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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通史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44942

题记本卷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代的历史。

明代起于洪武元年(1368)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它是继秦汉、隋唐、宋元之后又一个统一的皇朝。明代有许多新的东西是以前所没有的这表明了它在历史上的进步。

封建的土地关系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它的变化尽管很小但触及到社会组织的根本。明代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是很显著但动摇已经开始了。封建依附关系是封建化在人身上的直接反映明代的人身依附关系是逐渐向松弛方面展的。

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历代不绝但像明末农民大起义那样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这也透露了历史上的新消息。

明代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中外关系其密切程度都过以往。在科学技术展上也不同于以往。我们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必须放宽视野加深力度。尽管一时尚不能有太大的成果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当寄予极大的期望。

本卷主编王毓铨同志是明史的专家191o 年生于山东莱芜。他于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46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47 年曾任美国古钱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195o 年回国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1955 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78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兼研究生院博士、硕士生导师。1989 年以后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顾问。他在明史研究上有丰厚的成果主要著作有:《ear1y netage》(《中国古货币》)、《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展》、《明代的军屯》、《莱芜集》。近年的主要论文有:《明朝徭役审编与土地》、《籍、贯、籍贯》、《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份》、《纳粮也是当差》、《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明朝的配户当差制》、《户役田述略》、《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等。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使他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史比较有系统而完整的观点。他对本卷的撰写有具体的考虑。

八十年代初多卷本《中国通史》各卷编写组6续成立。明史卷的编写小组也于1984 年应运而生。当时的编写组成员有商传、毛佩琦、张显清、王天有、廖心一、任道斌等同志。1987 年冬王毓铨同志和我一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确定了本卷的编写大纲和编写宗旨明史工作正式展开。

商传同志1945 年生于北京。1968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 年至1981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谢国桢同志攻读明史。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志》参加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并表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综述部分的第十二章;典志部分的第七章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三节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四十章和第五十一章。

毛佩琦同志1967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78 至1981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尚钺同志攻读明清史研究生。现任国家文物局对外交流博物馆馆长兼党委书记教授主编《岁月河山》、《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做了组稿、审稿工作并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章和第四十八章。

张显清同志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 至1965 年在中国科学院师从吴晗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研究员。著有《严嵩传》并撰有论文多篇。

王天有同志196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78 至1981 年在北京大学师从商鸿逵、许大龄同志攻读明清史研究生。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著有《〈明史职官志〉校注》、《东林党与晚明政治》并撰写论文多篇。

任道斌同志1981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谢国桢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方以智年谱》、《赵孟頫系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八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三十九章第二节第四十章第二节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五十三章第二节。

廖心一同志1977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王毓铨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著有《明朝小通史》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四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章第一节、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一章。

除上述几位同志外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同志依次如下:阿风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节。

林金树同志1964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著有《天启皇帝大传》并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六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五十二章。

尹选波同志人民出版社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一章。

张美娣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

张英聘同志中国地方志办公室助理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与王熹同志合作);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三节、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一章。

高寿仙同志北京行政学院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

王熹同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九章(与张英聘同志合作)、第十章、第十一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第一节。

梁勇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

张兆裕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第二节第四十七章第一节第五十九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五章并负责科技部分的通稿工作。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八章。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三节。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四节。

许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

李松茂同志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伊斯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章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

邓建军同志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张德信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二节。

张宪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

马寿千同志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二节(与韩新光同志合撰)、第五十四章第三节。

韩新光同志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与马寿千同志合撰)。

孙湘云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

江心力同志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

吕景琳同志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二章第一节。

李雪慧同志《中国检察报》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二章第二节。

徐凯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

张自成同志《中国文物报》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六章、第三十七章、第五十一章第二节。

白崇人同志《民族文学》杂志副主编、编审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

蔡景峰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五章。

潘吉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第二节。

谭天星同志国务院华侨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范中义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一章第三节。

林永匡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杨志清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六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七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十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选图、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宫伟同志参与了本卷的部分摄图工作。

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作者多有疏漏只有以后补上了。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努力终于完成。如果从1987 年算起时至今日已有十年了。王毓铨同志在学术观点上同我颇多接近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事。我们曾经合作撰写了《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的文章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彼此差异不多。毓铨同志因健康关系本卷的许多具体工作由商传同志协助办理有时我也参加点意见。如有错误尚望读者指正。

周振甫同志和顾诚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7 年9 月12 日于北京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明实录明实录是明朝官修的“国史”是明朝最重要的官修史籍。明朝共修有十三朝实录:《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明仁宗实录》十卷;《明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明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明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明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明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明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明穆宗实录》七十卷;《明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明光宗实录》八卷;《明熹宗实录》八十四卷。

其中建文朝无实录《太宗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记》不书建文年号只写元、二、三、四年卷十上至卷十五记建文四年(14o2)秋七月燕王朱棣夺位后之事时未改元永乐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虽未单独修纂却也未废年号。崇祯朝明亡故无官修实录。

明制新皇帝登极后即诏修前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嘉靖前藏于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后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内阁。

《明太祖实录》凡三修。《明史·艺文志》记:《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建文元年(1399)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o3)解缙等重修。九年(1411)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1今所见之《明太祖实录》即三修本前二修本则均已不得见其书。

《明太祖实录》三修本成书于永乐十六年(1418)。自建文元年初修之始至永乐三修告竣二十年间三成其书。中经“靖难”之役燕王夺位政事、人事变动甚大因而引起对本书的各种议论加之历来史家多称颂建文“宽仁”不满于燕王夺位后对建文遗臣之杀戮故多指斥永乐中之三修“事皆改窜罪在重修”1。然而究其修纂史实并不尽如此。

《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元年正月书成于建文三年(14o1)十二月前后凡三年。

当洪武晚年太子朱标病逝太孙朱允炆年幼诸王觊觎皇位藩衅已萌。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月命曹国公李景隆突执周王废为庶人数日后便有“征江西处士杨士奇充实录纂修官”之命2。至建文元年正月正式开局修书则同月又废代王。四月湘王**五月废齐王六月废岷王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靖难”之役爆。建文三年十二月书成上呈时则燕王挥师南下战局已定。半年后燕师入南京。由此可知其一修《明太祖实录》始于“靖难”起兵之前夕终于燕王夺位之前夕大略与“靖难”之役相始终。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修成的《明太祖实录》中对于燕王及诸藩的记述自然会多有指斥之处。因此燕王夺位后“以前任知府叶惠仲等修《太祖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3。

既然《明太祖实录》中有此记述燕王朱棣夺位后必然亟命修改建文四年(时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此距燕王夺位仅三月而距建文一修成书尚不足一年。1利用这次改修《明太祖实录》以正其夺位之名这与当时大戮建文遗臣目的乃是一致的。

这次重修前后仅用了八个月至永乐元年六月即匆匆成书。全书一百八十三卷分写一百六十五册此即所谓《明太祖实录》二修本。2从修纂时间及过程来看这并非一次真正的重修而只是在原书基础之上将其中触犯忌讳之处作删改增订而已。这是出于当时形势所需“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3。因此便决定了此书必然还将有第三次修纂。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始于永乐九年至十六年五月书成历时六年七个月。全书计二百五十七卷分写二百五十册又有《宝训》十五卷分写十五册。④1 张岱:《琅嬛文集》卷三《征修明史檄》。

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监修实录》。

3 《监修实录》作叶仲惠。今据《明史》卷一四三本传改。

1 《明太宗实录》卷十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2 李景隆、解缙:《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

3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o永乐九年十月乙巳。

④ 夏原吉:《进实录表》《明太祖实录》卷。

这次修纂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当时全体内阁成员几乎都参与了修纂工作;再是监修官姚广孝和夏原吉均直接参与修纂工作。

从这三次修书参与的人员来看虽然主要修纂者人数相当但情况却有所不同。一修、三修用人较为精当二修人数虽多却有不少挂名而实未与者。如《进实录表》中所列之王景、胡俨、杨荣、金幼孜等《明太宗实录》、《明史》等书均未记其与修之事。其领衔监修者李景隆才品均劣又多用监生、生员此为永乐之初史官乏人且当时在政局变动之后人心未定岂能尽心于考订编修国史。至三修之时朱棣已用胡广之言停止追治所谓“奸党”时当永乐盛世所用多为当时名臣着力于“访问考稽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1。因此三修本从内容上不仅较前二修丰富而且较前二修为好。

