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不出洞也躲不过反右倾运动的劫难。通过揭深挖，对党员干部从合作化以来的“右倾思想”进行总清算，凡是在这期间对合作化、粮食统购、“三面红旗”等有过“错误思想言论行为”的党员干部，统统旧账新账一起算。

四川崇庆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一九五七年到大划乡调查脚肿病时，说肿病致死的人是饿死的。同年兼任大划公社党委书记，又因反映一九五八年产量不实被调离大划公社，责成反省。他不服气，一九五九年大春收割时亲自到几个生产队组织收打，现场过秤。反右倾运动这些老账都一一翻出来，被定为“严重右倾”。

被“算总帐”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前县委第一书记：一位是崇庆县委第一书记**，一位是崇宁县委第一书记杨洪魁。

**，山西芮城县人，当过小学教师，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五四年六月任崇庆县委第一书记。上任尹始，正遇到崇庆肿病流行，人畜死亡严重，他调查的结论是：粮食统购过多，营养不良所致。五六年合作化**和瞎指挥，导致水稻减产，许多人怕给合作化“抹黑”，不敢反映，他亲自下去调查，证明减产属实，打报告给地委要求减少征购。同时认为当年粮食产量下降，是因为合作化以前的估产有水分，实际上证明了那几年统购统销是高估产、高征购。由于张在粮食问题上“一贯动摇妥协”，由第一书记降为管农业的书记。第一书记由性格暴躁、语言粗鲁、只有小学文化的许锐担任。大办钢铁时，全县抽调数万人上山，以后又要再抽调两万人，他坚决反对，在取得地委书记曾笳的支持后，派人分赴各乡把上山的人阻挡回去。反右倾开始时，许锐提出“处理”百分之三十的干部，**在他主管的怀远地区，提出只处理百分之一点五的干部。

保护别人结果是给自己罪加一等，从一九五四年的老账算起，他被多次批判，定为“严重右倾”，从管农业的书记降为管多种经营的书记。但这一切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仍大部分时间骑着自行车在乡下工作，和社员一起劳动。回县上晚了，就在食堂抓两个冷馒头。一九六o年他患了营养不良性肝炎，深深的忧虑和自责使他无心躺下，以至展到肝硬化，病逝，年仅四十岁。下葬之日，崇庆县的大批干部群众自前往送葬，许多人一进灵堂便泣不成声，有人写下未署名的悼念长诗《我们的县委书记》。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被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怂恿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写《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会减产》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一九五八年初被停了职。年底郫、崇两县合并后，一直无所事事。这次被抓出来，列为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大肆批斗。那篇登在新华社内参上引起掀然大波的报道，也翻印出来作为批斗材料，罪名是“上欺中央，下害人民”宣布撤职，降两级工资，下放劳动改造。

一九五八年底化名“直言”给**、党中央写信的地委下放干部张慎，当然在劫难逃。实际上“直言”的真实身分早就调查清楚，因为他反映的完全是事实，当时公开讲这类话的又不止他一个，地委未作处理。信是省委转下来的，并加有措辞严厉的批语，未处理就是一笔欠账，这次当然得一并还清。温江县反右倾五级干部会上，张慎是重点批斗对象，一直斗到他语无伦次、神经兮兮。温江县委急急忙忙炮制了一份“关于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的答复的报告”，上报地委并转省委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报告说化名“直言”给党中央一信，反映温江五八年粮食增产有虚假现象，公粮完不成，口粮不够吃等问题，“是没有根据的虚报。”

“右倾分子”形形色色，有的纯粹是照领导意图办事而倒霉的。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长期在大邑安仁下放。一九五九年五月主席《党内通信》传达后，他回到地委机关，地委书记宋文彬把他叫到家里，语气沉重地对他说：“去年产量没搞清楚，地专机关下放在安仁有八、九十个干部，无论如何要把产量查清楚，直接报告地委。”

梁见宋语气诚恳，回去后就作了传达。秋收开始前，下放干部分成三个组，选择好、中、差三个代表性的生产队分头负责，从开镰起，每一块田逐一过秤划码，确实记载，收割完毕后统计，三个队平均亩产六百九十斤，梁给地委作了书面报告。

