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上批判大会召开的同时，反右倾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级大规模展开，其方法是省委扩大会的故伎重演。经验丰富或听到风声的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它，不知底细或正气浩然者见彭总都那样讲，勇气大增，嘴巴放炮。到突然开始“反击”，早已证据确凿，悔之晚矣。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不久前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订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鸣放——划类——批判、处分——交征购，全区所有的县都是按这个程序进行的。新都县关于“鸣放阶段”的一份简报以惊人坦率记载了这一过程：运动开始，人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顾虑。在读了反面材以后，有的人在思想上与反面材料脉脉相通，但不敢说出来，害怕“说出来当右派”、“怕当典型人物挨辩论”。于是就观火拿脉，互相观望。为了把这些“观火拿脉”家伙的话勾引出来，组织者就又安排一些人作诱导性言。简报说：“针对这些思想顾虑，一方面我们在讨论中树立敢想、敢说、敢暴露的典型，另一方面是引导大家摆事实摆问题，以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增产、毛猪下放、生产措施等问题，结合本区本队情况摆问题摆看法后，鸣放逐步导向深入……”

新都县委的简报说，经过两天的鸣放，问题已经“摊开”，紧接着便转入了澄清事实、提高思想的“辩论”。划分左、中、右三类人员的名单，也暗中排列出来了。初步排队的情况是，农村干部（包括下放干部在内）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六百九十人，其中一类的三十一人，二类二百六十四人，三类七十五人。三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有公社党委书记四人，管理区党支部书记二十三人，生产队干部四十八人。这是县上的大会搞的，回去各公社还要搞，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反右倾运动的划类经过规范，共分四类：决心大、干劲足，完成各项任务坚决，力争上游的为一类；思想基本坚定，属于中游的为二类；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为三类；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为四类。类别一定，你的命运也就定了。先是批判斗争，检举揭，检查交待，然后撤职查办。在郫县县委扩大会上，二十二个公社党委书记有五人分别划入三、四类；其中大会批判的有竹瓦公社党委书记姜吉福，红光公社党委副书记刘德明，兰寿先。

在接下来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一千零一十二人中，有三百七十五人在会上作检查交待，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七。划为三、四类的开初有九十九人，一些吓坏了的干部赶紧回去把征购完成，才得以幸免，最后划定三、四类人员五十五人。

除了“鸣放”出来的言论要批判，工作中的“右倾”罪行也得一一清算。这些罪行包括：推翻、压低产量，不完成国家征购；停伙、分粮到户，妄图搞垮**萌芽的公共食堂；给社员分自留地；将毛猪下放到户，“恢复毛猪私有制”；把核算单位划小，以及“工作中缺乏朝气，干劲不足”等等。

郑州纠“左‘时，中央下了不少文件，主席也写了《党内通信》。不少干部按照这些纠”左”文件和《党内通信》的精神纠了“左”。不料，中央现在的政策又变了，这些干部纠“左”的言行却成了“罪行”。例如，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郫县竹瓦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姜吉福，他的“罪行”是：一、分粮到户，“实际变相解散了食堂”；二、“假借中央政策”，下放毛猪给社员私养；三、同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什么叫“假借中央政策呢”？这都是中央明文规定的政策啊！

年初以来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一点点东西，现在又全部翻了过去。唯有弄虚作假、谎报征购翻不过来，然而这个罪名却一巴掌推到基层干部头上，幕后支使者洗涮一净，这又是郫县创造的一个奇迹。反右倾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正值秋收大忙季节，老百姓在忙收，各级领导也在忙收——“收征购粮。各县都把征购和反右倾“捆起来搞”，谁交不够公粮就是右倾分子。

反右倾运动中，四川省温江地区采取“引蛇出洞”的妙招，使很多的“蛇”——农村社队干部说了实话。他们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喷了。

他们说，人民公社把人民害苦了：“在短短的时间内，互助组变小社，小社变大社，大社变公社，时间太短，成立小社还学习四十天，公社开会就宣布成立。”

“又没收自留地，又收鸡，说了工资又不兑现，分配不给现钱，连买草鞋的钱都没有，对社员打击太大了，情绪咋个会高嘛！就是县长来都没劲”

“公社化后明说吃饭不要钱，实际上还不是我变牛抵来的。”

“公社化后，车子（鸡公车）没得了，竹子砍光了，毛猪喂死了，肥料也少了，现在连沤粪的葫豆杆杆都没有了。”

“说得安逸（四川方言。舒服、良好之意。──编者），每个月工资，结果几个月不；卖狗皮膏药。过去一年妇女挑花每个月都挣七八元，现在一个全劳力每个月才两元。”

“公社化以前社员自留地的菜长得好安逸哦，现在草比菜高。”

“大兵团作战，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咋个照顾老人娃儿嘛。食堂吃饭几里路，下雨天拖儿带女也要去，数九寒天老年人硬是伤心。”

“大兵团作战，几十个人一天挖五分地。往年家一个劳力一天栽秧子两三亩，现在栽两三分。”

“大兵团作战，好儿好女不相见，好夫好妻不团园，坝起通铺睡，有娃娃的妇女请不到假，硬难过得很。（有的）娃娃都掉到茅坑头淹死了。”

“晚上大兵团夜战，拆社员的房子打火把，下雨顶簸箕、戴斗笠，睡在田坎边上，一点没有盖，好惨啊。”

“今年粮食紧张和去年政府叫放开肚皮吃有关，我们不放开吃，还批评我们保守。”

“过去社员猪牛死了好伤心，现在死了安逸，好吃肉。”

“幼儿园搞不起来，管他的哟，垮了算了。”

“人民公社还万岁啊？”