《明太祖实录》一修、二修本今均已不得见其书。《明太祖实录》二修书成即焚一修本为使不留改动之痕迹。但三修书成却并未焚二修本。是以二修本曾传至明末。明末清初顾炎武曾记:“闻之前辈老先生曰:《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洪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2明实录中另一部被改修的是《明光宗实录》。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实录仅八卷但却经历二修。《明史·艺文志》记:《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1623)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1628)始进呈向高本并贮皇史宬。3《明光宗实录》的改修源于明万历以后的党争。据史载初修本出于周炳漠、张鼐之手而由叶向高裁定。“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臲■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1对此叶向高早有所虑曾说:“光宗在位仅一月实录所载多潜邸时事然其间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脱稿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而自余归后言者哄然以张差、进药、移宫三事为非是得旨改正。”2张差即“梃击”之主犯进药即“红丸”案。这明末三案是阉党与东林党冲突之焦点。待到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大肆诛灭东林党人后便必然要改述其史事。朱国桢《皇明大政记》称:“光宗在位止一月。实录先上以‘三案’改修。盖**仗魏逆之势恣行如此。先建议者黄承昊也把持涂改者1 姚广孝:《与夏尚书》《明经世文编》卷十三。

2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

3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

1 《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2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

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

阉党所篡改以“三案”史事为主但光宗在位仅一月为太子时有“梃击”案即位后有“红丸”案死后又有“移宫”案贯穿其全部活动实属大事是非亦明。阉党所改之《光宗实录》“不为人采信明史馆不予传录故终于湮没无传也”3。今所见《明光宗实录》乃叶向高等原修本。明十三朝实录除《明太祖实录》、《明光宗实录》经重修外余皆无重修本。

清人徐乾学曾对明诸朝实录给予概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④此为就明实录本身之比较而言至于明实录之史料价值则自明朝以来史家多有所议论且多批评之辞惟明史家王世贞及清人万斯同较为公允。

王世贞称:“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1万斯同虽对明实录“暗于大而明于小详于细而略于巨”2给予批评但仍对其有推崇之论:“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互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矣。然言之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3明实录从《太祖实录》起便强调事直文简理明义彰对典章制度记述尤为详明成为后世研究有明一代典制的最主要史料。明实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收有重要人物传记其中虽间有隐讳失实之处但仍保留了较为丰富之史料成为后人纂修明史列传及研究这些人物和历史的重要资料。

对于明实录中保存的史料不同研究范围的人见解也不相同。总括来看明实录所记偏重于政治事件、制度而缺乏社会经济方面内容这是3 影印本《明光宗实录校勘记》。

1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o《史乘考误一》。

2 万斯同:《群书疑辨》卷十二《读太租实录》。

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万先生斯同传》。

史官们囿于封建正史编修传统之必然结果。

《皇明宝训》《皇明宝训》与明实录一样亦为明代之官修正史。有明一代先后共修有十三朝宝训:《明太祖宝训》十五卷今存六卷;《明太宗宝训》五卷;《明仁宗宝训》二卷;《明宣宗宝训》五卷;《明英宗宝训》三卷;《明宪宗宝训》三卷;《明孝宗宝训》三卷;《明武宗宝训》二卷;《明世宗宝训》九卷;《明穆宗宝训》二卷;《明神宗宝训》十二卷今存十一、十二卷共十二页;《明光宗宝训》一卷已残存七页;《明熹宗宝训》四卷存五十三页。

明制宝训与实录同时修纂。其制始于永乐中三修《太祖实录》。夏原吉《进实录表》中称:谨撰述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实录二百五十七卷计二百五册宝训五十七卷计十五册谨伏阙上进。1表中所称宝训五十七卷今已不存。待到万历年间吕本校订刊行《皇明宝训》时《太祖宝训》仅存六卷自太祖至穆宗共四十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此刊本台湾影印出版。

所谓宝训即为皇帝语录按照内容分类辑录。这些内容实录中均有记述文字也尽相同不过将“上曰”之类改为“太祖曰”罢了。但是宝训集中了皇帝的言论又分类开列易检索易读作为“遗之子孙”的训条既实用又方便。

以《太祖宝训》为例卷一:论治道、敬天、孝思、谨好尚、谦德、经国、封建、兴学;卷二:尊儒术、圣学、褒功臣、教太子诸王、正家道、厚俗、议礼、兴礼乐、崇教化;卷三:任官、守法、求言、纳谏、去谗佞、却贡献、勤民、理财、节俭;卷四:戒奢侈、励忠节、报功、警戒、弭灾异、屏异端、评古、仁政;卷五:求贤、恤刑、赏罚、宽赋、恩泽、赈贷、保全功臣、礼前代、礼臣下、训将士;卷六:谕群臣、武备、驭夷狄、怀远人、1 《明太祖实录》卷。

辨邪正、育人才、务实。共五十一目。此为有明一代宝训之开创后世所辑均依此体例仅分目略有不同而已。

明朝诸帝优劣殊分太祖、太宗(成祖)均以百战创业勤于政务;仁、宣守成弘治中兴亦有所建树言论中多有可取之处。至武宗、世宗、神宗、熹宗诸朝荒政怠国言行不一。所谓“宝训”不能反映其实史料价值也就较差了。顺便一点要说及的明朝皇帝训言、敕谕、批文均多白话“宝训”所用文言盖出自史官润饰之笔。

《大明会典》简称《明会典》前后共纂修三次第一次于弘治十年(1497)开始纂修弘治十五年成书于正德六年颁行;第二次于嘉靖年间续修五十三卷未颁行;第三次于万历四年(1576)重修至万历十五年修成为二百二十八卷。

会典修纂会典者汇集一代之典章制度也。其体例创于《明会典》。

“四库”收于“政书”类。历代典籍中“政书”一类推杜佑《通典》但其所记乃上起三代下迄唐中叶通述历代政治经济制度之沿革;唐人苏冕撰《会要》四十卷始有述一代典制之作今得见者宋人王溥《唐会要》。然而“会要”体旧作类书盖为检索之便述事简明。《唐会要》因所录史籍散佚不存而独具价值至两汉、三国及明之会要则俨然工具书。

《明会典》不同于《通典》及“会要”诸书。其专述有明一代之典章制度且经多次补纂删润备载诸典制之事例为当朝人修当朝典制最为丰富充实者后为清人所沿袭而作清会典及事例。《明会典》之修纂可溯源于明初。明人称:会典一书盖昉《唐六典》而加详焉。太祖初著《诸司职掌》至英宗复辟复命词臣纂修条格以续职掌之后。盖会典已权舆于此但未及成帙耳。1国初事简有《诸司职掌》为典章制度之依据。至英宗以后事例渐繁故修条格续于职掌之后一为明了典制之更迭依据且可条存事例为今后用据之本。

会典之正式开局始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孝宗命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充总裁官程敏政、王鳌、杨守阯充副总裁。当日又有内阁大学士徐溥等请赐所修书籍名目使“纂修者有所依据承行者易于遵奉”。“上命书名《大明会典》”1。

此为初修会典之始。此修先后凡五年至弘治十五年(15o2)十二月书成。实录记: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重修会典》。

1 《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三弘治十年三月戊申。

纂修《大明会典》成翰林院进呈上御奉天殿受之。文武百官各朝服侍班行礼毕赐总裁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健等宴于礼部命英国公张懋及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侍宴。2典极隆重。即日孝宗亲为制序但未及刊行。

弘治十年敕修会典时内阁辅为徐溥故当时总裁官以徐溥为。次年春刘健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为辅徐溥以目疾乞归逾年而卒。十五年《大明会典》成书刘健“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李)东阳、(谢)迁同赐蟒衣”3。

