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批评两种错误倾向邓子恢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合作社吃大锅饭必须反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是**，今天办不到。硬要搞，一定搞坏。斯大林也批判过苏联的农业公社，苏联还行不通，我们更行不通。苏联现在还是共同生产，分开消费。我们的合作社必须是按土地、牲口、农具、劳力来分配，分到的粮食由各人自由支配。共同消费一定要纠正。

二是有的地方提出：“时时互助，事事合作”的口号，这是不妥当的，行不通的。农村中有三种活，一种是一定要互助的，靠集体劳动才搞得好，一种是可互助可不互助的，还有一种是单干较互助好的，如喂鸡、喂猪、种点蔬菜及其他家庭副业劳动。哪些集体搞，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农民的自愿而定，农民的劳动时间不要通通集体支配了，如果他自己连冬闲和农事闲隙时间也没有一点活动的自由，那是不行的。假使农民生活上极不方便，生产上也有妨碍，一定要遭到群众反对。

6）目前农村中某种紧张情况及安定团结的方针：邓子恢说：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党在农村中已得的阵地。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24％，缩小生产的占13％，而维持现状的占63％。24％是雇贫农，土改后仍未上升为中农。13％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而问题的关键是那63％，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展。中农不安定，有顾虑，对我们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如何才能安定下来呢？我认为要解决五个问题：第一，要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中央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两种都要照顾。为此，在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还必须：（1）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相对地固定负担。（3）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

邓子恢提出，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他说：“所谓“确保私有制”是不对的，因为对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要积极加以改造的，农民现在的这种私人所有制必须逐步由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来代替，怎样“确保”呢？不能确保。这是总方向，不能怀疑动摇。但不是明天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而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些时间才能完成。对农民的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又随便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机关修房子，占了农民的地，就一定要给农民适当的代价，要把他们安置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不能马马虎虎，造成农民的恐慌。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好，就闹了许多乱子，如河南修飞机场，修水库，没有向农民很好宣传，也没有给以安置，就插牌子，以致引起骚乱。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邓子恢讲了对富农的政策：现在是既要限制富农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展一点不要害怕。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富农某种程度的展。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要讲究艺术的。

邓子恢讲了所谓“四大自由”问题。他说：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但关于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四个问题则应有正确的处理：（1）雇佣问题。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借贷问题。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国家没有这些钱去帮助农民完全解决困难，他就要借贷。规定几分利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事业之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展呢？不！我们要搞信贷合作，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3）租佃问题。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仅允许鳏寡孤独烈军工属及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有考虑。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让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贫困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

4）贸易问题。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领导和节制下。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泛滥展。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一方面其中有些偏向，有些过去考虑不周的地方，有些空子，所以贸易公司合作社生困难了。今天就要想法解决。但这决不能恢复过去的情况，不准私商下乡，我们一切包下来。如木材过去是完全控制的，只准卖给木材公司，农民自己的木材砍下来做棺材做房子都不行了，要经过批准，这怎么能行得通，但现在全国木材是否可让木商完全自由通行，那也不行，还要经过一定的市场管理，所以贸易自由是有控制的。

这样做就是对富农展有所限制，总的是要限制，特别是互助合作，社会主义的比重加大，也就是限制富农展。主席对这些问题说得很明确。我们通常的毛病就是：左右摇摆或者是总的方向生动谣，如对农民的私有制度不加改造，让富农无边的展，或者是限得太死。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有利于按总方向前进。

第二，必须切实把互助合作办好。我们说把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稳定下来，绝不是说要把互助合作运动停止，而是如何把互助合作运动办好，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在农民群众中真正起教育示范作用。中农是左右摇摆的，我们办的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所以决不要因为目前农村中的某种紧张情况而停滞不前。但不要急躁冒进，要说通积极分子，有些合作社确实太大的，领导不了的，应该分开来；某些合作社不够条件的要改组；有些合作社是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合作，只是挂个牌子的干脆不要，基本上办的好但有些毛病的，要帮助它巩固下来；有些办的好的就帮助它前进，这个工作搞得好，就可以在农村中树立榜样。

第三，农村中新的建设工作要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我们有许多事情本来是好事，但办的太急了，要明天做的，今天来做就急了，不分轻重缓急，百废俱兴，结果使好事变成坏事，成为农民的负担，这就不是量力而行。农村要不要做建设工作呢？要的。水利是要兴修的，但盲目的打井，不该挖塘的地方要挖塘，就不好了。有些事情本来人民是欢迎的，如果要他们负担太多，任务太大，负担不起，就不好了。我们应该从当时当地人民的需要与可能出，量力而行。

第四，还要设法增加农民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关内各大区反映，牲畜及大农具尚未达到战前水平，只达到8o％，小农具增加了，大农具并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第一步要求得恢复，第二步再求得上升，光靠劳动力，不从生产工具方面没法改善，生产水平的提高就是不稳固的。

生产资料主要是牲畜，南方的牛，北方的马。要想各种办法去繁殖牲口，改良畜种。其次是大农具，犁、耙、水车，还有肥料。必须奖励农民增加生产资料，添购耕牛，添置农具，增加肥料。目前新式农具不多，化学肥料、豆饼也不多，主要还是旧式农具，粪肥、草肥、当地的花生饼、菜子饼、茶子饼。各大区、各省、各县要想办法奖励农民增加和改善生产资料，并应在税收方而，贷款方面对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的手工业多加照顾。因为解决目前农村所大量需要的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还要靠手工业，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因此对手工业的扶植，帮助手工业展，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各省、各专区、各县办的小工业都应为本地农民服务，面向本地推销。

第五，展贸易合作，加城乡物资的流转，对农村生产是很重要的。有些土产，如桐油，固然是出口货，但可以开辟国内市场。在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大区与大区之间，可以组织交流。这很重要。不把农民的土产推销出去，他的副业收入就少了，购买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难改善，也就会影响其再生产能力，影响农业生产。各地党委应注意对各地贸易公司以及合作社的领导。贸易公司、合作社逐步推广与农民的合同关系，这是我们要把千百万个体经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吸引到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的重要方法之一。过去所执行的预购政策，实际上就具有合同性质。但农业生产还是靠天吃饭的，合同订的多，老天爷不帮忙，收不到，合同就不能执行，所以这种合同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方面经验很少，不可太急，要慢慢摸索，求得逐渐吸引农民到国家的计划经济轨道中来。

做好这五项工作，就可使各地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