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青说：“祸害农民的除了‘共产风’外，还有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总称‘五风’。我先说说浮夸风和瞎指挥风。”
农村的“浮夸风”，就是说假话、吹牛皮、做表面文章，1958年大放“高产卫星”就是最典型的表现，此外还有：（1）种庄稼注重表面。沿大路、公路、铁路的土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畜力、肥料、种子，土地耕得精细，栽种用尺子丈量，搞“八尺开箱”，窝子用绳索牵着打，看起来整齐、笔直、美观，很是“田园化”，庄稼种得特别好，一派丰收景象。而离大路、公路、铁路较远的腹地、“背脚地”田土里，不是野草掩盖了庄稼，就是根本没种让其荒芜。上级派人来检查，往往坐着轿车或吉普车在大路、公路、铁路旁悠转一趟，所见的全是好印象。接着，被邀去办公室听取汇报，又是一派甜言美语；汇报结束，丰盛宴席热情招待。这样一来，在评比中稳取胜利，优胜红旗、先进奖状自然到手。上级的官僚主义助长了这种浮夸风，而浮夸风也适应了官僚主义的需要，因而浮夸风难于纠正。
（2）虚报进度，不顾质量。1959年春播时，上面派人来检查播种进度。有的公社本来就没有完成播种计划，为了骗得先进的称号，硬说已经播完。上级评了他们为先进，就将他们的劳动力调出外援。而自己没有完成的播种任务又不得不完成，于是，他们用剩下的弱劳动力夜以继日地把种子胡乱撒在田地里来抢进度，根本不顾什么浪费、质量问题了。
（3）虚报产量，巧做“手脚”。不少公社都有两本以上的账。上面来检查，有对付上面的账。即使完不成任务，而上报的账也完成，甚至是额完成的。其办法是用很狡猾、毒辣的手段来上报。比如196o年上级派人检查某区的棉花统购任务完成的情况时，该区根本没有完成任务。为了欺骗上级，他们与区供销社暗中商量，搞弄虚作假，由供销社多出具收购棉花的收据，以此证明其额完成了任务；强迫社员把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自留棉、旧棉花交出来，当新棉花去冲统购任务；把所有会计人员集中到公社、区或县里，让他们想法凑足浮夸的指标，想不出来不准回家，凑出了高指标才罢休。
（4）隐瞒土地亩数，虚报高产指标。有的公社从1958年以来，少报棉花、小麦种植亩数，用计划外的一部分“黑田地”的产量加在上报的计划内以此作为计划数上报，得到的是欺骗上级的单位面积高产量、高指标。
（5）设立多种组织，个个挂上牌子。公社一成立，下属组织应有尽有，组织名称繁多，数不胜数。他们都做一块名牌高高挂起。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甚至一个集体食堂的大门两旁，都挂了不少的牌子。一般的是七、八块，多的达到十几块。以此炫耀其气派。真是：牌子排排挂，看谁气派大！
（6）锦旗奖状满墙壁。公社、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里，四周墙壁上挂满了锦旗和奖状；挂不下的就堆在办公室的柜顶上。这些锦旗、奖状表示该单位“先进”、“优胜”，工作成绩“卓著”。然而，其实这些锦旗、奖状得的多的“先进”、“优秀”、“卓著”单位，恰恰是问题最多、困难最大、人畜死亡最多的地方。
小青说：“如今种地农民说了不算，而是上面的干部说了算，他们不了解实际，不懂生产，却对农业生产随意号施令，给生产造成极大损失，这就是‘瞎指挥生产风’。”
“瞎指挥生产风”有这样一些突出表现：（1）不因地制宜、不按行之有效的传统耕作方法搞生产。
比如。有的地方种小麦一般是窝播，肥施于窝中，既不浪费肥料，又可以集中肥力促进禾苗生长，还易于薅土锄草、透风透光。这样麦苗生长健壮，秆子粗，成熟时颗粒饱满，不易倒伏，产量高。上面下死命令，要求亩产几千斤，强迫社员改窝播为条播，而且认为越密越好。种子每亩最低不少于6o斤，中等的一百多两百斤，高的达到三百至四百斤。传统的窝播方法，种子每亩只用2o～25斤就够了。照现在这样播种下去，麦苗长出来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细如毛，又黄又瘦，完全是一包芊芊。长到四、五寸就枯黄而死了。即使未枯死，也如野草一般长不出麦穗来。只有那些长在田边地角稀疏之处的，才有部分长出麦穗，而麦穗上也只有三、五颗麦粒，一亩也只能收上十几斤，收上二、三十斤的，就算是高产了。颗粒无收的比比皆是，其中有不少造成了一季庄稼的收获量，比下种量少几倍甚至少十几二十倍。
