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８８２年6月２４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９o３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学习。1９o７年毕业后，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1９1o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于1９16年回到祖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经济系教授。1９1９年至1９２７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９２７年夏，担任浙江省政府特别经济顾问。不久转往南京，任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直至1９３７年抗战爆。南京失守后，马寅初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９５３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使国家对人口问题心中有数，更好地解决生产、生活两大难题，他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党和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在1９５３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11月1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止1９５３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４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古稀之年的马寅初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去上海，马不停蹄地进行人口调查。1９５４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o个县的２o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他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1９５５年７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言当即受到主席的赞赏。主席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主席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主席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主席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四九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千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展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就是二十六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主席的耳朵里，主席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六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表于七月五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以十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然而，这时一场由主席亲自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主席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
实际上主席对于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跃进”开始，粮食卫星飞上天，主席的思想才确定下来。主席在1９５８年6月1日表于《红旗》第一期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后来还说过：“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陈伯达问闻风而动，在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在中国**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
七月九日，主席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时间向主席进言，希望主席支持节育，主席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主席此时正陶醉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以为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英明预见：“在**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1９５８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表的批判文章就达２oo多篇。但是，马寅初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
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右倾的**。周恩来代表主席、党中央找马老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总理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９３８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２o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２o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对周总理是了解的，不到万不得已，周总理是不会说这番话的。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对周总理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仔细地对《新人口论》进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么错误。但梳理的结果，证明并没有错。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又写成五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文章的后面还有两篇附带声明，其一，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其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将手稿送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要求尽快表。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新建设》杂志编辑部收到马寅初的文稿后，不敢擅自作主，将文稿送**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
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须有”的老手，有两种人他是绝不放过的，一种是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的人，一种是可以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的人，马寅初当然就属于这后一种的人。自从主席动“大跃进”以来，对人口问题有过多次论述，特别是主席在上年八月讲过“人口的观念要改变”，康生就一直等待机会，当他看到马寅初的文章和附带声明中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就大其火，决定向马寅初动手了。
十月廿四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
他还要《新建设》赶快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一次全文表，而且要快表。为了掩盖他的鬼魅之心，他还布置对党外先不要讲“批判”。
十一月初的《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表编者按。十二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马寅初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功夫把他的经济理论看看。不要说他胡说八道，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个水平。”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可以尽量揭露，不要给他戴错帽子，但是适当的帽子不可不戴。”
马寅初的文章表后，报刊上就开始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他越听越觉得有必要“定个调子”加以引导，于是他打断别人的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卅六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对此，康生还不满意，十二月廿三日，康生以个人名义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还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在马寅初受到批判围攻时，就有人暗示他已不适宜再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劝他辞职。马寅初不愿受职务所累，于一九六o年一月三日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翌日，向教育部写了书面辞职报告。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马寅初的辞职。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与此同时，也剥夺了马寅初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也由此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1979年9月14日，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召开有校系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会、学生会、共青团、各民主党派以及知名教授等各方面代表1oo多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说：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无党派爱国人士。1955年以后，他就人口问题和综合平衡问题表过一些文章和讲话。1958年我们对马寅初先生错误地进行了点名批判。1959年那个“理论权威”插手，混淆了学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马寅初先生又进行了几次全校规模的批判，并给马寅初先生扣了许多政治帽子，致使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离校。
决定指出：马寅初先生抗日战争时期，曾因反对蒋介石集团出卖民族利益和独裁统治、反对官僚资本而被蒋介石监禁达数年之久。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全国解放以后，他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在展我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方面作出了贡献。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各部门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展，也是正确的。强加于马寅初先生的“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污蔑不实之词，应一律予以推倒。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白娘子听了之后，愤怒地说：“这些‘右倾分子’都是清官好人呀。他们说了真话、为百姓做了好事，竟遭受这样残酷的打击，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