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的一大早，萧观带着九通的几个同事来看我，其中有陶心如和唐玉莲。自从那次爽约之后，我好久没和萧观联系了。听艾玛说，萧观被陶心如缠得越来越紧，已大有无可奈何之势。但萧观对我的拒绝，怨恨颇深。所以，我有点不想见到他。特别是在我狼狈的时候。

“哎，安妮，怎么你一进CGP就出事儿，要不，你考虑调回九通？我们到现在还缺翻译呢。”萧观说。

“谢谢，不了。每次你有紧急任务，不都记得叫上我了吗？”我笑着推辞。

“说到这个，我手头上有三本小册子，要劳驾你。”他居然大言不惭地将三大本拍卖行的册子塞到我的手中，“反正你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挣点钱也好，对吧？”

我看着他，欲哭无泪。

我想说，萧观，你知道我有多惨吗？打着钢钉、全身肿痛，还要替你翻译啊！人家CGP正点的资本家都不像你！

萧观一群人和我嘻嘻哈哈了一阵，约好出院后请我吃饭为我消灾，就走了。

喧哗之后，一切回归宁静。

我的心像点滴架上的点滴，一点一点地往下落。

窗外春光无限，我的心里却是酸酸的。

萧观都来了，沥川，你在哪里？

护工李阿姨进来替我洗澡。

说是洗澡，其实不过是擦身子。她用毛巾蘸着温水，一点一点地擦。手在绷带间小心翼翼地移动，好像考古人员在研究一具汉代女尸。洗完澡，又替我洗头，用水盆接着，一趟一趟地洗。最后给我换上一件干净的住院服。

从此之后，每天都是这样。李阿姨每隔两个小时替我翻一次身，一天三次按摩我的脚，保持血液循环。我则日日埋首于金庸的小说。偶尔也拿笔做一下翻译，做不了几页就累了。艾松天天来看我，中饭晚饭都和我一起吃。有护士料理一切，他其实帮不上什么忙。主要工作，就是“伺候”我吃饭。我因此在他的逼迫下，每天都喝了一碗他妈妈熬的骨头汤。虽然我吃素的决心坚定不移，可是艾松妈妈的骨头汤实在是太香了。而且，我也想快点好。

从第二周开始，我的住院生活出现了九十度的逆转。

首先是受伤的大腿异常肿痛，痛到坐立不安、饮食难进、彻夜难眠的地步。

我得了骨髓炎，一种常见的手术并发症。

紧接着，我就开始不断地发高烧、腿部化脓、疼痛难忍，需要杜冷丁止痛。

生病原来是这样的啊。我从小身体健康、身手敏捷，什么运动都热衷，却从没有受过伤皮肉大伤。这一回的骨髓炎算是把我给痛惨了。

我每天都要静点抗生素，还要定期引流、排脓。我不敢看我的腿，上面落下了可怕的伤疤。过来检查伤口的医生总是绷着脸，我很怀疑过不了多久，他会说，这条腿不能留了，要锯掉。然后我的脑子里就闪出电影白求恩大夫的某些场面和沥川身上的那些伤疤。

尽管我多次请求艾松不必每天来医院，在他请假的那个月，他每天必到，有时甚至呆一整天。好几次他想帮我换衣服，被我拒绝了。我不许他碰我，也不许他看我的身体。最后，见他实在没事干，又实在想干点什么，我说：“艾松，你替我剪个头吧。越短越好，我的头发太多，李阿姨洗头不方便。”

艾松乐滋滋地拿着剪刀，给我剪了个巨难看的头。令我一连几天都不好意思见人，又不敢责怪他。

我拿了一个挂历，一天一天地算日子，将在医院过的每一天都打一个大叉。

一个月过去了，沥川还是没来看我。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变冷。

夜半痛醒过来，想到沥川的绝情，泪水湿透了枕头。

开始的时候，我安慰自己，沥川不知道我病了。可是，他不可能不知道，连做清洁的大嫂都知道了，所有CGP的员工都来看我了，他不知道我出了事，这可能吗？

然后，我又安慰自己，沥川大约自己也病了。说不准回瑞士了。可是翻译组的小姐们每周来看我时都会八卦，只她们说，沥川在我住院后几乎每天都去CGP上班，还召开过几次会议。不过她们又说，沥川的身体并不见好。大多数时候都坐在轮椅里。她们几乎都快忘掉沥川站起来是什么样子了。

绝望的时候，我又想，就算沥川铁了心地不肯来，至少会派René来。或者，让René给我打个电话。

我也没看见René，也没接到过电话。

想起以前和沥川在一起的日子，我倒真的不曾生过病。连发烧都不曾有过。不过，每次月事来临，我都会很不舒服。沥川会让我躺在床上不动，然后会为我煮汤。肚子痛得厉害时，他会把双手按在我的肚子上。学气功大师的样子，向我“发气”。沥川一直很会关心人啊！

车祸之后的第二个月，艾松不得不回研究所工作。虽然不是坐班，他要上课，要做研究，不可能像头一个月那样长时间地陪着我了。其实他对我的情谊已让我觉得很愧疚了。我反复要求他不要再来陪我，因为有李阿姨照顾我，又专业、又细致、又周到、又耐心，我实在不需要另一个人在旁边。艾松不同意。仍然是每天都来，虽然停留的时间比以前短，但他到书店给我买小说，买DVD，买电视剧，变着法子替我打发光阴。有一次他居然一口气陪我看了八集的《雍正王朝》。见我昏昏欲睡，他就趴在我的床边改学生的论文，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讲话。

51(出版暂时停更)

可是，我的情绪还是渐渐地低落到了零点。每天晚上，艾松一走，我就开始流泪，一直悄悄地哭到深夜。虽然我知道沥川有难言之隐。可是，我绝对料不到，他就住在我身边，听到我出事的消息，居然不来看我一眼。

我深深地迷惑了。沥川真的还爱我吗？

如果爱与不爱没有区别，为什么要爱？

这样辛苦、这样没有结果的爱情，我还要坚持下去吗？

由于不能动弹，骨折那条腿的肌肉开始痿缩。训练有素的李阿姨加强了按摩的力度。可是，我内心里的某一处，同样也在痿缩，而且……越缩越小。

每天躺在病床上，我都痴痴地对着门口做白日梦。梦见沥川捧着一把鲜花来看我。楼道的脚步、轻微的咳嗽、和门前忽隐忽现的人影，都让我怀疑是他。

然后，当一切都证实不是沥川的时候，我木然了。

我在期待和失望中反复摧残自己。

渐渐地，我开始长时间地对着窗外发呆，不想理睬任何人，也不想说话。我的腿肿得大大的，以至于我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疼痛都变得陌生了。

有一次，实在太心烦，我擅自把点滴的针头拔了。艾松知道了，严辞劝我。我忍不住对他大吼大叫。之后，我又向他道歉。然后，我借题发挥，命令他最多一周来看我一次。

艾松坚决不同意：“不行！你的伤是我造成的，我将一直照顾你到出院！”

在情绪严重的失控中，我度过了黑暗的第二个月。腿瘦了一大圈，上面还有很大的疤。我被转入一家康复医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功能训练。

翻译组的姐妹们来看我时，都说我瘦得跟面条似的了。

“可能是吃素吃的。”艾玛说，“你现在病着，更需要营养，还是别吃素了，我让我妈给你炖红烧肉吧。”

“不成不成，我的意志本来就薄弱，喝了艾妈妈的骨头汤已经很享受了。不能再出格了。我要坚持信仰啊！”

“嗯……喝了我们家的汤，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做我们家的媳妇了？”艾玛笑眯眯地暗示，“告诉你吧，那汤头几次是我妈做的，后来艾松自己就学会了，现在你喝的都是他做的了，我都能趁机蹭上一碗，怎么样？艾家大少不错吧？人家为了你，一连放弃了两次去美国开会的机会呢。那边和他一起做课题的，都骂死他了。”

“真是挺感谢他的。”我真心地说，“你们家艾松人真好。”

我没有问起沥川，可是大家总是谈起来他。

“沥川今天穿了一件黑皮夹克，那种柔软紧身的面料，有没有搞错！”明明说，“我早上一见到他，差点被迷昏过去。他最多穿西装，一本正经的，我还能抵抗得住呀。”

“是啊，早就说了他穿皮夹克最性感，从来没见他穿过一次呢。”丽莎附和，“我虽和他错过了电梯，不过电梯里还留着他的香水，淡淡的CK，令人遐想。”

“其实王先生的病还是没有彻底的好。”小薇悄悄地补充，“你们看到的都是他光鲜时的样子。”

“怎么没有好？他都不怎么坐轮椅了。”

“有几次他上班不到一个小时，那个René就来接他了。”小薇说，“沥川在办公室里吐得一塌糊涂，René几乎是把他抱到轮椅上推走的。那一周我们给他换了两次地毯。”

“哦……沥川太可怜了。也不是靠这钱吃饭，病成这样，犯得着天天来上班吗？”

“就是啊！看来找男人还是得找个健康的。就这一病，看着多心疼。”

“你们能不能不要每天都这样无原则地花痴？”我苦笑，“CGP的美男也不止沥川一个。”

“美男倒是有，极品的也不是没见过。”众人齐齐地反驳，“沥川那样的，是仙品。”

是啊，沥川是仙品。哪是我这个凡人可以得到的呢？

那天晚上，艾松来看我，很认真地扶着我走路，末了，我忽然说：“艾松，以后你不要再来了。你照顾了我这么久，你的心意我已深深地领了。”

“好好的，你怎么又说这话呢？喝汤吧。”

他端给我一大碗香喷喷的骨头汤。我的眼泪忽然簌簌往下落。

“艾松我不会爱上任何人的。”

“我和你也就是肇事者和受害者的关系，你别乱想，好不好？你若出院了，看我还来不来看你。我忙着呢。”

我想和他提沥川的事儿，可是我说不出口。我正渐渐地在往负面的方向想沥川。越想越深，已到了觉得他不可饶恕的地步了。甚至，当翻译组的姐妹们提起沥川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是个很遥远的人，跟我已经没什么相干了。我曾经那么五内催伤地挂念他，这种担心、这种关爱，已经悄悄地变了。

我对着艾松，默默地流泪。他问我为什么伤心，我一字不说。

他叹了一口气，说：“你想听我的故事吗？我以前的女朋友，我叫她小雪。”

“她从高中时开始追我，追得我喘不过气来。那种穷追猛打的爱，如狂风暴雨般激烈。那时我很年轻，不把她的感情当回事，还对她玩笑，说：‘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雪，将我全部掩埋了。我被她的爱包围着，八年，觉得很幸福、很轻松、也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忘了告诉你，我是个工作狂。十年来从不休息任何一个周末。每天我都去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如果论文进展得不顺利，我还会向她发脾气。甚至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都腾不出时间陪她去检查。直到有一天，我从实验室回来，看见了留在桌上的医疗报告。她打了胎，带走了她自己所有的东西。把我送给她的礼物、我们的合影全都扔进了垃圾桶。”

