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调查奉贤的材料反映给上海市委后，白娘子和小青就离开了上海。查处奉贤的情况，她俩当时并不知道详情。若干年后她俩去聚贤寺做客，看到了196o年2月14日，**上海市委监察委员会上报**中央的《关于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报告》称：“自一九五八年春耕时起，违法乱纪错误即连续生，到了秋耕秋种时，展到最高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就有一百五十六人。据奉城人民公社的调查，在死亡的人中，贫农占5o.8%，中农占41.5%，地主、富农占7.7%。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有66o余人。各个人民公社和生产营，都设立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o7人。其中，除少数地、富、反、坏分子外，大多数是不应该劳改、集训的人。据泰日人民公社两个劳改队1o6人的调查，属于‘生产不积极’、‘手脚不干净’、‘思想作风不好’、‘吃饭抢先’等不应该劳改的即占74.5%。有的劳改队还私立条令，动辄进行非法拷打，严重地破坏了革命法制。县公安局还以改造‘童窃犯’、‘顽劣儿童’为名，先后集训了2oo多名儿童（大多数是1o到13岁，最小的仅6岁）。集训期间，施用种种刑罚，严重摧残了儿童的身心健康。至于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和停餐等违法乱纪行为，则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尤其严重的是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县委公然指示将放过棉花的房屋用后一律烧光，全县被烧毁、拆毁民房1823间，仓库（多系临时搭建）1345间；强迫各生产队拆掉草屋顶，甚至将河边、路旁正在成长的山芋、黄豆等农作物和芦苇统统砍掉，投入河滨和鱼塘内。结果不但毫无肥效，反而毁掉草屋顶12ooo多间，山芋12ooo多担，黄豆24ooo多担，其他杂粮75oo多担，损坏鱼塘、河滨4ooo多条，鱼塘中的鱼全部被毁。在兴修水利当中，强迫群众拆毁一万多部木织布机作运土车，强迫基层干部，挖墓挖棺，做工具改革的木材。”
《报告》中强调：“奉贤县的违法乱纪错误，所以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并不是偶然的，它同县委领导人员政治品质恶劣、组织严重不纯是有密切关联的。”
《报告》分析说：“在县委领导核心周围，又有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现已查明，县农业局长戴纪群，是伪装混入党内的中统特务份子；副局长赵时桃，是国民党员，当过伪保长和保甲情报网组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付洁，是中统特务的重大的嫌疑。这些分子一方面竭力迎合王文忠，李少峰等人的错误主张，投其所好，成为出谋献策的‘狗头军师’；另一方面，还亲自号施令，胡作非为，‘带头’捆绑吊打群众，残害人民。同时，某些党的基层组织也严重不纯，有些支部的领导权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所篡夺（新夺人民公社有营正副支部书记45人，其中29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11个营中有4个营的领导权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所掌握）。他们也趁此机会，兴风作浪，无恶习不作，明目张胆地进行复辟、破环活动。所以群众说：‘土改时我们赶跑了地主，现在他们是替地主报仇，向我农民进攻。’可见，该县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而有些是特务分子、坏分子和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由于蜕化变质分子和反、坏分子控制了县委、县级某些部门以及少数人民公社的领导权，就大大加重了违法乱纪的严重程度。”
聚贤寺方丈锐觉禅师学富五车、通晓古今。当白娘子和小青和老禅师议论起当年的“奉贤惨案”时，老禅师感慨万千，评论说：奉贤县干部强迫命令，严重违法乱纪之风，是在生产资料归公的高级社，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全面“共产”的人民公社基础上刮起的。
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奉贤县委用先动员、抓典型、后加压、一风吹的办法，在全县刮起了生产资料归公的合作化。到1956年，全县农村全部实现高级社。农民的土地、耕畜、主要农具，一律归共产归公，生产劳力由社里安排，生活的口粮由社里按工分给。农民变成了社员。
入不入社由不得你，辩论会日以继夜，不入社就挨“辩论”，干部带着积极分子堵门、斗人、拆田埂、逼地契。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都是老实驯良的小民。刚刚分田分地的农民，有的欢天喜地，有的哭哭啼啼，全都加入了高级社。生产资料全部归了合作社，生活资料也由社里分配，合作化运动控制了农民的命脉，于是，出工听号令，吃粮靠工分。干部说啥就是啥，稍不驯服，批斗、辩论、扣口粮。农民终于成了良民。合作化成了军事化。
从此，干部一声令下，社员如奉圣旨。干部的口头禅是：“党叫你干啥就干啥！”县委书记王文忠，就把他当自己当作党的化身，凡他决定的事和布置的工作，必须坚决按时保量完成，“违令者决不客气”，是他挂在嘴边的名言。
全县农村实现高级社化，农民成为集体生产的社员，集体劳动，集体生产，客观上为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大型工程提供了可能的劳动力保障。在全国上下“好大喜功”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奉贤县委在兴修水利运动、积肥运动、深翻土地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搞起了千军万马“上战场”的“大兵团作战”。尤其人民公社化以后，奉贤县委更加热衷于“千军万马”，“红旗飘飘”，“战歌冲天”，“大兵团作战”成为时代宠儿。
积肥、灭虫、修水利，展生产的好事，在失去制约的高度集权体制下，竟能闹到群众家破人亡，祸患丛生；深翻土地、“劳改队”、“集训班”，劳民伤财和祸害百姓的坏事，竟能上呼下应，一通到底，弄到民不聊生，惨不忍睹的地步。要为民造福、“跑步进入**人间天堂”的“大跃进”，竟在许多地方造**间炼狱，饿殍载道，人民生不如死。
老禅师说：“大跃进，当然是头昏脑热，狂躁冲动的产物，但又决不仅仅是某个人狂热**的产物。这是一种体制的悲剧。这是天意，百姓该当受此一劫。阿弥陀佛！”他摇摇头，显出满脸的悲凉和无奈，结束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