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国生了饥荒，不少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严峻的粮食短缺，放宽了农村政策，提出人民公社也要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1959年4月，主席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包产一定要落实”。但是，主席允许的“包产”是有限度的，底线就是生产小队，决不能包产到户。

广大农民对“出工一窝蜂、分配大平均”的管理制度早在高级社时就有意见，他们希望的是自己具有土地经营和产品分配的自主权。也就是种地自己说了算，不要干部的瞎指挥，生产的农产品交足国家和集体的之后，剩下的全归自己支配，不要干部来卡自己的脖子。他们最希望包产到户。

了解农民的干部，包括一些中高级干部，深知民意，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平均主义，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是克服饥荒的最有效的政策。于是，很多地方在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的政策时，越过了主席画出的底线，搞起了包产到户的试验。1957年反右时遭到批判的包产到户，在1959年的5、6、7月，“春风吹又生”了。

河南省新乡是盛产粮棉的富庶地区，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折腾下，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于1959年5月，率先提出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产奖励（奖励7o%——9o%）”的主张。他坦率地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农民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吃饭也不自由了。现在的集体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农民生产不积极。”他还主张，把5o户以上的生产队都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的指导下干活。并强调：“告诉社员，长期固定下来，可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在他的主张下，新乡地区6o%以上的生产队将土地分包到户，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的观点和耿起昌相同。1959年5月，他主张并推行“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三年不变。”具体做法是：将土地分散固定到户，根据土地好坏确定包产指标，再确定所需要的工数。收获后进行评产，产多少奖励多少，减产多少处罚多少。并规定：牲畜、农具、土地、劳动力固定到生产小组和户使用，不经小组同意，生产队不得调动。在王智慧的极力主张和坚持下，洛阳地区有8oo个生产组实行了包产到户，1oo多个食堂散了伙。

除河南外，江苏、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都出现了包产到户，有的地方竟直接把土地包给农户经营。

不料，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包产到户又遭到比1957年更加厉害的批判，包产到户试验不到百天，就被剿灭了。那些主张搞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包产到户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也遭到辩论、批判。

1959年8月22日，庐山会议刚刚结束，江苏省委就向地、县、公社党委出通知，说包产到户的做法“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它“从根本上取消了人民公社集体劳动这一基本的劳动形式，退到个体劳动的老路”，“实质上就是集体退到单干”。规定：“凡是现把全部农活包到户，或者是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论形式如何，名目怎样，都应当立即批判，加以纠正。这种做法，既不必试行，更不能推广。”“今后一律不提田间管理包到户。”1o月1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批示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作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9月29日，河南省委向主席和中央报告说：河南省在反右倾斗争中，现了以耿起昌、王智慧为代表的主张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包工包产到户，否认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典型人的材料。“他们在整社和加强生产管理的掩护下，采取了对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修正主义的作法，把包工包产到队变为包工包产到户。他们的这种手段，从破坏集体生产到否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从表面看来来是生产管理方法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道路、两种所有制的斗争”，“反映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耿起昌、王智慧已经堕落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o月12日，中央批准了河南省委的报告，并批示：耿、王二人“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者单干户。这里明显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各级党委应该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地揭和批判。”

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主席和中央提出《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1o月1５日，**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这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彻底加以“揭批判”；并要求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

9月3o日，湖南省委向主席和中央报告，列举了农村中出现的不少非议人民公社、主张包产到户的言论。1o月15日，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

195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右倾机会主义是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2日，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12月4日，《光明日报》表文章：《“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这些文章对包产到户进行了深刻、系统的批判，从政治理论上宣判了“包产到户”的死刑。

1959年底，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指出：“庐山会议以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的抵抗。”

主席和中央定调以后，地方自然要紧跟。各地纷纷找典型人和典型材料，并在报纸上联系实际展开对包产到户的猛烈批判，在反右倾运动中，对主张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例如，河南省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信阳地区的包工包产试点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倾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动批斗，将张福鸿活活打死，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

广大农民所最拥护的，最符合农村实际的，最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包产到户”，兴起不到百日，就这样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扼杀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