此修因未及刊行内容不甚详。今正德会典基本便是弘治原书。今所存正德会典及万历会典前均有孝宗《御制明会典序》并有《纂辑遗书》与《弘治间凡例》。可知书凡一百八十卷所据有《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式》、《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

弘治会典虽未刊行但它却开创了《明会典》的基本体例。以往于会典之体例或称其“盖昉《唐六典》而加详焉1”。或以为其仿《元典章》之旧体。此不过后人类比之法。依四库之分类《唐六典》列于史部职官类不入政书。《元典章》则并非尽以官署为纲且“体例瞀乱漫无端绪2”。不足与明会典相拟。

关于会典体例弘治间凡例已有明述:“本朝旧籍惟《诸司职掌》见今各衙门遵照行事故会典本职掌而作。”3又据明人所记天顺间已有词臣纂修条格以续职掌之后遂开会典之先例弘治开局修纂依此未变。会典刊于正德四年(15o9)正德《御制明会典序》称:朕嗣位之四年为正德己巳。检阅前帙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复命内阁重加参校补正遗阙又数月而成。④可知此次刊行对弘治原书有所校补且时经数月。正德校刊会典始于四年五月:初纂修《孝宗实录》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例。既而又令查其中尝与修《大明会典》已升及守制未升者职衔、履历与到馆日期至是上之。诏纂修实录重事也其即照例拟升职等第以闻。且谓先年刘健等以编纂会典为名多所糜费已升之职俱革之。其书仍令大学士李东2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四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

3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重修会典》。

2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三《史部·政书类存目一》。

3 《大明会典·弘治间凡例》。

④ 正德《御制明会典序》。

阳等复视更定务令明白。1此本为刘瑾专权裁抑文臣之举。同年为避刘瑾请迁南京之户部郎中陈洪谟记称:“初《大明会典》成内阁自李东阳而下至翰林、春坊皆升职。瑾以为破坏祖制宗书妄增新例毁其书悉追夺各官升职惟东阳不夺。”2东阳虽未夺官仍有降支俸禄之罚。降职者有梁储、靳贵、傅珪、朱希周、毛纪、潘辰、周文通、沈冬魁、张芮、毛澄、顾清、杨守阯、王华降俸者并有杨廷和、白钺、刘机。刘瑾干部拟降处以议未尽满意时得旨从之“仍谓吏部奏拟欺隐含糊法有未尽姑存大体不究”3。主要即为李东阳降俸为未能尽法。“瑾欲裁抑儒巨谓旧例纂修升秩为过故先革其所以升者而复加之以示己(瑾)恩”④。先是以修《孝宗实录》已有升赐事载四年四月实录至此旋降旋复均出刘瑾之意。

黜降之外陈洪谟有“毁其书”之记述殊可存疑。实录仅谓刘健等“多所糜费”。陈洪谟则记有“以为破坏祖宗制书妄增新例”云云。然观刘瑾降黜诸臣意不在书而在人似未必有毁书之举。且正德校刊会典始于四年五月成于同年十二月仅半载有余18o 卷之巨帙若全部重修势难完成。当以原书为本另作校补而已。

今存正德刊行之《明会典》卷有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孝宗御制序文及正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武宗御制序文。所列总裁官为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为吏部尚书梁储纂修官为翰林学士毛纪、侍讲学士傅珪、侍读毛澄和朱希周、编修潘辰等人。与刘瑾降黜诸人相核尚有多人未曾署名是弘治、正德两修会典参与之人亦稍有异。正德校刊会典卷目同于弘治原书并无新纂凡例事例亦仅记于弘治十五年(15o2)故后人记续修会典或有不记此修者。

会典续修见于嘉靖年间。嘉靖间续修五十三卷今不存其书。其间凡两续修一为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谕内阁:“仍将弘治十五年以后至嘉靖七年续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当写成上进续修附入。”1一为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又以阁臣严嵩之请续添新例。由此推知所修五十三卷当为原一百八十卷外增补之数。嘉靖间纂修凡例今存。其中可略知续纂内容:一、正原本之差讹补其脱漏并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

二、变更事目有应分立之目有应合立之目有分类不当者有增立未尽者另有目下记事不详或失实者旧立目而今无其事者均予删补重订。三、将原有分类总注中不统一之处统一格式。

四、增补等制礼仪旧制不载则增立新目旧制变更者载于旧目之下。

1 3④《明武宗实录》卷五o正德四年五月戊戌。

2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三。

1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五、新立之坛庙冠服仪仗等制度各绘制成图随类附入。

六、增加世宗御制册告等文。

七、殿阁大学士旧载国子监之后当时已与师、傅同为大臣兼官故不隶衙门移列于师、傅之后。

八、更订南京各衙门事例混记于北京者。

此距弘治成书以嘉靖八年敕谕内阁时即已二十八年若以嘉靖二十八年续修成书时计则四十又八年所增事例应为不少。然当时所重在于更定祀典八条凡例之中仅一条为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而嘉靖续修之可贵者亦仅在此。万历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上重修会典奏本其中有云:“嘉靖年间世宗皇帝尝命儒臣续修会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经进呈未蒙刊布。”1对于嘉靖间两修会典后人评价不高初则张永嘉、桂安仁、夏贵溪等为政以议礼诸臣续典自然强调以兴献王为宗及改定冠服祀制等因过于突出新制旧制反而简略不详。再修又以严分宜为总裁严氏只求取媚世宗紊礼逾法之处更多。又嘉靖时祀典太滥明人即已有所议论书成留于禁中不制序不刊后亦不传。

隆庆二年(1568)都御史孙应鳌奏请事例附入会典。万历初年又有给事中林景旸等复申前请。但因当嘉靖、隆庆两朝实录尚未告成“披阅校正日不暇给若复兼修会典未免顾此失彼”2。

至万历四年六月始有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合疏奏请开馆续修会典。是月神宗敕谕内阁择日开馆。此修至万历十三年完稿又二年至十五年二月上表进书前后十余年纂成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会典成书后期张居正病逝继有抄没之祸故重修之总裁列名阁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副总裁礼部尚书沈鲤吏部侍郎沈一贯、朱赓礼部侍郎王弘海、张位、于慎行侍读学士徐显清等。纂修官有赵用贤、刘虞夔、刘元震、孙继皋、黄洪宪、曾朝节、刘楚先、张应元、6可教、杨起元、杨德政、冯琦、庄履丰、萧良有、王庭譔、余继登、沈自邠等。另有催纂、誊录多人。

此次重修工程浩繁几可与弘治初修相比。重修之举先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再行校订补辑自嘉靖己酉(二十八年)以后事例补入补至稿成之万历乙酉(十三年)。旧体例以《诸司职掌》为本列历年事例于后然《诸司职掌》成于洪武二十六年而洪武事例有在二十六年之前者故改为类事编年凡《诸司职掌》所记改为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令》则改写洪武元年《大诰》则称洪武二十年。其余颁降各书均依此例。户口赋税等项则例载洪武间数以记其始;次载弘治间数以记其中次载万历1 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2 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六年(1578)会计之数以别登耗。嘉靖间数字因增减无几略去。而涉及嘉靖间重大定制如三大营之设系嘉靖二十九年(155o)更定又大阅为隆庆三年(1569)创行其规制仪节皆备书不省。旧会典事例只以编年排述不便阅读改为以事分类以类分年其中再以圈隔开记述以便检阅。凡旧会典中以旧官署名立目者改以新名立目。经此次重修无论其内容、形式、体例均更趋完善。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得正德刊《明会典》一百八十卷而未见嘉、万诸续修本亦莫知其存佚却推而论之曰:“殆以嘉靖时祀典太滥万历时秕政孔多不足为训故世不甚传欤?”1据今所见正德、万历二会典相比较此推论失之偏颇。嘉靖时所续五十三卷抑或有祀典太滥之嫌万历会典二百二十八卷就史料价值而论诚在正德会典之上。

