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冤魂来自甘肃省，甘肃省是大跃进的重灾区，**猖獗，饥荒严重，出现了煮食活人的悲惨现象。

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是姐弟俩。他们哭诉道：“我们让爸爸活活地煮熟吃掉了！呜呜呜！”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一个妇女冤魂控诉说：“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央八届二次代表会议。

6月，全县抽调农村劳动力2．3万人（占总劳力17．8％），由副县长白尚文带队，赴会川参加引洮工程（从岷县古城沟拦截沈河水上山，蜿蜒向东，经牛营大山、华家岭、至庆阳县董志塬，1961年停止，计划未能实现）。

8月，按照“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仅1o天时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全县调集5万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力38．7％）从华家岭、马营、城关、碧玉、鸡川16o华里的公路沿线上大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严重影响了秋收、秋种、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导思想下，全县2o个人民公社扩建为14个人民公社，还提出“千斤（粮食单产）元帅升帐，万斤（洋芋单产）卫星上天”的口号，致使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盲目蛮干、浮夸风开始盛行。

Io月，再抽调2．5万多农村劳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继续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又抽调1．3万多农村劳动力，赴皋兰、靖远大炼钢铁。这时，全县“三秋”生产主要靠老弱妇幼，致使许多地方洋芋没人挖，冻死在地里；秋田没运上场，霉烂在田间；冬麦没种够，秋犁地没犁完。

同月，全县又组织6万多人，用“野战兵团作战法”大搞深翻地“放卫星”，多为虚报浮夸。

8月至12月，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办2，759个，队均2个。

是年，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生产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十分惊人，粮食实产1．15亿斤，上报2．6亿斤，征购4，154万斤（占总产36％），人均口粮不足3o斤，致使人民群众以草根、禾衣、树皮充饥，开始出现人体浮肿现象。

一位老年冤魂控诉说：1959年3月，根据**中央郑州会议的“纠左”精神，县政府草拟了挽救通渭严重局面的三张布告，很受群众欢迎。但在后半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被视为“右”倾思想的产物，未能贯彻执行。

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oo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oo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o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这位老人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孤儿殷占岭控诉道：1959年，娘把我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个男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还是没有保住她的宝贝儿子的命，我还是饿死了。

孤儿土宝宝控诉道：1959年，我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我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我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我和另一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

一个孤儿控诉道：1959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我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

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后来，我和妹妹也饿死了。

一位老人冤魂控诉道：“我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上，当时就死了。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