我震惊地看着他。

“我发狂了。我去找她，痛哭流涕地忏悔、求她回来、她坚决不同意。两个月之后，她嫁给了一个日本人。她说，她和那人已经好上了半年了。日本人每天晚上都往我家打电话，我居然都没有察觉。”

他拍拍我的肩：“我从没有怪过她。结婚的那天，我还送了礼物。我祝她幸福，因为我实在不配做她丈夫。你看，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过去学到点什么。我从自己故事里学到了如何去爱。不一定是指爱一个女人。而是爱任何一个在你心中有位置的人。我也从我的故事里学到了放弃。不属于你的爱，它会走。你抓也抓不住，不如让它走。”

我从艾松的故事里得到了某种启示。

第三个月刚过，我已能拄着拐杖走路了。医生说，从X光片上看腿骨恢复得很好，只是肌肉有些痿缩，得加强承重训练。钢板还留在骨内，要等一年之后再拆除。

出院前，我悄悄地回过一次公寓。痴心不改地去查电话和手机的留言记录、查我的电子邮箱、查MSN的短信。

我悄悄告诉自己，只要沥川给我留过一次言，哪怕只是问个“howareyou”，我都会原谅他。

可是，什么也没有。一个字母也没有。

我想起了艾松喜欢说的一个词：黑洞。强大的能量、强大的引力、什么都掉进去、什么都逃不掉、什么都被吸走。可是，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

我的心彻底地灰掉了。

——我通知房东，从下个月起，我不再租用他的公寓。

——我请来民工帮我将所有的书和衣物全部打包。

——我订了回昆明的机票。单程。

——我取消了在北京所有的资金账户。

——我把汽车卖给了二手车商。

艾松帮我办好了出院手续。次日他要去加州开会，祝我一切顺利。

回到家里，我打印了两份辞职报告。一份给九通，一份给CGP。

周一是我留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我的书和大件行李，艾松已替我办好了托运。

我换了一身非常随便的衣服。天气很热，本来我是肯定要穿裙子的。但我不想让人看见我腿上的伤疤，便穿了一条长裤，拄着一只铝合金的腋拐，坐着出租，去了香籁大厦。

重要人物从来不错过历史性的时刻。

在楼下等电梯的时，我碰见了沥川。两个人，三只拐杖，我有点想笑，觉得一切很虚妄，又很滑稽。

沥川帮我按住电梯的门，然后，我们同时走了进去。

他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我。

他要替我按第十九层，我说：“不用，我去二十层。”

“你还没有完全好，就来……咳咳……上班吗？”他一边说话，一边轻轻地咳嗽，头还是没抬起来。

“不，我不上班了。”我面无表情地宣布。

微微一怔，他正想说话，“叮”地一声，电梯到了二十层，门开了。

他按住电梯的门，让我先出去。我到了走廊的一角，看见江总的门关掉了，便叫住他：

“沥川，有件事要拜托你。”

他终于抬起头，凝视我的脸，眼底波澜骤起：“什么事？”

我从荷包里掏出两个信封：“这是我的辞职信。CGP一份，九通一份。请你代我转交给江总。”

他显然料到了什么，没有伸手去接：“辞职？为什么辞职？”

“我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淡淡地说，“然后，再出来找工作。”

一切还用得着解释吗？沥川应该看得出我脸上的恨意吧。

他的腮帮子动了动，似乎咬了咬牙，却又很克制地，公事公办地说：“也好。休息一下也好。”

我转身要走，他忽然又问：“那你还会呆在北京吗？”

“不会，”我听见自己冷冷地说，“我明天就离开北京。”

他的脸有点发青：“那你，打算去哪里？”

“沥川，”我抬头看着他，笑得像一把刀子，“你不是要我离开你吗？现在我终于要消失了，你不觉得可喜可贺？又何必多此一举，关心我的下落？”

我把信封狠狠地塞到他的手中，回到电梯，按第十八层楼，去收拾我在办公室里的东西。

在关门的一瞬间，沥川忽然挡住电梯。

我抬头看他，心跳如鼓。他的眼神里有我无法承受的凄楚。

我暗暗地想，如果他要挽留我，哪怕只是一点暗示，哪怕口气稍微松动一下，我就原谅他，立刻原谅他。

不料，他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静地说：“小秋，祝你一路平安。”

然后，电梯的门，缓缓地关掉了。

我心中的另一扇门，也同时关掉了。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不及收拾烦乱的心绪，我花了一个小时发邮件交待我的工作，然后清理内存、删除文件、将手提交回行政部。我的最后一个email是请求艾玛将Mia送给沥川，说他肯定会收养。然后，我将沥川的咖啡杯用一张纸包着，塞进他的邮箱。将自己的东西装进一个纸盒。下楼，叫出租，回家。

到了公寓旁边的小卖部，我买了一盒烟。

回到公寓，一根接着一根地抽。

往事不堪回首，我的心千疮百孔，我的灵魂彻底幻灭。

日影渐渐西斜，月影渐渐高升。

明早的飞机，行李已经收拾好了。公寓的钥匙我留在了桌上。

我睡不着，一直坐在床上流泪。

凌晨两点，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的显示，一个陌生的号码。

手机只响了一声，就挂掉了。

以下手打部分：

可能是打错电话了吧。

我有一点点怀疑是沥川，将手机捧在手心里等待。足足一个小时过去了，电还再也没有响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却越跳越快。虽然这最有可能是沥川的电话，我却告诉自己不要接。

我已经给了他3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结束了。沥川，你知道结束这一切，对我来说有多难吗？难道，为了一个电话，一切又重新开始？又过了十分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莫名其妙的焦虑起来，心跳如狂，烦躁不安，终于我无法克制的将这个号码回拨了过去。沥川，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只要你要我回来，哪怕只是一个眼神，我就回来。

铃声响了三下，没人接。我大怒，怀疑是不是有人恶意骚扰，紧接着，电话里进入自动留言信箱，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重复着同一句话：“你好，我是王沥川，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有事请留言。”磁性的中音，充满魅力的声音。那么，是他。

我挂掉电话，再拨，一连拨了十次，终于接通了。

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一个很粗的男声冲着话筒大声说：“你是谁啊？”

“我找王沥川先生！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不知道谁是王沥川，”那人说，“只知道这里有个喝醉的人，电话不停的响。他是你的朋友吧！”

“喝……喝醉？”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请问您在哪里？这人是我的朋友，非常重要的朋友！请告诉我，您的地址！”

“狼欢酒吧，H大街上的那个你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就在我第一次遇到沥川的那个咖啡店附近。纪桓是那里的常客，沥川以前也常去。

“知道知道！”

“你快来接他吧，看样子，他醉的不轻。”

沥川绝对不能营救，一滴也不行，不然会有性命之忧。这是RENE和霁川反复告诉我的。我已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竹器抓起手袋，冲出大门，忘记带拐杖，差点摔个跟头。我道大街上拦出租车。一进车门就交给司机200元，让他到了狼欢在门外等我。

司机在我发狂的催促侠，十五分钟之内赶到了狼欢。

酒吧不大，灯光昏暗，人来人往，人声低语。清一色的男人，有老有少，连服务生都是男的，前台乐队的鼓声覆盖了一切，有个学生模样的歌手，用淳厚的中音唱一首古老二伤感的英文情歌。很多人围在一遍，给他鼓掌。

服务生带我在一个靠墙的角落找到了沥川。他趴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一小杯酒，当中有一颗橄榄。

我问服务生：“这杯酒有多少？他全喝了吗？”

服务生摇头：“这是马提尼，度数不大，也没多少，给他松来的时候酒只有这么多，他最多喝了一口。”

沥川酒量不差，绝不至于喝一口酒酒醉掉。可是他趴在桌上，一动不动，好像真的是醉了。

我轻轻的推了推他，在他耳边叫到沥川沥川！

他没有醒。

我又用力推了推他，他猛然抬起头，目光散乱。

“沥川？”

他微微睁开眼，迷离的看着我，好像不认识我。

我拍拍他的脸，又摸摸他的额头，有点烫，单不算是发烧：“沥川，沥川你怎么拉？”

沥川继续不理我，又趴回了桌子上了，倒是一旁的服务生说：“醉了的人都是这样，你把他带回家，喝点浓茶醒醒酒就好了。”

“不对吧，他连一杯酒都没喝完，怎么可能醉了呢”

“他来这里找朋友的嘛，不一定只喝自己杯里的酒拉……肯定是醉了，我百分之九十九的肯定。”

我把另一张桌上的蜡烛拿过来，在沥川的脸前晃了晃。他正在出汗，满都大汗。我握了握他的手，手心都是湿的，握又去推他，他忽然开始说话了，呓语一般，一会儿是法语混着德语……好几国语言，都乱了套了。

“我说是醉了吧，都说醉话了。”服务生在一旁说。

宗旨，得先把人弄走。我说：“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他扶到车上？”

“他……还没付帐。”

“多少钱，我来付吧”

“我去查一下。”

过了一分钟，他走过来说：“对不起他是VIP客户，用的是年卡，你不用替他付帐。”说罢他去叫来两个大块头的保安，将沥川连扶带抱的松上了出租车。

“小姐去哪里？”司机问

港澳中心瑞士酒店

车稳稳的开了，可是沥川的样子却越来越不对劲，他原本一直胡言乱语，渐渐的开始急促的喘气，渐渐的话说不出来了，只剩下了沉重、吃力的呼吸声

我拼命敲着司机的椅背，对着他大叫，大叔！不去酒店了，他……他不行了，得马上去医院！越快越好！

“最近的医院是协和。”司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也觉得情况严重，别是酒精中毒，这可是会死人的！

我心跳如狂，紧紧抱着沥川。喃喃的，一遍遍的叫他的名字：“沥川、沥川、沥川……”

他浑身软绵绵的，像婴儿一样无助的靠着我。

我永寿试探他的呼吸，非常急促、非常吃力。

这当儿，我想起一个人来，连忙打手机找RENE。

电话响了一声就通了。

“安妮”

“RENE，沥川出事了，他不对劲，我正送他去医院急救，你快来，快点来”

“沥川在你那儿？我正四处找他呢，哪家医院？”

“协和”

“安妮，保持镇定，我马上就到。”

到达医院时，沥川已经完全昏迷了。一群人将他送进了急救室抢救。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医生，非常干练，迅速检查了他的身体，对手下的人吩咐：“急性呼吸衰竭。马上做器官插管，上呼吸机”

