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底，在主席建议下，**中央和各中央局、省市相继成立了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主席为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主席亲自点将，任命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后又兼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工作。

邓子恢，1896年生，福建省龙岩泉井村人。1913年入龙岩中学学习。五四运动中受到革命洗礼，创办进步刊物《岩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7年以优异成绩获取公费留学资格，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即在家乡从事土地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历任**龙岩县委宣传部长、**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暴动副总指挥、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党代表，领导了闽西农民起义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闽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2年成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是主席主席的得力助手。1935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历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领导华东、中原、中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及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改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他对动农民、指导农村工作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被誉为“农民运动专家”。

农村工作部成员选调的都是熟悉农村、有较高理论政策水平的精兵强将。主席的原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农业部长廖鲁言、陈正人、王观澜等为副部长，党内知名的“秀才”杜润生为秘书长。

1953年1月17日，邓子恢和杜润生来到中南海向主席报到，受领任务。晚上7时，主席在住所丰泽园接见了他们。

主席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完成，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就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这次调你来做农村‘统帅’，当第二篇文章的主笔。”

邓子恢急忙说：“主席是统帅，我一定当好主席的助手。主席写文章，我保证把墨磨好。”

主席笑了，接着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总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当前的具体任务有两项。”

邓子恢和杜润生在笔记本上快地记着。

主席说：“第一个任务，是尽快恢复和展农业生产。”他忽然话锋一转，问道：“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如何？”

邓子恢回答说：“总的情况还好。土改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战争刚刚结束，农村还很贫苦，农民需要休养生息、展生产。”

杜润生插话说：“当前农村的‘五多’，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很严重，农村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农民反映非常强烈。”主席专注地听着。

邓子恢向主席建议：“农村的一切工作，应该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应该多从小生产的私有性、分散性的特点来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

主席很赞赏这个意见，当即说：“你们农村工作部就从这个问题抓起，以安定民心，全力恢复和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即将全面展开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接着，主席布置第二项任务：“现在，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就是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决议。你们要把这个决议很好地贯彻下去。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不要挫伤它。

邓子恢和杜润生快地写着。

主席又交待第三项任务：“‘一五’计划时期，即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老区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8o%，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48%；新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占6o%，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12%。”

邓子恢心中暗想：“这么急怎么行！”他来京前，中南局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了当前农村形势与任务。常委们一致认为：农民刚刚从土改中得到一点实惠，就马上让他们合作化，把他们分得的土地归大堆，农民难以接受。但是，他没有说出这些情况，只是说：“中南地区的互助合作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国的老区比如东北等地互助合作搞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需要有一个调查研究和学习的时间。”

主席说：“要边干边学，干中学嘛！”

临别前，主席又一次问起：“农村的情况到底如何？”

杜润生回答：“土改后，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具有私有性、分散性等特点。必须积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但是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合作化不搞不行，太急了也不行。”

邓子恢试探地说：“河南提出了允许‘四个自由’的口号——”

主席警觉地问：“唔？哪四个？”

邓子恢说：“就是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和贸易自由。河南了告示，让农民放开手脚展一个时期的个体经济，看来农民很拥护，对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的作用还较好。”

主席冷着脸，没有表态。

杜润生赶快转换了话题，说：“对于新区，应该是生产压倒一切。但现在的‘五多’实在是让农民头疼，影响农业生产。”

主席说：“那好呀！你们农村工作部组建后，先从解决‘五多’问题入手。”

最后，邓子恢向主席建议：“当前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因该从小农经济的实际出，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个建议得到了主席的肯。

报到回来，邓子恢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敢懈怠，很快的在北京万寿路组建起农村工作部。为了工作方便，他由中南海搬到万寿路机关大院居住。他先向部下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建立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制定工作计划……，农村工作部的工作很快的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1953年2月15日，**中央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于3月26日在《人民日报》表。决议进一步明确规定：目前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是根据生产展的需要和可能，稳步前进。决议特别指出：不顾农民自愿和当前经济条件，过早地企图否定和限制农民的私有财产，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企图兴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这种“左”的倾向，必然表现为越实际可能的冒险主义。

《决议》表前，主席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是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二是强调在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三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

这个《决议》，比较符合农村实际，深受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