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1956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

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到，大量的双轮双铧犁积压在仓库里生锈，因为南方水田根本不能使用双轮双铧犁。因为推广双轮双铧犁是**的主张，明知无法使用，也没有人敢提出停止生产。周恩来回京后，了解到陈云调查的情况，就在5月1o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o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oo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了相当严峻的局势。更为严重的是，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分歧日见严重。一向注重维护主席威信的周恩来，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驳回了主席的主张。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主席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主席提出一个主张：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o个亿。主席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

主席不悦，说道：“别小声嘀咕，都大声表个态嘛！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面现难色，说：“主席，追加基建预算就会增加原材料的生产，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也要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周恩来温文尔雅，慢声细语地论述着不能增加的道理。主席冷着脸听着。

周恩来讲完后，不少人在下面又小声议论起来，都认为讲的有道理。主席又问：“还有谁来讲讲？”没有人吭声。主席已经看出来，没有人会支持他的意见，他陷入了孤立。他怒气冲冲地把手一摆，大声宣布：“散会！”说罢起身离去。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去见主席。主席的怒气未消，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周恩来解释着自己的意见，说道：“主席，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基建预算的意见。”他想让主席理解他的苦衷。

不久，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主席与总理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主席是使用他的“矛盾规律”分析经济问题的，按照他的矛盾规律的理论，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因此，他反对经济搞平衡，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总理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分析经济问题的，经济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计委领导人薄一波和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央召开会议，**主持，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会后，**要求中宣部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宣传中央这次会议的精神。这就是6月2o日《人民日报》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

6月1o日，在**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展和其它事业的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高声说道：“去年12月以后冒进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报》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社论指出并批评了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文章虽然很重要，也许是题目不鲜明，并没有引起主席的注意。

主席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论，这篇社论用了鲜明的标题：《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文章在表前，经**、周恩来等审阅修改，**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

已经回到北京的主席接到此稿后，仔细地看了起来。他越看越生气。“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干部中，而且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文稿中的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他。“哼！这‘上面’指的是谁？这篇文章不正是指着鼻子数落我吗！”他怒气冲冲地拿起笔来批了三个字：“不看了。”然后，又去了江南.先到长沙，再去武汉。

反冒进的工作，在6月的人大之后仍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