会典卷目《明会典》凡四修两次刊行。今得见者正德、万历二会典。

正德《明会典》一百八十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五:吏部;卷十六至卷四十一:户部;卷四十二至卷一百五:礼部;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二十六:兵部;卷一百二十七至卷一百四十六:刑部;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六十三:工部;卷一百六十四至卷一百六十六:都察院;卷一百六十七: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六科;卷一百六十八:大理寺;卷一百六十九:太常寺;卷一百七十: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一百七十一:光禄寺、太仆寺;卷一百七十二:鸿胪寺;卷一百七十三:国子监;卷一百七十四:翰林院;卷一百七十五:尚宝司;卷一百七十六:钦天监、太医院;卷一百七十七: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一百七十八: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一百七十九:五军都督府;卷一百八十: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三:吏部;卷十四至卷四十二:户部;卷四十三至卷一百十七:礼部;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五十八:兵部;卷一百五十九至卷一百八十:刑部;卷一百八十一至卷二百八:工部;卷二百九至卷二百十一:都察院;卷二百十二: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卷二百十三:六科;卷二百十四:大理寺;卷二百十五:太常寺;卷二百十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二百十七:光禄寺;卷二百十八:太仆寺;卷二百十九:鸿胪寺;卷二百二十:国子监;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卷二百二十二:尚宝司;卷二百二十三:钦天监;卷二百二十四:太医院;1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一》。

卷二百二十五: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二百二十七:五军都督府;卷二百二十八: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以二书卷目相比可知万历会典中吏部少二卷户部增三卷礼部增十一卷兵部增二十卷刑部增二卷工部增十一卷六科单立一卷太仆寺单立一卷太医院单立一卷合计共增四十八卷。

嘉靖间续修《明会典》补五十三卷与万历中所增卷数相近虽未得见其书然万历续修大致当以嘉靖续修本为依据万历《重修凡例》称:“遵奉敕谕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校订补辑。”1亦盖指此而言故得万历会典则嘉靖会典大致可得之矣。《嘉靖间续纂凡例》记:“坛庙冠服仪仗等项制度凡奉钦定而旧所未有者各画为图随类附入。”2查万历《重修凡例》并无增补坛庙冠服仪仗诸图之记述可知今万历会典中得见之礼部诸图系增于嘉靖续修之时。

以往于嘉靖续修多有微词主要即认为其时祀典太滥。不仅卷数增加十一卷图增更多。先增加了冠服之图如冕、冕衣、下裳、中裳、大带、车带、革带系蔽膝、革带系佩绶、镇圭、鞋袜、皮弁、绛纱袍、红裳、中单等并有常服、燕弁冠服及皇后冠服、文武官冠服等。这样就比正德会典中只有公侯驸马伯及文武官员官服花样内容丰富了许多给后人留下直观资料并未有冗滥之感。

祀制之图正德会典中重视新旧之对比。列南京大祀殿、太庙、山川坛、社稷坛等旧图再列弘治间诸图。万历会典除诸祀祭之图外增加了各种祭器之图。祀典陈设之图也较前形象化。总之万历会典较正德会典在附图方面胜之一筹。

此外万历会典于兵部镇戍下载图二十幅其文称:“天下险隘要冲在职方皆有图本今不能尽载。而边事特重故载镇戍总图一九边图九其沿海及腹里地方夷蛮瑶僮之属所宜备御者咸著于总图焉。”1万历会典于兵部所增内容最多达二十卷。盖因嘉靖以后南倭北虏军事日繁制度变更事例屡增之缘故。以《各镇分例》辽东为例正德会典不述万历会典则记:“辽东孤悬千里国初废郡县置卫所以防虏寇。独于辽阳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处降夷。东北则女直建州、毛怜等卫西北则朵颜、福徐、泰宁三卫分地授官通贡互市寇盗亦少。嘉靖间虏入大得利去遂剽掠无时边人不得耕牧城堡空虚兵马彫耗战守之难1 《明会典》卷《万历重修凡例》。

2 《明会典》卷《万历重修凡例》。

1 《明会典》卷一三三《镇戍八·图本》。

十倍他镇矣。”2其下事例以嘉靖年始屡次提及海西、建州、毛怜诸“夷”。清初修《四库全书总目》称未见万历会典或即因此而有意回避。若修四库时不见万历会典则修《明史》亦不见其书然《明史》诸志中录万历会典之处屡见而不鲜矣。

会典述例《明会典》作为一代之政书其修纂目的本为当时及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据所谓:“以昭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成宪。”1故于修纂中力求“至精且当”不仅典制完备清楚且所引事例典型明了。故成为今日研治明代典章制度之要籍。

清修《明史》有关典章诸志如礼、食货、职官、兵、刑法、舆服、仪卫、选举等均以会典为重要依据其时虽称未见万历会典而诸志中文字间有抄录会典之痕迹。

会典之修纂不以它书为据其法“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各委属官将所载各司事例再行检查校勘若有差错备细贴注明白送史馆改正”2。“其近年六部等衙门见行事例各令选委司属官遵照体例分类编集审订折衷开具送馆。”3再由史馆中纂修人员将各衙门上报材料选编成书。此程序与纂修实录相仿“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④。实录以编年成书会典以分类编集。由此可知会典之价值后世修史及考订史志多以会典为据兹述例于下。

《明史·选举志》记“监生历事”系抄录于《会典》:“凡监生历事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三十五名礼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谓之正历。”而《会典》所记更详于此。六部名额中尚有“兵部二十五名刑部七十名工部二十四名”及“都察院六十三名”之数1。

又《明史·职官志》中“荫叙”之制原载于会典:“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其世禄。”“凡荫叙洪武二十六年定。”《职官志》则将洪武二十六年误作十六年2。黄云眉教授作《明史考证》称:“类是者未遑概举。”32 《明会典》卷一二九《镇戌四·各镇分例》。

1 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四十《请重修大明会典疏》。

2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3 万历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帝敕谕内阁》。

④ 王鏊:《震泽长语》。

1 《明会典》卷二二o《国子监》。

2 《明会典》卷六《验封清吏司·荫叙》。

3 黄云眉:《明史考记)第493 页。

关于都察院之设置《明史·职官志》记作洪武十五年(1382)。《明会典》则记:“国初置御史台..十四年改都察院。”④其间相差一年。今查《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四年十月记:遣监察御史林愿孙荣等分按各道罪囚。明初所置御史台虽设有察院监察御史但未分道治事。设都察院后始分设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道。此称“分按各道罪囚”则已设都察院无疑。5凡《明史》之抄自会典者照录则无误更改则错出如自永乐五年(14o7)起渐置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彝、高昌、缅甸八馆之记述系据《明会典》卷二“提督四夷馆”。《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仅记有“选国子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6《明史》所能据者仅会典一书。

再如《明史》记会试之额称洪武乙丑、永乐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为明朝盛事。其会试之额数见于会典卷七七而永乐间取录四百七十二人则在二年甲申。修史志者疑甲申非会试之年臆改丙戌误为永乐四年。殊不知永乐夺位建文四年(14o2)乡试未行永乐元年补乡试二年始有会试。《明会典》诸卷目中以户、礼、兵三部内容最丰合为一百四十五卷其余三部及文武各官署合计不过八十三卷。户、礼、兵三部中户部虽二十九卷篇幅之多却过兵部四十一卷。其中所记田土、屯田、税粮、人户等项数字尤为可贵。

《明史·食货志》列“户口”其所记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户口一千六百零五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口。弘治四年(1491)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1578)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1此三年之数字均出自《明会典》但洪武二十六年所记户数有误会典记为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2弘治十五年(15o2)天下土田之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明史》中此数字抄自正德会典正德会典载当年民田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六百零一顷七亩官田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六顷九十三亩合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但《食货志》又称:“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而实际当为“六之一”。3至于税粮之数万历会典有三个年份的统计数字一为“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④ 《明会典》卷二o九《都察院》。

5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亥。

6 《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

1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及校勘记。

2 《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户口一》。

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既有全国总数又有分征数额其夏税又分大小米麦丝绢麻苎棉钞等项秋粮分为米棉苎麻布绵丝钞桐油红花马匹等项。《明史·食货志·赋役》系本于此。其所列两税各项之外如称:“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1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除去十五万石民粮官粮当为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余石。同年浙江通省秋粮二百六十六万七千二百零七石故称“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

