城县闻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施德治。问之其法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 、麦之类所以时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杷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他县为宰者群揶揄之以为是殊不切于事..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赖而诵歌之。”1二是重视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和农器。王祯在写作《农书》过程中重视对新明的农器和生产技术的搜集并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在推荐民间新创可兼磨、砻、碾三用的水转轮轴时说：“一机三事始终俱备变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2《农书》本身就是一部收集和推广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器的科学著作。

第三反对虚文重切实致用。王祯认为进行“劝农”工作必须“加实意行实惠验实事课实功”；“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这样农民才能“恳恳然劳之哉”。王祯反对当时劝农工作中不讲究实效徒具虚文的做法说：“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报告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在《农书》中他从实用目的出着意比较南北方的农具、耕作和蚕桑方法等的优劣加以介绍交流推广。

第四同情农民反对统治者无止境的剥削。《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写道：“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朘削脂膏以肥己”。指出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使“其间有收刈甫毕无以糊口者”1。他宣传提倡北方农村中的“锄社”认为此可以挥小农互助力量的作用“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为锄社甚可效也”2。

综上所述可见王祯是一位具有正义感又较体恤民情和克尽职守的地方官吏。

《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展王祯《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有重大贡献。关于写作时间《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中称：“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是《农书》方成”；在“自序”中则记为“皇庆癸丑”。由此可知《农书》始撰于他任旌德县尹时到永丰县二年以后即皇庆二年（1313）才脱稿。明代和清代中期以前的官私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的元刻本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书在永乐年间（14o3—1427）被收入了《永乐大典》。明嘉靖九年（153o）山东布政使司根据一个抄本刻印这可能是此书完整的最早刻本。万历二年（1574）山东济南府章丘县县署又翻刻1 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

2 《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

1 《农桑通诀之四·蓄积篇》。

2 《农桑通诀之三·锄治篇》。

一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邓渼又据“嘉靖本”重刻行款有了改变插图略有删减。这刻本较稀见。在明代共刻过三次三种刻本均为同一来源。清代中期以前本书流传不多。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收入本书称“库本”。“库本”比“明刻本”多一篇作者“自序”书的次序和内容都有些出入。“武英殿聚珍板丛书”也收入了本书这是清代的第一次印本系据“库本”参考“明刻本”改订的有的地方甚至与这两个版本都不同即后来流传很广的几种版本之祖本。晚清时全国上下提倡“实学”福建、广东、上海也都有翻刻。民国以后有1924 年山东农业专科学校排印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入“万有文库”。新中国建立后有1956 年中华书局铅印本仍用“万有文库本”纸型稍有修改1。1981 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王毓瑚校订本文字以“库本”为主用“嘉靖本”校补并参考其他版本此是迄今最好、也较接近《农书》原貌的本子。

王毓瑚校订的《王祯农书》内容大体如下：开头是王祯写的“自序”；接着是正文共计三十七集三百七十一目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是“杂录”二目。

《农桑通诀》共六集二十六目。属农业总论性质。开卷根据古代传说等叙述农事、牛耕和蚕事的“起本”即历史渊源为中国古农书中所见。接着以“授时”、“地利”、“孝悌力田”三篇说明天时、地利的作用和人力的重要性。然后转入正题泛论农、林、牧、副、渔各业。农业生产中从耕种到收获止的一些共同基本措施如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再有“种植”（种植树木）、“畜养”（包括马、牛、羊、猪、家禽、鱼、蜂）、“蚕缫”三篇作为农家副业。另有“劝助”、“蓄积”、“祈报”三篇。概而言之其主要内容贯穿着农本观念与天时、地利、人力共同决定的思想与《齐民要术》“序文”中“教民”的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百谷谱》共十一集八十三目。属农作物栽培各论。“谷属”十四目记述粟、水稻、旱稻、大小麦、黍、大豆等十五种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贮藏、利用的技术与方法。“蓏属”十三目介绍甜瓜、冬瓜、芋、萝卜、蔓菁、莲藕等十二种作物；“蔬属”十九目介绍葵、芹、芸苔、菌、蒜等二十种作物；“果属”十八目包括有梨、桃、梅、杏、荔枝、柑橙等二十三种果树。此外还有二十一种竹木、纤维、药材等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收藏以及利用的技术和方法。这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汜胜之书》到《农桑辑要》已有各种农书新增的只有十几条。后为“饮食类”原有“豳风七月诗说”、“食时五观”和“备荒论”三篇今仅存“备荒论”。从积谷仓和区田、柜田等积极防荒的措施谈起又列举了许多可以代粮用的野生植物最后是抄录的一些不可信的民间相传的所谓“辟谷方”。

《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收有插图共三百零六幅分为二十门（二十集）二百六十一目。田制门（十四目）、耕作工具耒耜门（十六目）、钁臿门（十二目）、钱镈门（十一目）等；收获工具铚艾门（十二目）、杷朳门（十五目）、蓑笠门（十目）等；蓧蒉门（二十目）即搬运工具；以及杵臼门（十目包括油榨）、仓廪门（十二目）、鼎釜门（八目包括炊1 有关《农书》版本情况据王毓瑚校《王祯农书》“校者说明”缩写。具和盛具）、舟车门（九目包括田庐、守舍、牛室）、灌溉门（二十三目包括设备和工具）、利用门（十四目包括水利工具和水力设备）、 麦门（八目收麦的特殊工具）、蚕缫门（二十目）、蚕桑门（十目）、织絍门（七目）、纩絮门木棉附（十二目包括制作丝绵和棉花加工）、麻苎门（十六目）。每一幅图均附有文字说明记述构造、来源、用法、演变和性能等等。并附有一段韵文或一诗赋有的录自前人作品但大半为王祯自己所作。这些图经过辗转复刻自然会有些走样但所绘的实物大体上还是精细正确的。

“田制门”包括的区田、圃田、圩田、沙田、涂田、柜田、架田等是一些特殊的土地利用和改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温饱和生存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是如何千方百计找地种的。从丰富多样的农具图像中也看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需要而创造出不同用途的农具显示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还有少数不属农具范围的“梧桐角”（用梧桐叶卷成角形的哨子）、“薅鼓”（薅田时挂在村头树上敲击时能起召集和娱乐之作用）、“击壤”（一种农村老农玩的游戏）。此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民俗风习。

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先是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和江南水田农业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写成的。其次《齐民要术》奠定了中国古代农学体系的基础而《王祯农书》则是中国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比前者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三《农器图谱》篇幅占《农书》的十分之八把农具列为综合性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从王祯开始的。此后的农书和其他书籍所记述的图绘农具多以此为范本。

多才多艺王祯多才多艺在机械学等方面也颇有明创造是一位出色的工艺学家。他所编的《农器图谱》把当时农业生产所用的各种器物分门别类详尽地用文字介绍一一绘有图样。有的已失传的农业机械他大力搜集加以复原如西晋时刘景宣制作的磨“奇巧特异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此磨用力少而功效大但久已失传。王祯“寻绎搜索度其可用述此制度”名之为“连磨”1。东汉时杜诗明的水排可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元代时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是特意“多方搜访列为图谱”。他对轮轴特别感兴趣在《农器图谱》中有“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收集了五十七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制出“水砻”和“水轮三事”。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王祯称之为“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2。

创制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是王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王祯开始写《农书》因字数较多雕板印刷有困难他就请工匠创制木活字约三万多。其方法是先用纸写好字样糊于木板上刻字。刻后把每个字锯开用小刀修理成一样大小。然后一行行排字用竹片夹开来排满一板框用小竹片垫平木楔塞紧使每个字都坚牢不动。再于活字上刷墨铺纸用棕1 《农器图谱集之九·杵臼门》“连磨”条。

2 《农器图谱集之十四·利用门》“水排”条和“水轮三事”条。

刷刷纸就印出文字来了。这套活字他原计划用于排印《农书》后因故未用上。大德二年（1298）王祯用来试印《旌德县志》全书六万字不及一个月百部书都完成同刊板一样证明效率较高1。为了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提高工效王祯又明了“转轮排字盘”用“以字就人”代替“以人寻字”。排字工人坐着推转轮盘就可找到所需要的活字。王祯把这种先进的造木活字方法和排版印刷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此后有一位马称德在浙江奉化也用此法雕镂木活字十万个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元代时木活字印刷还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敦煌千佛洞中就现过元代畏兀儿文木活字。明、清时木活字大为流行除排印书籍、家谱外还用于印行邸报。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使用广泛仅次于雕板而远胜其他活字。毕昇虽试制过木活字但用于印刷书籍并把制造方法和经验写成专文的则是王祯。2《农书》所述“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这也是王祯创。后一图的原图已佚书中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及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各物候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连成一体。王祯在对图的说明中强调两点：一是不依历书所载月份而用节气定月份即“以交立春节为正月交立夏节为四月交立秋节为七月交立冬节为十月”3。二是指出图中所列的各月农事只能适用于一个地区其他地区应当按纬度和其他因素而有所变更不能“胶柱鼓瑟”。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简明了然使用方便确实是一种值得叹赏的创作。

王祯在文学上也有较高的素养。《农器图谱》一幅幅插图所附的一篇篇韵文和诗赋大多是他所作。有的写得颇有文采。徐光启评论说：“余读《农书》谓王君之诗学胜农学。”11 《杂录·造活字印书法》。

2 张秀民：《王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6o 年版。3 《农桑通诀之一·授时篇》。

1 转引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价》农业出版社198o 年版。

第二节黄道婆黄道婆对元代以后棉纺织业的展很有影响本卷丙编第四章中有所论及。有关黄道婆的“本事”各种官方史书均不载元以后的私家笔记、诗文杂著中略有提及内容大多相同。这些记载虽不很准确但却是我们了解黄道婆生平的重要资料。

黄道婆的生卒年月及名字已无从查考“道婆”两字无疑是后人对她的尊称。最早提到黄道婆事的是《辍耕录》作者是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辍耕录》成书于元末其载黄道婆生活于“国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的乌泥泾（时属上海县有的书称松江乌泥泾那是因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之故）。正确地说黄道婆应是元代前期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人。据与陶宗仪同时代人王逢的诗《黄道婆祠并序》所记黄道婆年轻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曾远离故乡漂泊到海南的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在那里从事很长一段时间的植棉和棉纺织劳动掌握了一整套出色的棉纺织技术待至中年方才返归乌泥泾故乡。

乌泥泾毗邻东海在黄道婆离乡前这里农业极不达棉纺织技术更是落后。黄道婆回乡后看到家乡棉纺织生产的落后情况决意使之改变。她6续采取不少措施向家乡人传授在崖州学到的整套棉纺织技术结合内地传统的纺织工艺进行改革创造了一套新技术。至今可推断的技术革新有五项：1.改良棉种。用她从崖州带回的棉种培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优良棉种取代了原有的质次种子。

2.改良捍棉机具。用双把手摇轧棉的搅车代替原有的用手剥脱棉籽。

3.改良弹弓。用檀木椎（或称槌）往来敲击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弹弓代替仅有一尺四五寸长的指拨线弦小弓。

4.改良纺车。缩小纺麻丝的三锭脚踏车竹轮直径调整踏杆支点和竹轮偏心距制成一手纺三根纱的脚踏三锭纺车代替手捻纺坠纺纱或单锭手摇纺车纺纱。

5.改良织造工艺。借鉴和汲取黎族织造“崖州被”的经验和方法展汉族民间固有的传统织造工艺；织布讲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技法；被褥、带、帨等织物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图案；创造了具有江南特色的“乌泥泾被”。这些织物具有独特的风格很快成为当时异常珍贵的品种称为“云布”风行一时。由于乌泥泾棉布销行日广千户农家和手工业者生活大获改善从而使乌泥泾很快变成了一个富庶的知名村镇。