种水稻，栽秧要求栽三寸见方，或以三寸为距，栽“胡椒眼”、“四叶菜”等花样。上面这时派人来监督，腰别一把尺子到田间丈量。达不到规格，就遭反右倾，被说成是不听党和政府的话，不服从上级领导，甚至遭到打骂；并且要把已经栽上的秧苗全部拔掉重新栽插。幼小的秧苗拔来拔去，几经折腾当然活不成了，于是只好重新播种育苗。在土多田少的地区找不到秧田了，只好在包谷土的行间整土撒旱秧。误了季节的旱秧苗长得又黄又细，根本比不上水田按季节培育出来的秧苗。即使再孬，也要栽插到田里，因为一年接一年的生产是不能间断的，它关系着人们的生存。然而季节不饶人，这种错过季节栽插的水稻，收成是少得可怜的，有的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而那些按照上级规格跟上季节栽插的秧苗，成活转青后就封了林，难于薅翻、扯草、施肥，长得犹如野草似的，成熟时谷穗的颗粒很少，结果也造成大量的减产。
某大队插稻秧，上级要求规格栽三寸间距的“胡椒眼”，栽秧时田间插竹片、牵绳子比着栽。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妇女、学生全部出动，7o亩水田栽了45天，才栽完计划的三分之二。如果按老规矩栽，每人每天可以栽一亩多；按新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栽一分左右，而且返工很大，误工严重，管理不善，秧子没栽完，秧盆就损坏丢失了二十多个。由于误了季节，秋收时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造成社员生活无着，大量死人。1958年转公社时，两队人口有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的人饿死了。两队主劳8o余人，只剩下2o余人，饿死了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6o余人，只剩下8人，饿死了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力4o余人，只剩下2人活着回来。社员痛心地说：“瞎指挥生产使我们辛辛苦苦白干一场！”有的愤慨地说：“瞎指挥夺去了我们的口粮，把我们逼上了死路！”有的老农这样说：“做什么庄稼，简直是在办灯（胡闹，像孩子玩灯火做游戏，不负任何责任——笔者注），是乱球整，搞破坏！”“我们做了几十年庄稼，从没有这两年糊涂。过去种得上好，现在种成了个啥！”
上面把密植吹得那么好，群众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丧失了信心，只是怕反右倾，才不得不贯彻。他们强调这样干是文件规定的、上面开会布置的，只有密植才脱得了手。密植在包谷等其它作物的种植上，也进行了死硬的贯彻，造成了同样的恶果。
瞎指挥生产违反因地制宜的情况也很严重。在简阳解放管区，沱江沿岸的大沙坝里，长期以来是种甘蔗的。他们有种甘蔗和用土法制红糖、白糖、冰糖的经验。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多因吃糖吃多了而坏了牙齿。据他们自己讲，解放前和建国初期，自己熬糖。转入公社前，土里还种着很多甘蔗；转入公社后，上面强调经济作物区的粮食要自给，得按上级统一规划进行指令性计划生产。于是，就把大面积的甘蔗连根拔掉，换种粮食、棉花。不仅简阳如此，整个内江专区都是如此。社员们痛心地说，种制糖的毛甘蔗（小甘蔗）是十年一轮转。种下的第一、二年产量不高；到第三年开始产量就高了；到八年以后产量又低下来。公社化拔甘蔗时，有很多正值丰收高产时期，广大社员是不愿意的，不少是流着眼泪去拔的。后来他们伤感地说：“过去甘蔗种的多，糖就多。客人来了劝着吃，算不了什么。现在，连老年人、病号、婴儿想吃糖都难买到。就是打了条子、带上供应手续也买不到。过去内江地区的白糖多得很，出了名的，仅果脯就有两百多种。现在连影子也看不到，失传了。”