《明史·食货志·赋役》有述及匠户之制文称:“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2原文中有轮班误作输班之失中华书局点校本已作校正姑不论。而其所谓“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盖指轮班工匠而非住坐工匠。《明会典》记:嘉靖二十七年(1548)议准工役囚人“如果贫病不堪照例每月出办工价银一钱委官雇人上工不许额外多取”。此系住坐工匠。轮班工匠则“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3。此为轮班工匠输罚班银之例。《明史》中所述不清且将二者混淆须以会典为据以正其误。

漕运之数《明史》记成化八年(1472)后始定四百万石之常额下有北粮南粮之数及兑运、改兑、折色又有加耗米入京通两仓之数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此段文字亦见于《明会典》而会典中又有各布政司、府兑运、改兑及加耗等详明数字不仅可补《明史》记述且可知四百万石之数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改兑七十万石并非大概之数而是以此数字为根本分派于诸布政司及诸府务求合乎此数。盖漕运之数定自总额再行分派。《明史》中不列各布政司及各府数额读之往往误以为漕运四百万石乃一大概之数。

述及改兑之议《明史》记:“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1《明会典》则于成化七年(1471)前记:“凡水次交兑宣德七年令官军运粮各于附近府州县水次江南民运粮于瓜洲、淮安二处交兑。河南所属民运粮至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船官军领运。山东粮于济宁交兑。”又记:“正统九年令江南漕粮于九江水次交兑。”2是改兑之议始自宣德七年(1432)非成化七年。至于《明史·食货志》中其他失误李洵教授《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多有精辟之论于此不1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2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校勘记十七。

3 《明会典》卷一八八《工匠一》、卷一**《工匠二》。

1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

2 《明会典》卷二七《漕运、漕规》。

复赘述。

《明会典》于礼部记述独详达七十五卷之多。明人重礼典《明史》称:“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3撰成《存心录》、《大明集礼》。洪武三十一年间所著可考见者还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

自洪武以后礼制渐增。“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后宫罢殉始于英宗。陵庙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祔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统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今其存者若《明伦大典》则御制序文以行之;《祀仪成典》则李时等奉敕而修;《郊祀考议》则张孚敬所进者也。至《大明会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礼制尤详。世宗、神宗时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1观有明一代礼制之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洪武之初创而总结于弘治间;一为嘉靖之更定而总结于万历之世。留为成宪者则万历会典礼部之记述。

今查会典礼部所述更定者不论创于嘉靖间者有“冬至大祀庆成仪”、“皇嫔册立仪”、“皇子、皇女诞生命名仪”、“亲蚕仪”、“皇嫔冠服”、“分祀”、“祈谷”、“大享”、“雩祀”、“节拜”、“帝社稷”、“太岁月将”、“大禘”、“先圣先师”等二十余种其中有些后罢。

《明会典》虽详于礼典明人仍有批评:“仪制莫重于登极当以为乃居朝仪之后;宴莫大于庆成宜详止书大略;至封爵是国家重典并未一及。朝贺仪以皇上冠于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宫虽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内原自有别亦冠于太皇太后之前。均内也以妇先姑可乎?丧礼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圣皇太后之后不已太甚乎?开天圣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国尊崇之后之前。虽仪注非实事宁不触目动心?”1此论不为无理然均属编纂体例不当非记述之误考读有明一代礼制仍当举会典。

会典于吏、户、礼三部之外尚有六部中之兵、刑、工及其他诸司衙门事例亦称详尽。如其中兵部所述自中叶以后兵事日繁京营制度及变更之驿递、马政诸项内容十分丰富。万历会典较之正德会典陡增二十卷盖3 《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1 《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1 朱国桢:《涌幢小品》一《大明会典》。

亦由此。因篇幅所限不可备述。

以上所列多为会典之可取处至于其缺失之处自然在所难免。体例所限姑且不论即其记述事例亦间有断章取义述事不明者。如记永乐初设北京行部之事与其后设置行在六部相混淆使人误以行部职权同于行在六部则将管理北京地方行政之行部与设于北京之临时朝廷机构混谈。再如述及明初垦荒则与移民屯种混同记述易使人将民屯与移民垦荒误为一谈。此均属弘治后修史者于明初史事不甚明了又未加仔细考订之结果今之治史者不可不再考而明之。

《明史》《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明史》的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少于《宋史》居第二位。

《明史》为清代官修的前朝正史大学士张廷玉总裁成书。这部正史自清顺治二年(1645)下诏修纂到乾隆四年(1739)刊行问世前后长达九十五年为二十四史中修纂时间最长的一部。

《明史》卷帙多修纂时间长使其具有许多与诸史不同的特点。

《明史》的成书及其背景《明史》自开修到刊行历时将近百年百年修一史这实在是罕见之事。那么《明史》的修纂为什么会历时这样长久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纵观《明史》的修纂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无绩可言的初修阶段。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 年5 月26 日)。据清顺治朝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隔江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6 月8 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6 月21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到顺治三年(1646)明臣苏观生等奉唐王朱聿■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1649)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降清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在全国范围内几次掀起抗清**。例如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率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的战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近郊;郑成功亦率水军攻克舟山。这样的抗清斗争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先后去世始告一段落。

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1669)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1673)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因此顺治二年(1645)所下修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修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修纂工作的进展。所以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修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

2.卓有成效的五十年。

“三藩之乱”虽然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始告结束但是《明史》的修纂工作却并未等到此时而要略早几年。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修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这时“三藩之乱”虽未平定但朝廷胜利之大局已定。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吴三桂死后清廷便由以军事为主转向了追求进一步的政局稳定。康熙皇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和开修《明史》正是他炫耀文治、稳定人心之举。修纂《明史》是康熙皇帝用来笼络知名人士尤其是那些坚持明朝遗民立场不肯做清朝官吏的著名文人的一种手段。此时明亡已久决无复兴之可能这些遗民之情也只能寄托于修纂《明史》之中了。

康熙皇帝虽然表现出对修纂《明史》的重视但是他深知国家稳定之基础并非修书而在于经济。早在他亲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待到三藩、台湾及准噶尔先后平定他更感到天下无事而以治理黄河为最重要。

正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其结果也必然会时重时轻迁延时日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1723)仍然未能完成这部官修的前朝史。

但是这时的情况与顺治二年(1645)下诏初修时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稳定经济也逐渐恢复到康熙后期更出现了繁荣盛世这些都为《明史》的修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资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近五十年时间虽然未能完成《明史》的修纂但却是《明史》成书的关键阶段。我们今天所见《明史》之雏形便是在此时形成的。

到雍正元年(1723)为止先后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种是万斯同审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种是他审定的四百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此外还有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进呈的《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共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

3.最后成书阶段。

经历将近五十年断断续续地修纂《明史》成书的基本工作业已完成。

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进呈《明史稿》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基础之上增损成书。这次开局修《明史》虽有康熙年间众史家之努力及万氏、王氏《明史稿》为本但仍集中了数十人之力前后用了十三年时间方始告竣。

雍正皇帝的即位一向有“夺嫡”之说成为清初的一大疑案。尽管对此众说不一但康熙末年立储之争与雍正皇帝的即位则是历史事实。雍正皇帝是一位强权的**皇帝。他登极后着手削弱诸王旗主势力打击“朋党”以至到骨肉相残。雍正皇帝也是一位追求功利的有为之君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要求有建树。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诏令开修《明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康熙晚年诸子为以自身的表现去求得继承皇位的机会便曾有过修书之举即陈梦雷侍读诚郡王允祉之邸所纂《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后因雍正皇帝与兄弟相残受牵罹祸下场颇为不幸然而《古今图书集成》则于雍正年间继续编成刊行反而成为雍正皇帝彰文之举。

1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六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即命开修《明史》的原因还在于可以由此表现其对父皇遗志的继承。康熙年间所修《明史》未成只好由雍正皇帝继续。

这一次开修《明史》贯穿了雍正一朝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同年十二月修《明史》成大学士张廷玉进表持续多年的修史工作方告结束。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得以问世。

