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人控告李某高征购、反瞒产的罪行：四川省1959年实产粮食7oo亿斤，省委却向中央吹牛，报告说产粮316亿斤。结果，国家向四川下达的征购数为154亿斤，占实际产量产的百分之四十九（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五九年，四川地区粮食征购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
四川的反右倾运动搞得凶，反瞒产运动搞得更凶。四川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25oo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16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1oo余斤。结果38ooo多农民饿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四川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
“四川粮仓”的温江专区，担负了远远高于全省平均征购率的征购任务。1959年全区粮食实际产量约2o亿斤，征购任务竟达到15亿斤，约占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
在人均耕地仅有两亩左右的“肥富”地区，人均征购量达到六百到八百斤，个别社队甚至更高。华阳一万来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购了大米一千万斤。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避免“瞒产私分”，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组织抢收，不等晒干风净就往国家仓库里运，各级干部积极分子遍布田间、道路和仓库，分兵把口，组织监督，为的是不让农民把粮食拿走。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
庐山会议前纠“左”时，政府曾动员农民在房前屋后，沟沟坎坎“见缝插针”种点瓜菜杂粮渡春荒，提出了“蓬沟搭架点瓜豆，院坝空地栽红苕”之类的口号，信誓旦旦保证谁种谁收。小家禽家畜鸡鸭鹅兔允许自养。家家户户就靠这么一点点“缝隙”苟延着性命。不料，政府现在又把这些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可！于是，对社员搜家、搜粮、收‘见缝插针’，甚至捉鸡捉鸭。有些社员家里的泡菜、盐菜、鸡蛋、鸭蛋、海椒、盐巴等也不能幸免……。那情景令人怵目惊心！
九月中旬，《四川日报》兴高采烈地宣布，到九月十日止，全省征购粮入库比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一。十月底，温江专区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比以往提前三、四个月。实际上，绝大部分地方口粮所剩无几，有的收完粮食便无粮可吃了……
控告到这里，只听大殿内外哭声震天：“四川被打死、逼死、饿死的百姓是八百多万啊！请大王为我们百姓申冤！”随着哭声，无数冤魂涌进大殿，扑向李某“索命”：“狗官！还我命来！”吓得李某软瘫在地。
阎罗王一拍惊堂木，喝道：“尔等暂时退下，要遵守秩序！本王一定给尔等做主！”众鬼卒急忙维持秩序，疏散众冤魂。
第五个人进行控告：高征购过后，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278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当时，吃商品粮的成年人每月1５至２o斤粮食，菜油２两，猪肉２两（有时半年也买不到），农民则远远比不上市民。在这时，李某竟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无数人得水肿病，腿肿得透明亮象要开裂。
饿死人的事从一九五八年冬季开始出现，一九五九年已经很普遍。大规模的死亡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o年冬春之间，象一阵迅猛的旋风席卷整个川西平原。从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被精疲力竭的劳累、日益加剧饥饿折磨衰弱不堪的人们，再也经不住这次惨重的袭击，一批批地倒下了。
人吃少了会饿，会衰弱，但是要饿死可不那么容易。活过来的人说，一天有一两米也饿不死。然而现在已经不是缺粮，而是断粮，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数月，食堂停伙关门，什么吃的也没有。土地、牲畜、农具、土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公家”的，农民家徒四壁，自由市场取缔，甚至到城里挤馆子都不可能了，一切淀粉制品现在凭粮票供应，而农民没粮票。食堂一关，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唯有死路一条。
第六个人控告，有的地方出现了吃人肉事件：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三十岁，于四月二十三日把亲生女（李水清，八岁），儿（李永安，九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原因：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即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xxx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则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泸州专区曾生这样的事：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闻到肉香，又听隔墙有咀嚼之声，从墙缝偷看，见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现弟弟没了踪影，回到学校便疯了。
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现年四十一岁，地主成份。五一年丈夫病死，为逃避群众改造，五二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好。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觉，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一点五元一斤，共卖了十一斤十二两。事为食堂事务长黄荣太觉查，并在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鉴于潘素华抱有深入骨髓的阶级仇恨，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此毒手，为了及时有力的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三十九岁。解放前男人外出当兵病死，解放后在四大运动、土地改革中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统购统销后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和两条道路斗争尖锐下，该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第七个人控告道：“许多人被活活饿死啊！”他是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他控告说：我因实报所下放公社的粮食产量，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当社员。一九六o年三月，县上又要求我们一批下放干部到邻近的新都县马家公社“突击落后”。我先去二大队，我从马家中学后面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长得相当不好，特别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顶上只有几个小花苞。田里看不见人出工，只有几个女社员在淘苕菜。我走近问他们：“你们男社员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人做活路？”他们回答说：“男社员住居民点去了，只有我们几个女的还在做活路。”我心里一诧，问：“你们还修了居民点？在哪里？”他们用手一指，说：“在河边上，你们去看嘛！”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走了一里多路，到河边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后规划的集体坟园，两片坟莹，几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这个大队的三生产队公共食堂，在食堂门外红苕窖里看到丢了一个死娃娃。我找到生产队长说：“把那个死娃娃找个地方埋了。”他找到几个社员下到红苕窖拖孩子，下边还有个死了的老太婆。生产队长为难地对我说：“实在饿得没办法了，人死了都顾不得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