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藩继续控诉道：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o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oo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的小麦亩产32oo斤和732o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织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的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

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某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

白娘子拍案对路宪文喝道：“做一地的父母官，要的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辖区，让辖区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你却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虐待百姓！你罪恶昭著！还有何话说？”

路宪文面如土色、冷汗直流，但是却喊冤道：“犯官冤枉！冤枉啊！犯官所为，都是执行上级的指示，都是职务行为。而且，有许多坏事，都是下面县社队干部所为，并非是犯官指使。请大王明鉴！”说吧，连连叩头。

白娘子气愤填膺，喝道：“向各县下达高征购指标，搞瞒产搜粮食，严密封锁饿死人的消息，这些是不是你下的指示？下面打人、整人，你制止过么？”

又有一人告状，这人是信阳地区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他控诉道：1９５９年的岈山区连续在秋季７o天没有下雨，旱得田地龟裂，禾苗枯焦；秋作物大幅度地减产，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起来。

我当时任遂平县委宣传部长，县委让我接替陈丙寅，任**嵖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我一到嵖岈山，第一个印象就是群众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1９５９年的冬天，冷得早，一场苦霜挨着一场苦霜，地里早就没有什么了。麦子种得晚，出土慢，远远的只能望见黄黄的一片，近了才瞅见土坷垃窝里的麦芽。去楂岈山公社接陈丙寅的工作，我心里就犯嘀咕，没了粮食吃，群众的日子怎么过呀？心里想，可嘴上没敢说。那时候，都是看透不说透，说透就挨斗。有时候是自己斗人家，说不定一会儿自己就挨斗。

正当我愁粮食的时候，又接到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又是催着布置反瞒产工作。我想：“唉，明明群众已经饿肚子，可偏偏叫反瞒产，这瞒产可咋个反法呢？”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火冒三丈，对着电话筒简直是在吼：“当前粮食工作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生闹粮问题，这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地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闹粮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就解决了。要展开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向地委报喜！你们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必须在挖粮食运动中起带头作用！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口气是蛮横的，但却代表着权威。

正在我心惊肉跳的时候，县委书记蔡中田晃着高高的身板，冒着漫天大雪来到我们公社。蔡书记没坐下就急匆匆地吩咐我：“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

又一个人控告：1９6o年夏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８o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９o％的人是思想问题。”1９５９年11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他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仅1959年冬到196o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1oo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指的暴虐啊！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1o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饿死8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人民公社的祥地——嵖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三个月期间就饿死了近4ooo人，占总人口的1o%，有的队竟高达3o%。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竟达12ooo人之多！

白娘子喝道：“路宪文，你听清楚了吗？”

路宪文面如死灰，作声不得。

白娘子宣布：“将虐待百姓的罪犯路宪文押入十八层地狱，施以油炸、刀山、蛇咬、炮烙等等刑罚，一百天后暂时放他还阳反省，日后让他投生在信阳地区穷乡僻壤，世世为猪驴牛马，让信阳地区农民役使、骑坐、宰割！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