说完这话，我便被一个护士拦在了门外，她问我沥川的病史，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她了，急性肺炎，严重贫血，血型，呕吐……她给了我一堆表要我填写。

我双腿发软，浑身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几年前父亲病危的情景再次浮现眼前。我拄着拐杖，退到墙边，紧张的大口喘气。我神色未定，急救室的门突然开了，那个中年医生叫到：“哪一位是谢小秋？”

我冲过去应到：“我是我……”

“我是倪医生，请问你和病人是什么关系？”

“女……女朋友”

“是这样，我们刚给病人做了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在拍胸片确认导管位置时，发现她的胸口有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单侧肺组织形态不整。这些都不在你的病史上，请问他的病情你了解多少？”

我傻掉了，结结巴巴的问：“什么内植式……导管？我……我不知道他的病史，他不告诉我。”

“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解释，他还有别的家属吗”

“有，有是个外国人，正往这儿赶，我这就打电话”

我拿出手机准备拨号，坎肩RENE从门外一头大汗的跑过来。我向他招手大叫“RENE快过来！这位医生需要知道沥川的病史。”

RENE急切的用英文问我“那个医生懂英文吗”

“我是翻译，你说，我来翻”

“对。对，是我糊涂了”

“ALEX是OSTEOSARCOMA二期。”

天哪哪壶不开提壶，其实医学词汇我多年前有专门背过，进了CGP以后，脑子就被建筑学词汇塞满了，一时转不过弯来，所幸我还知道分析词根，“OSTERO是骨，”SARCOMA是恶性肉瘤，结合在一起指的是什么，有否专门术语来指称，就不知道了。

RENE见我迟疑，补充了一句，“BONECANCER（骨癌）”

我的身子猛的一晃，当的一声拐杖掉到地上，他及时扶住了我“你不要紧吧？”

我摇了摇头。RENE也太小看我了，这种时候我岂敢昏厥？

定了定神，我对一声翻译“病人曾经患有骨癌，OSTEOSARCOMA,二期”我把英文重复了一遍，协和是北京最好的医院，这里的一声对医用英语应当不陌生。

“ALEX,十七岁检查出骨癌，做了截肢手术和化疗。二十五岁那年发现肺转移，做了肺叶切除。"RENE继续说。

我麻木的翻译着，好像一个死刑犯在听最后的宣判。

“经过三年的化疗，癌症暂时控制住了，没有复发。”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说“可是，化疗的过程中，医生又发现他白细胞减少，免疫力降低，后来红细胞也渐渐减少，贫血症状明显。”

翻译到这儿，医生已经知道了大半，问道“是不是MDS?

我不知道什么是MDS，看了看RENE,RENE显然知道这个词，他点头“是的”

“哪个型？”

“RA”

医生神情凝重，将我拉到一遍，递给我一张纸，沉声说“病人病情很危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这是病危通知，你签个字吧。”说完，他就回急救室了。

我接过那张纸，只觉金星乱冒，半天都看不清上面写的字，我揉揉眼镜，逼着自己往下读

病危通知单

诊断: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尊敬的患者及家属：

你好，你的家人现在在我院接受治疗，目前病情严重，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危及生命，特此告知。请予以理解并积极配合医院的抢救治疗。尽管如此，我们仍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治，如果还有其他要求，请在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告诉医生。

患者或家属签字：

交代病情医生签字：倪永康

我将通知书逐句译给RENR。RENE苦笑，说沥川像这样的病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家人和朋友的神经，除了老人以外，已经被锻炼得很坚强了。

我倒在守护室的椅子上，身子不断的发抖，震惊的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RENE一直紧紧的拥抱着我，用断断续续的中文安慰我：“ALEX不会有事的，ALEX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凝视着急救室里隐约的灯影，心中默默祈祷。

无论如何，这样的等待都太可怕了，里面传来的每一个响动都让我惊恐。门上的挂钟无声的移动，每根指针都是一把剑，向我刺来。

等了很久很久，几乎半个世纪吧，墙上的指针告诉我只过了十分钟。

觉察到我的身体仍在不停的颤抖，RENE去买了一瓶果汁递给我，让我喝一口，说这样可以减轻压力。

我满头冷汗地看了他一眼，神经已紧绷得快要断掉了。我摇头拒绝，说什么也不想喝，甚至感到胃部在不停地翻腾，有一种呕吐的感觉。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深呼吸一口，捅了捅正在用含糊不清的发清的法语念着某种经文的RENE:“唉，RENE,沥川的病，你在讲详细点。”

他回过神来，反问：“刚才那些，你听了还不够？还不怕？”

“不够。你说了一大堆术语，我对付着听了个半懂。”我说：“这么说，沥川的腿，不是因为车祸？”

“是车祸发现的。”RENE说，“那年沥川的妈妈开车带他去买东西，半道上出了车祸。他妈妈死掉了，他的大腿受了轻伤，可是好久也不见好，还痛的要命，接着就查出是骨癌——恶性的。当时医生说，情况太严重了，化疗保腿和截肢的生还机会都很小。只有进行保守的放疗。”

“……”

“那时，大家都以为ALEX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一家人伤心的要命。想不到放疗之后，运气不错，ALEX的病情竟然迅速好转。于是他父亲就带他到美国去看一位名医。那位名医认为还有机会做一个大胆的手术尝试。于是，ALEX做了高位截肢。手术之后继续化疗，恢复得很好。有整整8年没有复发。在这些年中，连医生都告诉我们，ALEX的癌症已经根治。虽然走路不方便，可是，他可以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不必成天担心死神的降临了。”

瞬时间，故事所有的环节在我的记忆中一环一环地扣上了：“六年前，沥川突然离开我，是不是因为他的健康出了问题？”

RENE点头：“沥川每半年就会回医院做例行的检查。那一年回瑞士，他被查处癌症转移到肺部。你知道，骨癌肺转移的成活率非常低。这等于向他宣判了死刑。他说你当时正在热恋之中，只有17岁，不忍心告诉你，怕你伤心。他更不想让你看见他受苦的样子，宁愿你恨他一辈子。所以，他下定决心离开你。”

我咬着牙，不让自己抽泣出声：“那他……那五年……是不是过得很苦？”

RENE叹了一口气，点点头：“医生对转移的病灶进行了肺叶切除，之后他经过了整整三年的化疗。人瘦的脱了行，头发也掉光了，非常虚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说真的，他的样子完全变了，就算你见了也不会认得他。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此外，他还有骨痛，有几次，实在太痛苦，他想一死了之，却又怕他父亲和爷爷奶奶们伤心。总之……那三年，若不是有你的EMAIL，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

不知不觉，我的脸上满是泪水：“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至少我可以劝劝他，陪他说说话，替他宽宽心也好啊！”

“ALEX下了决心的事，是不会改变的。”RENE叹道，“ALEX德意志无比坚强，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还是会要你走。”

我看着rene,吸了一口气，继续问：“rene,什么是mds？”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他说，“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

“造血功能障碍？”我还是不懂。

“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生活需要特别小心。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都可能导致死亡。”

我想起了那次沥川跳下垃圾箱，手臂流血，他哥知道后，像发了疯似地骂他。

“因此沥川每天都要吃药？吃那些让他呕吐的药？”

“是啊，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种药，防止骨质疏松。因为骨癌和化疗使他的骨质产生了变化，很容易骨折。每天饭前三十分钟他还要空腹吃下另一种药，排铁。”

我觉得rene对这些术语的了解，只怕已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羞愧了。

“排铁？为什么要排铁？”

“为了治疗mds,alex需要定期输血。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为了防止铁中毒，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这种药叫作deferasirox,对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吃下之后容易恶心，呕吐。”他再次叹气，“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mds，因为你有晕血症，而他，动不动就要去验血，输血，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

“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我着急地问，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血凝》之类，“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么？”

“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霁川很愿意捐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问累了，RENE眼观鼻，鼻观心，专心的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看见一位60左右的男人，满头银发，匆匆向急救室走来，边走边穿白大褂。RENE站起来，向他迎了过去：“DR.GONG!”

那人似曾相识，仔细再看时，我们猛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沥喝咖啡的老人，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

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下头，对RENE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恩，”RENE说，“室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E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重病监护科的主任，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突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E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

我和RENE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会有来护理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做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2楼，过会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E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E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的。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E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沥川在ICU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他看见了我，指间微动，我紧紧的握住他的手。

我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E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嘛？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E调侃道。

我问RENE：“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E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选好了。”RENE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副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E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然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又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睁开眼，我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翻好身后，护士用酒精擦拭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RENE,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呆一会。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合适每隔十五分钟过来根据血压调整强心剂（升压药）的剂量，每隔一个小时观察他的排尿量，每隔两个小时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他器官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奇虎。我看见一个护士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部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带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又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在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时间冲向护士，弄的他们有点烦我。

正在此时，沥川突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语气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要重音.“Sincewhen?”(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立场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我的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地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工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沥川不为所动，双目直视天花板，沉重地喘气：“我要她……立即离开。”

5月4日手打八千三百字~~（小夜整理）

他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蜂鸣器顿时一阵乱叫。一群护士冲进来，为首的是值班医生。

护士长连忙对我说：“谢小姐，病人情绪不佳，情况也不好，你还是回避吧。”说罢，她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出了ICU。过了一个小时，护士长出来了。见我仍旧守在门外，也不坐，撑着拐杖伸长脖子外里看，苦笑着摇摇头。

“他怎么样？没事吧？”我赶紧问。

“暂时脱离危险。我们已经把他转入普通病房了。你还是回家歇会吧，至少好好地睡一觉。”

“哪个病房？”我问。

“407。”

“我去看看。”我拔腿就走。

“唉——”身后再次传来护士长的叹息。

407是单间隔离病房。

我悄悄地走进去，一位沥川睡着了。不料，他竟睁着眼，迅速地发现了我。迟疑片刻，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Hi,”我心疼坏了，顾不得他生气，声音不知不觉地温柔了，“你觉得好些了吗？”

他张嘴说了几个字，我听不清，把耳朵凑到他面前。

他说：“回去……睡觉。”

到底还是顾念我，我心头微微一暖，眼眶顿时发红：“我哪儿也去不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我有护士。”

“我知道。”

不知哪里闪过一阵疼痛，他用力咬了咬牙，身子卷起来，手紧紧地拽住床单，出了一头冷汗。

“不舒服吗？”我紧张地看着他“我去叫医生。”

“不”他急促地喘气，又似被痰堵住，想咳嗽，又咳不出，胸口发出嘶鸣之声，脸顿时憋得通红。

我冲出去叫护士，护士进来，摇高了床被，半抱着他，轻轻地拍打他的背，助他排痰。折腾了十几分钟，他精疲力竭，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我本已疲惫不堪，见他像婴儿般虚弱无助，由人摆布，仿佛随时都可能出事，一时间又急又怕，睡意全无。我去二楼餐厅吃了点东西，又喝了杯滚烫的咖啡。回来时，在病房里看见了Rene.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着护工的衣服。

