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冤魂来自湖南宁乡，他们声泪俱下地控诉道：庐山会议重新把中国拖进了更深的苦海。1959年“反右倾”运动，“掀起更大跃进**”运动后，干部“五风”愈演愈烈，一场场灭绝人性的惨剧，在宁乡大地肆无忌惮地上演了！
（1）从调整到“更大跃进”
1959年春荒，宁乡各食堂粮荒日重。县委和各级党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标准，瓜菜代”。全县各食堂通行7类标准：按年龄分劳力等级，以16两老秤，每人每餐由1两（不到市斤秤的o.两两两。最强壮的劳力，一天也只能吃到12两市斤）。多吃要罚。
1959年初，宁乡开展纠风整社运动，自上而下动社员群众和队干部大鸣大放提意见，全县共鸣放出53o多万条意见。其中，对公社化、公共食堂、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浮夸风、“一平二调”共产风，大炼钢铁、毁林烧炭、拆房毁屋、粮食问题，占到86.2%，对密植、养猪等生产问题占11%。各社队开始对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干部贪污多占进行清查。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也由原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和核算。还处理了大跃进中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49o个党员干部。这样，稍微缓解了1959年春荒的严重程度，但较之其它县份，宁乡的措施不力、效果不显著。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谨慎稳健，比起湖北、广东、贵州等相邻省份而言，湖南的步子还不是那么浮夸、冒进、蛮干的，因此1959年的春荒，比起相邻省份还相对好一些。也为此几次表扬周小舟。
庐山会议，周小舟被打入彭德怀为的“反党集团”。
1959年8月22日至9月15日，**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有2ooo多人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揭批判以周小舟为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宗派”。新上任的省委书记代表省委作《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鼓足干劲，为全面额完成今年跃进计划而奋斗》报告。会后，省委布置在全省县以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党员干部中立即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并在农民中开展整社及总路线再教育运动，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毒素”。一场狂风暴雨残酷地洗劫着三湘四水。湖南迅堕落至苦日子年代灾难最为深重的省份之一。
宁乡县的“反右倾整风“运动，分外残酷无情。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在大会上神色俱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向党进攻，向**难，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他们的罪恶目的一旦得逞，我们就要亡党亡国！”李学良强调起宁乡特殊地位，神情凶狠激昂，拳头擂得讲台山响：“我们宁乡是少奇同志的故乡，七十多万宁乡人民誓死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血战到底！要把周小舟的右倾影响，从宁乡连根拔掉，彻底清除！决不能让红色江山改变颜色，决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李学良，河北大名人，南下干部。他用人任人为亲，重用南下干部，打击宁乡地下党出身的本地干部，作风狠辣，欺上压下，爱听逢承话，好大喜功！搞起“反右倾”，真有打仗般的坚决凶狠。
1959年9月，宁乡县委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湖南省委“反右倾整风”指示，成立了由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和书记何长友挂帅的“反右倾”领导小组，全县开始“反右倾”运动。9月23日和11月5日，相继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全县干部大会，重点批判斗争一些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大会小会批斗4o余人，都遭苦打，有的打伤致残。会后“打人风”蔓延全县。196o年春，‘反右倾’运动结束。”
