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化民接着说：第十三天，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你是和张申一块去开会的，在开会时，你和张申一唱一和，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你比张申说得还具体、思想比张申还顽固。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罪应有尽有。

9月份召开的省三级干部会，批得更厉害了。回到开封地区，接着批。地区又揭出一大批“右倾分子”，8o%以上的科室头头都受批判了。打人、骂人、违法乱纪、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在地直机关盛行。

农业系统批判斗争农业局一位刘副局长，刘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来的一个他认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东老家去。当他俩化装于夜间到达商丘火车站时，那人竟跑到开封地委驻商丘办事处向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报告，把刘副局长出卖了！结果把刘带回开封，更加严刑拷打，追问刘到底想往哪里跑。刘个性很强，想着要是到监狱里也可能更好点，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说：“我不敢说。”经一再追问、拷打，他才说：“我是要往台湾跑的。”

打人凶手又追问：“你到台湾想找谁去的？”

他答：“我是想找蒋介石去的。”

“你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我在参加工作前，参加过蒋介石的训练班，听过他讲课。”

打手们如获至宝，想这下可抓住一条大鱼，急忙向上级汇报。谁知经上级领导分析，认为这全是假话：因为刘副局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根本和蒋介石不沾边儿。以后又批刘不老实，本来刘想编个瞎话，弄到监狱去少挨打，结果他弄巧成拙，被打反而更厉害了！

对我的批判斗争，只是让我站中间，推过来推过去的，可就是没有打。我很奇怪：被斗的人，人人挨打，无一幸免，就连地委第二书记张申也被打个鼻青脸肿，鲜血直流。为什么不打我周化民呢？这真是难解之谜。直到1961年秋天，我被平反以后，一位负责抓运动的人才对我破了谜：“原来是准备狠狠打你的，因为你思想很顽固，你年轻，身体好，也经得住狠打。可就在这时，省委派来第一书记李玉亭，有人说，他是你爱人李韵杰的亲哥哥，所以没敢打你！”

原来如此！

从1959年9月到196o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们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也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196o年2月18日，**开封地委监察委员会在“对周化民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分决定”上批示：“地委常委196o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我现：工业部党支部对我做出处分决定是196o年2月8日，我签属意见是2月25日，而地委常委批准是在元月31日，这是先定性质、戴帽子，作出组织处理，而后才走形式，开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的。这哪还有一些党内民主？这也严重践踏了党章呵！当时，我还敢指责这些吗？我只能同意处分决定。不过，我还是说明了两个问题：（1）我不记得说过“**这老头脑子也热了”这句话。

（2）“任务提的太大，千斤担子压下来，压的下边干部硬着头皮顶住，为了怕反右倾，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说是能完成，这样把人们的思想引到片面性那方面去了。”这段话是我在1958年12月份传达中央批转云南省委文件上说的。当然我的思想当时可能是错的。”

196o年2月2o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第二天，我就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行政科。多么残酷的现实！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文明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群众生活如何？看来让人万分难过，不寒而栗！

当时永城县群众生活极苦，全县6o万人口都在挨饿（已活活饿死1o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把群众完全置于死地。他向救灾工作组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放粮款。我亲眼见到，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我向县委韩书记反映，韩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o年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当时想到：还有多少农村父老乡亲冻饿而死，这心里的痛苦，远比个人的痛苦更强烈，自己活着，还说什么呢？……

张申：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o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2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百姓，是可以活的！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1958年冬天，在现问题后及时处理解决，就不会生这样的悲剧！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下令不许老百姓家里冒炊烟，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饿死；那个杨蔚屏，还坐着轿上鸡公山，见路边死人却不下来……这还是**员！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