“Rene,这位是？”我端着咖啡，顾不得黎苗，指着那个小伙子问道。

“江浩天先生给介绍了一位护工，他叫小穆。他父亲重病时是他照料的，非常专业，也非常仔细。我怕护士们忙不过来。再说，Alex病起来不好伺候，脾气特大，还闹别扭。在苏黎世的时候他就把Leo和他爸爸折腾的够呛。就他爷爷有时过来吼他两句，还管用。”

我莞尔，这段描述完全符合沥川在我心中的印象。沥川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虚弱，尤其是我。在这一方面，他异常顽固，我已领教多次了。

“嗨，小秋，你的黑眼圈太吓人了，快回家睡一会吧。这里有我，你明天再来。”

我坚决摇头：“我不放心，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

“你已经七天七夜没好好睡了。”Rene观察我的脸，“别沥川的病好了，你倒下了。”

“不是我不想睡，可是，万一阿生了什么意外”我的嗓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Rene想了想，说：“这样吧。ICU房外有家属休息室，你去那儿休息吧。”

“Rene，”我突然说，“我得洗个澡。”

RENE开车送我回沥川的宾馆，在路上我随便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我在浴室里匆忙地洗浴了一番之后，又被RENE送回了医院的家属休息室。

我和衣而卧，睡了整整16个小时。睁开眼，我发现RENE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

他的目光是湛蓝的，奇怪，这个人怎么擅离职守？不去守着沥川，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我需要和你谈一谈。”他说，“不代表我自己，代表ALEX。”

我坐直起来，找了把梳子梳头。

“ALEX希望你立即离开北京，由我来送你去机场。”这话的口气好像是警方人员要把间谍递解出境，我心一烦，手用力一拽，拽断了一小把头发，语气强硬了，“你打算怎么送我去机场？绑架？”

“安妮，ALEX的一直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如果他能改变，你们俩也不会受这么多年的罪。”

“我的意志也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

“他不愿意见你，也没力争论。我想，”他的目光不知何时，变得很莫测，“在这种时候，你还是不要和他争辩了。你的公寓在哪里？行李早已准备还了吧？你打算去哪个城市？我给你买机票，还有——”

“你别劝我了。沥川现在这样子，随时都可能挂掉。你想让我这时走？不可能。”我尽量保持镇定，“活着，我要等到他康复；死了，我也要跟尸体告别。”

Rene一脸的无可奈何：“你知道，泵人有权利不让你探视。”

“我也有权利在门外等着。”说罢，我拿着洗漱用品去了洗手间，洗脸、梳头、化妆、更衣。然后，我去餐厅吃了一顿饭，香辣鸡块加红烧牛肉。吃完了我端着一大杯浓咖啡，哪里一本杂志，盘腿坐在407门外的地板上。

RENE看着我，恨不得拔自己的头发：“你这是干什么？静坐示威？”

“练瑜伽。你不让啊？”

他深深地叹气，将我从地上拉起来：“进去吧，他要见你。”

推开门，我看见小穆正用轮椅将沥川从洗手间里移出来，送回床上。护士进来换了一袋药水，检查点滴的情况。

不知是错觉还是窗外的阳光太明媚，沥川的气色比在ICU时好了很多，只是他七天粒米未进，瘦的有些刺目。他的胸口半敞着，一个纽扣型的针管直接插在锁骨下方一个微微鼓出的、硬币大小的肿块上。在ICU时Rene告诉我，这个急救室“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是手术植入皮下的一个输液装置，以前用于化疗。由于沥川有凝血功能障碍，需要长期输血，传统软针穿刺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也靠这个来输液。其实在瑞士时我就发现了这个肿块，因我当时沥川不那么瘦，所以不那么明显。而且，沥川很容易过敏，我还以为是过敏引起的大包，不敢多碰。问过他，他遮掩过去了。

我想起刚才吃过的红烧肉，也许沥川能喝点粥，便问护士：“他能吃东西吗？”

护士摇头，用一种专业的语气说：“病人吞咽有困难，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靠营养液维持。你没看见他还插着胃管鼻饲吗？”

看得出沥川想和我单独说话，他的眼光闪闪，默默地等待护士离开。偏偏那个护士不肯走，他他身上的管子、针头检查了一遍一遍，有给他量耳温、量血压。她问他冷不冷，不顾沥川摇头，给他换了一条刚刚烘暖的坛子，有细心地替他掖好。

没办法，沥川就是长得太好看了，不放电也有电。

我在一旁站着，耐心地等着护士照料完毕，做了记录，终于离去。

“Hi”一直睡眸若睡的他，忽然抬起头来凝视我，“昨天睡得好吗？”

我觉得，他的口气有些生疏。这种时候，沥川绝对不愿意看见我。

“挺好，睡了十六个小时。刚才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一顿，红烧牛肉。”我还以为刚才的事生气，脸上不知为什么，竟挤出了一个笑容。

他眸中掠过一丝怀疑，反问：“你不是吃素吗？”

“改了，吃太多素，人会、、、、会没力气。”没油没盐的句子，我居然都说得嗓音发颤，好像当庭作证似的，生怕说错一个字他听了生气，会昏厥过去。

他的目光落到我的腿上。

“腿好些了吗？”他黯然地说，“为什么、、、、、”他突然垂下头，没说下去。

“已经好了，只是肌肉还需要一段时间。别盯着这拐杖，我是觉得很酷才用的，其实没它我也能走。”

“别骗我了，”他说，“就你骨折过啊。”

我愣了愣，继而释然。沥川的心态和我是一样的，不是吗？我们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自己有病，看见自己受罪。

“难受吗？”他又问。

“什么难受？”

“一个人独自住在医院里。”他喃喃地道，“像我这样，一袋又一袋地吊着点滴。我以为，这回你总该恨我了吧。”

“不难受，也不恨。呵呵，我天天看《雍正王朝》来着，还复习了全套的金庸。对了，那电视剧挺好看的，我买了全套的碟子，等你出院了我赔你再看一遍，好不好？”我想让语气显得快活点，说出来，又嫌夸张了。

“出院？”他哼了一声，嘴角漾出一丝苦笑，“这些年，我住院的时间比出院的时间还长。我爷爷居然对我说，在家养病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这话有点逗，我想笑又不敢笑，终究还是笑了。

“这么说，那个博士，对你还不错。”

“是啊，对我挺好的。”我半天玩笑，其实说的也是实话。

他的腮帮子动了动，手用力拧着床单，仿佛咬牙切齿：“不会骑摩托就别骑，我真想揍他！”

我暗笑，不动声色。

“过来，小秋，”他轻轻伸出手，“我有话要和你说。”

我们的距离很近，我却走了好几步。到了床边，他握住我的手，将它放到自己的怀里，微微的心跳闪电般传入我的指尖。他的额头淡然无光，几缕被冷汗浸湿的头发搭下来，脸孔深陷，气息微弱的拂着，那样稀薄、那样无力，带着几分消毒水的味道。

“离开这里，好吗？”沥川很少求我，这种纯粹祈求的语气，从来没用过。

“不好”我的回答坚决又果断。

大当然预料到，无奈地看着我：“RENE已经告诉了你我的病情，对吗？”

我点点头。

“他说的，其实只是阳光的那一面。”

“什么？”我傻眼了。——骨癌、MDS、截肢、肺叶切除、化疗……这还叫阳光啊？

“他没有告诉你，我的癌症复发的可能性很大。我是混血的亚洲人种，骨髓配型也非常难找。现在我的抵抗力几乎全线崩溃，已经支持不了多久、、、、、别瞪我，根我没关系。我真的已经很小心了，按时吃药、定期输血、注意营养、医生说什么我听什么。可是，情况仍然在恶化。你千万不要对我的未来抱太多乐观的想法。”

沥川的语气非常漠然，好想他自己是医生，在说别人的病情。我暗暗地想，这么多年病下来，一波又一波的治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承受这一切，需要一个多么强大德意志啊！而我和他的那一点点短暂的欢乐，又该是多么的珍贵。沥川那么地需要爱和支持，却又那么坚决地拒绝我，他的固执真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我忍不住嚷嚷：“小心？你这叫小心啊？你跳垃圾垃圾箱割破手、冒雨和我吵架、去酒吧喝酒，吐的要死还要逞强——这一切都说明，你不会照顾自己。”

“小秋，”大约说多了话，他疲惫的咳嗽一声，眸光转暗，“如果癌症转移，继续转移到肺，我已经切除了大半个肺，没有什么退路了。如果是骨转移，我会被截肢。我绝不同意再做任何截肢手术。MDS继续恶化，是急性白血病，死亡率很高。等待骨髓配型，遥遥无期。就是配上了，也不是一了百了，还会有层出不穷的并发症。你还想听更多吗？”

“你继续说——”

他低头沉默半晌，定定地看着我：“治疗期间，我们不能要孩子，也许永远不能有。经过多次化疗我可能可能会令你生出外星人。”

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定是沥川最大的心结。我一直和沥川说我喜欢孩子，喜欢很多孩子，发誓要给他们足够的母爱。

“不要就不要，咱们可以领养。我还省事儿呢，我特怕疼！”我再笨也知道保住了分母才有分子。没有沥川，我什么都没了，还谈什么孩子。

“怎么？”他张口结舌了，“听了这么多，你一点也不害怕？”

“不害怕。”

“我答应你，小秋，如果你”说的太急，他不得不停下来喘气。过来十秒钟，方能继续，“如果你现在离开北京，我一定努力地活下去。”

“不，我不离开北京。我喜欢北京。”

“那好，你留在北京，我去别的城市。”

“你去哪儿我都跟着，别想甩掉我。”

他苦恼地看着我，脸是灰色的，头大如斗的样子。

“小秋，”他抚摸着我的脸，蒙住我的眼睛，用催眠术般动听的声音在我耳边说，“你只有二十四岁啊。二十四岁的女孩子，如花似玉，多少男人愿意珍宝般地把你捧在手心里。你不必跟着我这半死的人去混日子。除了痛苦、担心和恐惧，我什么也不能给你。你应当有个幸福完整的人生、一份长久的爱、嫁一个可以呵护你一辈子的男人。或者至少你受欺负了，他可以为你去打架”

“沥川”我瞪着他，“既然知道‘如花似玉’这个词，你少耽误我点，好不好？？再说，我本来已是要走的，是你自己给我打的电话。所以，是你球员我留下的，”

“我？”他眉头凝成一团，“我什么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辞职的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没给你打过电话。”他肯定地摇头。