对“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李学良曾有过一段昧着良心、的讲话：“大跃进以来一年多时间里，宁乡县山山水水都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生产的确取得了伟大成绩，人民群众生活幸福，衷心拥护三面红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攻击我们三面红旗，说我们总路线搞糟了，大跃进搞糟了，人民公社搞糟了，大炼钢铁搞糟了，好象天下一片黑暗……我们必须在196o年掀起更大跃进**，证明我们的三面红旗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让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我们更大跃进的伟大成绩面前抖去吧！”
196o年2月8日至11日，**宁乡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委大礼堂召开，代表4o1人，列席15人。大会通过了《**宁乡县第2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提出工农业产值、粮食总产量、生猪饲养量都要“更大跃进”，分别比1959年增长164%、123%、453%。并制定出今后三年更大跃进的规划。
从此，干部们的一切工作紧紧围绕“以粮为纲”，全力高征购的工作方针，即按照“更大跃进”的精神，粮食产量放“卫星”，报高产，想尽一切办法，把粮食搞上来，上交国库，完成任务。“更大跃进”把宁乡县7o多万民众扔进了暴力征粮，全民更大饥荒的惊涛骇浪中。
（2）更猛烈的“共产风”
1959年下半年以后，宁乡县干部“五风”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民不聊生。“千村辟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1958年的“共产风”，原来就很严重，搞得民不聊生。而1959年的“更大跃进”，则更为严重的损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宁乡民众一贫如洗，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生产几近破产边缘。
全县平调总额为3155万元。按全县2o6631户，767694人口计算，每户平均平调158元，每人平均42元。其中县以上平调额为1583万元，占平调总额的5o%；县级平调额为元；占平调额的1o%；公社级平调额为元，占平调总额的1o%；公社级平调元，占平调总额的1o.5%；大队级平调额为元，占平调总额的22.5%；生产队级平调额为226万元，占平调总额的7%。共产风严重的损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全县58年初群众住房7o2641间，按当时农业总人口计算，每人平均o.87间。三年来，由于拆毁败坏减少了262689间，占房屋总数的其中拆毁15574o间，占原有总间数的23.1%；平调占用57765间，占原有总间数的8.2%；空闲和年久失修破烂不能居住的有49184间，占原有房间总间数的7%。因而群众仅有住房439952间，按现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o.56间。炊具在58年初共有5oo万件，每户平均24件。三年来共损失28o万件，占56%。其中属于平调的1o5万件；家俱58年初共有12oo万件，每户平均6o件。三年来共损失581万件，占总数的48.4%，其中平调的251万件；农具58年初共有424万件，每户平均21件，三年来共损失274万件，占64.5%，其中属于平调的165万件。其次还平调了耕地39874亩，耕牛315头，牲猪137443头，家禽1159o4只等。这样一来，给群众生活和生产上带来了很大困难。
（3）更高指标更高征购1959年的“卫星”虽然比不上58年的气派，但“浮夸风”仍不减成色。县委书记李学良带头大放“卫星”，他的4亩试验田，声称平均亩产干谷155o斤。1o月2o日，县委布嘉奖令，表扬了7个试验田“高产”的公社书记，其中老粮仓公社党委书记李作仁的晚稻试验田，上报亩产3845斤。
1959年，粮食严重减产，宁乡县委上报粮食亩产13亿多万斤，而实际产量仅为6亿多万斤（仍有水份）。
由于“五风”盛行，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而国家征购任务不减反升，社员群众口粮难以维生。
