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o年1o月，中央领导已经普遍地感到农村形势的严峻。于是，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救灾。例如：中央出全党大办农业、办好食堂、安排生活的一系列指示。

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从各方面挤出劳动力，充实农业第一线。196o年兴修水利原计划抽调7ooo万人，压缩到1ooo万人。中央在1o月27日出指示说：“人是每天都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

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降低城镇人口的口粮指标，动员每人每年高于36o斤原粮的农村也要降低标准，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灾区；推广、采集和制造小球藻等各种粮食的代用品，多种瓜菜。

动员干部和城市职工下乡或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中央专门成立了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截至到12月1o日统计，仅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已经达到1o176人，占中央机关干部总数的7.33%。

进口粮食。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果断向中央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向国外进口粮食，以缓解严重粮食危机。

上述仅是一些应急措施，最根本的是要调节农村政策，尽快刹住以“共产风”为核心的“五风”。

一九六o年三月，主席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共产风”没有被制止，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o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说信阳地区“打人成风”，“非正常死亡严重”，“一时间成了黑暗的恐怖世界”。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坚决纠正以“共产风”为核心的“五风”迫在眉睫。于是，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主席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出，越快越好。”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出。

主席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主席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主席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展生产是有利的”，主席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主席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主席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主席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中央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简称作《十二条》。196o年1o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于11月3日至人民公社生产队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组织。这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1o」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12」放手动群众，整风整社。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为了使“十二条”能迅贯彻，同一天，**中央又出了《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地至迟在12月中旬前把“十二条”传达到农村中去，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具体步骤是：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和省直各系统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展开讨论，弄通思想。然后，以地委、县委为单位，召开生活小队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动员，其中要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再由省、地、县委的负责人带工作组到农村去，帮助社、队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社员进行传达，以造成一个贯彻紧急指示的群众运动。

“十二条”标志着**中央、主席停止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反右倾”运动，开始转向重新纠“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扭转农村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十二条仍有很大的不足。如文件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队”，指的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小队，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意见最大的公共食堂问题，“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坚持公共食堂，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