《明史》的真正修纂是从康熙中到雍正末。这时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尽管清朝统治者从其统治需要出在修史时为达其目的不可能给予真正的关心与支持但是由于社会长期稳定经济的恢复展文化的日趋繁荣在客观上为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修纂人员能够尽其所能使这部《明史》保持了许多诸史所不及的特点。

《明史》编纂体例举要《明史》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它的编纂体例沿袭了前朝诸史分为纪、志、表、传四种。《明史》虽然与前朝诸史同属纪传体史书也采用了相同的分述方式但是究其实际编纂内容与诸史并不完全相同。

1.本纪。

本纪共二十四卷:《太祖纪》三卷《恭闵帝(建文帝)纪》一卷《成祖纪》三卷《仁宗纪》一卷《宣宗纪》一卷《英宗纪》前后共二卷《景帝纪》一卷《宪宗纪》二卷《孝宗纪》一卷《武宗纪》一卷《世宗纪》二卷《穆宗纪》一卷《神宗纪》二卷光宗纪附于神宗后《熹宗纪》一卷《庄烈帝纪》二卷。

就卷数而论《明史》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若以字数而论则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可知本纪在《明史》中所占比例甚小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的一个特点。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以编年形式叙史的部分《明史》显然是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列于全书之前使人在读阅这部史书之时先了解到有明一代历史之概况而不是使人在读阅本纪时便事无巨细尽览尽知。这应该算是《明史》修纂整体设计上的独到之处。

《明史》本纪的另一个特点是尊重史实不以明代官定史论为据。如建文帝年号于成祖夺位后革除其四年实录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于《明太祖实录》之后。《明史》中则专立《恭闵帝纪》一卷甚为得体。再如英宗削景泰帝号情形与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处理得当。清代史家钱大昕曾论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实录》附景泰七年事称郕戾王而削其庙号此当时史臣曲笔。今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中斟酌最为尽善。”1明洪武中懿文太子朱标因早逝而未及继位建文元年(1399)追尊为1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

孝康皇帝庙号兴宗。成祖夺位后废其帝号庙号复称懿文太子。是虽曾有帝号而未改元登极故不入本纪而入列传但其曾有帝号亦为史实又与诸传不同特于后妃传后诸王传前立传。与之同列者又有嘉靖皇帝之父兴献王朱祐杬。嘉靖中兴大礼议特尊其父为睿宗兴献皇帝也属仅有帝号而已。《明史》本纪不列兴宗、睿宗正与其以本纪为叙述有明一代历史之大纲有关。光宗即位于万历四十八年(162o)八月初一死于同年九月初一在位仅一月未及改元遂定以是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光宗本纪》于是附于《神宗本纪》之后未单立一卷仅以数百字述过不失为大纲之作。

《明史》本纪虽以时间长短为本分卷记史然而又不尽拘泥于此。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本纪则占三卷因其为开国之君。成祖在位二十二年本纪则占三卷虽可称因其夺位登极事属特殊则已有轻重之分。英宗二卷尚可因前后各有年号为由宪宗二十二年亦占二卷世宗四十五年神宗四十八年同样各占二卷庄烈帝十七年亦占二卷。可见诸人修史颇以史事轻重叙述此又符合其立纲之体。总的来看《明史》本纪分帝而述编年记事又不失为一个整体笔墨虽少却完整明了轻重适宜。《明史》本纪中一大令人遗憾之处是未能给南明诸帝立纪这是清初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清朝官修史书不仅不可能给南明诸帝立纪甚至于列传中亦不立传。清初私家修史妄谈及此则也难免于“文字狱”之祸。

2.志。

《明史》本纪之后即为志史家常说“读史必先读志”。《明史》志共七十五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三卷《历志》九卷《地理志》七卷《礼志》十四卷《乐志》三卷《仪卫志》一卷《舆服志》四卷《选举志》三卷《职官志》五卷《食货志》六卷《河渠志》六卷《兵志》四卷《刑法志》三卷《艺文志》四卷。

《明史》志之修纂依照天、地、礼、乐之顺序排述《天文志》出自汤斌之手。汤斌为清初廉正之臣于修《明史》颇有所建言。顺治初修《明史》时他曾应诏陈言请广搜野乘遗书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于元至正特传文天祥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亦著巴颜布哈之义。我朝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亦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万世。”此下于所司招致冯铨等人攻击说他“夸奖抗逆之人”幸亏顺治皇帝赞许汤斌之言才未因此获罪。至康熙再修《明史》时汤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充任《明史》总裁因此《明史》中本纪、志、列传不少篇出其笔下。但汤斌颇重经学于天文则非其所长其所撰《天文志》较为难读。

《明史·天文志序》称:“自司马迁述《天官》而历代作史者皆志天文。惟《辽史》独否谓天象昭垂千古如一日食、天变既著本纪则《天文志》近于衍。其说颇当。..然因此遂废天文不志亦非也。天象虽无古今之异而谈天之家测天之器往往后胜于前。无以志之使一代制作之义泯焉无传是亦史法之缺漏也。..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兹掇其要论著于篇。”

由此可知修纂《明史·天文志》的宗旨虽然仍抱对天文之轻视但也看到了明代天文学的展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天文学知识于中国传统天文学颇有裨补。《天文志》除第一卷叙述传统天文学与“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者外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明太祖至崇祯皇帝其间仪象(即天文仪器)的展变化。第二卷与第三卷则记有明一代天文现象的变化除去日食已全部记入本纪之中外其余如“月掩犯五纬”“五纬掩犯”“五纬合聚”“五纬掩犯恒星”以至“星昼见”、“晕适”、“星变”、“流陨”等多有记录虽然难懂而泛浅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除去《天文志》之外汤斌还执笔了《五行志》和《历志》的编纂。

《五行志》即金、木、水、火、土其体仿《汉书》及前代诸史记自洪武至崇祯间所谓“祥异”之事。其三卷中卷为水如恒寒、恒阴、雪霜、冰雹、雷震、鱼孽、蝗蝻、豕祸、龙蛇之孽、马异、人痾、疾疫、鼓妖、陨石、水潦、水变、黑眚黑祥皆属之水。第二卷为火、木仿前史以恒燠、草异、羽虫之孽、羊祸、火灾、火异、赤眚赤祥属之火;仿前史以恒雨、狂人、服妖、鸡祸、鼠孽、木冰、木妖、青眚青祥属之木。第三卷为金、土仿前史以恒旸、诗妖、毛虫之孽、犬祸、金石之妖、白眚白祥属之金;以恒风、风霾晦冥、花孽、虫孽、牛祸、地震、山颓、雨毛、地生毛、年饥、黄眚黄祥属之土。

《明史·五行志》的编纂是不够成功的一是简单而缺漏太多如地震水旱等灾情;二是多有记述不确之处甚至记入传闻以增其神秘色彩所以史家多认为其“无大用”。1《历志》共九卷。明代历法由于崇祯时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创新。其《历法沿革》一卷对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介绍较详后徐光启等督修历法重视西洋历法也多用文字。这当是《明史·历志》的一大特点。

《历志》的第二大特点是除表之外而有图与诸史不同。计有图五均附于《大统历法》之中。有“割圆弧矢图”、“侧立之图”、“平视之图”、“月道距差图”、“二至出入差图”。

全志以大统历为主计有二、三、四、五、六共五卷回回历法为辅计有七、八、九共三卷。《历志》述事虽详因涉于历法知识又有古今之别及明朝所用《大统历》与《回回历》之别颇为难读。

1 柴德赓:《史籍举要》。

《历志》之后为《地理志》《地理志》共七卷。

明朝为我国历史上统一的朝代之一如《明史·地理志序》所称:“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自明太祖统一全国后京师之外置十三布政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分领天下。成祖即位又增设交阯、贵州二布政使司而改北平为北京。仁、宣以后弃交阯而渐定为南北二京十三布政使司全国一统遂定。英宗天顺五年(1461)李贤等奉敕修成《大明一统志》九十卷为明朝全国政区之志书。而该书记述失误颇多。《明史·地理志》则“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具著于篇”而成。

