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他有感于党内不敢讲话、不敢实事求是的状况，号召大家学习明朝的清官海瑞。

主席说：“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不知有哪一天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要舍得一颗头，还有什么可怕的！明朝有廷杖制，顶撞皇帝就打，打死成百上千人，可是一些刚直的大臣还是敢讲，冒死上谏。我们**的高级干部就不敢讲，不尖锐，连封建时代的大臣都不如。怕什么？无非是怕穿小鞋，怕警告记、过怕失掉职务，怕开除党籍，怕老婆离婚。”

主席接着就讲了海瑞冒死上谏的故事。他说：“现在搞成了一种形势，不敢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批评也可以么。明朝嘉靖皇帝有个大臣叫海瑞，他给皇帝写信，那时叫奏疏，批评嘉靖皇帝。批评得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很生气，最后把海瑞关进了监狱。海瑞做地方官，爱民如子、除暴安良、造福一方，老百姓都叫他‘海青天’，他比包文正公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就有海瑞出场。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应该好好学习海瑞嘛！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看，我也劝总理看。你看了没有？”

周总理回答：“看了。”

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同志，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去年的浮夸风就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要看看《海瑞传》嘛！”

听讲的大员都十分感动，都叹服领袖的博大胸怀和贤明。唯独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不以为然，他私下对好友田家英说：“别看主席号召学习海瑞，实际上他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听了传达学习海瑞的讲话，也十分的感动，他根本不会想到主席真正的意图是不愿意出现海瑞。他积极响应**关于学习海瑞的号召，决心做一个海瑞那样的刚直不阿的清官。当他得悉无为县春荒严重、民不聊生的消息，就于7月4日亲自来到无为县视察，决心为民解忧。

无为县是安徽的一个大县，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是有名的鱼米之乡。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因为过急过粗地强迫农民加入高级社，曾引起农民闹退社的风潮。上级急忙派来工作组，“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工作组的一个干部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威胁农民：“谁要退社，政府将要和他把账算清楚：大军渡江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农业社基金账，医生下乡给灾民治病账……。”农民们吓得目瞪口呆：“我的妈哟！这些账咋还得起！”“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哪里有什么自由？”从此，再也没人敢退社了。

1958年，上级派来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名字叫姚奎甲。这个姚书记是个“响当当的左派”，大跃进运动吹牛皮、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共产”，都是一马当先。当时，县委拟了一个《关于试办**人民公社问题》的草案，仅用十天时间，全县就普遍实现了**的人民公社。这个县的响山公社率先实行了供给制，《人民日报》曾出了《安徽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还了一篇介绍响山供给制的通讯《一棵**的幼芽》。文章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人深省的。全国农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的具体形态。”当时，有一个顺口溜这样介绍响山公社的供给制：“米柴又盐，过年过节样样全。有酒有肉有香油，红糖鞭炮加挂面。到热天，草帽，另有一把芭蕉扇。有毛巾，有香烟，还有肥皂洗汗衫。要结婚，就支款，生了孩子更安然，有产假，还不算，糯米红糖加鸡蛋。”

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共产风”这么一折腾，把富庶的无为县弄得民穷粮尽。吹牛皮带来了高征购，千千万万的农民饿得奄奄一息，县委姚书记却说农民“抗粮”、“瞒产私分”。他亲自指挥“反瞒产斗争”，对基层干部和农民打、骂、捆、吊，组织“搜粮队”对农民进行翻箱倒柜、搜查抄家。凡是对县委提意见或者向上级反映县委的情况的人，都遭到了姚书记的残酷镇压。轻者降级、撤职、开除党籍，重者被判刑劳改。基层干部和农民畏姚如虎，远远望见姚的专用小黑色轿车开来，就都躲的躲，藏的藏。

张凯帆来到无为县，直接深入到农村社队视察，他要获得第一手材料。他来到红旗公社王福大队，见农民们个个面黄肌瘦，召集他们座谈，却都不说话。问紧了，就都捡好话说。

“公共食堂办得怎么样？”张凯帆问。

“唔，好，好。”农民回答。

“给自留地了吗？”

“没，唔，给，给了。”

“让你们在鱼塘养鱼虾么？”

还没等农民回答，一个白苍苍的老头推门跌了进来，跪着哭叫道：“省长大老爷，我儿子死的冤呀！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张凯帆一愣，急忙把老头扶了起来，说：“老大爷，别这样。快坐下，有话慢慢说。”

老头哭诉着：他儿子原来是第三生产队的会计，在去年“反瞒产”时，大队书记张定根开辩论会，对他儿子连踢带打，又在屋梁上吊了一夜。他给张霸天（张定根的绰号）下跪求饶，才放了他儿子。张霸天还恶狠狠地说：“不拿出粮食我饶不了你！”当天，他儿子就跳水塘自杀了。

