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周恩来调查“信阳事件”

1959年1o月底，周总理接见了一个衣服褴褛、面黄肌瘦的人，这个人就是原河南兰考县县长张钦礼。他是冒死偷偷地跑来北京向中央反应河南和信阳地区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的。

一九五八年秋，河南省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大会上言了，他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秆能榨出油。他说他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回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从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都没有批倒他。张钦礼并不具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他只不过用事实反驳就足够了。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住在地头看庄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饭。五九年冬、六零年春，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这是政府不允许的，说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抓回来要挨批挨斗受惩罚。有人宁可在家饿死也不敢外出讨饭。张钦礼到群众家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讨来的馊霉的“百家饭”。那时群众含泪对张钦礼说，等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要煮只老母鸡给他补补身子。

不久，村口路边经常出现饿死的尸体，从外地讨饭回来的群众向他反映，说信阳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后来揭露出信阳饿死百万人，震动全党。

张钦礼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为民请命书。他是用农民惯用的顺口溜写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现在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里，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

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这些菜团是用树皮、树叶、花生壳和一点点杂粮做成的。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告诉张钦礼，吴芝圃己经停职反省，不久中央将派刘建勋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刘建勋。

张钦礼在省委大门口遇到己经停职的吴芝圃，吴问张：“你爹现在可好？”

张说：“我爹不好，饿得浮肿”。吴芝圃一时语塞，稍后又问：“你有什么事？”

张说：“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现在来见刘建勋。”

刘建勋为张钦礼准备了简单的饭菜，又斟满了两杯酒，举杯说：“我代表省委正式给你平反。”张也举杯，两人一饮而尽。张放下酒杯说，“这饭菜我不能吃，兰考的群众正在挨饿要饭……”，说时哭了。

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1９6o年４、５月间，**中央监察委员会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关于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逼死人的消息，立即向河南省监察委员会询问。河南省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刘名榜就是信阳人，家里也有人被饿死，可是他不敢讲真情。因为河南省自反潘、杨、王运动以来，五风极为严重。“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干部都害怕讲实话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刘名榜当时是省级干部都不敢讲实话，河南省当时“左”的形势可见一斑。

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河南省监察委员会那里得不到信息，就直接派人到了情况最严重的信阳地区光山县。光山县委严密地封锁消息，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下去调查，同时对下面的农民威胁恐吓，不让他们向上级反映问题。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７o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

周恩来听了的报告，又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向主席报告了信阳事件的情况，主席十分震惊。根据主席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

由周恩来亲自点将所组成的工作组是高规格的。组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率领从三个单位抽出来的几十人前往信阳地区。中央工作组在信阳调查了一个多月，情况比较严重的县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后，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并附有零星报告和随时报告。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单位抽掉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但是，由于河南封锁消息，错过最佳救援时机，终于酿成了饿死1oo多万人的惨剧。“信阳事件”最后官方的统计数是“非正常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据前信阳地委统战部副部长鲁嘉宾说，原信阳地委统计干事何佩芳生前向他提供：因为一个领导说六十岁以上饿死者都算正常死亡，要扣除数字，所以后来只上报了1o5万人。

信息封锁，这是“信阳事件”的要害问题之一。**者和酷吏既不想自己说真话听真话，也禁止百姓说真话听真话。如果当年不封锁消息的话，中央就会及早救灾，绝不会饿死1oo多万人。吴书记、路宪文之流，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威信”，竟置百万人民的性命于不顾，让古今中外的奸臣酷吏们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