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夏燮：《明通鉴》卷二八。

第十五章于谦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节巡抚二省声著朝野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o）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1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2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1 《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2 《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本文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节挺身于危难之中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o）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改革军制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第四节“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1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1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1 《明史》卷一六o《罗通传》。

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1489）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第十六章明孝宗明孝宗朱祐樘（147o—15o5）是宪宗第三子。出生时几为万贵妃害死。生母纪氏本是宫中专职守内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宪宗临幸怀孕。宠妃万氏风闻后要纪氏打胎。可是派去办此事的人保护了纪氏假称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纪氏后被送到安乐堂（宫中有过失或有病宫人居住之处）生下了一个男孩。纪氏恐罹祸让门监张敏将孩子抱去溺死张敏知道宪宗尚无子嗣秘密哺养起来。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张敏连忙伏地道：“死罪万岁已有子。”纪氏生子哺养之事才为公开。此时男孩已五六岁了。1当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寿宫取名朱祐樘册立为皇太子的同时生母纪氏却在宫中暴卒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一天万贵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嘱他：“儿去无食也。”朱祐樘见到万贵妃后果然不食给他吃说：“已饱。”给他汤说：“疑有毒。”2万贵妃大恚自此忧愤成疾。她本来体胖又常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宫人时痰厥而死。宪宗为之叹道：“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也于当年病逝。3这一场宫中悲剧却导致了明朝历史上一段为人所称颂的“中兴”之世。1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2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第一节弘治初政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为弘治。与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数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藏匿不归。他得知宪宗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宪宗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鸾等手段迷惑宪宗益作威福搢绅进退多出其口。加之执政大臣万安等人从而附丽势焰更炽。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传奉官”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孝宗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他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宪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1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2结果不仅贵近侧目宪宗也颇厌苦之。先是将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生了根本变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3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却是一名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宪宗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鲠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他不惜与宪宗争执。他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④宪宗晚年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1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2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④ 《明史》卷三o四《怀恩传》。

万安其人无他能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奸僧继晓惑帝以固宠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类冒进的杂流对于他的处理孝宗要慎重得多。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十一月间孝宗在宫中得到一个箱箧里面居然全部是关于性生活的所谓房中秘术而且都署具“臣安进”。怀恩奉旨前往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于是科道官文章弹劾遂罢其职。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弘治“中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弘治君臣”。当然谁也不会忘记怀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11 《明史》卷三o四《怀恩传》。

第二节从宫廷到朝廷《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2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1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成化七年（1471）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宪宗从此也不再召见大臣。1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此里面意也。”2里面者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房中术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可出矣！”1七十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147o）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2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1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2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1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亲与妻子。这成为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若言是棕棚已毁矣。”1费訚大感惭愧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1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1 《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1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1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2并且罢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欲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是”字。“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遗失。”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是只须一字足矣。”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孝宗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诸臣这才叩头告退。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1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1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1原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1491）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1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1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内阁的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刘棉花”之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1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2后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3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1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o1）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1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1 《明史》卷三o四《萧敬传》。

2 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价》。

3 《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1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1491）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1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1“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2又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31 《明史》卷一八一《赞曰》。

2 同上卷一八二《赞曰》。

3 同上卷一八三《赞曰》。

第三节弘治中兴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④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1488）马文升初任都御史时曾陈时政十五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1这其实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国道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去施行。于是又回到了一个人事问题上。倘若还是那批权奸佞臣当道再简单的道理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无非在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至于国家、朝廷、百姓则无心顾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贤去佞之举这些显而易见的治国道理也便成为君臣共遵的原则。

这一年五月史书记述说：“嘉兴盗起”。但是这所谓的“盗”其实却是官。百户陈辅恃权横行平日以盗贩私盐为利事被革官遂招集亡命无赖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县官吏置之不问。直闹到陈辅等人攻陷府城占据府库开狱放囚抢得军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件事对朝廷触动颇大。

