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o年初，主席在杭州读书的时候，**也在海南岛读书。读了近一个月后，**在掌握理论，进行初步思考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调查研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9个省市，深入到基层调查实际情况。

196o年3月下旬至5月底，**为掌握第一手的实际情况，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上海、山东等省市视察工作。

196o年3月下旬，**视察天津。3月28日，**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

在谈话中，**就“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向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了要求：要以农业为基础，各方面都要支援农业。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饭吃，还剩下多少人去搞工业、运输、教育、文艺、科学等等。说社会分工，先是农业和其他各方面的分工。

他说：“你搞平调，人家不愿让你平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够。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去，光要不断革命，忘记革命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使生产积极性更高，能为生产力的展开辟道路。”

“要把物资调拨部门和财贸部门结合起来，组织各方面的协作。物资调拨部，实际上也是商业部。”

**沿京广线抵达了河南省，这是实现人民公社化最早的省份，也是问题比较严重的省份，尤其是在工业方面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盲目追求高指标，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省的农业展，而且危及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

4月2o日，**同**河南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他说：“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展。”

**告诫当地负责人说：“如果领导上不搞清这些道理，反来反去，就会走到另一个方面去。”

的确如此，从反冒进开始，到反“反冒进”，再到“大跃进”，不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矫枉过正”吗？

这次视察，**并没有沿京广线继续南下，而是从郑州拐弯向西，然后从西安南下四川。

196o年4月3o日，**抵达四川。当时，四川是基本建设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上马的基建项目比较多，相应地影响了其他部门的展。针对这一情况，**说：“由于形势造成的困难，工业区要做缓建的准备，暂时‘下马’，但必须保护好一切设备，一旦形势好转就要再‘上马’。”

就是说，“上马”不是不可以，是应该的，但要看条件，要看实际，本来国民经济就处于困难，再“上马”基建项目，势必加重困难形势，直至影响基建项目不可能顺利“上马”，甚至还会拉它“下马”。

在四川，**逗留了半个月，转而乘船沿长江，顺水而下，考察了未来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大坝坝址——三斗坪。

5月17日，**到武汉；5月21日，**经湖南、江西到杭州；5月23日，**到上海。第二天，**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

5月26日，**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海现场会议上讲话。他忠告说：“要经常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包括工资制度的调整，保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展，保持群众的热情和干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把群众的热情使得干干净净，总要保留一些，用完了就会走向反面。”

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又马上飞了回去。刚刚结束国际访问的周恩来，也急匆匆飞往上海。

**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紧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已经非常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

形势的确不容再继续乐观下去。高指标和“共产风”的热度居高不下，终于使国民经济在196o年上半年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滑坡。

196o年上半年，工业展的势头不仅没有按照年初预计的实现“继续大跃进”，反而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度越来越快，渐显控制不住的态势，到第二季度，钢从日产量连续下降，2o种主要工业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占9o％，其中低于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种，高达55％；农业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根据虚报数字增加了粮食征购任务，许多地方把农民的口粮都作为征购粮上交了国库，各地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浮肿病日益蔓延，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越来越厉害。

新中国成立后，从未遇到过的大饥荒出现了，而且很难估量这次饥荒究竟持续多久。事实摆在人们面前，短时期内不可能迅扭转这一形势。

**在上海，先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者有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列举了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在座谈会开始就明确地指出：“当前困难的形势非常严峻。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勇敢地提出了庐山会议没有纠正“左”的错误，对此感到有些缺憾：“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一方面我们要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实事求是，切实可靠、充分可靠，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

**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同时也向各路诸侯提出了警告：“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

这些问题如果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思。”

第二天，**仍然主持座谈会，在当时“大跃进”的急先锋柯庆施言后，他明确说：“现在群众能否撤换他们不满意的干部？我们有些代表选举流于形式。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鉴于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加以约束。”

**在会议上提出：“大搞基本建设，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但要注意客观规律。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大灾荒还大搞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

在这次座谈会的最后，**虽然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困难的严重性，但还要打气：“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毫不客气地、实事求是地将困难形势摆在了各路诸侯面前，原来头脑热的干部们，逐渐冷静下来，思想上开始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