黄道婆的棉纺织新技术对棉织业在与上海县相邻的松江、青浦一带的普及和上海地区棉纺织业日益繁荣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黄道婆逝世后松江府地区很快成为全国植棉业的中心并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赞誉。黄道婆创造的棉纺织新工艺长期流传于世。据清代褚华《木棉谱》记载：松江府地区普遍栽种的“杜花”和“紫花”均为黄道婆传下的棉种。盛行于明清两代匹值万金的棉织龙凤、斗牛、麒麟等袍服材料也是沿用黄道婆的方法生产的。

棉纺织业的展使松江府地区的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后人无不衷心感谢黄道婆的功德。民间传诵一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劳动者的纺织家的敬仰和赞颂。乡人为她造墓树碑建祠塑像奉祀香火敬如神祗。如清代上海县城内一处黄道婆专祠碑文所记：“天怜沪民乃遣黄婆浮海来臻。沪非谷土不得治法棉种空树。惟婆先知制为奇器教民治之。踏车去核继以椎弓。花茸条滑乃引纺车。以足助手一引三纱。错纱为织灿如文绮风行郡国。昔苦饥寒今乐腹果。..”1此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黄道婆革新棉织技术的功绩和对当地经济展的深远影响。

1 包世臣：《新建黄道婆专祠碑记》刊《安吴四种》卷二九。收入《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 年版页46。

第三节忽思慧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时间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回回人）。忽思慧于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o）被选充饮膳太医一职至元文宗天历三年（133o）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由于有关史料缺乏该书成为考其生平的主要依据。从该书“虞集序”可知忽思慧尝为赵国公常普兰奚下属且两人关系密切。据《新元史·常齩住传》常普兰奚于延祐二年（1315）加金紫光禄大夫、徽政院使掌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很可能即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饮膳正要》成书之后专门进呈中宫供览受命担任该书刊刻、校正者又多为与中宫关系密切之人如拜住为中政院使张金界奴为内宰、隆祥总管等且“虞集序”中专有褒颂“圣后”之语故忽思慧当时应在中宫供职以膳医身份侍奉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营养保健学在我国古籍中称为“食疗”、“食补”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帝王往往都很注重自身的医药养生食疗亦为所重。宫廷中食医机构与职官的设置可追溯及《周礼》。据《天官》章载就专门设置有两名为王家服务的“食医”专司宫廷饮食和齐、四季所宜。此后历代皆有类似制度与职官设置。至元代蒙古统治集团性喜豪宴食医与食官尤为偏重。自成吉思汗时就有食医之设如常普兰奚之曾祖父常资、祖父常兀迩笃就先后担任成吉思汗宿卫兼典御膳。元世祖忽必烈对饮食卫生尤为重视他“食饮必稽于本草”（《饮膳正要·虞集序》）设置有执掌饮膳的太医四人负责宫廷的补养调护之术饮食百味之宜且每日须将“所职何人所用何物..标注于历以验后效”（《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有较为严明的规章制度这对于总结食疗经验是十分有利的。出生印度的铁哥为忽必烈掌饔膳汤药深得信赖元世祖尝谓其曰：“今卿典朕膳凡饮食汤药宜先尝之”（《元史·铁哥传》）。铁哥即为当时的饮膳太医之一。元初名医许国祯之母韩氏亦曾以食医身份侍奉元世祖之母庄圣太后。

金元时期我国医学的展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外各民族医学的交融一是医药学术的争鸣与创新这不仅促进了食疗学的展也为食疗经验的继承与总结提供了特色各异的丰富资料。忽思慧长期担任元廷饮膳太医负责宫廷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实践与研究得以有机会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进用的奇珍异馔、汤膏煎造的技艺与经验加以及时整理总结他自称《饮膳正要》一书就包括了元世祖时“尚医之论著”（《饮膳正要·虞集序》）。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这些都构成了《饮膳正要》一书的丰富内容。

《饮膳正要》是一部珍贵的蒙元宫廷饮食谱也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全书三卷约三万一千二百余字。内容大略可分为如下三部分：一是养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食疗基础理论；一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的宫廷饮食谱153 种与药膳方61 种以及所谓神仙服饵方法24 则；一为食物本草计米谷、兽、鱼、果、菜、料物等共23o 余种2 本文材料主要参考忽思慧《饮膳正要》上海涵芬楼影印本；明宋濂等《元史》；清柯绍忞《新元史》民国初得耕堂刊本；李经纬等主编《中国医药百科全书·医药史》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并附本草图谱168 幅。全书另有21 幅精美插图为古代线描版画。该书的编撰工作曾得到集贤大学士、赵国公常普兰奚的直接支持。书成后于同年刊行惜元刻本久已失传今存有明经厂刊本及近现代影印的几种刊本。

忽思慧继承了前代食、养、医结合的悠久传统与食疗、养生的丰富经验尤其重视与承袭了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有关学术理论与见解。他着重论述了有病先以食养、不愈再取药疗及“保养之道莫若守中”等食疗理论强调了食疗在医药学中的作用与地位。书中选录的每一种药物与食谱、药膳方都十分重视和讲究其养生和医疗作用因此书中所载食品大多是具有补益与治疗作用的保健食品。他比较重视“以脏补脏”的食疗理论并在其食疗方中充分加以运用如以羊、鹿、猪肾治疗肾虚等等。除食疗方外忽思慧还注意汲取前代养生学各方面的丰富成果如在卷一“养生避忌”节中收集了前代养生箴言近6o 则其中既有与饮食有关的如“凡热食有汗勿当风”、“夜不可多食”等也有如“节嗜欲、戒喜怒”、“远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等其他方面的养生经验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神仙服饵、气功导引方面的内容更反映了传统养生学的特色。书中所引用的前代有关养生的著述有《道书·八帝经》（1 条）、《抱朴子》（8 条）、《列仙子》（2 条）、《神仙传》（4 条）、《修真秘旨》（2 条）、《孙真人枕中记》（1 条）、《东华真人煮石经》（1 条）等多种。

在中国食疗史上较为全面地论述食疗理论与应用的忽思慧可谓第一人。我国食疗的展源远流长至唐宋时期形成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食疗专书而“千金”两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唐宋时的大型综合性医书中也收载了很多食疗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专书与内容大多以食疗本草或食疗方剂的形式出现形式与内容均较单薄食疗理论的阐述也较零散。而忽思慧在食疗应用范围、食品性味与营养价值、饮食保健、饮食治疗、饮食卫生与宜忌、食物中毒及解救、食物烹调等各方面从基础理论到实际应用均有论述并且较前代有不少新的展内容涉及到了现代营养卫生学的各主要方面。尤其重视妇幼保健除继承了前代胎教学说外对“妊娠食忌”、“乳母食忌”等均列有专节论述。他新增补了不少不见于前代文献的药膳方。对饮食卫生他也很重视反复予以论述。如主张不食不洁或变质之物防止病从口入；又如“烂煮面软煮肉少饮酒独自宿”的主张对于当时的饮食习惯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还在医学中先使用了“食物中毒”这一术语并列举了许多有效的解救食物中毒的方法有的沿用至今。

《饮膳正要》的学术成就与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如以继承扬前代食疗学成就为经以广泛吸取汉、蒙、藏、维等各族人民各具特色的饮食经验为纬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书中卷一列“三皇圣纪”一节条述伏羲、神农、黄帝等的传说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汉族医药文化在书中得以延续的生动体现。书中尤其突出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饮食特点。如“聚珍异馔”节的食谱方中有78 方用有羊肉、羊脏、羊骨及羊血等占全部94 方的4/5 以上其余16 方中尚多有用马、鹿、狼、熊、雁等漠北常见动物者。这些食谱方的功效以温中益气散寒为主显然也与当时蒙古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饮料马奶在书中也颇多应用。书中专列“饮酒避忌”一节收集饮酒卫生经验33 条尚有解酒毒法并设五味子汤、人参汤等代酒饮料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蒙古族人民的饮食风尚。而书中所载酥油、醍醐油、白酥油（马思哥油）、西番茶等则是具有藏族特色的饮食。另外卷二的“搠罗脱因”自注云“系畏兀儿茶饭”显系维吾尔族特色的食谱。卷三并称哈剌火者（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所产葡萄酒为最佳。

《饮膳正要》还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史实。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活动十分兴盛其中外来药物与方剂的输入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书中收载了大量外来药物如回回药物八担仁（巴旦杏仁）、必思答（开心果）、马思答吉（黄连木**）、咱夫兰（藏红花）；来自东南亚与南亚的胡椒、草果、孩儿茶及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参等。其中有的外来药物如孩儿茶未见于以前文献为《饮膳正要》所载；有的药物如咱夫兰等以前文献虽有个别记载但以《饮膳正要》收载为依据才标志着该药物已得到较为深入的认识与广泛应用。传入较早且已习用的胡椒之类辛香类药物在书中应用颇广而较为珍贵的新罗参也见于书中的五个方剂之中且如“铁瓮先生琼玉膏”一方中用量达24 两可证当时输入量之多。书中所载的许多外来药物为《回回药方》、《本草品汇精要》与《本草纲目》等元及元以后的本草著述所收载并逐渐成为中国医学的常用药物。书中还收载了一些外来植物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西瓜、苏门稻米等。

烧酒在医药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元代以前文献中很少见尤其未见有关于制作方法的可靠文献。《饮膳正要》卷三载有：“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记述了阿剌吉酒的性味、功用与制法。从以好酒蒸馏而成的制法看显即后世所称烧酒故《饮膳正要》当为烧酒可靠史料的载文献。元代以后类似记载即多见而烧酒也逐渐成为中国各地的常见饮料。从现有资料看烧酒及其蒸馏制法有可能是在元代从东南沿海地区推广到中原地区并逐渐在全国广为流传饮用的。蒸馏法烧酒的传入和制作可谓中国酿造业的一个巨大变化。

外来方剂的传入在《饮膳正要》中也有反映。在中世纪的世界医学展史上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药物实用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也是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这类方剂宋金时即已传入我国在元代由于统治集团的喜爱颇为时兴。《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节中即载有这类制剂近2o 种。这类制剂因所取果品不同具有不同性能与效用大多具有某种治疗作用但过量服用却可致病中性者则可充作饮料。如所载“五味子舍儿别”系取新北五味子与白沙糖一同加工熬煎成。舍儿别又译舍利别、舍里别、舍里八、砂哩别等为波斯语sherbet 的音译（语源或来自拉丁文syrup药典译为“糖浆”）。成吉思汗时撒麻耳干名医也里可温撒必曾因进所制舍儿别医愈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病而被授予答剌罕封号并充任专司其法的“舍里八赤”一职。撒必外孙马薛里吉思尤精此术至元五年（1268）奉元世祖召进舍儿别获赏赉甚多并获专司其职的金牌并专为造舍儿别事赴云南闽浙等地。当时可能因果品取用之便其制造以东南沿海地区为甚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如据《至顺镇江志》、《续通考》等记载元时镇江、泉州等路每年均向元廷进贡不少舍儿别。这类制剂元代以后仍见流传如舍儿别至清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尚有记载。除上述回回方剂外《饮膳正要》还载有一些其他外来方剂如卷一所载“八儿不汤”、“撒汤”均自注云“系西天茶饭名”当为传入的古代印度饮食方。