④ 《明史》卷十五《孝宗纪赞》。

这是一起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盐政自成化年间为势豪所垄断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终至酿成动乱。案件生后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盐政李嗣清理两淮盐政。彭、李均朝中正臣严责地方变更盐法商人、灶户稍解抑配赔折之困势豪之家始不得肆意与民争利。孝宗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个月后四川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朝廷截调湖广漕运米二十万石赈济四川但不想湖广当年亦歉收无粮转漕之事竟未能成。这时的新任四川巡抚为都御史谢士元急檄设置流民收容济食之所给符遣归。途经郡县验符给粮孝宗又帑金二万两给饥民耕种之具。随着饥民复业谢士元以行边为名前往土番族地区谕散其众。野王刚势孤转入陕西、湖广交界一带为郧阳巡抚戴珊与谢士元合兵镇压。这又是一起处理及时的事件。上赖于孝宗支持下赖于谢士元、戴珊等人之尽力四川大饥不乱旧乱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1。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1 《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2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o 户增至1o1oo279 户至十四年（15o1）更增至1o4o8831 户十七年（15o4）达1o5o8935 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o2o7934 口增至十七年的6o1o5835 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2 《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9o 页。

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1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o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1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o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2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孝宗只能推诿于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1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孝宗问。“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刘大夏重提民穷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孝宗对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刘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谣“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官吏的贪剥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1 《明史》卷三o四《李广传》。

1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 夏燮：《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2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1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随后又问：“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正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孝宗当然明白刘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自从李广畏罪自杀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黄米”、“白米”之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2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1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 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2。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3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o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1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2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2 郑晓：《今言》第13o 页。

3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1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兴革与法祖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1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那时代确然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2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1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2 郑晓：《今言》第135 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1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先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2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1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2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3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1 郑晓：《今言》第135 页。

2 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 《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3 《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矣。”④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o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1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2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④ 《明史》卷三o四《梁芳传》。

1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2 《治世余闻》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1《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1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2随着1 《明史》卷八o《食货四》。

2 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经济的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1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1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2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1 《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1 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2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第十七章丘浚李东阳第一节丘浚名重于公卿之间丘濬（1418—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读书。浚聪颖早慧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战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1。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大学衍义补》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2于是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1 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o《文庄丘公墓志铭》。下引江渊事同。2 《丘文庄公文集》卷一《进大学衍义补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1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6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生具体的影响。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疏言经籍图书之事。他十分强调经籍图书的重要性故而《大学衍义补》中有“广图籍之储”的条目。丘濬认为图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臣民必须遵从统治的道德规范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同时图籍记载了国家的山川、人物、风俗、物产和朝廷礼乐刑政的演变和展。这些精神文化财富是十分珍贵的“今赖（其）知古后赖知今者也”1。丘濬请求朝廷对经籍图书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爱护。他陈1 《丘文庄公文集》卷一《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下引同。

1 《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国过程中就注意访求遗书“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2故明初图籍储存不减前代为一时盛况。迄至太宗虽急于经营北京和北部边疆“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丘濬列举了当前经籍图书保存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单说现今内阁所收藏的经籍与永乐时内阁的《文渊阁书目》相比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内未闻考较在外未闻购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经籍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丘濬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学士而下至于专司其职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务必抄誊正副“使一书而存数本”分别藏于内阁、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各藏书之处要加强管理和保护防止遗失和虫蛀湿坏等。丘濬还特别注意对重要档案文件的保存建议在文渊阁近地别建库房“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3。又“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孝宗嘉纳丘濬所请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在丘濬的影响下孝宗颇为重视图籍和档案史载孝宗甚重《永乐大典》召对廷臣之暇必置此书于案反复阅读。孝宗还“亲洒宸翰识以御宝”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见的医学秘方“赐太医院使臣王圣济、殿内臣宠盖欲推之以福海内也”1。流风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将《永乐大典》誊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状况较成化时大有改善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当然与丘浚等一批富于学行的士大夫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力矫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议政事渐成旷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过题奏文书的奏进和批答来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宫中易受宦官的影响时太监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广于是肆为奸利矫旨授传奉官擅夺畿内民田奏讨盐利等。丘浚忧之乃以星变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绝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变“宜体上天仁爱念祖宗基业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2。并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其疏将近万言。孝宗嘉纳其奏却未能尽行其言。