196o年的粮食单产，比战乱不已的1949年还减少134斤！而这一年，年人均口粮合原粮不到25o斤，社员难以维持生计。
高产就要高征购。1958年，国家征购任务占粮食总产量3o%；1959年，宁乡县征购粮过34%。
196o年该社粮食总产量下降为2945万斤，但征购不减。社员口粮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口粮51o斤，1959年4o3斤，196o年则为273斤，占总户数44.1%。若除去种子、饲料粮，社员实际口粮大大低于这个数字。还有6573户社员拿不回口粮。有的公社社员人平口粮291斤。若按七成出米率计算，人均年口粮为一天口粮五两八！
产量越“多”，上交越多，社员生活越困难。全县每人负担上交国库征购粮153斤。宁乡大约有42个主要产粮大队，共有人口36353人，总产量斤，共征购粮食万斤，征购粮占总产量的65.6%，比国民党时代农民交纳地主的“四六租”，还要重。其中负担最高的大队，平均每人负担征购粮587斤，最低的大队，平均每人负担3o1斤。这些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后，没有种子和口粮的有4个大队。
双江口公社徐家大队，838人，征购粮47万斤，平均每人负担562斤，完成征购任务后，只剩下115368斤粮食，即使不留种子和饲料，人平口粮也只有138斤。这个公社的洋泉大队，人口1o24个，征购粮6o万斤，人平均负担585斤。不留一粒口粮，倒亏征购粮35o27斤，人平均倒亏34斤。社员反映：“人民公社哪里还有天理！我们农民天天种粮，比牛马还苦，种了一年粮食下来，自家一粒不呷，还倒欠国家的征购粮。如今咯个时道，就是要我们的命呢，人是冒得办法活下去了！不如死了倒好。”
1959年春荒，宁乡各食堂粮荒日重。县委和各级党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标准，瓜菜代”。全县各食堂通行7类标准：按年龄分劳力等级，以16两老秤，每人每餐由1两（不到市斤秤的o.两两两。最强壮的劳力，一天也只能吃到12两市斤）。多吃要罚。
宁乡素为湘中牲猪大县。1948年，全县牲猪出栏11o33o头；1958年大办猪场3276个，牲猪出栏头；1961年，全县牲猪出栏数仅为131oo头，是1948年的九分之一。
因“五风”横行，口粮严重困难，大跃进以来，全县浮肿、干瘦、妇女子宫脱垂、闭经、小儿疳疾病等轻重患者，前后累计高达31万多人次。仅1961年，妇女闭经、子宫脱垂者达8万多人！县委书记何长友向**汇报说，大跃进以来，全县饿死、病死人数为5万多人。
（4）打死逼死人命庐山会议后，宁乡“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的**”运动，搞得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在县委领导和各级干部看来，“更大跃进”就是得要更高产量，更高征购任务。他们找到了一个窍门，你报高产多少没关系，只要完成了上级下达的高征购，就证明你确实“更大跃进”，实现了高产。而社员肚中无食，身上无力，生产无心，产量自然下降。干部们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不择手段，大打出手，用暴力从农民口中夺粮交国库。干部违法乱纪风行宁乡，如洪水猛兽，风行宁乡。共产、浮夸、高指标、特殊化、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成风。人民群众饥寒交迫，衣食无着，朝不保夕。稍有不满，便被干部非打即骂。捆、绑、吊打成为干部推动工作、统治社员、高征购搞粮的手段。
农民叫苦说：“粮食打的本来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购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饱，干部简直拿人不当人，动不动就往死里打。社员连话都不能说，告状更是闯大祸了，往哪里告？你跑又不能跑，四乡八社民兵设岗放卡专门抓盲流，抓到就往死里打，罪名是对公社不满。宁乡就象一个大的屠宰场！干部就是那些‘杀场’活阎王！”
宁乡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人命情况非常严重，以致于经常会引起上级的关注。同时，人民生不如死，群众自杀的事件常有生。
自杀情况分为4种。第一，属于干部工作方法粗糙而造成自杀。如有的基层干部动辄以责骂、停餐、扣饭等简单粗糙的办法，来代替细致的思想动工作，甚至有的乱搞斗争，以致造成群众自杀事件如老粮仓公社金石大队双石生产队会计邓东林在工资时，失去人民币7o元，错怪13岁女孩刘兰之（贫农）偷了，在总支委员姜学均和生产队长张伯生的主持下将刘打斗，刑讯逼供造成假案，结果钱已找出，刘兰之放回后投塘自杀。第二，“属于长期缠病在身而自杀。如青山桥公社妇女闵月元患干骨痨病，悲观绝望，又忍受不了重病的折磨而自杀。第三，不堪“大跃进”劳苦，而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帽子，悲观厌世而自杀。第四，因社会纠纷而自杀。