《饮膳正要》卷三部分为食疗本草。忽思慧在“进书表”中说“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一些前代本草未载的药物如狼肉、黄鼠肉等还次提出海红一药的性味功效。《饮膳正要》还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图谱绘图形象生动准确168 幅附图除录自北宋《本草图经》外尚新增有银杏、八担杏、草果等图。虽今传本为明重刻本但应仍大部保存了原刻风貌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传至今的情况下弥足珍贵。书中引用的本草著述有唐苏敬等《唐本草》（即《新修本草》。3 条）、唐孟诜《食疗本草》（3 条）、宋《日华子诸家本草》（7 条）、《食医心镜》（作者待考。1 条）、《药性论》（作者待考。1 条）及太清诸本草（当为道教本草著述。1 条）等多为散佚不传的古本草有关引文对研究辑佚这些古本草著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饮膳正要》还保存了部分元代风习与语言等方面有价值的史料足资考证。如描述元廷奢侈的食尚：“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须精制。..进酒之时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盏斟酌适中执事务合称职。..至于汤煎琼玉、黄精、天门冬、苍术等膏牛髓、枸杞等煎诸珍异馔咸得其宜。”（《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书中丰富的元代宫廷食谱药膳方是我国饮食史、烹调史上宝贵的资料、很有进一步研究、开的价值。卷二“井华水”一条则追载了元武宗时内府御用之水必取邹店井水的由来以今观之其地井水水质佳良很可能与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有关。又书中有不少蒙汉对照的词汇如沙吉木儿-蔓菁根、答必纳-草龙胆、哈昔泥-阿魏、赤赤哈纳-北地酸角儿、白纳八-沙糖、阿剌浑-花鹅、儿-鸭、塔剌不花-土拨鼠等等也是研究民族历史语言学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中华民族文明展史上少数民族作为大家庭的成员各自为华夏文化的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忽思慧为其代表之一他的成就在我国食疗史与医药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编撰的《饮膳正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与深入研究。

第十八章阿尼哥朱思本贾鲁第一节阿尼哥来自尼波罗的优秀工艺师阿尼哥（anigo1244—13o6）1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人为王室后裔2。其祖名密迪迩父名腊可纳。阿尼哥自幼诵习佛书并通梵文。有从事画塑业的同学读《尺寸经》他一听即能默记稍长大后就善于画塑和铸金为像。尼波罗国曾属于吐蕃王国九世纪玛剌（ma11a）王朝建立后仍与吐蕃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其国人擅长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中统元年（126o）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以尼波罗国多良工诏书征召其国搜罗得8o 人应征令推一人为领队阿尼哥自清任之时年仅17 岁。遂率诸匠至吐蕃受命督役次年塔成请归八思巴奇其才劝其入朝乃为之祝收为弟子授以秘典并荐之元廷。元世袒遣使召阿尼哥至京问以“汝来何为？”答曰：“臣世家西土奉诏构塔于吐蕃者二载见彼土兵难愿至尊安戢之特为苍生来耳。”又问其能答曰：“臣以心为师粗知绘塑铸镂。”元世祖遂命他修补一尊针灸铜人像系窝阔台时王檝出使南宋时所得献进者关膈脉络皆备但年久损坏诸匠皆不敢承命修补阿尼哥请试为之于至元二年（1265）补成令诸匠折服叹为天巧。此后凡大寺庙建塔、造像及重要画塑、铸镂等工事多以委之。

至元十二年立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等18 个司局授阿尼哥为总管1。时其妻尚留本国察必皇后遣人赐金。至元十三年特命中使携黄金5oo 两乘驿往召之来京。至元十五年诏命阿尼哥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以宋景献太子孙女妻之并赐景献太子所有之府库田宅。至元十六年因建圣寿万安寺塔成赐京畿良田万五千亩、农夫百人及牛具等物。元贞元年（1295）以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皇太后阔阔真赐银万两并赐贵戚女为妻。次年崇真万寿宫建成诏为其设位置像2。元成宗大德十年（13o6）病卒于大都。至大四年（1311）加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凉国公谥敏慧。

建筑工艺上的非凡成就阿尼哥巧思绝人凡塔庙之建筑像设之铸镂、雕塑或绘织以及其余器1 藏文《汉藏史集》载其名作e-ner-dga’。《元史》卷二o三本传谓“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其义不详。达斯《藏英辞典》有par-bu 一词据schmidt《藏德辞典和藏文文法》同于梵文patra意为图画绘画未知是否即此。

2 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七。以下未注出处者皆本于此碑。1 神道碑作“至元十年立诸色人匠总管”据《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诸色人匠总管府系至元十二年始置其所属11 司局除铸泻等铜局置于至元十年外其他1o 局亦皆置于十二年。颇疑阿尼哥初授者仅为铸泻等铜局官两年后立诸色人匠总管府始授总管。

2 崇真万寿宫系为张留孙所建江南龙虎山正一道教之道观建成于元贞二年见《元一统志》（辑本）卷一。阿尼哥像见程钜夫《题凉国敏慧公画像》《雪楼集》卷二五。

物之铸造刻镂无不精湛。仕元四十余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两座道宫一座像设多出其手。著名者如西园之“凌空”玉塔、大圣寿万安寺塔（今北京白塔寺之白塔）五台山佛塔大都护国仁王寺之庄严佛像涿州护国寺及所塑摩诃葛剌（大黑天神）主从之像大都东花园寺所铸丈六金身佛像圣寿万宁寺所塑千手千眼菩萨及所铸五方如来大都和上都国学文庙所祀之孔夫子及十哲肖像元世祖和察必皇后之织像真金和其长妃阔阔真之织像等。此外还先后铸成内廷之大鹏金翅雕和尚酝巨瓮；制造了镔铁自运法轮元世祖行幸时用于前导；又创浑天仪及其他司天器物。阿尼哥对中国艺术的主要贡献其一为创作、传授了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至元七年建护国仁王寺时汉族巧匠刘元被召参加塑造佛像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为绝艺成为仅次其师的元代最著名的塑像工艺家这种造像式样也日益盛行。其二设计建造了尼泊尔式塔最著名的就是现存元大都西城大圣寿万安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建于至元八年高5o.9米砖造塔基上建二重复合式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为覆莲承托之圆瓶形硕大塔身塔颈作圆锥形相轮状顶端华盖直径9.9 米其周边悬挂36 个铜质透雕之流苏和风铃其上之塔顶为一铜质小塔（原为一宝瓶）。因塔座、塔身通体用石灰粉妆故俗称“白塔”。

阿尼哥有子六人长阿僧哥授大司徒；次阿述腊任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第二节朱思本遁世入道朱思本（127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抚州）人。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举入仕任淮阴县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开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抚州被元军占领。宋亡之痛笼罩着朱思本一家长辈们抱着与新皇朝不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长辈们厌世遁迹、薄视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年不满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此山传教。元平江南时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应召入觐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领江南道教。后其徒张留孙留大都建崇真宫于两京专掌祠事并被授为玄教宗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吴全节至大都协助留孙处理教务。是时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潜心学道以其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龙虎山的地位不断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师张留孙命离龙虎山去大都成为留孙、全节的得力助手。这时朱思本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贞一斋诗文稿·山中》）看来他早就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般的人更无意去追求权势。然而他却利用这一机会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1在科学上做出一番事业来。

游历考察二十年朱思本游历考察各地先后达2o 年之久。这期间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大德三年（1299）离开龙虎山北上“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贞一斋诗文稿·舆地图自序》）；第二阶段从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o）止是奉诏代祀名山大川时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这2o 年间除了在大都一段时间外他的足迹遍及今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真可谓“跋涉数千里间”。

第一阶段从龙虎山出北上大都的过程中这位久居深山、脱离群众的道士真正接触到社会对“人生休戚时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间江浙一带经常遭遇大水灾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胜计。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灾的悲惨情景他在《庙山九日》中写道：“良田没巨浸鱼鳖为鲜食；壮健多流亡老羸转沟洫”；在《东吴行》中写道：“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韬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袭下不知夺去了多少劳苦大众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飘零”；“流尸日夜下水气为之腥”（《御河》）。大水之后扬州一带又生旱、蝗等灾和瘟疫。他在《广陵行》中写道：“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虫1 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至正集》卷三二。

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疟；死亡枕藉无人收赖有王宫为掩骼。”

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从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中悟出了这是与封建官府的残暴统治分不开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在《南昌道中》写道：“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他还巧妙地把“庙堂”与“县胥里正”加以区别开来以达到痛斥贪官污吏的目的：“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广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灾后能否完成数以百万计的海运粮朱思本深表担忧：“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庙山九日》）表达了诗人对元廷不顾民力衰竭、横征暴敛的不满。

大德十一年（13o7）吴全节被授为玄教嗣师。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随从吴全节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铁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夺位成功至大三年（131o）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当时朱思本的诗作已在大都知识界中流传其才能李孟必有所闻。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选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赏朱思本的才学曾劝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谢绝了。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记述了这段事迹并加以评论说：“夫昔秋谷李公当国一见本初即劝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烨烨可观不独诗岩文而已。秋谷之长于观人当益信于世也。”可见朱思本“厌世溷浊”的心态始终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谢绝了李孟劝他返儒入仕之后开始了长达1o 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的想法相合。经过1o 年的努力他终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舆地图》的绘制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实地考察。他在《舆地图自序》中说：每到一地“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6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郡邑图》”。他的考察是严格的科学实践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古迹、口碑；其次是“寻”即寻找遗迹、遗址；三是“考”即考证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误；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核来验古地图所载是否相符。为了取得科学的结论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其同时代的文人虞集所称道：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园学古录》卷四六《贞一稿序》）

通过实地考察对前人所作进行核对他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

二是广泛吸收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价值成果。在《自序》中他历举参考过的地理著作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当时正值《元一统志》编成。该书初由札马鲁丁、虞应龙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编成后由孛兰兮、岳铉等据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增补于大德七年（13o3）成书凡13oo 卷。该志所引资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舆地胜记》和宋、元旧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云、甘、辽则据新志。因此《元一统志》是汇集当时地理学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国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随地为图”的任务因而得以随时“质诸藩府”查看当地政府部门所藏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等当然也可以利用刚刚新编成的《元一统志》。有了这些条件《舆地图》的绘制就具备了更充实的基础。

朱思本不满足于汉文资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详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译藏文图书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录自源地火敦脑儿至汉地有较细记载是黄河上游所经之地的宝贵资料。据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三是重振“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理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实际里数）、“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书钞》卷九六）。可知即以计里画方绘制的。此法到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为伪齐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法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法所绘《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图画上的山川湖泊、城镇区域注记也大大增加因此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这种计里画方法经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两代又开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入西方的绘图法后更科学的经纬度才开始逐渐代替计里画方法。

形实可据“靡不精到”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他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广舆图序》）霍冀在评价根据《舆地图》扩大而成的《广舆图》时特别强调了计里画方的优越性：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拆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广舆图叙》）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也作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但实际上也只是到今天的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东北、西南各边远地区。所以对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他满有把握地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对自己没有去过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这种科学态度堪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离开大都到江西玉隆宫。这时吴全节已嗣为玄教大宗师。泰定年间吴全节曾召朱思本去大都显然有意让思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无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数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宫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约于元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病逝。

第三节贾鲁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他自幼熟读经书谋略过人。元仁宗延祐、元英宗至治年间两度以明经考试名列乡贡前茅。泰定初年授为东平路儒学教授后历任宪史、行省掾等吏职升为潞城县尹。元顺帝至正年间起用为太医院都事。中书右丞相脱脱主修辽、金、宋三史召贾鲁为《宋史》撰修官。修成后他出任燕南山东道宣抚使的幕僚。

贾鲁有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对民情及社会弊端相当了解也有志于改革时弊。当他因出色的政绩而被选为中书省检校官后即上书数万言指出由于管理不善粮仓数以万斛计的官粮遭到损失非妥善管理不可。后来在担任工部郎中期间又逐步积累了工程建设的实际经验了解到工部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提出“考工十九事”建议改革天下营造百工。可见贾鲁是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

上“治河二策”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沿黄河的州县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严重水灾。大水吞没了黄河两岸的农田庄稼淹死、饿死、病死的人民“不可胜数”。大批背井离乡的流民弃儿鬻女、剥树食皮、死尸遍野处境十分悲惨。大水继续北漫大有威胁会通运河漕运和冲垮山东盐场之势元顺帝不得不征求治河方略至正八年（1348）贾鲁被任命为行都水监筹备治河事宜。

