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关于纠正急躁冒进的主张，主席在起初是赞同的，并认为这些主张是“农村工作指南”。但是，主席不久就突然改变了主意，由赞同到不满到批判。促使主席改变主意的直接原因就是粮食问题。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核定各户的土地亩数和产量，从而定出应该卖多少余粮，动员以至强迫各户交售。同几亿农民直接打交道，非常繁难。如果把农民组织进农业社，“把许多小辫子梳成一条大辫子”，国家收购粮食只和农业社打交道就简便多了。再有，主席一直认为，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力展就越快。只有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才能大幅度增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这些就是促成主席想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直接原因。
主席改变了主意，而邓子恢却依然“顽固不化”。主席决定用批判邓子恢开路，加快对农民改造的步伐。
1953年1o月26日至11月5日，全国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会议由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主持。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主席于1o月15日找陈伯达和廖鲁言进行了谈话，给会议的主题定了调。
主席说：“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展。
……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都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况怎样。
……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以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的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他主张重点搞合作社（初级社），要多搞，越多越好。要给下面摊派指标，并督促检查。可以打破常规，直接搞社，这样就搞得快。
主席说：“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他明确提出了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问题。搞互助合作，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言外之意，个体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后，这成了强迫农民入社、打击不同意见的一根棍子。
主席说：“‘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可以是三、四百户。……”
“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指允许农民租佃、雇工、借贷、经商），是《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所规定的，这对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主席却把它们看成是产生富农、造成农村两极分化的祸根。他主张办大社，社的规模越大越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济鳏寡孤独，把贫富拉平。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强调是“保护”而不是“确保”，这是否是他一贯的强词夺理的作风呢？
主席说：“老区应当多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
他主张展合作社要快。
主席说：“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
办社好坏的标准是增产，这一点很正确。遗憾的是，后来就没人重视了。
主席说：“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主席为什么要重点搞合作社，而且要又多又快，办大的？原来是要解决供求矛盾。他认为：只有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才能展生产力，最终解决供求矛盾。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不受生产力的制约，可以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就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一样，这么一变，奇迹就会生：生产力飞展，财富滚滚而来。这个理论误区，就是导致他大搞“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深层原因之一。
在闭会的前一天，11月4日，主席再次找陈伯达、廖鲁言谈话，重点批评邓子恢。
主席说：“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就错了。……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
批评邓子恢纠正“急躁冒进”纠错了，是“稳步而不前进”，有脚不走路。
主席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他批评邓子恢“保护农民私有财产”、“照顾小农经济现状”、“一切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等观点，是资产阶级观点，是不靠社会主义。
主席说：“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主席提出：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统率农村一切工作的纲。请读者注意：这时主席就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在1964年。
主席说：“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主席规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展道路。
主席说：“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
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主席批评邓子恢纠正急躁冒进，说他是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是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
主席再次强调：“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
主席提出：“在城市郊区搞互助组，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到明年秋收前，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展一下，可能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展。”
解决供求矛盾迫在眉睫，主席下了死命令，必须多办快办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