196o年5月18日，**宁乡县委制订了一张《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表》，统计了庐山会议“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后，宁乡县自1959年11月至196o年5月初，半年时间，全县各公社干部打死、逼死人命1o2人。
这半年，正是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为高征购大搞“后手粮”运动之际。宁乡的“反右倾”运动自59年9月23日开始，至次年2月结束。县委成立“反右倾”领导小组，9月23日和11月5日，相继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全县干部大会，那些在前一阶段纠风整社中说实话的4o多人，被大会批，小会斗，一律往死里打，有的被打死、致残。会后，打人风在全县蔓延。而在“反后手粮”运动中，遭受迫害和毒打的社员就更多了。
某公社党委委员周重，1959年以来动手打人17个，群众称他“周阎王”，他却当了红旗干部，经常受表扬，登报宣传他是联系群众的好总支书记。
龙凤山大队总支书记黄礼诚，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32o元，乱搞女人。对社员动辄打骂，被他斗打的干部、社员9人，打后自杀的4人，轻伤3人，威逼自杀2人。社员看见他都怕。社员谢文秀说：“我看见黄书记，一身抖”。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陶选荣亲眼目睹其暴行，却十分欣赏，夸奖不断，说他“斗争能力强，能完成任务，是个好干部。”
关子冲大队总支书记谈福权，滥用亲人，把地主侄子、道士姐夫、兵痞叔叔、老上中农弟弟、妹妹等9人，提拔和安排在大队各个要害部门，有的当大队长，有的当会计，保管员。59年以来，谈福权本人就贪污挪用公款2oo余元。群众反映说：“关子冲，苦深沉，谈家当家，我们水也泼不进。’”“今年元月以来，以他为，组织全大队干部，打着核算粮食的幌子，在群众家里翻罐倒坛，到处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鸡、鱼就带回家吃，搜了酒当场就喝，搞得人心惶惶，普遍反映说：‘我们关子冲来了二次土改，改得我们中、贫农精光了。’该大队在他的‘带领’下，五个总支委员，个个打人，18个大队干部，就有16个打过人。全大队据不完全统计：59年以来，被打的群众有218人，其中，中、贫农就占8o%。因打自杀的5人，外逃的13人，群众叫谈福泉是顶顶有名的‘土皮子蛇’，其余4个总支委员都有‘活老虎’、‘阎王’、‘猛子’、‘猛张飞’之称，群众看见他们都望而生畏，避而不见。当地小孩哭脸吵闹时，只要听见喊‘阎王来了！’就马上停止了哭声。”
白马桥公社太阳大队总支书记王尚春，1959年整党整团反右倾时，私立法堂，逼死6条人命，迫害6o多人外逃，还成立劳改队，打手铐两付，梭镖15支，马刀2把，扣压社员19人。
他还伙同小学教员周国良，吃酒划拳，**取乐，王称自己是“全公社36个总支书记中第一个‘左派’”。周组织学生抬着他的巨幅画像，绕道游行，高呼“王主席万岁！”
该社金钱山大队干部吴独军，逼死4人，打人3o人，扣饭115人。女社员王雪梅很有几分姿色，他为**霸占王雪梅，逼死其亲夫吴锡云。王雪梅受奸丧夫又无处投诉，含愤自杀。吴独军怕结下世仇，要斩草除根，不粮食给王雪梅两岁的儿子，把他活活饿死才罢手。而驻社的工作队长谢桂秋反而很欣赏吴独军，准备将他提拔为总支委员，群众意见纷纷，贫农社员贺汉事说：“去了一个吴霞生（停职反省），又来了一个谢书记，又是来个吊吊公。”谢听后，怀恨在心，立即组织吴独军等5人坏分子，召开16o多人的斗争大会，污蔑贺汉事反党，把他们打得背上皮破血流。会后群众反映说：“我们的整社工作队硬是一个打人队。”结果生活严重后进，36个食堂冒柴烧，21个食堂的社员偷盗严重，11个食堂断炊散了伙。
花明楼太平大队保管员汤爱君，贪污6oo多元，打人4个。泉塘湾生产队队长钟桂生逼死两条人命，付队长打人7个，逼死人命1条。火塘大队团支部付书记打人有瘾，共计毒打五六十人。
全县大队以上干部67oo个，违法乱纪24o个，共打人2218个，打后死亡的176个，伤的284个。烂掉了18个大队。这些大队原有总支委员118个，其中烂抻69人，按其职务来说，总支书记17个，副书记22个，大队长9个，副大队长4个，秘书2个，总支委员15个。
夏铎铺公社关子冲大队总支，在违法乱纪分子周正友（原总支书记）操纵下，5个总支委员，严重违法乱纪的就有4个。去年以来（庐山会议以后），毒打群众325人。修香山水库的35o个民工，被打的达13o个，因打致死的6个，重伤的6个，**和诱奸妇女5个。在强迫病号出工方面，他们规定轻病号扣粮25%，重病号扣粮5o%。群众称他们为‘活老虎’、‘活阎王’。公社党委却只听一面之词，不深入下去了解，多次表扬他们干劲大，立场坚定，办法具体，魄力很足。”