贾鲁上任后以治河之事为己任。他沿着黄河屡次泛滥的中下游地段进行实地考察往返达数千里仔细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终于摸清河患的要害返回后向朝廷提出了治河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贾鲁的治河方案完全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第一条“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此方案显然是针对元**的财力以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修筑北堤用工实省然而山东境内的积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古代鲁西南一带有许多湖泊由于千百年来黄河一直是从北河入海所以泥沙长期淤积几成平地。特别是金代初黄河改道后原来湖泊低洼之地渐成垦地。如梁山泊宋代尚绵亘一百余公里元代湖面日益缩小。这时的黄河北河地域内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巨大的水系调节库。到至正九年（1349）五月时北溢的河水在沛县一带形成巨泊说明河水北溢后运河和大清河（今黄河下游下段）泄洪能力很弱洪水只能停留在入运河的沛县周国地区再慢慢地北漫蔓延面积越来越大受灾地区越来越广。所以筑北堤只能暂时阻止河水继续灌入运河。如果黄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的北堤仍有被冲决的危险那时的灾情就更难控制了。

第二条“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黄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堤河水由泗入淮到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已整整二百二十年北流的局面基本结束。如将黄河改道北流其工不是数倍而是几十倍费时不是数月而是几十年的问题。南行虽然存在类似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淮河的泄洪能力显然比大清河强。元代黄河几次大决问题主要出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多在此间南北摆动。如能抓住这一要害在这一范围内疏通加深河床引水支流既能把积于山东的洪水改归黄河又能立即确保运河和盐场的安全。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当时贾鲁的方案却未被接受。不久他调任右司郎中再改都漕运使。

贾鲁是很有抱负的每担任一项职务就会对所管辖的事物提出若干建议。在右司郎中任内他提出“时政二十一事”改任都漕运使后把在考察黄河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以“漕运二十事”提供给元廷。

疏塞并举复故道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脱脱再次出任中书右丞相。这时黄河的灾情日益严重北溢的河水已侵入安山（今山东寿张东）泛入运河蔓延到济南、河间一带漕运和盐场均受到严重威胁。大都河间盐运司和山东盐运司所属运河两岸的盐场在全国制盐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盐场被水冲坏元朝的财政危机将急剧上升。再加上黄河决堤四五年来以流民为主的农民起义一年比一年增多。脱脱深感问题严重所以抓紧治河大事展开讨论以求最佳方案。贾鲁以都漕运使的身分参加了制定治河方略的讨论会并重新把他的治河二策提出来。与会者众说纷纭提出了种种方案贾鲁坚定地认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当害不能已。”脱脱力排众议当机立断取其第二策。

至正十一年春贾鲁一切准备就绪。治河即将开工之际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等“力陈不可”坚决反对治河主要理由是：（1）工程浩大难成；（2）害怕“盗贼”与挑河夫结伙起义。脱脱不为所动毅然下令施工。四月脱脱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率汴梁、大名等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处驻军二万开始治河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一百九十天。

贾鲁治河的方案采取疏塞并举、先疏后塞。整个工程分为三段：第一为疏浚故河第二为堵塞黄河故道下的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第三为堵塞白茅决口。有关工程概况及技术措施如下：第一大工程是疏浚从黄陵岗到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由于河道的情况有高有低、有宽有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浚方法。贾鲁指出：“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至正河防记》）具体施工是从白茅口南二里的黄陵岗向东开始的“辟生地（开新河）十里”到达南白茅又开河十里至刘庄村接入故道从刘庄至专固浚故道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从专固至黄固“垦生地八里”从黄固至哈只口浚故道五十一里八十步。这段干流工程共长一百八十二里。为防止以后堵口合龙后水势的狂怒特浚凹里村减水河：从凹里村向西开生地三里四十步分别不同情况拓宽旧河身八十二里五十四步至张赞店从张赞店到杨青村垦生地十三里六十步接入故道。这段减水河共长九十八里五十四步。两者全长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强。

第二大工程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埽。至正四年河决后黄河故道两岸已是千疮百孔为使回河故道后不致出现决溢险情贾鲁在疏浚了故道和开凿减水河的同时或以后1先后筑塞了专固缺口和凹里减水河豁口处从哈只口至徐州三百余里修缺口一百零七处。同时又兴两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势低洼修筑护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板村至英贤村等处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冈至砀山县长八十五里二十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长六里三十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决口黄河勒回故道。这是决定治河成败的关键一役。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向疏浚完毕的故道放水。在此以前贾鲁考虑到决口势大又正值秋涨汛期故在口门侧的北岸筑剌水堤二道总长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作挑溜减弱口门溜势。又筑截河大堤十九里百七十七步其中在黄陵北岸者总长十里四十一步在口门西侧岸上筑土堤伸入水中修叠埽台系龙尾埽直抵龙口；黄陵南岸总长九里百六十步但剌水堤及截河大堤筑得较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而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行洄旋湍激难以下埽。且埽行或退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至正河防记》）在此关键时刻贾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新的“障水入故河之方”。九月七日贾鲁采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绠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绠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锚于上流邦锤之水中。又以竹绠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绠或锤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尾岸上槌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船沉后水溢入故河道“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舶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至正河防记》）。由于用船堤障水加长了挑水的长度减轻了剌水堤回漩湍激对龙口的威胁。但由于水势过大堵口合龙极其惊险修至河口一二十步时“用工尤艰”。“薄龙口喧猛疾势撼埽基”将大埽冲裂冲陷“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这时贾鲁“神色不动1 塞口工程西起凹里减水河东至徐州大体应在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前修毕据《庚申外史》记：“八月十日（芝麻李、彭早住、赵君用等）佯为挑河夫日夜仓皇投徐州城。”可见当时徐州附近正在进行塞口工程。

机解捷出”命十余万人扎帮、运埽、叠埽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至正河防记》）。贾鲁在堵口技术上的重大创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

整个治河工程耗资是相当可观的。据统计所用木桩大者二万七千根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根藁秸蒲苇杂草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余束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碎石二千船绳索五万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艘其余苇席、竹篾、铁缆、铁锚、大钉等等物资不计其数。总计用去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工程如此浩大这在我国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见的。贾鲁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结合起来把汹涌泛滥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证了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使黄河下游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一业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勒回故道工程虽然竣工了灾情严重的北河在农民起义打击下的元朝政权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治理致使决溢接踵而来。因此贾鲁治河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治河工程结束后贾鲁以功拜中书左丞。至正十二年八月随从脱脱攻徐州芝麻李。九月元兵陷徐州芝麻李被俘杀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是年冬贾鲁奉命与总兵月哥察儿围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卒于军中。

第十九章关汉卿王实甫第一节关汉卿关汉卿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23o 年到13oo 年前后。以字行号已斋。关于他的籍里《录鬼薄》记“大都人”（今北京市）熊自得《析津志》记“燕人”清姚之遂《元明事类钞》引《元史补遗》记“解州人”（今山西运城）《乾隆祁州志》记“祁州”（今河北安国县）之“伍仁村”人。当以大都说较为可信。《录鬼簿》记他做过“太医院尹”或在太医院任过职但无旁证。他和杨显之、梁进之、纪君祥、王和卿等杂剧、散曲作家交好与杂剧名艺人珠帘秀交往甚密。他经常出入歌楼舞榭过着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生活有时还“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臧懋循《元曲选·序二》）参加戏剧导演和演出活动。《析津志》记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可见他的性格风貌。关汉卿有一著名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作品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泼辣的语言描写了一个书会才人以“浪子班头”、“郎君领袖”自居坚持“攀花折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在元代社会里作为书会才人鄙弃功名利禄不去做帮闲文人甘愿一生浪迹江湖与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表现出高尚的志节。关汉卿自豪地宣称：“我却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并强调：“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表达了他我行我素决不与当朝统治者妥协的精神。

关汉卿一生创作的杂剧约六十六种现存可以肯定为关汉卿创作的杂剧有十六种即：《窦娥冤》、《单刀会》、《哭存孝》、《蝴蝶梦》、《诈妮子》、《救风尘》、《金线池》、《望江亭》、《绯衣梦》、《谢天香》、《拜月亭》、《西蜀梦》、《玉镜台》、《陈母教子》、《鲁斋郎》、《单鞭夺槊》。此外《裴度还带》和《五侯宴》二种是否关汉卿所作尚有争议。另有《哭香囊》、《春衫记》、《孟良盗骨》等存有残曲。现存的关汉卿散曲有小令五十七套数十三篇残套二篇。

关汉卿是一个执着于现实的人始终积极关心现实社会坚定地站在受压迫受迫害者一边他的作品处处闪耀着民主的光辉。他的杂剧作品题材广泛有社会剧、爱情婚姻剧、历史剧、文人逸事剧等唯独没有宗教剧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现实精神。

关汉卿的社会剧代表作有《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其中《窦娥冤》的思想成就最高堪称彪炳一代的悲剧杰作。《窦娥冤》的题材渊源于西汉刘向《说苑》卷五《贵德》篇所记“东海孝妇”的故事又见《汉书·于定国传》、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东海孝妇》。《窦娥冤》借用这一故事却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剧中窦娥之父窦天章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这一官名始见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则该剧当写成于是年稍后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

《窦娥冤》的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和意志冲突。先高利贷如羊羔儿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如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但关汉卿着力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在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道德同蹂躏节操、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只要读一读第一折中窦娥埋怨蔡婆婆的几只曲子（《后庭花》、《青哥儿》、《寄生草》、《赚煞》）对此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第四折中窦娥唱道：“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窦娥冤案的根源主要不是别的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的现实社会中坚守传统的美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以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的意志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相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窦娥对自己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守寡的悲惨命运怨愤满怀难以抑止一出场就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一待和天瘦。”但守节尽孝以修来世之福的愚昧认识又迫使她不得不安于现状她说：“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当窦娥蒙受冤屈时她情不自禁地诅咒天地鬼神的糊涂昏聩：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正宫·端正好》）

但她还是对天下了三桩誓愿坚信“皇天也肯从人愿”。最后窦娥又不得不化作鬼魂亲自为自己诉冤。在窦娥心目中天地鬼神既昏聩得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死境又聪明得足以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剧中一再渲染窦娥善良的道德品质以造成感天动地的艺术效果。但在窦娥内心深处却对传统道德的效用不无怀疑她说：“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这并非无由而而是窦娥的心声。遵从传统的美德反而惹祸遭灾这竟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窦娥冤》全剧最后窦娥的节、孝等道德情操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关汉卿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元代社会传统道德的崩溃和涣散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沉忧患和强烈悲哀也激了他们维系纲常、端正人伦的责任感。只有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关汉卿正是把这种时代意识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类似的思想也表现在关汉卿其他社会剧的艺术构思中。《蝴蝶梦》里皇亲葛彪随意打死王老汉竟扬长而去还说“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王婆婆的三个儿子为了替父报仇打死了葛彪却必须要一个儿子抵命。公理简直沦丧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时王婆婆顾全大义宁可牺牲亲生儿子王石和来保全王老汉前妻的两个儿子。她的贤惠品德感动了清官包拯他“以情不以理”以偷马贼作替身抵死私放了王石和。传统的道德终究战胜了黑暗的现实。《鲁斋郎》里的鲁斋郎是个“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倚仗着恶党凶徒害良民肆生淫欲”的权豪势要他居然随心所欲地抢夺他人的妻子肆意蹂躏、公然践踏道德和法律。六案孔目张圭迫于强权屈辱地将自己的妻子送到鲁斋郎府内；而鲁斋郎却把被他蹂躏的铁匠李四的妻子“酬答”张圭“全失了人伦天地心”社会秩序完全反常了。后来包拯决心处斩鲁斋郎却不得不采用私自修改圣旨的办法瞒天过海骗过皇帝。在这些剧作中传统道德与不道德、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同时在外部（人物与人物之间）和内部（主要人物内心中）展开因此显得极为复杂、十分激烈也颇为深刻。而关汉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丝毫不回避这种冲突反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种冲突使人们在对冲突的艺术欣赏中认识现实的黑暗呼唤道德的力量。

