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委亲手揪出来的“反党集团”，是以邓自力为的“邓、崔、陈反党集团”，邓自力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崔是书记崔章、陈是专员陈怀堂。

所谓以邓自力为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就是遵照**纠“左”的指示，雷厉风行地在泸州地区“纠左”。1958年底，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提出用放假让农民回家吃饭的办法，变相解散公共食堂。到1959年5月，该地区大部分县的农村公共食堂75%以上都解散了。5月底，泸州地委受到四川省委严厉批评，限令7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但是邓自力等地委官员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实际上只恢复了5o%左右，7月底就剩下4o%左右。

除解散公共食堂外，泸州地区还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邓自力被泸州老百姓呼之为“邓青天”。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范围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为全川绝无仅有。

邓自力搞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这一时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据，所以李政委当时虽然恼怒也只有暂时隐忍。如今气候一变开始反右倾，李政委立即把邓自力和他的支持者作为典型抓了出来，在省委扩大会上轮番批斗。地委书记邓自力等官员被撤职，同时要求恢复全部公共食堂。在困难时期，泸州地区损失惨重，甚至出现人相食现象。

四川温江专区反右倾，在地区党委中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成员是：地委第二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

这三个地级干部是怎样“反党”的呢？1959年11月8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第二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报告开列曾笳的罪状是：一、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二、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得不偿失。三、攻击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五九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四、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五、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六、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表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报告说：“以上材料证明，曾笳同志是一个没有从根本上改造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马马虎虎混过了关，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时，就暴露了原形”。

原形毕露的曾笳此时病倒在床，几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彻底搞垮了他的身体，脚肿了，多年的肺结核病复。一次大吐血之后，被送往专区医院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挨批斗，作检讨。人人都必须揭。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宋立华也要和她地主阶级出身的丈夫划清界限，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降为副专员。人们熟悉的那位风风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书记从此销声匿迹。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从一九五o年以来，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展集体经济是反动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反对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六、在反右倾斗争中态度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性格倔强的人。早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他就抱有不同见解。身为农工部长的这些年，他一直在矛盾痛苦中渡日，他的整个农业思想都和现行政策格格不入，却眼睁睁地看着事情飞快地朝他理想相反的方向展下去。曾经预见到的问题和灾难几乎都成为现实，丝毫不能给他以先见之明的得意，只能增加身在其位，无力回天的痛苦。他对宋文彬的对上唯命是从，对下主观武断颇有意见，于是上面就觉得他桀傲不驯；他对“积极分子”嗤之以鼻，于是下面又反映他摆臭架子。

那年头清醒的人并非就不幸，如果你清醒而又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话，说不定还有好事。怕就怕清醒而又执着，申培林恰恰属于这类。他“态度顽固，猖狂已极”，在愤怒的声讨和疾言厉色的逼问下，可以长达半天铁青着脸死不开口。由于态度恶劣，他成为批斗重点，从五九年十月到六o年三月，整整斗了他半年！

看着批斗他的人一张张青黄浮肿的脸，更坚定了他“顽抗”下去的决心。看到他的脸一天天“胖”起来，腿抖得越来越厉害，宋文彬问：“你是不是病了？”意思是劝他到医院去躲躲。他知道宋文彬的意思，他居然这样想：“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再这样搞下去会饿死多少人？”

他被停了职，和地专机关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起，去罗世的新民公社“劳动锻炼”。临走，他给人们扔下一句话：“让历史去作结论。”

宋文彬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了三个“右倾论点”：一是说“潮流真可怕”，二是说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三是说反右倾须防左。一开始整理的材料即按此三点归纳罪状。景廷瑞申辩：“潮流真可怕”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讲的，并非他的明；“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是斯大林的原话；反右必须防左是党的“七大”文件上写的，**总结的。批斗者无言以对，不得不另列罪状。

上报省委的文件称：宣传部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一贯性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都以右倾机会议观点和党对立”。其罪行为：一、一九五二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虎“是逼供出来的。二、一九五三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一九五六年肃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景廷瑞是专区地专级干部中唯一“政治测验”不及格的。读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他迫不及待地赞扬完全正确，并表示完全同意。”也是唯一因“违反省委批示”，擅自向下传达《党内通信》而受到批判的。其实他还没有像田家英那样传达到社员，只是动作过快，在省委下令收回之前传达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

景廷瑞实际上一九五四年之后就失去了上面的信任，那一年他因为统购统销一些地方收过“过头粮”导致肿病和死人大议论，被狠狠记了一笔。那一年地委成立常委，按规矩组织、宣传部长都应该进常委的，偏偏他这个宣传部长不是常委，搞得宣传部的干部都掉了份。

他自己也没个当官的派头，最爱跟农民一起干活，夏天老是一件脏兮兮的背心，一身汗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他就带着宣传部的大部分干部到大邑安仁乡蹲点，兼乡党总支第一书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气力大，一百多斤的担子挑起跑，连农民都佩服，而他要求干部们和他一样干，可把大伙搞苦了，累得晚上脚都不想洗，用报纸擦擦脚上的泥就睡下了。有人牢骚：“只要一根扁担，一双筷子，其它都不要了”。食堂停伙时，他把自己的粮票送给濒临死亡的农民。

有一次他爱人田征来找他，从县上找到公社不见人影，最后在一个草堆边看见他，正埋头啃一块黑糊糊的饼子。

反右倾以后停职，他为“四十多岁就不能为党工作”而伤心流泪。后来降职降级安排任工交部副部长。靠边站的日子过不下去，干脆到下面和民工们一起修公路。一次宋文彬乘车路过工地，同车的一个干部现了他，说：“那不是景部长吗？”宋文彬停车一看，愣了半天才认出人来。

景廷瑞是一九六二年党内民主最活跃的时期表“过激言论”的干部，四清运动中遭到李政委的反攻倒算。景廷瑞对妻子田征说：“李政委这条老狗，人民迟早要跟他算账！”

文革中斗当权派，身为地委宣传部长的景廷瑞自觉接受批斗。见有的领导干部想不通或东躲西藏，他就骂：“有什么想不通？想想这些年来做了多少对不住人民的事？饿死那么多人，群众斗你一下有什么！”

由于“态度端正、历史清白”，他很快被解放并参加地革委工作。文革后重任地委宣传部长。一九八三年温江专区并入成都市后退居二线，任市委宣传部顾问，一九八五年离休。

“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让他痛苦万分。他开始写小说，“要让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流芳千古”。一部以他亲身经历为素材的《血沃汾滨》长达一百一十万字，前后大改了四次。出版社嫌太长，缺乏“市场价值”。他又写第二部《粮食》，讲温江专区文革前围绕粮食问题展开的历史变迁，四十万字。

他活得很沉重，活得很累。一九九一年，人们听说那位离休后很少见到的“景老头”去世了。有人叹息，这样的**员恐怕永远不会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