“你打了。”

“我没打，”他说，“绝对没有打。”

我给他看来电显示：“这是不是你的号码？”

他看看我，又看看手机，愣了愣，说：“我真的没打。我当时觉得有点不舒服，想给Rene打电话，刚按下键就觉得反胃，于是扔掉手机去了洗手间，回来的时候我不大舒服，趴在桌上睡着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张大嘴，额头亮晶晶的，被打击了：“这么说，你是按错了键？”

他的眼睛像两只冰雹子：“恐怕是的。”

“我问你，Rene是‘R’，我是-X-，中间差多少个字母？”

“在我的手机里你是‘Q’，秋。”

我找到他的手机，打开通讯薄，果然，我的名字是Qiu，正好排在Rene的前面，两个号码挨在一起。

我气馁了：“沥川同学，你就不能浪漫点？就算不浪漫，你也得给我一个浪漫的回忆不是吗？”

“我觉得，得实事求是。”

他配备地应付着我们的谈话，配备地呼吸着，那只握着我的手，渐渐变得没有任何力道，最后，像块石子似的坠在我手中。

“歇一会吧，”我拖着他的腰，给他垫了一个枕头，“等你好些了咱们再讨论吧。”

他闭上眼，静静地喘息了十分钟，忽然说：“这样吧。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吧？”

哦！沥川！我的脸绯红了，拼命地点头：“我答应你！”

他的头微微侧过来，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你说话，算话？”

“我发誓！如果你死了，我马上moveon,两年之内就把自己嫁掉，决不当寡妇！”

他默默地笑了，笑容里有一丝安慰，又藏着一丝不易捕捉的忧伤：“小秋，我累了，想休息了。”

接下来的那三天，我天天陪着沥川，他睡着了我才离开医院，天没亮他还没醒，我又赶过来了。大约是觉得我不可救药，那天谈话之后，沥川忽然变得寡言少语，像个小孩子一样有着我和小穆照顾他。在床上躺了十来天，他手脚都纤细了，坐起来都会头昏。医生说他的病情没什么大的起色，又说这回的感染大伤了元气，他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了。除了输液之外，他还需要输红细胞和血小板。终于一天里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不用输液时，我推着沥川到楼下花园区散步，晒晒太阳。

每天我和小穆都会在床边帮助沥川活动关节。依照护士的指点，认真地活动他的胳膊和腿。沥川一直拒绝让我干这些事，我吧理他，他没办法，眉头就一直皱着，满心的不情愿。之后，他又坚持独自去洗手间，被医生劝了一顿，但终究抵不过他的固执，改由小穆陪着进去。小穆只好将他抱上轮椅，然后将氧气、点滴、鼻饲等仪器搬出来，挂在椅后。等到好不易进了洗手间，没过一秒钟，沥川就昏迷了。护士们赶进来将他送回床上，一群人围着他忙乱了好一阵子，他才苏醒。看见我，神态漠然，眼底里尽是难看可恼怒。他还是会礼貌地说话，声音却是虚无缥缈的。听了的人都知道，他不想理睬任何人。

我心里明白，沥川一直拒绝我，因为他宁死也绝不愿意我看到这一切。所以，每到3这个时候，我都找理由去餐厅喝咖啡，让小穆独自护理他。

到了周四，沥川忽然谈问我：“那个《雍正王朝》真的好看吗？”除了躺着就是躺着，沥川这十天无事可干，可能是太无聊了吧！

我灵机一动，说：“想看么？碟片就在我的公寓里。在笔记本电脑里就能放呀！我这就去取！咱们一起看，不懂的地方我来翻译！”

他用力地点头：“想看。”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车，去了公寓。

沥川出事的第二天，房东打电话来为么我，为什么他的房子里还有我的行李。我连忙托Rene去帮我多交了两个月的租金。回去打开行李才想起来，那套碟子和我所有的书，已经装箱运到昆明我姨妈那儿去了。我只好拿着笔记本电脑，打出租车去了电子商厦买新的。所幸《雍正王朝》是畅销剧，到处都有卖的。买了它，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别的连续剧，统统装进一个大包里，兴冲冲地赶回医院。打开407的门，沥川的床是空的。

我立即去忽视值班室问沥川的去向。她们说，可能是小穆推着他到花园散步去了。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里面有很多人。不少病人都由家属或护工陪着在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我坐电梯赶回407，病房仍然是空的。这回护士也着急了，问我：“病人忙上要点滴了。小穆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去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一楼的洗手间？”

这倒是有可能。

也许了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色都青了。

5.5日手打六千三百字——————————————————————————————————

我拿着手袋出了医院，打出租车，去了公寓。

沥川出事的第二天，房东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他的房子里还有我的行李。我连忙托人去帮我多交了两个月的租金。回去打开行李才想起来，那套碟子和我所有的书，已经装箱运到昆明姨妈那儿去了。我只好拿着笔记本电脑，打出租车去电子商厦买新的，所幸《雍正王朝》是畅销剧，到处都有卖的。买了它，我同时还买了一些别的连续剧。统统装进一个大包里，兴冲冲地赶回医院。打开407的门，沥川的床是空的。

我立即去护士值班室问沥川的去向。她们说，可能是小穆推着他到花园散步去了。

我下楼去花园，花园很大，时面有很多人，不少病都由家属或护士陪着晒太阳，沥川应当很显眼，我通常一眼就能看见他。可是我找了一大圈，没找着，可能正好他们回病房，错过了吧。

我坐电梯赶回407，病房仍然是空的，这回护士也着急了，问我：“病人马上要点滴了，小穆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回？”

另一个护士说：“会不会去了活动室？”

康复活动室在二楼，里面有人打牌、下棋、看电视，是病人娱乐的地方，可是，沥川和我一样，从来不爱凑热闹。

我口里虽说不会，还是和两位护士云活动室里找了一圈，果然不在。

末了，她们又说：“会不会去了哪一层楼的洗手间？”

这倒是有可能。

也许沥川在半路上突然想方便，即使有小穆的照顾，他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们检查了每一个厕所，仍旧没有下落，意识到情况不妙，大家面面相觑，脸色都青了。

我们冲回到值班室查小穆的手机，发现小穆没有手机只有BB机，怎么呼叫也没有回音。

一个人说：“门房进出有记录，快去门房查一下。”

我们以第一速度冲到了住院部的门房，在那里查到了沥川的签名，在出门原因那一栏里，有一行字：“外出十五分钟购物，病人，王历川，护工，穆小柱。”

简体中文，还有一个错别字，绝对不是沥川的笔迹。

女护士跺跺脚，说：“购物？这两人究竟想买什么啊！”

我打Rene的手机，响了五声才接通。

“小秋？”

“Rene，沥川在你那儿吗？”

“沥川？怎么可能？我在国家图书馆。”

“沥川不见了！”

“什么？不可能！他现在根本不能走路！”

“小穆也跟着失踪了。”我带着哭腔简要地说了大致的情况。

“你继续找，我马上赶过来。”赶过来的还有CGP的两位老总，江浩天和张庆辉。

“医院里找遍了，没人。”我说，“护士组派人去附近的商场也找过了。”

江浩天点点头：“小秋你先别着急，我打了电话给小穆的室友，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小穆没和他谈起任何可疑的事。”

“会不会是绑架？”Rene在一旁通话，急着满头大汗。

“小穆的人品非常可靠，不然我也不会介绍给你，他在我家照顾我父亲，酬劳不低，在这里照顾王先生，你们开的工资更高于他的想象，他不会挺而走险，如果真是绑架，他也会留言勒索。”

Rene对着手机用法语急切地说了很多话后，挂上手机，问我：“小秋，沥川最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比如情绪低落，烦躁不安？他说过什么不寻常的话了吗？”

我闭上眼睛，回忆，如果我还活着，你跟我在一起。如果我死了，你答应我以最快的速度moveon，这个，你总不难做到到？——我累了，想休息了。

我抬起头，呆呆地看着Rene，舌头打颤：“是的，他说，他有一次说，如果他死了，希望我答应他以最快的速度moveon，又说他累了，想休息。”

Rene怔怔地看着我：“什么时候说的？”

“三、三天前。”

“你答应了？”

“我发了誓……”忽然间，金星乱冒，面前的人影变得模糊起来，Rene一把抓住我，吼道：“小秋！你得镇定！如果这时还有人能找到沥川，这个人只可能是你！”

我定了定神，心跳太快，出了一身冷汗。

看到我脸色不对，几乎崩溃，张庆辉到餐厅去给我买了杯又浓又苦的咖啡。

Rene说：“Alex不可能走太远，他基本上不能动，小穆带着他走，也不会很方便，他们现在，一定还在附近。”

这个道理谁不知道？可是，这是北京啊！北京太大了，出门就是出租车和地铁，四通八达，饭店、旅馆不计其数。如果沥川选择一个地方藏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找到。

只有江浩天最沉着：“现在我们兵分几路，庆辉你去报警，看看警方可不可以帮忙查找各个旅馆近一个小时内的登记情况。我和王先生的秘书小薇分头给王先生认识的所有客户及往来友人打电话，寻问线索。小秋和Rene你们回忆一下，按照王先生的生活习惯，他在北京还有什么熟人和朋友，有什么地方他最有可能去，此外，清理一下他的衣物。他带走了些什么。钱包带了吗？手机带了吗？护照带了吗？”

我听罢直奔沥川的病房，到衣柜里一找，果然，沥川带走了他的一个包，里面有他的护照、钱包和手机。那么，我猜对了——沥川是故意要走的了。

我呆呆地看着点滴架上吊着的药液，旧的一瓶滴完了，新的一瓶还没打开，中间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同时，护士换班。

他支开了我，我真傻，不知是计，还在商场里挑了半天，想多给他买些影碟。

我立即给龙泽花园打电话，保安说，没见到过沥川，沥川从龙泽搬走已经好几年了，她不相信，请求他亲自到最顶层去查看，他带着手机上去，查了第五十层，又查了第四十九层，都说没有。

我给纪桓打电话，问他最近是否和沥川联系过，他说一个月前倒是和他一起在狼欢喝过一次茶，最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从电话本上查到了江横溪和叶季连的号码，那个开画廊的夫妇，他们是我唯一知道的，除了纪桓之外，沥川在北京的熟人，我打电话询问，他们都说有好几年没见到沥川了，他们俩实际上是霁川的朋友。

Rene不怎么会说中文，着急起来错得更多，他只好在一边看我打电话。

一小时之后，张庆辉打电话过来，说他打公安局的朋友查了，附近五公里以内的所有旅馆都没有一个叫王沥川或者穆小柱的客人前来登记。

过了一会儿，沥川的主治医生龚启弦亦闻讯而来，Rene跟他说了发生的事。他问：“龚医生，您看以Alex目前的情况，如果他不治疗、不打点滴、不输血、不进行鼻饲，可以维持多久？”