关汉卿的爱情剧代表作有《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诈妮子》等。这些剧作不是孤立地描写爱情也很少直接地、细致地描写青年男女缠绵曲折的情感而是将爱情同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紧密结合反映了种种社会现象揭露了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包含了较为宽广的社会内容。《救风尘》的表层故事写的是妓女宋引章、商人周舍和书生安秀实的三角恋爱但是杂剧主角却是侠肠义胆的妓女赵盼儿。赵盼儿以大智大勇同奸诈狠暴的周舍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较量她利用周舍好色的弱点虚与周旋骗得休书“风月救风尘”终于使宋引章脱离虎口与安秀实终得结合。赵盼儿身陷风尘心灵却像水晶一样纯洁明亮并力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这种鲜明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望江亭》的矛头指向权豪势要杨衙内。太守白士中的妻子谭记儿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当杨衙内拿了皇帝的势剑金牌要来取她丈夫的级并企图娶她为妾的时候她毫无惧色乔扮渔妇以切脍献新为名在望江亭上尽情捉弄了杨衙内赚得他的势剑金牌从而粉碎了他的阴谋毒计。谭记儿老练、机智、勇敢、泼辣的性格和凭借智慧战胜恶势力的奇行异举可以与赵盼儿相媲美。

《拜月亭》歌颂了王尚书之女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指责了阻碍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封建的家长制度和门第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乱离的时代和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诈妮子》写倔强高傲的婢女燕燕委身于答应娶她做“小夫人”的小千户却被小千户抛弃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大闹婚礼终使主人同意她做了二夫人。在这两部剧作中王瑞兰和燕燕的痴情都是通过婚姻所受到的社会性阻碍得以表现的。在她们的理想结局中也或多或少地笼罩着受污辱、受损害的阴影。这一点在那些描写妓女从良的杂剧如《金线池》、《谢天香》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都是以女主人公为主角的。他以深切的同情态度和鲜明的对比手法刻划了一系列受压迫受迫害的妇女形象歌颂了她们追求幸福生活和反抗邪恶势力的精神。这些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大多闪烁着理想性格的光辉她们雄浑泼辣而又玲珑剔透悲壮沉郁而又乐观豪迈从大苦大难最终演化为大智大勇依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幸福的生活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形象画廊中一组光彩耀人的形象。

关汉卿的历史剧主要有《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这些历史剧继承了宋代说话艺术和杂剧艺术“多虚少实”的创作传统往往随意捏合史料对历史进行了再创作。因此这些剧作总是从现实出去缅怀历史英雄人物曲折地表达现实感受和时代精神借历史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流溢着悲凉的时代情绪。

《单刀会》是关汉卿的历史剧代表作写三国时东吴鲁肃邀请蜀国荆州守将关羽过江赴筵谋夺荆州关羽单刀赴会大义凛然平安返回。据《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鲁肃为索取荆州与关羽相会并大义凛然地谴责刘备贪而弃义。“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元代民间的《三分事略》平话却作了翻案渲染了关羽以英武风度震慑鲁肃。《单刀会》吸取了民间传说的内容强烈地肯定蜀汉正统并借肯定汉朝正统来肯定汉族的正统。作者通过索荆州和保荆州的斗争表达了主权不可拱手相送的思想。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时代舞台上演出这样的剧作无疑有助于唤起当时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复仇情绪。关羽义正辞严地宣称：“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还带着自豪的口气嘲笑鲁肃：“百忙里趁不了你老兄心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种对“汉家”、“刘姓”的肯定和强调既表达了封建正统观念又包含着特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特殊的意义。剧中的关羽形象具有凡的勇武、冲天的豪情和凛然的正气不愧为一位盖世英雄。第四折开场关羽唱道：［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为一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两只曲子于雄壮之中透露出一股英雄的悲凉情怀：人生短暂而自然永恒“一世英雄”短暂而“千古事业”永恒。这是作者的主观情绪也是关羽的内心感受二者融为一体。

《西蜀梦》根据民间传说写关羽、张飞死后鬼魂向刘备托梦请求出兵报仇雪恨全剧充满强烈的复仇情绪。张飞被作反小军刺死关羽因糜竺、糜芳献城降吴而被杀叱咤风云的英雄却丧身于奸人之手作者对此悲愤不平。《哭存孝》更突出了这一点剧作写五代后唐勇将李存孝战功卓著对义父李克用忠心耿耿却受到小人李存信、康君立的诬陷含冤而死。其妻邓夫人哭祭亡灵李克用终将存信、君立车裂为存孝报仇。印证历史和传说无论是《旧五代史·义儿传》还是《五代史平话》都记叙李存孝之所以被诛杀是因为他反叛李克用。《哭存孝》的描写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是非颠倒的社会的愤慨对阴险毒辣的小人的鞭挞和对英雄冤死的沉痛的惋惜。

元末明初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挽关汉卿的《凌波仙》词高度评价了关汉卿其人其作的成就和地位说：“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捻杂剧班头。”

先关汉卿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并参加了演出实践活动促使杂剧艺术体制趋于完备。明王骥德《曲律》说：“作北曲者如王、马、关、郑辈创法甚严终元之世沿守惟谨无敢逾越。”而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具有草创之功对完备杂剧体制无疑贡献最大。不仅在外在形态如一剧四折、一人主唱等等方面关汉卿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的安排上关剧大多简洁、集中、激烈、机巧意匠惨淡而又流转自然处处都合乎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同时也处处都体现了中国戏曲的民族特征成为戏曲艺术的典范之作。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称：“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这可作为对关汉卿杂剧情节结构的概评。

其次题材广阔无所限制丰富多样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戏曲多方面的表现功能。关剧继承了中国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人物无分平民、显宦、英雄、闺秀、才子、妓女情节无分沙场争战、情爱波澜、豺狼横行、弱者抗争语言无分市井俗谑、雅士轻吟、深闺艳词、莽将壮言关汉卿几乎无不兼收并蓄。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说：“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更重要的是他写什么像什么让特定的情境和语言为刻画各种人物服务从而塑造了一大批身分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明王骥德《校注西厢记·自序》以王实甫与关汉卿比较说：“实甫以描写而汉卿以琱镂。描写者远摄风神而琱镂者深次骨b 。”所谓“琱镂者深次骨b ”说的就是关汉卿善于捕捉人物的内心隐秘将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

《太和正音谱》评关汉卿杂剧语言风格“如琼筵醉客”即具有豪放不羁的艺术风格。从杂剧史的角度看关汉卿是本色派、豪放派的开创者同他艺术风格相近的杂剧作家前期有杨显之、高文秀、纪君祥、李直夫、康进之、李行道、孟汉卿、张国宾等后期有曾瑞卿、萧德祥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此当为的评。

第二节王实甫王实甫天一阁本《录鬼簿》称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1324）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其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则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与杂剧作家王实甫并非一人。

王实甫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著名作品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当为王实甫作。明代中叶以后有人认为《西厢记》是关汉卿所作始见于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俗传作于关汉卿”；或说是关作王续始见于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所收无名氏《驻云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或说是王作关续始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凡此数说皆不足征信。

《西厢记》描写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相国小姐崔莺莺随母亲寄居于蒲州以东的普救寺的西厢院与张生生情爱后终遭遗弃。这个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元稹的朋友杨巨源、李绅曾分别作《崔娘诗》、《莺莺歌》吟咏此事。到了宋代崔、张故事流行甚广。文人诗词以之为典事如晏殊《浣溪沙》词中借用《莺莺传》中的诗句“怜取眼前人”苏轼《赠张子野》诗中有“诗人老去莺莺在”自注用《莺莺传》事。而苏门文人秦观、毛滂则分别以崔、张故事为题材写了“调笑转踏”歌舞曲摒弃了“始乱终弃”的结局。稍后曾在颍州做过苏轼属官的赵令畤把《莺莺传》改编为韵散相间、可说可唱的鼓子词题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收载于其《侯鲭录》中。鼓子词同意王铚《传奇辨证》以《莺莺传》为“微之自叙”的说法删去原作中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和为自己“忍情”开脱的部分谴责悖义的元稹同情深情的莺莺并以莺莺被弃为憾事。同时或稍后崔、张故事也进入了民间说唱和戏剧领域。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卷上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有《莺莺传》。元初周密《武林旧事》所记宋“官本杂剧”名目中有《莺莺六么》明初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金院本名目中有《红娘子》和《拷梅香》可能都是演崔、张故事的。

在宋代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础上金章宗时人董解元集其大成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由于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琵琶和筝所以又称为《西厢 弹词》或《弦索西厢》。《西厢记诸宫调》以莺莺和张生的相爱、私奔以至美满团圆代替了《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局以崔、张同崔老夫人的冲突代替了原作张生和莺莺的矛盾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主题突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意义。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又增饰了红娘、惠明和尚等人物增添了新的情节曲词也极为精彩动人为王实甫创作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崔、张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诸宫调》的反对封建礼教经历了内容上的变革；从传奇、诗歌、鼓子词到诸宫调又经历了文体上的嬗递。

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崔莺莺和张君瑞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及其与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矛盾冲突批判了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挚的爱情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漏*点。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捉摸、无以名状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回顾觑生”“临去秋波那一转”。月下隔墙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神情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每日价情思睡昏昏”。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她说：“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在危难之际仗义修书请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这一事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机遇它既赋予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予崔、张的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第二本第四折她唱道：［离亭宴带歇指煞］ ..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

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闹简”和“赖简”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莺莺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爱情。莺莺和张生自由结合的事情暴露后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他们的爱情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她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离愁别恨“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头又早上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甚至收到张生高中报喜的书信也未给她带来欢乐：“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症候。”莺莺和张生最后的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

《西厢记》里张生形象和红娘形象也十分生动。张生怀才不遇湖海飘零但他却重爱情甚于重功名在应试途中由于邂逅莺莺而留滞蒲东将“云路鹏程”丢在脑后。与《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求取功名不同杂剧将这一情节改为老夫人“逼试”这就更突出了张生“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的心理特征。张生对爱情诚挚、执著而又专一甚而至于近乎痴傻前人评论张生形象就常说他是“志诚种”。张生的性格既机灵又忠厚有时还带些懦弱和傻气显得既“痴”且“呆”这就给这一形象染上了喜剧的色彩。红娘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她对背信弃义的老夫人、仗势欺人的郑恒是反感的对莺莺和张生的恋爱是全力支持的。她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不仅一手促成了崔、张的私自结合而且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向老夫人陈说利害维护崔、张的幸福。可以说没有红娘崔、张的婚事圆满结局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拷红》这场戏之所以几百年来盛演不衰正是由于王实甫成功地塑造了红娘这一形象并通过红娘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崔、张恋爱的支持和歌颂对纲常伦理的嘲讽和批判。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此外剧中着墨不多的老夫人形象和惠明和尚形象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确《西厢记》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西厢记》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元杂剧一般是一本四折篇幅比较短小。《西厢记》突破了杂剧的体制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演述崔、张故事而一折戏虽然多以一人主唱但也有若干折由数人轮唱体现出作者的创新精神。明人有见于此所以称《西厢记》为“传奇之祖”。

《西厢记》在《西厢记诸宫调》艺术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修饰情节单纯结构严谨而又波浪迭起悬念丛生。全剧围绕崔、张爱情故事主要设置了三对戏剧矛盾：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崔、张、红娘三人之间的矛盾孙飞虎的叛军和崔家、张生及普救寺僧人之间的矛盾。三对戏剧矛盾中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全剧的主线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则是作家描写的重点。全剧情节单纯而不贫乏连贯而不平淡波澜起伏变故迭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语言运用上《西厢记》堪称古代诗剧的一个范本。朱权《太和正音谱》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西厢记》的语言往往既符合人物性格又适合舞台演出在戏剧性和性格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张生的唱词爽朗热烈跟他热情而乐观的性格一致。莺莺的唱词则表现出大家闺秀聪慧、优雅而又深沉、多情的风度。红娘的唱词特别泼辣、爽快表现了她机敏、巧慧、侠心义骨的性格特征。在元杂剧作家中能够驾驭各种色调——豪放的、婉约的、本色的、华美的语言写情达意使剧中“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像王实甫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西厢记》的语言构成以当时的民间口语为主体适量而自然地融化前人诗词文赋中的语句形成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艺术风格。《长亭送别》里崔莺莺一出场唱的三只曲子就历来为人称道：［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第一只曲子融化了宋人范仲淹的《苏幕遮》词情景交融含蓄细腻；第二只曲子借景写情情溢于景；第三只曲子从文转白由雅而俗抑止不住地直抒胸臆。三只曲子紧扣莺莺的情感变化表情达意臻于化境。《西厢记》中的佳句美不胜收历来脍炙人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曾借林黛玉之口赞誉《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明清两代《西厢记》的刊本很多至今明刊《西厢记》尚存近四十种清刊《西厢记》也有近四十种。明刊本以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最早而以王骥德校本和凌濛初校本影响较大。明清之际金圣叹批改《西厢记》删去第五折以《草桥惊梦》作结现存的最早本子为清顺治间贯华堂刻《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此本在清代影响最大。第二十章刘因吴澄赵孟頫高克恭第一节刘因从专意“明道”到东京执教刘因（1249—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性好儒学元世祖中统年间任武邑县令后以疾辞归。刘因三岁识书过目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当与父亲有很大关系。

