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到196o年，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吃了为假象所迷惑的苦头。主席深有感触地说：“河南一九五九年就说有四百五十亿斤粮食，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二百一十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主席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主席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1月1４日－1８日，中国**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展度。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全会还批准上年９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主席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主席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主席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主席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调查工作》（193o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主席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主席又及”
根据主席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主席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主席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主席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主席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按照主席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指《调查工作》和另一篇在这之前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的思想路线。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广州停留了几天的时间，在这里等待听取陶铸和陈伯达在番禺大石公社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的情况汇报。随后，他离开广州，先到了湖南，再次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期间，他去了趟武汉接见外国客人，然后又回到长沙，继续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关于农村干部群众对“六十条”反映的汇报。
1961年4月2日至5月16日，**专程来到湖南宁乡、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周恩来于1961年4月底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
1９61年主席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希望1９61年能成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年”。会后不久，朱老总就赶往上海、广东、福建、四川、河南等９个省市进行了历时４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地，他总要听汇报，找人谈话、开会和到基层参观，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每次调查研究后，他都要写成详细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和**汇报，以利于党中央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陈云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调查。调查后，向党中央送了三个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农民私管；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4月至5月，邓小*平、彭真同志利用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间隙，到北京顺义、怀柔县搞调查研究，随后写信给，就《十六条》中有关供给制、粮食征购、公共食堂等问题提出意见。
直接领导的三个调查组返回原地调查。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的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杨尚昆同志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同志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同志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同志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同志领导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同志领导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同志领导的四川简阳调查组，廖鲁言同志领导的山西长治调查组，谢富治领导的河北邯郸调查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