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昌黎县农村的公共食堂，是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中建立起来的。1958年7月31日，**昌黎县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一些地方的做法，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办集体食堂的指示。遍及全县农村的所有农业社都建立了或以社（村）为单位，或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食堂，其中有大有小，使大多数农户都吃起了集体的“大锅饭”。到9月上旬，全县实现公社化，没有被“化”进来的农民微乎其微，生活在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户都变成了公共食堂的成员。
农村的公共食堂办起来以后，“新鲜”了一阵子，很快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不少困难。公社化后不久，开始推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每人每月伙食标准一般为3至7元，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顿干饭，开流水宴，随来随吃，结果不仅浪费了很多粮食，而且由于干多干少一样吃，干不干活三顿饭，劳动差的更差，劳动好的也受到影响，不再好好干活，整个劳动效率普遍大幅度下降。
1958年秋收大忙季节，农村的大批强壮劳动力被抽出去大炼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成熟了的庄稼不能及时收获，不少社队使用七寸步犁收花生、白薯，丢失相当严重；高粱、玉米、水稻收割后不能及时拉运脱粒，糟蹋的粮食也不在少数。种种因素，导致1958年秋天丰产没有丰收。
不仅如此，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任务，以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愈刮愈烈，导致不少社队严重缺粮，甚至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此外，大办公共食堂还引起大吃大喝、大手大脚等问题不时出现，某些干部乘机浑水摸鱼，贪污盗窃、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动支公款问题接连生，引起广大社员的严重不满。
时至1959年春天，粮食极度缺乏，集体财产损耗严重，农村的公共食堂普遍难以为继。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些专家、学者在昌黎县农村劳动锻炼和进行调查、研究时，耳闻目睹，身临其境，现昌黎县农村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觉得理应及时反映这一真实情况，以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
1959年5月1日，经济研究所党组成员的调查组负责人董谦，根据自己在昌黎县农村调查、了解到的不少实际情况，写出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材料，先后以个人名义送交**唐山地委、**河北省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不久，**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动态》刊登了这份有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捅破了在全国普遍存在的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窗户纸”。
董谦在《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材料中反映：“昌黎县的人民公社化是由上而下搞起来的，现在看来问题很多。”紧接，从七个方面阐述了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出现的弊端：（一）食堂并没有解放劳动力（指办食堂劳动强度大，必须壮劳动力去做，结果妇女们仍然不下地，反而削弱了劳动力）；（二）浪费粮食（主要原因是“放开肚皮吃饭”）；（三）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实际上泔水也归了公；（四）烧柴紧张；（五）占用房屋设备，增加社员负担；（六）只有大集体，没有小集体（这是指生活集体化，一律到食堂排队用餐，难合口味等等）；（七）缺乏管理食堂经验，帐目不清，伙食办不好。他在《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材料中指出：“很多群众参加食堂是‘化’进来的，不是自愿的”，“相当多的生产小队和更多的人对食堂有意见，但不敢讲”。他认为，“食堂不仅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而且占用了一批强劳动力，浪费粮食”，“食堂化以后，社员养猪头数大大减少，影响城市副食品供应和减少了社员收入”；为此，只有停办食堂，才“可以解决一系列的矛盾”。
董谦给各级领导参考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材料，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把当时昌黎县农村，也包括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在大办公共食堂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揭示得比较尖锐、透彻，反映的确实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警醒作用。主席在**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动态》上看到这篇材料以后，并未轻易加以批评与否定；当时，包括昌黎县农村在内的河北省农村，并未出现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而在山西、青海、安徽等省一些地区，有些领导干部在负责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时，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不仅取消了供给制，还相继解散了不少农村的公共食堂，这不能不引起主席的关注和反思。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准备集中讨论当时需要解决的涉及“总路线”、“大跃进”和“公社化”的18个问题。主席在对这些问题表自己的意见，谈及农村的公共食堂问题时，大体采纳了这个调查材料提出的一些意见；只是，他当时的主要想法，不是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而是想对公共食堂加以整顿、改进。
然而，时隔不久，风云突变。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于1958年“大跃进”问题的一些比较尖锐的看法。在谈到农村大办公共食堂问题时，彭德怀直言不讳地认为，“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7月16日，主席给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标题，指示印与会人员讨论。
7月23日，主席表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在讲到“食堂问题”时，对董谦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捎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指责。当时，主席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继而，他话锋一转，又说：“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在讲解《登徒子好色赋》的典故之后，他又说：“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卡子。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
主席表讲话以后，庐山会议风向大转，由进行纠“左”变成反“右”，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打成“反党集团”。
董谦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庐山会议上成了主席“钦点”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典范”；作为《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作者，董谦很快就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国科学院受到严厉批判。直至1961年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宣布全部解散，才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过问下，被甄别平反。
董谦在昌黎所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不仅没有使昌黎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及时停办，反而在庐山会议以后成为全国的“众矢之的”，不仅不能停办，而且列入了必须办好之地。当时，全县农村的公共食堂不仅一个也没停办，而且在城镇街道也办起了公共食堂。是时，昌黎县大部分农村已经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夏粮歉收，秋粮减产，全县农村的不少地方不得不实行低指标、瓜菜代，进入了饥荒岁月。后来，天灾**日益严重，农村的公共食堂实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直至1961年春天，主席和**中央领导现作为“人民公社社会主义阵地”的农村公共食堂确实办不下去了，下令全国各地停办，昌黎县农村的公共食堂才在1961年5月全部解散，结束了历时将近3年的大办公共食堂的深重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