六年大计天下官吏吏部尚书王恕奏黜两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上任的官员他们因其前任留下的问题受累而被降黜。这种现象颇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阁中借调旨之权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职务。王恕对此大为不满屡争不得乃至求罢。丘浚宣言于人谓王恕所行不合国家典制讽示王恕纠正二人遂至有隙。适太医院刘文泰疏讦王恕失职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职。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谓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与丘浚益不相能。舆论于浚颇有微词。丘浚在位力矫世弊居国子监及主乡会试痛抑诸生险怪之文。言官言事矫激过当丘浚毫不宽假面折其过。2 《春明梦余录》卷十三。下引同。

3 《春明梦余录》卷十二。下引同。

1 《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2 《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

因此丘浚结怨甚多操纵舆论的某些言官乃乘刘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诗句攻为不经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问。

学不阿世弘治七年（ 1494）丘浚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参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学虽老疾披览经籍不辍。丘浚为学不趋时骛。明代理学大师吴与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终日无遽言疾色”1甚至宣扬说只要衣冠整肃言动端正以礼自持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更可笑的是吴与弼以梦见孔子、朱熹而自得以为修养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吴说了一大堆套话于政事无补其人徒有虚誉而已。丘浚一点也不盲目崇拜这些所谓的宗师吴与弼门下高足陈献章征召来京丘浚与谈两人旨趣相去甚远。丘浚沮其留用献章辞疾归乡。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如料岳飞未必能恢复北方。历代史笔以忠君报国颂扬岳飞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顺岳武穆之志必直捣敌巢痛饮黄龙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耻。然而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高宗以藩支入继大统意在偏安求存南宋虽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诸种弊政无所改造要战胜金国谈何容易。大家都颂扬岳飞丘浚却料岳飞未必能成功违乖众意招来士大夫对丘浚的反感。关于秦桧世人独责之而不责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浅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桧非承其意旨决不敢杀其大将。丘浚在咏史的诗作中指出高宗应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杀死一意北伐的岳飞秦桧之于高宗当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桧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为官清廉介直历官四十年惟置一园。所居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下潮湿丘浚虽官内阁居之不易。弘治八年（1495）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丘浚学问赡博时人称其著述之富为开国以来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重编琼台会稿》等。

1 《明儒学案》卷一《吴康斋先生语录》。

第二节李东阳在明朝少年时代便显露才华而后成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为大官僚又成为文坛领袖的人就更少。李东阳却走过了一条神童—学士—辅—文坛领袖的道路这是其独特的人生之路。

从学士至辅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后迁居京师。1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居于此。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东阳自幼即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因而名声大振在四岁、六岁、八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这多少得利于身处天子脚下。因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华的童子程敏政同时被召见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都很贴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辅都兆于他们所对下联。1这种宿命的立论固然荒谬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确实要自如得多。

在京师的庠学读了几年书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是正七品官侍讲是正六品官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地位显贵和初期升迁缓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李东阳幸运的是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受知于皇储和受知于皇帝一样是进身的重要阶梯。成化二十二年（1486）底李东阳的父亲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将在京住坐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一道奏疏声称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行步艰难不便鞍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严重暂且不说上了这道奏疏他终于争取到了三年守丧。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来目的。弘治二年（1489）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因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到六年各地相继生旱灾。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颇有些新意。他摘录《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仁政必自经界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1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

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解说。1这份奏疏中确有空泛之言但也相当尖锐地提出不少实际问题。如关于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获者有赏而不效者无刑徒费赀财复伤政体。..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于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始以三者言之：山东诸府谷麦所宜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府鱼产极富水竭鱼荒河泊岁课多所折纳；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窃见畿甸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则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掘坟墓诉讼之牒缠绵数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迩。往年固有聚众持刀殴杀内使者。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习俗相承日以弥甚。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莫有大于此者。”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按问或经考核或经纠劾或经参驳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此风既行渐不可长。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骇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满腹经纶”在此有了生动体现。孝宗对他的这一番言论十分称赏。恰辅徐溥等说起草诏敕繁剧宜有专人领其事。李东阳自然是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典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后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于他手。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徐溥和刘健与他一起拜为阁臣的有谢迁都是一时名臣。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内阁者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三人各有特长按当时的话来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1弘治年间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礼部尚书傅瀚、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又较平和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借清宁宫灾对一些流行的言论进行批驳：“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2显然他重视舆论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为会试之年。大约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和程敏政同1 李东阳：《文前稿》卷十九《应诏陈言奏》。