龚启弦沉默了片刻，摇摇头：“你们最好今天就找到他，以沥川的情况，绝对挺不过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说了，吞咽还成问题，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你说说看，一个人不能喝水，能挺几天？”

我颓然坐倒。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江浩天过来说，查了沥川留给小薇的通讯录，没有任何有用的消息。沥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来的时候一直生着病，几乎没跟什么人联系过，为防遗漏，他们连关系很远的，平时不怎么和CGP联络的客户都问过了。

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Rene：“沥川有没有可能跟苏黎世的家人打电话？”

Rene摇头：“我让霁川侧面地询问过了，都没有，他父亲目前在香港，心脏不太好，爷爷奶奶的身体这几年也不行，我们还不敢通知他们，霁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机，开着Rene租来的车，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乱逛。

我去了一切曾经和沥川一起走过的地方，我们一起散步的公园，买菜的商场，喜欢去的咖啡馆，电影院，餐厅及图书城。没有他的影子。沥川坐着轮椅，而且还有人推着，如果他真的在这些地方出现，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来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沥川也根本没有回医院。

我加满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处，他的室友让我查看了他的卧室，小穆很爱干净，卧室整整齐齐，生活非常节俭，室友说他挺能干的，就是家里穷，高中没毕业。他的家在陕西的一个偏远农村，有一个妹妹务农，妈妈改嫁了，父亲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顾着，巨大的药费像个无底洞，压得他喘不过气，他很需要钱，马不停蹄地工作。

显然，小穆也是有准备的，他的房间里没有留下任何通讯录或地址，连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医院，就再也没回家。

出了小穆住处，我开车继续在大街上转，直到凌晨，回到医院，发现江浩天、张庆辉、Rene和龚先生都在那里等着我，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摇了摇头，没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绝望。

龚先生说：“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医院的急诊室，没有沥川的下落。”

Rene苦笑：“沥川如果决定离开医院，就不会再进任何急诊室了。”

上午十点，霁川到了。

他从罗马赶过来，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包，一脸的疲惫和憔悴。

霁川与沥川相貌很相似，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相似过，以至于一眼看见他，一直保持镇定的我立即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他过来拥抱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小秋，别放弃，就算倾其所有，我们也要找到沥川！”

大家继续商量。

霁川说，他打电话去银行查了沥川的信用卡和银行卡，在离开医院不久，沥川在北京的几个提款机取出了大量的现金，显然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费，很快就会被查出来。

虽然毫无线索，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猜测和新一轮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寻找各种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无所获，回到医院碰头，人人面色沉重，就在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陈律师。

我不知道陈东村与沥川是什么关系，可是沥川让他经手自己的房产和支票，显见是非常信任的，沥川时时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钱给他，显然，这个陈律师和他保持着相当稳定的联系。我一直以为沥川认识陈东村是因为他的事务所与CGP有业务关系，相信江浩天早已打电话问过他了。

当我问起江浩天是否打过电话时，他却微微一愣，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也从来没听沥川提起过，CGP和陈东村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我立即拨通了陈东村的手机。

“你好。”

“陈先生，我是谢小秋。”

“啊，小秋，怎么样？好久不见。”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愉悦。

“是这样，您最近和沥川有联系吗？”

“有啊，昨天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他给你打过电话？”

“是啊，我一直以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电话找你什么事？”

“他让我帮他订一趟商务专机。”

“商务专机？去哪里？”

“他说有个紧急的业务，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赶去昆明。”

“你……你帮他办了？”

“不是很好办，不过，我有个朋友专干这个的，沥川又出了很好的价钱，所以很快就谈妥了，支票都是从我这儿出的，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沥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抢救过一次，几乎病危，他昨天从医院失踪了。”

“我的天！他不会是……”

“请你告诉我，你那位朋友的电话，我要向他打听沥川的下落。”听到此对话，大家的脸上均显喜色。

陈东村立即告诉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机。打电话去问时，那位蔡先生说，沥川和小穆的确是坐商务包机去了昆明。沥川看上去病得不轻，在飞机上一个字也没说，什么也没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们下了飞机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霁川夺过话筒问道：“老蔡，你的包机能马上再去一趟昆明吗？价钱你说了算。”

早上七点，我们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气，初晨的薄雾中带着一丝寒气。

昆明虽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万人口。

霁川和Rene则更加茫然，他们从没来过昆明，在机场他们双双问我：“小秋，你说，沥川会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个旧。”

沥川是个浪漫的人，曾多次向我问起我的家乡，问起我的小时候的生活，他说，他来过个旧，去过我的高中，从我家门口路过，可惜没有机会拜访我的家，认识我的父亲和弟弟。为此，他特地复制了很多张我小时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也许就是这个吧。

昆明距个旧有318公里，我们租了一辆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转326国防公路，三个半小时到达个旧。

一路上龚先生都在摇头，说以沥川的身体，挺得过三个小时的飞机，绝对挺不过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何况，这地方小，医院也小，抢救病人很成问题。

汽车将我们带到金河宾馆，放下行李我们就借了一本厚厚的电话簿，查问每一家宾馆和酒店，是否有一个叫沥川的人入住，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大的宾馆全部问遍，查无此人。我又发动舅舅替我四处打听小一点的旅店。

怀疑沥川会借住小镇上的私人房屋，我和霁川在我家附近的街道上一家一家地敲门询问，没有消息。

我只好又带他去了南池高中的那条街，一家一家地打听。也没有结果。

一趟趟地敲门问下来，就已经到了黄昏，虽然沥川极不可能坐长途客运，我还是去了长途客运站，找所有的司机一个一个地问，有否看见像沥川那样的人乘车。大家都说没有。

晚上，龚先生带我去了附近医院的急诊室，看看小穆有否良心发现，送沥川去医院。没有。

大家心急如焚，不敢看龚先生的脸，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沥川失踪两天半了，我想，龚先生已在怀疑他可能不在人世了。

夜里，除了我和霁川，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我独自在街上徜徉，霁川不放心，一直紧紧地跟着我。

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只有我们两个孤独的身影。

“唉，就算沥川真的来了个旧，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在大街上逛。”霁川拍了拍我的肩，“你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积蓄力量，明天继续寻找。”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肯定沥川会来个旧，也许我根本就错了，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可是大脑已经麻木，不能思考了。

我像一个幽灵灰溜溜地在夜半的街头游荡，凌晨四点，霁川强行将我拉回宾馆，我倒在床上，半梦半醒，直到天亮。我以为，像章回小说写的那样，沥川会托梦来见我，沥川没有出现，醒来我暗自庆幸，这至少说明，沥川还没有变成鬼。

早上七点，大家在餐厅里碰头，江浩天提议报警，然后在报纸和电视台播放寻人广告。虽然知道这样做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但目前没有别的法子，我们分头去了公安局、当地报社及电视台。霁川甚至提出巨额悬赏，给任何一个通报重要线索的人。

中午大家再次到餐厅碰头，仍旧一无所获。

我头痛欲裂，独自去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在大门口猛抽。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谢大侠！”

叫我外号的人，只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一回头，看见了齐涛，高二（3）班的体育委员，也有六七年没见了，他没考上大学，留在个旧做服装生意。

“嗨！”我没精打采地打了一个招呼。

“你怎么抽起烟来了？”他大吃一惊：“三好学生也抽烟？”

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开玩笑？便随口问了一句：“你怎么在这里？”

“我陪朋友来吃饭，小冬好吗？你家人好吗？”大概是随意寒暄，他忽然意识到我父母已经去世，连忙改口：“你姨妈好吗？”

我呆呆地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你怎么啦？大白天跟见了鬼似的，也不是见鬼，我看你跟鬼差不多。”他还像以前那样跟我打趣。

我拔腿就跑，去敲霁川的房间。

霁川和Rene正在低声说话，见是我，齐声问：“有消息？”

我颤声道：“沥川……他在昆明，翠湖宾馆。”

“你确信？”

“百分之九十。”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赶到昆明，直奔翠湖宾馆，到了服务台，说明来意，给工作人员看了医院开出的证明，工作人员说，最近客人比较多，宾馆非常忙碌，但表示一定配合我们寻找。

我直截了当地说：“请先查709号房间。”

服务员在电脑里打了几个字，立即抬头道：“住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外国护照：L.C.Wang.”

龚先生马上打医院的急救电话，我们拿过备用钥匙就冲进了电梯。

楼道静悄悄地，七楼是昂贵的套房区，住的人不多。

龚先生在电梯里叮嘱我们，要安静地进入房间，不能引起病人的惊慌，他说沥川的血小板太低，又有肺部感染，他会咳嗽，咳嗽会导致胸腔出血，出血占据了肺部，肺部无法张开，极有可能出现呼吸衰竭。

转过一道走廊，霍然看见709号房间的门口静静地站着小穆。

大家看着他，很愤怒，却都不敢动气。

他的神情非常肃穆，我的脊背一阵发寒，浑身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只觉得双腿有千斤重，半天挪不动步子，蓦然间，我的手臂被人一挽，霁川半扶半抱地将我拉到小穆的面前。

“小穆，沥川他……还好吗？”我柔声地问，生怕惊动了他。

“我想，”他安静地看了一眼大家，“他是在弥留之际了，他让我出来，在外面等他结束。”

我抽出电子房卡，轻轻地打开门。

六年前，我在这间房里照顾过沥川，至今还记得枕头和被套的颜色，一切还是那样熟悉。

沥川静静地躺在床的中央，盖着一张浅绿色的毯子，小穆将他擦洗得很干净，他的脸毫无生气，双目微合，又没有完全闭上，仿佛无力睁开，却又要透过一条缝隙，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一缕阳光照在他的额头上，苍白的肌肤几乎是圣洁的，他的嘴角残留着一丝微笑，仿佛陷入在某个美好的回忆之中。

沥川还是那么美，那么英俊，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时刻。

我在他床前跪下来，拉着他的手，一连叫了几声“沥川”，他都没有反应。

我不禁失声哭泣。

龚先生听了听他的呼吸，又按了按他颈上的脉搏，他掀开毯子，我看见沥川的身上有一片一片皮下出血导致的淤青。

“沥川，是我，小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脸上，轻轻摩挲着，手迅速被泪水打湿了，“你醒醒！我求你醒醒！”

龚先生把我拉到一边，拍了拍我的肩，半是安慰半是警告：“他命悬一线，已失去了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

我含泪点头。

“他最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让他高兴，让他放心。”

