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放心，我绝不是朴义！”昌荣说，“你不仅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的老领导。你刚才说的这些，实际上也是我想跟你说的。最近我要处理好季老师的事，忙完了，我一定要去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走到校门口，我伸出手说：“好吧！你别送了。季老师的事，处理结果，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不是打电话。”昌荣握着我的手说，“我要亲自到你那里去告诉你。”

他的意思我明白，只因他是负责人，在组织没有决定之前他是不好说的。我离开的时候他还站在那里，我走了几步又回头问：“你还住在厂里？丁科长放回来了吗？于主席出院没有？”

“我是临时抽出来当工宣队的，当然还住在厂里。”昌荣说，“于主席还没出院，医院不让他出，怕出院后糟派又来整他。丁科长的事，公安部门正在调查，也是了解他的一贯表现，据说已调查完，估计没多久就会放回来的。”

我离开七中，沿护城河（环城公园）往回走，心情很沉重。本是高高兴兴去看季老师，听他对我那诗的修改意见，没想到我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惨景，令我非常难受，非常沮丧。季老师四十年生涯的道路也是够曲折、够坎坷的了。他是五一年北大毕业的，原留在北京工作，五三年为照顾夫妻关系，几经周折才调来本省，谁料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夫妻关系日益恶化，终究离婚。六二年摘掉右派帽子，精神面貌逐渐好转，经介绍与校图书馆管理员再婚。不幸，婚后不到一年，其妻又得白血病不治而亡，这无疑对他又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心灰意冷，至今单身一人。好不容易过了两年的安稳生活，为何这次却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相信迷信，可为什么他的命运却这样坎坷？这样悲惨？这样地不可理解？

几天来，我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程昌荣给我的消息，因为季老师毕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但程昌荣一直都没来电话。

经过紧锣密鼓的努力，我们的工农兵文艺战士联合会终于成立了。我们在省文联会议室开了会，大家选举我为联合会会长，姜玉兰、胡奇为副会长。成立了《工农兵文艺》编辑部，我为主编，胡奇为副主编，晓兵、项齐斌、鲁南、杨兴田为编委。

我在会上主要讲了三件事：一是联合会和刊物的宗旨和任务；二是所有参加的五十多位作者都要积极写稿、组稿；三是在准备足够两期的用稿量后，争取“十?一”创刊。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认为这是我们工农兵业余作者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刊物，一定要积极努力把它办好。

会后项齐斌和胡奇跑来找我，说天津要开全国性业余作者大会，问我是否去参加。我说现在五花八门的组织都有，这个会是谁组织的，是什么性质的我们搞不清，我们的联合会是军管会批准的合法组织，没有军管会通知，我们不能去。可是项齐斌还是想去，我知道，他主要是想去逛逛，我没同意。他很不高兴地走了。过了几天，他又跑来。我说是不是还想去天津？他咧着嘴说幸亏没去，上面正在查天津会议，若是去了，那可就说不清了。我说：“你这人啦，脑瓜子很灵，怎么这事就不多转几个弯？”

他笑道；“我还不是想去玩玩吗？你的脑子比我复杂。不然，我可要倒霉了。以后还是听你的。”他说着，把修改后的“刊词”和“一封信”的稿子交给我就走了。