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罗王在阎罗殿一殿开庭，审理“虐待百姓案”。阎罗王头戴平天冠，身穿蟒袍，腰横玉带，威严地坐在正中交椅上，牛头手持金锤、马面手执银叉侍立身后；正中公案上放着阎罗王大印和一筒竹签。左侧公案后坐着判官；一群鬼卒手持刀枪剑戟叉锤、狼牙棍、水**等，杀气腾腾地分列两边。

受审者是某省委第一书记李某。李某披枷带锁被鬼卒押进大殿，却桀骜不驯，不肯下跪。阎罗王大怒，喝道：“你好大胆，到了公堂为何不跪？”

李某抗声说：“我乃二品大员，为何拘捕我？”

阎罗王怒喝：“你装什么糊涂！你有八百万条人命大罪！现在有数万人告你，快老老实实地跪下听告状人的控诉！”

当下有两名鬼卒用大棍猛击李某双腿，李某痛入骨髓，不得不老老实实跪下听审。

一位干部来到公案前，手指李某说道：“你出任是省委第一书记，治理十几年，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接着，揭控告李某搞浮夸、瞎指挥，祸害农民：1９５８年３月6日，四川日报登载了方水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搞的一种快育秧法，秧苗７天育成，这显然是吹牛蛮干。李某立即要《四川日报》“大力现和支持新事物”，并召开电话会议，要全省各级党委报送如象“快育秧”那样的“新事物”。指示下达后，《四川日报》报道，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新事物：彭县的“篼棉花”，中江县的“竹箩玉米”，荣经县的“空中玉米”和“空中红苕”，“不用土地可以种庄稼”，“向宇宙空间开辟粮食基地”。还出现了什么“猪打牛奶针，每天长两斤”，“一个脚板苕要两人抬一窝南瓜结９6个，重1116斤”，“母猪产仔多，两月出双窝”，“一只母鸡两小时生八个蛋”等等离奇古怪的“新闻报道”。

大跃进”中造成恶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以为是的蛮干“瞎指挥。1９５８年11月1３日，在外开会的李某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说：“粮食要搞少种高产多收。”并叫省委搞一个“紧急通知”，第二天就登四川日报。当晚，四川省委电话会上提出：全省一亿一千五百万亩耕地，1９５９年只种一亿亩。—声令下，各州、县闻风而动，反对者立遭恶运。粮食种植面积大大缩小。蛮干的结果，大量土地荒废，粮食大大减产。

李某不顾有无条件硬性规定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冬水田放不干，种了小麦也欠收；待第二年小麦收割后田中无水，秧苗也插不上，既误了农时，水稻也减产，结果是小麦水稻两头失落。

当时，谁要实事求是，谁就是“观潮派”、“右倾保守”，就得挨整。传统农业耕作模式，流行几千年，养育了中华民族，而今全盘推翻。什么“深耕”、“密植”、“苦战”、“夜战”……新口号层出不穷。

正在北京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李某，看到各省都在报纸上“放卫星”，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要立即放大的“卫星”。过了不几天，传出郫县红光公社放５万斤‘卫星’的消息。李某回成都后，在省府礼堂干部大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不同意放‘卫星’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夏戎、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都受到批判。

重压之下，“卫星”越放越大，越升越高。郫县成了“卫星”射场，频频升空。９月２９日，原先不敢报道亩产４万斤消息的《四川日报》，率先报道郫县友爱乡第九社亩产８２５２５斤水稻的“卫星”。这是当年四川农业战线上放的最大“卫星”！省上当即派农工部一个处长去验收。还派农业厅厅长下去蹲点，在《四川日报》上倡议“大搞万亩万斤”指挥田，全省强制推广。

农业高产卫星竞相射升空，四川蓬溪县园艺场亩产苹果1４７1４斤的牛皮“卫星”还上了中央大报。这些离奇骇人的典型，有些是移多花接一木，即将快成熟的庄稼并栽—处，更多地纯系睁眼说瞎话。

当时四川流传很多的大跃进顺口溜，比如：“稻谷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冬瓜……”，这还算比较“现实主义”的。更浪漫主义的如：“玉米杆儿上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穿云霄。彩带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弯了腰！”浪漫得不单可笑，简直可怕了——无数人巳分不清“神话”和现实，都生活在“大跃进”狂热幻梦中。

第二个控告人进行控告，历数李某在四川办食堂、炼钢铁、建猪场大刮“五风”的罪行。

第三人控告道：李某是反右倾运动的急先锋，在反右倾运动中，对好多爱民的清官进行了残酷打击：庐山会议1９５９年８月下旬刚结束，全国迅开展“反右倾”运动。李政委立即紧跟。1959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运动。

会议一开头，省委第一书记李某拿出一个高招——“钓鱼”。在到会的一千三百余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的情况下，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言和李云仲给的信三个文件印下去，让大家读。（李仲云是在庐山会议被点名批判的一个搞计划的局级干部）读后，让人人必须立即表态。事前，李某对自己信任的干部都打了招呼，于是“左派”们都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它；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

干部们表完态，才放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间，“揭出五十多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中筛选出八个“典型”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其中批得最凶，并戴上“反党集团”帽子的，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

所谓以邓自力为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邓自力从的《党内通信》下达后，在泸州地区解散公共食堂，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被泸州老百姓呼之为“邓青天”。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范围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为全川绝无仅有。邓自力搞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这一时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据，所以李某虽然恼怒也只有暂时隐忍。如今气候一变，立即被作为典型抓了出来，在省委扩大会上轮番批斗。会开到一半，有关泸州地委右倾机主义错误的材料已下各地、市、县委。

大会重点批判的八个人中，李某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夏戎。“八个同志比较”，他说：“如果讲品质坏，我看第一个要算夏戎，他是坏透顶了。——当然还没有彭德怀那样坏。”夏戎怎么个“坏法”？他带着检查团下去，社队干部带他们参观高产田，他扯起一把稻子当着众人吼：“这样的稻子能打几千斤？”仁寿县报告棉花亩产千斤，他挖苦：“连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这还不是他真正坏透顶的地方。真正“坏透顶”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党代会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某下令：“可以保留党籍，到农村去锻炼。”

中央规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不到公社，只能口头传达，而李政委要求：把提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省委文件下到公社。他说：“这样做，同中央有点出入，但是，我看关系不大，不要紧！”

四川温江专区反右倾，经省委批准，在地区党委中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成员是：地委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

这三个地级干部是怎样“反党”的呢？1959年11月8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报告开列曾笳的罪状是：一、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二、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得不偿失；三、攻击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五九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四、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五、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六、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表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从一九五o年以来，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展集体经济是反动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反对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六、在反右倾斗争中态度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的“罪行”：一、一九五二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虎（贪污犯）”是逼供出来的；二、一九五三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一九五六年肃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的县级以上干部就有1o２人，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一级的农民干部就有16万多人。**四川省委1９５９年11月1２日给**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的战绩情况说：“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