我将嘴轻轻地凑到他的耳边，柔声地呼唤：“沥川，我在这儿！你别离开我……我求你别离开我……我再也不逼你啦！你放心，等你好些了，我马上就moveon，我会离开北京，我会去别的城市，我不会给你打电话，也不会再来找你啦。这一次是真话，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变卦了！你答应我，一定努力活下去，好不好？”那一刻，我觉得，我的话他听进去了，因为他的眼皮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

抢救病人的平车进来了，随行的医生说：“救护车就在楼下，医院那边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病人情况如何？”

“严重脱水，地穴容性休克、呼衰。我怀疑还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到医院后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给他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请通知医院准备全红细胞和血小板，各四个单位。我到现场插管，准备好呼吸气囊手动通气。”龚大夫果然是名医风范，临危不乱，井井有条，随行医生应声忙碌开了。

消毒程序开始后，龚大夫让我和霁川到门外回避。

过了一会儿，门猛然开了。插着气管的沥川被医务人员推入电梯，救护车风驰电掣版冲向医院。我和霁川、Rene以及江、张两位老总紧随而至。

沥川这回在ICU里待了整整十七天。龚大夫说的不错，由于凝血功能障碍，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机之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色的血从管子里留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颤。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见沥川如此痛苦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这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较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轻轻用食指抚摸的他的偶，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立传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着他们一起去，我也没有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托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家小的翻译公司，继续干我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但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啦广东。

我信守承诺，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还发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我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门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了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了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了悬崖，两次。我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除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很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像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的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下去。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我出了医院，收到了沥川的一大堆留言。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的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的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灯亮了。打量他，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的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识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

我呆呆的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沥川离开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院？”

“昨天。”

“出院了你就上班？上了一整天？”

“嗯”雨衣还在滴滴答答的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说，接着就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又有些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要是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支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我找到钥匙，开了门，打开客厅的灯。

“请进。”

沥川拖着行李箱进来，站在房子的正中央，四下一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我的房间基本上是一两个月才收拾一次，地上，桌上，书架上，有很多的灰尘。为了防止被别人一眼看出来，我一般都买灰色的家具。沙发上摊着几件脏衣服，地板好久没托了。面上有几只不成对的拖鞋，还有一只脏袜子。我用手往沙发上一扒，把脏衣服扒到两边，留出一个空挡对立传说：“请坐。”

沥川没有做，忽然问：“你介意我现在脱掉假肢吗？”

“不介意。”

他去了卧室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只腿。

我突然想起沥川以前说过，他骨癌若是复发，很可能会被再次截止，不禁问：“沥川,你这的条腿……是真的吗?”

他摇摇头：“不是真的。”

“还剩下多少？”我大惊失色，连忙跑过去摸。

“开你的玩笑啦。”他摸摸我的头，“当然是真的。我还没那么倒霉吧。”

我松了一口气，颓然坐倒在地板上。

“小秋，屋子太乱了，我得替你收拾收拾。拖把在哪里？抹布在哪里？”他一把拉起我，让我到沙发上坐下来。

“厨房。”

他进了厨房，又迅速退了出来，差点尖叫：“小秋，厨房里有蟑螂。”

“你怕呀？”

“有杀虫剂吗？”

“没。”然后我就听见辟辟啪啪的声音：“那就只好用人工了。”

沥川在德语区长大，生活习惯里有很强的德国作派，极爱整洁。他整理客厅，花掉一个小时，用软布擦掉了每个角落的灰尘。地板拖了三趟，我怕他滑倒，要帮忙，他不让。衣服分类扔进两个洗衣篮。

他拿拖把时，从里面爬出两只蟑螂，被他用拐杖拍死了。

“那我干什么？”

他扔给我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他去收拾厨房，洗了我吃早饭忘记涮的碗。厨房虽然小，可是比较脏，他花了两个小时才彻底弄干净了。

“小秋，每次炒完菜，锅底也要洗，不然就是黑的。”

我晕，锅底从来就是黑的，人家还要锅灰呢。懒得和他理论，反正他也住不了几天，一切还会还原的，就胡乱地答应：“好的好的。”

过了好久还没见他从厨房里出来，我问：“你干吗呢？这么久还不出来？”

“洗瓷砖，瓷砖不够白。”

“这可是苦活，不过造福人类，您慢慢干。”

他用刀子刮、钢刷刷。累得惨惨的。最后，好像干完了，他又问：“你吃饭了吗？”

“没吃，你呢？”

“也没有。我在外面等了你好久。”

“哦。那你订了宾馆了吗？”

“能住这儿吗？”

“什么？”我跳起来了，冲到厨房对他吼，“王沥川，我的地方，你想来就来，想住就住啊！”

“干吗这样凶嘛？”他说：“我问你，上次你去苏黎世，我让你住哪儿了？礼尚往来，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病还没好，我来这里，只是想照顾你一段时间。”

“关你什么事？我让你照顾了吗？”我继续大呼小叫，“我的病早好了！”

“犯得着生那么大的气吗？”他按住我的肩，“瞧你，还说病好了。一动气，脸都白了，一点颜色都没了。坐下来，坐下来。”

我气呼呼地坐下来，他继续说：“以前都是你照顾我。上次你骨折，那个博士天天守着你，也没轮到我。这回总该有我一份了吧？”

不提骨折倒罢了，一提这个我更来气：“你怎么知道我没别的男人？”

他怔了怔，知道是诈，又笑了：“给翻译社打电话，是你的同事接的。她说你挺困难的，到现在也没一个男朋友。病了没人照顾你。你弟弟来了几天就走了。”

我气愤地说：“闹心，是谁这么八卦呀？这人怎么什么都告诉你呀？”坦白地说，我没料到自己会这么快就步入剩女的行列。翻译社里除了老总之外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家都叫我“秋姐”。听起来像是对业务尖子的一种尊称，我老觉得背后有点嘲讽的意味。其实我来昆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逃避艾松。他从加州回来，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还谎称开会，亲自到昆明来看我。见我长期不积极、不表态，这才没有了下文。

“我说我是你在海外的叔叔。你父母双亡，所以我是你重要的长辈。何况，卫生间里的半盒安全套还是苏黎世的牌子。都过三年了，你也不扔了。”

“我留着当橡胶手套用。洗脏东西的时候，一只手指戴一只。”

他大笑，咣当一声，打破了一个杯子。

“Ｏops!”

沥川做完了客厅和厨房的清洁，屋子的干净程度已可以与五星级宾馆媲美了。

中午太忙了，我没来得及吃饭，等到觉得饿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我跑到翻译社对面那条街上，买了一份盒饭吃了。好菜都给人家挑完了，就剩下猪耳鸡块什么的，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到现在还烧心。

卫生间是屋子里最干净的地方，因为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比较挑剔。沥川在里面只清理不到十分钟。他出来问我：“冰箱里有菜吗？我饿了，要做饭了。”

“没菜。有方便面，各种牌子的。韩国味道的都有。”

他刚要接话，忽然听到敲门声。

我们一起打开门，是对门家的关奶奶。关奶奶六十多岁，和儿子孙女住在一起。我们邻居关系挺好。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碗，看见沥川，有点吃惊。

“关奶奶！”

“哎，小秋，住院刚回来啊？”

“是啊。”

“听说是胃出血，没事了吧？”

“没事了，谢谢您还惦记着。”

“胃不好得养着，别乱吃东西。你们年轻人就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哪行啊。我给你熬了一碗肉粥，里面有打碎了的青菜，你先吃几天粥，等胃好些了再吃米饭。呃——这位是？”

我不知道应当怎么介绍沥川，就说：“嗯……这位大哥姓王，是我请的钟点工，来帮我做清洁的。”

“哦哦，王同志，麻烦你啦。”

我们寒喧了几句，我接过粥，谢过，回到屋里，分了沥川一碗，一下子就喝光了。关奶奶的粥真香啊！

沥川看着我享受的样子，苦笑着问：“你是不是老是蹭对面人家的饭吃？”

“嗯……给她孙女辅导过几次英文，次数不多。远远比不上蹭饭的次数。”

吃完了，沥川去洗碗，我傻傻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无厘头的综艺节目，看得我直打呵欠。

我觉得，这么些年后再见沥川，我没有激动、没有兴奋，已经麻木了。

“我帮你洗个澡吧。”沥川说。

我被他带进浴室，顷刻之间，裸裎相对。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浴缸里很滑，你小心点。”

“那你扶着我。”

我用手轻轻的圈住了他，将头贴在他的胸口上。他仍戴着我送给他的那个辟邪，玉色更加润泽。我将辟邪咬在口里，咸的。

沥川仔细地替我洗头发，洗了一遍又一遍。

“有多少天没洗了？”他问我。

“不记得了。”我继续打呵欠。

“累了？”

“嗯。”

“早点睡吧。”

我们来到卧室，被子没叠，还是早上起来时的样子。沥川坐上去，很快就把我拉出来：“床上不干净。”

“不会吧，昨天还收拾了的。”

“上面有饼干屑和土豆片。”他去找床单。

“要不把被套和枕套也全换了吧。”我指给他地方。真是公子哥儿，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他果然全部换了一套白白的床单，这下干净了。

我钻到被子里，沥川紧紧地抱着我，吻我的脸。我呆滞地看着他，不为所动。过了一会儿，我说：“沥川，我要睡了。”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轻轻地说：“小秋……你不会连这个也不会了吧？”

“不会了。跟着你这么些年，我的智商变得跟果蝇一样了。”

夜半，沥川在我怀里哭了，说：“对不起，小秋，我错了。我耽误你太多年了。”

翌日醒来，沥川已经起床了。他去买了早饭。他说他自己得过一会儿才能吃东西。他仍然要吃那个增强骨质的药。

我八点半上班，他一直送我到单位的门口，然后，交给我一个小包，里面有几个盒子：“你的Lunch。”

我接过来，问：“冰箱里没有菜，你怎么做的？”

“菜市很早就开门了，我出去买了菜，还问了隔壁的奶奶怎么做那个粥。希望你喜欢。”

“谢谢哦。”我去上班，沥川回家，他说他要继续做清洁。我有点想问他究竟会在这里待多久，不过，沥川一向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问也是白问，也就不问了。

中午沥川打电话来问我：“Lunch吃了吗？”

“吃了，早吃了。”

“你热了没？”

“没热，需要热吗？”

“怎么不需要热？你真是果蝇啊！”他生气地把电话挂了。

中午吃饭我打开了几个饭盒，同事们都震惊了。两菜一粥、一晕一素，还有水果沙拉和点心。我对沥川的手艺实在有点吃惊了。

五点半下班和同事们一起出来，沥川就在门口等着我。

他和我的同事握手，介绍自己，半开玩笑道：“您好，我是王沥川，是谢小姐的钟点工，负责清洁、做饭和接送。”

我窘到了。因为沥川西装革履、打扮光鲜，往那里一站，大家都以为今天这里有人要拍电影。

沥川开车接我回家，晚饭已经摆到桌上了。三菜一汤，我仍然得喝稀饭。

“你看，这样，生活是不是就有规律了？”