北方名儒砚坚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后在那里授徒达十余年。刘因师从砚坚学业大进为同舍诸生中之佼佼者。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学说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这时更专心研读程朱诸书后成为在北方名声仅次于许衡的理学传人。

在刘因以性理之学名闻北方的初期他专以“明道”自任颇有“笃志独行”的意向。他的家境贫寒父母、祖父去世后长期无力安葬后来在朋友帮助下始克襄事。在《癸酉（1273）书事》一诗里他这样描写自己的经济状况：“娇儿索粟一钱空怪见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贫贱我吾儿自合享吾穷。”（《静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愿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全祖望在《书刘文靖公渡江赋后》一文指出：“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三）。他所以不愿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以元开创规模言之”“不足为辅”（《静修集》卷八）。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这应当是促成刘因采取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的重要原因。他在七律《读汉高帝纪》里批评西汉初年的朝政轻视儒术：“规模自袭挟书律”“只知才到萧曹尽”（《静修集》卷二一）。其中所抒的不能不是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刘因还反复以“夷皓”（伯夷和“四皓”）为诗作的主题也无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时则甘于隐沦、“名书丹阙非吾望”的心迹。他用诸葛亮“静以修身”的名言额所居曰“静修”大约也在此时。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6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县）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刘因自己说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书三年主要是因为那里藏书很多可以一遂“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

至元十九年（1282）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荐以太子燕王守中书令下教召刘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他受教之后“即与使者俱行”。时真金建学宫中教近侍子弟读书。刘因抵京后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学于东宫。未几因继母感风疾辞归省视；翌年母卒乃丁忧家居。

重归隐沦由真金所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他想起汉初吕后以卑辞厚礼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汉惠帝）使刘邦以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飞鸿鹄“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因而不敢废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贸然卷入宫廷斗争的危险因此竟吟出“一读《鸿鹄歌》令人心胆寒”“出处今误我惜哉不早还”的沉痛诗句（《静修集》卷二《四皓二》）。在应征而起的六年前刘因写过一篇《退斋记》在文中婉转地批评在政坛上进退无恒认为许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从政就不应复因道之难行而“以术自免”（《静修集》卷一八》）。对照刘因作《退斋记》的宗旨亦更可见他对于自己竟然蹈许衡旧辙追悔不已。关于刘因在继母去世后近十年中的隐居生活史料甚为缺乏。他有词《太常引》云：“红尘尽处白云堆里高卧对青山。风味似陈博休错比当年谢安。”（《静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这个时期里他的心境。他无疑仍以写作和教书为业。当时流传有《四书集义》一书是朱熹有关四书的问答与集注而为他人所汇辑者。刘因认为其太繁且有牴牾处于是另加采择阐撰成《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李谦在刘因居丧期间曾拜访他说他“形体癯瘁须颁白”（《静修集》卷）这时他不过三十五六岁。到四十二岁这年儿子又先他去世；这对他的精神和身体不免又是一次大打击。

至元二十八年刘因四十三岁。元世祖忽必烈杀权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刘因墓表》）。元廷以集贤学士的三品清要之职往征刘因。他绝不愿再仕乃以疾固辞。

刘因在疾病缠身的最后两三年内又写成《易系辞说》一书。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其撰述流传至今者有《静修集》、《丁亥集》、《四书集义精要》、《椟蓍记》、《樵庵词》等。

第二节吴澄家居授徒的大半生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友人程钜夫题其居屋为“草庐”人称草庐先生。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联系甚深。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十六岁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产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前十余年里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o）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维持读书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长达十五年之久。有好几年他曾迁居乐安与当地的一名南宋贡士同隐居于布水谷。在此期间他校读考释《易》、《诗经》、《尚书》（今文尚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孝经》等经典。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很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大德五年（13o1）恰是在他居母丧服除翌年元廷诏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这时他已不能再以母老为托辞了。在写给力荐他的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董士选的信中吴澄表示了对当时儒者苟求苟得“舐痔尝粪何所不至”的厌恶情绪并希望董士选理解他“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吴文正公集》卷七《复董中丞书》）。但是不顾吴澄受诏不赴次年春天元廷仍督迫邑里具驿舟“敦遣”他赴京。吴澄被迫在秋季启行十月至大都。然而在他到达京师之前吏部已将去年授予他的官职作不赴任阙处理。很可能是这一缘故吴澄抵京不久即欲归还。无奈河冻不可行拖到下一年开春才得动身。

回到江西家中第二年又有江西儒学副提举之命仍不赴。几年之间他潜心于校定邵雍著述及古《葬书》订定《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还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授徒。大德末年江西行省为催请他赴学职先后遣人十余次文移往复凡数十吴澄仍以疾固辞不就。

国子监传道元武宗至大元年（13o8）元廷以国子监丞之职再诏吴澄。翌年春他在殡葬去世的次子以后由江西行省遣官礼请给驿舟赴任是年6o 岁。在这个年纪步入仕宦生涯无论如何是太晚了。但是吴澄是以蜚声天下的学者到国家最高学府去指导诸生。这与他以接续道统自任的本衷并不抵牾。他接受官职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到职以后国子学的生徒六馆“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之高下而开导诱掖之。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危素《吴澄年谱》《吴文正公集》卷）。

至大二年元廷立尚书省变更钞法、经理国用。原中书右丞刘楫以阿附脱脱、三宝奴等人改授尚书右丞。刘楫尝通《尚书·洪范》、《易经》之义近进者多敷言儒术以迎合之。刘楫殊欲借吴澄之名以自重但是吴澄执意不愿与之相过从。刘楫的一个门客自谓能致之两次拜访吴澄。吴澄先以疾为辞拒绝与刘楫交往；继之则回避不见客。门客逆知终不可致“归给其人曰：‘老儒未尝骑乘堕马折臂不能来矣’。乃止”（《吴澄年谱》）。元仁宗继位后尚书省臣伏诛阿附得进者皆斥罢。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时新任国子祭酒的刘赓自渭“朝廷徒以吾旧臣故自台臣来领学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遇诸生其勉之”。国子监教学实际上由吴澄所掌似乎使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参考程朱诸儒关于课读诸生的奏疏、教法、私议等斟酌去取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反对季考月试的大学积分法。但是吴澄这一套主张与国子监内大多数同列的想法颇不相合。于是有人议论纷纷称引他问学须以“尊德性”为本的观点将他划入“6学”的阵营。自南宋以来朱、6两人的门下长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讦。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6氏之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慨然于自己的意见和合者寡又不屑于自辩乃于翌年化冻后决意辞归。国子监诸生及属吏追至通州（今北京通县）河上恳留不从。朝廷遣特使止之亦不肯再留。他第一次“窃禄”为官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为时尚不足三年1。元仁宗1 吴澄辞职不久他的学生和同事、国子博士虞集也由于相同的舆论压力离职而去。国子监内的这场斗争皇庆元年（1312）冬吴澄回到江西老家继续著书授徒。

延祐四年（1317）由于江西行省坚请吴澄被迫同意主持恢复科举以后的第二次乡试。同年元廷又以集贤直学士聘召他入京。吴澄拜命后久病不愈遂无行意。经虞集执意敦请才在翌年五月勉强动身。行至仪真复因疾作而辞谢任命；乃令使者回京复命他自己则暂住淮南后又在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滞留。他的《尚书纂言》完成于羁旅建康时；在江州寓于濂溪书院南北学者从之听讲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从学的北方学者皆随之南趋。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之职衔遣使臣到崇仁特聘吴澄。二月吴澄自家中启行正月到达大都。这时在大都庆寿寺内用泥金誊录佛经两部的制作工程已开始将近半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传敕命吴澄为“金书”《佛经》作序；并授意吴澄此役意图在于“一追荐列圣一祈天永命一为民祈福”。这是吴澄就新职后接受的第一道诏令。他却以生荐拔实乃“蛊惑世人”为由拒绝接元英宗旨意写序。元英宗可能来不及得到吴澄的答复就于八月初从上都回銮途中在南坡遇弑。序金书《佛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年冬天晋王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翌年初在大都开经筵。吴澄与中书平章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同为讲官。今《吴文正公集》卷四四存留着一篇阐通鉴所载汉高祖约法三章的经筵讲义。在这篇讲义里吴澄开导长年出镇漠北、不谙汉地事务的泰定帝说：“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这样的“讲义”与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论学问对相比自然粗浅得多。但这些言辞出自一位七十多岁高龄、而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之口在蒙古皇帝听来分量一定是很重的。据说泰定帝听讲后“大悦”。

泰定二年（1325）正月朔日吴澄因老疾不克朝贺复有南归之意。到闰正月翰林国史院设局纂修英宗实录他仍被指名与役。是年秋英宗实录修毕他便坚意离京。冬吴澄至家时已七十七岁。次年朝廷又有诏征澄不起。乃赐钞币等遣翰林编修送到家里以示优礼。吴澄写信给时宰说自己“虚老而已无才可称”乞“收还所赐”。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至顺二年（1331）他的长媳、孙、孙媳、一妹、一弟先后去世“半载之间凡五丧”（《吴文正公集》卷八）。次年五月他从崇仁迁到杭州郡城就养于三子吴京。他的最后一部撰述《礼记纂言》即完成于杭州客寓时。有的学者认为诸经纂述之中吴澄对《礼记纂言》“用功最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元统元年（1333）盛夏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对朱6末学的匡砭是否具有中原士大夫抵制南儒控制国家最高学府的性质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依后代儒学家的观点“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为海内师资者南有吴澄北有许衡”（蒋：《吴澄从礼奏疏》《吴文正公集》卷）。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在元代理学史上许衡和吴澄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略有不同。许衡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具有开创之功吴澄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许衡兼有政治家和师儒的身份。尤其是中年以后他的主要志向毋宁说是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促使元政权进一步汉化并通过朝廷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理学；只有在从政遭遇挫折时也才退而为师儒。吴澄则差不多完全以解惑传道自任即使在为时不长的仕宦期间他所接受的也只是学官或者国史词翰之职。就从学术的层面推广和扬理学内涵而言则吴澄花费的精力似乎又远远多于许衡。濂洛关闽之学的侧重点在于“独标性命之言”（江藩：《汉学师承记》）而不甚强调追究礼乐之源。此种倾向经朱学未流承袭扩大遂一演而成为徒习成说之风以至于“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讥其拙”。吴澄对这种“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深为感慨（《吴文正公集》卷二二《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针砭此种弊端并在以下两点形成显著的个人特点。

