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青说：“我在贵州采访了一位小学教师。他谈了他所看到的农村大饥荒情况。他说——”

我曾被抽到公社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报时，请示领导给个数据就如数上报了。

工作上的先进，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海拔从7oo多米到23oo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oo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一半到七成，可上报的数字还是“大增产”的。

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为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重栽，农民已饿死许多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也不得不承认196o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

196o年，是“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都没有吃上，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现哪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就要死人了。

求生**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生的”，且一而不可收拾。

196o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似好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

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

我请假回家一次，2o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是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挨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上告到地委，说他“想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先提出开仓济民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白娘子叹道：“害民的酷吏受表扬，救民的官员都挨整，这社会怎么黑白颠倒啦！”

小青说：“贫下中农都挨饿，‘四类分子’就更可怜了。”她讲了几个例子：当时，有位“右派教师”在替食堂画壁画时，把一个农民画成瘦个子，被“对阶级斗争嗅觉灵敏”的“左派”教师现，认为是丑化三面红旗，诬蔑农民吃得不好，以致骨瘦如柴，这些教师顾不得为人师表，立即召开斗争会，把这位姓杨的教师打得死去活来，痛得在地上打滚。这还觉得不够狠，就“考验”他妻子的“立场”，要妻子拿鞭子去抽打丈夫，不然自己就得挨打。这位妻子刚刚举起鞭子，就昏倒在丈夫身边。农民的口号就是——打“四类分子”不犯法。打农民还说是打人，打“四类分子”连打人都不算。

一位叫戴寿莲的富农子女说：地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还被克扣已经少得可怜的口粮。我们全生产队百几十口人，都要集中住到大屋场，每户住一间，全家到公共食堂吃饭，私人原来存的粮食，都要交到食堂，然后按类供给。因我“成份不好”，在吃饭上也要区别开来。我和队上社员同出工，同干一样的活，每餐她们的标准是二类，米饭四两，我则降为三类，仅三两，晚餐还要减一两。而且还是一斤十六两的老秤。开始还有红薯米补贴，以后就没有了。就这点少得可怜的米饭，一无油水二无莱，得维持一天的生命，还要下田去干重活。

一名被下放到南县的“右派分子”说：我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吃了公共食堂的一点点粗饭，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我的亲人寄来的粮票，竟被大队某干部没收。我去讨要，反遭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右派不老实，还想搞特殊化！

白娘子连连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