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正在改“刊词”的稿子，突然接到程昌荣的电话，我迫不及待地问季老师的事是不是定案了，怎么定的？他说电话里几句话说不清，他马上来。

婉云和汪明听说我要来客，都说让一让，我笑他们名义上是让我好谈话，实际上是想回家通炉子。他们笑道，也可以这样说吧！

我泡了茶，急切地等着程昌荣来。因为从电话里昌荣吞吞吐吐的语气，我感到季老师的情况可能不妙。

昌荣一进门，我现他眼睛红红的，忙泡了杯茶放到他的面前，请他坐下。我将椅子转过来跟他面对面地坐着，我问他季老师的案子怎么定的，是什么性质？

他停了半晌，摇着头说：“没有定，不知怎么定。”

“还没定？这么复杂？”我问，“我那天走的时候，你不是说两三天就可定吗？”

“你走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开了支委会，把两个组调查的材料全部集中起来，包括你的那一份，共九份，一份一份在会上读，大体是一致的，跟你的证明差不多，说季老师对党对**是热爱的。有一份还特别讲到反右时季老师只是对学校领导提意见，而且是教学方面的意见。他所表的那些文章的观点，多半也是正确的。”

“那不就好定了？”我兴奋地说。

“你听我说。”昌荣说，“支部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和他在七中的表现，以及这次出事后他的态度，写了一个报告给市教委，认定是笔误，是好心办了错事，客观上造成不良影响，行政上给予警告处分。”

“这――？”

我还没说出口，昌荣又说：“原议，不想给警告处分，只准备要他写个检查了结。”

我插话问：“是不是这两种意见不一致，才没做结论？”

“不是。”昌荣说，“最后还是统一，给警告处分，这样可以警戒老师们以后写东西说话要谨慎些，同时也可安抚那些思想过激的人。”

“有道理，有道理。”我说。

昌荣继续说：“当天下午，我们就把报告起草好了，准备第二天上午，一方面把报告打印报市教委，一方面找季老师谈话，把支部意见告诉他，要他不要再去跪了，已跪了三天，防止晕倒。”

“好好好，你们的支部还真有水平。这也是你这工宣队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领导有方。”我高兴地站起来，又问，“那你一进门时，为什么又说没定，不知怎么定呢？”

昌荣犹豫了半晌才说：“谁知，谁知，第二天上午上班时，我约了校长等人，到季老师宿舍去，叫了很长时间无人应答，趴窗看，被窗帘挡住看不见。当时有人怀疑，是不是畏罪逃跑？我立时紧张起来，但一想，不会的，要逃早逃了，何必请罪跪三天？又有人说，是否买早点去了，又等了一会，仍不见人。我忽然看到窗帘里面的电灯还亮着，担心是否连跪几天，睡晕了，便叫人把门撬开。”

“果然是晕了。”我说。

昌荣摇着头，深深叹了口气：“我们进屋一看，他吊在厨房与卧室之间的门头上。”

我惊问：“他上吊了，死了吗？送医院抢救了吗？我要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