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李政委设“整人圈套”

1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政委所属一派，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所以在“庐山会议”上攻彭，李政委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政委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庐山会议一结束，李政委就紧跟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

1959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运动。

会议一开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设置了一个捉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圈套：开会第一天，他先不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文件，而是在到会的一千三百余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庐山会议任何背景的情况下，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言和李云仲给主席的信三个文件印下去，让大家读。（李仲云是在庐山会议被主席点名批判的一个搞计划的局级干部）上午读三个文件，下午讨论，人人必须言对读过的文件表态。

事前，李政委对自己的亲信干部都打了招呼，于是“左派”们都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它；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

干部们表完态，才放主席批判彭德怀的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员才大吃一惊，知道了庐山生的事情。李政委的亲信“左”派们趾高气扬；一些没有明确表态的干部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暗自庆幸；一些明确表态同意彭德怀观点的干部连呼“上当”，但是悔之晚矣。

李政委收紧圈套，轻而易举地抓出来五十多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中又筛选出八个“典型”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其中批得最凶，并戴上“反党集团”帽子的，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会开到一半，有关泸州地委右倾机主义错误的材料已下各地、市、县委。

大会重点批判的八个人中，李政委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夏戎。“八个同志比较”，他说：“如果讲品质坏，我看第一个要算夏戎，他是坏透顶了。“当然还没有彭德怀那样坏。”

夏戎怎么个“坏法”？他带着检查团下去，社队干部带他们参观高产田，他扯起一把稻子当着众人吼：“这样的稻子能打几千斤？”仁寿县报告棉花亩产千斤，他挖苦：“连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这还不是他真正坏透顶的地方。真正“坏透顶”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党代会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政委下令：“可以保留党籍，到农村去锻炼。”

李政委从庐山凯旋归来，这次会议又“套住”了一群不听话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精神焕，斗志昂扬。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作总结讲话，讲话的口气摹仿气势磅礴，挥洒自如的“领袖”风格。

他说：“会议的前一阶段等于练兵，后面这一段是打仗。这次打仗是打得很激烈的，放了些机关抢、迫击炮、但没有放原子弹……这个会议有成绩，一个是在一千六百人中间，揭出五十几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

会议期间，泸州专区解散的公共食堂，已经勒令全部恢复。火炮制的最新材料，声称群众一直反对解散食堂，对恢复食堂欢欣鼓舞。这些颠倒黑白的谎言很合李政委的口味。于是他说：“泸州地区近来情况也好起来了，食堂也恢复了。有许多积极分子是不赞成解散食堂的，他们不是这样问吗：‘这是上级的命令，还是要我们自己散伙？如果是上级的命令，那没有话说；如果是自己散伙的话，我们不干。’可见他们是不赞成的。而且为着反对解散公共食堂，他们采取‘阳奉阴违，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报解散食堂，实际上没有解散，这叫革命的两面派，这有什么不好！这也是虚报浮夸，但是这个虚报浮夸应该提倡。”

说起“虚报浮夸”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东拉西扯数落了右倾分子的种种罪行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开始阐述高指标的伟大作用，以及对实事求是的不屑。他说：“有人认为指标越低越好，叫做老实！越高越坏，叫虚夸。有些人似乎觉得自己订计划不高不低，最科学了，最马列主义了，但开会讲起来就没多大劲头。其实，这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右倾机会主义！以后我们不能那样干，同志们敢想敢干想多搞点，是个好事情，他的措施也会积极起来。”

他幸福地回忆起如何在**的教育鼓舞下，树立起这种雄心大志的：“**经常鼓舞我们要游泳，要到长江里去游。修三峡水库我重庆淹了，我说：‘哎哟！我不赞成把水位提得那样高！’**说：‘你不赞成？重庆江里将来变成一个海，海里将来可以大游泳，你不赞成吗？’这个话一讲就把我讲通了。有了大海这就有力地告诉我们一个伟大远景，如果将来真变成了大海，整个世界都要变样，不要说全国，要多大的电力，总要有个大嘛！”

讲到这里，李政委开始激动了。从一九五八年放卫星开始，为了表现这种“雄心大志”，他可谓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现在可以出一口恶气了。他说：“我想辩护几句，万斤亩是我吹起来的，我现在主张拼命搞，今年不搞，明年还要搞，总要搞起来。我在想，你们不赞成万斤亩？我说两季嘛，再不行三季嘛，你说做不到，不要悲观失望，他们不信，我们就拼命搞出结果给他们看。”

他面部充血，抬高了声调：“至于一年到不了，二年；二年到不了，三年；三年到不了，五年；五年到不了，十年。试试看，十年到不了，我在时，我要作检讨，我死了，我告诉我的儿子替我检讨。”

他关切地问道：“红旗公社牛与猪交配，不知长起来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生的杂种，听说也要聪明些。总之，希望同志们以一种伟大的气魄去领导生产的斗争。”

中央规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不到公社，只能口头传达，而李政委要求：把提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省委文件下到公社。他说：“这样做，同中央有点出入，但是，我看关系不大，不要紧！”

在李政委的亲自指挥下，四川省的反右倾运动战果辉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四川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县级以上干部就有1o２人，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一级的农民干部就有16万多人。**四川省委1９５９年11月1２日给**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的战绩情况说：“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所没有的。”

李政委是著名的“左”派。1947年，他在晋绥分局当书记，在土改复查运动中，他大反右倾，搞“流血斗争”，导演了轰动一时的“牵牛大会”；1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５５万多人，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５万余人，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1959年反右倾运动，他又大显身手，显示出“左”派的“英雄本色”！终于把四川的清官一网打尽，把四川人民推入了“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