一是按照理学的观点重新考校并阐释多种古代经典。在他看来这是在续朱熹的未成之志和未尽之言。经他先后校定和挥的古代儒家经典有《尚书》、《易经》、《春秋》、《孝经》、三礼、《葬书》等。儒家以外的《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也曾由他订定意在“使智之过高者不至陷溺于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拟度于虚高”（《吴澄年谱》）。虽然他在经学方面的许多断制并不为后学所赞同。但程朱门人“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吴澄对元和元以后经学的展是起了重要的影响的。例如古文尚书宋人虽多已疑之。但“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接指《尚书纂言》）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二是力图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6学的影响。吴澄承认“6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6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6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6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6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6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地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吴澄最早接触理学是他在抚州郡城结识并师从程若庸的时候。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朱、6两家。吴澄调和朱、6的主张可能受了程若庸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他和程若庸一样以朱学为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不过是想吸收6学基本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传授朱学过程中的方法论补充而已1。元代有些人以吴澄为6氏之学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误解而更像是在当时学术界人事冲突中用来对他进行排斥的口实。

1 《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

第三节赵孟頫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孟頫为宋太租子秦王德芳之后裔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宋高宗赵构无子立子偁之子伯圭（孟頫兄后为孝宗）始居湖州。曾祖父师垂祖父希永父与訔均为宋代大官。母李氏生母丘氏。祖父早死无子由祖母收他为后。孟頫为第七子十一岁父死生母督学2孟頫自幼聪敏过人刻厉进取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十四岁考中国子监。后任真州司户参军。

南宋灭亡后孟頫一度蛰居在家。生母丘氏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读书如何乎常人？”因而愈加努力拜老儒敖继公研习经义学业日进声名卓著。吏部尚书夹谷之奇举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辞不赴任。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孟頫名列其并单独被引见入宫。元世祖宠幸让他坐于右丞叶李之上有一御史中丞以前朝宗室子弟为由称其不宜荐举并近于帝王左右反而被逐出御史台。立尚书省元世祖命孟頫草拟诏书挥笔立就甚得赏识。诏集百官议法于刑部孟頫奉命前往。讨论到赃刑时会议拟定贪赃满至元钞二百贯处死孟頫指出：始造中统钞时以银为本虚实持平。二十多年来轻重相差已达数十倍今虽改为至元钞但二十年后至元钞值势必再次如同当年的中统钞。如果计至元钞抵法我怀疑失之过重。古代以米、绢二物为民生所必须称为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比谓之二虚。四者相较虽时有升降终究不会相距太远。因此以绢计赃最为适中。何况纸钞乃宋人所造行用于边远之地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现又要以此断人死命似大不足取。在大臣中有人以为他是前朝宗室刚从南方北上诋毁金人钞法必出于成见。刑部杨郎中便严词责难：今朝廷行用至元钞故犯法者以钞计赃。而你却以为不当岂不是想阻止行用至元钞吗？金人定钞法也与大臣共同商议难道就没有比得上你的人吗？孟頫说：法者人命攸关拟定时如失轻失重就会让人死于非命。我奉诏参与讨论认为有不当之处不敢不言。中统钞虚才改行至元钞难道至元钞就始终没有虚的时候吗？你不据理而言只想以势凌人是什么道理？杨郎中愧而致歉。

元世祖将以丞相之位安置孟頫初拟授为尚书吏部侍郎参议高明持议不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理天下驿站。按至元十三年的规定使客饮食之费每年定为中统钞二千锭至此物价已上涨几十倍而使者征有司请事及外国贡献又日益增多。于是站吏乏供便强取于民僻县小市买卖几乎断绝而使客、站吏与小民仍纷争不已。孟頫乃请于中书饮食之费增为二万锭。至元钞法阻涩不行遣尚书刘宣与孟頫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对左右司及诸路官则可直接加以笞罚。孟頫认为鞭笞官吏有辱于士大夫力辞其任在桑哥的威逼之下不得已而成行但遍历诸郡未尝笞罚一人。还朝桑哥严加谴责而士大夫则交口称赞他的仁厚德行。王虎臣揭举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诏遣虎臣往治。右丞2 杨载：《大元故翰要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载《松雪斋文集》附录。除《元史》本传外其他内容多半取于此。

叶李力奏虎臣不宜元世祖不听孟頫进言：赵全在平江为政贪暴固然当治但虎臣在他之前任该路总管时多强买人田放纵宾客为非作歹赵全多次与他扞格双方结怨至深。王虎臣之罪侥幸犯于大赦之前若派他去问治必假公法而报私仇所问之罪纵然属实别人也会持不同看法。元世祖醒悟乃改遣他人。桑哥为丞相钟初鸣即坐尚书省听事六部官员后至者即遭笞罚。孟頫偶而后至按例将遭处治孟頫乃突入都堂上诉右丞叶李以刑不上大夫之论怒责桑哥从此仅笞六部以下官。此后孟頫有一次骑马行于东御墙之外因道路陡狭不慎落马跌入河中桑哥得知特奏请元世祖得准将御墙西移二丈有余。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拜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该年七八月间地震北京尤甚地陷涌黑砂水死伤数万人。当时元世祖北巡驻于龙虎台特遣平章阿剌浑撒里还京师召集贤、翰林两院官问以致灾之由并告戒勿令桑哥得知。此前由桑哥建言派忻都、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数百万未征达数千万州县为之特置牢狱逮捕拷掠械系者相望于道大家巨室破产者无数甚至逼妻女为娼。而使者四出征取更为急迫大批富人纷纷逃入山林官府又兵搜捕两河之间起事者数万人。此次大臣会议本可乘机指责当权丞相施政失当但桑哥气焰熏天一般人仅仅援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泛泛而论所谓“修人事”、“应天变”的道理而不敢言及时政。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私交甚密乃乘势与之相商：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实由此而生。宜援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理算钱粮应尽数蠲免。阿剌浑撒里如言上奏获元世祖认可。诏书拟定后桑哥于都堂召会两院官员孟頫前读诏书阿剌浑撒里充当翻译读至除免逋欠条文时桑哥摇手说这决不是皇上的意见孟頫说拖欠者死亡已尽无从征取故未征钱粮均属虚数不在此时顺从诏书除免今后如有人说尚书有失陷钱粮数千万之责丞相何以自解？桑哥顿悟蠲免诏书得以下达。元世祖曾令孟頫比较留梦炎尚书与叶李右丞优劣孟頫崇留而淡叶。元世祖曰：梦炎在宋状元及第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不道梦炎只是屈己附和无一言以悟主听。叶李布衣之士但能伏阙上书故叶李贤于梦炎。但叶李论事厉于声色盛气凌人刚直太过因而易招人怨。你不敢斥梦炎之非是因他是乃父挚友之故。于是让他赋诗以讥刺梦炎。孟頫诗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后两言深得元世祖赞许。孟頫即以此事说动侍臣彻理：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辈不能言他日何以辞其咎？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者没有能过你的你当行仁人之事为万民除去残贼。彻理乃于世祖前极数桑哥之恶元世祖闻言震怒令卫士掌彻理双颊口鼻流血倒地片刻再问对答如初不久又有大臣进言元世祖醒悟处死了桑哥。

桑哥死尚书省废大臣多因罪被逐中书参政贺伯颜奏请早择辅相元世祖乃属意孟頫慰勉再三终力辞不受。元世祖再问翰林学士阎复、集贤学士宋渤能否称职孟頫答二人皆非相才。当日京师盛传孟頫已入中书为相日暮归第已是贺客盈门孟頫逊谢再三才稍稍散去。

元世祖在位曾多次有意重用孟頫并进而传旨特许他自由出入宫门寄以腹心。孟頫则自感身处要地势必遭人猜忌因此问及军国大政时他一如既往倾心直言但此后却更少出入宫中并力请调离京师。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授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缺官他独署府事处事有方宦绩卓著。为政常以兴学为务。城东有膏腴田八顷两家相争数十年不决孟頫判为赡学田。夜出巡察闻读书声往往削其柱而记之次日派人赠酒慰勉能文之人亦必加褒美。三十年后该地俊杰之士号为天下之冠。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以苛虐著称孟頫未能顺随乃寻事中伤恰逢元成宗召他赴京预修《世祖皇帝实录》才免于其难。不久辞归乡里时值大德元年（1297）朝廷又授太原路汾州知州等职尚未到任又召还京师令书《藏经》书成后执政拟留他入值翰林孟頫力辞请归。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满后于至大二年（13o9）七月转任扬州路泰州尹等职。时元仁宗在东宫正收用文武才士因而未到任又被召回次年十月授为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因与其他学士在撰写祀南郊祝文时意见不合告假而去。元仁宗即位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按从二品资历推恩封赠两代。

皇庆二年（1313）后又多次升迁至延祐三年（1316）七月授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按一品资历推恩封赠三代。元仁宗恩宠有加常常字而不名有所撰述往往密旨相召。与侍臣论文学之士将孟頫比为唐之李白、宋之苏轼并将他“乎常人”之处归纳为七个方面：帝王苗裔、状貌昳丽、博学多闻知、操履纯正、文词高古、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而造诣玄微。中伤、离间者往往遭元仁宗斥责。六年五月力辞归乡。至治元年（1321）春元英宗遣使就其家书写《孝经》。至治二年六月去世与夫人管道昇合葬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之原。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孟頫博学多艺文学艺术开创一代风气。经学主治《尚书》尤精于礼、乐之学。对律吕之学也有精深研究颇得古人不传之妙著有《琴原》、《乐原》各一篇。篆法尊《石鼓》、《诅楚》隶书法梁鹄、钟繇行草崇二王晚年又受李北海影响各种书体冠绝古今天竺、日本均以收藏其翰墨为贵。手书佛、道书法有许多散于名山。诗赋文河清邃高古读来往往使人有飘然出世之感。至元年间诗人之中他与戴表元等人一起力扫南宋卑弱习气。他善于融篆籀之法于绘画之中竹石、人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无疑是一代画坛领袖。对世俗贬低界画的看法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其他画科有时尚可杜撰瞒人而界画却更须具备功力法度。有记载说入元之后孟頫家事甚贫平时也常以字画收取润笔费用聊以自补。他还精于古器物、书法、名画的鉴定有关年代、作者、真伪望而知之百不失一。有《松雪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传世。另著有《谈录》一卷。子三人雍、奕并以书画知名。

夫人管道昇字仲姬为孟頫同里聪敏过人能书善词绘画精于墨竹、梅、兰笔意精绝。元仁宗曾取其书法与孟頫及其次子赵雍的书法用玉轴精装钤上御印藏于秘书监说：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第四节高克恭高克恭（1248—131o）1字彦敬号房山。回纥人2祖父汉名乐道。父名亨字嘉甫对儒家经典与理学颇有研究且重操行达官名士交章举荐但他崇尚风雅不乐于仕途晚年退居大都房山生子五人克恭为其长子。克恭早年受父亲影响于经学奥义口诵心研“识悟弘深”。至元十二年（1275）起他先补各处掾吏后任户部主事以文雅置身于公卿大夫与魁儒硕彦之间渐以名闻。

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高克恭先后任河南道和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二十四年升监察御史台臣称他处事干练持法有度纲条具举。次年桑哥为相选为右司都事次年改派江淮行省考核簿书施政号称“平恕”。还都后授为兵部郎中。不久桑哥被处死朝议称高克恭为端介练达之士选为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在任期间定儒籍罢弊政荐才望。当时浙西公田多隐漏失实行省命高克恭检括。克恭认为江南每岁输粮四百万石浙西地区占三分之二其中公田七十五万一千顷有余办粮一百三十万石租粮是民田的近二十倍公田租赋特重其由源于宋代贾似道检括公田骚扰民间民田有限只好强行拼凑田有虚额官府不予蠲免于是负欠者众吏民交病应讲求良法不当再次骚扰。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后来又有理财大臣奉朝命至杭州经理田粮增收浙东夏税瓯、婺一带深受其扰行省自执政以下皆顺旨画诺唯高克恭认为此举在重伤百姓拒不署名并烧毁了一批经理帐册。

杭州每年征调百姓看管官仓如遇奸利事件宫库折耗百姓变卖子女无法偿还。高克恭则另选州县受钱代服徭役的人夫承当服一年则升其任百姓得免于征调杭州此后便以此为常规。税务司往往列刑具于门用以惩办逃税人员克恭召见税司官吏问税入定数多少答称不足额定之数。克恭说：我将向上司明言但示此刑具加之以威不是称职的作为。次晨赴税司牙署见刑具已去而税入此后却反有盈余。至元末年江浙一带仍厉行火禁。克恭认为平民依赖手工维持生计如因火灾频而严禁夜间点火那末小民房屋狭小夜间又势必要点灯作业只好设法遮藏结果反倒使火灾频频作。因此他取消了这一条禁令此举深得杭民拥戴。