七卷之中南、北两京一卷山东、山西一卷河南、陕西一卷四川、江西一卷湖广、浙江一卷、福建、广东、广西一卷云南、贵州一卷。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各有总述记其沿革均以《禹贡》诸州为本。总述之后再以府、州、县分述。后附都司、卫、所之设置沿革内容颇为详尽可取然亦间有漏误之处后人有作考辨纠误者。

《礼志》十四卷吴苑所撰。礼、乐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礼教为治民之本。礼仪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及社会生活状况。礼仪同时也被用作封建刑法的补充。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朝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礼制也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复有“礼崩乐坏”之势而所谓“礼崩乐坏”则正是社会变革之时。《明史·礼志》也就必然要反映出这方面内容。

《礼志》所述为吉礼即祭祀之典包括祀天地诸坛、诸庙等共六卷。次为嘉礼以宫中之礼为主附有地方“乡饮酒礼”共三卷有余。嘉礼之后为宾礼除来宾之礼外官民相见之礼亦属之列。宾礼附嘉礼后篇仅半卷。后有军礼一卷。再后则为凶礼三卷述陵寝丧制。正符古五礼之制。《礼志》的优点是叙述较详缺点是官民之礼过简且所述礼仪难于读明需与《明会典》诸书相参而读。

《明史·乐志》三卷主要记述有明一代乐器及乐章之制以礼为本乐随礼行。乐制所述并非明代音乐而仍为礼制而已。明代有音律家朱载堉为近代音乐创始之名人惜其所创非《乐志》所述。

《仪卫志》一卷《舆服志》四卷内容亦与礼制相关记述较详尽。

《明史》仿《宋史》体例《礼志》、《乐志》、《仪卫志》、《舆服志》均立而分述较前诸史所立更为全善。

《选举志》三卷所述颇有特点。其序言称:“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

因此《明史·选举志》卷为学校次卷为科目三卷则荐举、任官铨选考察。明初重荐举永乐以后;科目渐盛荐举日轻此种变化于志中叙述十分清楚其体例为制度与事例夹叙使人易读易懂一目了然。《选举志》出自6葇之手6葇进士出身又选博学鸿儒于选举关键自当有所体会故述史颇为得体。

《职官志》五卷为《明史》诸志中之重点。明初太祖朱元璋罢丞相升六部之秩成祖朱棣始设内阁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至此为一大变化时期又有宦官衙门之设与历朝不同其特点显而易见。

《明史·职官志》采取由朝廷至地方由文及武由内及边的记述方法。南北两京官署以北京为主南京官专立于后述记颇简。

其一卷所述为: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师三少、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二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衍圣公。

三卷: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中书舍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五城兵马司、顺天府、武学、僧道录司、教坊司、宦官、女官。

四卷:南京官、应天府、王府长史司、布政司、按察司、各道、行太仆寺、苑马寺、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茶马司、府、州、县、儒学、巡检司、驿、税课司、仓库、织染局、河泊所、批验所、递运所、铁冶所、医学、阴阳学、僧纲司、道纪司。

五卷:公侯伯、驸马都尉、五军都督府、京营、京卫、锦衣卫、南京守备、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卫、王府护卫、总兵官、留守司、都司、各卫、各所、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军民府。

《职官志》中于内阁叙述不详而以六部为重是因六部为明代官制主体但明代内阁作用之大设置之突出实应多述。都察院系改原御史台而置为明代始置。都御史职关纪纲风宪尤其重要。又有巡抚之职为都御史外任并有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名目;监察御史又有巡按之制。故此都察院置于第二卷之而所占篇幅最长此亦史笔之用心。

宦官专立一篇列于第三卷之末即在京诸衙之后。述十二监、四司、八局即宦官二十四衙门及诸库、房、厂、提督、守备、镇守诸职记述颇为清楚。如记提督东厂下记:“掌印太监一员掌班、领班、司房无定员。贴刑二员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其贴刑官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各私设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明代宦官之权势跃然于纸上。

且宦官之后另有评述文字由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永乐后中官四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之专权直至明亡颇有总结。清朝以此为戒宦官遂无干政之机这实在是以史为鉴。

明代土司制度亦为当时一大特点故职官之尾专立土官文字虽然不多却给人以完善之感。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出自潘耒之手。其实潘耒所作实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但据记潘耒对编纂《食货志》用力最勤“自洪武至万历朝实录之有关食货者共钞六十余本密行细字每本多至四十余纸少亦二十余纸他纂尚不在是”1。故人多认为潘耒曾作有食货之稿或为长编。后王原入史馆纂《食货志》即所见《学庵类稿》中的《明食货志》至于其是否曾用潘耒所纂就不可得而知了。

王原《明食货志》共十二卷:卷一:志序、农桑。卷二:户口。卷三:田制(附屯政)。卷四:赋役(附荒政)。卷五:漕运(附海运)。卷六:仓库(附马房、仓场)。卷七:盐法。卷八:钱钞。卷九:茶矾。卷十:课税。卷十一:上供采造。卷十二:会计(附俸饷)。

王鸿绪所上《明史稿》钞本中除将“会计”并入“上供采造”而存十一卷外内容与王原《明食货志》几乎完全相同。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

卷一:户口、田制(附屯田、庄田)。卷二:赋役。卷三:漕运、仓库。卷四:盐法、茶法。卷五:钱钞、坑冶(附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卷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除去内容有所增减外基本略同。因此说《明史·食货志》系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食货志》将“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于篇”1。自清朝以来论者甚为推崇但其实志中错误之处甚多且有文字过简不明之处待后尚有介绍故于此不赘。

《河渠志》六卷依旧史之例分河而述。黄河分上、下共二卷运河亦分上下而未足二卷附有海运半卷。《明食货志》中海运原附于漕运之后。淮、泇、卫、漳、沁、滹沱、桑乾、胶莱诸河共为一卷直省水利另为一卷。显而易见《河渠志》之目的不在于河渠而在于水利着重于河工和漕运。其内容与食货可互为补充。

《兵志》四卷记有明一代军政之详。卷记:京营、侍卫上直军(附皇城守卫、京城巡捕)、四卫营。第二卷记:卫所、班军。第三卷记:边防、海防(附江防)、民壮、土兵(附乡兵)。第四卷记:清理军伍、训练、赏功、火器、车船、马政。

明代兵制特点突出主要体现明太祖集权之用心。所谓“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2。此系得唐朝府兵制之遗意而更为详密。

1 杨椿:《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1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序》。

2 《明史》卷**《兵志序》。

有明一代困于南倭北“虏”军事至为重要而形势所变又迫使军制屡更。其间沿革变化《兵志》中记述颇为清楚只第一卷内关于京营之记述与《职官志》互为交叉采用简述方法与之互为补充而已。

《明史·刑法志》仅三卷。明初太祖极重刑律后因循日久虽视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点。《刑法志》三卷每卷无题类之别但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执行情况。此卷内容本易与《职官志》诸法司重复而史官姜宸英撰写得体。《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点开便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此卷记厂卫之事较详史论甚佳。厂卫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锦衣卫镇抚司狱末年废罢至永乐中复置且立东厂。立东厂事实录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隐晦遮掩《刑法志》颇予详述此举甚当亦补《职官志》之所难述。

《艺文志》四卷出目录学名家黄虞稷之笔。黄虞稷撰有《千顷堂书目》于目录之学甚为博知。《艺文志序》另出倪灿之手文中申明本志体例仅录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与前史不同。“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修搜罗历代图书考其存亡为目录学整理之大功业。《明史·艺文志》不采用此种修纂方法专取有明一代之书似简而实详确是颇有用心者。然智者百虑不免一失如其著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体例而论必为误录之书。

《艺文志》四卷依经、史、子、集排述。一曰经共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二曰史共十类: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三曰子共十二类: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家、释家。四曰集共三类:别集、总集、文史。其经部收书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共计收书四千五百八十九部。虽然并未能将有明一代图书尽收其中仍不失为一大功绩而为了解明代目录书籍之不可少者。

