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两道浓眉紧蹙，面对全国大饥荒忧心如焚。作为全国的“大管家”，几亿张嘴吃饭问题这副沉重的担子，就压在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为了救急，只能使用国家手中的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这样，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

196o年5月28日，**中央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央除多次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196o年粮食产量是28oo亿斤，比1957年的39oo亿斤减少了三成。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oo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o亿到4oo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o年国家库存只有18o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ooo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央的同意并做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副总理），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oo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周恩来在调粮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到江西视察，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请他吃饭，当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时，周恩来笑着说：“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个条件！”刘俊秀问：“有什么条件？”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3亿斤好不好？”刘俊秀说：“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刘俊秀痛快地答应了。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总理兴奋地拿起酒杯与我们连干了三杯。后来经过省委研究，同意周总理的意见，决定增加3亿斤外调粮，作为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各地群众爱国热情很高，交售粮食很积极。当全省完成斤外调粮时，中央来了电报说，现在到了7月，新粮已上市了，另外4ooo万斤不再调了。”

196o年秋，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有些放过“卫星”的人又不肯承认粮食少了，一时众说纷纭。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oo多亿斤（年终实际数287o亿斤），缺粮的问题十分严重。粮食部党组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如实报告周总理。他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

总理还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渡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周总理还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央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了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的粮食实行过秤入仓的办法。通过对196o年产量的逐步核实，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了。1961年以后的估产就比较接近实际，并留有余地，这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和调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总理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

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粮食部几名干部一起研究了分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现有5ooo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ooo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漏记了。当即，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1958年大炼钢铁，上了5oo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总理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1962年初，四川粮食告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总理把**、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账。经过计算，总理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2.5亿斤，使他们顺利地渡过春荒。

1961年，全国在调粮过程中，因运力不足，遇到了许多困难。此事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即与外贸部门打招呼，迅进口了12oo多辆汽车交给粮食部使用。从此，粮食部门成立了汽车总队，大大增加了中央机动运粮力量，在粮食供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总理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196o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总理就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总理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总理的笔迹计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总理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o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o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总理的手迹。这些报表，现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由有关部门妥为保存，它生动地记载了总理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8，4，8下午2：5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