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搞大跃进的同时，我们调干班全体学生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

1958年2月开学返校后，我知道了我校教师在寒假开展了反右运动，开学后一边上课仍一边反右。教我们地理的徐耀老师就被打成了右派。教我们汉语的甄老师是一4班班主任，在开学典礼时代表教师讲话很是慷慨激昂，领着学生去团林修盐滩时身先士卒、实干苦干，在我看来他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不料，从团林返校后，他竟被“反右补课”补上了，也成了右派分子。据说是因为在县政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曾言说：党员和群众之间“有那么一条不深不浅的沟，一堵不高不矮的墙。”党员见了群众“脸上能刮下一层霜来。”在反右补课时，现了他的言记录，才使这个伪装革命教师的“右派”未能漏网。

我们在团林修盐滩时，就开始了整风反右运动。按中央规定，中等学校的学生不参加整风反右运动。因为我们一年级6个班是调干班，学生原来都是小学教师或中学职员，所以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说是整风反右，实际上是只反右，在我们调干学生中抓“右派分子”。怎样抓“右派分子”？

先，建立抓右派的组织，搜罗抓右派的打手。因此，学校、年级、各班都成立了“整风反右领导小组”。

第二步，确定右派分子“候选人”。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对全班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排队，根据上级下达的指标，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中和出身虽好但爱说怪话、不当“驯服工具”、领导小组的头头们看着不顺眼的学生中内定出“右派候选人”。各班的指标是1o％左右。

第三步，搜集“罪证”。搜集“右派候选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使其达到“右派分子”的标准。大致采用以下几种方法：（1）内查外调。调查“右派候选人”在学校的言行表现（如，查档案、让平时与“候选人”关系较密切的同学和积极分子们揭），派专人去“右派候选人”的家乡、原来工作过的地方外调取证。

（2）动员鸣放。动员劝导学生帮助党整风，给党和政府、学校、党员提出批评意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有顾虑，“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要大鸣大放，小组会上要积极言，要多写小字报和大字报。谁提的意见多、质量高，谁就最热爱党。

（3）引蛇出洞。在讨论会或座谈会上，积极分子们故意表落后或反动的意见，引诱其他人也随着说。积极分子们说得多么反动落后都没关系，因为这是组织上安排的“诱饵”。其他人特别是“右派候选人”一随着说，立刻记录在案、成为罪证。在团林修盐滩时，晚上或下雨天就开讨论会或座谈会。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组开讨论会，有一道讨论题是：你怎么认识“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开门”？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崔某言说：这种提法不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没剥削过人，不应把他们关在门外。接着，积极分子们蜂拥应和。见此情景，同学们也纷纷重复崔的言。一位富农出身的同学，姓秦，不吭声。崔某见秦同学没有言，竟打断了别的同学的言，问道：“秦某，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秦某慢条斯理地言了，他胸有成竹，理直气壮地批判了崔某的观点。听到崔某点秦某的名，担任记录的积极分子的神情立即变得十分专注，握紧笔准备记录秦某的“罪证”。当听到秦某的言时，她感到十分意外，竟楞在那里，一个字也没记。

（4）逼蛇出洞。开展“向党交心”活动，逼迫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心”，也就是把自己的落后反动言行和思想，通统写出来交给党组织。否则就是对党三心二意、离心离德，就要受到批评和辩论。当时，广为流行的一歌就叫《把我们的心交给党》，我们经常唱：“把我们的心交给党，好象那葵花向太阳。把我们的心交给党，我们就勇敢又坚强。争取红又专，快马加鞭。要作促进派，乘风破浪。……”

（5）挖蛇出洞。动群众检举揭别人的问题，写成小字报（检举材料）交给组织（“整风反右领导小组”）。

第四步，“梳理辫子”，报批“右派”。把搜集来的“罪证”按照右派标准上纲上线，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写成材料上报，以待上级审批是否为右派。有的本来是“右派候选人”，但是没有搜集到多少“罪证”，梳出的辫子远够不上右派，也就无法上报。我可能就是属于这一类人。有的原来不是“右派候选人”，也没有对他进行内查外调，但是在大鸣大放和向党交心时说了很多“反动”话，暴露了许多“反动”思想和言行，梳理出的辫子又黑又粗又长，也就成了右派。这类人就是所谓“自己浮出水面的鱼”。一6班有个名叫傅某的学生，贫农成分，父母妻子都是党员，他积极鸣放，也就成了右派。

第五步，批判斗争。一经上级审批确定某某为右派分子后，就开批判斗争会。会前，由积极分子们把搜集到的“罪证”经过上纲上线写出大字报，集中张贴出来，让某某看。然后，由“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找其谈话，让其准备在批判会上作检查。这时，就派专人把某某监视起来。吃饭、睡觉、上厕所都紧紧跟着，如影随形、寸步不离，以防行凶、逃跑或自杀。

