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6日至22日，主席到南方视察。沿途，他看到小麦长势很好，有半人高。他心里嘀咕：看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蛮高嘛，怎么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说农民生产消极呢？即使消极，也是一小部分呀。

到了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他们是反映农民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情绪的。这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无关系。”

柯庆施最善于揣摩主席的心思。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主席的“停、缩”是出于不得已，其真心是希望合作社大展的，对收缩合作社是心痛的。因此，汇报时都紧靠总路线，尽捡主席爱听的说，拿爱看的看，没有人像邓子恢那样，实话实说。

在北京，主席看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各地汇报的材料，对农村出现的紧张状况不能不给予关注，因此，对邓子恢提出的一些缓解矛盾的政策表示支持。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农民改造的战略部署有任何的动摇和变化。他更为关注和担心的是，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必须破除，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因此，当他看到了柯庆施领他参观的麦田，听到了柯庆施的汇报，立即断定，这才是事物的本质、主流，而邓子恢们所汇报的都是非本质的支流。

五月一日，在**城楼上，主席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这是主席改变态度的一个重要信号。

5月5日晚，邓子恢向主席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主席警告邓子恢：“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邓子恢已经下定决心贯彻中央的“停止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解决农村的紧张问题，把自己的荣辱早已置之度外。因此，对主席的这个警告未予重视，第二天作会议总结时，没有向会议传达主席的这个话。他在总结中，仍然照三月间主席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情展，一般地区停止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5月9日晚，主席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等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主席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了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不同意大展，仍然坚持三月间主席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主席的脸色掠过一丝不悦，勉强的说：“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沉吟一下，接着说：“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他加重了语气，“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主席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

5月17日，主席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和展农业合作社等问题。

会上，省市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社当前情况和展计划，对主席的讲话进行了讨论。有的人在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了些怨气，埋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

主席讲话，说：“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严重，尖锐叫唤的只是地主富农和一些富裕中农。所谓‘农村紧张’，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谣风’。”

主席着重讲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不指名的批评了邓子恢等主张反对急躁冒进的人，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他说：“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

主席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把他自己在三月提出的“停、缩、”三字方针的内涵，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他在三月间对邓子恢所说的“停、缩、”，重点是在“停、缩”上，而这次重点却放在“”上。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地区，这一次却把山东作为应当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展的地区。

主席也讲了自愿互利原则。听的人心里说：要高度的大展，还怎么能够坚持自愿原则？

主席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

最后主席作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主席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主席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传达主席的讲话，贯彻会议的精神，制订合作社大展的计划。中央农村工作部也按照主席的“大展”的精神，重新拟定展计划，要在现有65万个初级社的基础上，到1956年秋收前展到1oo万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