3.表。

《明史》表共十三卷其中《诸王世表》五卷《功臣世表》三卷《外戚恩泽侯表》一卷《宰辅年表》二卷《七卿年表》二卷。其中《七卿年表》为创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评《七卿年表》称:“盖取《汉书·公卿表》之意。明时阁部并重虽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关则略之。南京九卿亦闲局无庸表也。”所谓七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都御史此为有明一代政体之本。另《宰辅年表》初列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至洪武十三年(138o)革中书省并左、右丞相左、右丞及参知政事遂止。自建文四年(14o2)成祖夺位后始改记内阁诸臣则实为内阁诸臣表。

《明史》诸表的最初修纂似与纪、志、列传同时进行王鸿绪康熙间增损史馆旧稿先成于列传二百零五卷始有先成列传之说。其雍正元年(1723)进呈《明史稿》时于诸表所改不大诸王表仍旧去功臣、戚臣、宦幸改大臣上为宰辅大臣中、下为七卿因此可知原稿中诸表俱备。诸表之修则并非依据《明史列传》表中所载可与列传记述互为补证。4.列传。

《列传》二百二十卷构成了《明史》之主体。共二十二类。《后妃传》二卷;《兴宗孝康皇帝(附皇后、吕太后)传》、《睿宗兴献皇帝(附皇后)传》共一卷;《诸王传》五卷;《公主传》一卷;诸臣传前并有明开国前群雄三卷共一百五十八卷;《循吏传》一卷;《儒林传》三卷;《文苑传》四卷;《忠义传》七卷;《孝义传》二卷;《隐逸传》一卷;《方伎传》一卷;《外戚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宦官传》二卷;《阉党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奸臣传》一卷;《流贼传》一卷;《土司传》中《湖广土司》一卷、《四川土司》二卷、《云南土司》三卷、《贵州土司》一卷、《广西土司》三卷计十卷;《外国传》九卷;《西域传》四卷。

《明史》列传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o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总之《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诸史修纂之经验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史》中指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由此可见《明史》体例优于诸史者之大概。

《明史》评述《明史》体例堪称完善而优于诸史此已有公论。而作为一部纪传体官修正史就其记述有明一代历史而论则尚有优劣之评。

清人于《明史》推崇备至盖因官修而历四代始成书。清代史学家赵翼作《廿二史札记》于《明史》多有赞誉之文。他总括谈到《明史》的几大优点:一是修纂时间长。“盖阅六十年(按自康熙十八年始计算至乾隆初刊行止)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日久而功深者也。”二是动手时间早。“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后汉书》之修于宋《晋书》之修于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三是详于考订。“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非如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执笔者不知几经审定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此三大特点也便决定了《明史》优胜之处。

清人对《明史》的评价固然有其道理。但近世史家普遍认为这是出于“清人对《明史》例不敢议”“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当清世为史学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专就《明史》中优点而表扬之。”然而其实清人对《明史》之缺失自然亦有所见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已有所表述而近人对《明史》的评价更为公允兹就诸人之论简述于下。

1.《明史》的史料价值。

《明史》成书时间最长一方面固然由于清初形势所定同时也说明其搜集史料考订撰写之艰难。

《明史》史料之来源已见前述赵翼所谓“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而《明史》实始修于顺治二年(1645)则去明朝更近甚至尚有南明诸朝并存。赵翼言不及此一是顺治中并未认真修史二是要避南明事迹不谈。然而实际上顺治中已着手于史料的收集。

清初开局修《明史》确距明亡未远但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则即使以顺治初修计算与明初亦有二百多年之遥所谓“见闻相接”只能是明末之事大约在万历以后。因此清初修史诸人从一开始便注重于史料收集。如汤斌于顺治中与修《明史》时便建言广搜野乘遗书。到康熙中大批人材入馆修史对史料的搜集和使用也就更上一筹。

就其史料价值而言总的来看《明史》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正史。

《明史》的修纂带有遗民修史的味道。如大史家万斯同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弟子被聘为《明史》总审定稿之人但他只同意以“布衣”参加修史不署衔不受俸完全是一种遗民立场。修史者的这种立场也就使得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尽量保留明代历史内容以寄托遗民思故国之情感。

明初历史时隔久远修史时尽量照顾历史脉络存其真貌。如明代野史记有徐达病故之事称徐达有背疽最忌食鹅肉明太祖朱元璋赐之蒸鹅徐达流涕食之遂卒。后世史家多认为是无稽之谈。刘基之死则《诚意伯文集》中记有太祖圣谕之言归罪于左丞相胡惟庸“并谓其毒基至死云”。徐达、刘基之见忌见猜明人野史俱有所言虽不可尽信亦绝非无稽之谈。《明史》徐达、刘基二传中却只记太祖对二人始终恩礼毫无纤芥之疑。这是因为史官们感到明初功臣多不保全像徐达、刘基这样能保始终已属仅有之事因此而未加微词。而同时对徐达、刘基见猜忌之说亦非全部加以掩饰。《李仕鲁传》中便有刘基、徐达见忌之语。这也是一种记史的方法。这种情况在《明史》中非止一例。因此《明史》中的记述有时可以达到自证的效果。如建文逊国之事《恭闵帝纪》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既言不知所终又言出帝后尸而葬是存疑于此。其后又称:“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但下文举正统间僧人杨行祥诡称建文帝之事。“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则又将出亡事作传闻而记。然记建文逊国事非止此而已。《明史》卷三o四《郑和传》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卷一六九《胡 传》:“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又遣胡 “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而卷一一八《谷王朱橞传》记谷王言:“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有日矣。”谷王虽欲以此言欺蔽众人但其身为金川门之变当事人更造此言足见建文帝并非焚死宫中。

在建文逊国一事上《明史》的记述亦有其变化的。近代史学家孟森(心史)先生作有《万季野明史稿辨诬》其中谈到《明史》旧本与今所见通行本的不同记述。旧本作建文焚死说并传此说之定于万斯同。民初修《清史》其《万斯同传》稿中专记此事一则。孟森先生在驳斥此说定于万氏的同时指出关于建文**的断论取决于清初政治之需“朱三太子之案至康熙四十八年乃结。明崇祯帝之子坐以诈冒而戮之。馆臣定稿正在天下汹汹传有朱三太子之日。清廷必以朱三太子为妄传以安人心且便于弋获之后可以假冒定谳以除所忌。其用意与明成祖之对建文同。故于修《明史》而及建文亦必主张建文为焚死以见失国之君主或其子孙断无能隐遁在野之理。馆臣可有此希旨之举季野先生必无此媚世之心也”。但是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诏改《明史》本纪时“去朱三太子事已远既不虑天下复有思明之人亦不虑明复有系天下之望的裔”于是将文字改为存疑之说。由此亦可知一代修史之艰难。

再如记于谦之死系因石亨、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定罪。但《于谦传》中仅记遭石、曹之诬陷未提谋立之事。因此事为定罪之因谈及则须辨诬传文必繁且与襄王传重复因此记述于《襄王瞻墡传》中。英宗复辟后于皇太后阁中见襄王金符。乃因“土木之变”后欲召襄王而未果其符遂留阁中。顿知并非于谦等人于景帝病危时私取符相召于谦所蒙之冤也就不辩自白。

《明史》之所以有其较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因其记史求真得体还因其重于考订。至今能见史馆诸人文集之中尚存考辨文字。

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奔丧与否为例则朱彝尊时有专文辨证见《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伏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彝尊本之实录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稿三卷业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稿书法相违。彝尊愚暗非敢露才扬己暴人之短惟是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故敢述其所闻复上书于阁下。”下有五段考辨文字一为建文初燕王入朝之不可信今所见《恭闵帝纪》已删去此说。二为成祖备礼葬建文之说不可信今亦不见于本纪。三为天下大师墓之不可信四为《从亡随笔》之不可信五为《致身录》之不可信均辨建文出亡之传闻。朱彝尊的论证均为修史所采纳。袁崇焕之被杀如今人所共知为一大冤案。但在明末清初之际世人并不知其实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袁崇焕之死》:“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即举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清)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辨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

这确实是修史者勤于考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