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要求全党坚决纠正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并决定开展整风整社。196o年11月15日，主席作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批示。12月8日，《**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下，《指示》传达了主席关于“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的指示。全国农村立即开展起整风整社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12月，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

“信阳事件”本是“五风”造成的，可是**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一九六o年十二月，信阳地委写了个报告送河南省委并报、中南局、**中央，嫁祸于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报告说：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言外之意，坏事都是混进**的“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干的。总之，把一切都归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

12月31日，中南局在关于“信阳事件”报告的批示中指出：“河南其它各地、市委对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县、社、队的整风整社，应该学习信阳的经验……凡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方，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然后才能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和省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赴信阳、商丘、南阳等地区指导整风整社工作。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中央向全国转了《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文件，中[61]4号）。文件中引用了主席的一句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中央明确表态肯定这份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从此，信阳经验成了全国整风整社运动的“样板”。全国在整风整社中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于是，全国各级党委都抽调大批人力组成“整风整社工作组（团、队）”，深入农村县、社、队领导整风整社运动，主要内容是民主革命（土改）补课和反“五风”，重点是整顿三类县、社、队。整风整社一般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宣传政策，扎根串连，做好生产生活安排，了解情况，作到心中有数；第二步是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放手动群众，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展斗争，夺取“五权”（党权、政权、军权、财权、饭权），拔掉“钉子”（即敌人），结合清理一部分“五风”；第三步是彻底清除“五风”，贯彻落实《十二条》；第四步是建立规章制度和制订计划，进行组织建设。

整风整社的核心是第二步，即“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所谓“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土改补课”，把基层干部的祖宗三代、社会关系重新清查一次，看一看是否土改时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或者是否被地主富农拉拢腐蚀的“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全国农村补划了大批“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平白增加了许多敌人。

陕西长安县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时划定二千七百余户地富，整风整社运动中又补划了三千二百七十一户。

四川省在196o年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仅在大邑县的11414名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贪污盗窃行为1383人，问题严重的173人被集训，有2o3人受处理。（注：《大邑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大邑安仁公社金光大队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新补划的"地主"就多达十五户，其中九户被"扫地出门"，房屋没收。另外又有八户农民被补成了“漏划富农”。

邓小*平老家所在的广安县协兴区，二十多人因重新划分阶级成份而自杀。死者之一邓绍华是与邓的父亲邓绍昌同辈，算是邓小*平的叔叔。他本是个自耕农，有部分多余土地出租。被定为"戴帽富农份子"，没收房屋，扫地出门后，跳水库寻了死。

四川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

再如，河南省南阳地区所属的唐河、淅川、邓县、方城、新野等5个县委被视为“烂掉”的班子，把一些主要负责人打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批判斗争，甚至逮捕关押。对生产队干部几乎全部实行所谓集训，甚至有的地方强行分掉基层干部的财产。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结果粮食被大量外调。当农民断粮，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醒悟过来，要求上级拨粮救急时，南阳地委无动于衷，反批评毕可旦"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著农民饿死。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淅川等邻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因饥荒死人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领著全家六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妇二人及三名女儿溺毙，仅年方十四岁的儿子毕剑增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

196o年11月，贵州省委将瓮安县列为全省整风整社、反“五风一化”（共产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运动的重点。县委组织8oo人的整风整社工作团，分赴各公社开展运动。有相当一部分生产队以上干部遭受批判斗争和处理，被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56人、蜕化变质分子32人、违法乱纪分子42人、贪污盗窃者47人、死官僚主义者15人、其他186人、犯有一般错误441人，被开除党籍41人、留党察看2人、撤销党内职务5人、开除工作籍41人，特别集训（实为拘留）7o人、送劳动教养1人、逮捕入狱44人。

被打击的基层干部中，有些人是奉上级的命令、指示干的（比如“反瞒产”、“一平二调”共产风、搞“密植”、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等等），他们的行为是“政府行为”（职务行为），不应该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但是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却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了上级的“替罪羊”；有不少干部横行霸道，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多占、奸污妇女、打骂群众、打死逼死人命，这是刑事犯罪，打击他们非常正确，人心大快。这群刑事犯罪分子，大多数是农村中文化低、素质差、好吃懒做的“流氓”、“二溜子”、“泼皮”、“瘪三”，也就是主席称之为“勇敢分子”的人。这群家伙利用“反右倾”之机，把好人整下去，窃取了领导权，利用主席的失误兴风作浪，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农村搞成了“人间地狱”

为了度荒救灾、拯救百姓，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停止大跃进，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缩小公社规模，把公社所有制退回到生产队所有制，恢复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养鸡养猪，允许包产到组，默许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狠刹“五风”，惩治虐民的贪官酷吏，进口粮食，精简城镇人口、大抓粮食、搞瓜菜代……。终于使经济复苏，度过饥荒。白娘子和小青额手相庆，赞佩当今英明。

白娘子说：“妹妹，有中央这样关心农民，咱们可以放心地回峨眉山了。”

本卷完，欲知后事如何，请看《蛇仙游记》第三卷2oo9年5月12日星期二碧薇萍于北京怀旧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