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公检法包括纪委处理案件，都必须重证据，证据在手，哪怕你一句话不说，也是可以定案的。而缺乏证据，我们也不会冤枉好人的，你说呢？何况纪委办案，针对的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足够的把握，我们不会随便把人‘双规’的。作为市厅一级的高级干部，你不会不清楚这里面的规矩。刚才金处长已经向你透露了充分的信息，你听明白了没有？我看你有些恍恍惚惚，在开小差呢是不是？都这个时候了，你要珍惜机会，不要逞能，不要自视过高，好好把自己的老底翻一翻。听调查人员说，你和妻子冯玉珍感情不是很融洽，儿子呢，儿子在美国待的时间不短了，他大概还不知道你这几天不能回家吧？”

艾主任这一席话，看似不很具体，但仔细推敲，又似乎句句意有所指，每一句都值得仔细琢磨才能悟透。

他究竟认为我被“双规”是一念之差所导致还是说我一贯思想根源不好？他让我翻一翻老底，是不是让我“忆苦思甜”，反思自己小时候受穷受辱的情形？他说的“我们不会随便把人‘双规’的”，意思是我的证据不用供述就足以定案？他提到冯玉珍，说冯玉珍跟我感情不很融洽，那么冯玉珍把我卖了，这点似乎可以肯定了！他还提到儿子，是啊，儿子知道我目前的处境吗？他要是知道了，他的情绪肯定会大受影响，他会自己买飞机票跑回来吗？要是他一个人独自跑回来，还能出去吗？会不会受我的牵连出境不再方便？或者他自己精神受到打击，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

……

想到这些，我的心像被放进绞肉机里绞一样地难受。

我沮丧、悲郁、伤心、哀痛，我用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恨不得把自己拔离这个世界。

“嚎——”我突然发出一声长啸，这声音令满屋子的人感到意外，也让我自己觉得意外。我这是困兽的声音，还是将亡之鸟的哀鸣？

良久，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发出，那个声音吐出的词句令我恐惧。那个声音说：“我们知道，你在深圳有着一个秘密账户，那个账户的资金进出情况，有关部门早已详细掌握了。这么多天，我们一直等待你的反省，等待你主动交代。看来，你是彻底地冥顽不化，你的态度很令专案组失望……”

“不化……不化……不化……”

“失望……失望……失望……”

整个屋子，充满了这两句话的回声，像电波一样，一圈一圈地环绕，最后如紧箍咒一样，把我的脑袋瓜紧紧地箍了起来，让我有头痛欲裂的感觉……

我向他们要了一支笔、几张纸。在纸上，我凭记忆写下了两串数字。他们一看就明白，这两串数字，一个代表账号，一个代表金额。金处长把我写了数字的纸递给艾主任，艾主任仔细看着，小声问：“核对了没有？”金处长没有出声，我感觉到他点了点头。

艾主任的眉头舒展开来：“嗯，很好！”

他对着我，慢悠悠地说：“秦小集，你这个态度就对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民间有很多谚语民谣，对社会、对人生作出过很好的总结，很通俗、很精炼。你从小在农村长大，对这些民谚恐怕不会太陌生。现在，你既然想通了，我们希望你能够把相关的细节交代出来。人嘛，坦诚一点为好。有些事就是这样，你藏在肚子里，提心吊胆，吃不香睡不着，就像一块鱼骨卡在那里一样。一旦痛痛快快吐出来，会感到畅快许多。”

奇怪，得到艾主任这句“表扬”，我果然有心里松快的感觉。一块压在我心口沉甸甸的大石头，竟有了一丝松动。我没研究过犯罪心理学，不知道罪犯们想问题的逻辑，但此时，我的情绪像江河决堤，哗啦啦有崩岸的势头。

从这天起，我断断续续跟纪委“各位领导”（我现在竟然这样称呼他们，我也不知自己怎么会软蛋到这个地步）“汇报”这么些年发生在我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的“交代”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感到有趣。他们听得十分认真，那边明明有录音机，这边还要用笔作记录。我倒是奇怪了：纪委这些人，他们听过的类似的故事还少吗？整年办案子，查问题，而且基本上一逮一个准。听说纪委的“业务”越来越忙，事情总也做不完，长年累月做下去，他们不会觉得重复、雷同，因而感到厌烦？哪怕神话故事、武侠小说，听多了看多了也会有审美疲劳，像我讲的这些东西，虽然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其实除了主角不同、具体行为方式不同，从大的方面比较，大概也是大同小异的吧？

然而他们听得很认真，记得也很认真。他们越认真，倒越是激发了我要把“故事”讲好的心思。我堂堂一个副市长，对自己的口才、能力和水平常常自负得很，我不能在“交代”问题的时候，讲述得结结巴巴、磕磕绊绊，我要尽可能表达得好一些，至少要像个市一级领导干部的标准，不能让他们，包括以后有可能听到这盘录音带的人认为我这个副市长是白给的，人品不行也罢了，水平也差劲，连个问题都交代不清楚，或表述得乏味、平淡，那就有愧于自己的头衔！