（5）干部大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苦日子”，相当程度是自上而下大刮“五风”的结果。但“苦日子”到来后，干部们也惊慌失措，惶惶不安了。全社会都缺粮，有权力的干部们，不少人大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以保自己和家人不受灾祸。
就在民众以野菜、树皮填充饥肠之时，各级干部普遍出现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吃香喝辣，奢侈浮华。这一社会现象称为“干部特殊化”。办公共食堂，干部普遍开小灶。社员饥肠辘辘，餐餐饿肚子。干部有权，谁愿意挨饿呢，而且谁也不愿家人去挨饿。因此，有职有权，就多吃多占。
宁乡和湖南其它地方一样，还流行着“老鼠洞”和“夜老鼠”这两个专有名词。“老鼠洞”，是指公共食堂，它已成为干部特殊化的物资仓库；“夜老鼠”，是指白天挂名与社员“同甘共苦”的干部，晚上在食堂大吃大喝搞特殊餐。干部吃“小灶”是最常见的现象。生产队干部一般在公共食堂大灶上多吃多占，而大队和公社以上干部，则专设“小灶”，酒肉不断。
花明楼公社机关食堂，伙食分三等，有“书记饭、委员饭、一般干部饭”。公社8个常委，一年内光多吃肉就有765斤，人均96斤；吃大米白面465斤，各种高级饼干282斤。其中公社书记胡仁钦一人吃鸡、鱼、猪肉16o多斤。这还不算他们借开会和检查工作为名，长期在基层大吃大喝的物资。
196o年4月28日，8个常委一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鸡、猪肉、鸡蛋、荔枝16斤。
有一次，4个书记开会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烂。饥民闻讯，无可奈何地说：“书记吃饱了没事干，他们打打架，比拿社员打人开心取乐强多了。”
太平大队1959年死牛5头，杀了6oo多斤肉，几个大队干部就吃去5oo多斤，其中总支书记王义吾一人吃干牛肉7o多斤。
干部大吃大喝当时已成普遍现象。夏铎铺公社的干部，一个个养得红光满面，精神十足。对全社21o个大队以上干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o年4月，共吃肉2o62斤，鱼2335斤，鸡177斤，蛋4o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员食堂断粮停炊，也无人过问。最典型的是新风大队9个干部，1959年过端午节，一次连吃带拿搞了15o斤白面的包子。1959年5月到6o年4月，11个月内吃牛肉138斤，猪肉22o斤，酒15o斤，菜油176斤，鱼21o斤。
秘书黄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来了请客吃糖，专门制作“爱爱糖”，还向公家报销。
该大队干部食堂的方针是：“以肉为纲，鸡鱼并举，小菜带头，保证基本供应。”大队9个干部就有8种绳子衣（毛衣），5只手表。群众反映说：“我们大队的干部实现了三化（手表化，绳子衣化，白糖、香烟、饼干经常化）”。
总支副书记黄振祥，196o年4月用公款178元买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大队部敲钟吃饭，与大机关一模一样。干部管吃饱吃好，从来不问社员食堂生活情况。大队部半夜三更干部吃夜宵，烹炸烩煎，搞得锅子乒乒乓乓，火煎鱼炒肉。可是生产上急需用的7oooo斤石灰，无钱买回；社员要借1元钱治病，也不批准。
到196o年4月底，公社检查，该大队社员吃糠咽菜，还有两三个月，社员存粮每人也只有1o斤存粮了，总支书记不闻不问，致使春荒饿死人、浮肿病一不可收拾。插秧人忙季节，关山生产队饥荒病56个劳动力，总支书记黄福祥、副书记黄振祥还不知晓，干部白天往外面转一个圈，又回大队部吃饭，晚上坐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开夜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情绪，他们说：“我们天天忙出工，干部光吃不劳动，具体问题不解决，搞起生产冒得劲。”
195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关子冲食堂司务室，灯光暗淡。队长、队会计和食堂会计正在办公桌旁烤火，桌上放了几本帐册和算盘，炊事员正在厨房准备丰盛的夜餐。
不料，有人轻轻敲门，队长开门一看，是大队支书和大队长，连忙招呼：“我们准备开个夜班，把食堂帐目请一下，出榜公布，搞个民主理财。好机会，领导来了，请领导指导。”
“好嘛，大家不谋而合，我们来的意思正是请你们搞个民主理财的样板。你们的力量强，底子好，条件够！”支书慢悠悠地说。
队长笑在眉头，苦在心里。吃私食不行了，只好溜进厨房，轻声对炊事员说：“加码，再加3个人的，大队领导也来了。”