“‘张霸天’逼死了我儿子，还说我儿子是畏罪自杀。让我爱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老头泣不成声，“我公社、法院、县里都去过，没有人管啊！”

这时，又闯进来一个汉子，眼中冒着火，忿忿地说：“省长，这‘张霸天’不让我们贫下中农活呀！”

这汉子反映：去年冬天“张霸天”来他们队搜粮食，他和另一个社员嘟囔了一句“干部吹牛皮，带来高征购。左右是老百姓倒霉！”这话被“张霸天”知道了，就开会辩论他俩，说他们“反对大跃进，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连踢带打整了一天一夜，不让食堂给饭吃。那个社员最后昏倒在地，抬回家去不久就死了。他的肋骨被打折了三条。县委姚书记还在公社群众大会上表扬“张霸天”。

张凯帆大怒，立即给县委打电话，让检察院来人侦察。同时，建议公社党委责令张定根停职反省，交代问题。

农民看到这阵势，也都纷纷揭“张霸天”的罪行。检察院最后查清：张定根涉嫌人命3条，奸污妇女1o多人，直接或指使人毒打群众数十人。将张逮捕法办。

“张青天”来察访的消息立即传播开来。

张凯帆不顾疲劳，跋山涉水、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现无为县的“五风”刮得特别厉害，1958年大搞浮夸，获得中央的“纲要奖状”。缺粮非常严重，浮肿病人很多，已经饿死不少人。虽然有了夏粮接济，灾情稍有缓解，但是夏粮歉收，不容乐观。群众普遍反映公共食堂存在严重问题：干部多吃多占和浪费严重，社员吃不到定量；干部动不动就卡饭；雨雪天打饭困难，生活无法调剂等等。都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民愤很大，他一手遮天、横行霸道，竟然拒不执行中央文件，不分给社员自留地，不准养鱼、鸡、鸭、鹅，不准搞家庭副业，不准开放集市。拒不退赔平调的钱物，不少社员的房屋被拆、被占，至今没有修复、退还。姚在大跃进和“反瞒产”运动中，追逼打骂现象严重，在他的支持纵容下，各级干部打骂群众成风。姚用专政手段对待反映问题的干部和群众。一位小学校长陈英给他写信，反映干部作风和农民生活问题，他不但不支持，反而将陈英打成“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一位公社书记给党中央写信，反映无为县问题，被姚现后，将这位书记留党察看、撤职降级，送农场劳动改造。……

张凯帆将调查情况向省委报告，向地委通报，并按组织程序，责令姚奎甲停职反省，检查交代问题。同时，召开县常委会议，作出“三还原”“两开放”的决定。“三还原”是：房屋还原，修盖或退还社员被拆被占的房屋；自留地还原，按中央政策还农民自留地；伙食还原，根据群众意见解散食堂。“两开放”是：市场开放，允许农民买卖副业和自留地产品，互通有无；鱼塘开放，允许农民养殖打捞鱼虾。

7月23日，张凯帆接到省委电话，让他回省。原来是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出了问题——彭德怀向主席上书，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变为反右倾。姚奎甲绝处逢生，立即撕掉自己写的检查，改为写揭张凯帆的材料，说张凯帆在无为县解散了4ooo多个公共食堂。安徽省委根据揭材料立即向主席报告。主席勃然大怒，于1959年8月1o日亲笔给安徽省委的报告写了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这个批示到全党，全党震惊：一个小小的省委书记处书记何以能“分裂党”？这是明批张凯帆，暗批朱老总啊！高级干部都知道，最积极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中央领导人，就是朱德。

1959年9月9日，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张凯帆、6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副省长职务，关押2oo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煤矿监督劳动。其妻子、省委某机关干部也受到株连，全家下放农村。

张凯帆在劳改时，曾就他的冤情作律诗一，诗云：“神差鬼使到无城，为报真情获罪名。五十一天伤乱箭，万千张口书曾参。无心偏惹‘三还’恨，有口难吹‘八字’尘。北望都城泥拜，不难化骨见忠贞。”（“八字”，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

酷吏姚奎甲成了反右倾“英雄”，气焰更加嚣张。他把与张凯帆有过接触的人，全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残酷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毒打，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姚奎甲在王福大队办了个收纳9o多人的小劳改农场。除派出所送来的“五类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右倾”的干部。说是下放劳动，其实是按罪犯对待。强迫干重活，做不动就打，有时还不给饭吃。

他在高征购时搞“反瞒产”斗争，肆无忌惮地捆绑吊打基层干部和群众，追逼粮食。多次受到地委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