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强迫命令的突出表现就是“打人骂人风”。农村基层干部文化低，理论差，讲不出道理。管理社员、搞运动、指挥生产等等，都是强迫，强迫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粗暴的打骂来解决问题。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制界线，搞平调，把农民长期、甚至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家私搜刮一空、毁于一旦，有的连住的老窝都遭捣了。当然，他们是不愿意的甚至是抵触的。这种不愿意、抵触情绪，就被指责为留恋资本主义，是私字作怪。当时认为，公字是集体主义、**思想核心，与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要反对资本主义，就要打掉私字。在偏**绪的作用下，进而就打骂有私心的人。社员对瞎指挥有意见，不按瞎指挥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对，就是遭受打骂。生产搞孬了社员没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来就遭反右倾——挨一顿打骂。
在困难时期，农村的“反右倾”、“拔白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就是行使打、骂人的代名词。由于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员，闻之胆颤心惊，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在开会布置完任务之时，总要强调：“这个任务是硬任务，到时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资本主义尾巴。”基层干部在讲不出道理时，就骂人，骂不解决问题就打人。社员们听惯了粗话、脏话、丑话，一般的骂是无所谓的。然而，打却触及皮肉，他们是怕的。干部深谙此法之妙，也就喜欢采用此法。因此，打就成了他们的绝招和法宝。骂仅是辅助手段。然而骂，得要骂个狗血淋头、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劲头来。干部打群众，而基层干部又遭上级干部打，真是打人成“疯”。
打人的方法，无奇不有。在此略举一二，立以存照。简阳县红塔区解放管区（公社），困难时期是经常打人的。本地社员把管区称之为“阎王殿”。他们打人的办法是：把干了的棉花秆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桠叉剔成尖尖，专门用来打人。管区召集生产队的干部来开会，汇报生产进度、研究生产问题，如果有人说了与极左那套不合的话，就认为是右倾，就要挨打。不是乱打周身，就是打**。打**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倾”者喊出来，命令其趴在宽板凳上，指定一人按头，一人按脚，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秆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轻了，又是“右倾”，就让另一帮人来打。如是轮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被打的人，有时打了走不回去，只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个基层干部晚上去管区开会，其家属总是提心吊胆的，倚门而待，坐卧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亲人是否能平安回家。只有待亲人无恙归来，全家才松了一口气。该管区民主大队六生产队有个姓刘的队长，晚上叫去开会，汇报种小麦的进度。由于他说了真话：进度不如其他队，就被指责为右倾，遭了一顿大打，**打得稀烂，被抬了回家。回家后，痛楚难忍，呻吟不已，全家恸哭。其妻在别人建议下，连忙用青布包着鸡蛋清给他提血丝。就这样，事后一年多他走起路来还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挥泪痛哭不已。该管区民和大队五生产队队长吴居林，1959年11月份有一天在管区开会，正遇到外面捉来一个偷了集体一根甘蔗吃的娃儿。会上有人提出把这个娃儿吊起来打，打了后再罚。吴居林在旁边插嘴说：“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顿，叫他以后不要偷吃就行了。”谁知这就闯了大祸。只听得有人喊：“哪里去找右倾？这不就是右倾！”吴居林还没有转悟过来，就被拉出来遭了一顿乱打，打得遍体鳞伤，走不动路，由两人架着弄回家，并遭罚款12o圆，并限期交清。家中凑不起现款，只得将家里的鸡鸭捉去卖，再搜一些家具出去卖，凑足了被罚款数才被放过。直至整风退赔时为他作了甄别，这笔罚款才退给了他。
这类怪事，农村是不胜枚举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担、锄头打人，严重者有被打得卧床而死去的。更有恶毒者，如草池区区委书记就把外逃的人弄回来打，打了还钉“活门神”，即是用门斗钉把遭处罚人的两手两脚钉在大门板上，受罚的人被活活钉死。他不仅如此处罚外逃的人，对其他群众也同样十分残忍，民愤极大，在整风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办。
小青说：“干部的多吃多占，是是困难时期农村干部“特殊化风”的主要表现之一。”
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指导工作，开什么生产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总结评比会、新技术推广会、学习参观会等等，就通过刮共产风大搞平调。到一处吃一处，既要办齐，又要办好。大吃大喝，吃后嘴巴一抹，**一拍完事。被吃的“东道主”操大方，讲阔气，得到的是一阵赞扬而已。此风一刮，为干部的多吃多占开了先例；人民公社的建立又为此风提供了组织准备，创造了客观环境和有利条件。
干部多吃多占严重地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员私人喂肥了一头大猪，本地某单位便可以开什么会的名义，派人去牵来杀掉。既不给钱，也不打条子，甚至连一声道谢都不说。社员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骂几句，说一些消气话而已。如果这些话传到了干部的耳朵，轻则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重则扣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或者“对社会主义、**不满”等大帽子。以后在生产上一抓着什么辫子，就被打成右倾，横遭批判、斗争、打骂。由此可见，“五风”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会议同多吃多占是分不开的。开会就要吃，要吃就必须开会，所以这个时期的会议特别多。白天有会，晚上有会。晚上开会往往是开个通宵。因此，干部总想去出席会议。如果没有通知到，还要怄气，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一来，会议成了灾。会多人多，会议既无准备，又缺乏中心，开起会来总是东拉西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群众深恶痛绝地说：“国民党的税多，**的会多，这个时候的会更多！”“他们一开会就整好的吃！”
被干部视为人民公社心脏的集体食堂，则是生产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窝子，也是上级干部下基层多吃多占的据点。集体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员群众定量之内的东西，本身已经够少的了，经他们这样一吃一占，难怪群众会遭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群众遭殃，想办小食堂或不再办食堂，干部却不同意拆分大食堂，根子就在这里。
多占，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市面上买不到，领导干部、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就在暗中把这些东西私下分了（当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照牌价交了钱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东西，领导干部和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数量上总要比一般人多分得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人以外，当时还有诸如采购员、保管员、炊事员、服务员、饲养员之类人员，因为他们的手头有东西，路子也宽。上有那些人，下有这些人，因此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之风便形成一股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组织保证的社会性的不正之风了。
白娘子满脸的无奈，深深地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