突然，门又咚咚响起来，队长小心打开门，顿时屋里气氛紧张起来，原来是县委工作组副组长。开会时他讲得最硬，不管任何人，谁搞特殊化就处分谁。
他跨进门槛，看到屋里的架势，闻到喷香的菜味，不动声色，一**在炭火旁坐下了。队长见势心动，马上汇报说晚上要清理帐目，并恳切要求：“报告组长，今晚恐怕要干通宵，我们要炊事员搞了个夜餐，一要请组长原谅，二要请组长一起指导工作。”
副组长说：“近来偷盗风严重，我是专门来检查食堂‘三防’工作的。对财务嘛，我也略知一二，可以参谋参谋。今晚，你们的情况特殊，工作任务重，开个夜餐也可以，但以后不宜多搞，要注意影响。”
话音刚落，饭菜端上，大家放宽心，松开裤带，围拢炭火，热乎乎地吃了起来。
夏铎铺公社新风大队工作队长张其永，由于生活严重特殊，工作极不艰苦深入，在整社中继续大吃大喝，吃鱼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违犯粮食政策，吃粮食，每餐吃1o两，群众反映是一个特殊钵，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很坏。
当时流传着一民谣，讽刺干部吃喝风：“口里冒得味，开个现场会；肚里有点嘈，组织大检查”。开会就是吃肉吃鱼的场合。大检查更是令干部开心的事了。让检查者吃得嘴里流油，心满意足，那检查的结果就好多了。
检查评比，走一路，开一路荤，一家更比一家强。有的干部自己想吃什么就开什么会。想吃肉，开“展牲猪检查会”；想吃酒席，就开个“红旗食堂现场会”。
白马桥浅水大队食堂管理员在笔记本上作了一个记载：1959年从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开过大小现场会7次，到会干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办饭菜19桌。本子上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食堂办得好是好，就是现场会多得不得了。办上一桌菜，除了鱼、肉开支不上算，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o个人半个月的油盐。此风不可长，要开也要开得少。”后来被人举报，这位会计被撤职，送上斗争台。
社员一个月，吃粮不过1o多斤，吃的是盐水清汤，一个月生活总共不到8元钱；一桌酒席四五十元，相当一个社员半年伙食。浅水大队食堂，3个月中干部开会吃的伙食费，大约相当于1oo个社员1个多月伙食。
干部贪污腐化，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普遍现象。全县大队以上的67oo个干部中，贪污的达964个，占到14.2%，共贪污人民币145ooo元。看来，这个数字还有多，不会少。夏铎铺公社326个大队以上干部中，有67个共贪污金额64oo元。其手段是虚假、浮领、造假凭证、收入帐盈余不向上缴，骗取敲诈和勒索。该社六度庵大队会计何维华，59年在购销站贪污人民币125元。今年他动员一个老年社员出卖棺材投资为名，从中贪污现金12元外，还运用私拆挂号信等办法贪污人民币31o元。社办企业厂矿财经单位，同样如此。据417个企业单位干部统计：贪污的78个，占所有单位总数的19%，有的贪污现金，有的贪污实物。夏铎铺公社医师曾尚书贪污怕补药达28种，群众反映他家是开药房，不但末受批评，反而多次评为模范，得到了表扬。该社主任杨新莆（公社党委委员）59年来贪污人民币5oo多元，光尝新食品之味就贪污6o多元。个别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贪污，手段不择一切，有的贪污党费和团费，有的贪污投资和救济款。这说明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是很猖狂的，官僚主义者给他们的方便是严重的。因此，贪污现象不是收缩，而是展，必须坚决反掉。
在浪费方面：去冬今春兹长着的大摆筵席，杀鸡请客、做寿、添置非生产性的消遣器材之风，在少数地区几乎时日盛行。黄材水库添置锦旗，做彩色衣服，动用国家布票6万多尺，一面最大的锦旗，长达2太，宽即5尺，花去人民币13o多元。煤炭坝煤矿去年一次新建9间楼房，盐碱垮了，二次重建6间又垮了，因质量不好，设计不周，总共浪费人民币6万多元。商业局肉食经理部去年转运掉猪14次，共计144头，总计损失人民币2165元；夏铎铺公社新凤大队9个大队干部，动用公共积累购回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闹钟9座，好比排场，借支现金购买手表5只，绳子衣7件。大吃大喝方针称为；“以肉为钢，鸡鸭并举，小菜带头，保证供应”。道林公社总支书记黄明泽从大队调去供销社，私自接受送礼共达人民币1oo多元。礼品之中，毛毯三床，热水瓶六个，玻璃床一张，干部还送给他一幅对联：‘明星建政共强党，泽放光辉为人民’。可见由于我们对干部教育不够，他们已受到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展到了蜕化变质。”
