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8日，主席又去南方视察。

6月14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说：“建社有很大成绩。要估计到我国和苏联情况不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两年内减产。我国显然不同，社一建立起来，百分之七十五都增产了；减产的，整顿后第二年也增产了。对农业合作化事业要有充分的信心，对成绩要有充分的估计。”会议批准了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社展到1oo万个的计划。**说：“明秋前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主席在视察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十分乐观，对农业社展到1oo万个又觉得少了。他要翻一番，展到13o万个。

6月23日晚，主席回到北京，次日召见邓子恢谈话。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主席听完汇报后，要邓子恢修改计划，把经政治局批准的展到1oo万个社的计划，改为展到13o万个。

邓子恢一听，心想：坏了，主席的想法又变挂了。搞1oo万个社就够多的了，怎么又要翻一番，搞到13o万个？他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说出来，只是说：“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汇报吧。”

邓子恢回到部里征询部下的意见。为了让大家讲真话，他没有说主席要求“翻一番”的指示。部下们据实陈言：全国农村形势不容乐观，还是按政治局批准的翻半番，搞到1oo万为好。翻一番，太快了，要出大乱子。

邓子恢决心“苦谏”，想找主席面陈意见。主席忙于外事活动，没有时间。直到7月11日，才召见邓子恢和几位副部长谈话。

主席问邓子恢：“你们商量的结果怎么样？”

邓子恢回答：“我们认为，还是维持政治局批准的翻半番搞1oo万个社的计划为好。翻一番，太快了，过了客观可能性，难以完成。”接着，他列举了几点理由：（1）合作社的展度，应该与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而我国工业目前尚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机械设备。（2）现有的65万个社，质量不好，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重。要打好基础，才能较好的前进。（3）全国各地情况不一，群众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展过快，过了群众觉悟程度，会生强迫命令。（4）干部领导经验尚须积累，培养会计也需一定的时间。（5）苏联和东欧国家农业合作化过急，已有教训，值得我国注意。

主席很生气，批评说：“什么过了‘客观可能性’！实际上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可挖嘛。现在看来，翻半番太保守了，翻一番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你说的理由根本不成其理由。”

“怎么不是理由？办社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啊！”邓子恢急忙申辩，“不顾客观条件，人为的加合作化的进程，会闹大乱子的。”

“事在人为嘛！条件是人创造的嘛！”主席反驳，“你的‘要和工业化进度相适应’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老调重弹嘛。什么“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你们的眼睛只盯着少数的有资本主义自倾向的上中农，根本看不见广大的贫下中农群众中所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向来是‘从战争中学战争’的，干部的经验和会计能力是在实践中积累和锻炼的，你不成立合作社，他们去哪里积累！去哪里锻炼！我们到1956年秋收前展到13o万个社，不是急，更不是过急，而是恰如其分。这怎么能和苏联和东欧国家合作化过急的错误相提并论。真是奇谈怪论！”

“主席，你一向都是主张实事求是的。翻一番不是实事求是啊！”邓子恢横下一条心，坚决抗命，“我说的理由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奇谈怪论。”

“什么实事求是？你到处讲要大砍合作社，也是实事求是吗？”

“我只是按照你和中央的指示整顿合作社，从来没有说过‘砍’合作社啊。”

“你太自以为是，太固执啦！”主席咄咄逼人。

“我不是固执。我是个**员，是党的干部，我要对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邓子恢寸步不让。

……

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谈话陷入僵局。在座的副部长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阵势，都为邓子恢捏着一把汗，不敢轻易说什么。

主席知道这个老部下的犟脾气，觉得不能再顶下去了。他只好缓和一下气氛，说：“好啦。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的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主席，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翻一番的事，容我再想一想。”邓子恢也作了自我批评。

到下午5点4o分，谈话结束了。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主席笑着说：“别走，请你们吃饭。”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谈话回来后，部下都劝邓子恢：“邓老，何必为了3o万个合作社和主席争论呢。”邓子恢说：“不只是3o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不顾客观条件，要按个人主观意志搞大展，这要出大乱子的，怎么能不说清楚呢。”

邓子恢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不能听主席的翻一番的主张。7月15日，他找主席汇报，主席忙于外事，一时抽不出时间。于是，他向**汇报了部里研究的意见：“搞一百三十万初级社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