谁知国庆节后回地委便大祸临头，头条罪状就是这份“否定大跃进成果”的材料。批判中的强词夺理，荒诞无稽令人啼笑皆非。有人揭梁讲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质问“人民公社有若干什么问题？”梁只好解释，中央有个文件，题目就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组织大家学习过，如此而已。不久前，梁在安仁街上见到一个干部，因为无粮票买饼干十分痛苦，便送了两斤粮票给他，批判中这个干部“揭”了此事，也成了罪状，因为“你若对粮食形势没有看法，怎么会给他粮票？”

四川温江专区《都江报》记者李绍亭则是刹车晚了掉进深渊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他采访新津县的反右倾五级干部会议，现“在批判右倾思想的过程中，个别干部有左倾情绪”，如主张把社员“见缝插针”的土地收回，把下放的毛猪统统收回，把划小的食堂并大，对已经批准以原初级社为核算单位的，重新恢复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回到报社便写了一篇题为“反右倾要防左”的稿件，自取灭亡，划为四类。最终被定为三、四类的干部绝大部分被撤职并下放基层劳动改造，承受**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李绍亭先是下放劳改，后又逐出地专机关，下放彭县山中的一个矿区，他的爱人张玉如和两个孩子在矿区医院艰难度日。

一份温江专区“地专机关反右倾三、四类人员名单”，竟然开列了14o名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名字。其中有地委、专署各部门的干部、地区报社记者、医生、护士、书店经理、事务长、通迅员、打字员、农技师、电影放映员、补电影胶片的修片员、收员、书记员、以及幼儿园老师。地委书记宋文彬的妻子，宣传部干事石彬也在列，因为她回山西老家一趟，回来散布“家乡尽吃糠菜”。

温江专区俾县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支部书记周桂林，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劳模。在反右倾运动中他成为批判对象，多次在会上被点名：“你周桂林，干劲不大，右倾！”于是被夺权、靠边站。同时，大整社员群众，把一些所谓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不够规格质量的，报产量低了的，吊二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为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

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第二次打得杨爬着回了家。扬害怕斗争，养好伤就逃跑了。后来，被成都市公安局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这时杨已经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工作组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根重叠起来的板凳上弄来斗争，杨跪下求情饶过他，不允。斗争后，吓慌了的扬又外逃，无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候孝民取代周桂林当支书后，认为管区的右倾还反得不彻底，又和县委驻社干部一道，“变本加厉”大反右倾。

反右倾运动层层往下搞，一直搞到老百姓头上。越到下面，斗争越野蛮残酷。县委书记赵金波在合兴说：“凡是没有完成征购、没留粮的地方，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弄去修铁路。”他亲自主持反右倾会议，集中全公社党员和队以上干部参加。会上，对所谓“右倾分子”进行残酷斗争，让他们脱了衣服站板凳、跪竹片、跪砖头……

红光管区八队队长钟田，是位四十多岁的老农，因为对瞎指挥不满，和领导顶嘴，当场弄到食堂斗争，划为四类。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员、红旗管区副主任毛炳高的命运更加凄惨。斗争时，让他把裤腿挽起站板凳，跪砖头。赵金波给他定罪说：“对粮食征购抵触，右倾思想严重，划为四类，回去监督改造！”回到管区后又斗，指头都被打断了。196o年2月，毛炳高就疯了，不久饿死在荒野。社员说：“好可怜，连只狗都不如啊！”

红旗管区驻社干部梁xx借反右倾为名，用十多根晒席、板子专门搭一高台，将社员弄来跪竹片，脱衣服受冷，先后斗争过的有十九人之多，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敢怒不敢言。

温江专区1959年11月对县级干部（不包括地、专机关）反右倾排队，413名县级干部中三、四类共计78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九。其中金堂县31名县级干部中，划为三、四类的达1o人之多。全区各县反右倾五级干部扩大会，共到会8o89人，划为三类的843人，划为四类的281人，共计1124人，占到会干部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继县反右倾大会后，运动席卷全地区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受打击者数以万计，其中受批判、处分者845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