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著名记者杜导正，讲了自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过程：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24ooo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旸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24ooo斤是用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应说明24ooo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1959年初，广东到处叫没粮吃、水肿，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现1oo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着了急。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我和林里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了消息，说反瞒产如何成功。
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的四、五月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县的农民没粮吃，很多人要饭，以为可能有些问题，便派两个记者到从化调查，我给这两个记者提出调查的目的是：放警报、想办法，帮助省委度过困难。当时有人说，老杜你是否把问题看得重了？这次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澄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oo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
写这封信以后，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的时候，风云突变。1959年8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我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我心说，坏事了！我马上想到4月间写给缪海澄的那封信。
果然，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长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澄，谬海橙把我的那封信给他看了。他马上给省委写信，要求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9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列在第二名。于是，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共批了我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o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ooo人大会批判。主要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似乎党和**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对于这些批判，我在开始时想不通，经过七斗八斗，我想我大约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把困难程度估计得过高了？5月份我在给分社做报告时曾说：“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这是不是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岛农村看了，你们批我，但没下乡去，你们知道下面的情况严重吗？
就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后来是读到列宁的一句话，才使我在当时想通了自己的错误所在。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惶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布惊惶情绪，我的确错了。
我承认自己错了，但人家仍不依不饶。我的问题越揭越多，我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我说过“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我说过“大炼钢铁炼出的铁跟牛屎一样”。最后有人揭我，说我反对**，反对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7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意见。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在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讲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提客观规律，这就是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总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之间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好了。这位同志此时把这事也揭了出来，说我妄图篡改**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
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广州的小彭德怀”。我怎么能和彭德怀同志相比呢！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找问题，后来还是**的一句话，让我服了气。**在庐山批评张闻天同志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锉”。我把这句话往我身上一套，觉得正合适。我不就是忽冷忽热吗？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我狭隘的农民观点，在6ooo人大会上做了两小时的诚恳检讨。
196o年5月，省委对我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
陶铸同志自我到广东来后，一向是很关心、爱护、信任我的，由于工作接触机会很多，他对我言传身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工作作风上对我的成长生过重要的影响。他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能独立思考，勤读书，一年12个月至少下乡四五个月。他善思考，长于概括，这常使他胆识过人。
他工作上全力捕捉主要矛盾。他知识渊博，礼贤下士，能诗能书，很有才气。我在许多高级干部身边工作过，像陶铸同志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在农民问题上，他多次带着感情地说：“我陶铸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农民吃饱饭，三餐干饭不要钱！”这话更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对他不只敬佩，还杂有一种恋恋的感情。跟着他工作，我感到各方面成长度加快了。但由于对1958年的情况认识程度不同，陶铸同志有一段对我不高兴。
1959年5月，陶铸在汕头召开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上总结1958年的教训，我不言，可陶铸同志指名要我言：“杜导正，你讲”。我讲了四条：第一，对一些过头的东西，我们应该顶住，四川就顶住了一些；第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保护和鼓励大家表不同的意见。还有一条，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话，陶铸同志听不入耳，我一面讲他一面插话：“是嘛，粤北的五岭低，外面的风刮过来咱们顶不住，四川北面是秦岭呀，所以李政委他们就顶住了”。
汕头会议结束后，我不知趣，还要求坐陶铸同志的车一同回广州。路上又向陶铸同志讲了鹿回头宾馆的事。海南岛盖给中央长避暑住的鹿回头宾馆，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华。我说，老百姓在饿肚子，盖这么高级的宾馆不好。陶铸同志又不愿意听，他大声斥责我：“什么酸枝木了！”
汽车路经正在建设的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给陶铸同志洗尘，晚饭时8个人，除陶铸和他的秘书外，还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绿色的，我完全无心地跟林遐说了这事，陶的耳朵灵，他问：“老杜说什么？”林遐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他拉长声音说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说咱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呀！”这时，我才知道他真不高兴了。
七八月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广东省筹备出一个大型画册，陶铸把他身边的几个“秀才”找去商量这事，其中也有我。陈越平、黄文俞他们讨论封面是用紫红缎子还是鲜红缎子，字烫金还是不烫金。我坐在一边不说话，心想，老百姓饿得那个样，哪有心思这么大事铺张。陶铸同志就问：“老杜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高兴？”我没多说，只说：“都好吧”。陶铸的脸就拉下来。
所以，后来批判我，陶铸同志是支持的。我的问题被揭出来后，陶铸同志讲了一段话，他是在省委讲的，别人给我传达了。陶说：“黄河长江自西而出滚滚向东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滚滚向北流，杜导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滥四处奔流”。意思是说我的思想摇摆不定。
后来知道，**通令各省划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划不行。陶铸同志被迫违心地划了12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划后的第二天夜里，林里同志来电话传达陶铸同志的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话虽短，我听了很受感动。
196o年4月底，我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搞了几个月，有人告状，说：“怎么能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办大学？应该让他去劳动”。于是我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6个月，新会县县委书记党向民说：“这是个记者，应该让他写东西”。他把我调到县里写《人民公社史》。1961年夏天，6定一同志挺身而出，为我们新华社七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学开课执教，但结论仍留有尾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告诉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2月底，我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