江淮行省易名江浙高克恭复归中书任郎中。元贞二年（1296）升山西河北道廉访副使。时畅师文仅任佥事位在其下高克恭上疏御史台列“不可居纯甫（畅师文字）之上者”三条力辞其任于是大德元年（1297）改选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畅师文也升为他任时人多称克恭谦让之德。王敬父与克恭同历台、省之职情义款密但后来渐染放荡之习饮酒则往往出语诋毁使人难堪克恭毫不动意称“敬父趣尚高远不应以小过摈废”并力荐于朝。任职期间曾建言朝廷累颁诏旨议行贡举法但权臣卖官营私拔引同类阻碍施行致使天下乏才因此贡举法应立即施行。又言敦学校、选实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狱等事同列多龃龉讥讪唯御史大夫彻里为之肯。大德三年调任工部侍郎进而转为翰林直学士。

1 本传主要依据邓文原：《巴西文集·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2 元人著述多称其为西域人朱德润《存复斋集》卷十《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并称：“高侯回纥长髯客”；张雨《贞居先生诗集》卷三《高尚书山水仲川第请题横幅上》：“我识房山紫髯叟。”大德六年授吏部侍郎。次年河东（今山西）大地震高克恭被派赴平阳赈饥葬死审冤案平反若干事。大德八年改刑部侍郎。有人上告御史问案时有枉法行为元成宗命立案问罪。与御史联名办案的官吏为免受牵连纷纷袒护投诉者御史于是服罪后虽遇赦免但仍议加责罚。高克恭深察其事坚持联名办事者当与御史同罪其言与执政意旨不合但在朝廷辩论时克恭始终不改初衷。升任刑部尚书后又建言：修明刑罚本是教化人道的辅助手段而人道莫大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伦常秩序。而今子控父罪妇指夫罪弟证兄罪奴诉主罪拷掠成案大伤风化宜加禁绝。又在押囚犯每年死于狱中不下数百人这些都足以证明施政有碍于阴阳调和亟待改善。在刑部与同官论事不肯随声应和。不久改任大名路总管。

至大三年（131o）二月还京师将朝拜之际感风寒久治不愈九月初去世。一子名柜曾任秘书著作郎。

克恭生性坦荡平易与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则倾心相交终身不疑。房山有田二顷此外身无余资。他身为色目世家但汉文化修养极高去世前还特命丧葬“用朱文公法”无疑是一位汉化的代表性人物。仕于南方时他酷爱钱塘山水余暇则呼僮携酒杖履登山留连尽日。画以山水、墨竹著称兼及兰惠梅菊1。山水始师二朱后学董源、李成、巨然墨竹学黄华集众家之长而“大有思致”。时人诗称：“近代丹青谁自豪南有赵魏北有高”2与赵孟頫南北相对为一代画坛领袖。画竹则独步于时后人有称：“前朝画竹谁第一尚书高公妙无敌”3。山水则主一代风尚所谓“世之图青山白云者率尚高房山”④。在江南做官时常与名士李仲芳、梁贡父、鲜于伯机、柳贯、虞集等交游切磋技艺与赵孟頫尤称至交经常挥毫合作。平时不轻于作画而喜于酒酣兴之际好友在侧为之铺纸研墨乘快为之《图绘宝鉴》的作者夏文彦称其画“怪石喷浪滩头水口烘锁泼染作者鲜及”可见他喜用泼墨写意画风形神兼备5气韵闲逸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去世后遗墨一纸价值百千缗因而出现了许多刻意临摹的作者传世赝品也比较多。他同时兼有诗名诗风“神韵胜”另有一派奇秀之气6《元文类》选西域诗人五家他的诗作在数量上仅次于马祖常。此外还精于书法、名画、古器物的鉴赏。文集有《房山集》一卷（《元诗选》）、《高尚书文集》（《式古堂画考》有王士熙跋）与《高文简公集》七卷（《千顷堂书目》）。

1 学界多认为高克恭绘画题材仅限于山水、墨竹实际对兰、蕙、梅、菊等花卉也有涉及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2 张羽：《静居集》卷三《临房山小幅感而作》。

3 善住：《谷响集·为陈仲孚题薛公远墨竹》。

④ 刘仁本：《羽庭集》卷二《题米元晖〈青山白云卷*5 自题画竹诗曰：“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见王逢：《梧溪集》卷五《高尚书墨竹为何生性题》）此语亦得时人肯。

6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八《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十八《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诗》。

第二十一章赡思马祖常萨都剌迺贤虞集苏天爵第一节赡思赡思（1277—1351）1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鲁坤随蒙古军东迁居丰州（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窝阔台汗时官至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又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为师不乐于仕途赡思九岁时能每日记诵儒家经传至千言。弱冠之年师从名儒王思廉博览群经涉猎宽广“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虽少壮之年已为乡里推重。

延祐初诏行科举有人劝他就试赡思笑而不应。不久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荐。泰定三年（1326）以遗逸名义征至上都元仁宗于龙虎台召见甚得宠幸。当时倒剌沙擅权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赡思避而不见倒剌沙屡次派人征召赡思乃以奉养父祖为由辞归乡里。

天历三年（133o）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阁召见问赡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见而称善。又下诏令参预修纂《经世大典》因与诸儒意见不合请求离去元文宗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挽留赡思以母亲年迈为由力辞乃赐钞放还。至顺四年（1333）又命为国子博士适遭母丧而未赴任。

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赡思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他针对当时朝政**情况密封上达奏章提出十条意见：“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卫军、一刑章、宽禁纲”。当时正值权奸伯颜乱政赡思忠耿之言震惊朝堂。侍御史赵承庆慨叹：“御史所言切中时弊实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赡思亲属为陕西行省执政为非作歹赡思罗列其罪状予以查办该执政乃弃职夜逃恰逢朝廷下诏勿予逮捕问罪赡思仍杖罚其所宠幸之人。巡察云南时查办违法省臣该省臣即挂印而去远近为之震慑。

襄、樊一带有数千户流民聚居宋绍熙府旧地（今四川荣县）为求生计冒禁私开盐井并常常拦劫囚徒杀官府巡卒。赡思捕其领释放其他党羽。并为之上奏：“绍熙之地土地富饶利益丰厚所以流民趋之若鹜如将这批人放原籍又可能酿成边患应设置官府抚定。”元廷下诏以其地设置绍熙宣抚司。

后至元三年授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任间查办都转运盐使、海道运粮都万户、行政院等官贪赃罪行浙西郡县诸官赃迹有所收敛。浙西诸寺院以所谓道人、道民、行童名义私自招纳民户赡思认为这些民户出家既碍伦常又逃避官府赋役。后据勘察嘉兴一路出家者即达二千七百人乃提议将他们强制送归原籍供纳官府赋役借以宽松民力。朝廷认可并著入律令。后至元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因病归还。

赡思历官台宪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为己任先后平反多项大辟之狱但对有碍伦理纲常的行为却量罪特严不予宽贷。例如他曾与五府官至贵州咸宁判案当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妇与邻人张子文通奸。1 本文资料主要依据《元史·赡思传》。

一日张对该妇说：我将杀你丈夫。宋娥随后将此语转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数日宋娥才将张子文之事禀告姑母。五府官认为宋娥不属合谋杀夫并且已有赦免诏令应予释放。赡思说：张子文杀人实际已得宋娥肯况且夫死将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实情情节足以说明宋娥乃与张合谋后来自感不能始终相瞒方予举告罪在十恶之列岂可因下达赦免诏书而免罪？枢密判官说：“平反狱案免人于死乃阴德所在御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规。”赡思曰：“你这是故出人罪并非平反冤屈。况且如欲以宽释刑犯而积阴德对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单独赴刑部议罪宋娥最后以同谋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东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书少监讨论治河事宜均称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于家终年七十四。后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号文孝。赡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学卓异对经学颇有研究尤精于《易》学它如天文、地理、音乐、算数、水利及外国史地、佛学也无不研习精到。家贫有时乃至困于饮食仍考订经传自相慰乐。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贞石志》中保存赡思的撰文五篇：《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顺三年十二月）、《善众寺创建方丈记》（元统三年二月）、《龙兴寺钞主通照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龙兴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1。

1 赡思通晓佛学及《常山贞石志》中现的赡思撰文据陈垣先生揭见陈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四《西域之中国文家》。

第二节马祖常马祖常（1278—1338）字伯庸。世出西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贵族辽道宗咸雍年间（1o65—1o74）迁居甘肃临洮。七世祖帖穆尔越歌积官至马步军指挥使人称马元帅。六世祖伯索麻也里束时辽亡被金兵掳至辽东久而释放迁静州（亦作净州今内蒙四子三旗西北）天山。五世祖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字瑞宁金章宗泰和年间（12o1—12o8）选为尚书省译史贞祐（1213—1216）末随金宣宗南迁开封积官至凤翔府兵马都总官判官元光二年（1223）死于抗蒙战事。四世祖月合乃（即祖常之曾祖）随世祖忽必烈征宋官至礼部尚书。祖世昌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父润同知漳州路事家于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先世所任官职名称中因有马字便因以为姓2；后迁居静州之天山故为汪古部人。先世已致力于儒学曾祖月合乃“学问文献”已“过于邹鲁之士”1。从父马润开始始背弃基督教2。

马祖常七岁时已刻苦好学得钱全部购书。十岁随父至仪真（今属江苏仪征市）有一次见火烛倾倒延烧墙壁。他即用水湿衣扑灭父问为何独自灭火而不呼救。他回答说：“怕惊动长者”。少年时代他仰慕古学时蜀儒张■至仪真讲学他曾列数十条经史问题相质疑。延祐元年（1314）行科举列乡贡第一在参加会试的一百三十五人中又在一科之；廷对规定以蒙古人为他屈居第二。虽列右榜但文章学识也深为左榜中试者所叹服故名声隐然耸动京师。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与袁桷、王士熙等互相切磋文字相交甚密。延祐三年冬拜监察御史。当时元仁宗在位已久但仍居东宫饮酒过节臣下常常乘机奏请而遂私欲祖常为之上书：视朝当御大明殿正衙；百官奏事当按朝仪三日二日一朝宰相、群臣依次奏对御史执简史官执笔缙绅佩玉俨立左右这样虽有怀奸利乞官求赏之人必不敢妄自出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当调进玉食；近侍进酒当行一献百拜之礼。元英宗为皇太子祖常又上书请慎选师傅辅导。时丞相铁木迭儿当权祖常先得知他违制盗观国史事因而与同僚上疏列其贪纵不法十事铁木迭儿赖太后庇护得免。祖常又上言中书参议孛罗、刘吉是丞相心腹交相贿赂；左右司都事冯翌、刘允忠依仗权势侥幸图进均被罢黜。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地震山移祖常上书言：山为不动之物而今居然移动原因是在野有当用而未用的贤才在朝有当言不言的奸佞。大臣为之惶恐均家居待罪。河西廉访使杜某将大赦后的杀人者作赦前原免大都路总管范某因家财被盗自行赴兵马司督问祖常认为前者肆意废法后者侵官失礼予以弹劾。又力荐遭铁木迭2 《马氏世谱》（载黄溍《黄金华集》卷四三《世谱》）及《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传》称马氏始于迁居中国后的第二代（帖穆尔越歌）而许有壬《敕赐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并序）》（载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六《碑志》三）、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载《滋溪文稿》卷九《碑志》三）及《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均置于第四代因习礼吉思（锡里吉思）任金凤翔兵马判官而死节故“子孙历官以马为氏”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亦据以上材料归纳说：“则谓马氏始于四世也。”

1 马祖常：《石田集》卷一《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