（2）经营管理上，不顾天晴下雨，只强调行动一致、按时完成。
在劳动力统调的情况下，生产队得无条件地服从公社以及县里的安排。正当队里在干某一种农活时，上面突然来了电话命令，马上得转移去干领导要干的活。有的正在播种，刚打好窝子、淋上粪，将要下种，上面来了命令只得半途停止；有的正在田土里驾牛犁耙，命令一来就得扛上犁耙牵着牛回去，到上级指定地点重新干起。走拢新的工作地点，半天时间就白白地浪费了。再有，天下雨正好栽红苕，上级偏叫去挖包谷土。下雨天，挖黏性的包谷土就像打糍巴，揉来揉去，太阳一出来，泥土干成一坨一坨的，就像石头一样硬，用锄头脑壳敲打叮当作声，敲都敲不碎。土质遭到破坏，庄稼咋也长不出来，哪还能长出好庄稼？不少社员说：1958年大闹深耕就是一次破坏土质的运动。深挖三尺，把多年耕种施肥的上面一层熟土翻到了下面，又把下面一层又硬又瘦、连石块带砂子的夹生土翻了上来。要让夹生土变成熟土，非要几年的工夫不可。在这样的生土上种庄稼，庄稼根本无法长好，更何况要达到高产。有的社员说：无论田土作物，庄稼的根一般只串到几寸深，过一尺的少得很。锄头、犁头都是七、八寸深，深耕一尺左右就够了。如果水田耕到三尺，就变成冷浸田、滥钵田了，不要说人下去，就是牛下去也被陷在田里爬不起来。哪个还敢种这样的田？搞大深翻三尺，是那些球屁不懂、从来没有搞过生产的人乱想出来的，真是害人不浅！
（3）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很不慎重，指挥生产颠三倒四。
1959、196o年种植棉花，在既无示范先例，又无相应物资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要求大搞烧火温床培育幼苗，再把幼苗拔去一根根地栽到土里。没有烧温床用的燃料，就把社员住的比较差点的房子的木料拆下来烧；再就是把遍山坡的树木、竹子砍来作燃料。花了如此大的代价，棉苗长得够快，而事前却没有任何准备，田土腾不赢，人力跟不上，怎么也栽不赢快长的棉苗。没办法，上级突然又下了另一条命令：停止栽苗，改成种子点播。这样一来，正值棉花播种时节，好种子已经用来温床育苗浪费了，剩下的只有次品了，有的地方甚至连残次种子也没有了。这不仅损失了一季棉花生产，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甚的是被拆了住房的社员被弄得无处栖身，遍山坡的树木、竹子几乎砍光，使得集体食堂普遍缺柴烧。
196o年，民主大队种下了两千多斤胡豆，已长到一尺多高，苗架很好，可望获得丰收。突然，上面来了电话，叫把所有的胡豆苗铲来作肥料。社员没法，只好含泪铲胡豆苗。到第二年，要种胡豆，整个大队却没有一颗种子。加上这两年生活苦，吃得孬，饿死的人多，提起这些事，社员们很气愤，很伤心，他们说：“这两年无论在外头搞生产，还是收工回到屋头，都是过的眼泪水生活。”
（4）庄稼还没成熟，瞎指挥者就强迫社员去“抢收”。
196o年要收棉花季节，棉桃还是青疙瘩的时候，上面就下来了命令，强迫社员抢收棉花。他们叫社员把青棉桃摘回去，用锅儿炒、碓窝舂、棒棒棰、连盖打、用手剥，从一个个青棉桃中把棉花剥出来。有些棉桃太嫩，里面还是一包水，上面就叫社员烧火把棉桃炕干，再用签子把棉花拗出来。日夜苦战，剥出来、拗出来的棉花产量很低，质量更差，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社员反映说：“这是盘古王开天辟地以来就没有见过的事！”
麦子还没成熟，上面也叫去抢收，要日夜奋战，把麦子全部收回去，并且还规定了“跃进任务”，每个人割多少亩、捆多少捆、打多少斤。不管日夜、晴雨，就是要完成任务。忙得社员只好在田间吃饭，以致有的社员昏倒在田间，有的稍坐一会就躺下睡着了。不但把人累垮了，浪费也相当大：土里掉了不少麦子；没成熟的青头打不下来，就给缺柴烧的食堂拿去当柴烧掉；嫩麦粒多，晒干后颗粒不饱满，产量低、质量差；特别是割回去堆着遭沤了的，天一下雨就生霉变质。上面叫生火来炕干。炕干打下来的是黑麦子，人不能吃，只好作饲料喂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