“是的。”我赶紧点头。

吃完饭，他牵着我的手出去散步，说：“你的腿为什么还是有点跛呢。”

我腿上的钢板，过了一年才拆掉，医生说愈合得不错。我仍然喜欢体育，每天坚持骑车上下班。

“我不觉得啊。也没人跟我说啊。”

“真的有一点儿，一丁点儿。”

“那就是残疾了。”

“我带你去瑞士动手术。”

“我哪儿也不去。”

回到屋里，他拿着一个小篮子，上面盛着巧克力和一大包他做的饼干，拉着我，去敲对面家的门。

他将碗还给关奶奶，递给她那篮子礼物，又送了两个红包，郑重地谢她，又说：“关奶奶，我不在的时候，小秋多亏您照顾了。这是给您孙女的一点见面礼，请收下。”

“哎哟，您太客气了。用不着两个红包，我其实只有一个孙女。”

“另一个红包是给您的，不成敬意，买几件衣服穿吧。”

关奶奶欢天喜地地收了，末了，还问：“王先生，你这一身打扮挺富贵的，你不是钟点工吧？”

“我是的。”

“那你一个小时要多少钱啊？”

“我……义务的。”

关奶奶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了，笑了，说：“小秋真有福气啊！”

“不是她有福气，是我有福气。”沥川微笑地更正。

我们携手回屋，沥川递给我一张纸。我一看，上面有十道数学题。

“给你十分钟，能做完吗？”

“干吗呀，数学我全忘光了。”

“你可是个旧市的高考冠军呢。”

“好吧。”

他按表，我拿笔，五分钟就做完了。沥川溜了一眼答案，说：“智商没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你怎么就看着有点傻傻的呢。”

我拿遥控器，继续看电视。

沥川抱着我，我就窝在他怀里看言情剧，大把大把地流泪。晚上，我们早早上床，沥川款款地待我，我们恢复了以前的甜蜜。

戏弄了一半，床底下忽然传来细细簌簌的响动，沥川对着天花板叹气：“小秋，这里除了蟑螂，还有老鼠？”

“嗯，有两只，估计是夫妻。我还拿饼干喂过他们呢。奇怪，今天怎么只听见了一只的动静呢？”

“糟糕。”沥川赶紧用手蒙住我的眼睛。

“你抓了一只？杀了？”

“白天的时候……”某人不敢往下说了。

“沥川你丧尽天良啊。床下的那只，一定在唱歌。”

“唱什么歌呀？”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它唱它的，咱们继续咱们的。”

第二天，沥川仍旧送我去上班，仍旧交给我一大堆饭盒。这次，每个饭盒上都贴了纸条：

“我是肉粥一号，请热一分钟。”

“我是茄子二号，请热四十五秒。”

“我是红烧鱼块三号，请热三十秒。”

“我是水果沙拉四号，生吃，不用热了。”

女同事们羡煞了，说沥川把翻译社当幼儿园了。

下班沥川来接时，她们都说：“小秋，你的家长来了。”

据我所知，沥川从小就是被人伺候的，从来没伺候过别人。当沥川每天都这么做时，我在想，这公子哥儿能坚持多久。

当过了一整年，他还是天天这么做时，我就有了一种幸福感，很华丽的那种。当然，我的幸福从不长久。我对沥川这次回来，也没什么指望。

我就这么毫无指望地和他亲亲热热地过了一年，感觉挺好！这一年，沥川没有工作，一张图也没画。除了替我做饭、上下班接送、陪我散步、看电影之外，什么也不做。

只是，在我狭小的公寓里，沥川行动不是很方便。终于有一天，我对他说：“沥川，咱们不住这里了。咱们找个大一点的房子吧。”

他马上拿起了笔，说：“找什么？我给你画一个。要啥样子的，你说。”

“大一点的。”

“就这要求？”郁闷了。

“嗯。浴室里多点安全设施。”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了。”

过了两天，沥川设计好了一个两层楼的白房子，各种图样都手绘出来了，一样一样给我看。

“太精致了吧？”我皱眉，“哪家公司愿意单独替你做这个？”

“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

“哦……那你会累的。你身体又不好，不能忙这个。”

“不累不累。”他乐滋滋地说。

“不行，你还得给我做饭呢！”

“这倒是。”他沉思，然后，到卧室去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哥说他来找人替我盖，条件是他和Rene得设计一部分房间。”

“行啊，我没意见。”

“我有意见，”他想了想，眼睛一亮，“我让他们设计地下室。”

“浪费人才呀。唉！”

又过了三个月，沥川还是每天做钟点工，一日三餐，顿顿都是他掌勺。我的家务活就只剩下看电视和读小说，偶尔刷一下碗，被他说不干净，他还得重刷一回。

我们的房子在一个靠山的小区里，里面有很多房子，我们的是最漂亮的一个。建好了，沥川带我去参观，回来的路上他问我喜欢不，我说：“楼上楼下我都喜欢！花园也喜欢！”

“最喜欢哪里？”

“……地下室。”

沥川苦着脸说：“完了，我受打击了……我得找我哥算帐。”

我觉得，我得安慰安慰他。

那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我问他：“沥川，今天是不是好天气？”

“是啊。”

“今天，是不是好日子？”

“也是。”

“那今天，咱们去办结婚证怎么样？”

他怔住，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为难地说：“……一定要结婚吗？就这样过不行吗？不是我不愿意，我是怕活不长，你又成了寡——”

“你严肃点。”我板着脸。

“嗯。”

“‘嗯’是什么意思？”

“‘嗯’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结婚，我没意见。”

“就这么马虎吗？没有单腿下跪什么的？”不公平啊，怎么老是我吃亏啊！以后他都会说了，都是我赶着要嫁给他的。

“人家就一条腿……你同情一下嘛。”

我拖着他进了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的是一位大婶，挺和气。

“证件都有吗？有照片吗？”

我从包里拿出几个本本：“这是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他是外国人，这是他的护照、居留证。这是复印件，还有三张两寸近期免冠合影。”合影也不是近期的，十年前的。我把这些证件拿出来，有一种阴谋的感觉。

大婶检查了我们的证件，见沥川一直不说话，问我：“他不会说中文吗？”

“会的……他太激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挽住他的胳膊，做亲密状。

“他是瑞士人，我们还需要他出具一份《婚姻状况证明》的公证，证明他现在没有配偶。”大婶对业务很熟悉。

我和沥川都傻眼了。

“说了吧，要你别来，你偏要来。”他严肃地看着我，“现在，麻烦了吧？”

“沥川，你不会是已经有个老婆了吧？”我抓狂了。

“我哪里敢？”

他拿出手机拨号。

“哥，我需要一个文件的公证件——《婚姻状况证明》。”

“你说是干什么用的？”

“快点吧。”

“嗯，就这样。”

四句话交代完毕，他收线，对我说：“我哥今天去办，晚上坐飞机，明天到昆明。”

“行，效率挺高。”我给大婶一盒瑞士巧克力，“大婶，我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到了下午，我们手牵手，又去了民政局。沥川说，Rene和霁川都已经到了，他们会拿着《婚姻状况证明》在民政局等着我们。到了大门口，果然看见了他们，都一本正经地穿着礼服。我和沥川都只穿着日常的衣服。

我有点郁闷，对沥川说：“咱们应当穿得正式点，你说呢？”

“用不着吧。咱们俩走到哪里都是一对俊男靓女。”

大家互相拥抱，Rene和霁川祝贺我们。我和沥川进去办好了结婚证。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门口站了好多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外国人，全都一本正经地穿着礼服。大家都用激动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回头看沥川，发现沥川也怔住了。然后，里面有两个混血模样的高中女生，忽然齐齐地尖叫：“Alex!小秋！Weloveyou!"

沥川向她们点点头，拉着我的手说：“小秋，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和亲戚。”

我的腿有点哆嗦，面前有三十多个人呢。我低声问他：“这么多……都是的吗？”

“来了一半吧……主要的都来了。”

“这是外公、外婆。”一对很慈祥的老爷爷和老太太，“你的围巾是外婆织的。外婆一共有五个孙子，她给每个孙子的媳妇儿都织了一条围巾，连Rene都有一条。呵呵。”

沥川的外婆是法国人，抱住我说了一大堆法语，然后亲个没完。

“这是爷爷、奶奶和爸爸。”

沥川的爷爷我已经认识了，老先生呵呵地笑了几声，说：“原来安妮就是小秋呀！完了，我一见面就把她得罪了。没关系，爷爷到时候好好地陪你玩遍苏黎世。你别盯着沥川，说到玩，王家的人数我最会玩了。”沥川的爸爸也是瘦高的个子，看得出，他年轻的时候也很英俊。奶奶的个子倒不高，还有点胖，一头银发微微带卷儿，乐呵呵的，挺干练。奶奶拉着我的手不放，一个劲儿地说：“这么好这么漂亮的闺女，沥川这些年多亏了有你，沥川真是好福气呀！”

沥川一个一个地介绍：“这是叔叔、婶婶、舅舅……这是我的表妹、侄女……”

每个人都上来祝贺我，和我拥抱。接着，我听见远处有个小伙子背着双肩背包向我跑来：“姐！姐！”

啊……小冬！

“小冬，你怎么来了？”

“有人打电话到我们系办公室，说给我买好了机票，让我过来参加你的婚礼——他的中文我听不太懂，以为就是姐夫。”

我摸摸他的头，说：“那个不是姐夫，是Rene.”

沥川笑着过来和他握手：“你就是小冬，我是沥川。你姐总是提起你，我们总算见面了。”紧接着，又来了一辆出租车，里面下来了的四个人却是我和沥川都熟悉的。

我们连忙过去叫道：“姨妈！姨父！表姐！表姐夫！”

婚礼之后，沥川坚持要带我去欧洲旅游。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我坚决不同意。我们一如既往地住在昆明，每半年去瑞士看一次医生。

我们第一次以夫妻的名义进瑞士海关时，沥川一本正经地将一个红本本交给了海关的官员。那人研究了半天，问道：“先生，您的证件？”

“这就是。”

“为什么上面全是中国字？”昏，那老外居然知道什么是中国字。

“这是结婚证。”沥川说，“护照我太太拿着呢。”

那个老外呵呵地笑：“你拿结婚证干什么？”

“我太太让我过海关时拿着，证明我结婚了。”

“噗——”海关官员忍俊不禁，当地一下，给我们的结婚证也盖了个戳，“祝你们新婚快乐！”

过了关，沥川认真地收好了结婚证。我说：“沥川，戏弄海关，影响不好。咱们下次不玩了哈。”

“怎么不玩？每次都要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