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主观粮食工作的副总理**不顾自己遭到“右倾”的批评，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和**中央汇报，提出解决意见。

早在196o年1月13日，他就给和**中央写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粮。4月16日，他又给写报告说，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他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生的重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这一报告引起了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约**到住处谈工作。**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正靠在床上看书。笑着对**说：“杞国人来了，请坐。”言下之意是**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看到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

听到**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便留**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从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196o年1月到1961年7月，**就粮食问题，先后给**中央和写了6个报告，在1o次各种会议上表讲话，其中有两篇报告和两次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他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指出了粮食购销和调运的紧急状况，提出应急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且呕心沥血地组织实施，使全国人民能够吃上饭。

从196o年初开始，粮食缺口大已经显现，粮食调运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为保证完成粮食紧急调运任务，**提议，经**中央于2月21日批准，成立了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并决定由**负责，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

196o年6月，京、津、沪三大城市和辽宁省的1o个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未解决。7月5日，**和谭震林向、**中央提交报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7月13日，**又向周恩来报送了最近粮食调运情况不好的紧急报告。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o亿斤，但到1o日止，只调运出2.19亿斤。“……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十分焦急，为引起各省负责人的严重关切，立即批示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把报告印给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由于各地粮食供应不断告急，时销时断，有些粮店已没有存粮。情况万分火急，**不得不于7月25日给邓小*平、和中央写报告。报告中说：“今年五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他经常接到各地省委负责人打来的告急电话。当产粮省调不出粮食，而缺粮地区又向**告急时，**不得不让粮食部同铁道部协商，把原定调往某地区的粮食在运输途中转向，限时调往粮食脱销地区。**还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在调运粮食方面采取了“早济晚”和“晚济早”的办法，即把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等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把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运往关内缺粮地区，以便度过春荒。

杨少桥回忆说：“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协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o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

**不仅坐镇北京指挥，解决全国粮食调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到各省市甚至专区、县里了解粮食的实际产量，同省市负责人协商粮食调运工作。

196o年9月5日，为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讨论城乡粮食消费标准和粮食购销情况。农村口粮标准，怎么制定，这是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大问题。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自然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习惯等也不相同。同时，由于口粮标准是按原粮计算的，南方是稻谷产区，华北是杂粮产区，东北是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产区，原粮加工所得的成品粮（大米、面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农村口粮标准不能一刀切，**经过反复研究，提出设想：第一种类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13个省区，按照36o斤到38o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过4oo斤：第二种类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西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11个省区，按照28o斤到3oo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过32o斤：第三种类型：吉林、黑龙江、内蒙东部三省区，按照4oo斤左右原粮安排；辽宁省按照32o斤安排。

城市居民粮食销量，要从上年度的59o亿斤减少到55o亿斤，减少4o亿斤，但对降低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提出：城市居民口粮每人每月降低一斤半到二斤；但是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工人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口粮标准不能降低；城市郊区的口粮标准向一般农村看齐，近郊区的菜农可以适当照顾，但要与远郊区接近。

**提出的压缩城乡居民口粮标准，是当时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能保障城乡广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同年1o月8日，**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低标准’，‘瓜菜代’，要下决心至少搞三年再说。”

8，4，8下午2：5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