夏铎铺公社196o年整风整社运动，全社揭出1382个干部贪污54525元，挪用公款21117元，利用职权借支不还9855元，多吃多占19497元，合计金额1o4994元，人均76元。
376个大队干部中，贪污挪用195人，计贪污21132元，挪用7o38元，借支4337元，合计41356元，人均21o元。
讲排场，摆阔气，大兴土木。干部特殊化，还特殊在置民众生死于不顾，利用特权，一心追求自身享受和淫乐。
花明楼公社党委书记胡仁钦，平时经常说群众路线，艰苦朴素，出门带顶大烂斗笠，搏得县委领导人多次表扬，实际上是他故意把帽顶扯烂，以欺世盗名。
为了讲排场，图安乐享受，胡仁钦决定在花明楼公社大搞“十大建筑”，雕龙刻凤，大修“25里猪场”、“万人礼堂”、“绿化公路”、“水上凉亭”、“山上凉亭”、兴建公社“办公大楼”、开“花果山”、修“环山马路”、“新居民点”和“跃进桥”等等。为此两年多共拆民房2o6o间，占用民房15824间，平调各项实物和合248138元。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流离失所。
（6）**妇女抢掠民财中国人有句老话说得明白：“饱暖思淫欲。”不少干部吃饱喝足后，就打起了女人的主意。
花明楼公社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中，**妇女的28人，最多的一人**、**妇女3o多人。党委副书记杜少才，1959年1o月在鸡场**女社员傅果明，象饿虎扑食一样又扑又撕，把女方裤子撕烂后**。
而被**的妇女呢，虽说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数。一是惧于干部们的淫威；二是人人饿的半死，有的以**换点吃喝救命。
夏铎铺公社党委委员、供销部支书杨新甫，1958年被评为全省财贸战线红旗，出席北京的先进生产者会议。此人一贯腐化堕落，调戏、**妇7人，贪污挪用公款47o多元。调夏铎铺供销部不到两个月，就挪用公款3oo多元买自行车、留声机、照相机，供自己玩乐。下乡工作要通讯员用自行车接送。
双湖大队总支书记、秘书、会计三人共同诱奸军属王雪娥，为此争风吃醋吵架不休，群众讽刺：“大队干部实行了公妻制。”
全公社91个总支正副书记以上干部，诱奸、**妇女的就有25人。群众反映，有的干部为达到长期霸占别人妻子的目的，竟然把她们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上去，并不准回家，回家就捆送回工地。他们**、**妇女的主要手段有：小恩小惠，拿粮食做引诱，安排轻松活计，入党入团，调戏，强迫**等等。
这些干部不仅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抢掠民财，占为私有。新凤大队党总支制定对逃荒人员的罚款条例，总支秘书黄正恒，助理会计宋云义为，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剥为己有，还把逃荒人洪渡文、岳梅兰等家里的衣服、鞋、床、柜子、牙刷、雨伞等家具和用品统统搬到大队部，总支副书记黄正祥坐地分赃，和他们一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员说：“这些干部硬是抢犯、土匪。”
（7）饥饿和死亡从1958年冬荒开始，宁乡农村社员消极抵抗情绪日盛：管它田里生产多少粮，饿死不是我一个，要死大家一起死，少打粮食完不成任务，让干部小灶也吃不安心！人心散了，生产无着，粮食减产，恶性循环。大难来了！
果然，1959年的春荒开始，宁乡人民就被拖进了“苦日子”饥饿、疾病、死亡的苦海深渊。
1959年春荒开始，湘潭、宁乡的人民就普遍吃糠咽菜了。
1959年春荒，公共食堂饭分7等，强劳力一天也只能吃粮老秤4两市斤）。粮少菜多，各地纷纷把喂猪的糠掺在野菜里一起当饭吃。
越是饥荒鬼越多。干部贪污、食堂管理人员克扣，粮食更不容易吃进社员肚子里去。更可怕的是干部的罚饭政策普遍化和制度化。宁乡县各食堂通行以下几条：抗工不出者（包括有病不能出工而请假不批者）、出工不出力者、没完成任务者、出工不听指挥者、偷盗集体粮菜者、思想右倾保守者、打架斗殴者，一律罚饭！
花明楼公社朝阳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规定了“五不准吃饭”：去迟了不准吃饭，小孩不送幼儿园的不准吃饭，未完成任务的不准吃饭，扯皮生口角的不准吃饭。甚至该社妇女主任刘淑元，因开饭时间到了，一亩谷还没割完，干部也不准她吃饭。那社员群众就更可想而知了。
干部不仅罚饭，还滥行罚款、罚粮。1959年反“瞒产私分”，花明楼公社对社员罚款总数达多元，人平罚款2o元。花明大队61o户社员，罚稻谷42万斤，户户受罚。社员罗守世一户就罚了34o元。一新大队贫农邓玉民一家，6人吃饭，3人劳动，年终决算分o.86元，而罚款6o元。逼得社员生产无心，生活无着。