他们说，大跃进是损失惨重的“大跃退”：“不叫大跃进，叫大跃退。”

“大跃进拆老墙，积硝泥，有的根本不拆，点起火烧。火车站当面的大院子烧了一个晚上，天都红了。”

“我们上山炼铁，点二十五个炉子，才流四两铁，我算了一下成本，比金子还投价。”

“油菜增产了，油少了；猪增加了，肉少了；粮食增产了，饭吃少了。明年再增产，不晓得吃啥子。”

“说是展重工业，机器又没看到，还不是叫我们这些肉牛去整。”

他们对瞎指挥和浮夸深恶痛绝：“**啥子都合适，就是栽秧子稀密不合适。社员不通，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通。通了是嘴巴通，思想不通。”

“过去生产由我们自己搞，现在由上面派来的工作干部搞。你管我栽稀栽密，把征购完成了事。”

“谷子栽稀了，打一千斤还说是不接受先进经验；栽得密，打一百斤还是受表扬。”

“栽秧子工作干部拿尺子来量，打谷子就不来了。不密植骂得你狂迷狂眼的，收成不好，又喊你找原因。”

“密植，我看就象下猪儿一样，下多了就不壮。秧子稀了三窝就是一把，密了七八窝一把，你看哪个划得来？”

“每亩叫用三十万斤肥，就是铺一层砖也没那么重，这不是鬼整鬼吗？”

“拿些田来空起，安排少种多收，连大春都没有种，后来看不对头，又叫种，季节都错过了。”

“干部外行变成内行，我们内行变成外行，老农民都种不来庄稼了。”

“整社查瞒产，摆余粮，哪来的余粮啊，把谷种拿来摆起，显**儿白。”

“你们说增了产，我们肚皮没有增产，你们捆、打、吊，我们抵、赖、拖。”

对高征购的抵触反抗情绪，展到把“政府”和过去地主相提并论：“每亩才五百斤，就征购五百斤，叫我们吃啥子！”

“去年完成公粮、统购任务，每天晚上都喊到公社开会，说不好就斗争，像逼地主退押一样。”

“弄死都弄不够他们，比地主还凶。”

“过去打下谷子地主跟到**追，生怕你不交租子。现在政府喊你赶快拿去上粮，生怕你吃了。”

什么也没有饥饿对他们的打击更大了：“吃这么孬（四川方言，读如撇pｉè，糟糕之意），我骨头都松了。”

“现在妇女都生不出奶，小娃儿好惨啊。”

“我一群小娃儿，一天总共几两米，安心把人饿死。说关心儿童，瘦得像干猴儿一样，像这个样子就叫**的好儿童啊？”

“社员饿，我们也饿，咋个带头呢？上粮到火车站几十里路，我试过，推到半路就饿了，只有吃水。”

“连劳改队都当不到，劳改队一天还有两顿干饭嘛。”

“建立公社生活好，吃大月饼——糠枯。”

“马路上的石头，如果煮得粑（四川方言，软。──编者）都吃了。”

““过去人跟到猪撵，现在猪跟到人撵。人都没吃的，还有猪吃的啊？

“今天食堂的人推米去上公粮，社员都上吊了，开开门舌头一人两寸半，逗起好长，咋个办啊……”

他们作今昔对比，控诉“左倾”：“解放前案桌上肉都卖臭了。为啥解放后没肉吃？”

“现在不如过去当长年（四川方言，长工。──编者），当长年都吃得饱。我硬想去帮人。”

“以前是“要想新衣嫁那天，要想吃饭八月间”，现在都不行了。到过年过节，社员心都焦烂了。”

“过去帮长年一个月还有两斤烟吃，现在连帮长年都不如。”

“现在是大家哄（四川方言，意同骗哄，读如ｈuo。──编者），上级哄我们，我们哄上头，社员也哄，总之大家互相哄，哄去哄来哄了肚皮。”

“现在是国富民穷。”

“究竟是干部作风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

红光公社是李政委树立的高产密植样板，主席曾经视察过的先进公社。许多社队干部没等诱导，就鸣放了：“啥子大跃进喽，据我看只有三点：一、上公粮是大跃进，男女老少一齐动，白黑连夜往国家仓库头推。二、打谷子是大跃进，连夜打下来晒都不晒就拿走了。三、割麦子是大跃进，白天割，晚上打，第二天就拿走，这不是大跃进么？”

“啥子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拿我来说，未必一个人三个人都供不起？”

“高级社就出懒人，公社化就更懒。”

“把田退给我，你们把啥子都给我没收了，简直把我整垮杆了。”

“亩产一千多斤，连草都秤不够。铺盖窝里头挤眼睛，自己哄自己。”

“如今真是怪事情，草长来比谷子深，谎壳用仓装。”

“啥子三x七寸，栽起倒好看，长起不好看。头数今年欠收，每亩才打七八斗，以前每亩打一石二、三，往年几窝一把，今年几十窝一把，米都小颗些。”

“以前吃肉是打牙祭，现在吃饭是打牙祭。”

“现在的农民是又饿、又痨、又累，上了公粮统购就没有吃的。一天喝点吹汤饭，饿来两根骨头三根筋，倒在石板上起不来，还不如过去当长年。”

“往年我喂的猪随随便便都是两百斤，现在喂来瘦骨架，才几十斤就杀了。猪没有粮食喂，拉的屎都是黑的。”

……

这些社队干部既不愚蠢也有良心，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时无刻不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但是一直不敢说。他们在上级反复的诱导下，以为上面真的要开言纳谏，拨乱反正，所以把咽在肚子里的话吐出来。没想到这些实话都成了他们的“罪状”，被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遭到残酷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