每次只批判斗争一个人。斗争会通常这样进行：把一个教室布置成会场，贴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等标语。会场的一面靠墙放一把椅子，是“右派席”。其他三面坐着开会的人，呈弧形包围“右派席”。积极分子们坐在前排。斗争会由“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主持。主持人宣布：“开会！由某某检查交代问题！”某某就从人群中出来坐入“右派席”进行检查交代。检查完毕，主持人说：“某某，你这样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成了什么人？”某某为争取好态度，只好说：“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主持人就庄严宣布：“经上级批准，某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有自己不承认是右派分子的，主持人照样宣布，并痛斥其态度恶劣）立刻就有积极分子领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打退右派分子某某向党的猖狂进攻！”“……！”群情激昂，呼声震天。接着，积极分子们依次站起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批判稿，轮番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斗争。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横眉立目、唾液飞溅、声嘶力竭，声讨“罪行”无限上纲。面对他们的昨日同学今日敌人，毫无怜悯之意，满腔仇恨之情。当时，号召人们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伙人可谓货真价实的党的“驯服工具”。批判完毕，又是一阵急风暴雨般的口号。最后，主持人令“右派分子”要继续检查交代，深挖“毒根”，好好改造，争取从宽处理。散会。

第六步，监督劳动。被打成右派的学生立刻由专人从批判会场被押送到“右派关押室”（当时还没有“牛棚”这个词）关押起来，完全失去了自由。关押右派的地方是个大教室，里面用木板搭成通铺。晚上，右派们在通铺上紧挨着睡觉，几盏1oo瓦的大灯泡在头顶上明晃晃的照着，要想翻个身都必须先喊“报告”经看守人员准许。早晨起床铃响，看守喝令“起床！”右派们急忙爬起穿衣，谁也不敢怠慢。然后，打洗脸水、去厕所、去饭厅、去学校菜园劳动，全都排着队在看守监管下进行。白天主要是体力劳动，晚上就寝前（或白天下雨不能劳动时），在看守监管下盘腿坐在自己铺位上写检查交代。

从1958年2月开学后不久，我们就开始搞“整风反右运动”，不停课（实际是除四害、修盐滩、下乡劳动等和二、三年级一样，利用业余时间搞运动）。我们6个调干班不放暑假，集中搞运动。直到9月1日开学才基本结束。通过上述六大步，在我们六个班3oo名学生中抓出了3o多名“右派分子”，额完成了任务。另外，还有许多学生遭到了批判辩论，受到党藉或团藉处分。

这次运动我班共抓出4名右派分子，还有4人受到批判辩论，受到党（团）籍处分。一位姓刘的同学在要批判斗争他的前一天，利用去厕所的机会摆脱监视人逃跑了，数月后在东北被公安机关拘留，让学校去取人。在被押回学校的火车上又逃跑了，以后一直渺无音信。1978年给右派平反时他曾来学校，说他早已在东北某林区落户，现已当了干部。

这些被打成右派分子或被批判辩论的学生究竟都有些什么“罪行”呢？某甲鸣放时曾说“某党员班干部学习不咋的而对同学确盛气凌人”，被上纲为“蔑视党员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某乙向党交心时说“解放前曾吃过美国救济粮”，被上纲为“美化美帝国主义”；某丙曾说过“中国的猪肉很多都运到苏联去了”，被上纲为“反对苏联”；某丁曾写大字报说“学校教师水平低，只见打旗的不见梅兰芳”，被上纲为“诬蔑社会主义学校”；某戊曾对同学说过“我们村社干部搞特殊化，不少人闹着要退社”，被上纲为“反对合作化，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我班有个积极分子在小组讨论言时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女同学胡某接着此话言说：“连**三天不学习都赶不上**，我更应该好好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后来被上纲为“影射**也要改造，是反对**。”胡不承认，“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就找她谈话，说：“你不要觉得你没反对**，你只要端正态度，从阶级根源上分析，就认识上去了。要大胆地承认，争取个好态度。”胡坚决没承认。她在鸣放时曾说“我村扫盲不彻底。”被上纲为“诬蔑、攻击社会主义。”她平时穿戴比较整齐，被说成“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去她家乡外调，没调查出她有什么问题，却把她爷爷的问题（她爷爷是地主分子，耳聋，常说家产是省吃俭用攒的，不懂得什么叫剥削）调查来写成大字报，说她“和地主家庭划不清界限。”就因为这些“罪行”被批判辩论，所幸没被打成右派，却被开除团藉。

反右运动，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犹如饱受惊吓的小动物，每日里惴惴不安、提心吊胆，唯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