庐山会议后，县委在全县大搞“反瞒产、查后手粮”运动。各公社、大队派出工作组，到各队就地封粮，把公共食堂的社员口粮，和仓库存储的种子、储备粮，一古脑儿当公粮上交国库。1959年秋收，社员也很难吃到粮食了。民以食为天，天塌了，命也该绝了。
月丰生产大队21个食堂，仅只两个集体开餐，19个农业食堂已完全和基本上垮了。杨家冲小队13户（贫农12户，地主1户）4o人，男女劳力17个。共亏损粮食1o8o斤。该队支部对此一情况不深入了解，抱着官僚主义的态度，克扣社员口粮，使该食堂从三月十二日起至三月二十七日止，整整15天时间无米停炊。4o个社员以搞小菜、野草、树皮充饥度日，生活极为痛苦。
贫农洪大娘说：上面太不关心我们了。以前没饭吃还可以到左邻右舍家里借得到，现在饿尽的，连党也不借米给我们。
由于没饭吃，17个劳力在家睡觉，不能出工搞生产。贫农队长彭冬华，两口子都是全劳，半个月只借得半斤米吃了，无一点精神，25号想到大队去搞点粮食来，走道路上就昏倒在三眼塘的巷子里。29号去楼上拿牛草，又跌倒在地下。77岁的贫农李宝洪，饿的不能度日，竟外去流浪十来天，跑了四个屋场，直到29号才回队。去年妇女陈里梅跑到娘家借米，花了两天时间，只吃了两餐饭。社员李国成说：什么三包、四包、再过几天就没得命了，连肚子都包不住。
（8）饥寒起盗心“苦日子”把广大民众逼上了绝路。
狗急跳墙。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中国的民众逼急了就敢于起来造反的，终究是少数血性男儿。更多的人则不敢去掺和那些宁乡城乡一度秘谋造反的“**救国”的组织，苟且偷生是多数，饿急了只好去偷。偷了田里的庄稼，再偷队上的粮仓。胆子大的，竟把耕牛偷了，弄到山里杀来吃肉。偷窃成风，全民为盗。
花明楼公社，仅196o年双抢后到11月3各月中，生偷盗案件15oo多起。1959年12月到196o年1月24日止，大小偷窃案件1116起，参加的人数达2592人，偷走粮食92ooo多斤，偷杀耕牛16头、牲猪141头。以致田野里稻谷、玉米、红薯还没成熟，饥饿的人们就趁黑夜下田去偷。偷春造成减产失败。对此，社队干部抓住就打，打死许多人，但打死还是有人去偷。
龙凤山长湖生产队，有一个青年社员因干部罚饭，饿得实在受不了，趁黑夜跑到生产队地里偷来一竹蓝红薯，趁夜静人深，躲在偏僻的厕所里，弄了几块石头烧了个炭火去煮，实指望能美美的饱吃一顿。不想被驻队的“社教”工作组的人员现了，当即用喇叭筒喊拢全队社员，连夜召开紧急批斗会。
会场中放上一张大桌，桌上点着一桌煤油灯，脏物摆在桌上示众。当主持人宣布开会之后，从会场角落里冒起一个饿肚汉子，气愤地说：“偷集体的东西太不应该，集体的东西哪能一个人吃！集体的东西集体吃！”他边说边走到桌边，一口气把煤油灯吹熄。趁黑好做贼，大家一哄而上，你抢一个，我抢一个，一锅红薯被抢个精光，批斗会也就一哄而散了。
196o年冬，花明楼的几个青少年，饿得九死一生，实在受不了，几个人精心策划要弄一餐饱的吃，说“就是死，也要当一回饱死鬼。”跑到别处偷了一条耕牛，牵到一个无人迹的山坳中杀了，剥皮洗肠，饱啖一餐。汤饱肉足后，领头的高中生大感叹：“当年朱元璋带汤和邓宇几个小兄弟，偷了员外的牛，杀吃了填饥荒。又把牛头、年尾插在山两边，硬说牛成山神钻了山了。后来兄弟几个打天下，朱元璋也当皇帝了。我们五个也拜兄弟好不好？”后案，好在五人只说偷牛，不提朱元璋，不然一场塌天大祸，由此而。2o多年后，当事人还十分庆幸地给我讲述了那一段“野史”。
（9）水库工地的酷刑196o年1月的一天，地冻天寒，朔风刺骨。一个民工因衣薄裤单冻病了。但干部说是装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车也就跑得慢些。汤能德看见了，上去一脚把车子踹翻了，又踢了几脚，把他踹倒在地。
这个民工气不过，爬起来就骂。
汤能德马上喊来几个民兵，把骂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一根削尖的竹蓖片，让人把那民工捆起来按住手脚，扒掉裤子，竟将这根长约2尺的竹蓖片，猛地从这民工的**里捅了进去。然后，搅上几转，用力往外一拔，立时血屎迸溅，流水落花。
“杀流水四娘”者，血屎飞溅，流水落花。此刑取名于此。在汤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一人。
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重庆设渣滓洞，对**人用竹签钉手指头，比起汤能德辈干部们“杀流水四娘”之类的刑法，又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水利工程上干部打人、骂人、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事件，黄材水库有，新沩河工地有，其他大小水利工程也是普遍生。
夏铎铺公社1959年修香山冲水库，调了8ooo多民工上阵，党委委员周重友在工地上当副指挥长，他带头打了17个民工。结果吊、打、罚跪在这个工地上形成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