尽管我尽量注意讲述过程的表达力，但仍有让对方不够满意的时候。比如有些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有些已经模糊不清，难免张冠李戴。当然，不能否认，也有为了避重就轻，将某些事情的重要情节隐去或者移植的地方——读者千万别认为我避重就轻单纯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或罪过，有时，人的记忆就是这样，这叫选择性遗忘：大脑把不利于自己的细节遗漏掉，以免使自己承受过重的心理负担。可是，令我奇怪的是，有些地方我讲得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完整，他们竟然会提示我，让我注意，不要避重就轻，或者不要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转嫁出去等等。他们甚至会用：是这样吗？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吗？你没有记错？到底是你亲口下达的指示还是经办人员误解了你的意思……类似这样的提问来对我进行质疑和纠正。有时候弄得我心里烦躁，免不了带着牢骚说，既然你们什么都清楚了，那还有必要让我一件一件说得那么细吗？你们认为是怎样就怎样，多简单！

可是，我不能否认，经他们提醒之后，我的某些记忆上的误差很快就显示出来，还有一些有意无意掩盖的细节，也不得不一点一点剥开。

我像呕吐一样，将所有曾经以为不可能为人所知的那些经历，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细节、一段场景一段场景地吐了出来，其中涉及土地划拨转让、工程承包发包、项目审批立项，还有人事安排、工作调动、职位升迁……但凡经过我权力范围或者我的权力可以影响到的范围的事情，竟然都跟钱和礼密切相关。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经我手里办的事，无论公事私事，毫无例外都涉及一个“贿”字。

我有这么贪婪吗？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我还一直觉得自己既豪爽又霸气，敢于挑担子，敢于负责任，有人求我办一些明显违规的事情，我常常也会爽快地替他们打电话下指令，进行疏通。可是，纪委干部说，我所有这些行为，都有利益牵涉在里头，我否认不了。我在他们的启发下细细一反省，果然如此，但凡我帮助过的人，他们都曾事先或事后给予我“报答”，报答的内容包括现金、银行卡、首饰、古董、贵重家具、名牌服装和名酒……我说，这些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往来，他们冷笑着问我，你自己想一想，在你没有当上领导之前，有人这么跟你往来吗？而且你的往来仅仅是来而不往，人家送贵重礼物给你，你送什么给人家？你送给人家的，就是项目、土地、工程以及提拔重用等等，你这叫做权力寻租，你懂吗？作为副市长，你应该懂的！

他们这么说，我只有哑口无言。我心里不肯承认，我和朋友的交往全是交易，可一旦被他们点破，扪心自问，又觉得没办法否认。我这一辈子交往了那么多朋友，原来都是在利用我，我跟他们原来只是酒肉朋友，狼和狈的关系？

他们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对你的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掌握得这么细吗？很多细节都是你的那些所谓朋友提供的！

我一愣，很快明白了。他们没有骗我，他们在对我进行诱导、劝诫、提醒、示意的时候，那些“素材”都是哪儿来的？没有当事人的供述，外人不可能知晓。正是这些细节，像墙体的裂缝，一道一道撕开我的心理防卫，连同他们采用的其他心理攻势，逼得我将“防线”一步一步后撤，一直到整个心理防线全面崩溃！

事已至此，万般无奈。按照他们的要求，我把他们所掌握的、我自己最终承认的总金额高达七八百万的“账目”一笔一笔分解。为了进行分解，我果真把自己的“老底”不停地翻来翻去，总算理出个大概。

我的受贿账目如下：

开发区几百亩土地用途的变更，我先后收受了林木苟现金50万元、支票180万元，还有珠宝、古董等其他物品，折算下来，大概在280万上下。这是我收受的最大一笔进账。

其次就是临湖大道改造工程，那次我的收获为100万元左右。

其他的账目，一笔一笔清算，确实就不那么容易了。好几笔账混在一起，记不清哪儿跟哪儿，最后在纪委办案人员的帮助下，才大体理出头绪。

这些数额大小不一，有几十万元的，有十几万元的，也有几万元的；有些我记得其来由，有些根本记不起它来自何处。

我的几处房产，有些计算到这些赃款里面来了，有些没有。李梅梅那套房产目前没有给我算，如果把李梅梅省城那套房子算上，我的犯罪“价码”还要大幅度增加！

拿着这个“账单”，金处长他们冷笑着说：“秦小集，你看看你的水平和能力，竟然就体现在这个上面！”

我嗫嚅着说：“我，我，我也没想到，怎么会这么多。是不是，是不是错了？”

“错了什么？怎么会错？这里一笔一笔都有根有据。你的家底（据我们所掌握到的）有那么多财富，我们已经把你和冯玉珍同志的正常收入都给剔除了。剩下的，你说得清也好，说不清也好，反正都不是你应该获取的，你说呢？”

我知道，法律上，那些查不出源头、又不能计入我的正当收入的，叫做“不明来源”，也是可以定罪的。

我只有耷拉着头，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