1 《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2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为主考。这本来可用来点缀盛世的谁知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给事中弹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举人徐经漏泄试题。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李东阳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唐、徐两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唐寅黜为吏程敏政致仕。李东阳不取唐、徐二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o4）。因重建曲阜孔庙成他奉命前往祀祭。来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在议论国家的各种弊端。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1上下隔绝弊端是很难纠正的。孝宗称赞他“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2。

孝宗还能容人言过特别是对辅弼大臣很客气君臣之间关系平稳。孝宗一死形势即大变。李东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这使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也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他为人的极大争议。

勉力撑持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三位顾命大臣再次加以荣衔已是少师兼太子太师的刘健加左柱国李东阳和谢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国。在这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廷和外廷对于权力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刘瑾为的宦官集团和以刘健为的官僚集团都拼命对皇帝施加影响以求得对局势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15o6）十月以前李东阳都是与刘健、谢迁站在一起试图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们谈论盐法之坏极矣又疏陈政令十失。六月他们批评武宗“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3。八月武宗在暖阁召见内阁大臣责问为什么不如数付给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的太监盐引。李东阳回答：“此辈若得明旨即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于始。”1当时传说武宗在外朝的压力下要逮捕刘瑾等八人李东阳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使刘瑾等人先一步采取了行动。要说他有意结好刘瑾显然根据不足。但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确实不同当刘健、谢迁措词严厉地必欲置刘瑾于死地时他的态度却比较暧昧。这种态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书许进就认为“过激将有变”2。相对谨慎的态度加上名气很大“海内名士多出其门”3。到十月刘健、谢迁被勒致仕单把李东阳留在了内阁。根据惯例他成为辅。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很难说李东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事关士大夫的名节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1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2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

3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1 《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2 《明史》卷三o四《刘瑾传》。

3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为处。”④武宗和刘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晋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在为刘健、谢迁饯行时李东阳戚然涕下。刘健很有些鄙视地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5听到同僚不肯谅解的责备他只能默默无言了。

与刘瑾周旋是很艰难的。虽然刘瑾对他还算客气但讨论起问题来已经免不了声色俱厉现了工作中的差错也免不了假以颜色。正德二年（15o7）七月李东阳检核《通鉴纂要》一书的错字纠劾负有直接责任的五名官员。这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刘瑾恣意扩大此案受处罚者夺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东阳本人都牵连进去。为了应和刘瑾李东阳干了一些损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刘瑾的奏疏上批答：“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1在敕封刘瑾父亲的诏书上说“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云云2。刘瑾在朝阳门外建玄真观李东阳为他撰写碑文极其称颂等等这也是一种御用文学。

与刘瑾的亲信周旋也是很艰难的。刘健、谢迁致仕以后焦芳、王鏊入阁。王鏊被认为是正人但学究气似乎更浓或因文人相轻他与李东阳的关系不好并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为人十分霸道学识亦差所以有人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他对刘健有怨言竟然“于众中嫚骂”；他任吏部侍郎对尚书马文升屡加姗侮；因对原阁臣彭华、谢迁不满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诟詈。3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东阳引荐更能委曲求全、更善于应付宦官集团的官僚杨廷和入阁“小有剂救”④。

张彩不但是刘瑾的亲信而且是刘瑾“大敬爱”的人。他待人严厉傲慢无礼。一次李东阳和杨廷和亲至张彩府宅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仆人来说：“请先行将后至。”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5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1。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2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④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5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2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3 《明史》卷三o六《焦芳传》。

④ 《明史》卷一九o《杨廷和传》。

5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1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2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