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现象，从不同方面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的一个卫士探家带回一封群众来信。信里反映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村子，用“跟**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逼迫农民入社。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也写信向主席反映，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

面对农村紧张情况，主席决定放慢农业社的展步伐。

3月初，主席找邓子恢谈话，嘱咐邓子恢说：“现在农村很紧张，农民负担很重，我们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呀。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喽，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自愿的。我看五七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展合作社今春就停下来，停止一年半，到明年秋收再看。从前说，1957年要5o%的合作化，1958、1959两年就差不多了，196o年全国就合作化了，现在看不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完成三分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再完成三分之一，第三个五年计划再完成三分之一。今天只能办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而不是办高级社。”

3月中旬，主席又找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主席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农民们杀牛砍树，就是生产力暴动喽！现在有些地方的合作社要停下来整顿，如东北、华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这个‘停、缩、’就是我们当前的方针。”

1月1o日中央通知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展过快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控制，最突出的是浙江省。1954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1955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仅一年，就翻了47番！

根据中央精神和主席的指示，邓子恢率领农村工作部雷厉风行的行动起来，对农业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3月21日，邓子恢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他说：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社，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团结中农的工作进行的好坏，将决定合作化的成败。他建议全党要重视贯彻好团结中农、自愿互利的政策。对入社的土地，报酬要合理，使那些土地较多较好而劳力少的中农户入社后，能够适当增加收入，至少不低于他入社以前的实际收入。耕畜、车、船等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在初建社时一般以采用私有公用的办法为好，给以合理报酬。经过若干时期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归社有，但必须按正常市价给以补偿。如果采取无偿归公，或是作价太低、长期不还的变相无偿归公的办法，誓必引起中农出卖和宰杀耕畜、破坏农具的严重情况，这给农村生产力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在短期弥补的。对于不愿入社的农民必须等待，决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强迫他们入社。说服农民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把现有的合作社办好，使之确实能起到示范作用。因此，合作社的展，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展。他强调：当前的任务，是把已经建立的初级社踏踏实实的办好，展过猛的地方今年要停止建社。

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鉴于浙江省的大冒进位居榜，邓子恢把该省作为整顿农业社的重点。3月24日，邓子恢会同**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分管农业），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省的合作化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写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上报中央，同时请陈伯达转呈主席，经主席同意后，于3月25日用电报往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

这份电报出后，邓子恢随即出访东欧，此事即由谭震林主持。谭决定派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和中央书记处二办的处长袁成隆一起去浙江解释电报精神。江华也从北京给浙江省委打回电话，说浙江合作化冒进，全国第一，督促省委采纳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浙江省委一致同意中央的决策，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布置贯彻落实。

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和县委书记会议上，杜润生着重讲了“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指出：浙江去冬今春展合作社，战略上是勇敢的，但在战术上缺乏准备。有一批合作社，中农不向社里投资，闹着要退社；贫农缺口粮，要向合作社预支款项，情绪也不稳定。这一批合作社是上马难下了。但是，不下马就要耽误春耕生产，影响工农联盟。收缩占不住脚的阵地，是为了巩固现有的阵地和展新的阵地。

会后，浙江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社。

4月11日，杜润生和袁成隆于向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二办写了报告。报告汇报了浙江省农村的紧张状况和整社的进展情况。报告提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否则，就要耽误春耕生产，影响工农联盟。”

“其一，下粮食之马。浙江省产量订高了，购了过头粮，党和中农、贫农的关系都很紧张。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卖家畜、吃种粮、要饭、卖儿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生，呈不稳之象，必须做好粮食的销售工作。但由于返销面过大，需要中央予以支持。”

“其二，要下合作之马。合作社展过多过快，从去春的2ooo多个社，o.6%，展到目前的5oooo多个社，25%，参加农户达3o%以上的有29个县。其中一部分是好的，但因政策准备不好，问题很多，经济政策很混乱；有一部分社已经办不下去，办得下去的也办不好。由于粮食、合作化两紧张，领导机关力量顾此失彼，拖得全盘工作有些被动。加上去年贯彻阶级政策不完整，主要的偏差是对团结中农有所忽视，这就加重了党和中农之间、中贫农之间的关系紧张。不少合作社向政府要钱要粮；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坐吃山空。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了，新的生产秩序无法确定，拖下去将会既脱离中农，又脱离贫农，有使我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因此，必须赶快下合作之马，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还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即丢掉虚假成绩，集中力量巩固真实成绩。以免全面勉强维持，把力量分得四散，什么也办不好，使紧张局面拖延下去。收缩意味着向个体经济让出点阵地，以便巩固已得的合作阵地。在最混乱的地方要快，冒进不大的地方则慢，不强迫留，也不强迫退，这样可以达到既快又稳。”

主席听到了“下马”之说，极为不悦，后来给以极其尖锐的批评。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